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果套用在经济社会里，会是一种怎么样的面貌呢？虽然不确定“道德”能不能成为节制者的墓志铭，可是“消费是贪婪者的通行证”，大致是可接受的意见。

如今普遍认为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不多，可是大家“想要”的却实在很多，所谓消费无非是贪婪者满足个人欲望的借口。然而，即使伦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欲望作为推动力的经济世界，却又是不可能存在的，消费于是得以“刺激经济发展”之名成为畅行无阻，乃至横冲直撞的通行证。消费，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

大家都应该意识到，在社会还没有富到流油之前，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应该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公平分配以满足群众无限的欲望？这个难题古已有之，于今犹烈。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主张节制、寡欲，不要贪得无厌，仿佛做到了就可以去排队领取一个“道德”的印章。虽然只知消费，不知克制是不行的，但清教徒似的一味讲究节制，恐怕也只会造就一群“有贼心，没贼胆”的假惺惺、伪君子，一旦有机会松绑，最可能发生的就是丑态毕露的暴发户现象。合理的消费，以及适当的节制，都符合中庸之道，可是在资源不足时高谈道德，似乎不合时宜。

当现今社会由于资源分配失衡而导致普遍人心失衡时，抨击消费、主张节制更像是声东击西的企图，或者根本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实际上，问题的重点在于贫富不均，而不在大家使用资源时姿态是否优雅，或者节制是否能够成就社会和谐。这跟一般人因为饥饿而愤愤不平的时候，该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挨饿，而不是追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吃高级蛋糕，道理是一样的。

“消费”没错是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之余的奢侈行为，它确实也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不能放任其成为没饭吃群众面前的蛋糕，那只会造成人心失衡，甚至社会动荡。但是，也不要让“消费”这表面问题，蒙蔽了特权阶级瓜分社会资源的深层乱象，这应该才是造成贫富不均最让人怒气难消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好被既得利益者燃放的烟雾弄得失焦了。

（摄影：Clement）

男人的购物欲，不知要比女人可怕多少倍。

有位马先生，年轻时在北方工作。每次探亲回家，总是七包八包，带回很多家里人用不上、不喜欢的东西。他认识一个棉布纺织厂的朋友，于是就买回了无以数计的，很多原生态的本白布、蓝布，还有棉花。家里人谁会用那种棉布做衣服穿？一直到现在几乎成了古董，还压在箱底呢。那时候探亲回家坐火车，几乎每个城市火车站上吃的食品：什么辽宁煎饼、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苏州豆腐干、无锡肉骨头、嘉兴南湖菱、五芳斋粽子，从北到南一路都买回来。到家，有的打开包装，食品已经坏了……，来不及吃呀，最后只好把坏掉、失味的食品扔进垃圾箱。这个恶习一直延伸到现在，外出旅游一定会捧回一大把劣质的旅游纪念品，什么埃菲尔铁塔钥匙圈、香港十景纪念章、云南少数民族的机绣品等等。回到家塞给这人那人，但没有人接受，倒反都质问他为什么买这些那么幼稚的东西。

马先生退休回家后，并不管家，但每天都要到菜场或者超市去转一下。不管家里需要不需要，就会买一大堆处理价的蔬菜、水果、甚至菜场旁边小摊上的鞋垫、宽松带、处理价的瓷碗，塑料、不锈钢的小脸盆等等杂物回家。有时候他认为好的东西，就要让全家人都吃，例如香蕉。昨天买了，今天又买，明天还会买。家里的香蕉常常是吃一半丢一半，因为烂了。马老先生的记忆力渐渐差下去了，但自己绝对不承认。买过的东西会经常重复买好几次。蔬菜、水果烂了，可以扔，但是那些小日用品，后来又增加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家里堆得连挪动脚的空间都没有。

农贸市场卖东西的大伯大妈最喜欢他，一看到他，就远远地向他打招呼：“气魄大老板，今天我的茄子刚摘下来的，魂灵还没跳出呢！快来，快来，都给你留着。”马先生最喜欢别人说他有气派。什么人这样招呼他，都会走过去照应他的生意：“好，便宜点。”于是菜场大伯大妈一边把篮子中的茄子都塞进塑料袋，一边叨叨地说：“给你便宜，就算十块钱！”马先生买菜从来不弯腰，挺着肚子很爽快地掏出钱递过去，接过塑料袋，看也不看一眼，转身就走。身后传来赞誉声：“老板买菜就是爽快，有气派！”马先生心里乐啊，舒服啊！

