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说是在望穿秋水的情况下，学文集终于迎来了第一篇读者投稿。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鼓励更多的读者投稿给我们，让学文集呈现出更多元的视野。感谢刘伟伦的仗义助阵！

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
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
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龙应台

我在台北断断续续的也住过有七八年的时间，如果你问我：吉隆坡和台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坦白说，台北除了有较明显的四季变化之外，剩下的衣食住行这些事物，乍看之下也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要论文明程度的话，直觉告诉我，台北比吉隆坡文明多了。然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呢？凭物价水平的高低？建筑的宏伟程度？还是交通系统的完善程度？

从外表看来，吉隆坡什么都有。论摩天大楼，我们有全世界最高的双塔；论机场，我们也有世界级的机场；论行政中心，我们有着国际罕见的政府行政中心。因此，若从这些硬体建设的部分去判断，我们甚至还比台北较好一些。

我一直觉得，判断一个城市发展的好坏不能单凭其硬体建设。因为只要政府肯砸钱，不用几年，建筑就可能达至国际水平了。相反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的人文素养”及“城市中细部工作处理的完善程度”两方面去判断，我认为是较为妥当的，就好比：民众乱丢垃圾的情况、对弱势族群的照顾或重视文化及自然环境的程度等等。

先前，我执教的学校为了让学生学习回馈附近政府组屋，便带领学生进行了一场大扫除。过程中学生真的很努力的将该区打扫的很干净，然而，相隔一天之后，学生就很灰心的说：“不到一天就打回原形了”。这就是吉隆坡和台北最大的差异之处。有去过台北的人都清楚，在台北的街头，除了垃圾桶除外，找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确实，台北用了一套最不人性化的方式在处理垃圾的问题，但神奇的是，台北乱丢垃圾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还是世界上资源回收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当地，你会很容易看到民众手上一直拿着垃圾，一直到找到垃圾桶为止。相反的，我们在找垃圾桶不难的情况下，很多民众从屋子、从车子、从手上把垃圾随地乱丢，讽刺的是，他们有时却抱怨我们的城市很脏。我的一个朋友把这现象看成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他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觉得这已经很难改变。试想想，有哪个城市，一开始就非常干净的？如果到现在，还学不会尊重自己的居住环境（自然）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去谈什么高素质的生活呢？

最近这一个月，几乎整个西马久旱不雨，那天我开车经过隆市区的一些道路时，发现有很多路旁的植物早已枯萎；几天前，天空终于作美，下了场及时雨，结果这又造成多处的红绿灯失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个贵为一国之都的城市，连这些基本的细部工作都无法处理妥当呢？

我喜欢龙应台女士的一句话：“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目前所延伸的种种问题，很可能与“文化”被扭曲有所关联。试想想，当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在采用“利己”的方式在对待自己；利用“侵犯了他人的自由”的方式而对待他人；以“掠夺”的方式对待自然环境，怎么可能会出现充斥着真善美的城市呢？若城市发展的最终结果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提升，但却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疏离的话，那是我们当初想要的吗？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谈到“人文”，不禁联想到“文人”。我想，“人文”大概也离不开“文人”。

文人写文章并不是参加作文比赛，比才华而已。在个人来说，写法律文章会比人文文章来得容易，在法庭的书面陈词写上数十页并不是难事。我想个中主要原因是“事不关己”，只要能抓住对手弱点，把对方击倒就“大功告成”。但是，人文文章却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真”。

很多心灵导师写下大量相关的文章，可是他本人的生活有多“灵”呢？很多宗教学者写下大量“信心”（faith）的文章，可是他本人对神的信心有多“坚定”？也有很多激励作家写下大量“正能量”的文章，可是他本人的能量有多“正”？

当然我们都不是完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人如果所写的东西不真，或者失真时，那不单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轻则自己骗自己，重则严重误导他人。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位拥有神学硕士学位的顾客要出售一间中价组屋，并扬言卖了所得将捐给教会，但在售卖过程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很担心转名手续会出问题。最后我对她的“没有信心”实在有点烦了，问她说：“圣经不是明白地告诉你说神连天上不种不收的乌鸦和无人理会的野百合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而凡事都在神的控制之下，你到底还在担心什么？更何况你说卖了的钱是要捐给神（教会）的？”她一下子愣了，哑口无言，往后才让我耳根清静（这里倒不是要针对任何宗教，恰好想到这个个案而已）。

