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人知的《世界人权宣言》将免于恐惧的自由列为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这一方面说明了免于恐惧的重要，另一方面似乎也验证了免于恐惧的困难。事实上，恐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基本情感之一，比如很多人对于一些特殊的金属刮擦声感觉牙齿打颤、毛孔悚然，有一些特殊的高音或者低音也总是让人不寒而栗，成为恐怖电影惯用的配乐，这些皆是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恐怖感的体现。

隐性无意识的恐惧难以克服，而显性有意识的恐惧则也无所不在。种种天灾人祸让人生多艰。如果说天灾无法避免的话，从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进程看，人祸也难以根治。世界局势持续的动荡不安使得一度被“历史的终结”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亦不再乐观。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无论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贫穷与灾难仍然时时如影随形。

细究说来，对于贫穷灾难的恐惧也许源于对于死亡的恐惧。贫穷带来的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人祸带来的牢狱之灾、性命之忧等等，都直接指向对于死亡的恐惧。在现代启蒙思想——“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修正来的“人生而不平等，死而平等”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正因为对于死亡恐惧的不可解，它成为人世间最为平等的遭遇。上至王宫贵族，下至三教九流，起码在目前看来，人人皆难逃一死。无论如何用宗教来粉饰死亡，所有人心里都隐含着对于死亡的不祥之感。死亡，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文化的普适性恐惧。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性意识。从来没有一个死去的人来告诉我们死亡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愈发激发了人们的恐惧感。因此，对于死亡的恐惧来自于未知。这样的未知不断扩散，以至于人们穷极智慧对另一个世界赋予想象。乐观的人们构造出极乐世界，悲观的人们则虚拟出地狱轮回。但无论是天使还是鬼神，无论他们是牛头马面还是半人半马，归根到底还是人形。人类的想象力是多么贫瘠啊，人们在面对未知的死亡之时却又是多么无助，总是费尽心思地把死去的世界想象出另一个人间。

但理性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另一个世界。生命就是一切，死去就是全无。因此，对于死亡的恐惧又演化为对于生命的留恋。然而，生命真的美好么？我们可以仅仅因为生命无法重来就肯定它的美妙么？从逻辑上说这并不完全成立。比如曾经的红卫兵们不能因为青春的一去不复返就盲目歌颂文革的炽热。同理，生命也并不因为其无法重来就必然高贵。为人已久的我们早已知晓，人间有多少善来融化你，就会有多少恶来吞噬你。抑郁症是现代社会的名词，但主动抛却生命的人们古已有之。他们中的一部分愚者是受了转世天堂的蛊惑而被骗致死，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世间的智者，他们深知不存在什么死后的世界，但比起对于死亡的恐慌，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丑陋更加畏惧。两害取其轻，活着未必比死去更值得。这是智者的慷慨赴死，近现代的如海明威、王国维、川端康成、老舍、海子等，皆属于此类。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也只有坚持理性的人，才能不畏强权，不惧生死。

摄影：林明辉（瑞典）

传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说法则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但无论如何，读书人的底线还是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读书带不来权力的话，最起码还能起到增强自我修养的作用。这代表了一种主动寻求超越自身的需要。

然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自我修行已经渐趋过时，自我增值成为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为了简历而奋斗取代了为了意义而努力，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因为在人口前所未有地频繁流动的今天，个人修养是如此内化而让人难以判断的标准。现代人无暇也无心来经营与陌生人的交往，我们对人的认识只能从他或她的简历开始，很多情况下这就是认识的全部。简历决定了个体在等级森严、门户林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与地位。于是，增加简历上的条码、让简历更具分量成了自我增值最直接的目标。在自我增值的大趋势下，漫漫人生路的修行简化成了简历上增加的一个个头衔、一道道资历。自我增值成了简历增值，“我”变得怎样反倒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我”与“我的简历”产生了脱节。

