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都是很陈旧的故事了，不过，我还活着，就是这辈子的事，弹指一挥间，六十多年过去了，然而一切的一切还在脑海里沉下又浮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去六中高中部报到时，教务处的老师给我看高中新生名单，我的名字已经被一条斜杠划去，并告诉我，划到郊区一个新建的民办中学高中部了。那时的民办，不是现在的民办。教务处的老师又交给我一张青年中学高中部新生报到单。不敢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变故。回到家里呆坐着，脑子里一会儿闪过大多数成绩是“优”的初中毕业成绩报告单，一会儿又飘过来一张微黄色的高中录取单，上面闪现着数字“37”元的学费，这是高于当时常人一个月的工资数。一直到傍晚，也没想象出父亲看到这张通知，会怎样对我。心里很想哭，但不能哭，我已是半大男子汉了。
晚上，低着头把高中录取通知单交到父亲手里。父亲沉默许久，当着弟妹和我殷殷地说了三句话：到学校向老师申请学费分期缴；生在这样的家庭，你们的前途自己去争取，你们的爹无能为力；不过，你们能考上大学，我即使倾家荡产也给你们读上去。
因为当时的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父亲是个棉布店的拼股老板，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
高中有得上了，我放下了一颗心，但又存放起这天晚上父亲的承允。
离城西二十多公里的郊区，有座不算高的塔基山。1958年，塔基山的山坡上出现了三组建筑群：几乎在山顶上，出现了四座长条型的泥墙大草房，大草房有两个门，每个门进去，左右两排竹条铺成的上下两层通铺，各四十八个床位。一座草房就可以安置九十六个学生；半山坡上是两排六座没有天花板的裸体瓦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是上课的教室、教师办公室和部分上课老师的临时寝室。山脚下是厨房和大礼堂，它们之间有一口井，井水是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用水。学校四周都是春天绿油油，秋天金灿灿的稻田。
这是该城市第一所全体学生集体住校但不用付房费的中学。这个学校没有围墙，只有一条稻田之间的田埂路，把这个貌似孤独的学校连到了偶有汽车奔驰的公路上。可以说这是这座城市最早的第一所没有围墙、校舍开放性的学校。塔基山上的青年中学高中部就像是广阔田野上的一艘诺亚方舟，这个比喻很有深意、浪漫并赋有哲理。
三年高中六个学期里，学生既要学习上课，又要参加校办耐火砖厂的劳动，还要管理山顶每个班几垄农田里的地瓜、南瓜、萝卜和青菜等作物。三年高中生活中，永远，最忘却不了的是我们有幸赶上了“大办工业、大办农业”的全民运动。全校停课，一部分同学建造小高炉，连轴日夜三班倒，不停地敲焦炭、敲铁矿石；盯着炉膛、查看是否有铁水流出。另一部分同学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抢收抢种抢时间。我们这代人，工农业劳动参加得多了去了，个个动手能力都很强。
虽然上课的时间不足，但我们的老师，水平都是高精尖的。
数学课张老师，常常穿着黑色的衣服，待学生非常和气，对其他老师尤其谦恭，但又不做作。那种形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学生们向张老师问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很有礼貌。张老师的数学教的非常好，常常给我们解难题，男同学特别喜欢他、佩服他。男同学说，高考复习时，他出的几道题目，后来在高考题中，解题思路差不多。水平高吧。听说他当过牧师。奇怪，数学跟牧师有什么联系？他的英语也非常好，那倒是可以理解的。
生物课王老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高高的个儿，有点儿弓背。脸长长的，眼睛很圆很大，有点突出，眼皮有好几层，最夸张的是他的嘴唇，让我想到鲁迅小说《故乡》中闰土的插画。他脸上常挂着一种任人摆布的神情，相反让学生不敢怠慢他。他上课说的话最少，最慢，但是讲得最细。听他的课，得有等待的耐心。那些植物细胞、动物细胞，那个草履虫，似乎都是他的最爱，我们很感动。
吴老师，年纪有点大了，原来是一所名校的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来到了我们学校。操着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很地道。他的着装在老师中是最为整洁并讲究，皮鞋雪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很光洁，显得很绅士。上课2分钟预备铃响了，他还站在教室门口吸烟，但是一打上课铃，他立刻把烟蒂掐灭，整一下衣摆，进入教室。精准、完美，印象太深了。
化学课姜老师，上他的课绝对不会打瞌睡，因为他讲课精神十足，声音很响。他上课很有条理，听过就懂了。大炼钢铁时，男同学就是拿着他编的教材，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带着学生，好像在做物理课、化学课的实验。他本来是要去前苏联留学的，那时的留苏生很了不得，没想到一场肺结核，让他来到了塔基山。塔基山的学生因此有了一个好化学老师。改革开放后，他当上了管教育的副区长，这是事实，可不是吹的。
语文老师原是部队上热情满怀的文化教员。嗓门儿很大，在教学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似乎课堂上也充满了硝烟，令人难忘。
还有重在实际表现的政治课张老师，当同学们责疑他，为什么评判我的政治成绩是优秀时，他竟然反问同学们：你们有谁比他更积极地给班级的农作物浇水施肥了？张老师对我的肯定，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增强了我的自信，极大地鼓舞我去不断地努力。
