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本文作者写了一篇《另类中学生——塔基山的回忆》（按这里），这里算是文章的下篇吧？（周）
〈“花儿与少年”没早恋〉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水（呀）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里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啊哥，/ 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 托一把手过来”。随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又称‘四季歌’）”轻松欢快的节奏，塔基山大草房礼堂砖搭的舞台上出现了一排身穿粉红小夹袄的少女，她们一手搭在前面女孩的肩上，一手拿着手绢在腰际甩着，踩着斜行的秧歌步，像水上行船，乘着波浪一起一伏又整齐划一地漂移了出来。当歌词唱到“小呀阿啊哥”时，从一排女孩后面钻出来一个少年，他手里拿着一根颤悠悠细细软软的竹竿，竹竿头上是一只花蝴蝶，一上一下地在空中跳动。随着蝴蝶在空中的飞动，少女们一边跳，一边变化着各种活泼的队形。《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节奏性很强，很有感染力。很快，台下的同学都唱了起来，为台上的同学伴奏。这是塔基山上一次文娱晚会的节目演出状况。《花儿与少年》几乎全校同学都会唱。歌词有春夏秋冬四段，演出以后，塔基山上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这首歌。按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可能会起到某种情感上的启示，但是塔基山的高中生似乎还没有情窦初开，对现在在初中生中就被视作洪水猛兽的早恋，好像一点没有感觉和动静。男女同学之间学习上互相帮助，平时互相起绰号、互相逗笑，相处得非常单纯、融洽又自然。现在我们想起来、谈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分析的原因是：家教好和信息的单纯。
塔基山上的课余娱乐活动，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单调，但是真的很文明。那时没有卡拉 OK,没有摇滚；没有大排挡，更没有酗酒。男同学玩儿的一般是下棋，象棋和军旗为多。女同学多为唱歌。很多外国抒情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唱的。女同学W 的歌声低回、柔曼，很好听。夜晚，我们常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坐在她四周，听她唱歌。望着头上的星星、月亮，或者视线穿流在夜色下的稻田，听她轻轻地哼起一首首外国民歌。其中有首意大利民歌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歌词与我们当时所处的境界是那么地和谐、那么地一致。记得两大段的歌词是这样的：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在银河下面，暮色苍茫，甜蜜的歌声，飘荡在远方。/看小船多美丽，漂浮在海上，随微波起伏，随清风荡漾；万籁皆寂静，大地入梦乡，幽静的深夜里，明月照四方。副歌词是：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在这黎明之前，快离开这岸边，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看到这里，你可能知道了，呵，原来是这首意大利民歌。你看，歌词看起来清丽幽美，唱起来如吟如诵。在夜色中，W同学的歌声圆润、柔滑，如丝如绸，围绕在我们四周。我们沉浸在夜色和歌声中，忘掉了还有要做的作业，忘掉了明天还要上课……
不知是一种偶然，还是环境与人的心理的默契，在塔基山上学的歌曲多为旋律优美抒情，而歌词是关于夜色的。记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不久，在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流行到了中国。其实这首歌是1956年前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插曲。班文娱委员F得到歌纸后，大家就说：赶快教，赶快教。那时没有复印机，F就把歌词、歌曲抄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大家唱歌的热情很高，但是学唱时也都是中规中距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像小学生。前段时间这首歌又流行了一番。而我听到这首熟悉的乐曲，就想到我们坐在教室里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如在昨天。
是否因为宁静的塔基山夜色和舒卷轻柔的乐曲、沉着思索的棋路，把很多塔基山上学生的性格陶冶得沉稳、从容和理智，没有浮躁，以致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气质和风度？
〈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
