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全国，至少是城市大学校园的角角落落掀起了纸和笔的文字革命。起来造反的师生向大专院校学校各系的教授专家贴出了他们在教学中向学生“贩卖”的封、资、修思想、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等内容的大字报。不久风向稍转，又出现了揭露校长书记、各系主任总支书记、各年级主任支部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贯彻资产阶级路线成批、成批的大字报。

很有幸，我的名字也与书记们、主任们排在一起，出现在大字报上。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拼股老板，属于资本家。我不是工农家庭子女，但是去年因学校来了十个班的越南留学生而被提前毕业当了汉语老师。全系100多个工农家庭出生的学生，为什么就把唯一一个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提前毕业？

是呀，自从我的名字频频地在大字报上飞扬，我也进行了平静的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我这个资产阶级子女是否也应该跟着父亲一样被专政、被革命？历代有父债子还，我是不是也应该背负资本家父亲家庭成份的社会之债？不是有可教育好子女这一阶级路线吗？这一路线错了？是谁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提前毕业做了大学老师？

说我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怎么才算红？我担任学习委员为班里的同学服务，又说是班里的领导权不在工农阶级手里，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刚开始，有人偷偷地把风声透露了给我。我辞去了学习委员这个班里的职务。让我怎么做才算是红呢？说我与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确实划不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能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我只能依靠家庭。

年级造反派到学校党委组织部造反，要求在24小时内取消我的教师资格，回到班里与同学们一起重新分配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显然这是对组织部，也是对我本人的警告。于是组织部给了我一份通知，说“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不力，把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资产阶级子女提前毕了业,现在要我到组织部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立即停了我的工资。接到这份通知，我又纳闷了：说我“表现不好”，这个表现不好是指提前毕业时的表现，还是毕业后一年的工作表现？怎么不好？半页纸的通知上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道如果不回班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其他们来扔出我的行李铺盖，把我赶出教师宿舍，还是我自己搬回原来的女生宿舍，反正现在也没有课可上，师不再师。我回到了班里，但是我没有办离职手续，而是向组织部提交了我的申述。我要求组织部说明“表现不好”的具体内容。但是组织部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在不置可否下，茫茫地过着一天天没有任何计划好内容的日子。

没有力争、讨好地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时候真的，自由与无赖放肆没有区别。我也放肆了，跟造反派同学一样，大着胆儿与我的闺蜜同学，背起被包步行串连去四明山了。直到中央号令停止串联，我们才回到学校。这一段跋山涉水的步行，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要去做的事情是符合情理的，就没什么可怕，而且在实行时是一身轻松。那一段山水中的生活，无论是大雪天，无论是走在泥泞的山沟田坎，天是晴朗的，路是明朗的，山里碰到的老人小孩都是开朗的。最后我们凭着隐忍持久的耐力，终于踏上了佛岛普陀山。海岛小路上空旷无人，几百座寺庙林立，但都紧闭的庙门。面对灰蓝色的大海，犹如波浪涌入心中，荡涤着全身的血肉。眼亮了、心亮了、胆壮了、力强了。

回来后，年级造反派对原来的学生支部副书记、年级里的党员同学批斗不止。有一次我因妹妹发烧，在家照顾她。不知道有批斗会，没去参加。结果有两个同学连夜，深夜十二点了赶到我家严厉地通知，明天必须到中五（3）班文革领导小组报到。第二天回到学校，宿舍的床边、床头和我的书桌面上贴满了小字报，要我到文革小组报到，要我坦白交代。交代什么？一头雾水。当天晚上年级又召开批斗会，要我揭发保皇派同学。现在想想真是儿科，原来有个党员同学他带着几个同学去井冈山步行串联，造反派同学认为我也去了井冈山，要我揭发去井冈山干什么了？去井冈山能干什么呢？而且对我来说，真是无中生有啊！