回到家，把菜袋子递给老伴说：“卖菜的老太婆说，刚从地里摘下来，很新鲜的”。老伴把茄子倒在桌子上，一股酸味弥散开来，三四斤茄子中有四五只是烂的，有二斤是干瘪起皱的，只有六七只茄子是新鲜的。老伴刚想张口数叨，又无奈地闭上嘴，摇摇头。相劝过、恳求过、指责过、气骂过，都改变不了他的这个恶习，马先生这样购物日复一日。老伴只好改变自己：就当马先生用钱去买了个快乐。

马先生自小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总让他身边带有一毛两毛小钱，让他自己解决上学时的午餐问题，所以他从小手中就有一点小钱，从小就学会用钱。马先生的工作又带着生命时有消失的高危性质，形成了他“今朝有酒今朝醉”，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人生价值。马先生的老伴是个讲究独立自由、平等互尊的女人。两人的收入两人自己使用、管理，互相不干涉。所以马先生用钱没有束缚，非常自由。尤其在正当中年时，马先生出了一次车祸，昏死在医院两天三夜。后来醒过来了，不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没错，权当这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马先生自己也说：我一天不买东西，就觉得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没做。老伴一辈子跟他吵嘴就是为了他买回家的东西。但吵了也没用。算了，既然约束不了他手中的钱，干吗因为他的恶习让自己生气呢？老伴打算对马先生的购物欲撇开不管，对他买回的东西取腐存新，两人和平相处，也是一过。

可是，马先生自认讲究传统，很节俭，旧东西不能随意扔掉，包装袋、纸板盒、塑料纸，连信箱里小小的家政广告纸也要叠起来留着，说还可以写写什么东西；马先生又自豪潮流，什么新科技的东西也要拥有。就拿随身听来说，最早的袖珍收音机就有五个，现在它们退休了，但还占着一只抽屉。如今马先生的电子产品MP3随身听已经有五六只，但还在嚷嚷，要换一只功能更多的。东西只进不出，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角角落落塞满了各种大小、各种颜色，散发出各种气味的塑料袋，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物品分解的灰尘颗粒，桌子上已经有两瓶酶豆腐，两天后又会出现两瓶新的豆腐乳。饭桌上经常会出现长霉的食品，马先生从来不肯自己丢。老伴刚整理出一二平米的空间，一两天后，上面又摆满的东西。可怕啊，就像有许多无形的魔手，手中不断地放出那些廉价质差的物品，去占满家中的每一寸空间。

马先生的老伴受不了，只能逃离，住到了儿子家。但那双购物魔手跟着又开始侵蚀儿子家的空间。春节期间，五粮液公司生产的廉价酒在儿子家客厅的内窗台上排列了四瓶。接着不是在书架上发现两块没有条码的劣质饼干或者糖块，就是今天发现在报纸覆盖下有一袋发出异味的蓬松年糕干——这是在路边小摊上买的。马先生说，这是买给孙女儿吃的。老伴哪敢啊？

为了不再生活在这种可怕的购物魔影下，马先生的老伴正在儿女的支持下，酝酿一场驱除购物魔影、艰难复杂的大革命。我们真诚地祝贺她能成功！

（摄影：Clement）

上月底，网络上铺天盖地传播着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这是中国知名媒体人柴静所拍摄出品的雾霾调查记录片，在这之前柴静曾主持过《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揭露中国当时新闻事件的严肃节目，且常常话题尖锐，引起社会思考。

《穹顶之下》以全程演讲的形式进行，通过个人雾霾调查，想要揭示什么是雾霾，为什么产生雾霾，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演讲人柴静以个人经历作为切入点讲述雾霾的危害和作为个体生命的公民的切骨伤痛，语气既恳切，又相对客观。此外，从个人出品公益纪录片的角度出发，《穹顶之下》体现了一个公民和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纪录片本身也是制作优良，论据和逻辑严谨，剪切疏密相间，镜头语言丰富，极其打动观众。

但当舆论一片叫好之时，网络上批评和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穹顶之下》从关注的雾霾焦点在网络的口水中转变成对纪录片本身和出品人柴静本人的话题消费，逐渐走偏。

