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带点理论根据是没坏处的，所以多数现代华人家庭有机会大都不排斥去听一听各种育儿理论，但实践起来追根究底主要还是靠“恐吓”。恐吓的方法大致有几种：没收、遗弃（不带你去、丢你在路边）、骂（小心挨骂）、体罚（小心挨打）、胡说八道（警察会抓、鬼会抓、说谎牙齿会脱落、不好好读书长大去放牛等等）。这些恐吓指的是家长意识清醒时的手段，情绪失控时的激烈反应不包括在内。

很多时候恐吓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付诸行动，当然更不意味着一定就不会付诸行动。一般上追求的重点在于恐吓的效果，最终是否真会采取实际行动倒是不那么重要，不过光说不练则恐吓早晚会化成风声、雨声。小孩在受到这种种恐吓的当下，反应要不就是哇哇哭，要不只好乖乖就范，顺着大人的意思去做。少数选择继续抗争者会被认为不受教，没救了，实际上如果大人的脾气同样倔强，在软硬兼施、恩威并济之下，儿童最后还是要举白旗的。

我个人不赞成恐吓的做法。每每见到小孩子在受到这种恐吓的时候，眼睛露出的惊恐目光，总是会联想起罗大佑《亚西亚的孤儿》的一句歌词：“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记得那位对着相机举手投降的叙利亚小孩吗？）。孩子何其无辜，有什么道理要他们遭受这样的恐惧，即便家长们的出发点是“为孩子好”？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说服美国人民参战，发表“四大自由”演说。这四大自由指的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成人世界视这四大自由为基本人权，儿童何以就没有免于恐惧的人权？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果不恐吓，怎么管教孩子？孩子不听话，自己火气上来了，为了发泄情绪而打骂或者处罚孩子都不好，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过度，引发意外。自己发火时最好选择离开现场，一切等情绪平伏后再说。只要不过度，适当处罚孩子胜于恐吓，但一定要清楚告诉孩子这一切是为什么？实实在在的处罚也算是教育的一种，而虚虚实实的恐吓只是强权下实施的白色恐怖，其实意义不大。我们希望孩子得到教训，而不仅仅是“乖乖听话”。荀子老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短暂的听话如果会为未来留祸胎，那是需要警惕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必要的时候，我个人会选择使用孩子明白的语言把问题一条一条列出，原则把握好也就足够了，不求尽善尽美。自己不是圣人，为什么却以圣人标准要求孩子？可能是我运气好，至今没有出现需要出动体罚的时刻。孩子偶尔调皮，把问题说明白后，让她们打自己屁股；这种方法其实不错，打完后，一切都付笑谈中，不会造成童年阴影、心理扭曲等后遗症。同时，为了让孩子心服口服，老爸犯错也得罚，自罚三杯！

许孩子一个快乐童年，首先给予他们免于恐惧的自由。

（照片摘自网络）

赖声川的剧本《暗恋桃花源》是个杰作，演出有话剧版，也有电影版，都很好看，我的老师的老师田本相教授曾经称誉它为三部百年华文戏剧经典作品之一（另两部是《雷雨》和《茶馆》）。剧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即袁老板说自己懂小孩，因为他是从小孩长大的（第六幕）。

我们谁不是从小孩长大的呢？但，我们之中还有几人真的懂小孩呢？上述《暗恋桃花源》中的一幕，也是剧中的一个搞笑桥段，可见大多数的成人其实都已经不懂小孩了。

有些人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心中的小孩”被保护得很好，一般人似乎都认为这是件可喜可贺的好事。然而，有些人同样表现得像个小孩子，却经常要被人骂“幼稚”！这“幼稚”可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特别是对成人来说。我尝试分析过两者的差别，发现区别在于一个是心态像小孩，一个是行为像小孩。小孩的心态经常是天使般可爱的，但他们做的事却经常有如魔鬼般恐怖，譬如我家小孩吃顿饭除了弄脏直径一公尺的范围，还会把衣服、脸、头发弄得到处是饭粒，真是让人甘拜下风。

我常常觉得好奇，除了明显的外在身理变化，是什么造成小孩到大人的心理转化？我们对这种转化，又究竟抱着什么心态？相信不少人会选择用沧桑的口吻抛出“生活”这个答案。每个人的生活际遇不尽相同，“生活”是怎么又成为大家的共同分母呢？

也许，大家心中原本都有个好小孩，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好小孩处处触碰各种大小钉子，渐渐我们变得世故，渐渐变得市侩，渐渐变得不再可爱。奄奄一息的心中小孩偶尔会现身在信任的人面前，譬如同学们离校四十年的聚会之类，就可以发现一群七老八十的人像小孩般开心。也有的时候，心中小孩已经离去，没人觉得这种人好玩，他也不觉得其他人好玩，反正他活得目标明确、义无反顾，不再在乎沿路的风景。

