10月30日贴文二之一:

民族主义的无赖论调二三议/江扬(中国)

无赖这个词多少有点暧昧,它与恶人不同,听起来比恶人的程度轻一些,没有那么罪大恶极。但也正是它表面上的轻微,让它比一般的作恶更容易被忽视,被宽恕。一般来说,恶人更容易被千夫所指,从而获得应有的惩罚,而无赖,则常常逃脱审判,长久地为害人间,成为社会中挥之不去的毒瘤。

在全球右转的大气候下,民族主义泛滥成了各国舆论场中典型的无赖案例。在简中(编按:“强国”的另一种说法。)场域,它主要表现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反对日韩或是西方的一切。举着爱国的大旗,所有的无赖逻辑都变得顺理成章。比如近日对法国球星姆巴佩的口诛笔伐,就是一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狂欢。所有人都恨不得冲上去踩上一脚,却少有人认真讨论姆巴佩究竟说错了什么。即便回到姆巴佩的原文,也需要解释如何把谈论毛泽东的迷因等同于批判他,而评判毛又为何滑向针对中国,批判中国又成了侮辱所有中国人。这样的无赖逻辑虽然有明显的滑坡谬误,却仍然大行其道,成为民族主义者们狂欢的契机。

类似的无赖逻辑还表现在为俄罗斯侵略行径的辩护。民族主义者们先是声称,俄罗斯是为了抵制北约东扩才被迫出兵。但当这样的谬论被瑞典芬兰火线加入北约啪啪打脸之后,又扛出了爱国主义这个百试不爽的遮羞布,声称只有俄罗斯吸引了西方的炮火,才可以让中国多一点喘息之机,因此,支持俄罗斯其实就是支持中国。孰不知,为何需要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在一起,跟整个西方文明为敌?这不仅在历史道义上说不过去,从现实的国际政治上看也并不明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应该与俄罗斯的侵略价值观更接近。

另外一个听起来更振振有词的论调是抓住西方当下动荡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的体制辩护。比如说西式选票政治是西方精英给普通人最大的精神鸦片,选上来的政客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可能理解普通人的苦难。西方社会虽然允许游行,但无论游行多少次,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中国文化则求同存异,从来不会羞辱他人的文化与信仰。然而,这仍然是无赖的论调。新近对蔡康永、姆巴佩的网络诛杀恰好证明了简中舆论场根本容不下异见,表面上对西方的求同存异只不过证明了中国文化暂时还未摆脱弱势地位而已。无论如何讽刺西方政客的精英傲慢,也并无法证明中国这些贪腐官员能多为民请命。用王朔的话一言以蔽之:“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

这些无赖的民粹逻辑原本都经不起深究,但问题是官方并不允许深究,一旦有人天真地做一些坦率的讨论,那么一定会遭致更加无赖的手段,即来自官方的禁言封号。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族主义实则是官方在其后背书的保皇主义。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过于明晃晃地保皇,无异于赤裸裸地作恶,不仅粗暴过时,更难以昭之于众,那么用新式的民族主义来包装,就可以为无赖的手段开脱,缓和了直接作恶的血淋淋。实际上,二者就是一回事,作恶与无赖此时并没有什么区别。

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话,支撑这些民族主义背后的心态不仅是保皇,也是嫉妒。如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所说,当嫉妒由于无力发泄、无法改变现状,并长期在时间中发酵,被体验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时,它就会凝结为怨恨(Ressentiment)。人人乐见明星等成功人士倒霉,实则是对富人的嫉妒心态在作祟。对于俄罗斯的推崇也部分源于对乌克兰的嫉妒。我们都对强权屈服,凭什么乌克兰敢反抗?对于西方的怨恨则来自于存在论意义上的嫉妒。当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人既难以摆脱无力的政治地位又无法润(编按:汉语拼音run,在现代网络语言成了“逃跑”、“移民”的代名词)去他国的时候,竭尽全力无赖地诋毁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对自身困境的发泄方式。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的实质。

  •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 主题:无赖

上一篇文章链接:无赖/黄心薇(吉隆坡·马来西亚)

AI时代还需要尊敬老人/老师吗?/江扬(中国)

