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贴文二之二

主动躺平的自由/徐嘉亮(锡米山·马来西亚)

“躺平”文化是近年来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的一种社会现象,主要指部分年轻人选择降低生活欲望、减少工作竞争、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如高收入、购房、结婚生子),转而追求低消费、简单化的生活状态。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重原因:经济层面,高房价、就业压力、收入增长放缓让部分年轻人感到努力难以获得相应回报;社会层面,教育内卷、职场过度竞争加剧了身心疲惫;文化层面,年轻人对单一成功标准的反思,以及通过网络抱团获得情感共鸣。

对于躺平,许多人都抱着负面的看法,认为这些年轻人没出息,甚至觉得他们会啃老。其实,小弟需要指出的是,“躺平”更多是一种消极抵抗或自我调节,而非彻底放弃,大多数人仍会维持基本工作与生活。正如体内平衡机制(Homeostasis),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生物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如神经、体液、免疫系统)保持内部环境(如体温、酸碱度、血糖、水分)相对动态稳定的状态。它是生命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的决定性基础!

有鉴于此,躺平有其积极性的一面。首先,在高度内卷和压力巨大的环境下,“躺平”帮助年轻人从无休止的比较和竞争中抽离,减轻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懂得说“不”,确立个人边界,更是心理成熟的一种表现。对于整体社会而言,“躺平”挑战了社会传统的“成功学”(高收入、大房子、功成名就)。同时,它肯定,也证明了低消费、简单、注重内心体验的生活方式也有其价值。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允许人们追求不同的幸福。

但是,我们也得小心“病态式的躺平”。很多时候,“躺平”并非主动选择“简单美好生活”,而是对无法改变现状(如买不起房、找不到好工作)的无奈妥协。其实,这种“调适”背后是深刻的挫败感和无力感,长期来看并不健康。当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假如大量年轻人选择“躺平”,当然会加剧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躺平可能意味着不婚不育),从而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那么,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可以如何改善社会环境,以便我们拥有“可以奋斗,也可以躺平”的自由,而不是被迫只能选择躺平呢?作为个体,我们并无法改变宏观政策。因此,要实现以上的理想,核心是降低生存焦虑和增加个人选择权。

以下是小弟参考Deep Seek答案后,尝试抛砖引玉,在此举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向:

1. 在个人层面:先为自己建立“安全网”

这是我们最能掌控的部分。有了安全网,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选择权,而不是被迫选择一个极端。

  • 建立“替代方案”基金:无论收入多少,每月强制储蓄10%-20%。这笔钱的目标不是发财,而是让我们在遇到糟糕的老板、不公的待遇或想休息半年时,有说“不”的底气。哪怕只有3-6个月的生活费,也能极大改变我们的心态。
  • 发展“反脆弱”的技能:在工作之外,学习一门不依赖特定平台或公司的技能(如写作、编程、设计、手工艺、视频剪辑等)。这不仅是副业,更是我们的“职业保险”。当主业让你窒息时,你知道自己还有路可走。
  • 主动降低不必要的欲望:我们必须懂得区分“需要”和“想要”,减少被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焦虑。当发现自己一个月实际只需要很少的钱就能活得不错时,我们对工作的“被迫感”就会大幅下降。

2. 在职场小环境中:推动“反内卷”的微变革

无可否认,我们个人是无法改变整个公司文化,但我们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甚至从自己的团队开始。

  • 建立“有效工作”的边界:
    • 拒绝表演式加班:在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我们就按时下班。当然,我们可以事先和同事约定,下班后非紧急事务,绝不联络对方。
    • 勇敢问“为什么”:当领导提出不合理目标时,我们别立刻去“卷”,而是问:“这个目标背后的核心指标是什么?我们能否用更少的人力/时间达到?” 这种专业质疑本身就是对形式主义的抵抗。
  • 寻找或创建“支持型”小团体:在公司内部或行业社群中,我们可以寻找同样不认同过度内卷的同事。通过互相提供信息(比如哪家公司不加班)、情感支持(吐槽一下缓解压力),甚至一起向上级反馈不合理的工作流程,就是“反内卷”的改革开端。切记,个人发声是抱怨,而集体有理有据的建议才是对公司发展的建设性方案。

3. 在社交与消费层面:用行动投票

坦白说,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我们的每一分钱和每一次社交分享,都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

