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高山上住着一位神医，许多久患重疾或病魔缠身的人均不畏辛苦而登山寻医。说来也奇怪，见过神医者皆霍然而愈，像原本躺着进去的都可以站起来、愁眉苦脸的也变笑容满面，消息不胫而走，更多人闻风而至……

故事的发展版本很多，有者说神医是“心理医生”，刚好解除了病人的“心病”；有的说山上秋高气爽，暂时舒缓了病情；有的则说病人凭靠“意志力”、“信念”让自己不药而愈；也有猜忌神医是“神棍”云云……

远古时期没有现代所谓的“医学”、“医药知识”，生病相当于有不知名的“东西”侵入，所以导致身体不适，古人只好凭借经验摘取生活中的动植物尝试治疗。话虽如此，即使现今医学昌明，可以用药物直接治愈的病痛多不胜数，但若患上一些奇难杂症或不知名疾病，长期折腾，那可真是痛不欲生！

在不知自己的病会否（或多久）复原的情况下，时有听闻某人在患病时/后开始拜神、“信主”、“皈依佛法”了。这也许是病人/家属想倚靠超自然力量（或称神灵或宗教）来安抚自己浮躁不安的情绪，也可能是寄望神灵保佑，早日康复。当中亦有者对“病痛”、“死亡”有了另一层感悟。因此，信仰无形中予人一股抵抗病魔的力量，让人们忍痛受难地继续活着。

当然，我并非鼓励大家有病不看医生，但是倘若求神拜佛或祈祷会让自己好过些，那也未尝不可取。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宗教组织尤其是对绝症病患方面确实有一套，比如：设立乳癌病患小组，彼此分享治疗心路历程；不定期举办一些养生讲座、烹饪班、户外郊游；甚至临终前祷告/诵经等等。任谁都不想成为病人，但是若在生病期间能有人相伴，不论这是亲人朋友或神灵，这犹如登山寻医般，因为“相信有希望”，所以坚持走下去。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林黛玉身上有的是一种病态美，不过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多亏曹雪芹笔下的唯美氛围烘托。如果林黛玉是现实中人，大家可能从她身上见到的只有病态，而看不出这阴阳怪气的大小姐美在哪里？

是的，病态并不美，如果觉得病态很美，应该是头脑出问题的前兆。

我们的社会如果不是彻底变态的，至少也是病态的，所以始终怀疑在这么一个乌烟瘴气的大环境里，为什么还是有人可以活得那么开心？是的，没错，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一点？我理解这个逻辑，我只是不明白怎么做得到。

国家的经济不景，治安败坏，物价飞涨，魑魅魍魉不止现形，还颐指气使，政坛几位老大的表现更是只让人想起“豺狼当道”的老话。开心？新买的潜水艇不能潜水，战斗机的引擎被偷，这些全都跟那些快乐的人无关，他们只顾快乐过日子就好了，对吗？盖洛普的世界快乐报告居然指我们在157个国家地区中排第47位？他们是不是该考虑把题目改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报告”？

境遇伦理学说，爱的反面其实不是恨，而是漠然。可是，我们有太多人对现实并不爱，但也不恨、不漠然，还开心得很。或许，我们只是纯粹处于一种病态的、疯狂的非伦理状态，是不是这样呢？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五月，中文系三年级（3）班全体同学来到了富阳秋丰大队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采风创作实践。我负责这个点上同学们饭菜的烧制工作。那天晚上，照例检查完了农村特有柴灶是否还有星火，灶边堆好了明天做早餐生火用的木柴竹枝，检查了一遍第二天早餐的米和菜等事情就睡下了。那个时候没有夜生活，何况是在农村。调停了几十个人的一天三餐，很快就合上了眼，去了“苏州湖州”。

突然，床板一阵震动，我被震醒了。四周很安静，人们都在熟睡中。刚想侧身再进入梦乡，床板又一次震动起来。是与我合床睡的月姐在抖动。我点亮了煤油灯，昏暗的亮光下，只见月姐蜷曲着身子，双手紧抱在胸前，浑身颤抖。“我冷”月姐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虽然是夜晚，但五月的天气并不很冷。我把自己的一半被子加在她的被子上，但是她还是全身发抖，身体怎么也控制不住。这是一种什么病呀？怎么办？我们到农村来，带的行李都很简单，房东是农民，也没有多余的被褥。

