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时代的悖论/江扬（中国）

在AI时代，我们越来越彻底地体会到加速主义的趋势。过去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熬出来的成果，现在正以秒为单位被成批地制造出来。比如在设计领域，过去的建筑师需要查阅无数资料并经历漫长的纠结才能出一稿方案。而现在，只要在AI工具里输入几个提示词，几分钟内就能生成数十张高精度的效果图。童话里点石成金的炼金术，正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

AI带来的高效确实帮人类省去了许多无用功。但随之而来的，是过程本身被蒸发了，中间状态被擦除了，日常生活被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准的指标。成功或失败都来得太快，世界变得简单明了，却也彻底不再有起伏。

如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话，这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人生不仅只有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说，走向结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比如对于爬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们，如果有一种超级直升机，可以把他们直接带到山顶打个卡就带下来，恐怕登山的乐趣就会直线下降，世界最高峰的魅力也会大大失色。

类似地，旅行的乐趣就在于行前的规划、安排的踌躇以及无法避免的各种旅途意外。如果遵循提前规划好的完美行程，比如几点到哪家餐厅，吃哪道评价最高的菜，一切都那么可预期，旅游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也正因如此，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人。他们拒绝AI的点石成金，重新拥抱那些笨拙低效的物理过程。他们愿意花几个小时亲手做一顿饭，耐心读完一本厚重的纸质书，甚至愿意在陌生城市里迷路，只为了重新找回生活的真实质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对加速时代的主动抵抗，希望重返传统时代的沉浸式体验。

然而，当我们赞美慢生活时，不禁要问，这种反抗本身，是否也是加速社会的产物？我们所知的那些关于慢生活的故事，大多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这本身不正是依赖于高速运转的信息网络吗？当我们身患重病、急需送往医院时，我们不会希望救护车慢一点。当面对一场决定命运的重要考试时，我们也不会拒绝AI帮助我们迅速梳理重点知识。换言之，我们真正渴望的，其实并非一味地缓慢，而是保有选择权。只有在结果无伤大雅的前提下，我们才拥有享受过程的资格。

因此，我们所怀念的那些充满汗水与挣扎的过程，更像一种经过美化后的记忆，一种叶公好龙的浪漫想象。我们礼赞当下，鼓励有意识地浪费时间，只是因为这种浪费不会带来真正的代价。当我们习惯于手指点击几下货物就能够迅速上门，AI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几天的工作量，我们才有闲暇泡一杯咖啡，讨论慢生活的意义。这种闲暇本身就是建立在加速社会之上的奢侈体验。慢，是一种特权。

窗外那些仍在与时间赛跑的快递员与外卖骑手，以及无数依靠效率维持生计的人，则希望能够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点石成金

• 上一篇文章链接：
• 点石成金/#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在人类各种情感图谱中，嫉妒始终是一个隐秘且备受争议的元素。在传统的伦理学和宗教叙事里，它是基督教的七宗罪之一，是莎士比亚笔下那头绿眼妖魔(green-eyed monster)，也是导致人类历史上无数背叛与杀戮的根源。嫉妒，似乎是纯粹的道德缺陷，是让人羞愧的负面情绪。人们害怕表露出嫉妒心，在公共场合总是被迫面带微笑地祝福比自己更成功的人，即便内心早已咬牙切齿，妒火中烧。

被嫉妒咬噬的人们还时常如此自辩，我们虽然仇富，但我们仇的只是为富不仁。然而，归根结底，这仍然是嫉妒他人可以合理利用规则或者有能力绕过规则去赢得竞争。如果你可以利用天赋或者努力在规则框架内获得成功，那么对于为富不仁的人来说，设法绕过现行规则则是他们的优势。所谓的公平正义奖赏的是天赋异禀，对于缺少天赋的人来说，这却是惩罚。所以他们只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坑蒙拐骗，为自己谋利。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许恰恰是在嫉妒一种不要脸面、不走正道的天赋。

嫉妒的起源在生物学中寻得一点解释。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生物体只是基因制造的生存机器，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基因的自我复制与繁衍。在这个前提下，嫉妒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敏感的雷达系统，它可以侦测和防御可能威胁个体基因延续的外部风险，也是深深镌刻在人类基因DNA中的生存策略。