人类社会延续数千年来,老人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尊老也一直是许多民族的传统习惯。这当然不是偶然产生的,概因是老人们充分利用早降生的时段,获取了可作为资本的人生经验与知识储备。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下,年轻人需要向老人们学习,才可以更好地在自然界生存。在知识更新很慢的时代,一个老人所拥有的几十年的经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本社群或者本民族的重要资产。老人所具备的知识权威,让敬老具备了功利意义上的正当性。

另一个让老人备受尊敬的原因是既有格局下的资源权威。无论在哪里,由于时间的累积,大多数社会资源都由老人们掌管。老人们在社会中的人脉也远非年轻一代可及。这些都造成了显著的代际导致的阶级差异,以至于在今天的各个成熟社会,家族传承成了财富流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维持长幼有序的社会传统,就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与老人特权。对老人的敬重,亦是从功利实践层面肯定了其代表的权势与地位。

划时代的AI给一成不变的老人社会撕开了一道裂缝,传统中老人所拥有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权威瓦解了。因为再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知识储备,也抵不上耗费几瓦电力输出的AI结果。甚至在很多领域,老人反而可能是信息落后的一方,需要向年轻人请教如何使用AI,以更新自己陈旧的知识库。从此,年龄越来越不能等同于知识。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得向AI学习。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老人与年轻人一样渺小,也更加平等。

而在资源权威方面,虽然不像知识特权那样显著地瓦解,但社会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且不说AI浪潮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新贵,让一众“老钱们”无法安之若素。即便是一般的年轻人,也不再为老一代延续多年的击鼓传花游戏买单。比如很多奢侈品,贵价手表,或者邮票等收藏品,这些持续了多年的消费符号已经割不到年轻人的韭菜。诚然,现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仍然呈现出明显的老人政治特色,社会资源仍然大量掌握在上一代人手中,AI并没有一夜之间改变这种结构。但与传统社会中老人近乎天然的权威相比,年轻人借助AI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因此拥有了挑战旧有秩序的新工具,传统的资源权威也在渐渐松动。

那么,是不是我们再也不需要对我们的老师毕恭毕敬了呢?毕竟市面上最拙劣的AI都超出了老师们的毕生所学。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一个人?无论是知识权威还是资源特权,传统社会对老人的尊崇,很大程度上都夹杂着功利主义的成分。这使得传统的敬老充满了被迫服从的意味。而一旦我们不再需要服从老人,尊重也就消失了,眼前不过是一个年老体衰、权势不再的老人。这当然不是文明的准则。把人捧上神坛与把人踩在脚下,是同一种思维的一体两面。文明的社会,不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二选一。当一个人的特权逐渐被削弱之后,我们反而有机会以更加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一个拥有尊严、经历和独特生命经验的人。因此,尊师重道就从建立在年龄与权力之上的等级关系,转变为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权利意识。

我们更需要敬重的,是那些能够洁身自好、修身养性,并在漫长岁月中始终如一的师长。他们的知识结构也许已经不再具有超越时代的光环,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某些特长甚至已经被AI轻易替代,但多年的人文修养与人生实践,却使他们呈现出另一种更加稀缺的价值——一个人如何在漫长而复杂的人生中守住自己的尺度,体面地生活,克制自己的欲望,并最终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也让老师们从知识权威向道德典范转变,让我们明白尊敬的不是老师们背后的光环,而是老师的品格本身。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当然是到今天仍然应验的血淋淋的现实。但我们仍然可以保有一点希冀,保持AI时代的尊师重道,完成从好色向好德的超越性审美,从功利主义走向道德审美主义。这也是尚未被AI统治的人类社会摆脱丛林法则,走向更加高级文明的必经之路。

  •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 主题:敬重

上一篇文章链接:语言的战争/江扬(中国)

语言的战争/江扬(中国)

方言,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母语,但随着普通话的强制推行,几乎所有方言都走向灭绝。今天的一个中国孩子可能依然能够听懂祖父母的方言,却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普通话回应。久而久之,方言首先从公共语言变成家庭语言,再从家庭语言变成老年人的专属语言,最后就此失去代际传承,成了典籍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即便是方言中最顽固的粤语,在今天广东的大城市中也越来越式微,年轻一代几乎都不再主动说粤语。名为广东话,却需要依靠广东之外的香港澳门乃至海外粤人来支撑门面,不禁让人唏嘘。香港的粤语地位虽然暂时稳固,但近些年政府权力边界不断扩大,对普通话的推广也不遗余力。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人移民香港,香港也越来越像一个内地城市,粤语的主体地位长期来看也不是那么高枕无忧。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在香港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语竞争与分工关系,仍占主流的粤语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功能的重新分配。