“月姐，只能忍一忍，等到天亮了”。

过了一会儿，月姐不颤抖了。又过了一会儿，月姐掀掉了身上的被子说“热死了”。一摸她的额头，烫手得很。没过十分钟，月姐就昏昏沉沉地。不行，得送医院。

我跳下床，出门去找安置在邻家睡觉的班长。班长决定连夜送富阳城厢医院。于是敲开了农民家的门，借来了手拉车，垫好被褥，把全身无力，软绵绵、昏沉沉的月姐扶上车，躺下，塞紧被子。三个男同学和我，拉着、推着手拉车上路了。

秋丰大队离富阳镇有七八里路，穿过草房与草房、农舍之间一米多宽的小巷，手拉车上了田埂小道。天黑路窄，板车常常陷入田沟。扶在板车两旁的同学拉车的拉车，拽人的拽人。这时的月姐毫无能力，全身散架似的任车颠簸，任我们拉扯、任我们推拉。她紧锁眉头，一脸痛苦，连发出微弱哼哼声的力气都没有。七拉八推地，板车终于被推上了国道公路。

春末夏初的夜晚，天空仍然黑黝黝，伸手辨不清五指。四周除了黑还是黑。眼前只有隐隐约约的一条灰道。我们加快了脚步，奔跑一阵，快步一阵，一路气喘喘地。一个小时不到，把月姐送到了医院。因为我还要做第二天的早餐，就和另一个男同学先回秋丰大队了。

第二天传来消息，月姐得的是疟疾。对症下药，几天后月姐也就回来了。

接下来，山坡上的桃子成熟了。白天在桃林摘桃，夜晚排练节目。我们准备了一台戏，与村里的农民一起过了端午节后回到了学校。不久同学们就各自回家过暑假去了。

不料，八月初，我发高烧不退，父母觉得我病势不轻，两天后就送我住了医院。我的手脚不听指挥，动惮不得。脑袋里什么也没有。病床上白色的圆顶蚊帐，一会儿飘移过去，很远很远，像山顶暗涌漫溢的云雾；一会儿又飘移过来，很近很近，像万千白色细孔的渔网，围在我的全身，透不过气来。一连九天高烧不退。每天抽血检验，医生硬是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就硬是不肯轻易下退烧药。

第七天晚上，我昏迷过去，撕破了蚊帐，滚下了病床。第二天妈妈让弟弟来医院时，带几件我的替换衣服。邻居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到医院看望我。后来妈妈告诉我，他们是以为我活不了了，去医院是向我告别的。不过那几天妈妈也一直在想：如果我死了，入殓的花衬衫一件也没有。传说姑娘去世要穿花衬衫下葬，但那时代姹紫嫣红是受批判的色彩。

发烧到第十一天，化验师总算在我的血液中抓住了恶性疟原虫，赶快下药。于是我的体内开始了一场战争。两手两脚沉重异常又无处着落，手脚在床上伸上伸下，左甩右甩，怎么搁，搁哪里都觉得是很累很累地悬着。体内的五脏六腑似乎被搅成了一片糊涂，挄到这儿，挄到那儿，堵着心，堵着胃，又吐不出来；有时体内又好像是一片混沌，上下涌动。最难受的是头部，就像有成千百万的小虫蠕动，要冲出头盖骨的禁锢，彷佛脑细胞要重新排列组合，挣脱、嵌入，杂乱无章。撕裂的疼痛，密不透风地凝重。我的头左转右转、搁高搁低，两手左右捶打，希望能有一丝松动。妈妈想给我按摩，但我的头又担负不起她手的重量。我一心只想把头拧下来扔了算了。十一天一声不吭的我实在忍不住了，对医生说：我的脑子烧坏了，是吧？我还要读书的，你要帮帮我！妈妈只能在一边不住地说：会好的，会好的！医生说：我这就在帮你呀！此后过了三天，我出院了。这是我出生二十一年来第一次生病，一生病就住院的深刻记忆。

