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像现代大学教授般著书立说的人，其论著是具有系统的，而且讨论也分门别类。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很丰富，公元前40年亚里斯多德创立的吕克昂学园的院长安德罗尼克斯（Andronicus）在整理其遗作时，发现有一部分是研究抽象哲学原理，而且并未命名的作品，因为恰好被编在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安德罗尼克斯于是称之为《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

在《易经》中有一名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指的是无形的道理，“器”则指有形的事物。当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1856-1944）在翻译《物理学之后》时，根据内容性质，将书名译为《形而上学》。往后的中文翻译也跟随了这个译名。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一环，研究的是本体论，亚里斯多德认为那是人类知识最重要的部分。

哲学知识不容易把握，至少对业余爱好者来讲，这应该是没什么好不服气的现实。虽然各种主义通常都归类在哲学知识的范围内，但哲学还真并不等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那些专业知识仅仅只是哲学的部分，却经常被误会为哲学的全部，以致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我个人认为，哲学最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其专业知识，而在于那源远流长的古希腊哲学精神。什么是哲学的精神呢？我们不妨以苏格拉底的教诲作为参照系，这里仅举著名的二例说明。

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如果大家都能够像苏格拉底般清楚知道并承认自己知识上的不完善，报上大概就会较少看见有人一口咬定“那不是我们的文化”，而增加多一点如“那是我们的文化吗？”的商量语气。作为交流的基础，少一点横蛮霸道的语气是绝对必要的。可是，我们的社会似乎很欣赏“敢怒敢言”的角色，却严缺“理直气和”的风度，以致每天打开报纸总是见到一些仿佛自以为已掌握宇宙规律、天下真理的张飞型粗线条在口沫横飞地献丑，怎不让人倒尽胃口呢？

苏格拉底又说：“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那些说“那不是我们的文化”的伟大人物知道如何定义“文化”吗？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文化列出一张清单吗？如果不能，那么他们凭的是什么来教训大家“那不是我们的文化”？凭的是直觉吗？凭的是不要脸吗？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持有任何立场、意见、原则等等，但我们不能够完全不经过大脑就像保护眼角膜般死守着这些立场、意见、原则等等，按苏格拉底的标准而言，那样的盲目生活“不值得活”。

这样的哲学精神，并不需要到大学修个博士学位才能够拥有。只要我们改变日常生活的态度，不以自我中心、理所当然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凡事多一点谦卑的姿态，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直觉，这样就已经可以算是拥有基本的哲学精神了。

苏格拉底实际上还说过很多其他的名句，譬如“你如果问我该不该结婚，我会回答你：结或不结，你都会后悔的”，或“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个贤妻，他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如果取了个悍妇，他会成为哲学家”。由此亦可见，哲学家并不总是板着脸孔跟你高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他们有时候也很幽默的呢！

（摄影：淡水河边）

在山脚，背着一小包的行旅，准备开启为时3到4个小时的脚程，徒步去一位朋友的家。他是比达友族，居住的村落，必须徒步几个小时才能抵达。

他的孩子Jerom从村落来到城市迎接，我们一同乘车到山脚，付了车资，一同徒步回他的村落。他帮我背些东西，减轻我的负担。

好，我们开始一段预计要3个小时的徒步“旅程”。

在车上的40分钟，我们谈了很多话，徒步的当儿，比较少说。但是总会说一说，谈一谈。

踏着地面的山路小径，过了一小段下坡路，接着是上坡路。上斜坡，开始感到吃力，附近一带的树木被砍伐清光，加上一个多月的旱季，太阳刚好在头顶，顿时汗水如泉。

走了约莫20分钟，到了一段平地，进入了阴凉的小径。感到阴凉，不是没了太阳，而是这里的丛林没被砍伐，小径两旁的树与竹，其一层一层的树叶抵挡了阳光，使到径里的行人感觉有个天然的清凉长廊。

一步一步地走，时而有微风吹来，把树叶、野草吹响起来。想到即将到来的旱稻耕种季节，我同时想起了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看到没有大树的森林，我似乎看到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远去。

Jerom 背负比较重的背包，可走起路来却比我们轻快。有时他将我们抛到远远的后头，待我们靠近时，却看到他站在斜坡拐弯处，两手插腰，转个身看着我们，嘴里还带着微笑，竖起拇指，向前方右边路挥一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向岔路的右边走。

继续走。大家都不说话，没有话语，大家两眼直望小径，专注地向前走。

即便没有话语，不说一句话，不断地走，眼睛不断地看到东西；蚂蚁、蚱蜢、花朵、河流、竹桥、青山…。蚂蚁…青山，都向我们言说。

是的，言说只不过是语言形式的一种。不言不说，开着眼，或闭着眼，还是在说。海德格尔有言：“触处可见语言。”

语言是什么？很早就困惑人的一个哲学问题。

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奥古斯丁把“道”解释为语言，这就赋予语言本体论的地位，语言成了世界万物的基石。