大人不懂小孩跟小孩不懂大人不一样，我们是忘记，他们是尚未经历“生活”的洗礼。总的来说，两种情况都还算可以接受。比较不这么正常的情况是，不论喜欢或者不喜欢自己当下的际遇都好，请诚实地扪心自问：你懂自己吗？还认识镜子中的自己吗？可以面对这种转化的结果吗？

我猜想，有些人也许会掩面而泣。

附：如果对《暗恋桃花源》的电影或话剧演出感兴趣，youtube可以找到。无法上youtube的大陆读者，优库网也有收录。

（摄影：周嘉惠）

中国的“礼仪之邦”美称源自何人何时不得而知，反正“礼仪”二字似乎不带什么骂人的意思，大家也就欣然接受。实际上，这个“仪”字最早的写法应该是“义”，也不知怎的写着写着就变样了，因此所谓“礼仪之邦”其实原本指的是“礼义之邦”。

“礼义”跟礼貌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跟古代的等级制度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很讲究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精神和内涵从古代到今天都没什么改变。根据《说文解字》这本古老的中文字典，“礼”字最原始的意思则是“履行。透过祭神祈福”(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义”的意思则是“我军威武的出征仪式” (己之威仪也)。

“礼仪”这个词指的就是比较具体礼貌、礼节的表现形式或仪式。譬如曾经听说过根据传统的餐桌礼仪，请客吃饭时主人必然在客人的饭碗之旁再放一碗饭，以方便客人需要时添饭。我们今天的做法是需要添饭就出声，依老一派人的看法，颇有让客人“要饭”的嫌疑，那是十分失礼的事。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意指中国特别讲究礼貌，实际上传统文化虽然也强调礼貌、讲究仪式，但那并不是核心价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礼”、“义”是很标准的儒家概念，也代表着根本的中华文化精神。

附：来稿衔接不上，这里写篇短文澄清有关“礼仪之邦”的误会。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涉及“礼貌”的篇幅不算多，但多少还是有一些。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时代关于如何教导，或能不能教导“礼貌”，并没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教育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自古皆然，“货比三家”后才决定哪一种教育理念更适合自己，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里先打个岔。近来台湾有位很受欢迎的洪兰教授，她的教育理念如何且不说，但每每有人大力推崇她书上的某句话或某个见解，我总会不厌其烦的泼冷水降温。并不是洪兰教授和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是单纯的不能忍受盲目崇拜。当我们接触到一种新的看法时，唯有同时也去理解相反的观念，才可能获得客观的、有益的知识，而孟子对盲目崇拜的意见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害处其实是很大的。如果相反的意见还未产生，不妨如此自问：“这个看法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出错？”至于和洪兰相反的意见，有兴趣的话不妨到维基百科网页去看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8%98%AD）。

且把注意力拉回古希腊。

根据《普罗泰戈拉篇》的记载，当时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是可以培养、教导的，但是家长们却更注重美德以外的各种技艺的训练（325-327）。他这么坚持其实有其“利益冲突”，因为他靠教导美德赚取学费。苏格拉底（很可能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对此却不表苟同，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不能教导的，而需要依靠灵魂的回忆。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即道德教育不能灌输，而需要启发。礼貌是道德教育的范畴，所以我们同样不能指望教导学生“礼貌是什么”来成就礼貌，而应该指点学生去理解礼貌是如何、为何产生的。关于礼貌的知识可以教导，但是实现礼貌的知识、礼貌本身却是无从教导的。

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对道德教育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认为道德观念可以灌输，后者则以为道德观念需要靠启发。我们谈古希腊最终关心的当然还是今天的世界。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因为各种资源不足，尤其大城市的学校总是挤得满满的。当一个教室里塞满了学生，老师们其实除了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别无他法。长久以来，这种教学方式固然让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在师资不足现实下的教室管理，那就比较可能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千万别真以为老师们都很欣赏这种教学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呢！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灌输法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譬如那些父母都忙着工作，家庭中没人有时间教导学生礼貌等基本的道德教育，那么学校填鸭对学生而言，恐怕是即使今天不懂，他日还有一丝机会发挥作用吧？这跟现代人“读经”的道理其实没什么两样，不知何以大家可以接受读经的灌输，却不能接受道德教育的灌输？

（摄影：周嘉惠）

刚到澳洲时，对老外帮忙开门（或挡门）这动作实在有点不习惯，感觉太绅士了。这几年，因为怀孕，过马路，后来抱着小孩或推着婴儿车散步，我几乎都被宠得不太“怕车”，有点横冲直撞了！上下电梯、巴士站、火车站，早就脸皮厚厚的，自动往前排队（插队？）。要是回到马来西亚，大概没那么幸福吧？