塔基山上没有运动场、没有体育课、没有球类、没有体操、没有体育器械，但是有个成立了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篮球教练是后来调到青年中学的赵老师。我们学校开始也没有体育老师，后来赵老师来了，听说是从杭州一中调来的。赵老师身材魁伟，肩膀特别宽。脸上皮肤呈现黑红色，比较粗糙，像个军人。后来传说，他真的是一个军人，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国民党，而是因为他能在天上飞。赵老师对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挂着一脸无奈或者是不屑一笑的神情，我想他是在感慨自己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吧。
不管怎么样，他带给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很爽：“跑步去，黄泥岭！”那是在公路上的越野跑，当然也是一种体育项目。于是我们大多是跑过去，走回来，如果要算体育课，一节课也就到了。所以在高中，我们都没有体育成绩。但是我们每天跑步。那时有个称为“四红”的运动（思想红、工作红、学习红和身体红），其中要做到“身体红”，就看你是不是每天参加跑步运动。争取做到“四红”全部内容是难的，因为里面会有很多人为因素。但是做到“身体红”是容易的，只要每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去跑一趟就可以了。也许就是这个“跑步黄泥岭”，开始了我的健康储蓄，一直到现在，除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则器质性的衰老，一生没有因为感冒挂盐水进过医院。我的儿子、女儿也比不过我的健康的韧劲儿，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有规律的体力锻炼，而这种体力锻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无论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有利无弊的。就为这点，我们得感谢这位脸上常常挂着各种各样笑容的赵老师。
突然有一天，赵老师叫了几个女同学，包括我。对我们说：要跟别的中学进行篮球比赛，时间还有半个月。我们七八个女同学成立了塔基山上青年中学女生篮球队。每个星期练球三四次。在女生宿舍下，稻田边的篮球场上，我们的手僵硬地触摸起篮球，开始进行拍球、运球跑、传球、三步上篮等基本动作的训练。一个星期练基本动作，一个星期练队形。那时全校只有两个篮球。有时篮球出界，滚到稻田的水沟里，赵老师就要我们赶快去捡起来擦干。训练完了，赵老师不会让篮球多留一分钟在我们手里，就把两个篮球锁进办公室。
两个星期后，我们跟别的中学开始比赛了。比赛的范围只是当时的余杭县内的中学。就是嘛，如果跟杭州市内的中学比，怎么也轮不上我们这所中学。六十年以前，县级中学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很简陋。篮球架的柱子、篮板和投篮圈，看上去都是摇摇欲坠的。我们参加比赛也没有任何兴奋的情绪，就好像要我们去菜地拔萝卜一样平静。看比赛的观众有时是五六个人，有时是七八个人，都是参赛学校有关的老师或者球队队员，没有广告、海报、没有包装、更没有泡沫。悄悄地去，悄悄地比，悄悄地回来。一切都在默默中朴实地进行。比了两场，得了个第三名。成绩不错吧！回到学校没人说我们不好，也没人说我们好，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只有赵老师，回到学校对我们说了一句：以后不用练球了。
我所以记住了这件事，是因为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也被选拔上为大学女子篮球队队员，训练几次就成了右锋队员之一，每次全队训练以后，教练还要我单独留下，再练150个篮板球。成为大学篮球队队员，与高中参加了篮球训练、参加了一次篮球赛的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虽然大学的篮球教练并不知道我们高中女生篮球队的情况。但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有塔基山上半个月的篮球训练，后来有了大学三年的篮球训练，因为有了篮球训练，所以有了规律的体育锻炼，所以有了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我感恩青年中学体育赵老师对我健康储蓄的启蒙。
〈番薯晚会〉
塔基山的高中班，每个班都拥有自己的绿色领地，那就是自己班里的番薯地或者南瓜地。这些绿色领地都在宿舍后面，分班划块，看看不大，但劳动起来，一垄一垄的没个完。一年四季种青菜呀，种胡萝卜、豆子呀，很丰富，但秋天收获得最多的是番薯。这块绿色领地，一个星期只少要去照料它两三次：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等。浇水、浇粪时要两个人抬一个粪桶。这种粪桶几乎快成了文物，现在的孩子看到过的可能很少。因为山上的地高低不平，又因为抬粪桶的两个同学个子长矮不齐，竹杠子上的粪桶，上坡时就滑到后面那个同学身前，下坡时就滑到前面那个同学的背后，粪桶里的水常常溅出来，溅得鞋子湿漉漉的。如果是粪水，还带点“香”味儿，好玩!