如果打开国门,不再闭关锁国的话,那么消灭了所有方言的普通话需要作为一个方言去面对强势英语的“霸凌”。英语的扩张并不需要某一个全球政府的强制法令,它通过教育、科学、商业和国际政治自然而然不断捕获新的使用者。学习英语的人越多,更多国际信息就会以英语产生;英语资料越丰富,学习英语的收益就越高。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使得英语占据了远远超过其母语人口比例的地位。语言霸权不仅是使用人口意义上的霸权,也是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霸权。

在这样的体系下,虽然以法语、德语、西语为代表的各个小语种仍然在不断抵抗着英语的渗透与霸权,但都无法挑战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今天基本上所有受过基础教育的年轻人学习的第一外语都是英文。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祖父辈说更好的英语。在部分人群中,英语甚至可能取代母语而成为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如果照此趋势进展的话,可见的将来,英语将成为唯一存活的语言。届时现存的所有其他语言,都将成为古希腊或者拉丁语那样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少数人掌握的只能用于学术研究而不再被日常使用的死语言。

然而,在英语不断攻城掠地之际,AI的横空出世打断了英语一统江湖的美梦。便捷的AI语言工具让普通人不需要学习英语也可以准确无误地交流。换言之,英语作为最重要的交流中介的地位被AI替代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英语消灭各国方言之前,英语自身就遭受了AI的降维打击。再往后看,如果配备了AI技术的脑机接口大肆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绕过语言这个环节,语言的中介地位就会被神经信号的表达所取代,人们通过脑电波直接交流。届时,无论使用什么语言都不再重要,语言本身已变得多余,人类只需要意念相通即可。即便是英语,也会成为历史的注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类是否一定需要语言。维特根斯坦说,“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那么,脱离了语言之后,思想还能继续吗?人还能称之为人吗?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语言作为中介来沟通不同个体的思想。这使得语言虽然不是思想的全部,却构成了思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没有语言而感知、想象并产生某些思想,但我们很难脱离语言去进行人类文明意义上的高度抽象的系统化思想活动。但如果技术让我们不再需要语言,人类会不会同时失去语言赋予思想的某些结构,进而失去相关的思考能力?这并非天方夜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江月或许还相似,但人类语言的更迭,包括人类自身的演化,都在不断加速。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方言

低信任社会/江扬(中国)


欺骗为何是不道德的?这是伦理学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几乎所有文化都将欺骗视为一种错误,更在于欺骗是一种极其普遍的人类行为——如果有人宣称自己从未说过谎,那这句话本身即是谎言。

从古至今,不同伦理学流派对于欺骗的不道德性给出了不同解释。大致来说,欺骗首先破坏了社会信任。信任是所有合作关系的基础,一旦人们开始普遍怀疑彼此,每一次交流、每一项交易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进行验证。其次,它制造了程序上的不公平。欺骗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优势,让诚实的人承担额外代价,公平竞争和制度正义都会因此受到削弱,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则逐渐流失。再次,欺骗会影响行为者自身的人格发展。长期依赖行骗解决问题,那么个人容易形成机会主义的行为模式,无法获取长期主义的成果。

这些论证听起来几乎都难以反驳,但它们大多建立在一种工具性理由之上,也就是强调欺骗最终会带来坏结果。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坏结果很多时候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而欺骗带来的收益却只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比如很长一段时间,福建很多人偷渡出国,导致中国护照受到严重歧视,所有中国人要想出国都需要经历困难重重的签证考验。这对于后人非常不便,但惩罚后人对于已经偷渡(欺骗)成功的人是无效的,他们早已靠着偷渡换来的机会鲤鱼翻身,甚至衣锦还乡。此外,欺骗虽然在较长的周期中会导致个人信用破产或者形成机会主义倾向,但如果已经获得的收益大于失去的信用,这仍然是值得一试的交换。更何况世界这么大,总有隐姓埋名东山再起的机会。机会主义也并不必然是负面的人生取向,特别是在时局动荡各行各业不断重新洗牌的当下。