  • 支持“友好”的企业和产品:首先,我们可以优先购买那些公开承诺不加班的公司(如某些外企、新型创业公司)的产品,或支持那些宣扬可持续、慢生活的品牌。用消费行为奖励善待员工的企业,是一种实际行动。
  • 传播“多元成功”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不要过于关注季点赞“年薪百万”的帖子。我们更应该主动分享、转发那些选择简单生活、转行做自由职业、回到小城市过踏实生活、或是拒绝高薪但选择低压力工作的普通人的故事。相信当这样的叙事变多,所有人的焦虑都会相对减轻。
  • 建立非功利性的社交圈:这一点相当重要,那就是和朋友们约定,聚会时绝不比较工资、房子、孩子成绩。假期里,我们可以选择一起爬山、做饭、看书、玩桌游。拥有这样一个完全不以“成功”为标准的朋友圈,是我们对抗社会压力的重要心理堡垒。
  •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降低门槛做点事:如果你是程序员,可以写工具降低别人的重复劳动;如果你是老师,可以公开分享教案减少同行的备课压力;如果你是医生,可以写科普减轻患者的焦虑。每一个降低协作成本的微小行动,都在减少整个社会系统内不必要的消耗。

总而言之,我们千万别追求“彻底改变世界”,而是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及环境。各位,

社会环境是由无数个“小环境”构成的。当我们自己建立了安全网,职场小圈子有了边界,朋友圈不再传递焦虑,甚至当我们支持了一家善待员工的小店——其实,社会环境就已经改善了。当千千万万个人都这样做时,宏观的改变就会发生。

祝福各位看官能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能拥有主动躺平的自由!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躺平

上一批文章链接:

  1. 躺平/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2. 转了一个弯/大红(台湾)

4月30日贴文二之一:

躺平/宫天闹(吧生·马来西亚)

这几年,“躺平”这个词常常被拿出来讲。有人觉得这是不上进,有人觉得是一种清醒。我自己看,是介于两者之间。

以前我们那一代,路比较简单。读书、工作、存钱,日子虽然辛苦,但方向很清楚。只要肯做,总觉得会慢慢变好。现在不太一样了。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发现努力了,也未必看得到结果。房子越来越远,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选择也变多,但反而更难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选择慢下来,其实不难理解。与其一直追一个很远、甚至不确定的目标,不如先把日子过好一点,压力小一点。这种“躺平”,有点像是在保护自己。

但如果完全什么都不做,那也不现实。人总要为以后打算,总要有一点积累。不然今天轻松了,明天可能更辛苦。所以我不太认同把“躺平”变成一种长期状态。

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调整。累的时候,慢一点,想清楚再走;看不到方向的时候,先停一下,而不是盲目往前冲。等状态回来了,再继续努力。

说到底,每一代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以前习惯拼命,现在的人更在意平衡。不能简单说谁对谁错。

与其批评“躺平”,不如问一句:你现在这样过,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如果是,那就够了。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躺平

上一批文章链接:

  1. 躺平/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2. 转了一个弯/大红(台湾)

阴阳姓/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早在上初中时,有天一位远在中国的长辈在来信中告诉我一个关于母亲林家的“秘密”——阴阳性。什么是阴阳姓?据说林家原本姓徐,可是不知何故后来有活着时姓林,死后恢复姓徐的做法。乍听这个说法,脑海中各种问题接踵而来,林家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据说是明清时代林家祖先从福建举家搬迁到浙江,阴阳姓的做法也是那时候开始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如今已经没人知晓了。

后来在外公生前写的一段文字中也读到同样的说法,外公甚至怀疑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有可能是林家亲属。林则徐是历史闻人,要查阅他的身世相对容易,因此很快我就推翻了外公的臆测。关于林家历史,除了听说外公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届的举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家族旧事,没听说林家祖先还出过什么特别有名的人物;既然如此,基本上我也无从继续追踪阴阳姓的故事了。