批斗会上，造反派点名要我揭发。我能揭发什么呀？我只能澄清事实。我没去井冈山，我去了四明山；我没有为保皇派刻写反革命传单，我只是刻写了最高指示，仅此而已。批斗没有结果。我觉得这只是造反派在造反遥遥无期的无聊下寻寻开心而已。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可不能说出来。由此我又想起一个情景：有一次到农村劳动，休息时，造反派同学随便拉出一个古典文学老师批斗，问他为什么在小镇上买番薯吃，要他交代！这位古典文学老师是个很斯文的老先生，他坐在中间低着头喃喃地说：“我买地瓜以充饥”。话音刚落，四周一片吼声：“不老实！”，“深刻交代！”老先生上眼帘抬了抬，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顿了一下，“快交待！”“不交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老先生又喃喃地说了四个字“聊以解馋”。只见四周浮现了一个个窃窃私笑的脸庞，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一声“开工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四散走去。我看着老先生脸上毫无表情，一手支撑在地，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劳动的田头。我跟在后面，这是个日前轻易不能听到他上课、很有学术地位的老师啊，竟被如此戏弄取乐、侮辱尊严！

世道怎么啦？造反派可以任意拉人进行所谓的批斗，被批斗的人又毫无反抗地顺从。应该顺从吗？但不顺从难道又去承受更进一步的批斗，甚至殴打？……让人如何适从？

1967年秋季时节，应该在1966年6月就毕业分配的同学们终于等来了分配。分配前还要每个人写自己的志愿。我写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家乡是首选。于是“第一志愿杭州（那是我出生成长一直生活的家乡）、第二志愿绍兴（那是我祖辈的老家）、第三志愿诸暨（那是绍兴的邻居）”，造反派同学看着我的志愿书（其实就是一张小纸条上的三个地名，哪是什么书？）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这三个地方？”我疑惑了，回答说“不是说写分配志愿书吗？既然是志愿，那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我去什么地方，那还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不用出学费。有的贫困同学，连饭费也是国家给的。但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要服从学校的分配。文革中，学校是造反派的，那就是造反派分配了。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地大物博的“天府之国”四川，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到了报到的时候，接到了四川接受单位的电报说：四川在武斗，延迟报到。什么时候去，再听通知。

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学习，那所大学跟我的大学在文革中是对立派，他们几个一直认为我第二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一定要陪我去省军管会反映我的分配问题。暂时不去四川，有时间去军管的省教育厅了。省委会是地方军主持工作。我申述了自己的情况。他们进行了调查。十五天后，他们给学校下了文件。学校学生科老师把我叫去说：如果你服从二次分配就去四川报到。如果不愿意，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他还给我看了那份文件。没有犹豫，当然选择先不去四川，将来要去将来再去嘛。我看到那文件上，最后落款的是一个叫王祥镕的签名。我不知道自己头上罩了什么华盖运？冥冥之中碰到了这个一无所知的贵人。这份文件就像钱塘江的回头潮，把我从西北方，暂时冲了回来。

虽然将来还是一片阴沉沉的原始森林，但是眼前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把结果告诉了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在一旁说：像在做梦吧，梦还是要做的。如果你不去反映事实情况，能有这个结果吗？我回过神来：是的，这是一次努力，一次实事求是的努力。事实本来就是一点光亮，迷茫之中有盏灯是什么感觉？

走出了重新分配的迷惑，但是我深知前头仍有无数迷惑在等我去穿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迷惑编织成的一张网。你为什么出生在这样那样的家庭？长大为什么要进这样那样的学校？成人后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结婚？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会过这样那样的日子？你走的就是迷惑铺就的路，只有你穿过了一个个迷惑，你才知道你需要怎么做。但是你回得去吗？

摄影：李嘉永（台湾）

人类和黑猩猩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差异，据说就只差了那么区区1.2%。到底那1.2%是什么？竟然让三千万年前是同一物种的人类和黑猩猩产生那么大的差异。如果能够解码出那1.2%差异为啥，人类无疑是掌握了神的钥匙，能够创造出一个个Clark Kent，翱翔于浩瀚宇宙中，殖民银河系。但是，万一无法控制被创造出来的Clark Kent，就如Dragon Ball Z里的17与18号人造人，除非地球也有超级赛亚人，否则人类将无可避免的迈向灭亡。