更有甚者，早已熟稔资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既然自我增值不过是账面上的游戏，那么与其事倍功半地为了简历上的一行小字而埋头苦练，不如将资本市场中的行销手段充分利用，用自我包装来代替自我增值，以浑水摸鱼。正如影像与真相不再对等一样，包装后的简历与真人又再一次地脱节，“我”、“我的简历”与“我简历看上去的价值”形成了三重错位。乍一看这似乎惊世骇俗，但久居染缸的我们早已心知肚明，擅于自我包装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经世之学、谋生之道。实打实地让简历增值，与虚打虚地让简历看起来很值，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归根结底都是关于简历的游戏，与自我修行无关。于是，自我包装与简历造假之间也渐渐暗通了款曲。《围城》中野鸡克莱登大学的毕业生们尚知廉耻，自惭形秽，但对于今天诸如唐骏这样的顶着西太平洋大学的名号招摇过市的人们来说，被拆穿不过是把戏没玩好不小心露出马脚罢了，算不得什么大事。乃至于李开复所吹嘘的与奥巴马的同学关系或者韩寒这样自诩的少年天才纷纷被披露之后，在多数人看来更是不值一提。这个年头，谁都知道包装只是包装而已，总是像方舟子那样撕开包装较真就没趣了不是？英雄莫问出处，好汉别被戳穿。不管好包装坏包装，只要能蒙混过关，有利可图，就是好包装。这就是今天自我增值的实质。

摄影：李嘉永（台湾）

关于方舟子：按这里

金钱的发明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贸易促进、文明繁盛的必经之路。但金融业的过度繁荣让金钱不再满足于贸易润滑剂的辅助作用，而是反客为主，渐渐成为人类所有社会生活的主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不满意世俗的喧嚣，我们尚可以憧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远离货币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连每一寸山野丛林都可能资本化的时候，金钱基本上等同于生存权。离开金钱，人几乎难以为继，遑论各种其它权利。金钱还成为衡量现代社会各种权力的尺子。无论是文化权力、知识权力还是话语权力，皆须依靠金钱铸就的底气。有了金钱的助力，民俗就可以登堂入室，以文化自居；而缺少金钱的话，文化也难免露出民俗的原型，成为他者观看猎奇的对象。

因此，金钱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重要。对于金钱的渴望，或者说对于隐藏在金钱之后的各种权力的渴望，对于长期积弱贫穷的人们，更是一种痛彻心扉的体验。这一点，没有谁比经历过中国大陆动荡的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更了解，也没有人比这些“变老的坏人”们表现得更充分。今天蔓延在中国大陆全民中的种种极致的功利心、名利欲，虽说未必是由毛时代独创，但若说因此才变本加厉则并不为过。这样的恶果需要数十年来缓慢地消化，直至“变老的坏人”们死去，乃至他们的子女们亦老去，方或可消解。

缺少金钱带来的戾气需要多年才能消弭，而金钱带来的底气亦需要多年才能累积。在这样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心态。常见的暴发户式的一掷千金或者葛朗台式的吝啬范儿自不必多说，比较容易忽视的却有两种，一种是小资地标榜精致，以独特的消费观自诩，自命不凡地与各种“不精致的消费”划清界线；另一种则是自命清高，拒绝一切的奢侈消费，追求清贫的名士风流。这两者看似都是理性对待金钱的正面样板，但都无可奈何地暴露出曾经一贫如洗的童年。一味地与主流划清界线与一味地迎合主流都同样证明了对于主流的无能为力。而要想对于这样的无能为力释怀，需要金钱的底气和时间的积淀。不仅是数十年的积淀，也蕴含数代人的积淀。暴发户未必能演变成贵族，但贵族的祖辈必定是暴发户。我们需要穷尽数代人来学习如何更加合理从容地看待金钱。在这个意义上说，宿命论有其唯物主义的注脚。在无法逃避金钱魔力的今天，对于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面对金钱的人生，我们既无法沉沦，也难以逃避，更无力反抗，只能直面。这就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的宿命。

