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ovid 19，到现在2022的Omicron，让原本一度好转的疫情近日又再创新纪录，不但一直维持在二万，直奔三万也是预料中事。
然而在一连串封城的MCO、CMCO、RMCO、EMCO……现在没有人想再封了，因为再封的话就真的要“疯”了。哪怕现在疫情高企，人民还是照样外出、工作、旅游，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然而，在MCO的那一段时间，虽然有很多人失业，也有商店倒闭，但也有不少人看到了转机；他们加速了对科技的利用，当封城之际把生意投放到网络上，出乎意料的，生意额竟然比线下好。
此外，一些演艺歌手由于不能公演，断了收入。结果在网络上直播唱歌，收获一众粉丝之余，也吸引了许多商家，成为代言人，收入也不比以前少。
由此可见，在大家以为封城就是死路一条，但其实只要懂得把握，适当的转换营销方式，给自己多一个尝试，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们十连所在的四矿，在长兴县、安吉县和吴兴县三县交界的地方。虽说隶属长兴县，距离长兴县县城雉城镇却有百多里地。即使去最近的小镇和平镇，也得走十四五里地。因为地处偏僻，我们很少有文化生活，连看一场电影都很难。
在我连水稻梯田最上头不远处有一座水库。水库边上有一座二层楼房，这是当时四矿最高的建筑。1968年，这里是嘉兴地区五七干校，1970年以后，又挂起了嘉兴地区党校的牌子。后来干校撤销了，只剩党校在此轮训党员干部，一期一期办班，学习马列理论。
最初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蹭电视看。电视机放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往往是我们的人挤满了这个屋子，好像是十连在搞活动。
好像是1973年吧，党校开始办马列学习辅导班。当时，知青杨张乔还是一个代理指导员，想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的主意：组织连队报道组成员去党校旁听。就是这个主意开始改变我的生活。
报道组当时有十来个人，文化水平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党校先后办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名著的辅导班。即使我这样的高中生水平，也从来没真正接触过马列原著，靠听课是听不懂的。为此，杨张乔特意邀请了党校两位理论教员来连里，倒了两杯白开水，请他们与报道组成员座谈，意在请求收留我们作为校外学员，帮助答疑解难。我们的作业，请老师给我们批改。
来的两位老师一位姓沈一位姓刘。沈老师年长些，单名秋，瘦高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举手投足中透着一种学者的儒雅，平时不苟言笑，不像刘老师那么好亲近。我觉得人如其名，沈老师就像深秋带一点萧瑟，又深不可测。
待听明白杨张乔请他们来的意思，他微微笑着，好像是对刘老师说话：“人家请我们喝茶，我们总要说几句。我们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这第一句开场白，就让我心里暖暖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接下来的第一次书面请教，我就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敬仰、敬畏之情，就像小学生面对大学教授。
后来，报道组几个对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感兴趣的人经常主动去沈老师那里。我、高明月（团支部副书记）和沈玉燕（畜牧班副班长，后来是连队会计）三个人还常常交流听课笔记，讨论，写出学习心得主动送给老师批改。有时候，沈老师会把批改意见写在其中一个人的学习心得后面，让我们传阅。
如此交往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沈老师给我的批语越来越详细，要求也多起来。他鼓励我，说我的基础好，有潜质。当时正说要“建立宏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沈老师认为我应该以此为目标作出努力，他愿意指导我。