可能蒙面超人的漫画看太多，总以为改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征服世界，所以科学家们比较保守，趋向于研究AI人工智能，因为生物化学可能会导致人类灭亡，AI应该不会。Tony Stark的AI助手，就非常风趣好玩，偶尔吐个槽，大小事都能替主人处理的妥妥贴贴、井井有条。

但是在Terminator里的超级AI老大Skynet可就不是省油的灯，它发动核战毁灭人类；所以说AI也靠不住，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AI再结合人造人T-800号，核战后倖存的人类也只能指望沙拉康纳的儿子，把人类团结一起反抗Skynet。

X X X

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和执政党联盟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差异，也只差了那么区区1.2%。到底那1.2%是什么？竟然让六万年前是同一种物种的生物产生那么大的差异。如果能够解码出那1.2%差异为啥，马来西亚无疑是掌握了强盛的钥匙，能够创造出一个超级政府，翱翔全世界，殖民整个地球。但是，万一政府无法被控制，就如Dragon Ball Z里的17与18号人造人，除非国内有头脑清晰的政治家，否则将无可避免的迈向没落。

可能执政联盟掌权太久，头壳歹去的以为长久执政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单一族群，所以政客都比较保守，趋向于研究如何倾注资源发展某单一族群，认为全民共同进步可能会导致某单一族群灭亡，因而把国家资源为所欲为地扭曲分配，导致浪费腐败。执政联盟内的其他政党如助手，非常风趣好玩，偶尔吐个槽，大小难事都能替主人处理的妥妥贴贴、井井有条。

但是在反对党联盟里的大内高手马先生可不是省油的灯，欲发动核战毁灭执政联盟；所以说差别施政靠不住，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反对党联盟再结合网路社交软体，核战后倖存的执政联盟也只能指望沙拉千岛酱，再度团结一起反抗老马。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全知者只存在神话之中，只要是人类，皆难以逃离无知与迷茫。这个无知，首先来自于知的艰难。人从幼童时期即在学习的名义下被灌输入人类社会的历史编码，一生不辍，活到老学到老。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跟上不断产生的新的知识。普通人穷极一生所学不如计算机AI的数秒钟自学修炼。即便是处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大学教授，随着知识学科的不断细分，对于本专业的认知也很快就可能片面乃至过时。由此，今天我们对于知识的判断标准更像是大数据的统计结果，比较可信的结论常常来自于“业内共识”，任何个体都难以成为真正的权威。当下的权威地位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马失前蹄。

此外，无知还可能来自于永恒的不可知论。就如同目前无法回答的宇宙之外是什麽，那么诸如宇宙之外的之外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更加难以回答。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穷极我们的智慧也难以想象三维空间之上的世界为何。人类未知的永远比已知的多，而未知的则越来越趋向于不可知。所谓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即发笑”，更多地是在强调人类对于自身渺小的自嘲。毕竟从全知视角来看，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宇宙的一点尘埃。

因此，迷惑，不分个体，实在是人生常态。每一个年龄段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迷茫。儿时有父母为你解惑，成年之后有师长；直到人生的终极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当你还在困惑之际，那些你从未想象过的问题也不期而至。

因为迷惑，所以恐惧。原始人崇拜天地各路神灵，大小宗教各自割据一方，皆有赖于懵懂未知的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好奇与恐惧。对于未知的敬畏催生了对于宗教的顶礼膜拜；宗教热情又从日常行为到艺术创作中找到寄托，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集中体现在对于死后世界的描绘以及对于天国的向往，诞生了光芒璀璨的人类艺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神话一步一步被打破，宗教活动渐渐成为老一代人的社交游戏。但新一代年轻人知道得越多，越发现未知的更多，人类对于未知的敬畏并未由于宗教的日渐衰微而有丝毫好转。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技术主义、科学教，他们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但仍然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迷茫。于是在对科学主义的质疑之上，许多人进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