虽然说写文章要“真”，那是否意味着有必要把整个内心世界赤裸裸地摊在人前？我认为不一定，文人有权，甚至有必要把一些个人隐私保留。上述的“真”并非要所有文人都把自己隐私公告天下，只是所言必须对得起良心，切勿自欺欺人。

话说回来，时下却有一种奇怪现象，尤其是在面子书，很多人喜欢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摆上网，如今天吃了什么，看见些什么，图文并茂，几乎到了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也唯恐天下不知，呜呼！

对我自己而言，如果不能写“真”的东西，还不如放下不写，去写一些专业论文好了。

这是一篇匆忙写出来的文章，没有经过周详的思考与组织，只能说是一些杂感而已。无论如何，就当着这是one man’s view吧（不好意思，李光耀先生）！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正如在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指出的，“我们生命中那些走失的时间躲藏隐匿在许多不起眼的事物之间，偶然之间，我们会在这些事物的导引下，与逝去的时间再度相遇”。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一些细小的事物甚至是气味、颜色往往成为一段记忆的索引，它们经由时间沉淀成为记忆的符码，当周边情境相合或者情绪无意间触及这些沉睡着的符码时，记忆便在瞬间苏醒过来。这样的记忆符码经常被用 以呈现怀旧式的情感，一些细碎的事物或景观如一些发黄的老照片、一段熟悉的音乐、书中飘落的枯干叶片、被有相同时代背景的人们所熟知的某个历史事件、知名画面、老建筑等连接起相应的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引发对过往的追索。

小马德莱娜蛋糕是普鲁斯特记忆构建的重要符码，普鲁斯特在它那细微的、飘渺隐现的甜美味道引领下打开记忆的路径，它就如童话里女巫抛出的引领迷路孩子走出丛林的线团，所有关于人生的细小记忆在霎那间如潮水般涌来，最终凝结成梦境般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以展现无可捕捉的下意识记忆形式无限延展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字媒介在传统叙事维度上的可能性。与文字媒介中的记忆符码类同，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也经常成为影像中记忆建构的基本符码。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就是对记忆呈现有着出色技巧的导演，他非常擅长运用细节在影像中进行记忆的表达，在诗意电影《伊万的童年》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记忆以符码的形式非常巧妙地呈现出来：身处战争环境下的孩童伊万对和平异常渴望，因此童年时的美好记忆时常入他梦中，在记忆梦境的画面里：母亲温柔的笑颜、一车苹果和马匹、阳光、大海、雨珠、阳光构成和平时代静谧而幸福的记忆符码，并以此构建记忆中美好的乌托邦世界。这些细小的符码，代表着塔可夫斯基对和平时代的理解，它们散发出恬淡、和煦、清新和温暖的气息，并勾勒出一个纯真孩子心中最美的和平记忆图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分散的意象如宝石般镶嵌入画面中形成具有想象张力的景观,它们牵引着记忆的线索并进而建构起相应独立的记忆空间。

在影像成为日常经验主要方式的时代里，就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认为的那样：“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无限堆积的景观的方式呈现自身。曾经直接存在的、鲜活的一切已经全部转化为再现”（《景观社会评论》），而由意象符码构建的景观也经常被认为起着记忆仓储的作用,记忆由此隐入景观之中并以此将无形的历史点滴凝化。

人文的展开不完全单纯来自历史的解冻，而在于从过去中召唤回对真善美的原始惦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人文”恐怕是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之所以难，是因为它的能指太丰富。它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种精神素质；是一种普世关怀，也是一种个体情怀。有没有人文，人文的程度如何，是衡量人类存在精神之维的一个基本向度。文学教材上对“文学”二字常见的解释之一是“文学是人学”。如此大而无当的解释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定义之难，而“人文”显然比“文学”的概念更宽泛。了解了人文的宽度，也就把握住了它的基本内涵。