老实说，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做个理论工作者。我的天性是感性占上风，就是个文学青年。潜意识里，我甚至很排斥理论一类的东西。可是当时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指导呢？我想，第一，难得在他这样一个正宗的理论教员主动提出来。对于我敬仰的人，即使无辨真伪，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听从。第二，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已经激发起并让我习惯了通过学习来满足精神需求，然而在那个年代，除了像世代农民那样干活，几乎没有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上大学希望渺茫。突然撞上一个可以信赖的导师，那种内心的渴望看到了希望，好像沙漠里的人突然望见绿洲，我有点喜出望外。
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表示愿意听从指导以后，沈老师竟要我承诺“坚持到底，决不反悔”。后来，这个承诺让我吃足了苦头，而我的人生也由此改写。
沈老师的指导非常“原则”，就是要我系统地自学马列原著，不要受别人解说的干扰。他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要自己看，自己想。不要偷懒人云亦云。
为了督促我做到这一点，沈老师要求我每天必须读满2小时马列原著，并要记录这2小时是怎样积攒而成的，读了什么文章的第几章节及相关札记等。读相关参考书都不能算在这2小时之内。每两三天就要交一次记录。每旬交出一篇学习笔记。
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行起来却非常难。
首先难在没时间读书。
我们每天光在地里干活就有10个小时。午休时间，我一直在收听广播英语教学节目，已经无时间可挤。晚上，不是报道组、团支部就是夜校、宣传队开会、学习、活动，难得有晚上空闲的。忙完这些事，差不多就10点了。上床以后，看书，写日记。为了完成2小时的读书规定，我常常要到凌晨才能睡觉。很多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再继续看，就像现在有些高考前的学生。也就在那时候，我学会了坐着甚至站着打瞌睡。只要有那么几分钟，精力就可以恢复。
即使这样，2小时还是保证不了。慢慢地，我学会了提高办事效率来挤出时间。比如，在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或者听人聊天的时候，我会同时做些必须完成但不需要大块时间或集中精力的事情，像修改黑板报文章、拟发言稿、看参考书、打草稿等。以致后来我看书的时候手里不做点别的事情就觉得很浪费。
其次难在身体吃不消。
我从小身体差，几次病重差点没命。中学毕业时，因为严重神经衰弱，学校没有安排我下乡，把我转到街道待分配。后来知青百分百下乡的政策下来，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兄弟下乡，我才优待到兵团。到四矿不久，我就生病了。天天低烧，骨瘦如柴。卫生员说二级风就可以把我吹倒。营部医生没法治，带我去湖州的大医院看病，也没有诊断出究竟是什么病，就一直没有治疗，在病床上差不多躺了半年。直到1978年回到杭州，我才知道我的肺部已经钙化——原来当初得的是肺结核！惊愕之余，有点后怕，更多庆幸，人的生命力真的不可思议啊。
现在看来，1973年我的肺结核应该正在自愈中。每天体力劳动强度大，又要挤时间读书写文章，只有6小时的睡眠，身体应该是吃不消的。
为了保证身体能够承受这样的负荷，我调整了作息安排。增加了早锻炼。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绕山坡跑步三四千米，然后神清气爽地在山坡上读原著。干扰少，效果挺好。到离上工还有半个来小时，回来洗漱吃早饭出工。晚上再看情况抽20分钟10分钟地读满2小时，不再熬夜。实在完不成，星期天补上。秋天天气转凉后我又加上洗冷水澡，一直坚持到1月份。