来了，问题来了。海德格尔追问：“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好好的语言，为什么和上帝扯上关系？什么又叫本体论？语言，不是拿来沟通的吗？它不就是沟通工具而已吗？

慢着，慢着，“语言”没这么简单。

对语言做深入思考研究，不是始自中世纪，是更早呢。更早的人要推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主张语词包含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智慧表达。

赫拉克利特首次将逻各斯（logos) 这个概念引入哲学。

据知逻各斯本来之意是；语言、说明、尺度，在哲学中逻各斯被解释为理性、规律、判断、定义、根据、关系等。

流俗的看法认为语言即是言说，是有声的表达和心灵运动的传达，是沟通工具，去表达。这种表达，总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将之表象和再现。

哲学家认为上述对语言特性的标画，不足以界定语言之本质。

语言有本质的吗？

哲学家没事做，太得空，总是想这想那，不只是探讨语言有否本质，也想语言本身有否意义，语言与真理的关系。哲学家们总是针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而他们的争论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Jerom 的爸爸在门口等着我们，4个小时的林中徒步终于结束。

对语言的认识太少，只能赞同海德格尔的；“让语言自己说话。”

（照片由作者提供）

德尔斐的神谕指出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感到很困惑，他不觉得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可是神又不可能说谎，到底是哪里弄错了呢？

于是苏格拉底去向平时被认为也自认为有智慧的人请教，抛出很多问题，结果发现他们原来都只是自以为知道很多，实际上却是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他人自以为知道很多，其实什么也不知道，而“我知道我不知道”。正是承认自己不知道使苏格拉底成为最有智慧的人。

用日常使用的中文来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其实可以翻译为拥有“自知之明”。诚然，有自知之明的人是稀有的，那种“明智”或“智慧”主要表现在认识自己。这是否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我是谁？”是所谓的哲学第一问题？

有机会找柏拉图的《申辩篇》来看一下，这篇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诘问那些“有智慧的人”的经过，十分精彩。

这个月的《学文集》贴文，至今已有好几位作者提到哲学（philosophy）的原意为“爱智慧”。不过，却还没有人提到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把哲学等同于“智慧”，而仅仅为“爱智慧”？

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古希腊人的信念中唯有神是有智慧的，特别是女战神、智慧女神，同时又是哲学发源地雅典城守护神的雅典娜，更是智慧的化身。因此，我们凡人能够做到的只能去爱智慧，也就是去爱神。这种思维和古希腊人崇敬诸神的传统是一致的。

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象征着智慧，也是雅典娜的使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曾说过“猫头鹰都在黄昏才悄然起飞的”，可以被解读为：哲学在乱世中会大发光芒。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历史为例，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三千年历史中思想最蓬勃的时代。

什么是哲学？我们的一般印象是，哲学是关于人类生存的那些概念和普适原则。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迷惘和困惑，而哲学让我们借前人的烛照，在关于人生存的迷思中，寻出一种比较合理的人生解释或思路。当然，这种认识一定是带有时空局限性的。所谓“真理来自误认”，我们所获得的，只是特定阶段、范围之内的认识。哲学帮助我们去接近这种认识的理性与深度阈值。同时，我们会自觉利用直观经验对特定的“真理”作出修正，从而它们获得新的内涵与生命。

德勒兹（Deleuze）在《什么是哲学》中曾定义：“哲学是通过纯粹的概念获得的知识。”但他旋而又指出，哲学的概念应当是一种直观、经验中的创造与习得。哲学诞生于古希腊。而德勒兹认为，正是在古希腊式的诘辩中，人人争而论之，于是人人都可能成为哲学家。换言之，认为哲学是特定的概念或认知，那是僵死的哲学观。概念都有时间性（历史性），有署名人，那么它们如何能够维持长生不死？德勒兹认为，任何概念都是一个振动中心，随着时间的流动，概念本身会有自振，同时它也引起与其它概念之间的共振。一个新的概念之所以比以往的概念更好，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对新环境下的变式和我们所不了解的“共振”有所意识，能够作出不合惯例的切入和认识。于是，那些古圣先贤们所创造的概念，在我们的环境中重新启动，并且启发出那些新的有必要创造出来的概念。而这种经过杂糅和改造的新的概念，构成我们时代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地提供普适价值，而是在时间的流变中促成常变常新的生命认知。

而德勒兹的启示，似乎特别适用于我们当下全球消费主义和微时代的信息和生存环境。在我们当下的信息和思想环境中，各种时髦概念以秒刷的速度被炮制出来。而这些概念，它们往往是以一种与经典概念互文的形式被塑造出来。旧的能指，那些耳熟能详的“典”——大众能够辨识的经典概念在这里被挪用，被利用，或被误用，同时也可能被颠覆。在新的环境中，它们被重新切割，重组，搅拌，调味，成为一种新的能指，被释放到当下信息环境中，获得新的色香味，及与时俱进的口味通用性。