这块绿色领地给我们带来不少喜悦。播下去的种子长出绿绿的嫩芽了、插下去的番薯秧苗挺起身来了、刨开土，发现土里长出小番薯来了等等，都让我们惊喜半天，并且传来传去，在班里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于是没有轮到劳动的同学会在中饭后或者下午上课后，也去地里看看，在现场惊喜惊喜，真有点庄稼人那种总算有了回报，又继续期待、诚惶诚恐的心理。什么时候去劳动，什么人去劳动，那是班里劳动委员说了算的。青年中学的班干部中有个劳动委员，这可能是现在中学的学生没有听到过的。我们班的劳动委员CH 对农作物的种植很有一套。现在他就在杭州余杭区一个很幽静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农民的房子养老。我们去看望他时，也看望了他的菜地。
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这个班开番薯晚会，明天那个班开番薯晚会，塔基山上天天飘荡着番薯的香味儿，热闹极了。
我们班番薯晚会的那天下午，一部分同学把从地里挖出来的番薯到井边洗干净，送到厨房里。在厨房师傅的帮助下，装入大锅煮。一部分同学就把教室里的桌椅搬到教室外面排成一个圈，把电灯拉出来，这是晚会的光亮来源，还要洗干净八九个脸盆，准备装番薯。等到厨房里的同学上坡来叫：“番薯熟啦！来装番薯啊！”一群同学就一边敲着脸盆，一边喊着：“呵——吃番薯啦！吃番薯啦！”跑向坡下的厨房。另一群同学就到校长办公室、老师办公室请校长、老师到班里来参加番薯晚会。
一盆盆番薯端上来了，一个个热腾腾的番薯分到桌子上同学们的饭碗里。待校长、老师坐定，番薯晚会就开始了。既然是晚会，就要有个开场白，当然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革命，但是不刻板，还有才气，平时就与学生和谐相处。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啊，别的话不说了，我来念几句……”于是就产生了一首番薯诗：番薯大，/番薯甜。/要问番薯谁来种？/是我、是你，也是他。
晚会在星光下继续着，几个同学代表讲了话，当然少不了劳动委员，还有传花结果式的节目，嘻嘻哈哈的，番薯晚会是完全放松快乐的，番薯吃到不要吃为止。
番薯，现在被美国科学家誉为第一健康食品后，身价高贵起来，成了宴会上的一道点心，变成了老人去农贸市场必购的食物。而我们吃番薯，就是因为我们种了番薯。不过六十年前，一餐吃那么多的番薯，也是很奢侈的。因为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自己有一块土地，可以种出能填饱肚子的番薯，那是杭州城里人可望不可及、垂涎的福事。
〈 敲焦炭和吃粽子〉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和我们班的七八个同学夹着要拿回家换洗的衣服和被子，兴冲冲地下了塔基山，小心地踏上了只能一人通行的田埂路，朝公路上的6路车站走去。忽然前面的人停了下来。“怎么啦，快走啊！”后面的同学催促着。“前面的同学被老师拦住了。”前面的同学回答着。“同学们，今天不能回家，学校等一下要开大会，有重要的消息要传达。大家回转吧！”只见班主任站在公路和田埂路的交叉口，张开双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拦住了我们。他的响亮的声音被空旷的秋野扯成了一片片，似沉似浮地向四处飘荡。我们丧气地嘟哝着，却又都乖乖地向后转，回到了山上。不一会儿，学校上空响起了广播：“同学们快到大礼堂集合开大会，有重要报告”。哗——，说不上是千军万马冲下山吧，也是黑压压的一群群，向山下移动，一下子，空荡荡的大礼堂站满了人。书记给我们作了关于“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报告，并且宣布从今天开始不能回家。
回到宿舍里，有几个女同学就哭开了，其中有个女同学那天正好做了大人，想回家得到妈妈的帮助，没想到回不了家，哭个不停，嘴里不断地叫：不要啦，不要啦。不知是说不要做大人，还是在说不要不能回家。后来在两个比她大的女同学的安慰和帮助下，才平静了下来。
沮丧、郁闷、生气的情绪立刻被参加劳动要工种分组的新奇和热情替代了。在热热闹闹中，大部分男同学被分到闲林钢铁厂刨黄土层去了（闲林钢铁厂的铁矿，是露天铁矿，在钢铁厂旁边，男同学要把铁矿上的黄泥层挖掉）；一部分同学去焦炭场敲焦炭。焦炭是炼钢铁时不能缺少的燃料，而且进入高炉有一定的大小规格。化学成绩好的同学分到学校的小高炉炼铁，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个班的同学被分成了四五摊，除了自己小组的几个同学以外，其他同学都见不上面了。大家都满怀激情地、有责任心地、忙碌地为“十五年赶超英、美”，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日夜奋斗着。这样的日子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左右。