我的身体不可思议地好转，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达到我一生健康的最高峰。我体会到，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交替协调，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感觉生活很忙碌，但有条理，有节奏，有收获，心里充实、开心。心情愉悦对康复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最难的还在于——读不懂原著。
我以前偏文科，看小说一目十行，遇到大段议论性文字就跳过不读。书看多了，理解力也强。可读马列原著完全不一样。读马列原著的时候，首先要改变快读方式，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读过去，先把意思读懂。因为不懂理论术语，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历史背景，读完了往往不知道书中讲了点什么。特别是读恩格斯的经济著作，简直就像刚认识26个字母的学生就被要求阅读英文书籍一样。
为了弄懂文章的意思，我就像初学英语的人一样，一字一句地理解句意，读完一个自然段，用自己的话把段意概括出来。再通过一个个段落大意，搞清楚全文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本身都是学者，他们的文章往往容量很大。有时候看看只有一两句话，却像中国的典故似的，后面的背景故事宏大而深奥。所以，要真正读懂一篇文章不容易，有的需要花费一两个月时间。
不过，读原著再难，与写读书心得一比，还是小菜一碟。
记得第一篇学习心得交上去，沈老师批了个“1分”，还说是看在我的态度认真才给的。沈老师吝啬表扬，很少表示满意。我想他以前一定是高估我了。他不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硬要脑子里连个写理论文章的基本词汇都没掌握几个的人写出个子丑寅卯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好在我对他的苛刻、挑剔从不反抗，一边自我检讨，一边嬉笑着申述理由，一边保证以后加倍努力，让沈老师在“恨铁不成钢”之后，仍然能够松开眉头。
偶尔，沈老师也会“给颗糖吃”，借一些文学名著给我看。像《契柯夫短篇小说选》、《静静的顿河》等。我家的书橱里，还有一套旧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们》就是他送的。谈起文学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会多一些，我的自信心也能恢复一点。
倒回去看，我那时候真的够努力。其实没有人逼着我，都是我自己逼自己。党校办班间隙，沈老师休假离开四矿，特别是1974年年末党校停办之后，面授就变成了函授。我一直按照约定，每隔数天就托人带出或寄出一封信，里面是关于读书的汇报。而沈老师也一直坚守承诺，对我的“作业”细加批改，然后寄还给我。有时候我自鸣得意的作业，会被批出好多错误，让我心服口服，因而始终不敢翘尾巴。
在前后两年时间里，通过每天的2小时，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因为原著涉及而扩展阅读如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等自不待言。
1974年，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我连办起了政治夜校。除了副指导员杨张乔，我和沈玉燕、高明月等理论学习积极分子都是夜校的讲师。
我们多次讨论夜校的教学内容，开课讲《哥达纲领批判》。也讲了《儒法斗争史》，却重点讲史，不联系社会上的路线斗争，不联系连队实际，单纯讲理论。我想，这与沈秋老师坚持学习马列原著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因为学习搞出了名气，团部宣传股把我借调去搞新干部培训。我做了一个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辅导性发言。课后，有一个高我一级的中学校友说，就像跟着我逛街，从这个店出来又进那个店，目不暇接，有点跟不上。主管培训的沙副政委总结的时候，让那些连以上干部们别自以为是，以后再培训，就让战士来给干部上课。我想他是拿我说事儿。