几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在Geraldton（距离珀斯北边大约425公里的一个城市）待了近乎一年，见识到乡间老外的友善。在海边散步时，公园遛狗时，碰到的路人甲乙丙丁都会打招呼，起码也会点头微笑，热情些的还会闲聊两句。对一个亚洲华裔来说，可能算不上雪中送炭，不过也够温馨的了！

我想主要关键还是人口密度，当你以车速每小时110公里开了一两小时的车连动物都没看到两只时，当看到迎面开来一辆车（还有人在里面呐！），那种喜悦的心情，哪有不热情拼命挥手的道理？这好像不算友善，也不是礼貌，归根究底就是人少！要是整条马路塞成了车龙，公园、车站几百个人挤在一起用，还有谁有心情跟你笑、还管你有没小孩呐？所以，在这袋鼠跟人口比例差不多的国家住，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照片摘自网络）

一块石头是什么颜色重要吗？不论是白色、黑色，或七彩，石头颜色的意义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人类存在，这块石头的外表，包括颜色、条纹、形状，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这是以前从哲学课学来的一个观念，合理与否暂且不论。正是人这种生物，赋予了石头颜色一种对人类才有的意义。石头会不会在乎狗知不知道它的颜色呢（一般相信狗是色盲的）？其实我既不是狗，也不是石头，根本无从得知，但是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石头的颜色只因人而有意义，如果人不存在了，它的意义也随着消失。同样道理也可以应用在其他事物上。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人的存在很重要。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2006年上映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点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事实，近代人口以惊人的几何级数在增加，而人类活动却又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毫无头绪，可别条件反射式地把地球变暖跟晒衣服比较快干联想到一起，建议去找几部美国好莱坞拍的灾难片看就会有些概念，不用信到十足，心里有个谱就行。

看来，人口增加太多、太快是个环保问题。

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地球目前并不是只有变暖的问题，沙漠化、水源污染、空气污染、能源问题、垃圾处理等都是大问题，其中不少项跟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而二十世纪以来人口迅速膨胀无疑正是导致这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

结合上述的两个重点，不难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小小推论，地球上的种种事物因为人类的存在而显得有意义，但是如今数量太多的人类却造成地球的负荷压力，而且感觉上地球好像很快就要完蛋似的。人类在地球的横空出世可以有许多浪漫诠释，但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诠释，实在难以掩饰人类所造成的实际破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文人雅士对田园风光充满美丽幻想（这些人绝对不会是在田园挥汗苦干的农夫），殊不知农业本身就是对地貌的破坏，从环保角度来看农业则肯定有另一番见解。譬如我国大肆开辟森林以种植棕榈树，我国政府认为是在发展农业，而在澳洲政府眼中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环境灾难，还因此禁止进口棕油。

古代人口少，为害不大，现代人口爆炸，加上科技的长足发展，我们对自然界进行控制、征服、掠夺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简直就像是企图自我毁灭。节省用水、用电，不进行露天焚烧，资源回收等，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好习惯，对环境当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如果人口持续增长下去，只怕好习惯毕竟抵挡不了人的生存本身所必然造成的环境负担。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有保护环境的动作，假如没有人口控制的计划来配合，前景还是相当悲观的。你又怎么认为呢？

（摄影：周嘉惠）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对“环保”基本上持赞同的立场，但也同时觉得事情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

有些人直接把环保和发展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一个著名例子就是三峡大坝，大坝建起来后，许多古迹从此就被淹在水中了，环保分子也曾经指出三峡那些“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猴子，将会失去家园。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记者访问总工程师，他的反驳也很值得思考：“是猴子重要？还是让人活得不像猴子重要？”（大意如此）在现代社会，让人民过上有水有电的日子，应该可算是政府的最低标准吧？为了这个目的而牺牲猴子的家园，甚至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我们即使不赞成，难道也不觉得情有可原吗？你以为那些工程策划人都没读过李白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或者读了也无动于衷？也许是身为同行，我倒是很容易对这样的决策产生一股理解的同情。必要的发展，必须付出代价，那是无奈，不是无情。

早前为了反对关丹稀土厂可能带来的污染，大家激烈反对。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家日本工厂因为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稀土，在日本国内遭到反对，所以来到我国设厂，这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今天依然存在。我不是想说稀土不会污染环境，稀土肯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否则日本也不至于把这一家工厂请出国门，但是我国政府为何那么大方允许这家公司来设厂？是无知吗？是被骗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实际上，像我这种电机工程师在为顾客建厂的时候，只需要知道工厂的产品是什么，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是否有潜在的环境问题，那是环境局的事。工作近四分一世纪，经手的工程不下数千担，其中是否存在某些可能产生环境问题的工厂？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无从确认，很多事情都被归类为商业秘密，顾客没有义务告知。至于环境局有没有尽到应分的责任？那更是不得而知了。一连串的未知数，不难想象我们的环保顾虑应该是必要的，却也肯定是考虑不够周全的。

