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国事蜩螗、人心纷乱之际谈“礼”，徒添几许嘘唏。

个人认为，“礼貌”是指外在的行为表现，而“礼”则是发自内心的先验道德。龚鹏程先生指出“礼有两种”：“一就是这种能使人达到生命和谐状态的真正的礼，另一种则是一般世儒所胶执坚守的那种纯然外在的名义器数之礼。”（《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外在的礼仪可以让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然而，真正的贯彻礼的精神，或者自觉地遵守礼仪，都是属于内化而真挚本色的。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认为，由德到礼，愈演愈失其真，离道越来越远，礼的出现说明了人性由淳朴诚厚趋于浇薄的事实。循着这“道、德、仁、义、礼”的推衍路线，我们发现，后世迂儒将“义”与“礼”视为由外到内的行为要求，逐渐变成僵化而且不能因时而变的外在框框。

我们若回溯儒家本源来寻思，孟子的“四端说”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仁义礼智皆发自人的本心。“礼”是人们自然、自愿遵守的规范，切切不是外在的要求。世易时移，任何外在律令式的规范，任何纯然外在的名义器数之礼，都容易变成僵化而桎梏人心的樊笼，贻害匪浅。

“克己复礼”，是把“礼”原初的精神显现出来。礼是发自人心深处的、本体化的，礼既是良心、天命、中庸，也是千变万化活活泼泼的理，我们不可“滞于典要”，借助外在僵化的律令式的“礼”来规范人们的生活。所谓“复礼”的意义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性体仁德，自发自觉地去遵循合义、合宜的礼，并非在我们自身之外另外寻求一些未经思考的、不合事宜的道德条规去遵守。

《论语•阳货》中宰我和孔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若从这段对话中提炼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安”。孔子明确地指出“今女安，则为之”。一个“安”字，蕴涵无限玄义，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所谓自觉地遵守礼仪，并不是斤斤于形式或外在规定的“模式”，没有所谓的“真礼”或“假礼”。

现代一些课堂所谓的“道德教育”，只会依样画葫芦，把“礼”说成外在的，更不懂得分析礼的内化性。相同的情况，当前一些流行的名词，例如民主、自由、爱、尊重等等，往往被蛮横地加上“真”字为前缀，自诩为“真”，用以衬出对方为“假”。这是明显简化二分法最爱玩弄的伎俩，这更是严重亵渎并曲解了人文思维的纯洁性。

当然，任何预设了政治立场的论述与批判（甚至是谩骂），其实都是精明政客操弄下的傀儡习性的展现。最可怕的，当一个社会绝大部分的“难调之口”其实都是预设了政治立场的，我们隐隐看到人文思维的墓碑在伫立着。

（摄影：周嘉惠）

“仓廪实而知礼节”，礼仪与修养是吃饱穿暖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课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未改变。但礼仪的产生与推行，让强者碾压弱者时不那么面目狰狞，吃相好看了一点，从而弱者被吞噬之际也稍感好受了一点。虽然这没有改变根本上的弱肉强食，但总算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弱肉强食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强者们所广泛遵循的礼仪渐渐地成了假惺惺的忸怩作态。当持续的礼仪无法改变糟糕的现状的时候，礼仪背后的善意也成了虚伪的代名词。于是，伪君子、衣冠禽兽、人面兽心这类词语频频出现，以表达人们对于礼仪造成的欺骗性的不满。与此同时，真小人形象开始大行其道，获得了更多的褒扬。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做不到，就不要假惺惺地装模作样，还不如坦诚相告。真小人并非真的“小人”，而是对做君子绝望后的被迫披上的保护伞。每当看到那些试图做君子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可得而绝望地变成伪君子的范例之时，真小人们恐怕会暗自庆幸，小人的外衣给予他们无比的安全感。既然高尚与低劣的人性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可能同时存在，与其处处煎熬地要做君子，还不如彻底做个小人来的痛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行，正是这种“小人哲学”的宣言。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真小人的形象自然比伪君子更讨喜。各种艺术作品中的真小人形象创作的典型套路是，一个自轻自贱、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在戏剧的高潮阶段突然洗心革面，陡然转变而做了一件好事，从而让观众感动不已。相应地，伪君子的角色则常常看起来道貌岸然，知书达理，但在片尾则被揭露出是深藏不露的大奸大恶。也许仔细一想，伪君子的破坏力也许并不比真小人更大，这两种“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坏人变好总是比好人变坏的戏码更讨喜，先抑后扬总是比先扬后抑更让人感动，观众不同的心理期待导致了真小人常常比伪君子更吃香。或者说，在难以改变丛林法则的前提下，越尊重礼仪越吃亏。