在微博、微信时代，我们都从阅读者、接受者成为作者——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阅读者与创作者、响应者与策划者的双重身份。我们有自己的辐射圈，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认知，而同时我们被卷入更大的信息、政治、舆论漩涡。在互联网这个空前广大的平台上，实时发生着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娱乐等所有范畴内的所谓概念的“自振”与“共振”，汇成我们精神世界的大锅煮。在这个大锅中，那些新的、旧的概念，被如此热闹地蒸煮、相互反应、冒泡着。各种概念被不断地催化，聚众地享用，急速地消逝，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形态？

（摄影：淡水河边）

就像许多学科，比如教育类，当要讨论的范畴逐渐扩大了，但又有些不同的细节得划分区别，就成了现在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师教育、全民教育、技职教育……而哲学亦然，当一个学科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对本质的观点有所争论，换言之，需要通过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面时，教育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的分支也就应运而生。

高等教育哲学的诞生，其画面正如柏拉图遇见李嘉诚（假设双方的语言相通的话），两人也许会就高等教育问题争辩何为大学？大学究竟应该传递以“精神追求真理为目的”的高深学问，还是教授能更快适应社会的实用性课程？大学该以精英教育为主，还是普及化教育为主？大学应该接受外界（尤其是政党或企业）资助吗？单单这几道问题就够大家辩个三天三夜也辩不出个所以然。简言之，当社会或教育界内人士开始对高等教育产生质疑并提出其观点时，各类高等教育哲学派别即很自然地浮现于世。

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除了大学的目的以外，还包括了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大学的功能、高等教育学（教学类型、课程结构、课程选择等）……当然，我不可能，也没那样的能耐在此与大家论述上述种种大课题。因此，我仅以一个故事供大家思考（修改自《走出象牙塔——现在大学的社会责任》）：

2020年12月，马国某所私立大学宣布将聘任M博士为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的特聘教授。该校国际关系专业拥有雄厚资金，能为其人员配备和开展研究方面提供坚强的后盾。然而，在随后几个星期内，许多学生和教授对此项聘任提出了强烈抗议，理由是M博士曾参与了甲国轰炸乙国、入侵丙国、种族隔离等军事政策的制定。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M博士在以前身为一名公务员，而非一名学者时所提出的政策，难道该大学就可针对这些政策来否决M博士的学术资格吗？这是否意味着大学教授在面对社会重大课题时都只能保持中立态度？如何界定学术自由的底线？由此可见，现代大学既要对社会课题进行批判分析，却要对社会负责、服务于社会，在这两难的情况下，哲学的意义是通过思辨来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而非要取得一个双方均满意的答案。在维护学术自由的原则下，大学犹如一个与时并进、具争议性、充满奇想的电台，根据共同认同的证据和逻辑来探讨其中的异同，拼出智慧的火花。

（照片由作者提供）

古希腊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很多方面其实很接近，其中一点就是两种文明都相信“中庸之道”，凡事“过之”或“不及”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做人做事应该尽量避免极端。东西方两大古文明都如此认为的道理，大概错不到哪里去吧？

理性讲究逻辑思考，感性则侧重感觉，近来也有人将其归在“非理性”的范畴中。非理性不等同于“不理性”，只是一种和理性不同的划分，并不存在着贬义。然而，绝对理性容易异化成冷血机器人，绝对感性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过度感性很多时候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别人并不以为然，顶多是不当面说破而已。当然，这些都是另一方的见解，同道中人聚在一起互相取暖、喊口号，应该还是很爽的。

一般而言，理性思维需要更多的后天训练，感性则多是天生使然，只要感官仍正常操作，神经线尚未受损，大脑就能顺利接受到感觉。这让人产生一种误会，以为理性是假象，感性显示的才是“真我”。个人认为，这种认知是不对的。感性只是侧重感觉，并不等于感觉，更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感性的魅力从来都是来自他人，而非本人的评价。

一般马来西亚人都熟悉“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报章上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提再提。以前小学还教过一种实验，一手泡在热水，另一只手泡在冷水，然后两手一起放进温水，两只手的感觉会完全不同。这些故事、实验都旨在说明感觉不可靠，感觉会骗人。可是，或许知易行难吧？很多人并没把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应用在现实生活，总是“跟着感觉走”，还把它视为个人风格与自信的表征，以为那就是活出真我。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主要在于我们更善于运用头脑，拥有更高的思考能力。蚂蚁“跟着感觉走”，找到食物，这是蚂蚁的生存之道。蚊子“跟着感觉走”，找到食物，这是蚊子的生存之道。我们再怎么样也比蝼蚁稍微强一点吧？怎么能够单靠“跟着感觉走”的标准来做人呢？有脑不用，那未免极端了。当然，只有脑袋，没有感情，或抱着理性至上的思维，那又是极端的另一头而已。极端有违中庸之道，都不可取。

有人问，那我算是个理性还是感性的人呢？偶尔在夜阑人静时扪心自问，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虽然个人确实很理性，并在生活中积极追求理性。追根究底，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与生俱来的感性成分，否则也不会有《学文集》这样的东西出现了。

中庸之道是什么，明白了吗？

（电脑绘图：中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