1974年下半年，四矿的党校停办后没有再回来。第二年，沈秋老师调动工作离开了嘉兴党校，“函授”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中止了。当然，我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工作者。其实，结果并不在于我做什么工作，而是阅读原著让我成为了怎样的人。
1978年春节以后，我被借调到长兴中学当教师，教政治。老教师听了我第一堂课以后，就问我以前是否当过教师。他们觉得我在课堂上非常老练，根本不像新教师。
在代课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浙江省高校政治专业师资班的招生考试。招生的老师在看我飞快地做完两道题后，就走出去和长兴中学的陈书记聊天，说“她答题一点没问题”。师资班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的时候，我已经在出版社工作。该大学为了要回我这个学生，还与出版社“打官司”到省委宣传部。因为出版社领导的真诚挽留，我留在了出版社。
那段学马列原著的经历，并不是我坐到编辑岗位上的直接原因，但我自此开始的人生高峰，却是由它铺垫而成的。
1978年回杭时，我已经快30岁了。改革开放，让我拥有了发挥才干的机遇。一个高中生要在出版社站住脚，工作上必须做出好成绩，还要赶快考出高等学历。同时，我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几件人生大事集中到一起，我并没有手忙脚乱，却充满了幸福感——经历了8年的下乡生活，我终于有机会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了。
面对新的岗位新的生活，我保持了读原著那段时间的生活方式，早上跑步到公园里，在路灯下读英语。下班以后，我留在办公室继续学习、编书稿。
自学考试没时间上辅导课，每一门课都是“临阵磨枪”。我甚至没有时间把教材从头到尾看一遍。怀孕的时候，我走路上班，边走边背诵必须记忆的考试要点。就这样，每一门课我都是一考通过。
我的本职工作也做得如鱼得水。老编辑们常拿我教育那些新进社的大学生，说我的实际水平超过了文革前的大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经意间影响了儿子，使他从小就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知道怎么去做。
不仅如此，我还在家庭教育科普宣传方面发表了300余篇文章，出版了十几种书，在各种人文大讲堂和家长学校讲课，帮助家长改变教育观念和方法。
这一切，让我觉得人生美好。
回首往事，在兵团的5年，加上兵团转为地方后的3年，是文革中后期。我回杭后不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开始了。沈秋老师把学习马列原著当作学问来做，是那么契合新时期的特点，使我觉得阅读原著的日子，简直就是在为完成进入新时期的转折而做准备。它充实了我的心智，强健了我的身体，调整了我的生活方式，让我在机遇出现的时候就能够一把抓住，与新时期齐步前进，并且心无旁骛，胜任愉快。
是沈老师用“2小时”引导我进入人生的新天地，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感谢他。
从小还真是被吓大的！
妈妈说吃饭要吃完，饭碗里如果有剩饭，以后就会是麻子脸；又说中秋节如果用手指指月亮，耳朵会被割掉……。
我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所以当自己做妈妈时，并没有这样吓孩子，而是告诉孩子在平安夜要赶快睡觉，不然圣诞老公公就不来了；当孩子掉牙齿的时候，告诉她小天使晚上会来，明早你的枕头底下会有钱喔！有时想想，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这样吓小孩？而美国人却会创造故事让孩子听话？
总之，华人长辈是用权威压制，西方人用循循教导的方式，利与弊因文化不同，其实也说不准谁对谁错。
故乡有一条民间谚语：“小来外婆家，大来丈姆家”。意思是：小时候喜欢去外婆家，长大了喜欢去岳父母家。因为去这两个地方不但好吃好喝好玩，有时任性妄为，也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我自出生到懂事，从不知有外公外婆，只知道有舅舅舅妈。舅舅又在我少不更事的年纪去世了，所以，我小时最想去的地方是舅妈家。