（摄影：李嘉永）

关于葛朗台：（按这里）

“仓廪实而知礼节”，礼仪与修养是吃饱穿暖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课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未改变。但礼仪的产生与推行，让强者碾压弱者时不那么面目狰狞，吃相好看了一点，从而弱者被吞噬之际也稍感好受了一点。虽然这没有改变根本上的弱肉强食，但总算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弱肉强食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强者们所广泛遵循的礼仪渐渐地成了假惺惺的忸怩作态。当持续的礼仪无法改变糟糕的现状的时候，礼仪背后的善意也成了虚伪的代名词。于是，伪君子、衣冠禽兽、人面兽心这类词语频频出现，以表达人们对于礼仪造成的欺骗性的不满。与此同时，真小人形象开始大行其道，获得了更多的褒扬。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做不到，就不要假惺惺地装模作样，还不如坦诚相告。真小人并非真的“小人”，而是对做君子绝望后的被迫披上的保护伞。每当看到那些试图做君子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可得而绝望地变成伪君子的范例之时，真小人们恐怕会暗自庆幸，小人的外衣给予他们无比的安全感。既然高尚与低劣的人性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可能同时存在，与其处处煎熬地要做君子，还不如彻底做个小人来的痛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行，正是这种“小人哲学”的宣言。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真小人的形象自然比伪君子更讨喜。各种艺术作品中的真小人形象创作的典型套路是，一个自轻自贱、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在戏剧的高潮阶段突然洗心革面，陡然转变而做了一件好事，从而让观众感动不已。相应地，伪君子的角色则常常看起来道貌岸然，知书达理，但在片尾则被揭露出是深藏不露的大奸大恶。也许仔细一想，伪君子的破坏力也许并不比真小人更大，这两种“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坏人变好总是比好人变坏的戏码更讨喜，先抑后扬总是比先扬后抑更让人感动，观众不同的心理期待导致了真小人常常比伪君子更吃香。或者说，在难以改变丛林法则的前提下，越尊重礼仪越吃亏。

但我们无法忽视，真小人的本质问题在于其立足于犬儒主义的出发点。这意味着真小人们早早地放弃了一切礼仪规范，对于世事绝望，玩世不恭的无所谓。摆脱做君子的包袱，看似洒脱，实则是向强权低头，成为命运的奴隶。反过来，伪君子更像是悲壮的勇士，明知真君子难以为继，仍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向他靠近。从这个意义上说，伪君子仍然比真小人可爱一点，起码他们仍然分辨善恶，知道荣耻，谨守礼仪，试图让礼仪来规范社会的运行。爱默生说道，人崇敬爱的原因是因为它总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它总是希望而不是绝望。伪君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保持了向上的姿态和人生的希望，礼仪就是这种希望的表象。如果说君子是中文语境中对于完人的期待的话，那么既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人，伪君子就是未完成的完人。这个世界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么多的伪君子才令人感动，因为他们即便作恶也仍然知耻，只有知耻才不会放弃向上的努力，只有知耻才不会选择做一个小人来敷衍一生。一两个真小人的艺术形象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世界上真的充满了真小人的话，那么恐怕这个世界会比现在更糟。因此，为了让这个世界保留一点向上的希望，我们需要勇敢地承担地做一个君子的压力，坚持礼仪，坚持远离小人，哪怕是伪君子，也更靠近真君子。

（摄影：周嘉惠。要参照今年8月9日的配图，是同一朵花：按这里）

与之前谈到的行善相似，环保在今天也是最热门、最政治正确、以及最有逼格的议题。富人们以此作为交际的谈资、炫耀的资本，穷人们则以此幻想着拉近与富人的鸿沟，自欺欺人地相信高尚生活并不遥远。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何时何地，支持环保总是一个对于三教九流都非常骄傲的立场。

然而，终日谈论环保的人们或许并没好好想过，我们为何要保护环境呢？正统的理由当然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但如果人类拥有不止一个地球呢？可以想象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对于外太空探索脚步的加速，我们以后或许可以栖居于火星、水星，乃至任意一个星球，那么到了那时，保护地球的环境是否还有必要呢？对此反对的声音也许又会不屑一顾地宣称，在人类无法涉足其他星球之前，避免进一步破坏环境总归是必要的。