第一次生病让我知道了疟疾是要传染的，它发病的潜伏期长短就看人本身免疫力强弱如何等等的知识。第一次生病让我感受到，退烧比发烧难受的是这要消除痛苦的痛苦。第一次生病也促使我去考虑，是不是所有事物的存在和消失都会有这个让人难受的过程？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开朗、八面玲珑，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的。也没必要过度关注别人的评价，时时刻刻为别人而活。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个性，爱自己，关注自己的成长和心灵，与自己、世界和睦相处。

仿佛所有人都这么告诉我们，现在已经不流行薛宝钗了，没有那么多的来自家族、长辈的礼节要恪守，尤其是女生，没有礼教约束，没有那么多的舆论压力，我们要敢于做自己，关注自己，讨好自己，不必在意外界的态度和干扰。

然而，我要说的是，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但你也不能只讨好自己。

过于关注自己，讨好自己，越是这么强调，就越适得其反。只有那些不足够自信，又过于在意别人评价的人，才会时时地提醒自己要关注自己讨好自己。在内心和外界激烈交战中，就很容易陷入忧郁情结，由过度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陷入自伤自怜。

说起忧郁，多数时候的印象是blue，蓝色的忧伤情调。从色彩心理学上讲，蓝色性格的人，心思细腻，观察细致，不够豁达，百般事情积于心底，更容易忧郁。许多作家、诗人也是忧郁型性格，如郁达夫，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有自哀自怜的调子，甚至有时会有病理型的畸形心理；徐志摩的忧郁也是诗人的忧郁，往往又带有文人的些许矫情，放到现在讲就是忧郁的文艺青年；现代诗人海子的忧郁表现的更为内向，倾向于自闭和自我阐释。忧郁，放在梁朝伟、陈坤这样的演员身上，又成为一种标签，仿佛是一种拥有深度思考的文人所有的一种贵族气质。而大家又经常被忧郁这种气质所迷。

但当忧郁走进生活，你可能就吃不消了。正如你没法想象一个林黛玉型性格的人，在你身边时的感觉。当你身边有忧郁型性格的朋友，他/她性格内向，不爱交往，约他吃饭，他要么拒绝，要么吃饭时说不了几句话；你和他谈足球，他不感兴趣，你和他谈美食旅游，他不回复；忧郁型性格的人很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又特别敏感，别人说的话做的事，都会在他的心里留下影子，你说了几句重话，他就要琢磨几天，久久不能释怀。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忧郁型性格的人，由于不容易交朋友，难以维持朋友关系，难以融入社会，会更加忧郁。

在某些方面来说，过度忧郁，是一种病态。当一个人过度忧郁、沉默，不关注外界，特别敏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不安，甚至失眠，这可能就比较严重了。性格上的忧郁和病理性的忧郁有很大的区别，性格上的忧郁是心理上的，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改善心情，病理上的忧郁是精神上的，自己很难克服和缓解，需要医生帮忙了。最近是张国荣纪念日，大家普遍关注忧郁症，中国大陆演员乔任梁也因为忧郁症过世，遗憾之余，还是认为我们需要多多关注忧郁心情，避免过于忧郁引起忧郁症。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让世界喜欢你，但最好也不要过度讨好自己，沉迷于自己的蓝色房间。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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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他们从国家电台、电视台，或他们的孩子刚从城镇带回的一些杂志所得到的城市资讯，都不太能真实反映都市人的真实面貌。内陆人从城市主流社会所得到的资讯，往往是过于美化，且是片面的。

“在都市，你若没一部交通工具，就等于没有了一双脚。你如果是单身，就买电单车。如果有了家庭及孩子，你就被逼要买汽车。”我开始介绍都市生活了。

“骑电单车是蛮危险的，随时都会被粗心的汽车司机撞个正着。无论高速公路或任何的商业中心，公路上塞满了汽车，有些汽车司机耐性不够，冲黄灯、闯红灯。粗心大意的汽车司机，随时都会让电单车骑士成为公路意外的无辜牺牲者。”

