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办事机构，坐落在欧洲的中心。里面有个皇甫先生，是我在欧洲工作两年时的领导。在异国他乡，国内来的办事机构及其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依靠。作为他手下的打工者，当然要快点见到他，聆听他的教导。于是大约在他下榻的第四五天，打电话向他问好、报到。谁知那端传来觉得嫌我有点不识时务，在他的繁忙中搅乱他，那种居高临下、盛气的拒绝声：“现在我正忙着交接，没有时间见你们。等我的电话，你们再来。”

我对他的尊重被一掌推了回来。领导嘛，口气大都是居高临下的。不见就不见，等着就等着，何必语气那么不顺？后来知道，那时他跟上任领导的交接工作确实发生了一点摩擦。

一个星期有18节课，我也忙啊，等着电话通知的事儿就忘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电话铃响起：“怎么你不想来看看我？我是新来的皇甫某某。”

“你好、你好，皇甫老师！没有啊，早一个月我就打电话去问候你，你说让我等你的电话。”沉默。接着我就安排时间去那座漂亮的办公楼见了领导。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皇甫领导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使我很为难。他要我向学生收取教科书的书费。据知，以往学生用的课本是我们赠送给该大学的，若要收书费，也是该大学汉学系的教务工作，再说，与我同时有个台大的老师也在教汉语。汉学系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过，每年他被请去台大一次，他是哪里有钱给他，他就跟哪里亲。我这要去向他们收书费……把情况跟皇甫领导陈述后，我迟疑地说：“皇甫老师，现在这种经济措施好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收学生的书费不太合适。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收，我可以帮你去收。”也是沉默。此事不了了之。没有完成他交代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接着，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在上课，还没到下课时间，突然汉学系的石端老师推开教室门要我出去，说校长找我有事，还没到下课时间，要我立刻就去。心里怎么也猜测不着校长会有什么事找我？

原来，是我们的皇甫老师给校长电话，询问我在这个学校的工资是多少的问题。校长说，在他们国度，工资多少属于个人隐私，须经本人同意，才能告知第三者，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告诉皇甫老师。我顿时觉得很没尊严，为自己，也为皇甫老师，更为我俩背后的国家。因为皇甫老师问过我本人，校方每月给我多少工资？我们在境外的工资是国内教育部配发的，得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国后在国内领取。在境外的生活费由国家规定多少，从校方给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多下来校方发的工资则交到皇甫老师那里。他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校方每月给我的工资数，为什么还要把这问题扩大到校长那里？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自己？

我对校长说，我的工资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校长好似恍然大悟：Yes——All right. Nothing ,nothing. Sorry,sorry!

从校长室出来时，我沉默无语。石端老师在一旁安慰我：把这件事扔到阴沟里去吧！其实我在寻思为什么还要来向校长问及我的工资。后来，当我拿到汉学系给我的超课时费时，我似乎领悟到，是否，皇甫老师要我把超课时费也交给他。我没交，因为国家都是把加班费发给个人所有的。我不知道，校长告诉他我合同里的工资数时，皇甫老师是什么反应？

按常例，遇到节日，比如春节，皇甫老师要请该国中国外派工作的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在节日里聚会。在那个国家的汉语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被邀请到了皇甫领导的家里，一起包饺子庆祝元旦。据留学生说，那天我们聚会吃到的荠菜饺子，其中的荠菜就是皇甫老师让几个留学生在那城市绿色的大地上采摘的。这没问题，问题是吃完饭，我们必须在一张白条子上签上名字，说明每人享用了价值折合一百多元却令人生疑的午餐。好在老师和学生不在乎吃了什么，而在乎同胞之间聚会时熟悉融洽的生活习惯和有相同历史文化意识交谈的氛围。

常常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度、大气，更不会在与自己无关的业务名利上计较，然而，我的认知太狭窄了。

那个版式机构中新华社的朋友知道我会做点儿中国菜。有天，请我为她的几个国内来访客人做一顿中餐。餐后，朋友的客人送我一柄装饰不错、又可折叠的宝剑，以此道谢。皇甫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奇怪，他们送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送你呢？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帮助，跟你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是属于他领导的手下？也该谢谢他的默许。我当时也很笨，应该立刻把这柄剑转送给他。于此，我想起皇甫老师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件事，一个访问学者要跟当地的姑娘结婚，这是涉外婚姻，需得到皇甫老师的认可。他趁机要让那位访问学者帮他搞该国的油画。当时觉得：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讨要？后来想起这件事，不竟又疑问自己：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暗示我？——我也不送。

