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无赖论调二三议/江扬（中国）

无赖这个词多少有点暧昧，它与恶人不同，听起来比恶人的程度轻一些，没有那么罪大恶极。但也正是它表面上的轻微，让它比一般的作恶更容易被忽视，被宽恕。一般来说，恶人更容易被千夫所指，从而获得应有的惩罚，而无赖，则常常逃脱审判，长久地为害人间，成为社会中挥之不去的毒瘤。

在全球右转的大气候下，民族主义泛滥成了各国舆论场中典型的无赖案例。在简中（编按：“强国”的另一种说法。）场域，它主要表现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反对日韩或是西方的一切。举着爱国的大旗，所有的无赖逻辑都变得顺理成章。比如近日对法国球星姆巴佩的口诛笔伐，就是一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狂欢。所有人都恨不得冲上去踩上一脚，却少有人认真讨论姆巴佩究竟说错了什么。即便回到姆巴佩的原文，也需要解释如何把谈论毛泽东的迷因等同于批判他，而评判毛又为何滑向针对中国，批判中国又成了侮辱所有中国人。这样的无赖逻辑虽然有明显的滑坡谬误，却仍然大行其道，成为民族主义者们狂欢的契机。

类似的无赖逻辑还表现在为俄罗斯侵略行径的辩护。民族主义者们先是声称，俄罗斯是为了抵制北约东扩才被迫出兵。但当这样的谬论被瑞典芬兰火线加入北约啪啪打脸之后，又扛出了爱国主义这个百试不爽的遮羞布，声称只有俄罗斯吸引了西方的炮火，才可以让中国多一点喘息之机，因此，支持俄罗斯其实就是支持中国。孰不知，为何需要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在一起，跟整个西方文明为敌？这不仅在历史道义上说不过去，从现实的国际政治上看也并不明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应该与俄罗斯的侵略价值观更接近。

另外一个听起来更振振有词的论调是抓住西方当下动荡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的体制辩护。比如说西式选票政治是西方精英给普通人最大的精神鸦片，选上来的政客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可能理解普通人的苦难。西方社会虽然允许游行，但无论游行多少次，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中国文化则求同存异，从来不会羞辱他人的文化与信仰。然而，这仍然是无赖的论调。新近对蔡康永、姆巴佩的网络诛杀恰好证明了简中舆论场根本容不下异见，表面上对西方的求同存异只不过证明了中国文化暂时还未摆脱弱势地位而已。无论如何讽刺西方政客的精英傲慢，也并无法证明中国这些贪腐官员能多为民请命。用王朔的话一言以蔽之：“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

这些无赖的民粹逻辑原本都经不起深究，但问题是官方并不允许深究，一旦有人天真地做一些坦率的讨论，那么一定会遭致更加无赖的手段，即来自官方的禁言封号。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族主义实则是官方在其后背书的保皇主义。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过于明晃晃地保皇，无异于赤裸裸地作恶，不仅粗暴过时，更难以昭之于众，那么用新式的民族主义来包装，就可以为无赖的手段开脱，缓和了直接作恶的血淋淋。实际上，二者就是一回事，作恶与无赖此时并没有什么区别。

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话，支撑这些民族主义背后的心态不仅是保皇，也是嫉妒。如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所说，当嫉妒由于无力发泄、无法改变现状，并长期在时间中发酵，被体验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时，它就会凝结为怨恨（Ressentiment）。人人乐见明星等成功人士倒霉，实则是对富人的嫉妒心态在作祟。对于俄罗斯的推崇也部分源于对乌克兰的嫉妒。我们都对强权屈服，凭什么乌克兰敢反抗？对于西方的怨恨则来自于存在论意义上的嫉妒。当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人既难以摆脱无力的政治地位又无法润（编按：汉语拼音run，在现代网络语言成了“逃跑”、“移民”的代名词）去他国的时候，竭尽全力无赖地诋毁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对自身困境的发泄方式。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的实质。

•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 主题：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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