但我们无法忽视，真小人的本质问题在于其立足于犬儒主义的出发点。这意味着真小人们早早地放弃了一切礼仪规范，对于世事绝望，玩世不恭的无所谓。摆脱做君子的包袱，看似洒脱，实则是向强权低头，成为命运的奴隶。反过来，伪君子更像是悲壮的勇士，明知真君子难以为继，仍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向他靠近。从这个意义上说，伪君子仍然比真小人可爱一点，起码他们仍然分辨善恶，知道荣耻，谨守礼仪，试图让礼仪来规范社会的运行。爱默生说道，人崇敬爱的原因是因为它总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它总是希望而不是绝望。伪君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保持了向上的姿态和人生的希望，礼仪就是这种希望的表象。如果说君子是中文语境中对于完人的期待的话，那么既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人，伪君子就是未完成的完人。这个世界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么多的伪君子才令人感动，因为他们即便作恶也仍然知耻，只有知耻才不会放弃向上的努力，只有知耻才不会选择做一个小人来敷衍一生。一两个真小人的艺术形象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世界上真的充满了真小人的话，那么恐怕这个世界会比现在更糟。因此，为了让这个世界保留一点向上的希望，我们需要勇敢地承担地做一个君子的压力，坚持礼仪，坚持远离小人，哪怕是伪君子，也更靠近真君子。

（摄影：周嘉惠。要参照今年8月9日的配图，是同一朵花：按这里）

看官如果是生活在大马，可否分享，最近曾经被哪一家机构或人类礼貌对待的吗？感觉服务态度良好的吗？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在私人领域或公共服务领域，马来西亚人的服务素质是每况愈下。

电视广告里，服务生或销售人员常常挂着笑脸，欢迎客人的到来。但是来到真实生活的时候，笑脸统统不见了。你看，以前光顾麦当劳，服务生会带着亲切的笑容欢迎你光临。在为你下单的时候，笑容可掬，让人如沐春风。现在呢，进门没有人欢迎，下单的时候，偶尔对你笑一笑，算你赚到。下单完毕，付钱时他们有时候连“谢谢”也省下了。即是说谢谢，也仅仅是嘴角稍微向上拉，似笑非笑的，完全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谢谢”。 即使是在更高档的星巴克，有时候我也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服务生？否则干嘛黑着脸下单啊？ 酒店、购物广场、游乐中心，有礼貌的服务人员，也越来越少了。

政府机构更加不用说了。虽然我们身为纳税人，理应被礼貌对待。但是，哎，不用我多说，大马人都知道政府人员服务的态度。在付钱的柜台，往往有个箱子，让人们选择“服务人员的态度如何？”。我常常觉得，那是不是让政府可以多坑钱的其中一个藉口？如果多数人说“不好”的话，这位政府人员就不会获得升职？就不会获分发花红？否则这么一个人人皆知的答案，何必多此一举？

因为家里经营餐馆，所以从小就熟读“客户永远是对的”这句话。来到店里的客人，我们都尽量让他们感觉宾至如归。所以光顾其他餐厅时，服务员的态度让我很惊讶—-凭这种服务态度，竟然还可以生存？有一些出名的餐馆，老板还摆出一副“你可以等就等吧，不可以等就别等了”的臭脸。这种店，不管多出名，我都宁可把钱丢进大海，也不愿意继续助长他的傲慢。　

话说原来我们曾经享名热情、乐于助人、好客和有礼貌的哦！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服务素质越来越差了呢？是不是城市化让人们越来越疏离？还是因为英语不好，所以自卑心作祟，进而连笑容也省下了？外劳太多，老板们来不及提升外劳们基本的服务态度？还是因为年轻一代不愁吃不愁穿，什么待客之道都抛诸脑后了？

（摄影：李嘉永）

中国的“礼仪之邦”美称源自何人何时不得而知，反正“礼仪”二字似乎不带什么骂人的意思，大家也就欣然接受。实际上，这个“仪”字最早的写法应该是“义”，也不知怎的写着写着就变样了，因此所谓“礼仪之邦”其实原本指的是“礼义之邦”。

“礼义”跟礼貌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跟古代的等级制度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很讲究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精神和内涵从古代到今天都没什么改变。根据《说文解字》这本古老的中文字典，“礼”字最原始的意思则是“履行。透过祭神祈福”(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义”的意思则是“我军威武的出征仪式” (己之威仪也)。