2005年我参加了浙江大学假新纪元学院开办的中文系硕士课程,2007年去杭州大学本部上一门《中国概况》的必修课并参加论文答辩。2009年我报名参加浙江大学的博士课程。凡外国籍学生,按大学规定都必须报读《对外汉语》这门课,即便是浙大中文系硕士毕业,不管,一样得读。在《中国概况》和《对外汉语》两门课,我都碰上同一位老师,即后来在《学文集》写了十年文章的“刘姥姥的孙女儿”。老师是中文系出身,偶尔也会代《学文集》向以前的老同学拉稿,其中一位经常被拉来写文章的老同学笔名叫“奉化山人”。由于林家的老家就在浙江省奉化县,所以这个笔名特别吸引我注意。

从文章内容和老师口中得知,山人在退休前从事的是地方历史研究,所谓的“地方”即奉化。我尝试提起外公的父亲和外婆的父亲(何姓,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的一些往事,山人似乎亦略有所闻。2025年我去了一趟浙江,除了拜访杭州的老师和同学,还安排去上海一见以前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中国同学潘驰,以及到奉化拜访山人,希望能够多听到一些关于林家的老故事。

当山人得知我计划去奉化,她就到林家老家所在的“萧王庙”处打听,并沿着阴阳姓的故事一路找到了林家族谱。奉化说的方言“宁波话”,是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而在乡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说得好普通话;如果不是得到山人的热心帮忙,即使让我摸上萧王庙,恐怕在费一番周章之后,也不一定就找得着族谱。即便如此,何家的族谱就没有找到,估计当地有不止一门何家,而我们当时摸错了门。

阴阳姓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事情不是发生在明清时代,而是发生在唐朝。根据族谱记载,唐朝时武则天称帝,有一位叫徐建业的将军不服,于是请幕僚骆宾王(对,就是写《咏鹅》的那位)写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这篇文章据说收录在中国的中学课本内),然后起兵讨伐武氏。讨伐的结果自然是不成功。虽然徐建业败死了,但是武则天岂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下令要灭徐家全族,徐家人听闻消息后纷纷四散逃命,其中有三兄弟二人逃到浙江奉化,一人逃到福建莆田,分手前三兄弟约定了阴阳姓的办法,一是为了躲避朝廷追杀,二也表达了不忘本的意思。外公祖先的这一支,源自一位名叫“徐英”的兄弟,他就是选择落脚福建莆田的那位。族谱上称这一支族人为“梅溪林氏”。徐英的后人在清朝时决定迁居浙江,确切时间不详。

我到奉化时,并没有见到保管族谱的族长,他刚好出外工作了。我只在林家祠堂外拍了一些照片,并尝试回忆1993年到萧王庙祭祖的情景。当时还见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长辈,他是母亲的堂兄,我们是因为有共同的嗜好集邮而通信交流。此外,那时还见到外公的两位姐姐和留在奉化的一位弟弟,但到2025年他们已经全都离世了。这趟2025年的旅程,还得感谢潘驰专程开车把我从上海带到奉化,随后再到杭州。我们是1989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电力课上认识的,当时全班就我们两个华人,注定要成为朋友。

经历了四十多年终于搞清楚阴阳姓的故事,心情虽然没有特别澎拜,但还是很欣慰的。外公、堂舅都不知道的家史,却在多少的机缘巧合下最后由我厘清了。2025年在林家祠堂外见到萧王庙的天空,林家祖先几百年前大概也曾经抬头看过吧?我个人很喜欢静静地品味这种连结古今的奇幻感觉。偶尔我还会胡思乱想,当年徐建业将军是怎么称呼幕僚的?老骆?骆先生?他又是怎么说服骆宾王去写下那篇檄文的?这种要杀头的文章,恐怕是比七岁写《咏鹅》难度要高上很多很多的呢!

  • 摄影:奉化山人(中国),潘驰(中国),周嘉惠(马来西亚)
  • 照片说明:1.徐英像。5.和山人合照于溪口蒋介石故居丰镐房。

主题:家族故事

上一篇文章链接:从宗族叙事到国家主义/江扬(中国)

祖父的故事/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其实我并没见过祖父,他早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不过祖父是个有故事的人,且在这里叙述一二旧事。

据说,当年因为家乡穷得快活不下去了,于是祖父17岁时就独自一人乘船下南洋投靠乡亲。我们无法以今天的标准去想象那个年代的一位17岁少年,从家乡出来时身上不名一文,西瓜大的字认识不到几个,除了一身力气,基本上一无所有,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最后在异乡站稳脚步,甚至说得上取得一点成就。