这就是消费时代的常态。

公民的自由一般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哲学层面的心理自由。当普选权实现之后，公民获得基本的政治自由，从而走向市场经济的束缚，潜在的消费原则制约着公民的行为，使得经济不自由。而在中国恰好不同，当政治自由也无法实现的时候，公民把自由的寄托转向哲学层面的心理自由，使思想得以漫游，桃源深处，琅琊风雅，幻想着出世和隐逸；或者在语言上极尽放恣，调侃与反调侃，在语言的娱乐上得到心理满足，这和市场消费一样成为另一种消费。

由此公民在诸种的不自由中，获得了在话语上的充分自由，这种自由更接近于市井的闲谈和娱乐。话题本身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成为无指涉的口水战，对话题的消费成为一种聚众意淫的盛宴。这之间除了娱乐本身，别无其他。

这也是为什么柴静的《穹顶之下》播映之后，前半期网民们都热烈地讨论中国雾霾和PM2.5之严重，并为之扼腕哀叹，且自己暗暗发奋要为减少雾霾做贡献。但话题很快急转，变成对柴静本人的质疑，这质疑之中包括纪录片中对于个人感情的过度强调，近于矫情，也包括人品影响作品，从而作品并不见得可靠。

这些与作品本身想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偏离，我们却都乐意消费话题，并且自我消费。

（摄影：Clement）

《穹顶之下》在Youtube的链接：

每当提起哲学，多数人都会对它敬而远之，甚至觉得它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常听人说：“学哲学有何用？能挣钱吗？”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勒斯曾经示范如何用哲学来赚大钱。话说泰勒斯曾经被人质疑能否赚钱养活自己。他二话不说，接下了挑战。当晚的夏夜，他夜观星象后，赶紧向众人集资，把当地所有榨取葡萄汁的机器租借回去。结果，当年的秋收，葡萄盛产，正当众人要榨取葡萄汁酿酒时，才发觉机器全在泰勒斯租回来的仓库内。哈！泰勒斯理所当然地挣了一大笔钱。

或许以上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反映了哲学的价值。根据词语的原意，古希腊人称哲学(Philosophy)为“爱智慧”。维基百科则指出哲学是以理性论证为基础，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作出系统性的研究。我则认为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解释最为恰当。他称：“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其实，今天最终的教育阶段就是培养哲学家。怎么说呢？各门学科的最高学历架构是博士，英文称之为“Doctor of Philosophy”，这岂不是殊途同归？

看官们可能会对以上的说法感到惊讶，我们的课本都没教授哲学啊？！让小弟向各位举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首先，我得声明：“真正的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以便能每天都进步，走向真、善、美的人生。”

第一个例子（物理学）：以下的车子向右边行驶，请指出汽车阻力的方向。

相信许多人都会选择A或B，认为阻力必定是逆向汽车行驶。其实汽车面对空气及地面磨擦的阻力，因为空气的阻力远远地小于地面磨擦的阻力，所以我们不把它纳入考虑因素。人类通过学习与观察，改变了轮胎的转动方向，让地面磨擦的阻力推动车子前进。因此，真正的答案是C。人生许多时候都面临着困境，只要我们转换信念，挫折只会是踏向成功的垫脚石。曾有记者访问爱迪生：“您如何从千余次的失败中站起来，成功发明电灯泡呢？”他的答案，值得我们铭记于心中：“我从未失败，我只是从中知道了千余次不能做出电灯泡的方法！”

第二个例子（生物学）：植物如何从泥土中吸取矿物质？

由于泥土中的矿物质浓度比根部细胞内的相对少，因此细胞使用主动运输（Active Transport）来吸取矿物成分。各位，主动运输是需要通过腹苷三磷酸（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来释放能量进行。这岂不是和“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的道理一样吗？怎么现今的学生却常幻想不劳而获呢？

第三个例子（食品科学）：要做出酥脆的印度煎饼，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面粉呢？

一般上，大家认为高筋面粉远远比中筋面粉（普通面粉）及低筋面粉来得好，因为它最贵。高筋面粉能做出口感十足的面包，也能让您的意大利面条在口中弹跳。可是，如果您用它来做印度煎饼，我担保这煎饼的韧性准能把您的假牙给扯出来。要做出酥脆的印度煎饼，就必须选用低筋面粉。这世上并没有万灵丹，每样东西都有其优缺点，重要的是您是否让它发挥长处了呢？管理一间公司，不也是应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吗？教育的正确理念，更是应该因材施教，而不是一窝蜂地去培养所谓的“高级”（高薪?）职业人员或是栽培“全才”。哈！我们总不能够希望跑得快的兔子，也能爬树，游泳，甚至飞翔吧？