“礼仪”这个词指的就是比较具体礼貌、礼节的表现形式或仪式。譬如曾经听说过根据传统的餐桌礼仪，请客吃饭时主人必然在客人的饭碗之旁再放一碗饭，以方便客人需要时添饭。我们今天的做法是需要添饭就出声，依老一派人的看法，颇有让客人“要饭”的嫌疑，那是十分失礼的事。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意指中国特别讲究礼貌，实际上传统文化虽然也强调礼貌、讲究仪式，但那并不是核心价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礼”、“义”是很标准的儒家概念，也代表着根本的中华文化精神。

附：来稿衔接不上，这里写篇短文澄清有关“礼仪之邦”的误会。

“马哈迪死后，我要在他的坟墓撒泡尿。”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沈观仰先生在课堂上与哲学班学生闲聊政治，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的命又硬又长。他还没死，恐怕我已经死了。”沈先生继续说。

此话一出，全班哄堂大笑。

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又风趣幽默的沈先生在去年年尾离世了。

沈先生的棺木摆放在焚化院厅中心的自动系统，之后徐徐下降，我们目送他被送进去去焚化炉。这时，想起了他要在马哈迪坟墓撒尿的心愿不成，马哈迪比他命长的预言却成了现实，心下微叹。

马哈迪是争议性人物，人所共知。他掌相22年，施行铁腕执政，对待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异议分子、报馆从不手软。他最厉害的治国手段，就是制造白色恐怖气氛；每当到了改选的巫统代表大会，他就布局、唆使、怂恿其所领导的政党党员，恐吓、警告华人，别侵犯马来主权，别尝试冒犯统治者，更不能惹怒马来人，否则就会引起另一次513流血事件的发生。

马哈迪一方面指责马来人是懒惰民族，需要巫统保护，任何马来异议分子的声音，都被他全力打压，以确保马来选票都掌控在巫统手里。另一方面他扶植听话的人担任华基政党领袖，也透过打压、恐吓、收买三招对待华社，目的只有一个：给我选票。

目睹西马民族之间不断被分化、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全然的被马哈迪操控在手掌，沈观仰先生说他心中的肚烂无处泄。哈哈，在班上，若说到马哈迪的治国劣迹，他偶也难免出口成脏，“吊”声都喷出来。

你读他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他的文章，温和柔顺，骂人都骂得斯斯文文，和和气气。不仔细的读，根本看不出他在骂。

对，他就是一副内陆人的性格；外柔内刚 。曾经是砂州唯一的火箭党国会议员，沈先生对林吉详所走的“华人中心主义”路线，很不以为然。口中对林吉祥不鞑不伐，不吐半句恶评，还礼貌有加。然，听他说话可以得知，他骨子里对这个党的“华人中心主义”是极度的藐视。

（2003年哲学班集体照）

我常想，礼貌是不是应该像打乒乓那样一来一往？但是，凡看过乒乓赛的人都知道，小白球在来来往往之中，最后总是不知怎的就意外出界了。如果同样情况放在“礼貌”的讲究，那“礼尚往来”的结局是否也很有可能都会是个小悲剧？

老一辈的人见到熟人用餐，他们的正常反应一般都是：“吃饭啊？”少数年轻人也会如法炮制。不过，表示礼貌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过去的礼貌，有可能却是今天的不礼貌。学生时代有位同学对这一套传统礼貌深痛绝恶，总是以“我在大便”回应，让人家下不了台。一个人是在吃饭还是出恭，应该是一望而知的事，根本不必多此一问。当然，人家说“吃饭啊？”时，别把它当成一个必须回答的问句就行了。“吃饭啊？”在这里的意思不过就是“我见到你了”，跟西方年轻人发出的“hi！”、“yo！”等声音的内涵差不多。同样的，如果向老前辈“hi！”、“yo！”，也可能引发种种诸如“世风日下”、“目无尊长”等壮怀激烈的深刻感叹。

由此可见，“礼多人不怪”的传统说法并不是一定通行无阻的。那么，礼尚往来的乒乓需要具备什么先决条件才玩得下去？以下是本人愚者千虑的一些建议，敬请批评指正：

其一，社会地位要相称。你送朋友一份礼物，他回礼，那叫礼貌。你送国家领导人一份礼物，然后期望他回礼，那叫做梦。

其二，要符合社会风气。在澳洲，朋友见面不论男女老幼都抱成一团，十分热情。不过，在保守的亚洲国家就不好来这一套了，有些人认为男女一抱就可能会怀孕。

其三，要看场合。特定场合有特定的礼仪，不符游戏规则就谈不上礼貌。譬如去参加阅兵典礼，你去问人家“吃饱了没？”，那真是该撞墙去了。

其四，要看得开。打乒乓你一来我一往的推来推去，自然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万一对方突然兴起决定杀球，你可以选择和他对杀，也可以选择息事宁人。我觉得，息事宁人也可以算是一种礼貌，同意吗？