但还有一些不同的活法。在永恒的未知与不确定之上，人生总还能找到一丝确定性，一些不会迷茫的东西。这些东西来自于我们幼时的启蒙、成年的历练、乃至某一个清晨的顿悟，这些东西指引你面对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指引你在每一个路口做出在这一个时空中唯一的选择。这些东西是你无论身处何处，无论生老病死、世事沧桑，直至失去意识也不会改变的依托。这些东西让你明知无法超越不可知论也不会终日惶惶不安。这些东西让你不再委身于唯上帝论、唯科学论，以及各种唯心论。它让你认清现实，也更相信自己。总而言之，它是你存在的意义。有了这些东西，你仍然未知，但不会再迷茫。

摄影：澳洲原住民艺术 周嘉惠（马来西亚）

记得小六时，我突然觉得这世界为何那么地不公平，有的人家境优渥，天天有专车接送、去食堂买面啊饭啊零食；有的的人却生活清寒，必须徒步或搭公车上学、午休时还只能呆在教室啃自家带来的白面包……在某一种程度上，也因为把自己与别人做比较而心生不满，因此连带一副愁眉苦脸相、自觉总是多愁善感、自卑却愤愤不平。那时是怎么熬过的？记忆中，就闷闷不乐地写写日记、看看一些故事小说，好似慢慢也就接受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事实，最重要自己现在过的没有非洲难民那般凄苦，知足感恩，谢天谢地！

上中学后，有幸当上社团福利股股长，那时我们还特设了一个类似“听你细诉”的信箱，不料还真有些心事重重的会员频频写信向我（们）求助，而我就是那位负责回信的辅导员。当时，我回的信一贯以“多善言多行善”的原则，有时还会引经据典以示激励，回答得煞是认真。结果，却有那么一次听见一个小学妹八卦，说我有“滥好人”的称号，说我对谁都是一律好评，没立场，噢！我的天呀！这世道“为人中肯”竟然也不行？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把这“信箱”的活动给终止，之后，也没听有谁提出重启这活动，估计也没多少人愿意那么费心费力地去替人解惑。

大三期间，有一回参加了华文学会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存在主义哲学班”（逢每周三晚上两个小时的课），开始激起心中对“我是谁？”这概念的迷惑。那种困扰、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点“转牛角尖”的感觉虽然围绕了我半个年头，但最终也得不到什么答案，只能无疾而终。现实中，对于那些三餐没有温饱的人来说，探讨这种哲学问题简直就是吃饱撑着的人才会去干的事，这也是为何许多商场上的老板会觉得大学教出了一些想法天真、不切实际的“废材”。尽管很多“智者”自我解说，生为人怎么能不去想这个问题，但很多人没去思考这不也活得开开心心，长命百岁？

到了读研时，我也曾有过一段对“为何做研究？”、“研究为何？”这些问题苦恼了一阵子，正是因为看见身边一些同学或学长学姐像“盲头乌蝇”那样跟着导师的想法做自己也不知道要干嘛的研究，更甚者只为了迅速获得学位便将就捡些简单易过关的题目来做……如此这般的迷惑终究也因为我的不够执着而无解，而我最后在考量现有资源的局限情况下，也选了一个自己也没想过的研究方向，之后顺利完成学业。

工作以后，也许是忙于适应社会、努力挣钱，也无暇对什么感到迷惑。直到父亲过世时，当我听见平时也不多交往的亲朋戚友在热心地与母亲讨论要如何处理父亲的身后事总总，我心生感慨这人活着到底是为谁而活，而死了又有谁会在乎你的死？是真在乎你的死，抑或只是面子上或让别人看起来有多么在乎你？为免在我死后会突然出现许多“特别”在乎我的人，于是，我暗下决定要立遗嘱交待我的身后事处理方式。

一生中要迷惑的事细细数来还真是太多太多，想起梁文福的新谣里高唱的一段：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南无阿弥陀佛-哎唷-谁來打救我- 每天有每天的工要做要生活就得不停地做-平凡的我們失望和希望继续一样的多……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从《爱情喜剧》起，就大胆在戏剧中埋下语境与文本自身的矛盾，以标题带着反讽意义揭示悖论重重的爱情与婚姻的内在矛盾性。阅读剧本时，常在看到两性三角关系（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的铺陈之后，忍不住对剧中女性所经历的爱情或婚姻提问——究竟这是讴歌还是哀悼呢？