受皇甫老师不到两年时间的领导中，我俩的思维一直在坎坷的碰撞之中。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与该国汉学系老师合编的教材流产了。出国任教不久，在与汉学系老师商定了编写一部用他们本国语言注释的汉语教材。我将报告提交国内，国内领导表示了同意。第一册基本编写完成，汉语文本也得到了汉学系老师的认可。但是一直没等到国内的肯定批示。四个学期结束。我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向皇甫老师申请延期到九月底再回国，要把第二册教材编写完成。皇甫老师不同意。那时我才知道其实国内已经同意，并且还批拨了开编费一千美元。皇甫老师说，你让其他老师都参加编写，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样的问话，我几乎昏倒！编教材这是两国老师的合作，怎么会想到也要请皇甫老师参加，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汉学系老师很认同我这两年的教学，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在他们那儿任教，我拒绝了。我这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教学环境……最后按照皇甫老师单方面为我决定的机票时间，我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前，皇甫老师还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到国家教委去告我的状了。我只能皱起眉头，叹口气，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告别词，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不是个碎言碎语、喜欢拨弄的人，即使是别人来找我了解，我还得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实际上，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有成千上万，有一两个奇人奇事也难免。不是有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偏偏犹如中了个彩票头奖，我被碰上了，至今仍感到有点恶心。

大约两年后，偶然听到皇甫老师已经回国的消息，附带花边旧闻：在卸任离开那个外事单位时，他提出单位领导给他派两辆车送机场的要求被拒绝了。想必他在离开时又闹了个不愉快。想想，多了一辆车的行李，什么行李？哪儿来的？可见对他认识的人，相同的不只是一个。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眼界
• 上一篇文章链接：书法教会我们的人生至理/徐嘉亮（马来西亚）

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越来越分化，保守主义势力也越来越抬头。右派们津津乐道着“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来为自己的犬儒世故辩护，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左派都是幼稚与肤浅的，只有拥抱现状、明哲保身才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经验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渐长，即渐渐趋向保守。如果衰老是无法避免的人生进程，而渐趋保守亦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对于占社会相当多数的年过半百的中产阶级们，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年代带来了稳定的财富积累，即便一生平庸也基本保证了衣食无忧，家底不薄。对于社会的不满也许仍然存在，但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现状虽然难称完美，但自己好歹并未堕入社会底层。所以一步一步地认可世界现状，就是认同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开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些都是保守主义产生的人之常情。

因此，一个越来越老龄化的社会总是与保守主义潮流相辅相成。人均寿命越长，社会就越来越向右转。从个人来说，知识或是眼界也许可以减缓这种右转的速度，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加速右转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保守主义的盛行不仅体现在创新的减缓，更隐性的也更容易凝聚的是对各种变革的反对力量。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刚刚出现奇点，就会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要暂停人工智能的研发；刚刚有一些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对性骚扰说不，就会有一些人马上跳出来驳斥女性的喧嚣，似乎女性们受了委屈喊出声来就罪不容恕了；大麻好不容易在某些地方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又马上噤若寒蝉地担心世界即将毁灭。归根结底，他们不是不知道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力的革命性影响，他们的眼界也能理解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女权主义如何大声疾呼也没有办法抹平的，大麻这类“毒品”本质上并不比香烟更毒——但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自身惯性的改变。他们希望世界有如门前那条小河永远安静地流淌，有生之年都不要发生肉眼可见的改变。

左派与右派最大的区别是，左派可以尽力包容理解右派，而右派往往没有这样的胸襟与睿智。当左派人士呼吁理性对话弥合分歧之时，而右派却忙着嘲笑左派的幼稚与“理性的自负”。向对手学习，不是向对手下跪，而是为了反省自身所处的阶段，让你明白你现在所处的岁月静好并非天经地义的产物，你所拥有的一切与你不曾获得的一样脆弱。如果不尽力改变或者不支持别人去改变这披着文明外衣的丛林社会，一夜之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社会主义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超越诸多宗教的社会运动，虽然被不同的野心家夹带私货酿成多国惨重的灾难，但如果因此就条件反射地反对一切社会化改革，那就是漠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乌托邦”情结。