如果人文可以称为一门学问的话，它是一门越走越宽的学问。鲁迅弃医从文的典故大致能侧面说明这种宽度的本质意义：它与一种普世的人类精神相连。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随着研究深入，走向精和尖。即随着这些研究的推进，它们可以向纵深不断拓展，而专业口径的横向拓宽余地不大。所以这些学科的学者被称为“专家”——“专门家”。而人文学科则不然。对人文的研究越久、积累越多，你会发现众多的学科领域需要被纳入视野。文、史、哲历来不分家，而艺术、宗教、心理、政治、社会、教育、传播等等，人文可以将这些新旧学科门类通通照单全收。所以说它的入口可以无限拓宽。反过来说，对这些学科的深入理解都需要一些人文的基本素养。在宽面向的同时，人文的深度也有多种层次，多重视角。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人文对象，可以有数种解读。宽视野，多层面，这正是人文内涵的丰富性。而这些学科视野和阅读视角，都会逐渐化成你身上的某种无形资本，成为你生活与思维的一种方式，帮助我们去感悟人事。于是，人文与我们真切的人生相连。

人文的宽不仅在于它很难用既定的学科来框定，更在于它无法用可见的形式来限定。比如，崔健是人文的。他用摇滚为8、90年代中国精神作了一种定义：他的歌，往往都可以读成值得玩味的现代诗，这是我们可听、可读的人文；贾樟柯是人文的，他的电影里那尘土飞扬、噪音刺耳的县城，直接勾连着我们还看得见、摸得着的过去，这是可见、可感的人文。当小娃娃被荧幕上那个无法无天的孙猴子逗得乐不可支，他（她）第一次感受经典人文的魅力，而他（她）本身在此时此地，是人文的；当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回顾自己白驹过隙的人生，那一刻的怆然与欣喜，是人文……人文时而可以细致入微，需要有领受它的心情和能力准入证；人文却又实在大至无形，因为它弥散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如此休戚相关。

杨德昌借他的电影中人物之口说：“人类有了电影，人的生活延长了6倍”。6倍当然是虚指。他想告诉我们，我们通过观看（阅读、思维），可以领悟那些我们曾经感受过的、不曾感受现在却也能同情的、即便永远不会经历但仍可以心领神会的那些生命经验，并由此获得主体生命确证的快感。所以，人文之谓宽，也是它判然有别于别的任何学科的方面，是它能与我们越走越近。而人的生命经验可以互通，这是人类解析人文的密码。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光绪二十一年（1895），280位山西籍举子赶赴京师参加了会试，年近不惑的刘大鹏（梦醒子）只是270位落榜的无名儒生之一。刘大鹏经历了六次省试才获得这次会试的资格，他本以为能够迎来人生巅峰，殊不知要面对的仍是他早已习以为常的人生低谷。作为儒家思想和科举教育实践者的刘大鹏太过正直、太多失败，以至于他的笔耕不辍在那个时代注定庸碌黯淡。

这类失意者的尴尬境遇，在《儒林外史》所讽刺批判的康乾时期的读书人中，实在是司空见惯。身处在19世纪末现代变革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刘大鹏作为平凡儒生的人生遭际，更多地获得了意图反思现代性的历史学家而非文学家的关注与同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的《梦醒子》以一种文学的笔调满怀温情地素描了刘大鹏平凡又不失意义的一生。去年此书的中文版在中国问世，也引起了学术圈之外的大众读者对于刘大鹏日记的关注和讨论。该书作者试图依据这位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晚清举人遗留下的丰富翔实且数量惊人的日记，“展现20世纪前期一个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鲜活面貌”（《梦醒子》序）。

此书虽然意在见微知著，期望揭开承载刘大鹏人生缩影的时代幕墙，但书中娓娓道来的一个落魄儒生的日常劳作、家庭生活还有内心的焦灼与自慰，又无时不闪烁着刘大鹏个人的人性光芒。正如作者所理解的，“把单调的日常生活写下来，他给原本普普通通的生活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他将自己从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P13）刘大鹏的日记是一个执着信仰的儒生坚持不懈的人生自省。不管投射人生光影的幕墙如何晦暗不清，他将自己从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而我们呢？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