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巴南内陆，若有一部四轮驱动车，在森林山路穿梭几个少数族群村落，比较方便。
这一趟，经加央族朋友的介绍，我租用了一位本南人的车。车主兼司机蛮年轻，没超过四十，肤色白皙，身材略略有肉，说话还有点缅腆。
本南人性格就是害羞，即便活得很老，见到陌生人，总会显得有些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这位本南司机名叫安迪，他就和其他的本南人一样，不善于找话题跟人聊天，多数时候都爱保持沉默。我坐在副驾座，尽量找些话题来与他交谈，让同座的其他朋友也可以不必感到拘束。内陆人善长于打猎，逗他聊打山猪的话题，最能让他忘了自己。
行程结束，服了车资给安迪，就多了一位内陆本南朋友。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打电话给安迪，他说他躺在医院的病床，身体发烧很久，医生就是找不到发烧的原因。过了两个月，我再联络他，他说他已经从马鲁迪医院转到较大的美里医院。他说经过检测后，医生说是血不够，需要输血给他。
由于他不能清楚地告诉我真正的病因，我只能祝福他早日康复。
有一天我到美里，顺便去医院拜访了他。他的头发已经完全脱落，瘦削许多。他太太在医院陪伴着他。
他说医院正安排他到西马医院，需要帮他做骨髓移植手术。在美里的政府医院住了两个月，吃医院提供的食物，他笑着说食物总是没他爱吃的猪肉。听了他说要做骨髓移植的手术，我心中暗忖：“这不就是血癌吗？”
“这是不是血癌？”“如果是，医生有告诉他这是癌？”这些问题在我脑里旋转，始终都没问安迪。
不久，安迪被医院当局安排送到吉隆坡做骨髓移植手术，由他弟弟捐出骨髓。手术顺利完成，康复后，我还载他及他爸爸走一走国家纪念碑和附近的公园。他也满怀希望的说，下次要带我去我所不曾到过的本南村落，见识不同的本南村落的不同风土人情。
我始终没问他是否知道这是血癌、是否知道他的病的严重性、是否有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忽然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不懂自己何时离开世界，还想着人生路还有很远可走，有理想要去实现，才能活得有希望，才能快乐。也许，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血癌，凭着对基督的信仰而产生强大的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庇佑，渡过难关。
死，可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离我们很近。有一天，忽然知道死离开自己很近的时候，心情会怎样？能坦然接受？
叔本华说，人与动物都具有逃避、力图延迟死亡的生存意志，视死亡为最大的灾祸。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来自对死的忧虑。人为何对死如此的忧虑？也许是因为死亡本身是一种非存在。非存在就是一种虚空。试问有谁会对死亡这种“绝对性破灭”不感到虚空、陌生？不感排斥，进而恐惧？
塞内卡说：“与死俱来的一切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他说的是，病患者死前的伤痛；呻吟、痉挛、脸色苍白、亲友的嚎哭、丧具、葬礼，把死亡过程衬托得十分恐怖。
伊壁鸠鲁斯认为，死与我们无关。他说：“当我们存在着，意味死亡还没降临。当死亡降临，我们不存在了。”因而，从认识论上来说，人对死亡无从体会，更无法认识。既然人对死亡无从体会和认识，对死亡的恐惧，就纯粹是盲目的意志的产生，不是理性的认识的结果。
人，总是知道自己终有死亡。死是无可避免，终有一天会真的到来。当知道这一天到来眼前的时候，如何战胜死亡的恐惧？这个战胜死亡的恐惧的功课，是现在就要做，还是可以等到最后一刻才来做？
如果有人说他这一生活得幸福，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死都不惧，才是男子汉本色。
历史上有许多视死如归的英雄，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应该是苏格拉底。
他在监狱服死刑，到来刑期的那一日，并没有要等到太阳下山，在狱卒的催促下，心不甘，情不愿之下才喝毒酒。不，苏格拉底在太阳未下山前，就问狱卒是否准备好毒酒。他告诉狱卒，若是准备好了，就拿给他。当狱卒说已准备好，并把毒酒递给他，苏格拉底拿起毒酒，开玩笑地说：“我把（喝毒酒）这玩意儿作祭酒，你看怎么样？”。说完，镇定自若地、毫无畏惧地一口喝了毒酒。苏格拉底身边的朋友看到他一口就喝了毒药，个个不禁悲伤起来，有的哭泣不已，苏格拉底反而要劝大家保持心灵的平和，要大家勇敢些，安静下来。
平时听人拍胸膛说：“我死都不会怕！”是真的吗？还是一句自欺的话？
若是哪一天医生说：“你好像患了不治之症。”如果他还能从容面对，说：“什么好像，放心，即便真是患了不治之症，我也不怕！”才叫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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