开始几年自然只是当学徒卖力气,几年之后则像许多当时的人般开起杂货店。如果仅仅满足于当个杂货店老板,祖父就没有后来精彩的经历了。

不知道在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祖父开起了长途计程车。所谓长途,也是当时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吧生到吉隆坡的那四十公里路程而已。当年华语并不流行,吧生是福建话的天下,吉隆坡则是广东城,一趟“跨城”车程其实很有出国的味道。据说当时来往两地被视为出外埠,正常情况下至少要过一夜才能回家。祖父开的车是默片里才看到的那种款式,发动车子时需要有人用尽力气去摇动一根铁制曲柄,才能完成发动。父亲小时候曾经被喊去帮忙摇动那根铁柄,是个力气活。祖父在当时往来吧生和吉隆坡的计程车业界算是一名“闻人”,因为他是全场公认开车最慢的司机。

后来或许是行业接近的关系,祖父又和朋友合股开了一家往来吧生和吉隆坡的巴士公司。这公司曾经红过一时,即机合巴士公司,可惜后来公司被人骗去廉价卖掉了。这是祖父过世多年后发生的憾事。祖父曾经花钱坐上小飞机到空中转过两圈,纯粹开洋荤。我有时候会胡思乱想,如果资金充足,祖父是否也会有开航空公司的念头?

没上过学肯定是祖父一生的遗憾。可能正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大约在1950年代左右,他和另三位乡亲,合资在家乡兴建了一间小学。这大概是祖父对故乡最大的贡献了。半个世纪后,校舍已破旧不堪,父亲又和三位乡亲合资去重建了学校。

曾经听父亲和叔叔感叹,祖父白手兴家,一生的事业和贡献,却是他们下一代所望尘莫及的。到了第三代,似乎也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如此看来,祖父应该是家族中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后的最杰出人物了。

  • 摄影:机合巴士(摘自网络)
  • 主题:家族故事

上一篇文章链接:上一两代人的故事/萧克飞(吉隆坡·马来西亚)

明天还是要继续/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打从中学时代起,三不五时就会从报章上读到批评时下年轻人的报道,当时印象最早、最深刻的标签是“草莓族”。在那个年代,草莓是一种只存在于照片上的玩意,以草莓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后来有了X世代、Y世代、Z世代、Alpha世代等等称号,不同世代的“前辈”对不同世代“后辈”基本上都没几句好话,尽是吐槽。原本以为这都是老一辈不甘寂寞的碎碎念,所以也不以为意。

一直到读蒋梦麟的《西潮》第九章,书里提到作者遇见一位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这位老兵曾在内战中出生入死,他对1910年代的西点军校根本不屑一顾,认为要学习如何打仗,西点军校除了漂亮的制服以外一无是处,还不如直接来找他讨教。这一点让我感到意外。“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说法早有所闻,但人家是在回忆盛世,怎么近现代的人,包括那位一世纪以前的美国老兵,却好像都在感叹今不如昔?一代真是不如一代吗?假如根据我们自己的生命记忆来审视,今天的日子难道不比以前好吗?

譬如,在通讯、交通方面,今天不知道要比以前强上多少倍!如今随时都可以去开通个人手机服务,一开通马上就可以使用。以前可不是这么一回事。首先,手机的流行是近三十年的事,在当初甚至不时可以在报上读到年轻人为了买手机因为钱不够而去卖肾的报道。更早之前,电话公司到自己居住的社区拉电话线准备提供电话服务,那是值得大家奔走相告的大事,通常都是在社区住满人的五到十年后才会发生。今天在吉隆坡几乎人人都有一部车,但是应该还有很多人对半小时、一小时一班的巴士服务记忆犹新。这些,怎么说得上是今不如昔呢?

可是在另一方面,年轻人在越来越清楚自己权利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选择性认知吗?以前在小学就要学的毕氏定理、单利、复利等数学概念,为什么现在要等到中学第二、第三年才教?是现在的学生头脑退化了吗?

由此观之,时间的推进不见得必然就把一切都往前引领。科技无疑是进步了,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对多数人来说也都进步了,以前要等到过年过节才有鸡肉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人文素养则越来越不敢恭维,这或许和阅读习惯的消逝有密切关联。我曾经翻阅学校图书馆里1960年代的毕业刊,里面刊载的学生文章,绝对比我的年代来得有深度,而现在学生的文章,文字华丽有余,至于深度,且喝茶去吧!