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时段，遇到一群优秀的、注重客观事实而坚持事实的老师，这是人生的幸运。
高中毕业后，出身不好的我竟然考上了大学，虽然专业并不如意，但终究能读大学了。听说当时能不能考上大学，与学校在你的人事档案上有没有写上“此生宜录取”五个字直接有关。是谁？是谁在我的档案上写下了这五个字。让我父亲兑现了他的承诺，虽没有倾家荡产，不过也欠下了不少外债。
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因为我的出身、因为与当时的造反派观点不同，甚至把我看成是“可能”的反革命。我被远离家乡，分配到大西北一个煤矿工作。沉思良久，安慰自己，土建与煤矿好像还有点联系，都要与深深浅浅的土地进行亲密地接触。原本要去建造水电站大坝或江湖水边的驳岸等水上建筑，现在要去干地上的工业建筑了。对于工作，那时不干就没有工作，没有吃饭钱。当时没有跳槽一说，所以不能不干。于是坐了两天多绿皮火车，到了黄土高原，在黄色的土地上，跟着这个师傅、那个师傅上高下低，爬电线杆、提升架，什么工种都做。几年下来，对地上的工业建筑，从初学到深谙，土建至各项设备的安装，烂熟于心，得到了煤矿领导、各工种师傅的肯定与赞扬，自己也觉得没有了刚开始时的心慌，内心感到很踏实，更庆幸自己有了踏踏实实、系统配套的一技之长。
改革开放以后，矿务局领导调我去搞从德国引进的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的安装工作。
大家知道，传统的采煤就是在漆黑的坑道里打眼放炮，然后煤炭落地，挖煤工人用大板锹把煤锹上刮板运输机，再把煤倒上传送带，装到储煤仓，然后直接装车外运。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大规模地提高采煤功效，同时也为了改进工人井下作业的环境，陕西矿务局引进了德国产自动化综合采煤机组。这是整个陕西省煤炭系统的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历过。
凭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越难越想试试自己潜力的精神，我接下了这个任务。那些时间里，白天与工人师傅们一起开箱、运输、组装、分析学习设备结构与动作原理。晚上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翻译随机带来的两大箱原文资料、组织学习、分析讨论、解决白天碰到的问题，为第二天地面现场运转工作做好准备，几乎天天忙到深夜一两点。
准备了近半年时间，综合化自动采煤机组终于通过了地面验收、井下安装，正式投入了生产。
这个大项目的顺利完成，让我对当时惩罚性的分配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分配到大西北，就接触不到这种大项目，开不了眼界，学不到新的科学技术。我得感谢啊，碰到了那么好的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乡人才引进的政策诱惑着我，正逢组织上考虑送我去英国学习，我陷入了矛盾犹豫的旋涡。矿务局局长，一个三八老干部领导问我：
“你老家在哪儿？”
“杭州。”
“杭州？哪个地方的杭州？
“浙江杭州。”
“那不说了，杭州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回杭州吧！”他说完就拿起电话叫来了局两办主任，当着我的面，交代他：他要调回杭州的一切手续，由你主办。让他回家与父母一起过国庆节。
多么有魄力又有人情味儿的领导！就这么简单，我回到了家乡杭州，投入了一个民用建筑集团公司，搞起了民用建筑的设备安装工作。
设备安装处是个新建单位，从零干起，困难不少，但更能有步骤有条理地建立现代化管理的规范制度。工作比较顺利，一年一番，一年三番地为公司提高了产值利润。
从中又接触了建筑消防设施的安装问题。这是个比较复杂繁琐的项目，不同功能的建筑物有不同的消防安全要求，比如制造不同生产品的工厂、医院、学校、娱乐场所、宾馆以及普通居住的公寓，包括老人公寓，它们的消防设施各有特点和要求。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学习，在消防安全设施安装的知识和技术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界面。没想到自己又成了有关消防救援、质量技术监督方面专家库的专家。
如今我年近耄耋，开始享受晚年生活。在与家人，与朋友一起聊天，难免回忆自己一生的努力，得到的成就，其中不可能不提到帮助过我的这个领导、那个师傅，还有那群把我看成是技术高、有学问，肯干活、好相处的工友们。
人的一生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父母不但给了我肉身，更重要的是还给了我积极上进、眼光高远、坚强乐观的性格与品质；感谢好老师给我们知识学问、学习的方法，还给我们自信、自强的力量，如何认识世界、认识别人、认识自己的方法；感谢朋友不让我们无助、不让我们寂寞孤独，好朋友还会与我共度患难，为我增加欢乐；我这一生还十分感谢国泰民安的和平生活，感谢社会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无数良机。
即使是逆境，我也很感谢，因为它给了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生态度和在苦难中新生的力量，也使我相信“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的社会现实——因为把我分到了国家要大力开发的大西北、大三线、分到了八百里秦川的煤矿大单位，我才有机会参与了综合机械采煤机组的大项目、碰到了一批大气魄、大胸怀的大工人阶级，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我”。
社会上还有无数我不认识的人在为我的存在而劳作，我必须有颗感恩的心，我感谢他们！
- 摄影：李嘉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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