假如对别人时刻抱着一份尊重之心，即使行事不符以上条件，只要不坚持执行到底，相信问题也不至于太大。比较成问题的是，有时候有些人明明已违背了正常的人情世故，譬如“代收”26亿捐款之类，如果你还来讲究礼貌，那就不知道是道行高，还是太虚伪了？

（摄影：李嘉永）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涉及“礼貌”的篇幅不算多，但多少还是有一些。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时代关于如何教导，或能不能教导“礼貌”，并没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教育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自古皆然，“货比三家”后才决定哪一种教育理念更适合自己，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里先打个岔。近来台湾有位很受欢迎的洪兰教授，她的教育理念如何且不说，但每每有人大力推崇她书上的某句话或某个见解，我总会不厌其烦的泼冷水降温。并不是洪兰教授和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是单纯的不能忍受盲目崇拜。当我们接触到一种新的看法时，唯有同时也去理解相反的观念，才可能获得客观的、有益的知识，而孟子对盲目崇拜的意见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害处其实是很大的。如果相反的意见还未产生，不妨如此自问：“这个看法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出错？”至于和洪兰相反的意见，有兴趣的话不妨到维基百科网页去看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8%98%AD）。

且把注意力拉回古希腊。

根据《普罗泰戈拉篇》的记载，当时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是可以培养、教导的，但是家长们却更注重美德以外的各种技艺的训练（325-327）。他这么坚持其实有其“利益冲突”，因为他靠教导美德赚取学费。苏格拉底（很可能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对此却不表苟同，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不能教导的，而需要依靠灵魂的回忆。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即道德教育不能灌输，而需要启发。礼貌是道德教育的范畴，所以我们同样不能指望教导学生“礼貌是什么”来成就礼貌，而应该指点学生去理解礼貌是如何、为何产生的。关于礼貌的知识可以教导，但是实现礼貌的知识、礼貌本身却是无从教导的。

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对道德教育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认为道德观念可以灌输，后者则以为道德观念需要靠启发。我们谈古希腊最终关心的当然还是今天的世界。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因为各种资源不足，尤其大城市的学校总是挤得满满的。当一个教室里塞满了学生，老师们其实除了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别无他法。长久以来，这种教学方式固然让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在师资不足现实下的教室管理，那就比较可能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千万别真以为老师们都很欣赏这种教学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呢！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灌输法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譬如那些父母都忙着工作，家庭中没人有时间教导学生礼貌等基本的道德教育，那么学校填鸭对学生而言，恐怕是即使今天不懂，他日还有一丝机会发挥作用吧？这跟现代人“读经”的道理其实没什么两样，不知何以大家可以接受读经的灌输，却不能接受道德教育的灌输？

（摄影：周嘉惠）

我是新村人。我认为让我这个新村人讲礼貌有点困难。虽然说起来会令同在新村成长的同乡不愉快，这样的评价也并不礼貌，但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点反省还不能算是大逆不道吧？从小就在周遭都有人用粗口作为日常词缀使用的地方生活，耳目渲染下，即使自己的家人有所克制，在邻里高声宣扬粗口下，怎么能礼貌起来？

当然，礼貌是多面的，生活用语只是其中之一。而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在路边大小便这些情况，我在新村里也是都见过的。虽然我的印象里，爷爷奶奶并没有类似的恶习，也不曾见过叔叔姑姑们做这些不文明的举动，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继承了家族的文化，没有染上这些一不留神就会中招的坏习惯，但是，我的确是从小就在这个不怎么文明的市郊新村里长大的。

上学时，来自新村的同学间说话也难免是带很多脏字的，虽然在老师面前都能克制。可以想象，孟子的母亲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长大。

倒不是要唱衰自己人，只不过事实上新村人确实比较野蛮。当然，在这些野蛮的背后，我还是感受到了小时候那些邻里间的人情味。反而在年岁渐长后，城市化筑起了年轻一代间那种疏离的藩篱，人情味好像也变了。

可是，即使是彬彬有礼，温良谦恭，单凭这些做出来的外表，就能够确定那是一个好人吗？只怕未必。所以我说野蛮人不见得就等同于坏人。何况我们看礼貌的貌字，不就带着一个有虫豸的部首吗？看起来像是好的，内里不一定就不会有一肚子坏水。我们不可以貌取人，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来，我身为新村人，却没有学到日常出口成脏，是不是辱没了新村人的习性呢？当然，我并不会为此感到可惜。笼统地用群体一些看来不雅的习性来断定个人行为，或者反过来说也通，其实也算是犯下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这宗罪，也许比不礼貌来得严重许多。不知道看官看法如何？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