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持续欺骗,且永远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声誉损失或内心谴责,那么反对欺骗的大多数理由都会失去效力。既然如此,个人又何须遵守这样的道德规范呢?此时,欺骗是否不应该,就取决于你是否接受一种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道德理由。这就回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如果无法证明对于个人有益,那为什么要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去实践道德?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既然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欺骗过别人,那么欺骗也构成了人性的一部分。从进化伦理学来说,人类的欺骗倾向也是一种生存手段,这种倾向在特定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生活就意味着持续与自身的欲望和本能发生冲突,它要求人不断克制眼前利益,接受长期原则的约束。每个人在批评他人缺乏公德时,都需要意识到如果自己面对着类似的诱惑,亦难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当人人在怒骂贪官时,背后起作用的往往是自己无法取而代之的嫉妒。

所有的这些问题叠加起来,就让我们不得不身处一个制度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常说的“低信任均衡”(low-trust equilibrium)的状态,整个社会或群体长期陷入人与人互相不信任,社会合作成本极高,社会关系极其冷漠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具体实践中,还充斥着上位者一边宣扬所谓诚实守信的核心价值观,一边巧取豪夺,率先破坏社会信任的自我分裂。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从整体功利主义的角度再也难以约束人们的欺骗行为,而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更显得过于天真。

行文至此,看到简中网络热炒新近获得菲尔兹奖两位华人数学家的中国出身,不由想到,也许越是低信任社会,就越喜欢攀亲带故。宗族观念虽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却成了低信任社会的人们为数不多可以抓住的稻草。这倒是与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盛行的世界大势不谋而合了。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欺骗
  • 上一篇文章链接:
  • 自欺/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6月30日贴文二之一:

加速时代的悖论/江扬(中国)

在AI时代,我们越来越彻底地体会到加速主义的趋势。过去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熬出来的成果,现在正以秒为单位被成批地制造出来。比如在设计领域,过去的建筑师需要查阅无数资料并经历漫长的纠结才能出一稿方案。而现在,只要在AI工具里输入几个提示词,几分钟内就能生成数十张高精度的效果图。童话里点石成金的炼金术,正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

AI带来的高效确实帮人类省去了许多无用功。但随之而来的,是过程本身被蒸发了,中间状态被擦除了,日常生活被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准的指标。成功或失败都来得太快,世界变得简单明了,却也彻底不再有起伏。

如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话,这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人生不仅只有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说,走向结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比如对于爬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们,如果有一种超级直升机,可以把他们直接带到山顶打个卡就带下来,恐怕登山的乐趣就会直线下降,世界最高峰的魅力也会大大失色。

类似地,旅行的乐趣就在于行前的规划、安排的踌躇以及无法避免的各种旅途意外。如果遵循提前规划好的完美行程,比如几点到哪家餐厅,吃哪道评价最高的菜,一切都那么可预期,旅游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也正因如此,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人。他们拒绝AI的点石成金,重新拥抱那些笨拙低效的物理过程。他们愿意花几个小时亲手做一顿饭,耐心读完一本厚重的纸质书,甚至愿意在陌生城市里迷路,只为了重新找回生活的真实质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对加速时代的主动抵抗,希望重返传统时代的沉浸式体验。

然而,当我们赞美慢生活时,不禁要问,这种反抗本身,是否也是加速社会的产物?我们所知的那些关于慢生活的故事,大多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这本身不正是依赖于高速运转的信息网络吗?当我们身患重病、急需送往医院时,我们不会希望救护车慢一点。当面对一场决定命运的重要考试时,我们也不会拒绝AI帮助我们迅速梳理重点知识。换言之,我们真正渴望的,其实并非一味地缓慢,而是保有选择权。只有在结果无伤大雅的前提下,我们才拥有享受过程的资格。

因此,我们所怀念的那些充满汗水与挣扎的过程,更像一种经过美化后的记忆,一种叶公好龙的浪漫想象。我们礼赞当下,鼓励有意识地浪费时间,只是因为这种浪费不会带来真正的代价。当我们习惯于手指点击几下货物就能够迅速上门,AI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几天的工作量,我们才有闲暇泡一杯咖啡,讨论慢生活的意义。这种闲暇本身就是建立在加速社会之上的奢侈体验。慢,是一种特权。