那么，什么是破坏环境呢？以能源消耗为例。今天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严重依赖不可再生的石油，这是节约资源避免环境被破坏殆尽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但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相信石油不会永远这么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新能源一定会代替即将枯竭的石油，而等到新能源消耗殆尽，又会有更新的能源出现。如果这个逻辑合理的话，那么到时我们回望当初的节约石油是否很可笑呢？环保派此时还会继续论证，节约使用石油不仅可以节约资源，更可以减少碳排放以及对于大气的污染。但人类活动对于大气的影响是否真的那么重大呢？且不说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的判断还未形成共识。换句话说，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变化并非必然与人类活动相关，也有可能是地球本身的运行周期造成。

更何况，即便人类的活动确实对于地球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比如中国的雾霾、垃圾围城或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以及日本福岛的核泄漏等，人类仍然可以相当有效地规避这些伤害以等待地球的自我修复。地球的自我修复功能与气候变化周期仍然是今天的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都得到了修复。虽然我们不应重复这种“先破坏，再治理”的循环，但在多重意义上地球是很难被完全破坏的。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或多或少地对于所谓地球的宜居指数造成了影响。客观上说，个体是骄奢淫逸还是勤俭节约对于整个地球生态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宜居指数的变化，除了满足布尔乔亚的精致生活品味外亦无更多意义。再具体到人类对于环保的努力，更加严格地限制地球人口的增长恐怕比任何措施都更有效。只不过“计划生育”这样政治不正确的话题无法堂而皇之地摆上台面，装饰逼格。

因此，对于地球来说，环境保护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科学的发展将最终证明环保不过是左派环境激进分子一厢情愿的洁癖以及一些乌合之众的跟风盲从。然而，对于生存在地球或是任何一个星球上的人类来说，环保行为的无意义并不能抹煞环保态度本身的价值。环保的目的不在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意义也不在于节省的那一点最终都可以替代的能源。环保的真实意义在于塑造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人生、一个节制反省有为进取的人生、一个自我与他者和谐发展的人生。一切与此相悖的，比如以环保为流行时尚、或为卖弄谈资，本身都违背了环保的实质，是为打着环保旗号的很不环保的行为。总之，就如同跑步的意义不仅在于跑步或者强身健体，和尚挑柴担水也并非为了生活，实践环保，在于实践一个更加健康充实的人生。我们需要环保，远大于环保对于我们的需要。

（摄影：李嘉永）

注：
逼格：http://baike.baidu.com/view/10474479.htm
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

闲暇，是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名词。在人们还为了食物果腹而终日奔忙的远古社会，闲暇意味着短暂的喘息之机，而非奢侈的休闲度假。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人们的休息时间也是天注定，没有风雷雨雪的坏天气，休憩也不可得。一周七天，天天都是工作日。当然，古代的中国没有星期的概念。年年月月日日，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王公贵族，对于大部分劳动人民而言，活着就是劳动，仅有的休息不过是为了更多的劳动而养精蓄锐，休息时间既无法保障，也不能自主选择。老人也没有退休之说，无法劳动的时候，就得面对死亡。

现代社会的一周六日、一周五日、乃至有些福利国家的一周四日工作制的出现，以及退休制度的施行，使得人类中的大部分都得以摆脱生活就是工作的模式，进入工作为了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人们终于可以不时地忘却血淋淋的生存压力，享受劳动外的闲暇，拥有自主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闲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不再是生存，而是在生活。人们在埋头忍受生命的艰辛之余，亦可以停下脚步，领略生命的美感。反过来，适度的闲暇也激发了工作的活力。劳动不再仅仅是提供生存必须的物质资料，也可以带来生命的愉悦和美。比如我们在休闲时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们会陶醉于球赛的精彩激烈以及运动展现出来的美感，而忘记了这是两队以踢球为生的劳动者在为了他们自己以及身后的家庭而赚取面包，努力工作。时代赋予现代人这样的特权，让他们通过闲暇与工作的辩证来创造超越生存的生活。