一代不如一代?不尽然。一代比一代好?那也得看是哪一方面。

卢旺达在经历1994年的恐怖种族大屠杀后,三十年后成功重生,焕然一新的卢旺达如今有“非洲奇迹”的美称。阿富汗从1960年代的“中亚巴黎”,经历前苏联、美国的侵掠,加上塔利班的崛起,一路退回原始社会,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国教育部会觉得阿富汗的教育现况是值得交流的。二国如此的大起大落,真是不要也罢。我国一直都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有超前的时候,当然也有落后的时候,但是我想,我们的生活应该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明天还是要继续,我们坚定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就是了。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一代不如一代

上一篇文章链接:“一代不如一代”,是踏向成功的里程碑/徐嘉亮(锡米山·马来西亚)

江山代有老登出/#江扬(中国)

近年来《简中舆论场》(注)常见到一个词——“老登”,大意是指一些倚老卖老的中老年男性,喜欢对年轻人指指点点,把自己从历史机遇与既有制度中获得的时代红利视为必然,却对今天年轻人所遭遇的系统性困境视而不见。老登们常常自以为是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也恰恰是最遭致年轻人反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从年长者那里听到的不再是建议,而是一种隐含的指责或者炫耀。由此,不同代际群体的撕裂也愈加明显。

细分起来,被年轻人嫌弃的老登们还是各有一些不同。比如对于成长在文革年代的老登来说,当年轻人谈论自由空间,他们脑中浮现的是混乱。当年轻人谈制度改革,他们想到的则是灾难。这不是观念落后,而是创伤记忆在说话。他们的青年时期处在社会秩序高度不稳定的时代,规则可能一夕之间就突然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生活也可能随环境的剧烈波动而失去确定性。在这种社会生态里,最重要的不是如何突破,而是如何站稳。因此,“文革老登”们也更容易把稳定视为社会的首要目标,也更容易对激烈变化保持本能警惕。很多时候,他们的谨慎并不是因为缺乏理想,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秩序一旦崩塌,个人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乱世中的生存哲学贯彻得淋漓尽致,欺软怕硬、色厉内荏、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攫取利益而没有任何公德顾虑,都是“文革老登”的典型画像。

比“文革老登”年轻一些的是“改开老登”。这一代老登经历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机会爆炸的时代,看到的是城市扩张、私营经济崛起、房地产上涨、社会流动打开。他们的人生经验不是避免灾难,而是抓住一切窗口。因此他们会形成一种深信不疑的逻辑——努力一定有回报、吃苦一定能成功、社会总体会变好。他们对个人奋斗神话极度信任,如果年轻人失败,那只能是因为不够努力。当今天的年轻人面对更高房价、更激烈竞争与更缓慢的上升通道时,他们仍会本能地套用旧公式解释现实。他们其实不是冷血,而是他们的人生经验真实如此。正因为这种经验如此具体,他们很难相信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其实是漫长的中国集权历史中的一个特例。当然,与“文革老登”相似的是,“改开老登”一样没有太多的公共道德枷锁,功利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金钱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老登现象或许不是一个群体问题,而是一种时间机制。每一代人在年轻时都会学会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只要这套方式曾经带来安全感与成功,它就会在记忆里变得异常牢固。社会不会停下来等待这些经验慢慢更新,当结构变化快过个人认知更新时,代际之间的鸿沟就会愈加显现出来。老登们的进化史无疑与社会的变革史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不同历史现实在同一时间里的重叠。

历史的道路曲折蜿蜒,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也未必胜旧人。但总体说来,“改开老登”还是比“文革老登”稍稍多一点正面价值,毕竟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实在耀眼。只不过,基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急剧左转,当今天的基本盘小粉红们成为老登后,可以想见他们会更多地跨代传承“文革老登”的遗毒。但由于他们毕竟是在改开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总还是与“文革登味”有一点点区隔,比如可能多了一点点公德与体面。虽然所有人最终都会无可挽回地成为老登,但有些时代的老登总是能在登臭味上独领风骚,并流毒后世多年。这恐怕需要经过以百年计的文化洗礼才能渐渐完成漂洗荡涤。

