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好政府吗?》/廖天才

150415 Liao Tian Cai
几年前去英国背包旅游近一个月。

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前交通圈的路肩很怪,它被一个个营帐所占据;营帐后面,还竖立不少横幅。这里的人说,这个交通圈一年到头都有人在此搭棚、挂横幅,他们其实正在示威。

我越过马路,跑去交通圈路肩的其中一个营帐,好奇的问住在营帐里的人。

“请问你来自什么地方?”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来伦敦,要多久?”
“两百公里,坐巴士,大约4个小时。”
“你在这里扎营已经多久了?”
“6个月。”
“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采取行动逮捕你?”
“为何要逮捕我?我有犯法吗!”
“市政府都没骚扰你?譬如趁你不在,把你的营帐搬走。”
“不会。市政府官员想要移动我的东西,要先通知我,给个理由。没得到我的同意,他们是不会触动我的任何东西。”
“这么好的政府,你干嘛要示威?”
“天下有好政府吗?”

给他这一反问,顿时让我没办法继续再问下去。

看一看这位老兄营帐后的横幅,原来,他反对英国的对外政策,与美国蛇鼠一窝,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出手干预并侵略中东国家。对内,他不满现有的执政党,没有给予国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不必去过英国,听也听得多,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福利的照顾,是发展中及落后国家人民所羡慕的。英国国民享有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也是我们这些来自极权或半极权国家的人民难以想像的。

英国人民从来也不把执政政府视为衣食父母,动不动就要感恩图报。不,他们没有这些封建奴才思想。反之,英国人认为执政政府就是人民的奴仆。对奴仆,就会诸多要求和严格对待,以免奴仆反过来成为了主人。

之后,去英国的其他地方,与英国人聊起政府,发现英国人很会挑,十之八九都提出他们要政府改善这、改善那。

你可以想像来届的英国大选,执政政府要通过人民这一关,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天下有好政府吗?”

英国人显然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发问的民族。

(照片由作者提供,影中人即来自曼彻斯特的受访者)

《生活处处是政治》/严晓蓉(寄自中国)

140415 Clement 142
对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大饥荒、大跃进、文革存在于伤痕小说、电影及父母辈偶尔的碎片式讲述中,这些过去了的故事零落存在于文字、影像或偶尔的言语空间里,同时,文字或影像的空间间隔也构就了心理的安全间距。所以,仅从观看或倾听者的角度靠近过那段历史的一角,对那种极端生活的残酷性,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说到对“政治”一词的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不以仕途为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政治” 的耳熟能详是因为在大陆的课程体系里,它是贯穿全程的必修课,是升学或获得学分的必须路径,但课程仅是课程而已,与实在的生活并无多太大关联。因此,对上辈人提及“政治”便谈虎色变,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在这里,可以顺便谈及吴文光先生近年来发起以民间口述历史为主题的纪录片项目。在这些纪录片里,许多年轻纪录片人回到生长的乡村,以自己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通道,采访并记录老人们关于五十年代大饥荒时期的“饥饿”记忆。在影像里有许多镜头都涉及老人们在面对过往残酷记忆时的躲闪,其中也不乏老人已到中年的儿女们在采访时百般阻挠,不让老人讲述当时情境的镜头。在看这样的影像时,往往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是,为何时过那么久,这些深受伤害的人纵然连诉说自身的痛切都不敢?除了不愿再撕开伤口的原因外,对谈论政治话题可能会有可怕后果的余悸竟有如此强烈吗?无独有偶,近几日引爆网络的央视主持人老毕视频事件似乎可看作最近距离的回应:只因毕福剑在言谈中涉及前国家领袖的评述,由此引发愈演愈烈的“左右”口水战再到央视台长在此微妙时刻紧急换人,所有这一切,都在掀开看似轰轰烈烈的生活表层,露出残酷的政治内里,这似乎是对之前关于“政治”远离日常生活的观点最有效回应。

我们曾以为钉在过去空间里的那些老去和发黄的故事,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重演,在商业高于一切的时代里,大多数人沉溺于五光十色的个体物质生活中并乐此不疲地追求“娱乐至死”,“政治”被撇开在角落里,以为它与自己并无关联。但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天真。在持续发酵的毕福剑视频事件里,事情的起因只是毕福剑在聚会过程中谈及自己对那段亲历历史的看法,其实并没有攻击性,由此引起轩然大波的两个原因,其一在他的央视主持身份,其二在话题的敏感性,但这两点,都与敏感政治息息相关。所以,真正的事实是,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里,生活处处有政治,生活处处是政治。