但并非人人都懂得生活。传统社会的人们一直在争取如何摆脱家庭、社会带来的束缚和既定的命运，现代人则常常被选择太多所困扰。具体到休闲方式，很多人确也陷入了选择性困扰，不知如何打发闲暇。常见的打发闲暇的方式中，总有这两种极端：一种是抓紧时间充电，磨练更多的技能，考取更多的证书，以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另一种则是彻底地抛开工作，上班时拼命地干活，下班就拼命地放纵，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就如同对于专制的态度，无论是吹捧还是抨击，本身都只能证明专制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总是一个巨大的阴影，闲暇时亦难以完全摆脱，下班时候总还得时不时地想想职位升迁、技能磨练、同事关系、涨薪跳槽等等。这个阴影在各种便携式媒体深入个人生活空间的现代愈加明显，在人口密集、竞争激烈的东亚社会也尤其突出。可以说，能在何种程度上摆脱工作决定了一个人闲暇的质量。站在对立面的工作与闲暇，互为因果，相辅相生。何时人们可以不仅真正自主地打发闲暇，还能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何时劳动得以与生存彻底脱节，只关乎人们的精神需求，那么也许人类社会将会离乌托邦更近一点。

（摄影：周嘉惠）

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所赐，做慈善在今天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标榜逼格的行为。社交名流们以此为荣，似乎一段时间不爆出一点慈善新闻都不够有范儿。当然，以慈善为荣总比以奢侈为傲更正面，炫耀善心也比炫耀财富更有意义，即便其本质上并没有太大不同。

同学少年都不贱。在人文精神普遍不振的当下，若说有谁具有非同寻常的同情心或者普度众生的慈悲心，那这样的人恐怕离骗子也不太远。因此，大善人、慈善家的名号早已让人生厌。我们更能接受的是功利性质的行善，也更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般说来，今天愿意行善的人大致有这么几种目的。一种是比较明显的广告心态，用一笔不菲的钱，既做了慈善，又打了广告，何乐而不为？对于这样的慈善，只要软广告不是太离谱，大家亦不会太过于计较。还有一种是传统的行善积德，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哲学相辅相成。现代的行善积德还广泛涉及到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带有原罪的商贾，这些人越是心中有愧，越要行善积德，一边广结善缘，一边巧取豪夺，自欺欺人地维持着分裂的平衡。另一方面，利用慈善来行贿受贿、进行黑钱转移等，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在部分国家，行善还有比较重要的目的是用来避税。与其被动上缴给政府，不如主动广撒给穷人。就此，行善成了一种代替政府进行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分配的形式，劫富济贫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和谐互助。比较隐蔽的还可见一些慈善行为背后的交易，常见的比如诸多名校欣然接受大额捐款者的子女入学等。比这些都还要高尚一点的则是确实抱有回馈社会心态的慈善家，这种心理还有一些细分。有的人行善是出自攫取社会财富的补偿心理，有的人则是通过回馈社会表达对于命运女神的感激之情。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则是希望通过慈善的行为鼓励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总之，善人总不仅仅是善人，他们也各自“心怀鬼胎”。

人类社会离乌托邦具体有多远，没有人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非常远。因此，我们委实不应深究慈善背后的目的。毕竟有人愿意做慈善，在这个人们早已对于为富不仁、贫富悬殊的现状麻木的世界上已经殊为不易；毕竟只要还有人在做慈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是让人类社会显得离乌托邦更近了一点。然而，作为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我们能否再奢望更高尚一点的慈善呢？是否存在不包含任何目的的，纯粹的行善呢？我想，只要人类还存在对于美的追求，那么更纯粹的善就不会是空想。真善美原本就是一家，行善本身就是审美。无功利的行善本身具有美的维度。如果说审美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话，那么行善也是如此。没有美的世界无法想象，同样，没有善的世界也不存在。人之初，性未必善，但善总是存在在某个社会基因中，无法磨灭，这是我们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期待得更多的原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行善还代表了一种生命能量的迸发。面对这个丑陋横行的世界仍然坚持行善的人，表明了一种拒绝与之妥协的态度，以及努力改造这个世界，尽量将其往上提升的姿态。在明知常常徒劳无功的前提下，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视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深信个人的一小步总是能发挥些许作用。换句话说，纯粹的行善并不寄望实现“人人为我”，它只是任性地实践着“我为人人”。这样的善是善之大者，这样的善也是我们所希冀的理想世界中的善。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