接着要慢慢讲解西马，甚至东马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弊病。

“拥有汽车，人们就进入奴隶阶级。每个月你都必须准时摊还银行贷款，还要买汽油，缴过路费、泊车费、路税、保险费、维修费。”

出入靠双脚或舢板的内陆人，难于想象什么叫车奴。他们也难以理解为何有些人可以为了一个泊车位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

“都市人回到家都战战兢兢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往往塞满了催收金钱的账单，和各种奇怪信件：电话费、信用卡费、电费、水费、所得税、汽车供期、交通罚款信、律师信、邻居投诉信、大耳窿“给你方便”的宣传单…”住在内陆的朋友，有的一生都不曾见过邮差，听了这些话，双眼睁得大大，难以消化我到底说什么。

“在都市，人们没法认识彼此的邻居，他们不要你认识他、打扰他。当然，你也不希望你的邻居有事没事就来纠缠你，邀你买直销产品或人寿保险。邻居之间会尽量回避深入的接触与了解，他们保持“礼貌点头”的距离。都市人居住的地方也许很大、人很多，但互相认识的其实很少。”

“你看那些驾大车的人很有气派，很得意，其实先别羡慕他，因为若近距离了解，可能你就要可怜他，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位被债务压得吃不下饭、睡不好及须要定期看精神科医生的人。精神病医生在大都市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病人需要预约才能见得到，收费也非常昂贵。‘精神病’这个名词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不是我一时半刻就能说得明白的怪病。”

心想，卡奴、债奴、精神病等这些城市的光怪陆离现象他们也是闻所未闻，有时间才进一步向他们解说。

“处于现代生活的都市人，没办法逃离金钱与政治的束缚，无时无刻不在为金钱抓狂，无时无刻不被政府严密的监控。套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现代人其实是活在监狱中。这，又是你们这些还活在传统生活环境中的自由人所不能理解的。”

用了一个小时简略地描述了城市人所面对的困境之冰山一角，还没进入低下层包括来自东马原住民在西马的困境、族群隔离、宗教及文化差异与歧视，已让一些内陆人面面相觑，好生错愕，有的还不太肯定我所说的是否属实，一脸惘然。

“居住在吉隆坡这么久，那你是否也患有精神病？”坐得最接近我的一位内陆人坦率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也不肯定我的精神是否出了问题，那是要医生的检查才能有的答案。但我肯定大部分活在‘安安稳稳’、‘舒舒适适’、‘合理又民主’的城市人，都会把那些不愿出来城市，融入现代化社会、言行举止和思维都与他们一致的内陆人视为不正常、有病的人。”

摄影：廖天才（马来西亚）

中世纪的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Eramus）最早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但这种概念显然是所有对疾病心怀恐惧的人都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周易•既济》就已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说法，而我相信“生病”绝对包括在先民对“患”的考虑范围内。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远见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养身之道”，成就了许多直销公司，让保健品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各种保健品当然还是建立在荷包的基础上，对没钱的人来说该怎么办？那就多吃蒜吧！父老相传蒜对身体也不错。如果几毛钱的蒜可以养身，那么每个月花上几百、几千块钱买保健品的现象算不算是荀子所说的“养生无度”？需知对荀子来说，这可是“乱世”的征兆之一啊！

我常在想，假设整容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人对“美”的看不开，那么过度讲究预防胜于治疗的背后，却到底是存在着一个人对“生病”，还是“死亡”的看不开？在传统思想里，“康宁”和“善终”都是“五福临门”中的福气，可见我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健康的身体，宁静的心灵，安详的死亡。对一般人来说，这些追求都无可厚非吧？

不论是“养生无度”，还是多吃蒜，我们希望的都是换取健康的身体，并在最后获得安详的死亡。相信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一样的心理，但是“看不开”却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宁静。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并不会按照我们的设计蓝图展开，对这种现实看不开只是自寻烦恼。不喜欢治疗，我们尽管用各种预防手段来对应，可是谁能保证吞下一大堆的保健品就能免于生病？厌恶不得善终，也许求神拜佛，或者努力行善累积阴德点数都是办法之一，但也同样不能打包票。