右派也许会声称他们并不反对变革，而只是反对左派所推崇的激进变革。但事实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变革不是由激进派推动的。若是如右派那样等待着缓慢的自然演进，恐怕人类仍然在森林里茹毛饮血。事实上，对于激进改革的担心毫无必要，我们要警惕的其实是打着变革旗号的封建复辟。而在大部分时段里，人类的长寿自然而然就引领着社会走向保守与封闭。人群中愿意牺牲自己振臂一呼去追求真正社会变革的行动派总是少数，大多数的你我都在碌碌无为地随波逐流。所以，当你恰巧遇到这样一些稀缺的行动派的时候，你渐趋衰老的身体已经无力随行，那么你袖手旁观总好过冷嘲热讽。当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日日起舞，最起码当你看到别人起舞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倘有闲暇，还能起身为其鼓与呼，那就更加善莫大焉。如果堕入保守主义无可避免的话，那么积极的保守主义也好过消极的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尚思进取的右派应该具备的眼界。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眼界
• 上一篇文章链接：你以后的对象很可能就在里头/赤月（马来西亚）

毕业后我曾在一家在本国相当有名的书店工作。速成的培训后，和同一批的新进同事被派往Damansara区的新分行工作。当时那一带的商业区和书店所在地的购物商场基建仍处在最后的装修阶段，将近八成的店铺都在忙着准备开张，其中包括了我工作的那家书店。当时就是出力气干活而已，与管理、市场销售、决策等较高层次的工作完全没沾上点边。简单一句，就是当个开荒牛，每天吸着尘进去开工，再一身灰收工回家。当时一切的工作指令都是由总部发出，群牛无首。

终于，赶在开张前，总部请来了一个领头的，分行经理？小分队队长？我记得当时介绍的时候职位称之为outlet head。新来的阿头不废话，他上任当天，在放工前就召集大家，来个有些像破冰的会议。其实每天开工收工前都会有short meeting的。说着说着，他问起了我们这群牛接下来想要到哪块地去耕田。这个时候，你是在佛系着也好，力求表现出头也罢，这一刻机会得到了彰显。当时很多同事抢着去中文部，而英语部最是冷门。阿头一个初来乍到的，就算位高一级，又是如何服众呢？大家还在琢磨这事儿，以为他需要些时间才拍板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就公布了安排。我给分配到了英语部去。其实到哪里去是无所谓，就是有些胆怯，生怕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应付那区多数为英语背景的富贵人家顾客啊！

“你的英语能力在这辈同事之中算是比较好的。”会议结束前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身为一个领导者，行使权利之下他没有必要跟下属交代。这是一种鼓励吗？一种肯定吗？当时我的眼睛应该是亮起来了。

日子无惊无险地过，就在我快给闷出个鸟的时候，某日，一个商务正装打扮的高大男子，来到店里直接就找上我，要领取他前个星期所预定的书。查询后我说书还没有到，很抱歉，请……话还未说完，对方张口厉声就责问：“你言而无信，做事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敢？”当下我实在委屈难堪极了。大哥，我也只是转述别人的话而已啊。

转送存货日期我在公司内部系统里注明了，电话上我也和有关负责人确认了才这么和你说的，我尝试辩解。对方全程英语无障碍继续哒哒哒扫射。什么叫有口难辨，抱屈衔冤，我切身体会着。一来英语水平还未达到畅所欲言的阶段，二来也确实是我这样亲口告诉对方。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追究谁的错有用么？我能怎么样？所以，就像戏里看到的那样，低头默默承受呗。

“很抱歉，我们处理不当，造成你的不便……”有点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阿头的声音在在我耳边响起。他什么时候站在身边我没察觉，我只知道接下来他完完全全替我挡住了对方的炮火。事后有被叫进办公室里训话吗？没。后来等我回过神来去找他道谢时，他完全一副没有放在心上的轻松模样。我问他，你被骂到像条狗，不难受吗？“这是工作。”他笑笑。

辗转过了二十几年，当时其他的同事叫什么名字我几乎给忘光了，但是Steven Fong这名字我仍记在心里。

仅以此文，纪念我曾经的上司，和从他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胸襟
• 上一篇文章链接：豁达胸襟的人生优势/徐嘉亮（马来西亚）

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一个是从小给人放牛、做学徒、在有钱人公馆里打杂的伙计，一个是农家姑娘。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当天还是互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夫妻生活完全出于要延续香火的责任和生物的性本能。哪来的感情？要有感情，那也是有了孩子后的亲情。父母的婚姻很理智、很习俗，也很传统。