在课堂里，我们吸取的资料，叫着知识。学习了，我们把它应用在生活上，这称之为经验。学习的当中，您是否有任何感悟及启发呢？这一切都是人生的哲学，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不再死读书，读死书，而导致读书死……

（摄影：Clement）

我念的不是哲学，所以对哲学这门学问认识不深。但对其中一支哲学倒是知道一些，那就是“法哲学”。在此，我就谈谈法哲学与人生。

哲学英文为Philosophy，法哲学则称为Philosophy of Law或简称Jurisprudence。法哲学注重的是法的概念（concept），简单的一句“法为何物？”就足以让法哲学家们穷其一生的精力去忙个不亦乐乎。这种追求往往叫人从具体的世界进入另一个相对的抽象世界。

法哲学巨人不胜枚举：边沁（Bentham）、罗尔斯（Rawls）、密尔（Mill）、奥斯汀（Austin）、凯尔森（Kelsen）、诺齐克（Nozick）、菲尼斯（Finnis）、哈特（Hart）、德沃金（Dworkin）…还有许多。其中不少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位法哲学家的学说都存在其不足之处。

举个例子：那些强调“法是完整”的学说选择了不看或者看不见法的不足之处。当今法律的不足，大概也无须专家来告诉我们，却偏偏有法学家“看”不到这一点。同样的，读读法官们的判词（支持其判决的理由），在其堂堂皇皇的法理背后，是否选择了“看到”些什么，又“看不到”些什么？

法哲学给了法官们智慧，但是光有智慧并不足够，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哲人还有个性、胆量、坦诚、胸襟、良知、勇气等等。纯粹的知识与哲理并无法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人。许多的错误与不公也在哲理的包装与粉饰下荼毒了众生。

哲学无疑刺激了人类的大脑，只不过人格的塑造与智慧的拥有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是不踏实的，换句话说，远离现实生活的哲学只是空谈。哲学家在踏到地上的狗屎时也一样会怒吼：“Shit！”而应该不会说：“道就在狗粪里”吧？拥有智慧和活出智慧是两回事。

我想哲学最难的地方之一就是把抽象的哲理和现实生命溶合，而哲学的至高境界应该是口中不谈哲学，而其生命却把个人哲学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这才是真正“活”的哲学。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过于相信（崇拜？）哲学家所宣扬的那一套，也许他本身也不完全相信自己的理论，更别说把理论活在生命里。

（摄影：Clement）

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位哲学家，我会说是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对人的存在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海德格尔来说，过去传统对人是什么的定义是依据两个指导为线索。第一是希腊的定义。第二是神学的定义。第一个指导线索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第二个指导线索把人定义为是按照神的样式而被造的存在者。

对于两种包含人类学传统的指导线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指出其问题：“它们表明：在谈到‘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规定的时候，始终遗忘了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人们毋宁是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不言而喻的，其意义等于其它受造物的现成存在。”

海德格尔提出的批判是，当我们规定人之所以为人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人的存在本身来进行本质规定。我们始终遗忘了自己的“存在问题”。我们以为我们不言而喻的就明白了自身的存在，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明白过何谓自身的存在；并且把自身的存在相等于其它受造物的现成存在的存在意义。因此海德格尔重提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人这种此在的存在问题。

那何谓人？何谓人的存在？以至于我们能从自身的存在来进行对自己的本质规定，以寻获何谓我们存在的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并确保通达此在的主导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从传统的希腊逻各斯和神学造人的指导线索对何谓人的解说行不通。那这一能通达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何在？如果对人的解说只有从人自身的存在才可能，那这一通达自身存在的主导方式是什么？

对于这一重要的问题，海德格尔提出：“毋宁说，我们所选择那样一种通达此在和解释此在的方式必须是这种存在者能够在其本身从其本身显示出来。也就是说，这类方式应当像此在首先与通常所是的那样显示这个存在者，应当在此在的平均的日常状态中显示这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日常状态的基本建构着眼，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着手准备性地端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来。”

因此简单来说，要把人说清楚，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要把人通达清楚，这一通达方式本身就必须必然是用如人天然所是的那样的存在方式来说或通达人本身，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这一如人天然所是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人）的平均的日常状态”。何谓此在的平均的日常状态？它就是我们在世的存在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身。