窗外那些仍在与时间赛跑的快递员与外卖骑手,以及无数依靠效率维持生计的人,则希望能够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点石成金
  • 上一篇文章链接:
  • 点石成金/#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江扬(中国)

在人类各种情感图谱中,嫉妒始终是一个隐秘且备受争议的元素。在传统的伦理学和宗教叙事里,它是基督教的七宗罪之一,是莎士比亚笔下那头绿眼妖魔(green-eyed monster),也是导致人类历史上无数背叛与杀戮的根源。嫉妒,似乎是纯粹的道德缺陷,是让人羞愧的负面情绪。人们害怕表露出嫉妒心,在公共场合总是被迫面带微笑地祝福比自己更成功的人,即便内心早已咬牙切齿,妒火中烧。

被嫉妒咬噬的人们还时常如此自辩,我们虽然仇富,但我们仇的只是为富不仁。然而,归根结底,这仍然是嫉妒他人可以合理利用规则或者有能力绕过规则去赢得竞争。如果你可以利用天赋或者努力在规则框架内获得成功,那么对于为富不仁的人来说,设法绕过现行规则则是他们的优势。所谓的公平正义奖赏的是天赋异禀,对于缺少天赋的人来说,这却是惩罚。所以他们只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坑蒙拐骗,为自己谋利。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许恰恰是在嫉妒一种不要脸面、不走正道的天赋。

嫉妒的起源在生物学中寻得一点解释。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生物体只是基因制造的生存机器,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基因的自我复制与繁衍。在这个前提下,嫉妒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敏感的雷达系统,它可以侦测和防御可能威胁个体基因延续的外部风险,也是深深镌刻在人类基因DNA中的生存策略。

相近地,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揭示了嫉妒在两性进化中的差异运作。对于男性来说,由于体内受精的生物学机制,远古男性面临着非亲生父权(cuckoldry)的隐性焦虑。男性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了携带他人基因的后代,将成为他自身进化意义上的巨大灾难,这意味着他耗费了极其宝贵的生存资源,却未能传递自己的基因。因此,男性的基因中演化出了一种对伴侣性背叛高度敏感的嫉妒机制。

相较于男性的父权焦虑,对于女性来说,嫉妒表现为资源剥夺焦虑。女性虽然能够百分百确定后代携带自己的基因,但在远古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独自抚养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女性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伴侣将生存资源,包括食物、保护、情感投入等,转移给其他雌性及其后代。因此,女性的嫉妒同样会被伴侣的情感背叛所触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嫉妒者的后代。那些在远古时代缺乏嫉妒心、对资源和配偶被掠夺无动于衷的个体,早已经被残酷的自然选择所淘汰。嫉妒,是基因赋予我们的护身符。这让我们对自身时时产生的嫉妒心获得一点安慰,看起来嫉妒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赋予的。

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粉饰太平地倡导用理性去压制不合理的嫉妒心,也没必要心灵鸡汤地宣称,所有的人生苦恼都来自于自己的心魔,与他人无关。让我们直面这个世界的现实,那就是不平等是永恒存在的,嫉妒心亦是人皆有之。人不仅生而不平等,对所有游戏规则的利用与手段也都不平等。而嫉妒就是不平等的副产物,只要有不平等存在,那么嫉妒就必然存在,没必要刻意隐藏。现代性的一大进步就是充分解放了人的天性。既然嫉妒心,与食色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份,那么何必妖魔它呢?既然公平正义遥不可及,资源与配偶都可能被随意剥夺,那凭什么不能用嫉妒来表达一下愤慨呢?

在没有毁灭地球之前,让我们一起妒火中烧吧。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妒忌

上一篇文章链接:从妒忌到忮忌/周睿(吉隆坡·马来西亚)

FIRE/江扬(中国)

躺平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主要指年轻人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极度不平衡而被迫放弃职业生涯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打工人在追求一种更主动的躺平,那就是做好足够的投资与资产规划,在一定时刻辞去工作,靠着投资收益生活,也就是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FIRE理念的兴起是多重历史条件叠加而形成的。首先,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催生了高收入的职业,使得以程序员为代表的部分群体迅速积累了足够多的起步资本。金融市场的长期上涨,特别是指数基金的普及,又降低了普通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门槛。这让积累了起步资本的中产阶级可以更好地利用手中的筹码换取长期的收益。此外,大城市的住房与各种生活成本上升、AI革命带来的普遍就业不稳定以及仍然在岗的“牛马们”对“996”制度的不满,都让年轻一代对传统职业路径产生怀疑,进而寻求摆脱终身劳动的传统工作伦理,探索与祖辈不同的更加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持续劳动都被视为一个健全人的基本社会义务,那么FIRE则反映了后工业时代对这种劳动道德枷锁的深切质疑。