母亲从来不主动向父亲要钱。父亲在外打工回家给多少，用多少。蔬菜是自己种的，油盐是家里养的鸡鸭蛋换的，农民嘛，物物交换就是生活的供需。

后来母亲随父亲进了城，婚姻的第一重任就是生孩子，而且应该是男孩。第二年，同个墙门里的另两家都生了男孩，唯独母亲生了个女孩。父亲天天嘟着个脸，从来不主动走近那个女婴看一眼，母亲像做错了什么事，整天在父亲面前低着头，不敢正视一眼。而那个尚在襁褓里的小女婴能到父亲身上唯一的位子是胳肢窝下，做父亲的不是抱她，而是挟她。然，一年不到，哪两个男孩都被上天的安琪儿招走了，母亲走路才抬起了头，露出了脸。

母亲和父亲很少讲话，他们的交流都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中。父亲下班回来了，母亲急忙从床下拿出一双拖鞋，送到父亲脚下，让父亲的双脚得到放松。很快又打一盆热水，绞起一块热毛巾递到父亲手中，母亲则站在一旁，等父亲擦完脸，接过毛巾，端开脸盆。擦干净桌面。搬出热在锅里的三四只菜碗，盛一碗米饭，取一双筷子，放在父亲面前，三四个孩子则围在桌子对面，抬着头、睁大眼、嗫嚅着小嘴看父亲吃饭。

父亲吃完饭，离开饭桌，母亲和孩子才能接着吃。母亲把父亲剩下的好菜，例如一两块肉，再用筷子分成几小粒，夹到孩子们的饭碗里。孩子们欣喜地把这粒肉埋进饭里，有的夹进嘴里吮一下，再吐出来，吃口饭，再吮一下，而母亲常常在孩子们吃完饭，才把菜汤倒进自己的饭碗，三口两口地扒完自己碗里的饭。“食不言、寝不语”一家人悄无声色地吃完饭。后来孩子大了，不过吃饭还是不能有声音。吃饭不能说话，连咀嚼都要闭着嘴唇，不准发出吧唧声。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了街道的手工制盒作坊，做了家庭妇女，料理一家七口人的起居饮食。父亲每月给母亲一笔生活费，其他什么都不管，也从不干涉。特殊年代那时期，每月父亲拿回家的钱很少。他拿出自己一个月的饭费8元，把剩下的43元放在桌子上说：现在每个月就这些。家里用得够与不够，父亲都不管，母亲也不向他要。用不够，就想办法在娘家亲戚中周旋。

一辈子没见父母吵过架，也没听到过母亲高声埋怨父亲的一句话。不是母亲对父亲没有意见，而是不敢。记得母亲最生气的一次，是躺在床上流眼泪，对我说：我要回老家去。我说：老家都没有人了，再说我们怎么办？她不再说话，流了一会儿眼泪，起床又去忙她的家务工作。

那时候我们的鞋子都是母亲亲手铺鞋底、纳鞋底、剪鞋帮做成的，为了做孩子们的鞋子，无论大小厚薄，家里的每一块布头都用来做门儿布，垫鞋底。但常常是她做好了鞋，孩子们的脚又大了，有五个孩子呢。除了洗衣做饭，家里的地板，连厨房里那几块搭上去的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是蹲着用布擦，不是拖把拖的呵。

我们长大了，母亲又着急我们的婚事，她就想自己能亲手带带第三代，让夫家枝繁叶茂地延续下去。母亲的心，很容易满足，儿子带她去西湖玩了两个小时自划船，开心的不得了，从小就会在河里划乌篷船，那天她仿佛回到了少年，心心念念地逢人便讲给他们听，儿子带我去西湖划船了。

有一天与母亲聊天，问她结婚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想头。母亲说。有什么想头？生你们养你们，你们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人嘛，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

如果不会生孩子呢？她回答：怎么会？

是啊，看看周围的人家，哪家的孩子不是四、五、六、七个？我们的邻居陶家姆妈，还生了21个，养活了13个，那个十三太保还差点是我的同学。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平常女性，似乎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夫家的香火。是啊！不然社会何以存在与发展？那么简单的想法，却撑起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奇怪！

等到我们这一代男女谈婚论嫁时，情况与我们的父母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了，伟大领袖号召：