为什么海德格尔会提出从“日常状态”来解释人的问题？其意义何在？这当中包含深刻的哲学问题。自古以来，不论是过去的传统哲学、神学或宗教，都把在世的世界，即人存在的世界看为是感性，变幻不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生成流变和有限的世界，因此它是相对于超越的世界，即精神或理念世界。精神和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和无限的世界。

因此过去，人的世界是被否定、遮蔽和掩盖的。因为我们在世的世界在永恒的光照底下，是短暂和无意义的。因此这也就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我们遗忘了我们的存在，并且不言而喻的把它等于其它受造物的现成存在的意义，比如是受造于永恒世界的理念世界或神学世界的现成存在意义。但我们的存在并非是现成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生存论存在论上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思想就是对这一存在的问题，即何谓生存论存在论上的问题展开和延伸。

当然要了解海德格尔哲学前一时期的生存论思想就必须回到他的文本的阅读本身。然而海德格尔对人的新的诠释和看法确实影响了现当代哲学对人的定义的脉络和思潮，使人的定义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这就是何以我会喜欢海德格尔的原因。他让我重新的看待自己“是什么”的问题。

（摄影：Clement）

哲学与投资，乍听之下似乎是两个毫无相关的名词。其实正确的哲学思想与最佳的投资策略就像佛家所说的因与果一般，关系非常的密切。此刻如果能够激起您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两者之间的神秘面纱吧！

说到哲学，我们不得不谈起希腊的哲学之父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大师柏拉图的老师，而后才有亚里士多德的出现，师承两位大师的精华，将希腊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就如同孟子继承着孔子的思想，将其发扬光大后，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昰后代子孙行为准则的孔孟学说。撇开一般人觉得艰涩难懂的大师对谈与哲学定义，其实苏格拉底花了很多时间在街头巷尾与市井小民和贩夫走卒们不断的对谈，希望从与人访谈当中，了解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想法，进而发现人、事、物的真理。如果要说市调机构的开山始祖，一定非苏格拉底不可。巧合的昰，一个好的投资大师，正需要具备如此追根究柢的精神，从真理当中找出好的投资决策，淬炼出最佳的投资哲学。

美国多位投资大师都曾在其著作或访问中不只一次的提到哲学思考对他们做出正确投资判断的重要性。例如当众人为网络泡沫疯狂，高价买进一堆毫无营收与获利的公司时，您必须依靠哲学性的思考，本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判断，尽快出脱手中”本梦比”过高的股票，转进保守稳健的投资。相反的，当次级房贷风暴肆虐全球，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倒闭之际，您必须抱着”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气魄，思考出美国政府为避免金融风暴失控，必将出手相救的结论，大胆投资买进，创造倍数获利。由此可知，谁说好的投资决策，不需要正确的哲学思维呢？

在运动田径场上，东方人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因为体型上的优势，往往表现的出类拔萃，让东方人较难有出头天。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代巨星李小龙将”东亚病夫”的牌子一脚踢破时，可以说是一脚踢出了民族自信心，让大家拍手称快。我们虽无法在体型上取得优势，但在智力与思考能力上，我们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在学校教育中多增加哲学与逻辑性的思考，不再只是强调贝多芬(背多分)式的教育，相信很快就会在全球的投资界中，出现举足轻重、名扬海外，让西方世界也佩服的投资大师与精神领袖。

（摄影：Clement）

有个大学副校长嘀咕着科学院如何的用钱。“这些搞科学的，购买研究器材动辄就用去数百万。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数学系，只需要铅笔、纸和一个大废纸篓。哲学系更妙；他们只需要铅笔和纸。＂

取笑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是很容易的。以泰勒斯(Thales)为例：他是古希腊世界第一个信誉好的哲学家，生活在约公元前七世纪。有一天，在走路时看天上的星星而掉落井里，把附近一个美丽的婢女逗乐了。

从那时起，因看星星而掉入脚下的各种陷阱就成了哲学家们的命运，引来看客们的冷嘲热讽也惹笑了他们。

哲学家的笑话一箩筐。笛卡儿(Rene Decartes)在他喜爱的酒吧喝酒。近打烊时，侍者问他还要不要再来一杯。他回答：＂我不想－－＂顷刻间他如烟消逝。

这是个内行的笑话。要笑得出就必须知道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超过任何重组希望地把身体和心灵二分。