相近地，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揭示了嫉妒在两性进化中的差异运作。对于男性来说，由于体内受精的生物学机制，远古男性面临着非亲生父权（cuckoldry）的隐性焦虑。男性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了携带他人基因的后代，将成为他自身进化意义上的巨大灾难，这意味着他耗费了极其宝贵的生存资源，却未能传递自己的基因。因此，男性的基因中演化出了一种对伴侣性背叛高度敏感的嫉妒机制。

相较于男性的父权焦虑，对于女性来说，嫉妒表现为资源剥夺焦虑。女性虽然能够百分百确定后代携带自己的基因，但在远古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独自抚养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女性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伴侣将生存资源，包括食物、保护、情感投入等，转移给其他雌性及其后代。因此，女性的嫉妒同样会被伴侣的情感背叛所触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嫉妒者的后代。那些在远古时代缺乏嫉妒心、对资源和配偶被掠夺无动于衷的个体，早已经被残酷的自然选择所淘汰。嫉妒，是基因赋予我们的护身符。这让我们对自身时时产生的嫉妒心获得一点安慰，看起来嫉妒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赋予的。

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粉饰太平地倡导用理性去压制不合理的嫉妒心，也没必要心灵鸡汤地宣称，所有的人生苦恼都来自于自己的心魔，与他人无关。让我们直面这个世界的现实，那就是不平等是永恒存在的，嫉妒心亦是人皆有之。人不仅生而不平等，对所有游戏规则的利用与手段也都不平等。而嫉妒就是不平等的副产物，只要有不平等存在，那么嫉妒就必然存在，没必要刻意隐藏。现代性的一大进步就是充分解放了人的天性。既然嫉妒心，与食色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份，那么何必妖魔它呢？既然公平正义遥不可及，资源与配偶都可能被随意剥夺，那凭什么不能用嫉妒来表达一下愤慨呢？

在没有毁灭地球之前，让我们一起妒火中烧吧。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妒忌

上一篇文章链接：从妒忌到忮忌/周睿（吉隆坡·马来西亚）

在中国东南沿海，广东福建尤其是潮汕一带的人们常常以他们的宗族纽带自豪。在宗族大家族的庇护下，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外出经商，人生的各种情景常常能得到家族关系的鼎力支持。这不仅是在宗族所在地，即便是在远离家乡的异乡，也一样行之有效。它以亲缘为名，在实际运作中承担着资源分配、风险对冲与社会保障等多重功能，使得个人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集体协作的结果。

抱团取暖，以家族为基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在漫长的人类群居历史中起到相当正面的作用当然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套用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话说，这是一种东亚地区顶级讲故事的能力。宗族关系常常并不必然包含血缘关系，而如何说服不具备血缘关系的人们相信自己同属于一个长期有效的社会结构，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看到，这个叙事在潮汕社会中行之有效了百千年，越是封闭落后的山村，这样的叙事就越是成功。这实际上是在相互种族特征区别不大的汉族群体中生生开辟出了更上一层的共同体认同感。今天在整个东亚社会的生育率都萎靡不振的大环境下，潮汕地区的生育率仍然独树一帜，广东随便哪家潮汕猪杂粉的后厨里都能看到五六口之家首尾相助其乐融融的场面，更是令人惊叹宗族规训的顽强。

历史当然并非一成不变，到了现代社会，宗族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越发显现出来。比如传统的父权家长制与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对立，比如个体无条件为集体牺牲的传统与强调个人理性的分歧。这些现代观念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结构。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一方面希望能充分利用宗族关系带来的人脉以拓展个人的社交，另一方面又寻求避免被宗族道德过度绑架的个体责任。对于在大城市扎根定居的潮汕子弟来说，切断家族关系，完全抛掉宗族的束缚，也并非一个不可能的选项。

特别是在国家主义盛行、民族主义当道的今天，宗族主义多少也被迫让位给那些更宏大的叙事。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国家主义不过是扩大版的宗族主义。如果说宗族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构建信任，那么国家则通过制度、法律与教育，将这种信任扩展至更多的陌生人之间。无论是宗族还是国家，都需要通过叙事来维系认同——前者诉诸祖先与血脉，后者诉诸历史、民族与共同命运。他们同样在利用文化与情感以不断竞争个体的忠诚与资源，也同样面临着现代主义对人的解放之后的个体与集体的价值观冲突。当国家叙事被不断强化时，个体同样面临一种熟悉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一个抽象共同体承担义务。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在更高层面再次出现。