说来不可思议，我只有一个舅舅，一个舅妈，却有六个表哥。舅妈家原在我老家颇有名气的天湖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子内，十几间黄泥打墙茅草盖顶的小屋零星散落的小山村中，村民全姓樊，我年年跟着妈妈去舅妈家拜岁、上坟，凡见到的男人都得叫舅舅，只有一位辈分最小的近房表哥，可他的年纪比我爸还大。后来，舅舅被东海岸边的一家开石宕的班主招募，全家便迁到离石宕较近的一座小庵——太仓庵安了家。自此远隔山海，有好几年没从我舅妈粗大的手里拿到压岁钱了。
忽然有一天，妈妈背着我，翻过又高又耸的石头岭，步行七十余里到太倉庵去看望舅舅舅妈。舅舅因大腿受飞石片重创，患上了败血症，整个小庵笼罩在愁云惨雾中，我妈与舅妈衣不解带轮流伺候，表哥们千方百计找碎活打零工养家糊口。那个时期，最闲的是我和那位小庵里的长住。她患有少儿麻痹症，成天坐在僧房窗口下念阿弥陀佛，大家都叫她窗里美女。舅舅终因缺医少药，与世长逝，一大家子抱团痛哭，似乎天要塌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舅舅有位堂兄从小去上海什么书局做学徒，像现实版的电视剧似地，被老板赏识，招了女婿，顺理成章地做了老板。他见堂弟英年早逝，孤儿寡母生活无靠，便出手把我的二表哥三表哥帶到上海。开始的身份是学徒，不久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二表哥还当上了该工作单位的工会主席。
好风凭借力，解放了。我舅妈一家也在当地分到田地和房子，还有称得上豪华的家具。此后，我再去给舅妈拜岁，就睡在七弯大床里撒野。
我舅妈一连生了六个儿子，大表哥因为无钱看病，很小就夭亡了，不过他在家族中的绝对地位始终没变，一直是排行中的老大。不知是自己没有女儿还是对大儿子夭折的怀念，舅妈对我亲如己出，所以表哥们也把我当亲妹妹看待。虽然我家离舅妈家远隔七八十里，中途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头岭，但凡母亲去探亲时，我总是死缠烂打闹着要一起走。纵然爬石头岭就象守上甘岭，又饥又渴又累又惊魂游移，因为听父亲说，那座山里有强盗，常常劫财劫色，要买路钿。可我当年年纪小，我妈除了我一无所有，也不懂什么是劫色，除非强盗是瞎子才会有风险！当然啦，心虚胆怯是免不了的，两只脚丫子恨不能变成风火轮，越快越好，下岭后生痛生痛地，风火轮没有，肥皂泡无数！
舅妈新家在东海岸西侧，一个叫下陈的大村庄里。村东边筑了一道宽大结实的堤坝，把海水拦在村外。坝内有一座白色的高塔，七层，有碑文，大意是说这一带没有高山，风水外泄，为保境安民，故造塔镇之！所以村民们叫这块宝地为“风水城”。
逢年过节，上海的工人们也回家探亲。表哥们常常领着我去风水城外赶小还赶小海，即在滩涂上捉海鲜。三表哥腿长手灵活，擅长捉跳跳鱼，五表哥很勤快，做三表哥的下手绰绰有余。四表哥、六表哥眼力特好，他们把一条系有小棍子的麻线，结在小竹竿的梢头上，坐在风水城下层的堤勘边钓红鉗蟹。那些看上去八面威风的小东西却苯得要命，一看到空中有条蚯蚓似的物体落下来，不但不钻洞躲避，还用它的万能大钳死死钳住不放，最终落进我手中的铁丝克箩里。我曾经强力要求下坝去捉鱼摸蟹捡海螺丝什么的，偏被二表哥拦着不放，他说，别看滩涂风平浪静，大潮说来就来，你一不小心就要被海水抢走，做大螃蟹的美餐！二表哥千好万好，最不顺眼的地方就是胆小！
舅妈家不但有大海，有表哥，还有两株老杨梅树，每当桃花落尽，稻苗翻青的农闲时节，我爸会带我去舅妈家吃杨梅，他顺便买一担海货海鲜，挑回只见山头少见人头的连山老家，做小买卖。
说到舅妈家的杨梅，至今还口水直咽。并不是泛酸，而是齿颊留香，回味无穷。那时候，五表哥和小表哥还没去上海，四表哥虽然已经参军当了海兵，但正同本村供销社一女人谈恋爱，有事没事总往家里跑，杨梅时节正也是我们表兄妹聚会的日子。小表哥四表哥身材高挑，手脚灵便，他俩爬到树上像猴子似地采摘，挑最好最大的杨梅放进嘴里。五表哥体胖手短，只配与我为伍——捡落在地上的杨梅。树上的人也挺仗义的，他们使劲摇动杨梅树枝，让熟透的、比红玛璃还养眼的大珠子落到地蕨草上，尽我们挑拣海吃。只是有一个必须遵行的乡规：在杨梅树上下吃杨梅不能吐核，不然会影响下年杨梅的质量和产量。所以杨梅好吃，却不得吃过多，肚子里装满杨梅核，到第二天都会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定。为了助长消化功能，表哥们边采摘边唱童谣。其中两首被我牢牢记住，后来收录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内，歌词如下：
虽是童谣，聊聊数句，把整个四明山区东麓，宁绍平原末梢的风情风物描述得一览无余。