注:简中舆论场 尝试感觉一下。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一代不如一代

上一篇文章链接:一代不如一代/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我看的书:《不便的便利店》/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虽然近来日子过得天翻地覆,阅读的习惯还是没放弃。不一样的是如今几乎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着看着手上的书就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一本。之前为了帮老大今年的历史课“加菜”,豪情万丈地翻开近800页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个人不太能够消化把Ottoman译成“奥斯曼”),或许好戏在后头吧?目前为之还没发现什么有趣的内容。

接着,物流公司就把老大要看的《不便的便利店》送到家门。老大对内容也不清楚,只因为网络上有人讨论,所以好奇。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这本书,刚好我打算送几本2024年和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给图书馆,就顺手买了这本据说在出版后“席卷韩国社交网络的黑马小说”。

个人对韩国文学很陌生,若不是韩江女士赢得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印象中根本没接触过韩国作品。记得当时在网络上阅读了韩江的短篇小说,不能说太喜欢,但作者的思维显而易见是深刻的。

《不便的便利店》不是这一路的书。如果不是书腰封的推荐语“《请回答1988》之后最有人情味的胡同故事”,而我又恰好对《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留有好印象,估计不会翻开这本书。《不便的便利店》讲述的是围绕在一家叫Always的24小时便利店的八个故事。故事没有峰回路转的剧情,对白也没有需要花心思的深刻,清汤寡水的内容,不费力气很快就从头到尾看完了。

有收获吗?好像没有。有感动吗?没那个感觉。就是看了一本书,如此而已。老大打算把这本书作为今年华文课阅读报告的分析对象,我劝她另挑一本书。与其试图从清汤中提炼鸡汤精华,不如直接找碗鸡汤,随便捞一捞就是满满的养分。

建议归建议,决定权在她。

  • 书名         :《不便的便利店》
  • 作者         :(韩国)金浩然
  • 译者         :(中国)朱萱
  •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23年

12月31日贴文二之一:

从格局打开到顾全大局/江扬(中国)

有一段时间,愉快地刷着短视频的韭菜们常常会收到这样的警世恒言——“格局打开”。这对于缺少文凭壮胆或足够存款撑腰的小镇青年不啻为当头棒喝,手机前娇躯一震,灵魂顿时现出了自惭形秽的“小”来。原来我一生穷困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就在于人生格局没有打开,没有将视野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这四个字俨然戳中了我的人生命门。

这让人想起来早年间更被人熟知的另一个短语——“顾全大局”。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孩子被要求顾全大局,让领导先走;通海大地震中的灾民被要求顾全大局,不要接受外界的捐助,也不要将地震的消息传播出去;包括多年以来,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被要求顾全大局,不要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就只看到社会阴暗面,而应该勒紧裤腰带,为了中国崛起继续艰苦奋斗若干年。在今天更加现实的语境下,大局还包括管理者要求员工“顾全大局”去接受不合理的加班,或者女性被要求为了“家庭大局”去容忍偏见甚至家暴,不一而足。

历史不能看合订本,流行短语也不能连起来看,否则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敢情格局打开的结果就是要顾全大局,必要时则牺牲小我去成全大我,而最后到底成全了哪个大局,则无人知晓。这个所谓的大局,就是在利用模糊的宏大叙事,来消解个体的正当权利。当大局与格局被抽象化、神圣化,并脱离具体责任主体时,它们往往不再是理性原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暴力。一个无法被讨论、被追责的大局,本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包装形式,特定方的利益代名词。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所谓的“大局”究竟是由谁定义的。它不应当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抽象概念,它必须由具体的局部和个体组成。大局是靠公平撑起来的,格局是靠尊重建立起来的。一个总是要求其成员“牺牲”和“大度”的社会,必然不是健康的环境。在这个充满了宏大叙事骗术的时代,守住具体的、真实的、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格局的行为。

在你死我活的黑暗丛林中搏杀了半辈子的老帮菜们已然不会被大局的话术所迷惑。既得利益者们也日渐明白,无论发明多少新词,这些旧有的PUA手段已难作用于被社会毒打过多次的老油条。因此,洗脑要从娃娃们抓起。只要控制住年轻人这个基本盘,老东西们就随他去吧。这也是为什么一茬又一茬的“小粉红们”茁壮长膘,迅速出笼,而“老粉红们”则日渐退潮。