(摄影: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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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和中华民族的贪生怕死》/周嘉惠

130415 Li Jia Yong 2
4月9日所刊林明辉先生的《民主的代价》,文中部分内容是有待商榷的。由于没有读者愿意回应,这里就由我提出两点。

“政治”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如《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用法,不过这跟西方politics的概念有所不同。“政”字右边的部首的攵(攴,pū)是“手拿棍敲击”的意思,因此按中国字最原始的意思,“政治”指的是”统治者靠棍棒来推行其管理”或“用强力来实行正义”。这就跟西方“人民统治”的原意大异其趣了。一开始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子孙看待统治者或统治方式的角度,相信这是仓颉先生当年始料未及的。

因此,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天生具有“奴性”,或如吾尔开希在评论李光耀去世时对那些支持者所用的形容词“猪”,个人觉得实在不用那么激动。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现实,要完全改变成西方那表面看起来很不错的一套政治制度,不是不行,但形似神也似的改变肯定需要时间。即便现代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你还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别傻了!人家可是付出了代价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痛恨政府不争气,生怕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一试“人民统治”的滋味,这些心情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心急可也,但不必激动,那是无济于事的。激动起来头脑往往会失灵,譬如网上许多人把首相纳吉的名字改写成“那鸡”、“那只鸡”,除了无聊,大家还看出暗藏了什么其它改革玄机吗?

顺便一提,“教”字的部首也是攵,所以感觉上我们的教师似乎对“爱的教育”的理念总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而更偏向“不打不成器”的手段。此乃旁话,表过不提。

当年打败宋朝的不是今天的蒙古自治区或蒙古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而这个帝国怎么看都绝对不是“小小的”。当年的蒙古骑兵几乎占领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所有土地,亚欧大陆的各国军队都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分别在1219-1221年、1236-1242年、1256-1260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版图最辽阔的帝国,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称之为“黄祸”。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于1278年,远在三次西征之后,所以“黄祸”指的单纯是蒙古人,汉人不好在这方面往自己脸上贴金。蒙古帝国的赫赫战功主要建立在其军队的强大和手段的凶残,蒙古军队在入侵宋朝的几十年间,估计令当时的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部分原因必须归咎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南宋最后亡于崖山海战,面对强大凶残的蒙古军队,据说当时有十万南宋军民选择跳海殉国。说中国人天生贪生怕死吗?如何解释这十万军民的殉国行为?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风凉话,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去拼一下?当时20万的南宋正规海军被2万的蒙古海军歼灭(日本没遭蒙古消灭,我个人认同那真是得“神风”搭救,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打水战),这十万军民拼什么?凭什么去拼?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军队的配备不如日本军队的精良,以致在战场上败多胜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中级军官,往往在战场上把所有兵、弹打完,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参战军队中,中国的中级军官自杀殉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这一点来看,贪生怕死也是说不通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不贪生怕死是天职,那我们是要求普通百姓也不贪生怕死去和日本人拼命吗?同样的问题,凭什么去拼?用菜刀、锄头对抗枪炮、军刀?日本军队的凶残可不输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啊!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多昏庸无能皇帝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朝代被满清取代,对国家、人民整体来说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是后来碰上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清朝的整体表现应该至少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即使抛开这些不说,明末清初期间,明朝皇帝是极端的昏庸,而清朝初期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满清统治中国除了靠八旗军的精锐,清初皇帝更都积极学习汉文化,最简单明了的成果就是今天还四处可见的康熙、乾隆宝墨,那是真心诚意才学得到的成绩。清朝推翻明朝,虽然也发生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剧,但后来这些“异族”的表现实在也相当过得去。清初积极抗清的学者顾炎武,他对这一点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致从开始时大力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到后来独自一人北游二十年直到去世为止;除了大势已定,相信也因为是清初皇帝的表现让他心服。因此,满清一朝约三百年,实在不能简单以为就是汉人贪生怕死之故成就的。

近十年来我国的“有限度开放”,已让反对政府的阵营成功组织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主办方没有遭受太严重的打击,大家都在牢墙之外呼吸自由空气。我们不是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大概也轮不到我们去当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没事监牢也不会随便让你进去白吃白住的。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必幻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伟人。我们的现况虽然算不上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糟到需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这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没有必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日子其实还混得挺好!