解放妇女！

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次是颁布了《新婚姻法》，在法律上保护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妇女的婚姻权利。

最后是最重要的，因为妇女走出了家庭，成了社会生产力之一，妇女有了经济收入，得到了经济上的权利保障。于是六十年代的女孩子自强自立，更是自尊自重。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蔚然成风。

挑选什么样的配偶？与一直以来，看人看人品的传统观念分不开，更受了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征影响有关系。首先是论家庭成分，城市里有工商资产阶级、小业主、手工业、城市贫民等等阶层，农村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阶层。这些成分本人及其子女的前程，都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家庭出身成分的影响。所以政治条件是第一，人品第二，再去培养感情，外貌及经济条件都是次要的。

那时候女孩子谈恋爱讲究自重、自尊、自爱。在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前，女孩子是不会让对方为自己花钱，认为对方拿钱财馈送，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因为自己不是商品。跟你好，不是卖给你，跟你好，是看重你的人品，而不是看重你钱多；也不会轻易地与对方牵手，更不允许率性地亲吻。那时候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贞操非常看重，只有在新婚之夜，才能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自己的丈夫，不然就是轻浮，不检点，不矜持，会被人看不起。

所以那时候有不少家庭，夫妻双方或在文化知识层次上差距较大，或在成长过程中经济条件相差较大，两个人的家庭教育背景的距离也可能很大。不过两个人在恋爱时多半是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好，隐忍自己的缺点，双方看到的多半是对方的温柔啊，对自己的细心照顾啊，即使并不太美，也要看出个性格好，即使不英俊，也要看出个男人的坚毅，总之恋爱时的一切都是相互称心的。于是就走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但是婚姻生活不是理想，是现实。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风花雪月琴祺画。在家务劳动中显出了怠惰，争执中出现了粗暴，日常细节中分出了高雅和低俗。人无完人，而且结婚后，夫妻双方脱下了恋爱时披挂的情感轻柔面纱，呈露出原生性格中的顽劣，于是生活中产生了不满、失望，双方，尤其是女方，甚至会后悔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跟你……

不过，可以说，长在红旗下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女士们，埋怨归埋怨，但一般不会离婚，因为她们明白婚姻不但是爱情的表现手段，更是一种对家庭人员——丈夫和孩子应尽的责任和道义。她们不自私、她们会为了责任和道义，尽可能维持婚姻的存在，有着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和奉献。这里面蕴含着殷殷的自古以来有的女德，有这样的母亲，孩子有福啊！

这个时代的母亲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社会，献给了丈夫和孩子。现在她们已是银发一族，她们正在尝试着新的养老生活。她们的养老生活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相信在子女的孝顺下，社会的帮助下，她们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发出创新的璀璨光芒。她们对生命的理解越来越理智，相信从她们开始，对自己的百年以后也会放下一切包袱，有更自由自在的选择，放飞自己吧，我的四十、五十、六十的姐妹们！

当下，看到一些女孩子对婚姻的理念、实践，不禁有些迷惑，不知道这是进步发展还是退步复旧？

男女两人谈恋爱，必定要男朋友请客喝咖啡、请吃饭；请看电影，必定要买爆米花或冰淇淋蛋卷筒；一年四季要送情人节礼物、生日礼物、交往周年纪念礼物，甚至认识不久就在校外开房间，说什么试婚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双方……据说，某年大学生的艾滋病毒比例为11:1，可怕！

当下，谈婚论嫁，首先是要有房有车。房子要跟公婆分离独立的，要买在学区内。车子要买40万以上的。不然，结婚免谈。为此，有人没见新房就进了班房，有人干脆厌婚，现在很多男女不再结婚，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做起了单身族。根据2021年的一份调查，单身族比例到达了25%。

据说某高校一堂艺术欣赏课环生出了一场婚姻择偶标准的讨论：白毛女为什么要嫁给大春？大春虽然年轻，但是他没有钱；喜儿为什么不嫁给地主黄世仁？黄世仁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有钱啊。当代女大学生问题的提出，让40后、50后的老师张大了嘴，惊愕得半天合不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下有些女孩对婚姻的理念、价值以及她们的行为举止有如此颠覆、扭曲的改变？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婚姻
• 上一篇文章链接：文质彬彬的婚姻/周嘉惠（马来西亚）

到了适婚年龄还没结婚总会被问：“什么时候结婚呀？”；过了适婚年龄还没结婚一定会被问：“做么不结婚，等什么？”