尤其是，《玩偶之家》最后一笔，“传来关门的一声砰”这句舞台说明，表明娜拉决心打破“女人必然等于妻子和母亲的化身”这个魔咒，并试图找出另外一条路。她不想继续再当会走路的玩偶，只好断然离开丈夫海尔默为她及孩子们打造的游戏间，大胆投入以父权之名建构的男性社会。作品描写家庭受制于这个社会体制，而且易卜生安排结局的不确定性，让当时已习惯在剧院中所见普及的家庭伦理与婚姻神圣的团圆形式备受挑战。

以1889年《玩偶之家》在英国首演之后，参与演出娜拉一角而声名大噪的演员珍娜‧阿彻琪（Janet Achurch），在7月受访时的谈话，可为现代的男男女女在婚姻中找到某些道理：
“真正需要做的尽可能不鲁莽地踏入婚姻，如果双方只是一时热情冲昏头，而缺乏任何志趣与个性上相似之处，那么这样的草率婚姻，只是预备让你以后经历一场可怕的觉醒。”（Janet Acurch on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Nora, July 1889, in Michael Egan ed., Ibs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2）,p.125.）

从易卜生笔下鲜明性格的新女性，看似皆被赋予反抗传统的觉醒解放精神，使得当时及日后的女性深受感动，并从他对自然“人性”的深刻反省中汲取丰富的启示。即便如此，她们在彻头彻尾的男性社会里，“解放”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由父亲启蒙或男性界定），尚未真正渗透到生命里。进一步观察，会注意到易卜生的女性角色呼应女性主义者所称，在父权社会受到压迫的不是女人，而是母亲。

把母性发扬光大的都是在生理意义上不是生育孩子的女人，像《玩偶之家》中的林德太太、《小艾欧夫》的艾欧夫；反倒是，真正具备母亲身份者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小艾欧夫》的瑞塔，反而因为自己备受压抑而寻求出口时放弃传统母亲的天职。易卜生有感于女性遭遇的精神冲突，所以在《玩偶之家》的创作笔记里，就曾这样描写母亲们：
“在现代社会中，一位母亲就像某种昆虫一样，当她完成了繁衍后代的职责之后，她就出走，死去了。爱生命，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偶尔温顺地放弃她自己的想法。突然又感到焦虑、恐惧。她必须独自承担那一切。灾难最后无可避免、冷酷无情地来临了。内心绝望，冲突，终至毁灭。”（[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创作札记》，收入《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11-412页。）

女性身为母亲时，总游离在自我和母亲的角色里，然当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时，其实我们可能是以男性思维在考虑女性问题而不自知。而这源于十七世纪因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推动着现代文明开始以理性化解读世界的思维方式。导致当代观众在电影院或剧院里，也习惯以智性去观看和理解作品，自然无法忘却自身的存在，无法放松享受戏剧，更遑论与人类普遍的情感经验产生连结。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DCIM100GOPRO

“星星为何在白天不见了？”、“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星星？”、“星星为何吊着不动？”有时候心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迷惑。

岁月流逝，逐渐成长。长大之后的迷惑相对少了。“为何我是男的，而不是女的？”“为何我出生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出生在别的国家？”“为何我能意识到这个世界？” 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心里，却不敢问在口里。因为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问，若是问了还深怕被嘲笑。

学校生活是被动的，我们接受填鸭式的教育，老师灌输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除了实用的科学知识，其他学科知识如艺术、文学、宗教、哲学等似乎离开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如何工作赚钱、养家，如何晋升富裕及精致的生活。我们的问题应该是要对生活有帮助，要很实际的。于是，大家忙于生计、忙于功名、忙于奔波，这样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充实，不再迷惑。

在现实生活中，当夜深人静，四下无人，自己一个人独处一隅，可能我们内心深处会不期然地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如“我来这世间一趟的目的是什么？”、“我如此度过一生，值得吗？”