(摄影:李嘉永)

《演绎》/ 潘慧仪

120415 Iris Puah
人一出世似乎就注定了要开始他的演绎生涯。儿时的心未被世风污染,单凭其纯真的语言与圣洁的肢体动作既能牵动出电影之精髓,效果出乎意料地扣人心弦。可惜的是,随着时光荏苒,单纯的心逐渐被社会功利蹂躏却不自知,只一味向往自己在有生之年演部好戏,尽量发挥自己的演技,把自己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试图让大家耳目一新。可是,越在意自己的演技,往往力不从心,越容易形成缺憾。

很多时候,人演着演着,会有意无意地演成了独角戏。要知道,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生从来就没有独角戏可言。对手的出现是激发我们发奋的一股动力,我们理应秉持真诚的心才能将演出趋向更完美的境界。只有成全别人,才能成全自己;不给别人机会,不断幻想在舞台上盖世无双的人往往是最先出糗的愚昧之人,间接扼杀了自己的良机。

无可否认,有些人,越演越糟糕。差强人意或走火入魔的演技,令人不堪入目,评击者连绵不绝,甚至被冠上禽兽之名亦无动于衷,继续上演他那超烂的戏。台下观众无不受尽折磨。众人一副副扭曲的面孔似乎只会让他洋洋得意,一副你不忿是你自家事的心态,皆因他已高高在上了,你又奈他何?离场?那是不行的。但是,一想到舞台是大众的,岂能任由一人傲慢自私地独霸整个舞台?看不过眼的几帮人恨不得把舞台拆掉,让他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算了。可是,眼前出现的这几帮人马又于心何忍将舞台拆掉呢?他们要的就是一次出场的机会。若有一天被他人争赢了,台下的人也别高兴得太早,毕竟出场亮相时并无法断定一部新戏的优劣,或许“好戏还在后头”呢?!

最无奈受屈的非忠厚老实的观众莫属了,被逼观看一场又一场的虚假剧情,不但看到满腔怒火、哀怨漫天,还被有关方面呼吁来个盛大投选,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演员奖”,天啊!

迈入人生的大半路程后,就会了解,无论台上或台下,陷坑与坦途是并存的,阴谋与坦诚亦同在。对你唇枪舌剑的未必是敌人,对你甜嘴蜜舌的亦不一定是朋友。无论台上或台下,处处是戏剧,个个是演员。不同的是,有时候是你配合别人演,有时候是别人配合你演而已。

演归演,千万别学某某人,在欢呼声中拉开序幕,却在众人呵斥声中还不愿落幕。甚至演到面具掉了,露出狰狞面貌仍不察觉,打算死也要赖在台上做最后一番挣扎。这些扯着帷幕不肯下台的人才是真正可怕与可悲的人啊!

如此下去,众人何时才有机会于黑暗的舞台上看见旭光呢?

(摄影:潘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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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顺》/刘明星

110415 PL Tan 6
根据粗浅的印象,我们现在用来翻译西文politics的“政治”一语,很可能是日本人先行使用的,去维基百科查询,也证实了我的印象。然而,维基百科是众人编撰的,撰写人的可信度在维基百科的辩论制度下虽然保有了一定的客观,就当然不能视为颠簸不破的真理了。孙文先生在这一词语的运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现在谈政治,喜欢动辄就民主自由什么的,也许是启蒙运动举起的理性旗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了绝对权威,人人都有资格说三道四,岂不妙哉?可是,总觉得我们身为人类就是有着宁愿被管治的贱骨头,给了绝对的自由,恐怕结果不会是完美的民主,而是乱了套的不知怎么是好。何况,给予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而是管治下的不由自主了,对吗?

回想当年在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另有翻译为《国家篇》、《王制》的,古希腊文通常作为Politeia,亦即“关于城邦的”——里头有四种层次的权力架构,曰:贵族、寡头、民主、暴君。这样的翻译并不精确,比如贵族aristo,在古希腊文里,有“最好的人”的含义,不一定是我们受了千百年思想荼毒的世袭家族那一套,即使柏拉图他的本名亚利斯顿(Ariston)也某程度上说明他自己就是那个好人。《理想国》里民主排在第三,比寡头还要不如,为什么呢?不单单是因为雅典的民主处死了苏格拉底吧?