哲学学生倾向于如笛卡儿式＂我思故我在＂的傲慢精英主义。以此推论，大多数人不像哲学家般思想，所以他们实际上不存在。怪不得人们喜欢取笑哲学家。

几年前我告诉古晋一家我喜欢去的咖啡店老板，说我会到吉隆坡一家私立学院教哲学。他露出不解的表情带点不好意思地问我：＂哲学是用来干嘛的？＂＂比如说用来开咖啡店，＂我连眼皮也没动地回答。我的捉狭引来哄堂大笑。

我在教书行业的历程证实了是短命的。除了班上一成左右的顶尖学生，大多数在容易取分上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有学及形而上学、或是康德建立先验综合知识的尝试，来得更有兴趣。一两个怪僻的同学可能会对存在主义好奇，我们就略略地讨论自杀的议题。

这场景使我想起德里达(Jacque Derrida)，著名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法国哲学家。（当然必定是长长的＂XX主义＂，他在几个月前自我解构，与世长辞了。）

德里达像之前的许多伟大哲人一样，常在未被阅读或理解之下被引用。对那些还未曾被启发的人，他的作品是很难明白的。试读下列的几句：

＂有人，或你或我，前来说：＇我要终于学习生活了。＇终于，为什么？学习生活；一个怪词儿。谁要学习？教导生活，向谁呢？咱们会有一天学习到如何生活，最主要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终于＇？＂

＂它本身，意境外的－－却又是个意境，是常开放的，也因而会错及不足－－那个词儿几乎形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字义(Syntagm)。它的成语能到什么程度如何去翻译呢？＂

谜样的问题；即使大多数人都有时候会对生命和生活有所困惑。但是德里达的道说是那么的不透明，只要在他那一两页不可理解的东西挣扎后，一般马来西亚读者都会把书搁置。那些真的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在非常激动下把书向墙壁砸去。

所以，大多数人都离哲学远远的。反正你可以在不知道任何哲学寯语下很好地过活。事实上，不少业余沉溺在哲学的少数人会变得更加不成型、更加混乱。

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罕有的生命意义变得不安的时刻，总会有辅导员、精神医师、激励讲师、甚或是算命师在一旁候命。当人混乱时，他需要确切的答案。哲学－－如以上德里达说的－－要比答案产生更多问题。

但我在一个理由上记住了德里达。他是个专业哲人；一生人写哲学文章教哲学。而他也是在一个悠久的法兰西传统，也许是从艾密里.左拉（Emile Zola)开始的，对待哲人如对待一个从远处观望政治权力中心的积极参与政事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其中一个成就是成功推动和组织法国的家长延续高中哲学的教导！

咱们很难想象在中学教导哲学。但是在法国，哲学一直是中学课程的一部分。当那个地位动摇时，德里达和他的友人成功酝酿出足够的压力来重述教导这看来无用的科目的需要。

这种事不会在马来西亚发生。事实上，如我所知道的，在马来西亚众多高等院校、大学，并无一有哲学系，虽然有一些入门课程。

如果我成为教育部长，我会命令马来西亚每一大学成立完整的哲学系，而且哲学１０１是所有学士课程的必修课，包括发型设计和插花艺术。

幸好对家长和学生而言，马来西亚曾进修过学术哲学的人少过一个手掌的指头。那种科目是弱势的，所以我的命题会过早无疾而终。

再说，我也不大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长，因为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我被列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没有明文的法则说做内阁部长是比任何神圣宪法上的法律平等上是更有权力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们会把厚厚的哲学书向墙壁砸去。

我最好还是不去回答诸如＂哲学是为了什么？＂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在公元前五世纪尝试过了。雅典的城邦人民用民主的方式以＂误导青年和祭假神＂的罪名判他死刑。被误解嘲笑总比被令饮鸠好。

我可以想象苏格拉底在今天的吉隆坡。看看他，试着在富都巴刹或金河广场招徕群众，口里说着不曾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活等等。

有些马来人大概会恫言用石头来扔他亵渎伊斯兰教。有些华人会看在他破烂的衣服上让一个铺位给他。有些印度人大概会在任何事和他争执不休。警察或市政局执法人员大概会问他要咖啡钱，或者以他没有任何准证拘捕他。老牛邙不能在＂能国＂呆上一天。

我曾读过一位马来西亚女作家写过对哲学和哲学家的好奇。她的结论是修辞地＂为什么要阅读死去的白种男人写的书？＂

的确，为什么！只要咱们有大量的修辞式问题，咱们可爱的一句式话语，咱们晚间重述政治老大不言自明的真理说的超越教堂的新闻发言人，咱们伪装的传统亚洲智慧，为什么要咱们追求真、善、美这些鬼东西？