对哦，我在等什么？爱情长跑15年还没结婚，是不是不打算生孩子了？

也不是，只是太满意目前生活状态，也没很急迫要孩子，所以就一年又一年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快了, 快了！”

今年过年，姑姑又问我什么时候嫁人，我说：“今年最后一年拿红包。”她老人家笑开了，抱着我连声叫好，我说：“姑，我去年也是这样说的！”姑捏了我一下：“还不快点，表妹都结婚了，你还不甘愿嫁！”为了安慰姑姑，我说：“快了，不是今年年尾，就是明年了。”姑姑听了点点头，似乎很满意我的答案。

接着碰到表姐，和姑姑一样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一样地答话。奇怪了，我这答案从去年开始就万试亡灵，通常大家除了祝福也不会追问，怎料表姐乘胜追击：“日子选了哦，酒楼找哪间？”

我举白旗说我们只是有想法而已，还没行动。表姐说：“还不快点，很多人一年前就开始订酒席了。很难找到好的酒家，好的时间。”

啊，我们可真没想那么多。结婚果真很烦，还没结就开始烦这个烦那个了。听说婚后更烦，烦生活，孩子，婆媳关系，三姑六婆，叔伯兄弟的相处之道等等。

过了十年，我并没有世纪婚礼的幻想，也没想说婚礼要怎样的派头。每每参加婚礼，看到主人家准备的东西，我只看到数字。这身礼服，那几本相册，台上那小乐队，酒杯里的酒水等等……，那可要准备多少资金呀？我这是不是太现实了？

很多人说，人生大事，一生只一次，做好一点。也有人说，当男人还爱你的时候任性点没关系，免得以后遗憾自己想当年太傻，牺牲自己想要的，成全一个反转猪肚就是屎的男人。当然不是所有男人都那么坏，现在新好男人也比比皆是。只是婚姻始终好坏，任谁都说不准。结婚后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既然接下来生活免除不了烦恼，那就烦少一点吧。把最烦人的事简易化，看开点，断舍离些不必要的是是非非，说不定会快乐些。

以上都是说得容易而且非常理想的想法，只供参考，共勉之。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婚姻
• 上一篇文章链接：贵贱婚姻/刘明星（马来西亚）

中国有好几个电视台报道及追踪一些被送养后回国寻亲的故事，包括CCTV的《天网》、湖南都市的《寻情记》、CCTV的《今日说法》、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所有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煽情。

在电视节目里，所有的故事都很感人，如XXX，二十三年前被丢弃在江西九江人民路上，被人发现之后送往九江福利院，几个月后被瑞典夫妇收养，二十三年后从瑞典千里迢迢“回”到中国寻找亲生父母。当被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答案总是离不开（1）想知道自己是谁？（2）来自哪里？（3）为什么被遗弃？而生父母方面呢，把孩子扔掉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总离不开被逼、不舍、无奈

在电视台的粉饰之下，每个寻亲的故事都是感人的事件。但是，我们必须理性的看待中国弃婴的问题。

每个弃婴的生父母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只是其可信度有多少？

看看客观的事实，就不难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被丢弃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女婴。那说明了什么？中国人还未能从重男轻女的落伍思想中跳出来。据说，许多女婴在产下后惨“被夭折”，明显的是希望下一胎会是个男生。人性堕落到此地步——悲哉！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家庭，母亲生了九个孩子，除了一个夭折外，其他八个都养下来了。还记得当时一条白面包由整十一个人（包括父母与外婆）分享，也许我父母有许多理由把我们其中几个丢掉，但他们并没有。

再讲回那些中国生父母。一旦得知女儿从外国回来寻亲，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认亲了。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超过一对生父母，幸好现在还有DNA认证，不然《包青天》剧中的《真假状元》情景将随时会出现。另一方面，在领养这件事上，我其实很佩服西方养父母的大爱，在给予爱与照顾的同时，不但告诉养女的身份，还不遗余力地帮忙寻找其生父母，也不担心养女找到亲娘后会有什么后果。

我想九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比五六十年代的马来亚来得穷。与其说养不起而把女婴扔掉，倒不如说求子心切，不择手段吧。

对于那些不远千里回去寻根的女生们，我只能这么说：“生娘不如养娘大。”好好地报答你们的养父母，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爱，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你们！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外婆/陈如珊（马来西亚）