如果说过去的宗族凝聚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候以马车可以抵达的范围构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那么今天改头换面而出现的国家主义无非是在国防力量可以维持的土地上构建出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对于虚无缥缈缺少科学支撑的民族血统论来说，这种从宗族、种族向国家的转变当然更被上位者喜闻乐见，也更愿意顺水推舟地推动宗族叙事转世成为同等劣迹斑斑的国家主义。这对于步履蹒跚的人类文明来说算不上什么进步。然而，从现实角度出发，这又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相对最务实的生存策略。如果人类足够幸运，能让民主公正的文明法则阴差阳错地从少数国家推广到全世界，也许有机会看到这些个宗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幽灵渐渐褪去。只不过，这又是以数百年计的历史进程了。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家族故事

上一篇文章链接：祖父的故事/周嘉惠（吉隆坡·马来西亚）

“老登”“爹味”这样的词近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进入日常语言。它大致是指中老年男性常常有个坏习惯，喜欢对年轻人倚老卖老，指手画脚。而当老登们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就离不开谈论国际政治，指点江山，高谈阔论，似乎天下大事一手掌握。老登们的口碑如此不堪，以至于稍有自觉性的老男人们都会留心收起自己的坏习惯，避免在公共场合对他人建言，以免漏出自己的“爹味”。

这个坏习惯到了学术界，就体现在老登们对于宏大叙事的热衷。历史学者葛兆光在接受采访时感叹，老一代学者总是喜欢研究一些大问题，对历史中大的脉络走向有着深深的迷恋。而年轻的学者总是喜欢执着于小问题，在针尖上雕花。前者感叹后者缺少全局意识，缺少对根本问题的追问；后者则不屑于前者的老登口味，认为只有把研究做扎实了才有说服力。过于关注大问题，最后即便能避免论证过程百密一疏，也依然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毕竟问题越大，就越接近无解。

这两者各有道理。与其说他们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不如说他们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老一代学人们一方面深受文革等政治运动耽误了青春岁月，急于要为一生的颠簸蹉跎寻找学理上解释；另一方面深信学术研究必须被个人情怀所驱动，做学问亦是修身，最后若能道成肉身，天人合一则是最高境界。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即使很多大问题本身难有答案，但不懈追寻本身即是求道。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个人情怀已经过时了，学术研究不过是谋生的一种手段。通过各种数理统计、计量科学的方式对待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研究，是完成学术工程项目的必经之路。因此，那些难以得出结论的大问题，比如中国思想源流，或者何为中国，是不值得付出精力的，反而是一些小问题，包括研究晚清的民间笑话或者毛皮贸易等等，更容易看到研究的进展，更容易出成果，也更容易完成KPI，用来换取现实的利益。

当然，并非搞量化史学的都是追求小而美，从金融学转入史学界的香港大学教授陈志武就在研究大问题。在近日与传统史学家秦晖的对谈中，他用各种累积的数据分析，试图论证秦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率先大规模地使用了铁制武器。他的优势在于有充分的数据支撑，有足够多的数字图表，结果可以被任何人重复验证，结论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但代表传统史学的秦晖指出，即使搜罗了那么多数据，即便能从相关性推导出部分因果性，从间接原因走向直接原因也仍然具有较大的鸿沟。此外，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方方面面，一味强调某个原因的重要性，也难免有些偏激。而过度追本溯源更加消解了因果性本身，此所谓“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无论二人的研究路数有何不同，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老登”，谈论的也是秦国如何能统一六国这样的大问题。总之，老登们喜欢高谈阔论的坏习惯怕是很难再改变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老登现象。越是研究大问题，越希望置身于家国天下，越会对公共领域指手画脚，就越能体现出一些公民意识；而今天的年轻人越是执着于小问题，就越会埋头于自己的世界，也越远离公共场域并淡化公民意识。个中体现的不仅是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取向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更是有为的年轻学人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正反馈而不得不采取退缩的姿态。

若再进一步深究，公共生活的困境一部分自然来自于官方的言论管制，另一部分则是自媒体时代形成的信息茧房，造成各种言论极化与对异见个体的敌视。无论哪一种归因，都是对集体德性的渐趋伤害。这个趋势在当下看不出什么挽回的机会，只能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也到了老登的岁数的时候，能够走出小楼，培养多一些公共讨论的坏习惯，呈现多一些“爹味”。那么，我们对未来也许还能多一点期待。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坏习惯