再说，真善美有什么用？

哲学吗，哪位？

（摄影：Clement）

大凡进行哲思的人，总是会思考到人这种东西，也总会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和预期。自古以来，不论中西，性恶论与性善论等等都皆有其道理。文学中也会蕴含对于人性的哲学思考，或许更为直观、细腻、不教条。《格列佛游记》作为对人类社会状况讽喻之作，其中慧马国之游即为对人性的一次非常有趣又引人思考的记述。

格列佛在一次出海当中被船上水手设计陷害，后无意间流落至一处奇异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的居民是马，马是具有灵性的统治者——姑且谓之“慧马”。另有一种恶劣野蛮的丑陋生物，叫做“野胡”，长得略像猴子一类，富有攻击性，只有慧马能将其驯服。格列佛在被一群野胡围攻之时被一只慧马救下，并带回家里去。在慧马们的眼里，格列佛就像是一只野胡，但他穿着衣服的外观另他们感到困惑，且格列佛会讲话，又是彬彬有礼富有理性的样子，这和一般的野胡完全不同。不过有一次格列佛没有穿衣服的样子被慧马看到，于是坐实了他的野胡身份。

慧马主人向格列佛了解他的祖国的情况。格列佛告诉他，在英国，慧马和野胡的地位刚好反过来。慧马很惊讶一只野胡怎敢骑在慧马的背上。在那里，野胡才是有理性的统治者。慧马主人觉得格列佛这样的野胡虽然更白嫩干净，但却太娇嫩而没有优势。（后脚走路得戴套子，前脚不用来走路，但有时也戴套子，尽管样式和后脚的套子不同，也不结实。两只眼睛都朝前，要看其他方向需转头。）但是，随着他听格列佛讲人类社会的情况越多，就越对人类的罪行所能达到的程度感到惊讶和不安。

格列佛讲了自己是如何流落至此的，讲了水手不停死掉，而那些沿途招募的水手是如何陷害他的。慧马主人很困惑为何水手这么容易死掉，大家还是愿意做水手。格列佛指出，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为贫穷所迫或者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远走他乡。（有的吃了官司，倾家荡产；有的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有的犯了凶杀、偷盗、强奸、伪造证件等罪。）慧马不能理解格列佛所列举的各种罪行的性质。格列佛给他解释了淫欲、放纵、怨恨等等的可怕后果，慧马表示惊讶和愤慨，像是听了闻所未闻的事而受了刺激。在他们的国度，这些罪行全不存在，因此更不会有表达这些罪行的语言。纯洁的慧马们完全没法明白“不相信”或“说谎”，因为对他们来说，言语的作用就是为了了解彼此或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人们说的是一些乌有之事，言语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权力、政府、战争、法律、刑罚等，慧马的语言中也没有词语可以表达。

格列佛讲了君主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等，慧马觉得这说明野胡自以为的理性并没什么意义，不过好在他们的嘴没法咬人，前爪也又短又软，杀伤力不大。但格列佛列举了战争的可怕武器所造成的后果，慧马便大为了然。他认为了解野胡本性的慧马都可以想象，若这万恶的畜生的力量和刁诈发展到极点，是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因此，慧马觉得自己国家里的野胡，虽然残暴，但不见得更可恨。“但一只自以为有理性的畜生竟然能做出这样罪大恶极的事，它就有些害怕理性会堕落得比残暴还坏。”

总而言之，人类和野胡的性情本质上是一样的。人类只是有理性的野胡。不过，他们的理性发展了他们本性的卑劣和残暴，使其能够产生更可怕的后果。慧马谈起他们国中野胡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和人类是如何地相似：比如，野胡们常常互相扭打想独占食物；哪里死了一头母牛，附近的野胡就都赶来争夺，发生战争，像格列佛描述的战争一样，只不过它们是用爪扑打，还没有发明出那种杀人的武器；有时几处的野胡还会无缘无故大战一场。

另外，野胡们喜欢一种石头，他们把这种石头挖出来又运回去，作为自己的宝藏来藏好，若找不到了就会凄惨号叫，找到了又马上恢复精神；而出产这种闪亮的石头最多的田地里，经常发生野胡大战。野胡们还喜欢嚼一种草根，嚼着就像喝了酒一样开心，大喊大叫，发晕打滚，互相搂抱，然后就倒在地里睡熟了。野胡群一般也会有一个头领，而这个头领又往往会有一个自己的宠儿，这个得势的宠儿是头领在群众权势的代理人，对上谄媚、对下作威作福。