我在焦炭组敲焦炭。高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停，因此敲焦炭的同学就得一天三班倒，我被分在夜班组。夜幕下，四周是黑黑的大焦炭堆和小焦炭堆的剪影，差不多有一人多高。把大焦炭敲到鸡蛋那么小的焦炭块，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没有量的要求。焦炭场上那些黑黑的剪影把我跟同学们都隔开了，互相看不到，也说不了话，耳朵边都是闲林钢铁厂炼铁炉发出的轰鸣声。我们的干劲很高，会一连四五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盘坐在地上，右手拿着弹性很足的竹柄小榔头，左手扶着刺手的焦炭块，一下下地捶打。没有手套，晚上又看不清楚，每天手上都被棱角尖锐的焦炭刺破皮、被小榔头敲出紫血泡。
到了晚上二点半左右，瞌睡来了，头怎么都止不住地往下瞌，榔头打在手上，有时打在自己腿上，脚上。惊醒一下，连眼皮也没睁一下，头很快又瞌下去了。这时只要有一声：“休息啦，吃粽子啦！”这一喊，瞌睡就全没了。只见昏暗中，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木桶走进了焦炭场。于是就像歌舞《在太行山上》中表演的一样，一下子从焦炭堆四周出现了很多“游击队员”，涌向了木桶边。一只只灰不拉几的手伸向桶里，从里面提出一只只粽子。手也不洗（没地方洗手），剥开棕叶就吃。不用钱，白吃的，每夜都有。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常常想：有多少人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每天要吃去多少粮食，再多的粮仓也要吃空。这两者前后有关系吗？
天亮后，我们就可以下班了。白天根本睡不着，开始几天，在迷迷糊糊之中，常常听到山脚下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呵——，出铁啦——出铁啦——，小高炉炼出钢铁啦！这时宿舍外发出一阵“踢踢嗒嗒”急促的脚步声，很多人跑下山去看小高炉出铁的壮观场面。
大炼钢铁的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复课了，可以回家了。回到家一看，爸妈睡的铁床不见了。我问妈妈铁床哪去了？妈妈说：炼钢铁去了。是呀，那时候是有铁出铁，有力出力！全国上下都在为增加钢铁产量做出贡献。当然，大炼钢铁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能参加这样的运动，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无论在体力上、智力上、思想上都受益不浅。
〈男的女的都在这和仓库睡觉〉
敲了几天焦炭以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我们班的女同学H。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明天去我们学校附近的联荣生产队参加秋收劳动去，还要帮助他们作宣传。这是你们要带去的钢板、刻字笔和油印机，你们要给他们出生产快报。你们的棉被要自己带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脸茫然，摸不着头脑，但是就会接受。老师又说：“具体工作明天到那个生产队，他们会布置的”。第二天早上，我和H同学打好了铺盖卷，用网线袋装好了脸盆等生活用品，在教室门口等来带我们去生产队的社员。一会儿，有个手里拿着一根扁担和一副绳子的社员（那时农村的行政组织有一级为人民公社，农民就叫社员）走上山来，在教室门口，老师就叫我们两人跟着他去。这是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农民，中等身材，不胖。脸上倒还清秀，只是脸色灰中透黄。他一声不响地挑起了我们的铺盖背包（那时候我们都学会了部队打铺盖的方法）和钢板、蜡纸、油印机，向山下走去。我和H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起了我们的网线袋，好像心照不宣地不问一下，也不讲话，默默地跟着他，离开了学校。
这个社员下了塔基山，走上了田埂路，往塔基山后面的水库方向走去。两边的稻田，这时候有的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头像围棋子儿，一行行一列列地凸现在潮潮的地上，已经脱了谷粒的稻草还散乱地堆在田头；有的稻田则在等着收割，黄黄的稻杆儿互相依靠地倒伏着，在微微的秋风中，发出萧瑟的声音。挑着担子的社员在前面走得很快，我们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跟着他，大约过了半小时，先左拐，然后又右拐，走进了一间屋子。我们紧接着跟进去，是生产队办公的地方。桌子那边有个人，听那个社员叫他，好像是书记，他让我们放下行李，跟着那个社员“去田畈割稻起”，晚上到这里出快报。快报的材料，下午会集中到这里来，我们会叫你们一起听汇报。