当然,FIRE式的躺平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这条前所未有的“躺平之路”也充满着各种变数。比如最现实的问题是,FIRE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极度受到市场环境与社会制度的多重制约。虽然FIRE践行者的充足底气来自于过去近百年美股总体指数的持续上涨,但在一日千里、旧有规范不断被打破的动荡时代,无条件地用过去的经验套在未来的实践上并非毫无风险。持续数十年的计划若是中间产生了一些变故,那么,是及时止损转换赛道,还是迅速找回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这都需要未雨绸缪的预案。

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早日实现FIRE,人们需要严格地将大部份收入转为投资资本,这往往伴随着极端节俭策略,例如压缩社交支出、降低居住成本等,并美其名曰为延迟满足与理性消费。这从对抗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过度追求长期主义,过度强调延时享受,也与“活在当下”的实用哲学相悖。再极端一点说,没有人可以预料自己的寿命长度。如果一意奉行长期主义,将所有储蓄留待以后再享受,那么将错过多少人生沿途可以欣赏的风景?更何况,长期以经济损益作为指导行动的首要纲领,无疑是对复杂丰富世界的窄化与单调化。一切都以退休躺平为目标,那么这与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最后,FIRE当然体现了一种个体化的趋势,通过自我规划与资本运作,试图摆脱制度性约束,在个体自由与财务安全之间尽量取得平衡。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个体化路径建基于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在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属性。换言之,FIRE所承诺的自由对于实践者自身或许是令人向往的解放,但它实现的前提是社会中的大多数牛马仍然马不停蹄地辛勤劳动以支撑股市不断上涨。FIRE对资本压迫的反抗,最终并非针对整个制度,而是把这个压力转嫁到更加弱势的其余打工群体身上,成为贫富分化的资本逻辑的隐匿帮凶。我们虽然无法就此道德绑架任何合法的投资行为,但看似轻松自由的FIRE背后所暗含的对资本主义绑架全民生活方式的共谋,以及对击鼓传花式金融游戏的深度参与,恐怕难以让他们像对消费主义的公开宣战那么理直气壮。

总而言之,FIRE的理想很美丽,但具体实施起来不仅少有先例,也并不轻松。也许对于个体而言,FIRE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路径,但不应被神化为普通中产唯一的理想生活方式。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背后所揭示的普遍劳动焦虑与制度顽疾、人们对更高阶层的渴望、以及随之共生的向下的恐慌踩踏,或许才是更值得关注的议题。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躺平

上一篇王制链接:躺平?摆烂?自我妥协?/萧克飞(吉隆坡·马来西亚)

从宗族叙事到国家主义/江扬(中国)


在中国东南沿海,广东福建尤其是潮汕一带的人们常常以他们的宗族纽带自豪。在宗族大家族的庇护下,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外出经商,人生的各种情景常常能得到家族关系的鼎力支持。这不仅是在宗族所在地,即便是在远离家乡的异乡,也一样行之有效。它以亲缘为名,在实际运作中承担着资源分配、风险对冲与社会保障等多重功能,使得个人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集体协作的结果。

抱团取暖,以家族为基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在漫长的人类群居历史中起到相当正面的作用当然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套用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话说,这是一种东亚地区顶级讲故事的能力。宗族关系常常并不必然包含血缘关系,而如何说服不具备血缘关系的人们相信自己同属于一个长期有效的社会结构,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看到,这个叙事在潮汕社会中行之有效了百千年,越是封闭落后的山村,这样的叙事就越是成功。这实际上是在相互种族特征区别不大的汉族群体中生生开辟出了更上一层的共同体认同感。今天在整个东亚社会的生育率都萎靡不振的大环境下,潮汕地区的生育率仍然独树一帜,广东随便哪家潮汕猪杂粉的后厨里都能看到五六口之家首尾相助其乐融融的场面,更是令人惊叹宗族规训的顽强。