还有一些关于母野胡的行为也很有趣。有一些母野胡会躲在草丛后面等待公野胡经过，一旦有公野胡出现，她们就出来搔首弄姿（当她们搔首弄姿时，身上的臭味就格外地臭），而公野胡一旦上钩，这个母野胡就装作惊慌失措地逃跑，其实是把公野胡引向方便行事之地。在一个群众，还常出现这样的事，就是三四只母野胡围着一只外来的母野胡议论纷纷、对其上下打量，还不时发出冷笑，显出对她的轻蔑鄙视，奚落够了之后又装腔作势地走开，仿佛表示她们不屑与其为伍。这些在人类社会似曾相识的行为发生在野胡身上就越发见出其可笑。

与此相反，慧马则是理性和美德的代表，正如格列佛生活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我用不着害怕朋友陷害我、背叛我。也用不着防备敌人的明攻暗害。我也不必使用贿赂、谄媚、诲淫等手段来讨好大人物和他们的爪牙。我也用不着担心受骗或者受害。……这里没有人冷嘲热讽、批驳非难或者背地说坏话，也没有扒手、盗匪、抢劫、讼棍、鸨母、小丑……这里没有地牢、斧钺、绞架……，也没有骗人的商人和工匠。没有虚荣、骄傲、装腔作势，也没有纨绔子弟、恶霸、醉汉。没有喜欢吹牛、淫荡而奢侈的阔太太，也没有愚蠢、傲慢的学究。……”

这就是《格列佛游记》中叙述的慧马国的状况。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分析了慧马国的寓意：慧马充满仁慈和友爱的美德，不明白什么是罪恶，以理性来治理国家，教育下一代。他们高贵而优雅。这里代表的是古代的乌托邦政治，并以此作为对照来评判现代人的政治生活（如格列佛所讲述的英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布鲁姆指出，这些慧马具有理想国中“哲学家”的特点，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人物。

柏拉图将人类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欲望，哲学家的特点就是理性主导了激情和欲望。慧马正是如此，他们凡事受理性牵引，而感受不到欲望和激情的支配。（比如他们不仅不知罪恶之事，甚至通过理性来选择配偶，生育一对子女之后便不再同房，一辈子相敬相爱，和睦安心。而慧马面对死亡也非常理性，不仅本人不悲伤，亲朋也很平静。）相反，野胡则是激情与欲望的集合，贪婪不知满足，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刻画的人的形象。

霍布斯从人类实然的情况出发对政治进行思考，在他设想的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激情来生存，结果造成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正因如此，才通过契约产生了一个主权者来维持秩序，利维坦（现代国家机器）由此诞生。事实上，慧马和野胡代表着人类的双重本性：神性和兽性。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欲望和激情占上风的一面。哲学家统治的乐土固然令人向往，但人类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人毕竟还是只野胡。因此，认识人性中的贪婪和“恶”的一面，建立制度对其进行防范，才有可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是现代政治的起点。

（摄影：Clement）

也不记得在哪看过的一篇文章，但印象很深，虽然不能说是代表了西方跟东方人生哲学的差异，但也道出了精髓。印象最深刻的是东西方老太太临终时所关心的事：

有个东方的老太太，在病床上最后的遗言是：“我把我拥有的房子平均分给所有的孩子。”

有个西方的老太太，在病床上最后的遗言是：“我把我的房贷还完了。”

东方的父母亲，拼了老命都会给孩子们弄间房子，不把房贷还清，也会还个七八成。在澳洲，爸爸妈妈们很多时候却连大学的学费都不担心，留给孩子跟政府申请无息贷款，毕业后慢慢摊还给政府。孩子们要买房子，爸爸妈妈会帮忙搬家，然后再买个入伙礼就算很不错了。

最近因为屋价暴涨，很多孩子都搬回家住，省些房租，但也只限付少些房租，绝非免费。在亚洲人看来，澳洲父母似乎太“冷血”了点，可是深一层想，人总不能只为了小孩活吧？以目前房地产的状况，把目前自己家的屋顶看好就已经够头痛了，再为了小孩的房贷烦恼，还有心思管其他的吗？与其买间房子给小孩，不如教会孩子理财自立？让孩子们自己担心自己的人生，让我们自己烦恼自己的人生，会不会减少一点心理负担，多一点快乐人生?

（摄影：C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