一个人能追问这些问题，或被这些问题所迷惑，应该不是一件坏事。若他的生活方式能稍微别于一般的人，不跟主流的生活方式走，那很可能是件好事也说不定。

这样的人物其实也不少，你可能也略略知道一些。当然，这类人物若生活在今天我们这样的社会，肯定会被视为怪物，叫人退避三舍。这里为你介绍三位耳熟能详的怪人。

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精通森林知识，数学也非常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谋生。但是，他没有致富的欲望，知道如何贫穷但不污秽粗鄙地生活。他花费很少的时间去工作谋生活费，但保证自己有充足的闲暇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什么也不做。他是《湖滨散记》、《公民不服从论》的作者，他写散文、日记、诗，提倡停止浪费、破除迷信以体验生命的本质。

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以磨镜片为生，终身思考哲学。虽然海德堡大学提供他教学的工作，但他不接受，理由是他不能接受这所大学设定给他的（宗教）思想自由限制。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西方哲学泰斗，对后世影响无远弗届，他那一句“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名言，叫人难忘。“不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这句话，也流传了2千多年。他生前到处与人谈学问，谈人生，谈哲学，从来就不向人收费。听教的人若愿意给予回馈，他也只接受吃一顿食物当作报酬。

淡泊名利，长期过着平淡无华的生活，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的社会，都会被视为不长进，不可取。他们却终其一生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念，思考不着边际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他们即使不是最幸福，也是最踏实可爱、忠于自己的人。

摄影：廖天才（马来西亚）

P/s.一直很好奇，大家是不是都了解“贴文二之一”即“今天有两篇文章，而这是第一篇”的意思？今天还有第二篇，别错过。（周）

2017年11月19日，我目前所在的城市迎来了冬天的第一场雪。第一次在陌生的地方见到下这么久的雪，中午一直下到接近晚上。气温也开始比平时低了许多，或许在北方也待过一段时间，感觉这一切都很正常。

前些年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娃是四个南方四个北方的，11月进入冬天的时候，南北方的生活习惯就开始显现出来。记得那时候室外在摄氏零度，一到洗澡，由于澡堂的位置不够，排队到自己的时候，水温就不是很热了。我们四个南方的就商量好，只要没下雪，就凑合在洗漱台用桶接冷水洗澡。我们也建议那四个北方的舍友，和我们一起在洗漱台洗澡，可是无论我们怎么的劝说，他们就是不太情愿，认为我们四个瞎操心。

这四个北方的娃，有点不能让我们接受的是，澡堂有时人多他们就干脆不洗，偷懒的时候也不用毛巾擦身体，导致穿的衣服还有被子等等都散发着个人的“体香”。因为这事迷惑着我们，导致深夜不睡觉我们就开始思考人生，出生在北方的娃不应该比南方的崽怕冷？一年四季除了夏天都穿的和包子似的？只洗热水澡？衣服少换少洗？等等问题（不地域黑，谅解）。

时间过得也快，转眼毕业大家都分道扬镳了。迷惑着我们南方孩子的问题，也将在其他人的身上不断地上演。或许迷惑的事是三言两语解决不了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冬天来了，气温还在下降，提醒在北国的各位，多给自己添件衣服，注意保暖身子！

摄影：王康亨（瑞典）

我对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满意。母亲生性强悍，乃至于霸道。在家里，她扮演的不是母亲的角色，而是父亲的角色。她的另一半，也要是性格软弱的，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忍受她的脾气。

我呢？从小被训练独立，被训练成好孩子，成绩不错，要有礼貌，人品要不错。但是，套母亲的话，三个孩子之中，就我最叛逆。此话怎么说？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和她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孩子。我不靠她的生意而活。我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和她说真话的。当然，忠言逆耳，所以才有叛逆的此一说法。

坦白说我很不喜欢母亲的性格，不欣赏她的处事方式。一起共事时，曾经多次起争执。为此我决定从此不再干涉她的生意。我知道她很疼爱我，但是她一直让我接近不了。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兴趣，要怎样才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几年她衰老得很快，但是依旧不改不良的生活习惯。看着她白发越来越多，其实心里很想对她好。自己的白发也一样逐渐增加，性格也比以前成熟。但是多次尝试，就是没办法。

谁可以教我，要怎样做个好孩子呢？

摄影：李嘉永（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