历史当然并非一成不变,到了现代社会,宗族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越发显现出来。比如传统的父权家长制与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对立,比如个体无条件为集体牺牲的传统与强调个人理性的分歧。这些现代观念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结构。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一方面希望能充分利用宗族关系带来的人脉以拓展个人的社交,另一方面又寻求避免被宗族道德过度绑架的个体责任。对于在大城市扎根定居的潮汕子弟来说,切断家族关系,完全抛掉宗族的束缚,也并非一个不可能的选项。

特别是在国家主义盛行、民族主义当道的今天,宗族主义多少也被迫让位给那些更宏大的叙事。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国家主义不过是扩大版的宗族主义。如果说宗族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构建信任,那么国家则通过制度、法律与教育,将这种信任扩展至更多的陌生人之间。无论是宗族还是国家,都需要通过叙事来维系认同——前者诉诸祖先与血脉,后者诉诸历史、民族与共同命运。他们同样在利用文化与情感以不断竞争个体的忠诚与资源,也同样面临着现代主义对人的解放之后的个体与集体的价值观冲突。当国家叙事被不断强化时,个体同样面临一种熟悉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一个抽象共同体承担义务。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在更高层面再次出现。

如果说过去的宗族凝聚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候以马车可以抵达的范围构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那么今天改头换面而出现的国家主义无非是在国防力量可以维持的土地上构建出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对于虚无缥缈缺少科学支撑的民族血统论来说,这种从宗族、种族向国家的转变当然更被上位者喜闻乐见,也更愿意顺水推舟地推动宗族叙事转世成为同等劣迹斑斑的国家主义。这对于步履蹒跚的人类文明来说算不上什么进步。然而,从现实角度出发,这又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相对最务实的生存策略。如果人类足够幸运,能让民主公正的文明法则阴差阳错地从少数国家推广到全世界,也许有机会看到这些个宗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幽灵渐渐褪去。只不过,这又是以数百年计的历史进程了。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家族故事

上一篇文章链接:祖父的故事/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江山代有老登出/#江扬(中国)

近年来《简中舆论场》(注)常见到一个词——“老登”,大意是指一些倚老卖老的中老年男性,喜欢对年轻人指指点点,把自己从历史机遇与既有制度中获得的时代红利视为必然,却对今天年轻人所遭遇的系统性困境视而不见。老登们常常自以为是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也恰恰是最遭致年轻人反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从年长者那里听到的不再是建议,而是一种隐含的指责或者炫耀。由此,不同代际群体的撕裂也愈加明显。

细分起来,被年轻人嫌弃的老登们还是各有一些不同。比如对于成长在文革年代的老登来说,当年轻人谈论自由空间,他们脑中浮现的是混乱。当年轻人谈制度改革,他们想到的则是灾难。这不是观念落后,而是创伤记忆在说话。他们的青年时期处在社会秩序高度不稳定的时代,规则可能一夕之间就突然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生活也可能随环境的剧烈波动而失去确定性。在这种社会生态里,最重要的不是如何突破,而是如何站稳。因此,“文革老登”们也更容易把稳定视为社会的首要目标,也更容易对激烈变化保持本能警惕。很多时候,他们的谨慎并不是因为缺乏理想,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秩序一旦崩塌,个人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乱世中的生存哲学贯彻得淋漓尽致,欺软怕硬、色厉内荏、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攫取利益而没有任何公德顾虑,都是“文革老登”的典型画像。

比“文革老登”年轻一些的是“改开老登”。这一代老登经历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机会爆炸的时代,看到的是城市扩张、私营经济崛起、房地产上涨、社会流动打开。他们的人生经验不是避免灾难,而是抓住一切窗口。因此他们会形成一种深信不疑的逻辑——努力一定有回报、吃苦一定能成功、社会总体会变好。他们对个人奋斗神话极度信任,如果年轻人失败,那只能是因为不够努力。当今天的年轻人面对更高房价、更激烈竞争与更缓慢的上升通道时,他们仍会本能地套用旧公式解释现实。他们其实不是冷血,而是他们的人生经验真实如此。正因为这种经验如此具体,他们很难相信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其实是漫长的中国集权历史中的一个特例。当然,与“文革老登”相似的是,“改开老登”一样没有太多的公共道德枷锁,功利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金钱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老登现象或许不是一个群体问题,而是一种时间机制。每一代人在年轻时都会学会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只要这套方式曾经带来安全感与成功,它就会在记忆里变得异常牢固。社会不会停下来等待这些经验慢慢更新,当结构变化快过个人认知更新时,代际之间的鸿沟就会愈加显现出来。老登们的进化史无疑与社会的变革史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不同历史现实在同一时间里的重叠。