张阳是一个富家子弟，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宠爱中。他的父母是非常富有的商人，总是给他买各种奢侈品，满足他所有的要求。然而，这种宠爱也让他变得越来越骄傲，在学校里，他成为了一个恶霸，欺负别人，展示他的权力。

随着张阳渐渐长大，他干了许多坏事，犯了很多罪。然而，他的父母仍然包庇他，因为有钱而为他掩盖一切。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并因此越来越嚣张。

张阳的路径终于弯曲了。他在一次的犯罪中，因为自己的错误和鲁莽行为，伤害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他的父母，导致他们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他后悔莫及，终于醒悟，余生在监狱里度过，思考自己的错误。

他看着周围的人，他想念父母，他想念那个曾经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不能再指望别人来救他。

张阳一直在后悔，直到他离开了人世。他留下了一份遗产，一份教训，告诉人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因为自己的鲁莽和骄傲，伤害别人和自己。

这是张阳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富有，我们仍然应该尊重他人，遵守道德和法律。除此之外，张阳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在年幼时受到父母的宠爱和娇惯，导致他在学校中的恶劣行为和无法承担后果。我们应该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刍议原生家庭的变迁/奉化.山人（中国）

打会识字写字以后，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想，这也许是从父亲那（写日记）潜意识学来的。我记得一开始（应该是小一或二）写日记时，内容是公开的，会“上交”父母“查阅”；可慢慢地，日记记录了一些“秘密”，写完就收进抽屉，不让人看。

父亲过世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搜到好几本日记本子。翻阅父亲的日记，看他写的往事种种，大多数只是三言两语，有时会述说一两件事由，有时却只是心情写照……看着他那稍微抖动的字迹，想起他在书桌前边对着报章连载的小说，边“练字”的身影，是的，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他右半身手脚不灵，所以他经常用“练字”锻炼右手。

在他出生的1940年代，由于家里生活拮据，身为长子的他，小学没毕业就必须出来社会打工，而成绩优秀的弟弟（二叔）读完中学，即使被大学录取也得放弃学业，跟他一块去当建筑工。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后来还帮补弟弟们（二叔和三叔）完成大学学业，也与母亲合资开了间幼儿园。

尽管车祸后无法工作，他依旧热爱学习、坚强不屈、不轻言放弃。他每天都看报纸、关心时事，并曾写信要求（政党）让自己上阵参选。此外，他曾报读函授中医课程，自修及自制中药配方，也喜欢在庭院种花植树，他甚至试过举着“中医”牌子四处义务行医。

对父亲的记忆是正向及美好的，我想，这就是他最好的遗产。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遗产
• 上一篇文章链接：遗产的帮助/佚名（马来西亚）

我们赤裸地来到人间，离开时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经年累月的工作，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积蓄。而积蓄怎么分配，视个人情况而定。为了顺利分配财产，多数人选择立遗嘱，避免离世后留下的不是回忆和积蓄，而是抢家产的争争吵吵。

常常有人会问，如果不立下遗嘱，是不是政府会拿掉钱？答案是不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立法或有些许不同，但大致理念相差不远。在新加坡，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将会根据《无遗嘱继承法》(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1967)分配遗产，也就是照着婚姻伴侣、孩子、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的顺序分配。打个比方，如果只有妻子在世，妻子会拥有100% 的遗产；如果有孩子，那妻子会拥有50%，孩子们会分剩下的50%。详细说明可以上网查找资料。最后，如果完全没有亲人认领的话，政府才会收纳入国库。

除了上述的分配，在程序方面还需要申请文件来处理和分配逝者的遗产，像是去到银行开设遗产账户（Estate Account），然后再将卖掉股票、债卷等资产后的资金存入，都需要合法文件和执行人处理。

无遗嘱者，亲人或执行人需向法院申请遗产管理书 (Letter of Administration)，通常至少需等待数个月的时间来处理，但若是一家之主过世的情况，一些家庭可能会面对财务困难，因为葬礼费用、各种贷款和生活费等不会因为逝者已逝而停下追赶的脚步。若是拥有遗嘱者，并且没有人要通过法律途径质疑遗嘱的内容，和没有很复杂的遗嘱分配，那么可能几个星期就能拿到遗嘱认证书 (Grant of Probate)了。