历史终究不是一成不变。互联网知识平权的时代,韭菜们也并非就甘心任人收割。不少曾经被格局惊醒的年轻人已经主动斩断了其通往顾全大局的逻辑链条。换言之,格局可以适度打开,但上升到顾全大局就大可不必。年轻人格局打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但若提升格局就会被大局绑架,那还不如继续回床上刷手机。

在以格局对抗大局的博弈之后,接下来就是看私有意识如何向公民意识转化,或者说如何在公共事务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这大概是从短视频中刷出“格局打开”以后可以继续猛刷的社会议题。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格局

上一篇文章链接:格局并非无限的付出/陈天赐(槟城·马来西亚)

从伦理的选择谈起/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以前上沈观仰先生的哲学课,他曾经说,伦理的选择一定是悲剧收场。

什么是伦理的选择?既在伦理上都是好的两样东西,可是偏偏要你二选一,那你无论怎么选择,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

为什么伦理的选择必然会有这样的结局呢?负负得正不难理解,正正得负却是什么道理?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两个选择都是符合伦理的,都是好的,导致一旦做出二选一的抉择,必然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opportunity cost)?仔细再想想,逻辑没问题,似乎就是这么一回事。

电视剧中主角经常出现“忠孝两难全”的困境,选忠则不孝,选孝则不忠,教人怎么选?若按“亚洲价值观”来决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正道,即使心中淌血也得当忠臣,至于不孝那部分,就容许来世再报吧!“来世”的观念提供了赊欠的可能,至少对当事人来说,虽然悲剧还是悲剧,但是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点。

我想,如果伦理的选择不会有好结果,那就不必费心机去讨论该怎么选,如何避免自己落到非做这种选择不可的绝境才是智慧。然而,深一层想,林觉民在写《与妻诀别书》时真的“死而无憾”吗?看苗头不对(《史记》记载: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骑青牛出关,自此绝迹江湖,就真的智慧吗?

时也!命也!做人格局能够有多大?如果有格局,是不是被逼出来的?也许,这些并非能够由得我们决定。当来到路口,按照自己的良知选择一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其余的就留给历史吧。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格局

上一篇文章链接:格局/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百名榜/周睿(吉隆坡·马来西亚)

在学校教务处外走廊的尽头,有一块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布告栏。每一学期结束,它就会变得重要起来,因为百名榜被贴上去的那天,总会让整个走廊变得热闹又紧张。

我不喜欢在乌泱泱一片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所以习惯等大家走开后,才慢慢靠近那张纸,一行一行地看。当眼神锁定到那个属于我的数字,总能让我的心跳变得迅速。

第一学期,我的成绩还不错,名次比预期还要前面。那时候的我,对下半年充满信心,甚至觉得自己终于抓到了高中学习的节奏。看到榜单上的结果时,我真的有种“原来我可以做到”的感觉。匆匆走下楼梯回教室的路上,整个人都轻松不少。

可第二学期就没那么顺利了。课业难度迅速增加、接二连三的测验、联课活动、还有各种累积的压力,让我常常觉得自己像在被时间追着跑。


等到第二学期的百名榜贴出来,我一眼就看到名次比第一学期退后了好几行。心里先是一沉,然后慢慢变得安静下来。

那一刻我明白,退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日复一日的疲惫、注意力不够、时间分配不好的后果,是我不想面对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以前我以为百名榜决定了我这一年的价值,可现在站在它面前,我反而觉得它更像一面镜子。
第一学期的数字告诉我:我有能力做到。第二学期的数字提醒我:我也会松懈、会累、会不够坚持。但这并不是结束。

我从榜单前转身离开时,心情虽然沉重,但我比想象中来得更沉稳。名次的上升让我开心,退步让我心痛,但它们都只是我学习路上的记录,不是定义我全部的句点。

一年两个学期,每个学期都只有一次机会,但人生不是只有两个学期。下一个学年,我还是会继续往前走。即使数字不会永远向上,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坚定走下去。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排行榜

上一篇文章链接:

  1. 与碍眼的习惯直球对决/何奚(吉隆坡·马来西亚)
  2. 星星之火的坏习惯/徐嘉亮(锡米山·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