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治形势逐渐向左转，计划经济的论调也卷土重来，而为了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自相矛盾，御用文人们费尽心思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辅相成才是正道的解释。这种中庸模棱的说法当然自邓小平时代即有，只不过过去是用这样的说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而今天则是通过这种解释来掩饰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他们已然忘记，改革开放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将计划经济限制到最低程度的结果。如今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距离，就忙不迭地过河拆桥，大步走上回头路。

另一种为计划经济摇旗呐喊的声音来自于理工科的控制论。这种论调的依据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缺少计算机的辅助而导致无法达到真正精细地计划。而今天计算机的算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有能力为每个人计算出具体需求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控制，那么这样不仅能避免传统宏观控制过于粗放的缺点，又能避免纯市场经济的资源浪费，似乎达到了两全其美的理想状态。这一派的始祖来自于英国学者比尔（Stafford Beer）在七十年代受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之邀设计的Cybersyn系统。这种原始的计算机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各个工业节点、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人机交互的控制操作来接管“智利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并在当时智利的大罢工中起到了很好的应对调度作用。只可惜这个系统随着阿连德政府倒台从未得到充分的实践验证。中心控制论的拥护者相信，如果当时这个系统延续发展到今天，也许世界不会是自由市场的一统天下。

将社会治理全盘托付给机器，无论计算结果多么精确，效果多么显著，即便民众无法反对，那些最高统治者们恐怕总会有些惴惴不安。机器决定最后拍板意志，也即篡夺了最高决策权，这让尝过权力春药滋味的掌权者们无法割舍。而一旦最高权力无法让渡给“理想客观”的计算系统，那么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最高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大多数国民利益重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种重合并非暂时的偶然。此外，即便机器可以精密计算出所有人的需求与消费，但创造力、能动性这些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心理驱动又如何计算？心理学长期无法在科学门派里名正言顺，皆在于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精确量化——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只能提供一种定性解释。脑科学一日没有彻底攻克人的大脑，机器对于人的判断就不可能绝对精确，那么计算机计划一切则只能是天方夜谭。

如果把计算机控制论的思维放到全世界的发展上来看，情形更加不言自明。新冷战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惊呼民主统治全球的延缓，但另一方面，美国重启火星计划也正受益于新冷战的开启。回望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充斥着战争屠杀的至暗时刻，但所有的璀璨成果亦来自于各国族之间的自由竞争。无论民主专制，没有哪个政府不迷恋权力，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不尽力延长任期。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延续自己第一的位置。只有打破唯一的霸权，全球国家间的民主政治才能重现曙光。我们期待美国成功，在于美国是全球民族融合的试验场，我们希望美国成功之后其经验模式可以推广至全球各个国家的交流共处。我们一样欢呼中国的崛起与强硬，并非对专制唱赞歌，而是比起一国的专制，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无疑对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更有利，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延展。丘吉尔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人类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未发明比民主更靠谱的制度。自由经济也许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哪种计划经济能超越它。

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计划

上一篇文章链接：你想活多久？/吴颖慈（新加坡）

贺锦丽，新当选的印度裔美国副总统，标志着印度裔移民在美国的又一个成功，也让来自另一个主要移民输出国——中国的移民后代们艳羡不已。华裔移民们在美国被印度裔大幅拉开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试图分析其背后原因，比如印度裔英语更好，印度裔更抱团，印度裔人种更接近白人，甚至有印度裔没有回国这条退路导致背水一战战斗力加速爆表之说。但不容忽视的就是，同样重视教育，印度虎妈的高压式教育比起正统中国虎妈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近的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印度与中国都相信高压教育才能出人头地，改变命运。

虎妈的拥趸们对于快乐教育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过度强调教育减负，一味迎合学生的个人感受而不断降低教育标准，将导致整体竞争力滑坡。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于美国的亚裔通过较严苛的教育产出达到了总体较高的经济地位，也解释了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近年来在综合国力上不断迫近西方。即便抛去国家政治较量不谈，在个人层面，竞争教育不仅是给予个人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它更教会一个人处于学生时期就习惯竞争，习惯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得生活的回报，养成正面积极的人生观。这些对个人成长都有利无害。

然而，作为快乐教育对照他者的中国，近年来关于减负教育的呼声却也此起彼伏。这一派的逻辑是高压填鸭式教育并无法让原本天赋平平的孩子逆袭，进一步剥夺他们快乐的童年。同时，让少部分天才成天沉浸在与普通孩子拼做题的模式中，也减弱了他们更加发挥自己天分的机会——他们最宝贵的天分不应该被消耗在做题中。最重要的是，让所有孩子都花费大量时间补习做题，最后只会加速教育内卷化，并无助于改变成绩的相对结构，也无助于改变教育乃至社会不平等。就好比大家都涨薪，引发的通货膨胀让大家的购买力都原地踏步；所有大学都扩招，大家都拥有大学文凭，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凭通货膨胀，学历严重贬值。最后并没有筛选出人才，空余下诸多孩子的黑色童年以及各种补习机构的大肆敛财。这对整个教育界来说并非好事。