一般工程师理应不会特意去协助建造未来会造成环境灾难的工厂，但这很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关丹稀土厂并不是建好后从澳洲整个搬过来的，一定也是由本国各种专业的工程师同心协力建成。有钱使得鬼推磨，工程师又能有多清高呢？在这世界，总有人愿意为钞票出卖良知，想想也是蛮悲哀的啊！

（摄影：周嘉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迫浪费生命。譬如说，塞车，等一个迟到的人，开会等等都不是让人陌生的实例。说它们“浪费生命”，主要在于事情的无意义。除了我国前任交通部长林良实厚颜无耻地看出“塞车代表繁荣”，塞车还可能有什么意义？迟到，特别是习惯性迟到的人，于人有何意义？开会一般来说最能反映制度的不健全，实质意义不大；尤其那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会议，生活还真的会无聊到那个地步？由于别人的无能、坏习惯或失误，我们却因而平白无辜地付出一部分的生命殉葬，虽然无可奈何，但果真可以无动于衷吗？

因此，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都尽可能不去做会导致浪费人家生命的事，那实在太缺德了。我不迟到，也不主动召开会议，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说得上十分符合道德伦理标准。

网络上《百度百科》说：“闲暇是指个人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利用或消磨的时间。”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消磨闲暇时间，那应该是很令人愉快的事吧？其实也不见得必然如此。

每次到维修中心为车子保养，一般需时一到三小时不等。顾客时多时少，但在中心痴痴等的总有十来人。除了极少数人仍用手提电脑在等待的同时继续工作，一般人翻几下报纸，然后就百无聊赖瞪着电视几小时，而且很明显对节目并不感兴趣，但就这样干瞪着，直到等待结束为止。

为车子定期保养，不是什么突发事件，理应有充分时间作出准备，几小时时间并不难打发；不论是看书、织十字绣、折豆芽根，甚至闭目养神都行，做点什么吧？瞪着电视放空是什么意思呢？现代生活不是匆忙得很吗？怎么就发几小时呆，任由时间流逝？如果这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利用或消磨”时间，可见无意义、浪费生命其实也可能是许多人的自主选择。

或许，真的是时候我该回到自己的星球去了。

（摄影：周嘉惠）

先说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某童子军为了响应“日行一善”的童军铭言，结果每天都硬拉一位老婆婆过马路。

当老婆婆要过马路时，童军帮助指挥交通，或扶着老婆婆过马路，应该都算是“日行一善”誓言的具体表现。但是，如果硬把不打算过马路的婆婆拉过去对面，那只能说是为完成KPI而不择手段了。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好心做坏事”，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我想，追根究底那无非是一种为了满足自我与他人期许的心理，尤其希望别人因此摸摸自己的头，并称赞一声good boy/girl！

其实，这就跟传销公司为会员召开嘉奖大会的目的有点相似：达到目标是一回事，让大家都知道你达到目标又是另一回事。然而，不论是行善或力争成为传销公司的“钻石级”经理之类，也许有些人是出于虚荣的原因，但相信多数人还是出自一种希望被肯定、被接受的微妙心理。这种心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花了不少篇幅谈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看。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乎是否获得别人的认可呢？主要可归结为对自己的成就难以确定，进而无法肯定自我，因此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马斯洛三角形的最高层次不就是自我实现吗？但要是努力了许久，却不确定自我到底实现了没有，那岂不是最终要演变成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空虚？当然，明智的人对自我是肯定的，只要深信自己的行为是恰当且值得赞扬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他人的看法于他如浮云。至于有些人为了自我被公众肯定的原因而行善，虽然动机不纯，但整体结果毕竟还是好的，皆大欢喜不算坏事吧？没错康德很重视动机，但做不到一百分时就退而求其次，倒也不必因动机而全盘否决结果，做人何苦去当个偏执的99族呢？

如果家有小朋友，一般人都会差遣小朋友去做这做那，“拿纸巾来！”、“开电视！”、“关电视！”，不一而足。通常也会附带一些“奖励”的言语，“哇！第一名！”、“一百分！”。小朋友天性单纯，也乐得为这些毫无意义的鼓励当遥控机器人。等到某一天，当你一心以为百试百灵地祭出“第一名”、“一百分”，而小朋友却转身说：“你自己去拿纸巾，你第一名！”这不是叛逆，也不代表小小年纪就已经失去“行孝”的动力。反之，你该感到高兴；这反映小朋友已经踏出了自己人生的一小步，不再靠你的“鼓励”来肯定自我。庄子会告诉你，那就是逍遥的基础，那就是自由的萌芽。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