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前夕踏上返乡的归途,又在团聚过后,各奔自己生活真正展开的地方。这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命运。促使人们去远方的,是经济发展的极差,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驱策人们回乡的,则是亲情的牵缠和故土的抚慰,或许还有某种衣锦还乡的传统愿景。
这张图是根据2016年春运前夕大数据所绘制出来的全国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图(图片与数据来源:城市数据团《一线城市严控人口,我们还能去哪?》)。如此波澜壮阔、规模宏大。它显示了我们从四散的国土上,集中于那几个星状放射的中心。最突出的就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京津工业区、长三角工业区以及珠三角工业区。其次就是一些二线省会城市所代表的地区经济中心。根据数据调查,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占据了春节前人口净流出总量的近50%,表明了一线城市的超强人口吸纳力。而郑州、西安、成都、厦门-福州四组城市则吸纳了周边,尤其是省内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简言之,二线城市作为人口流动的中继器,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进来,而本地的人口则又向一线城市流动。正如做出该数据报告的城市数据团所言:是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足迹和选择”,描绘了“中国各个城市的地位、等级、关系与纠葛”。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告别故乡的旅途就是寻求社会空间的向上流动。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繁荣者愈加繁荣,而凋敝者更加凋敝。不仅是三四线城市显得落伍土气的问题,更严重的荒芜发生在乡村。许多村子在青壮年都出外谋生之后,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许多家庭也迁走了,最终成了空村,或者是只剩下几个老人留守在时间轰隆隆的车轨之外。而在那些还有不少剩下没迁走的人口的村子,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安全问题,则成了社会性的创伤。以致人们在疾呼,如今“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每到春节期间,媒体上最多的报道,一是春节前人们无论费尽多大的辛苦也一定要归家,二是短暂团聚过后,那些拉着爸妈衣襟哭喊“妈妈,我不让你走!”或者“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的心碎孩子,以及那些给儿女们备好各种家乡土产,临行前谆谆嘱托“你们安心在城里打拼,别操心我和你爸,我们在家过的挺好。”的白发老人。
有趣的是,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出外打拼的中国人,在传统上却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呢。故乡观念极重,因此春节归家成了必备节目。正是这种两相拉扯的力量,使得人们不管多远、不论多难,都要回家过年,由此造成了史诗级规模的人类周期性迁徙运动。仿佛在外的苦累和荣耀,只有在回家之后才能得以纾解和告慰。而年轻人很多在大城市里是有自己的小家的,春节的“回家”基本上是指回到原生家庭。传统的宗族观念在这里再次显示出力量。只有回到祖辈的故土和父母的怀抱,才叫回家,才是归宿。(不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故土观念似乎更淡了,回家主要是为与父母团聚,于是出现一种反向的迁徙,就是把父母接来城市团圆,当然更多是来带孩子。)回家之后,我们完成了身份的“返璞归真”。有网友调侃,每到春节,那些平日里光鲜亮丽地出入于城市写字楼的Judy, Sally, Vivian,回家后就变身回村里的翠花、狗蛋和彩凤。还有不少人贴出自己的对比照,前面是文艺范大气女神,回乡后就成了裹着大棉袄的村口大妹子。这种真实状态让人因会心而忍俊不禁。
曾经一度,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让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由此开始了一波“逃离北上广”的讨论风潮。毕竟回家后工作安稳、住房压力不大,也有家人照应。而在体会了小地方相对单调而一眼望得到尽头的生活,由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强大舆论场,以及错综的人情关系网络反而让没背景的人出人头地变得更难时,人们又发出了“逃回北上广”的号召。毕竟那里的生活虽难,却有更多的精彩和自由,也更有可能凭借个人的能力成功,因而是更适合奋斗的地方。在安稳与奋进的纠结中,许多年轻人开始了人生的选择。
这就是这个国家人们的候鸟式迁徙。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希望,同时也带来问题重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它不仅是个体的遭际,更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体征。不论怎样,允许人们追梦总是好的。只愿人所在之处,即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