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也总能找到各自的反例。放任自由的快乐教育培养出了诸多不学无术的学渣逆子，一味高压棍棒教育也导致了不少反社会反人类的抑郁人生。凡事皆在于度的把握，但如何把握这个度又成了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循环论证。最近在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的网络广播节目中，受访的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在阐述贫富不均的问题时提出，减少贫富差距不在于授之以鱼（直接发钱）或是授之以渔（教育倾斜），而是在于创造公平的生活环境。换言之，不是通过先入为主的灌输式理念来教育孩子，而是通过创造相对公平杂居的大环境来让孩子潜移默化地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这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天方夜谭，特别是我们还指望教育公平来改变这千疮百孔的失衡社会之时，如何让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可能？但这样的理论仍给了我们另一层启示，也就是尽力让孩子感受不同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有充分的比较后也许更能感受不同模式的优缺点。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那么重新思考虎妈式的高压教育，学学孟母常常搬个家让孩子多感受不同的社会环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教育方式。

盖茨的访谈见https://www.gatesnotes.com/Podcast/Is-inequality-inevitable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主题：儿女经

上一篇文章链接：儿女经/周丽雯（澳洲）

摄影机在发明之初真实记录了百年前人类的生活，却在后来发展出席卷全球的电影娱乐工业；计算机出现伊始也不过是为了辅助人工计算，不曾想今日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大放异彩；手机的故事则更不用赘述，今时今日人们花费在手机上的娱乐时间恐怕远远超过了用它办公的时间。这些工具在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渐渐都发展成了玩具。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的玩具，这些工具也难以发展得如此迅猛，影响如此深远。

但很多人对于工具的玩具化忧心忡忡，担心这些玩具让我们世俗的生活更加娱乐至死，玩物丧志，萎靡不振。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潜心研究这些玩具的软硬件构造及背后的物理数学原理，那么就应该鼓励。而一旦他们沉迷于玩具的应用，就成了颓废堕落的代名词。难道此二者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么？

究其原因，这是关于谁来决定志向以及什么才是正道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达到怎样的高度才叫不负韶华，不负此生？如果说只有努力奋斗，名垂青史的人生才叫人生，那么99%以上穷极一生仍然无法出人头地的人们早已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资格。更何况今天的个体命运难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等级森严阶级固化的社会现状，几乎已经抹煞了任何屌丝逆袭的可能。余下不多的选项则是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地拿到学位供完房贷过完一个体面中产的一生，这就是那些鄙夷“玩物丧志”的人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吗？人性中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在于通过与他人事无巨细的比较中找到人生的满足感。如果都在一个学校，得比较谁的成绩好；一起毕业以后，那么就比较谁薪水高；而即便有一天一同被关进纳粹集中营，还可以比较谁更迟进毒气室。这也许是人的社会性的佐证，但却因此忽视了这样的基本事实——没有两个人的起点完全一致，归根结底所有的生活都是个体的奋斗。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些祖上积德人品爆表的屌丝最终逆袭成功，把它放在浩瀚宇宙坐标中——当历史都将不复存在，名垂青史更是虚无。都是蝼蚁一般的人生，又何必分高下呢？

这样消极的论调当然不是要鼓吹逃避现实放弃人生的虚无主义；毋宁说，这是对人生时刻保持警醒的存在主义。对工具的执着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切从目的出发的功利主义，极端的功利主义则会导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犬儒主义；而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在与这样的功利倾向保持对抗。虚无主义固然不可取，功利与犬儒更是真善美的天敌。中间偏左的存在主义，得以在这样的左右对抗中找到平衡，它所代表的价值理性在人类精益求精的游戏精神中更能得到体现。如果一个人真能沉迷游戏，那么他必将超越满足浅层感官的娱乐，而达到身心愉悦的圆融之境。只要不妨碍他人，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青春终将蹉跎，岁月总是虚度，那么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无用之用可为大用。让喜欢工具的玩工具，让喜欢玩具的玩玩具。只有人人都拥有沉迷其中的人生，这才是多元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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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保守主义潮流愈演愈烈。如果说在中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尚有一丝历史的偶然，那么以川普为代表的西方诸国保守主义声势大涨则有其必然性，其背后都有着相似的反制全球化的逻辑。保守主义的共同特点包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拒绝交流，直至彻底的利己主义。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者们希望世界回到前现代互不连通的状态，即便做不到这点，那么回到他们年轻时各种冷战热战的状态也不错。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但凡有一丝利益受损即把大门紧闭。只要门里岁月静好，管他外面洪水滔天。新冠疫情更是为这样的保守主义极大地推波助澜，让医学防疫学成为政治操弄的挡箭牌。