写到这里，不禁黯然销魂。六十多年过去，当年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可物是人非，舅舅舅妈的墓地早已草木森森，进不去，也找不到了。表哥们相继仙归在天国聚会，儿时的意境，只能在夕阳下伴我回翔了。（2020年12月9日于杭州阳光地带，温度）
“记得那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榕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看到本期的选题，大脑里不仅想起这几句。其实出处也讲不清楚了，恍惚记得这是郭敬明小说里提到的几句。那时十几岁，深受这些青春创伤小说和散文影响，跟着写过很多篇纯幻想的文章，发着少年没经历过人生的无病呻吟的哀叹。
后来再看，虽然文字依然美好，但当时那种矫情的感情和情怀，真是一言难尽。也许少年时都这样？
至少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上，我并没有特别怀念那时。可能会时常有后悔的时刻，但后悔的多数在读大学之后，比如某某时刻为什么没有珍惜某个机会，为什么不能早点成熟一些，早点做职业规划，早点眼界开阔一些不要那么短视……
成年之后，所有的后悔都和利益相关。而少年时，所有的事情都和感情、和体验有关。这就是成年和未成年的区别吗？
说不上遗憾，不觉得当现在这个为了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而奔波的自己，这样的选择是错的。回忆起少年时，还会笑那时候真傻气，怎么胡思乱想那么多东西，连天上有朵不一样的云，都要好奇半天，连朋友忽视了自己都要难过很久，看了本小说能跟着哭上一包纸巾，有时候为了想获得别人的认可而拼命表现像个小丑。
现在的我变了。关心的少了，尤其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因为别人认可不认可我，又有何相干？能让我更有钱更快乐吗？并没有。那我关心什么呢？关心家人，关心未来，关心我们能不能把生活过好，会不会在某天陷入窘境，等等。所以每天都努力工作，存钱，买保险，理财，下班时间都在陪家人，陪着妈妈做饭，陪着女儿逛公园搭积木，定期给亲近的家人朋友打视频。我仿佛不是我，是大家的，也仿佛变成了更重要的我，因为我爱着好多人。
但偶尔会想起年少时的那个我，在河边种花，在雨中骑车奔跑，和好朋友写信，写着永远都写不完的作业，生活在家庭和校园两点一线上，那个单调的少年期，唯一的精彩就是通过小说看别人的故事。说不上怀念，只能说，在成长吧。直到我50岁，我都不会觉得自己长老了，我永远年轻。
这年头，多少人在外地打拼赚钱？这年头，多少人为了赚钱而忽略了把自己养大的父母？这年头，会有几个人在忙碌的时候想起在家乡思念着孩儿的父母？
每个人长大后，都向往各自的生活与理想，而往往忽略了把自己带向这个方向的父母，甚至几个月都不和他们联系，更夸张的是，佳节的时候以各种理由来推开父母。也有的人会觉得，小时候父母辛苦赚钱把自己养大，现在就轮到我赚钱来养他们。其实，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孩子的健康，亲情的陪伴。
钱是永远赚不完的，何不多回家陪陪他们，莫要留下终身的遗憾啊！
11月29日贴文二之一
妈妈的手/#奉化.山人（中国）
人的一生是在不断遗憾中过来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圣贤不是一出娘胎就循规蹈矩，也是在不断揣摩造成遗憾的主观原因并引以为戒之后才变成完人的。比如孟子，小时不肯好好读书，与街头浪子瞎混，他母亲不得不三迁居所，甚至不惜割断机杼发泄心中怒气，这才让她的儿子幡然悔悟，认真读书，最后成就了千古大儒。我真不敢往下想，假如孟母不择邻而居，假如她终于恨铁不成钢放手不管教儿子，她的儿子纵然天赋异禀也不会有此成就吧？由此可见，母亲的手是何等的伟大，它是辟断孩子妄念，扶持孩子成长，成就孩子一生，帮助孩子削弱生命中遗憾的一把宝刀！
我出生于小山村，家徒四壁，靠母亲双手替有钱人家干零活才渡过艰难岁月。她的手因为长时间浸泡在冷水里，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她一声不哼，无怨无悔地为家人不停地操劳着。父亲胆小怕事，爱喝点自制黄酒解闷，喝醉了还拿孩子们出气。要不是母亲用她十个手指扭曲成生姜般的手臂拦着，恐怕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我了。母亲还常常腾出手来帮别人一把，乡里乡亲没人不道她好。她无疾而终时，前来吊唁的人站满半个山头。