另一边厢,嬴政和聂政的名字是不是也道说出什么玄机呢?“政者、正也”,那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其实不大注意到还有一个“征”字,在那个时代也是混着用的。去读读这篇博文,也许可以看到其中的联系:《破译甲骨文字之三百四十:正 征 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58fe3a0102dtdy.html)。

(摄影:PL Tan)

《凤歌笑孔丘》 /李名冠

100415 Lin Yun Yun 47
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说,以前她喜欢龙应台的文章,后来就不那么钟意了。早前龙应台的文字,充满犀利的批判,发人深省。后来龙应台当上了什么部长,棱角似乎逐渐磨平,笔下没有太多的惊世骇俗。用现代时尚的话来说,少了谩骂,少了“占领”或“抗争”的兴味,(适合青少年的)“可读性”就没那么高了。

我笑着回应,是的,所站的高度和角度不同,观看到的景致也自然不同啊!随着一个人的年龄、身份、职务、阅历和地位的提升或转变,高度不同,要考虑的状况自然更多更复杂以及更难权衡周全。一些过气的“政治明星”,人过中年,还四处腆着那张老脸扮演当年斗争场上的“愤青”角色,这透显两个现象。其一,重炒冷羹冷饭,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新的馅料可用,自己没什么进步;其二,项庄舞剑,有些事依旧可以用来炒作,迎合个别政党的政治议程。

政治,本来是个好东西,我们都应该关注。然而,一旦连社会低下阶层的老百姓都变成高谈阔论的“政治评论家”时,这是对于政治原始初衷的背叛与破坏。政治,本为福泽万民、功载千秋之事,在柏拉图“哲学家皇帝”的治理下,鸡犬相闻,民阜国安,击壤坦腹,一晃就是几千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人间事,过犹不及。太多标榜个人主义和崇尚逸乐或高福利社会的思维与舆论泛滥之时,其实,间接造就更多暗自偷笑的“政客”。我们推崇“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之说,然而,那只是虚晃的标语。环视我们周遭的政治生态,“多数欺压少数,甚至劫贫济富,垄断一切”的行径司空见惯。另一边厢,“少数颠覆多数”、“表决不过就杯葛”、“杯葛不了就破坏或占领”、“网络造谣”、“突出一点,抹黑全面”的戏码,多不胜数。这样下去,兴许有一天,国家领导要换一张破损的办公桌,也必须诉诸“全民公投”才能解决问题。

西方的“民主”,是所谓的“真”民主吗?“老美”的霸道自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弄得战祸四起,难民流离失所,这些账该怎么算?东亚一些国家,凭着高喊“真民主”的口号而成功执政的政客们,在任期间,他们最先忽略并蔑视的就是所谓的“民主”。泰国的红衫军和黄衫军都是各自政治阵营的铁杆支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戏码交相辉映,随届而换。幸好,天使之国还有所谓军人干政的传统,在两派的戏码唱得有些腻时,军人出来缓场,插科打诨,调剂一下。

苏轼在熙宁变法中持反对立场,后来王安石下台,“旧党”司马光等人复出,他被“收归”为旧党一派。司马光怀着报复的心态而来,彻底废除上一届政府的变法,为反对而反对。这时苏轼认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把事情简化对立。他指出,至于一些变法,本意甚佳,只是执行上为庸才所误,且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老百姓能够接受,长远来看是应该保留的。可叹的是,苏轼这“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辨精神受到排斥,旋而成为旧党的“敌人”。

政治,属于人文的范畴,“法治”虽然很重要,但它永远无法达致终极的完美。这其中,“人治”依旧扮演着关键或颠覆的角色。现代人自诩拥有高度科技文明,却在思维模式里,不经意忽略,甚至蔑视人文思维重要性。

政治,看上去挺美。政治之美,不在制度如何详实浩繁,而在人们的文化底蕴、思维层次、胸襟器量、奉公守法的精神以及正确的国家主义思维。

要求70多亿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层次,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提升人们的人文思维素质,跳脱网络资讯泛滥所带来的“意义缺失”,了解一下何谓“和同之辨”,让现代人不再像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昆德拉所说的“愚蠢之极”,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努力的。

当下,在“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之际,虽无法仿效“接舆髡首”和“桑扈臝行”(屈原《涉江》),但是唱唱小曲儿还是可以的!曲儿唱道:“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 微子》)

(摄影:Lin Yun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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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代价》/林明辉(寄自瑞典)

090415 Lin Ming Hui
1989发生了六四运动,那时的我还不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学生们要争取民主自由。我“假假地”也是在“自由民主”国家生长,自由民主也没有什么呀,需要那么大牺牲去争取吗?