那个社员给我们一人找了一把大镰刀，就走出门去了。我们又紧紧地跟着他，来到了一块稻田。他让我们单独割一块稻田。旁边的稻田上，有一群妇女在割稻，看见我们，就指指点点地，嘻嘻哈哈地说些什么，好像很开心。我们俩不能示后，弯下腰，低着头，唰——唰——地甩开大镰刀，一排稻子随着就倒在地上。这种劳动，我们已经熟悉了（从1958 年以后，中学生常常在暑假参加“双抢”劳动，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不过弯着腰，20分钟以后，我这个高个子的腰就酸痛起来，但只能直立一下，不能偷懒休息。大办农业跟大办钢铁一样，是要赶超速度的。上午我们割了大约60多平米的稻田。吃饭在大队的食堂里，也不要钱的。下午还是割稻。大约四点多的时候，那个社员来叫我们去生产大队办公室，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秋天的稻田没有水，所以不用洗脚穿鞋。我们拿着大镰刀，走上田坂，跟在他的后面，去大队办公室了。
没进大队办公室，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响。一进门，烟雾腾腾，一人手中一支烟，有的是烟杆儿上吊着烟袋。来的都是小队长和小队会计。大队书记见我们到了，开口说话：“现在各小队把进度报一报”。于是从第一小队开始，轮流报起了割稻的进度和冬种植物亩数的进度。我和H 同学意识到这些数字都是我们要记下来的材料，急忙掏出笔和本子记下来：东头两块三亩半已经都割完，种麦，田犁了一半；洋番薯田两亩已经收了一亩；油菜地有三亩籽撒下哉……接着他们又报了几个人名，说他们割稻快、犁田质量高、某某捡洋番薯很干净等等，这大约是要表扬的内容。我们俩就傻傻地听、傻傻地记，不知道问些什么问题。
汇报会结束了。大队书记就对我们俩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写出快报，晚上交给会计。“快报要写成什么样的？”我们问。“嘎！那是你们的事情啰。我们会写，就不叫你们来了，学生子，是不是？”说完他就要走，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来说：夜饭还在食堂吃。夜头，里桌子上那盏煤油灯好用的。说完，他也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
最难办的事情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写出来不符合他的意思，改来改去，吃力不讨好。现在让我们自己做主，那就好办。我们俩很高兴能独立自主做这件事，商量了一下，划一个进度表，再写出四五篇文章草稿来，然后排版刻字。晚饭以前，我们打好了草稿。草稿不用给什么人审查，爽快。晚饭后，点亮了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拿出钢板、刻笔，刻蜡纸，打开油印机调好油墨印刷。为了版面好看一点，活跃一点，我们还在蜡纸上插了画，画了花边。到十点左右，一张快报编写、油印出来了。我们自我欣赏了好久，然后对会计（晚上会计也在办公室，不知是不是陪我们，不过他一直在计算）说：好了。我们把油印快报交给他，他接过看了一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一搁，说：把铺盖拿上，我送你们去睡觉的地方。
外面已经很黑，看不清路面，也不知道在往哪里去。我们跟在他的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七拐八拐，拐到了一间外面看看像仓库的大草房门口，会计说：就这里。我们朝里一看，有很多男社员在里面。“这里是男的”，“男的、女的都在这个仓库睡。里边是女的，你们往里走就是”。这下，我们真吓得要晕倒了。塔基山的宿舍尽管也像大仓库，但毕竟男女有别。这里男的、女的都在一起，这怎么睡得着。“进去呀！”会计在后面催我们进屋。
这间大草房真的是大队仓库，还比较宽。没有电灯，只有两三盏煤油灯照亮。人睡在仓库地上靠泥墙的两边，两排人睡下，中间的距离大约还有12米。男的占了一排半，女的半排。我和H在女的半排中间，找了两个床位，坐了下来。我们靠在铺盖上，不知道该如何睡下去？难道在男人面前脱外衣？地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没有席子。这时候已经没工夫考虑稻草里有没有什么虫子的问题了。在晦暗的光线下，望不清楚对面半坐半躺的男社员的脸，但他们面前都一闪一闪地亮着烟头，屋子里没有空气，只有烟气。看看身边的女社员，除了是母女俩，女儿比较年轻以外，其他女社员的年纪，都要叫她们大嫂、大妈了。“快打开被子，睡下吧，没问题的，都是村子里的人。过一会儿灯就要吹熄了”，旁边的一个大妈看出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不行，这肯定睡不着。最后，我和H决定打开被子，不脱衣服、不睡下，打算半坐半躺地过夜。