我母亲的手没有孟母那般神奇，斩断了成名前孟子的最大遗憾，但我觉得同样伟大，它能让我在发生遗憾之前三思：要象母亲那样容天下难容之事；也能在产生遗憾之后反省：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如果有个十大瞎话排行榜，“改天再约”肯定高居榜首。改天是改哪天？约哪里？空泛又毫无意义。然而由于社交活动的需要，当交际应酬进入尾声，总得落几句客套话才不显得失礼。
“等下有事，改天再约”似乎是约定成俗的结语。听者不会引颈期盼对方下次的邀约，说者也不认为毫无行动是一种失约。
另一个肯定能挤身榜上的瞎话，非“深表遗憾”莫属。
“深表遗憾”四字官腔味十足，天生挟带不诚恳的气味。若将每个曾“深表遗憾”的思路拆开细究，潜台词不就是“不爽但可惜无能为力”？所以只好化无能为官腔，为事与愿违安上一个约定成俗的结语。
但面对那些事与愿违，除了深表遗憾，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其实遗憾不过是我们站在个人本位出发的感受。一人的遗憾，很可能是另一人的幸运，更可能只是自己过不了自己还看不开那一关罢了。与其对有求却无果表达遗憾，不妨考虑豁达接受，或再接再厉。
遗憾是一种心态，但更是一种选择。
当你选择将一件事定义成遗憾，它才是遗憾。
倘若“深表遗憾”一词无法晋级十大瞎话，那我也只能挤挤眼角，抿嘴一笑。
这假被动真选择的大瞎话竟没能上榜，才真是“遗珠之憾”呢。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出国留学已经成了奢想。每当为朋友送行出国留学，心中真的很羡慕。仍记得好几次送朋友机时坐在那里的麦当劳，看着他们带的行李箱，多么希望其中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人是我。最终我还是麦当劳餐厅里一个准备回家的过客。
出来工作后，这无法实现的梦一直牵制着我。我无法全心全意的工作，总是想找机会到国外跑一趟。几年后朋友都毕业回国了，到机场接机那刹那，仍然希望可以随便找一架飞机飞出去。
2005年某一天看了吴镇宇主演的《冲上云霄》，加上听了陈奕迅主唱的主题曲《岁月如歌》后，心中那股火很突然猛烈地燃烧起来。
后来，不理家人反对，和朋友各种负面意见，毅然在我三十岁那年，放下工作，不看未来，带着当时的女朋友，去了纽西兰打工度假。
到今天为止，我认为那是我这前半生做的最正确，最重要的决定！
准备了大概一年，2007年四月，我和女朋友到了纽西兰。这是我和她第一次完完全全离开家人身边。首先，当然是先被它的好山好水吸引。纽西兰太美了，那美丽干净的街景，冷冷清新的空气，还有远处魁梧的山，就像仙境。这样的日子享受了好几天。
接下来，当然是面对现实的生活。所谓的打工度假，当然是打工了有钱后才度假。我们带来的盘缠不多。交了房租，买了一些日用品，食材等，钱很快就没了一半。很幸运的我们俩很快找到了一份工，是在奇异果包装场上班。工作当然苦，但至少还有钱花。
我们俩开始学习一起生活。为了吃，我们开始学煮饭。记得当时第一餐，我是用电子砂锅煲饭。成品如何可想而知。为了省，我们学看价钱做人。今天米便宜就买米，明天面便宜就吃面，海鲜贵的话就干脆不吃吧。然后一碗面煮大大碗两个人吃，一杯茶两个人喝。之后开始学逛二手店，用二手货，比如棉衣，炊具。偶尔翻到一两片自己喜欢的CD，可乐翻天。这种生活模式，到现在我们还在引用着。
为了保住饭碗，我学会了刻苦耐劳，吃亏当吃宝。以前口无遮烂的我慢慢也变得沉默寡言，毕竟少说话就少一点争执。当然，听不懂当地人的英语口语也是我少说话的原因。
偶尔心血来潮，也会和当地认识的朋友出去爬爬山，露个营，生活还算写意。
几个月后，慢慢发现自己一直听梁静茹和光亮品冠的歌。然后，每当到海边时就会一直盯着天上飞过的飞机，再后来，当听到周杰伦的《菊花台》，我竟然躺在女朋友怀里哭了。《菊花台》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主题曲。这是我们离开马来西亚，到纽西兰之前和家人看的最后一套电影。
原来我开始想家了。在完成梦想的当儿，原来我最想做的还是回家。
一年后，我们环了岛，然后回来了。当然不舍那里，但想到回家，心里异常兴奋。
回来后的生活还蛮平静的。和女友结婚，成家立业，做了爸爸妈妈。梦圆了，家也回了，没遗憾的情况下终于可以全心全意面对未来任何一切。孔子说的男人四十而不惑，是这个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