看过了多少民族英雄为了自由、投票权等等原因,去向当权的政府争取民主而被监禁了几十年,譬如甘地、曼德拉和现在缅甸的翁山苏姬!他们这样做,所牺牲的一切值得吗?民主的代价应该由他们来支付吗?

我的国家今天应该也算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了,我是不是也应该挺身而出呢?我会为了国家的未来、华人的权利,而舍弃自己的自由,去和政府对抗吗?照我所知,凡是和政府对着干肯定都要被关起来。想想如果我被关起来了,就没有了手机、微信、面子书、百度、谷歌神等的娱乐!我这个吃货没有了所有的美食还能活吗?那里监狱的水准跟瑞典可完全不能比较。

以前那些民族英雄没有想过自己吗?难道他们没有一点为自己的想法吗?

根据所看过的一些书、网络、微信、电视、电影等的资讯来源,其中两句话印象深刻:中国人没有英雄!中国人爱家不爱国!中国人自私自利是有历史证明的!如果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近代的小日本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杀那么多的中国人!小小的蒙古不可能骑着马就把中国拿下,那一点的满清人也把中国拿下!

看过这些历史后,自己不再觉得惭愧了,我不肯牺牲自己,因为我也流着中华民族的血!

(摄影:林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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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的竞选要素》/长安喵(寄自中国)

080415
这几天网上出了这么一则趣事。英国选举期开始了,然后各党的党魁都在这段时间采取各种亲民拉票。出人意料的是,不论是工党党魁米利班,自民党党魁尼克,还是大众一直很熟悉的保守党党魁卡梅伦,他们出现在各新闻中的身影都无一例外是这同一套这最经典的行头:衬衣加深蓝色套头毛衣。原来根据民意数据调查的结果显示,这是最亲民的打扮。各竞选团队的技术支持为了自己领袖赢得选举的胜算大一些,也是使劲浑身解数地琢磨形象包装。于是都不约而同地采纳了这一条亲民装。于是三大党魁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便完美撞衫了。在不同的选民家中,三大党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嘘寒问暖,与民同乐。有评论比较逗趣,假装成选民的腔调,很纳闷地问道:“您怎么又来了?”

记得以前念书时学过一个理论,说是在实行单名选区制的两党制的国家,政党以入主政权为目标。所以为了争取中间的选民,施政纲领都会向中间温和地带靠拢。结果是两党在政策的实施上其实也是越来越趋同了,所不同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如今看来,为了争取大多数选民,不仅政纲会渐渐趋同,就连穿着的品味也在向中间选民挥手致意啊。那么,这也算是个制度影响穿着的有趣案例了。大众的力量也是可见一斑。

(照片摘自《英国那些事儿》微信公众账号,英国三大党党魁撞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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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班长谈起》/梁山下买豆腐

070415 Lin Yun Yun
不久前带着上幼儿园的女儿跟以前学生时代的班长共进午餐,闲聊间偶然提起女儿立志以后要当班长,动机其实很单纯,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说是当班长可以打人。班长连忙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不对,不对,班长不可以打人的呀!”其实,如果班上英雄好汉人数多的话,班长被围殴的几率恐怕会更大。

回想以前,班长这个职位从来都不见有人自愿去当,一般都是由老师硬点秋香。如果表现过得去(不需要太好),通常都会一直被迫顺利连任到毕业为止,从来没听说半途会有人来竞争的。据说,现在的情况也没多大改变。

有听说过中国大陆小学生选班长的情况吗?除了买小礼物贿赂班上同学,他们还得发表竞选宣言(且不论那是多么扭曲小孩子心灵的言论)、拉票等等,花样繁多,竞争激烈。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话,可上Youtube网站看记录片《请投我一票》(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t-D-qSUeU)。

这种选班长风气在相对保守的马来西亚来说似乎儿童不宜,小孩子太投入去竞选班长,那种经验真的对他们有益吗?不过,从选班长也可以联想到我们社会看待政治的普遍态度。

我们一贯的问题是,明知道逃不出政治的魔掌,却有洁癖似的一点也不想沾,许多人连投票都还是最近才逐渐开始愿意去做的事,好像那样就叫做洁身自爱。政治是肮脏的,把它看成传染病也不为过,但是这种传染病的最大受害者却是那些试图保持洁身自爱的旁观者。