历史的道路曲折蜿蜒,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也未必胜旧人。但总体说来,“改开老登”还是比“文革老登”稍稍多一点正面价值,毕竟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实在耀眼。只不过,基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急剧左转,当今天的基本盘小粉红们成为老登后,可以想见他们会更多地跨代传承“文革老登”的遗毒。但由于他们毕竟是在改开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总还是与“文革登味”有一点点区隔,比如可能多了一点点公德与体面。虽然所有人最终都会无可挽回地成为老登,但有些时代的老登总是能在登臭味上独领风骚,并流毒后世多年。这恐怕需要经过以百年计的文化洗礼才能渐渐完成漂洗荡涤。

注:简中舆论场 尝试感觉一下。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一代不如一代

上一篇文章链接:一代不如一代/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12月31日贴文二之一:

从格局打开到顾全大局/江扬(中国)

有一段时间,愉快地刷着短视频的韭菜们常常会收到这样的警世恒言——“格局打开”。这对于缺少文凭壮胆或足够存款撑腰的小镇青年不啻为当头棒喝,手机前娇躯一震,灵魂顿时现出了自惭形秽的“小”来。原来我一生穷困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就在于人生格局没有打开,没有将视野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这四个字俨然戳中了我的人生命门。

这让人想起来早年间更被人熟知的另一个短语——“顾全大局”。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孩子被要求顾全大局,让领导先走;通海大地震中的灾民被要求顾全大局,不要接受外界的捐助,也不要将地震的消息传播出去;包括多年以来,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被要求顾全大局,不要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就只看到社会阴暗面,而应该勒紧裤腰带,为了中国崛起继续艰苦奋斗若干年。在今天更加现实的语境下,大局还包括管理者要求员工“顾全大局”去接受不合理的加班,或者女性被要求为了“家庭大局”去容忍偏见甚至家暴,不一而足。

历史不能看合订本,流行短语也不能连起来看,否则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敢情格局打开的结果就是要顾全大局,必要时则牺牲小我去成全大我,而最后到底成全了哪个大局,则无人知晓。这个所谓的大局,就是在利用模糊的宏大叙事,来消解个体的正当权利。当大局与格局被抽象化、神圣化,并脱离具体责任主体时,它们往往不再是理性原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暴力。一个无法被讨论、被追责的大局,本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包装形式,特定方的利益代名词。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所谓的“大局”究竟是由谁定义的。它不应当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抽象概念,它必须由具体的局部和个体组成。大局是靠公平撑起来的,格局是靠尊重建立起来的。一个总是要求其成员“牺牲”和“大度”的社会,必然不是健康的环境。在这个充满了宏大叙事骗术的时代,守住具体的、真实的、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格局的行为。

在你死我活的黑暗丛林中搏杀了半辈子的老帮菜们已然不会被大局的话术所迷惑。既得利益者们也日渐明白,无论发明多少新词,这些旧有的PUA手段已难作用于被社会毒打过多次的老油条。因此,洗脑要从娃娃们抓起。只要控制住年轻人这个基本盘,老东西们就随他去吧。这也是为什么一茬又一茬的“小粉红们”茁壮长膘,迅速出笼,而“老粉红们”则日渐退潮。

历史终究不是一成不变。互联网知识平权的时代,韭菜们也并非就甘心任人收割。不少曾经被格局惊醒的年轻人已经主动斩断了其通往顾全大局的逻辑链条。换言之,格局可以适度打开,但上升到顾全大局就大可不必。年轻人格局打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但若提升格局就会被大局绑架,那还不如继续回床上刷手机。

在以格局对抗大局的博弈之后,接下来就是看私有意识如何向公民意识转化,或者说如何在公共事务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这大概是从短视频中刷出“格局打开”以后可以继续猛刷的社会议题。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格局

上一篇文章链接:格局并非无限的付出/陈天赐(槟城·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