保守主义潮流当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首先，保守与衰老几乎就是一对同义词。但凡年纪越大，越经历了人间的种种悲欢离合，就越患得患失，就愈趋向保守。虽然极左与极右都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保守导致的右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而无需左倾那样的理性动员或者阴谋煽动。换言之，保守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而变革进步则需要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去推动。然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世界局势的相对和平，都让人类寿命大大延长，使得社会老龄化愈加明显，那么众多老龄人口带来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越来越难以推动的惯性。

其次，保守主义还与人文教育水平息息相关。越是缺少教育的人群，越容易对外面的世界缺少了解，从而产生恐慌。而且，一般来说，教育水平低就往往处于社会阶级的中下层，难以跨越阶级鸿沟，也越难抵挡各种经济危机。一点风吹草动就噤若寒蝉，就愈加趋向保守，形成恶性循环。人文教育的普遍失势对于全球各国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如中美这样的东西方国家还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地是由于阶级固化导致的基础人文教育式微，快乐教育盛行；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意识形态的奴性教育导致的人文不彰。但总体而言二者造成的后果都极为相似，也就是保守主义高涨，民粹主义泛滥。

最后，保守主义越来越成为潮流还在于后现代各阶层愈加平等的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阶级鸿沟在拉大，但下里巴人与知识精英倒都得到了同等的发声渠道，传统的由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方式被打破，挑动人性阴暗的信息得到更多的拥趸。由此，人们愈来愈躲进既有的信息堡垒，只认同自己既有的信息习惯，越来越走向极端思想。如此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让传统的知识启蒙无从着力，甚至被无知者无畏的强大气场反噬，让启蒙成为庸众的笑柄，让“公知”（编按：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污名。

所有的这些，都让曾经为全球化、地球村的形成欢欣雀跃的人们为之气结。特别是经历过文革见证过冷战亦享受过柏林墙倒塌世界贸易一体化自由空气的世界主义者们，在他们耄耋之年遭遇了如此的倒退，如何不扼腕叹息。而这样的保守主义潮流，到底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点小波折还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必然大趋势，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正如这新冠疫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要在这漫漫黑暗中度过，与其缠斗，与其共生。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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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业，大约是人一生所耗费时间最多，成效最大的职业。大多数人一生能致力于同一事业，孜孜不倦，略有小成，则为幸事。生死无常，学问无边，能在一亩田地，耕耘一生，已然不易。

然则副业因何而来？一曰为钱。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的付出换不来足以开支的日常，那么开辟一个额外的经济通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项。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闷声发大财”盛行的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管制枷锁初开，各种自由经济诱惑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则是主业机构改革滞后，薪酬涨幅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诸如公务员下海，大学老师搞副业——曾几何时司空见惯。在不影响社会公平的大前提下这个现象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中主流工作无法保障专业人士可以仅凭自身主业就可以获得体面的收入与生活，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副业收入来源，那么只能说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问题。反过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能力保障专业人士对其工作全心投入，而没有后顾之忧。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才是给予人希望的社会，全社会的运作效率也才能最大化。

如果不为稻梁谋，那么，副业也可能源自入错行后的人生另一种选项。比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写作此书时仍然是一名国营电厂的职工。他当年笔耕不辍恐怕并非惦记着这些文字的稿费，而是个人兴趣使然。既然工作清闲，有余暇追求自己职业之外的兴趣，何乐而不为？直到他写作有成之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辞去原先的主业，做起专职作家。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从事的副业，那么只要兴趣在此，则副业迟早转为主业。原先的主业要么不再，要么化身为副业。毕竟比起你所获得的薪水，你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资格成为你的主业衡量的标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执念于单一的职业追求，而寻求多样化的职业并存。比如以严肃著称的学术圈里，自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以学者是否应该接近大众媒体分为两派。传统一派认为学人自应专心治学，不应分心他事；另一派则自萨特、福柯开始认为学人更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以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学术的影响力。而这些接近媒体的学者自然就多了一个传媒人的副业。实际上，即便是传统的一心治学的学者们，也并非心无二用。几乎所有的这些学人都会开门授课，传道解惑。那么，在课堂上授课，与在大众媒体上授课，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呢？授课与研究的二者平衡，并不总能如人们所愿那般互相促进。再者，即便是一心一意地思想产出，仍然存在着以赛亚·伯林所划分的刺猬与狐狸两种人生：“刺猬之道，一以贯之；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按伯林的分法，卢梭、马克思等坐穿冷板凳的固然让人尊崇，多点出击的维科、赫尔岑等人也一样可贵。反而，多样产出，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更有对抗一元主义专制的意味。因此，对于狐狸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副业？我心在哪儿，哪儿就是主业。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上一日文章链接：副业何时开始？/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