灯熄灭了。屋子里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指。男的女的都睡进被子里去了，我们还是半坐半躺着。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难道这里离他们的家很远吗？难道明天要起得很早吗？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问，也不敢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男的女的要睡在一间仓库里。夜深了，外面起风了。树叶的声音、草的声音，远处还传来狗叫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屋子里开始冷起来了，我们把被子往肩膀上拉了拉。四周已经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噜声，有的呼噜声还转起了弯儿。让人听得心里很烦，干脆，我把被子蒙住了头。
突然旁边响起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猛地醒来，脑袋里转了一下：怎么？我还是睡着了。只见四周的人差不多都起来出去了。他们的被子卷起排在泥墙边。我和同学H轻轻说：难道今晚还在这里吗？走出仓库，有的社员已经捧着大碗在喝稀饭了。
是的，我们在这大队一共劳动了三天，割了三天稻子，出了两份生产快报。在这个大仓库里一共“半坐半躺”了三个晚上，平安无事。第四天早上，大队书记对我们说：我们的秋收完成了，你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回学校去吧。这次我们没有再跟在别人后面，而是自己背着铺盖回学校了。
虽然这次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不长，但大队仓库三个晚上的情景，清清楚楚地一直记忆到现在。
〈买菜学生帮〉
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大米饭也轮不到吃，只有黑黑的番薯馒头。同学们常常在吃完饭说：我好像没吃一样，吃了就饿。不久，生物老师让我们认识了金刚刺、狼蓟根（蕨菜根），要我们到附近山上去挖，挖来交到厨房。于是我们三五成群，抬着个箩筐漫山遍野地走着、找着，找那两类可以充饥的植物。毕竟是野生的，找半天也只有遮了个箩筐底，但是全校同学都在找，积少也成多了，合起来也有几箩筐。交到厨房，厨房师傅就把它们磨成粉，掺和到番薯粉中做成馒头，卖给我们吃。吃的菜，就更不用说，有菜就很幸运了。有时候去晚了，买菜的窗口只有一木盆酱油汤。买一勺酱油汤，也要2分钱。酱油汤淘饭就是一顿饭。
1960年春，虽然杭州好像没有什么天灾，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果的现象大面积地出现在每个大中学校的食堂里，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用餐上。虽然学生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二十柒斤米的粮票、几两油票、几两肉票、几两糖票、几块豆腐票、几张糕饼票，但是仍然是饥肠辘辘，吃不饱。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在生长发育的节骨眼上，妈妈常常拿着衣服去附近的郊区农村换蔬菜瓜果，尽可能让几个儿子吃得饱一点。每个星期，她都盼我回家，因为我能在闲林镇的集市上买一点刚上市的豌豆、蚕豆带回去。
塔基山的学生仿佛都很有家庭责任感，特别是女同学，都想着办法帮助妈妈解决无米之炊的困难。于是，每天都有不少同学起个大早，轻轻地你叫醒我，我叫醒你，抑手抑脚地离开宿舍。然后在弥漫着淡蓝色薄雾的田野上，呼吸着时而夹着农家炊烟的清新空气，跑步下山、跑步去闲林镇的集市，搜寻各种能充饥、能放几天不会坏的豌豆、蚕豆和土豆。有时候也在回家的前一天，买几棵卷心菜。在集市上，买这些东西也要眼疾手快，不然就会买不到。常常是远远地看到农民的菜担来了，看上去像是我们要的东西，不等他走近，就迎上去。别的买菜的人还没回过神来，一担东西就被我们几个同学一分而光。当时在闲林镇的集市上，我们被称为买菜的“学生帮”。我们的动作快，跑到镇上小街时，街上人就会一边说：“学生帮来哉，学生买菜帮来哉”，一边侧过身子让我们。
买好菜，如果时间还早，我们会一边吁着长气，一边看着、摸着袋子里的豆啊、菜啊，婆婆妈妈地兴奋一阵，走回塔基山。如果时间不多了，就再跑步回塔基山，到宿舍把袋子往床下一塞，上课去。上完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大家围坐在一起剥豆子，然后把豆子晾在一个个窗台上。等到周末，收起来带回家。