只要花点时间研究或是质询可信的财务规划专家，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遗嘱安排其实相对简单。比较困难的是，从我们在世到离开的那一刻，我们留下了什么？钱财可以照着婚姻伴侣、孩子、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甚至朋友的顺序传给生者，可是除了钱财之外，要常常想想我们这生过完，对身边人又分别留下了什么影响？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遗产
• 上一篇文章链接：立遗嘱/客家妹（马来西亚）

我家有一间老屋，是清光绪之前传下来的。我来不及问阿爹具体的建造时间，老人家便过早离世了。只知道他也是在这间老屋里出生的。

老屋原是我们村子里最有格局的民居建筑，不但居于村子的中轴线北端，那是传统村落的形制中龙脉的中枢，一点疏忽不得，而且也是一族中最有地位的人的起居处。一排三间矮楼，东西两边各有十余间厢房环抱，外围还有东西两园拱奉，出门到村口都有屋檐式走廊，村前还有一个漂亮的荷花池，村名也由此而来：荷花池头。

我那老屋在这排正屋的东边，按习俗东边正屋是族中嫡子嫡孙住的，想必我祖父是家族中颇有地位的一系。我出生前爷爷早过世了，祖母也在我少不更事时仙逝，只听父亲说过他老爸在村里威望极高，看到那些言行不轨的人就用长烟管筒敲人家。我从我家唯一阔契的家具大眠床床头柜中翻到祖父手写的账簿，一个个俊逸端庄的毛笔字曾逗我恨不得变成书虫把它们啃下来。大约是满清政府灭亡后断了爷爷的读书出仕梦吧，又没有经商务农的特长，家业便每况愈下，到了我阿爹当家后，每年靠租种地主的田，围垦山地种植杂粮蔬菜度日，土地改革时，爷爷的遗产就只有这间老屋了。

老屋虽又旧又小，却是块真正意义上的热地，门前有一条宽约二丈，长约六丈的走廊，廊外有比走廊面积大一倍的道地，正屋与东厢房之间有一座高约二丈的粉刷照壁，壁眉间依希有壁画、文字之类点缀，可惜当年忙于劳作，没有闲情逸致细瞧，后来想仔细辨识时又被红卫兵当四旧”扫“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斑驳陆离了。最令人赏心养眼的空间是隔壁的堂前间，楼上放五祖神主牌位，楼下办婚丧红白喜事，每年春节请班子演戏时总在道地上搭台，堂前内看戏。平时凡竹木工匠应聘上门，堂前便是作坊了，工匠们是天生的乐天派，常常把山歌号子或流行小曲唱得山响。不时还有走江湖，唱堂会的游方艺人三教九流进堂摆擂，有时连四村八邻的粉丝都过来捧场，把老屋走廊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三十来户的小村，有这么大的一块共用空间，无形中便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点。

父母去世后，哥哥成了老屋的主人，我嫂嫂是扬州市里长大的知青姑娘，她在青山绿水环绕，青砖黛瓦覆盖的小屋里生活得很开心，还把她的两个妹妹也经常请到家里长住。后来返城工作，因我哥哥不习惯城市生活，念念不忘老屋这块热地，她便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双双回老屋养老。可是随着年岁老谢，嫂嫂莫名地对老屋产生恐惧，尤其在举办丧事的时候，她整夜提心吊胆，心惊胆颤，数年后患了高血压，更不想在老屋过日子了。恰好村里有一块排屋地基出售，我便动员哥哥买一间，我出钱，哥出力，不到一年，全家搬进三层水泥砖木结构的新屋。老屋成了余屋，只有在村民办红白喜事或大型集会时才有人进进出出作另时栈房。

俗话说路要有人走，屋要有人住，路不走生草，屋不住生虫。三年前我回乡扫墓，老邻居告诉我这房子生白蚁了，不修会倒塌。我哥因身体原因在扬州久住就医，侄儿侄女们都说爸爸回不了老家，老屋就不要修了。可我舍不得，好歹是老祖宗的遗产，是我出生的血地，在那间老屋里有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憧憬，我不能眼睜睁看着她倒下去。所以我以老屋的继承人身份着手打理那份遗产，第一年修好屋顶，第二年便发现屋柱有问题，于是又換了屋柱，填了石块，不到一年，堂兄弟们又来电话说前披的屋顶又凹塌了，横梁也快撑不住了！

唉，老屋，遗产，我拿您怎么办才好呢？！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遗产
• 上一篇文章链接：遗产3500/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