上一篇文章链接：从“无手尾”到懂得收拾人生/陈天赐（槟城·马来西亚）

在今天短文本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以小说为代表的长篇阅读成了越来越小众，越来越精英的生活方式。Youtube上有一个超百万观看的热门视频Why
Critical Thinking Is Disappearing – The Rise of Collective
Stupidity，文如其名，谈的是为什么今天批判性思考在消失，而集体的愚蠢越来越多。它的主要论点是今天的信息过载造成了人们的大脑不堪重负，想偷懒的大多数人，要么循规蹈矩遵循自己过往的路径，要么盲从其他人，进而屈从于官方主导的选择，成为政府的顺民。此外，今天的社会环境也不奖励沉思，而更奖励快速与情绪化的反应，这些都造成了深度阅读的退却。我们变得难以关注长文本，而更被短篇文字或者短视频所吸引。作者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人们不再思考，他们就不再质疑；当他们不再质疑，就容易受宣传操纵、受恐惧裹挟。当观点不再以证据或逻辑评判，而以有多少人赞同为准，那就成了最危险的多数人暴政。

这些观察基本都成立，不能说有什么大错。但我比较好奇的是，难道批判性思考是今天才消失的吗？群体性的愚蠢是今天才这么显眼的吗？讨论群体性狂热的经典名著《乌合之众》从一百多年前一直影响至今，那么它当时是靠什么灵感写就的呢？事实上，视频博主所惊诧的群体性愚蠢，自始至终都一直根植于人类社会。从陷在沙发中享用“奶嘴乐”的娱乐至死，到今天床上躺平刷手机，很难说后者就比前者更堕落。我们也很难判断，是投票将苏格拉底处死的群体更愚蠢，还是把川普选上台的maga们更反智。而其实我们对今天也许还能多点乐观，因为无论发生怎样的多数暴政，在一个民主体制较为成熟的社会，不大会发生大家投票处死智者的事件了。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说群体的愚蠢这么多年没有什么进步，但危言耸听地断言民智在倒退就有些言过其实了。

此外，如果我们认可技术中性论——技术的发展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任何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新的增益与风险，那么由于技术发展引起的阅读习惯的变迁也具有类似的中性色彩。我们当然可以宣称批判性思维在消亡，集体变得更加愚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视短视频的普及让更多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惠式教育，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印刷时代以来书本的缓慢启蒙。如果说小说文学在今天已经是一种绝对精英的生活方式，代表了少数人的优越感，但如果统计这少数人的绝对人数，实则未必比前视频时代所有受教育的人数少。我们不能一味指责短视频信息流的肤浅与简单化，而忽视了它所广泛传播的受众面。我们更不能高高在上地宣称只有长篇纸质书才叫阅读，视频论文就不是启蒙。一边鼓吹长篇阅读，一边只能通过视频将这样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本身不就是一个讽刺吗？

而且，认为短文时代深度阅读能力必然受损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数字阅读固然会鼓励略读并可能降低文本理解力，但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双语”（bi-literate）大脑的概念。这种认知模式表明，大脑正在演化出一种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在深读和略读之间灵活切换。这两种阅读方式并非互斥，反而是互补的。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需要高效的略读来快速筛选，以找到值得深度投入的文本。然后，再切换到深度阅读模式，以实现分析、共情和批判性思考。这是从信息稀缺时代以深度阅读、线性推理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向信息丰裕时代以高效筛选和多模态理解为核心的转型。这被总结为“信息觅食理论”（Information
Foraging Theory），类比为自然界中动物的觅食行为，人类被视为“信息觅食者”，他们会不断调整策略，以最大化单位成本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这种适应性行为直接挑战了将短文本略读视为浅薄和无知的论点，它实际上是一种在数字环境中生存并持续繁荣的高级认知策略。

也许上述观点还缺少足够佐证，尚无法构成对“人类愚蠢化”观点的有力反驳。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人类大脑在历史的演进中一直在不断演变，适者生存，见招拆招，充满了各种偶然与意外，也从来没有什么预设的进路。过度担心人脑失去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多少有些杞人忧天。我们可以理解，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世界没有在令人乐观的方向上一直前进本身就足够令人恐慌。但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主义角度来看的话，虽然无数次惊呼世界末日的危险，人类还是坚强地存活了几百万年。唐诗宋词式微了，自有小说取而代之。小说消亡了，又会有新的文化形式涌现出来。世界自有其调节之道，倾斜到某个极端自会拨乱反正。“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更何况就算人类毁灭了，毕竟已留下数百万年璀璨的人类文明史，又何须如此愤愤不平呢？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小说

上一篇文章链接：迎头赶上的心态与方法/徐嘉亮（锡米山·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