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照片”作题目写文章,跳不出俗套——看到照片,想起某件事、某个人,于是将其写出一个故事,成为一篇文章。不过,现在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本相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德国人。他们是30年前曾在当时还存在的杭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第一批自费德国留学生。
联合国曾经在198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九月份大会常委开幕之日(9月21),“正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供所有各国和人民在自己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36/37号决议)。
1987年,杭州一个青年民间组织举办了国际和平日一分钟演讲的纪念活动,邀请我们学院的留学生参加。经过老师的说明和邀请,那天有一个日本学生、五个德国学生参加了活动。举办方没有对参加活动的留学生提出什么要求。
活动场地大约200平米左右,参加的人员大约100多人左右。但是当德国学生看到屋子中间搁着一架摄像机,就摆起了本来不甚开朗的脸,纷纷落在了后面两排座位上,不肯往前坐。
一分钟演讲开始了。主持人指定的一分钟发言人演讲很生动,有的演讲还催下了日本留学生的眼泪。自由演讲时,发言的朋友也此起彼落,没有出现冷场,活动进行的有井有序,带队老师(也就是德国班的上课老师)放松了心情,等着活动结束带同学们回校。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在街上还是稀罕物,就算是什么人碰撞一下,也可能会成为一件国际大事。
谁知这时候突然有人提出:请外国朋友也谈谈关于国际和平日的感想。不是不要什么准备吗?知道来参加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学生们看着带队老师,有的显现出疑惑的眼光,有的显现出怀疑的眼光,似乎在问:不是只要我们听吗?怎么又要我们说了呢?场内的掌声已经响了六七分钟,也许主持人悟到了什么,“说一说”变成了“唱一个”。日本学生是个很腼腆的大姑娘,始终埋着头,德国学生在带队老师的工作下,最后一起用德语唱了一首反复回还、似乎德国小孩子都会唱的民谣。德国人唱歌很少有高声叫喊,他们的歌声低回却悠扬,虽然只有五个人,但还化成两部和声,交相呼应,让全场人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歌声毕,迎来了长久不息的掌声。显然德国同学也有些激动了,脸开了,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活动总算圆满结束,留学生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学院。
但是,第二天德国班上课只到了一半学生。老师问了一个名叫艾拉的同学,为什么?艾拉说:他们觉得昨天被骗了,很不舒服。摄像了,一定去做什么宣传了。上课老师就是带队老师,已经与德国学生打了一年的交道,了解德国人的特性,说一不二。有什么与原来的决定不一样,一定会究根问底。这个民族说得好听是遵循规矩,说得难听是刻板。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参加不参加这个活动征求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同意后才去的。怎么被骗了?你们还是小孩子吗?这个活动是纪念全世界联合会决定的国际和平日,意义非常好。宣传世界和平是每个爱好和平人的权利和义务,你们参加了一个好活动,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会不舒服?艾拉,请你把老师的话告诉他们,还要告诉他们,不来上课,吃亏的是他们自己。这样拉下的课,老师不补。德国学生和其他欧美学生一样,凡是在学习问题上,比如学习时间长短、批改作业多少、一本书学到哪一课等等都可能斤斤计较,不肯吃亏。直到第三天,学生才全部到齐。不过还有两个学生似乎还心存芥蒂,不再与老师主动讲话。
一周以后,教学计划中要去千岛湖进行两天的教学实习,但是天不作美,一直下着雨。办公室想推迟时间,但是这群德国学生不让。下雨有下雨的趣味,计划中的,为什么推迟去?我们不怕下雨。于是教学实习如期进行。这群德国人顶着雨伞、披着雨披(编按:即和我们平时说的‘雨衣’差不多的东西,不过没有衣袖)上了去千岛湖的中巴车。千岛湖一直被雨丝披挂着,朦朦胧胧的,湖上的山顶就像漂浮着的海岛,时有时无。这群学生披着红的黄的绿的雨披,手里拿着老师给的教学实习讲义,一边看着,一边听着。昨天听老师指点山水,进行水上水下淳安县城的变迁;今天听老师解说清晨码头的鱼市,看黄尾巴鱼、红尾巴鱼在鱼篓中游动,挣扎;中午又在新安江电站的水坝内看转动着的,向华东六省市输送电力的六台大电机,丝毫不觉得下雨带给他们的不便,学得非常专心。
教学实习的第二天下午,在回学院的路上,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带队老师回头一看,只见大部分学生静静地低着头在摆弄着手中的相机。
三个学期过去了,上完最后一堂课,全班老师学生一个个地作了告别。最后剩下那两个不与老师讲话的学生。他们面带羞涩,期期艾艾地说:“老,老师,对不起!这是我们给你的留念。”说完,在讲台上放下一本相册,很快离开了教室。
这本相册不薄,几十张照片记录了他俩在杭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有那次国际和平日活动场所的照片,有千岛湖雨中实习的照片,有老师在黑板前上课的照片。最后是一张他俩脸上涂满白色,化妆成两个小丑的合照。老师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喃喃自语:含义深刻,含义非凡啊!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