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过得很艰难，但是也让我们初步实践了做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其中有紧张、有兴奋、有欢乐，看到妈妈的笑脸时，也有欣慰。过了那么一段苦难的日子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懂得了对家人的珍惜。
〈胡萝卜和高考复习〉
“吃胡萝卜啦”、“快来吃胡萝卜了”随着叫声，教室的窗台上出现了一脸盆一脸盆红黄的色彩。教室里的同学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脸盆说：“好事做到底吧，拿到我们旁边来！”于是劳动委员又把胡萝卜端到正在复习的一组、一群的同学身边。这是塔基山上的高中生进行高考复习时的一个情景。
三年的高中生活尽管有工业生产、农业上产、饥饿、艰难等丰富多彩内容，但是高中的学习进程仍然正常进行到了高中毕业考和高考复习阶段。塔基山上的高中生则进入了单一而紧张的迎考复习。除了每天上午老师的复习课，其它时间都是同学们自己复习。到后来几天，全天都是自己复习。同学们就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在一起做题目，有同学不懂的，懂得同学就再讲一遍，一起复习的同学都懂了，继续做下个题目。考工科的同学一起解数学、物理难题，常常是要得出两三种解法才肯罢休。考文科的同学则拿着一叠一叠的复习提纲和一本本的书，互相背题目。相比较，六十年前的复习比现在简单得多，没有那么多各省市的复习材料和考试题可参考、要过目；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要比现在的学生热情、无私，更没有你防着我一点，我防着你一点，为此常常说那种：“昨天我在看电影，看到半夜二点”、“我还没开始复习呢”等等的话来扰乱其他同学的复习心理。
复习都是在那座塔基山上进行的。那时的家长也没有要给高考的孩子补补身子的概念，我们还是一日三餐吃那朴实的食堂饭。要说营养品，也有，那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复习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同学到我们班自己的菜地上去挖胡萝卜。那时候，菜地里南瓜、番薯刚出芽，可以吃的就是胡萝卜。胡萝卜挖出来，洗干净后，一脸盆一脸盆地放在这群同学、那群同学身边。于是，一边做题目，一边伸手到脸盆里拿一根桔黄色的胡萝卜，“嘎嘣脆”地在嘴里咬一口，生生脆脆地细细咀嚼，很好吃。胡萝卜那股强烈的、特别的药性味儿，有的人不喜欢，但实际上胡萝卜的这股味儿既有营养又有赶走疲劳、醒脑的作用。在整个在校复习期间，教室里那几抹桔黄色的暖色彩、弥漫着的那股浓浓的富有刺激性的味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除了复习还是复习，但又充满着希望和紧张的日子。也有一些同学不参加复习，在宿舍里睡觉，闲谈。他们觉得自己复习了也没有用，考得再好也进不了大学。是的，现在回想，当时我们这批人，真的不在被高校录取的范围之内。当时，高校录取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这么几个录取杠杠：不宜录取、降级录取、不能录取。但对这种严峻的升学形势大多数同学并不很清楚。感谢当时的糊里糊涂，因为我们没有因此放弃对知识的复习和巩固，并且在复习中，加强了对真理追求的踏实精神。
复习阶段完了。同学们都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结果。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当时高考录取政策中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是因为不想伤我们的心吗? 是鼓励我们去与既定的命运抗争吗？就像不喜欢胡萝卜的味儿，但仍然往嘴里塞？
关于塔基山的故事，奶奶就写到这里。太好玩了！奶奶的高中生活多丰富、多有意思！不过——他们那一切都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没完没了的上课、辅导班，上课、辅导班。低着头，趴在桌子上没完没了地写写写，这一切好像也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我和奶奶三代了呀，这青春的活力，到底怎样才能是自己释放的呢？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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