所以，宁静的心灵终究还得回归自己内心。我们去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倘若结果不尽人意，“接受”是唯一平复自己心灵的方法。生病如此，死亡如此，不满的情绪发泄后，接受现实，人生还有什么好看不开的？

内心宁静并非仰赖自欺欺人，而是鼓励接受生命的现实。预防胜于治疗？赞成！但是万一天不如人意，还是生病了，又怎么办好呢？能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去吧！如此而已。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人类一直在与绝症斗争。乐观的人们不断地为医学家们攻克绝症的每一步而欢呼；悲观的人们却说，即便现有的绝症可以治愈，又会有新的绝症出来与人类抗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疾病，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疾病与战争是抑制地球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手段，前者算天灾，后者是人祸。大自然用疾病的方式控制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限制人口的规模，优胜劣汰人种基因，让人类繁衍生息至今。

虽然无法治本，现代医学的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疾病造成的苦难。不用说一些疑难杂症，即便是天生器官发育不全之类的古代绝症，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也可以让患者拥有相当长时间有质量的生命，甚至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从天道的角度说，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有缺陷的基因其实并不利于整个人类的种族质量。但伟大的人道主义站出来对抗着残酷不仁的天道，现代人文精神唤醒了每一个卑微生命的生存希望。感谢医学家的努力与政客们的冷静，近几十年来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保持增长，今天地球的人口数量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的人口共存。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有人担心地球将无法负担。但也有人乐观地估计，到了地球无法支撑之时，天文学家早就有能力带我们去往外星球定居。实在不济的话，建筑学家与地理学家也总是有办法用喜马拉雅的石头把太平洋填平，以容纳另外几十亿人口。

然而，医学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疾病降临的速度。尤其是平均寿命增加的大背景下，绝症的随机性导致了在“寿命阶级”结构上严重的两级分化。长寿者耄耋鲐背皆不鲜见，不幸者豆蔻年华即含恨而终。疾病随机性的现状导致人人将健康作为人生一大要务，健康的生活方式蔚为时尚。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喝水，少熬夜，饮食平衡，作息规律成了对付任何疾病的必备之道。似乎所有可怜的病患者必有可恨的生活习惯。这当然与中医的大多数判断一样，常显中庸。以癌症为例，现代医学仍然无法准确地判定致癌原因。一般认为，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癌症的生成，但往往不及基因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烟喝酒样样不缺，照样龟年鹤寿；而另一些人戒烟忌酒，反而饱受肺癌胃癌的折磨。换句话说，现有的“寿命阶级”并无特别的固化倾向，生病与投胎一样无法控制，命好命歹皆是天意。

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有研究表明，富人的平均寿命总体高于穷人，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富人在疾病缠身时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救治。这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医疗保障在资本主义横扫全球的今天当然会更倾向于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而现代医学虽然暂时无法让他们百毒不侵，长生不老，但总能让他们挨得离健康长寿更近一些。无怪乎一些极左人士宣称，贫穷乃是穷人们唯一的绝症。在看似平等的绝症发生率下，是悬殊分化的绝症治愈率。无孔不入的阶级差异在不幸的病人群体中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寿命阶级与资本等级分野无限趋同。

而且，这样的分化还将继续扩大。今天在诸如器官捐献等医疗方面，富人们已然拥有较多的优先权。而在可见的将来，器官克隆、器官改造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必定让富人们优先获益。更可怕的是，当某一天疯狂的医学家们实现了大部分人体器官的人工培植，乃至是人脑随意更换身体手术的成熟，那么权贵阶层的长生不老将不再只是一个梦。身体哪里老化了哪里直接移植便是，统治者的大脑将永垂不朽。如此一来，秦始皇、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们便得以借助这样的“绝症免疫”永久地统治下去。资本阶级固化将更加血淋淋地体现在疾病固化、寿命固化，贫穷与绝症正式宣告互为孪生兄弟，并一同成为穷人们的先天缺陷。到那时，苟延残喘的人们，世世代代面对无望的“寿命阶级”分化，是否又会怀念起绝症随机降临、坏人也许会早死的幸福时光呢？因此，医学越是发展，人类寿命越是延长，新时期的政治伦理学越需要不断地给出正面回应。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