放眼当今社会,感觉上是不是台面上的大人物不像话的比像话的多?如果大家票不投,意见不表达,什么都表现得事不关己一样,长期集体扮鸵鸟的结局必然就是如今的现况。若套用一句李敖的话,那叫“坏人站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台下叹息”。

当班长不能打人,但是班长还是得有人去做。我们可以选择自己不当班长,但我们需要知道班长往后有什么打算?我们有权利,更有义务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让班长知道,即便多数人认为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作为当事人都从不关心、不参与、不表达立场,却在事后被班长“带去荷兰”时才来怨天尤人、骂政府,那说得过去吗?那就“有用”了吗?

(摄影:Lin Yun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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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老》/周嘉惠

050415 Clement 120
浙江大学的徐岱教授曾经说过,一个政府最最起码的责任,就是给人民提供一个希望。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甚至绝望,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无法忍受。因此,即便是欺骗,政府也有义务为人民设计一个动人的愿景。

我想,这解释了各地政府喊口号的做法。譬如中国曾经有过“超英赶美”的幻想,虽然在现实中最终并没有实现,但事实是它让一代人发过高烧,也算是给了人民一个奋斗的目标,一种生活的慰藉。现今中国许多人钟情于”与世界接轨”的念头,估计也是过去“超英赶美”的遗毒未清而已。

台湾在上世纪曾经流行“反攻大陆”的口号,还有另一些相关的意识形态灌输,反正信誓旦旦,十分振奋人心。譬如这一则不知道算童谣还是顺口溜的文字:“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我们明年回大陆。”这跟过去李岩为闯王李自成编的童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目的一致,无非是制造幻相,好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务必搞得好像真的一样。这类童谣胜在文字简单又押韵,容易朗朗上口,很快就像流行歌曲似的传得街知巷闻。当然,最后国民党没打回大陆,闯王两下子也就收摊了,否则蜜月期一过,终究还是要百姓纳粮的啦。

喊口号属于洗脑配套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在生活上给人民一个期盼的目标,也可以说是麻木人民的思维、神经,可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需要全体总动员,也可能只是为了掩盖政府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重点是,纸包不了火,口号再怎么动听都好,迟早总要面对现实。

以我这个年龄层的马来西亚人为例,我们经历过的有“向东学习”以及“2020年宏愿”两大密集洗脑期。当年学生写作文时,最后一句如果以这些口号收尾,那是最政治正确不过的手法,绝对起加分作用。

“向东学习”三十年有余,我们目前还在学吗?还是我们的学习已有所成?或者其实已经失败了?没人向我们展示成绩单,也没人宣布我们应该继续学习,或者恍悟今是昨非,再也不必去学了?整个轰轰烈烈的运动结果是不了了之,反正我们学会了上班要打卡后才去喝早茶,下班去唱卡拉OK、吃寿司,然后就剩下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了。2020年宏愿转眼就要验收,可是我们的宏愿到底是什么啊?有谁知道吗?一下子说先进国,一下子说工业先进国的,不是同一回事吧?及格标准是什么?到时候不达标的话,是领头喊口号的前首相,还是现任首相该拉去打屁股?

更受不了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营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没有一天不提“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根据那时候被灌输的思想,“共产党”是形容词,用来形容“恐怖分子”。流毒所及,即使今天华人还不时被骂是“共产党”,最好就趁早滚回中国去。共产党是一种这么恐怖的记忆,以致早已投降的马共领袖陈平即使过世了也不准骨灰带回国安葬。可是,中国如今经济起飞,恐怖分子怎么就摇身成了好朋友?这未免…太没有原则了吧?

对于这种转变政府什么也不曾解释,仿佛恐怖分子一旦发达了就自动成为好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实际上对我们这些记忆力比较好的人来说,政府当年带动的宣传口号虽然事隔多年,其实仍然历历在目。不仅历历在目,简直就根深蒂固,“共产党”三个字后面必然是“恐怖分子”,远远见到就必须马上报警才对。

虽然不至于像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看不开去投湖,不过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前朝”遗老还在唠叨天宝年间的旧事,有时候也对被政府消遣了这么多年感到无奈。一朝被蛇咬的结果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希望了。

这,能怪我吗?

(摄影:C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