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一个涵盖面甚广的题材，依我看，凡和人沾得上边的都该称为人文，而人文精神的核心则在于尊重，尊重自己和他人以及其他的事和物。然而，这对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祖父辈、父辈等前辈来说却是一件罗哩叭嗦的西方玩意儿。尊重在他们眼中是有层次之分的，晚辈必须尊重长辈，无论对错；长辈对晚辈则胥视情况而定，尤其在自己理亏的情况下就会选择不需要尊重晚辈，因为若真的尊重晚辈就往往需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就算不道歉，也必须改变原来错误的做法，这也是有损颜面的，万万不得。

两年前与弟弟一起接手管理父亲的那坛酱缸生意，请别搞错，我们不卖酱醋茶油，只是整盘生意已俨然一坛酱缸，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敲破坛子，拣选能供使用的剩余物资，整装再次出发。经过与父亲无数次的唇枪舌剑，发现鸿沟乃在于凡事一把抓和我说了算的理念。每当出现意见不合时，严格来说是我们翻查公司业务文档揪出问题予以改革时，就会触及“尊重”这个主题。他认为我们的行为叫做翻旧账，没有给予尊重，我们则认为改革必须循着历史开端，由根开始。

父亲和我们的冲突可归咎于对权力的诠释，这个权力尤指“父权文化”，它是上十几个世纪掌权者用以维持所谓的生态平衡和生活方式的手段，然而，走到现在这个连偶尔在街上走路鞋子不小心掉了跟，也会让人铺上网大肆渲染一番的所谓资讯爆炸年代，彼等大爷们如何能垄断操纵手中资源，把人棋子化，往往又因棋艺不精，各就各位兢兢业业的棋子就在一盘又一盘的小赢大输的棋局中遍体鳞伤、片甲不留？

柏楊说过：“我們的醜陋，是在於我們不知道自己的醜陋。”父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人民点灯的陋习，俨然政府的缩影；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但选择回避，现实环境中的竞争情势已今非昔比，单打独斗、只手遮天的场景已不复见。在野生动物园里生活的牛羊鹿群想要存活并繁衍子孙，只有持械杀出一条血路方能成功。械，非刀枪飞机大炮，乃指以符合人文精神的思维逻辑创设管理系统，三国时马谡向诸葛亮进言：“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肯定为战略中的上上策。

这是我们这等第三世界中第三等思维的掌权者所无法认同的想法。他们的逻辑是不管对错你只要乖乖坐着听命行事，到时就会有犒赏。然而，团队精神贵在全体成员集思广益、各展所长、凝聚力量完成使命。这，也就是人文精神之所在，我们的国家社会要达到这个境界应该还有一段时日吧？

难道说，真需要等到这群安哥、安娣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才可以有所期待吗？可悲啊！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人文，根据词典，乃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文化总是被野蛮所干扰、折磨、打压，却未曾摧毁。为何？想来是因为文化的种子里有善良美好的因子，即使野蛮之势铺天盖地，只手遮天，它经历严寒酷热，也终会有发芽的一天。如同石在，火不灭。人文就是在野蛮与文明的拉扯中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

在生活里有温文有礼的人，也有粗俗败德之徒；在马路上有规矩礼让的人，也有鲁莽驾驶的司机；在商场上，有童叟无欺的老板，也有鱼目混珠的奸商。在政治上，有洁身自爱行事透明的政府，也有残民自肥流氓般的政客。而终究能传承而称誉的文化，都是符合大部分人能接受的价值观的文化。

最近拜读聂华苓女士的《三辈子》，里头有许多关于流浪/流放作家的真人真事。作家们因为耿直与善良，一再被执政当局打压、骚扰、囚禁或放逐。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语言写作的人，在各自的土地上不约而同地被欺负。沈从文、艾青、柏杨、雷震、殷海光、卜瑞邦、哈维尔（后当选捷克总统）…

这些人为什么被欺负？而又是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出头吭声？就如在二战时当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何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如果那个时候人们挺身而出，是不是人类文明的进展也就得以前进，不至倒退？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当德国武力并吞波兰时，大家都群起抗议的话，是不是后来生灵涂炭的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呢？后来的德国人，想通了这一点，在先人的罪行前谦卑鞠躬，道歉认错。从此在纳粹企图抬头或弱势群体被欺压时，哪怕只是调侃或轻微的歧视，都会有群众站出来声讨犯错的一方，守护受害者；因为从惨痛的经验里人们终于意识到有些看似轻微的疏忽，代价是巨大的。

让我们来谈谈马来西亚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公民社会运动。

从21世纪初始，大马的国民看清楚了选举制度背后的不公义，并且深深了解到以此制度绝对无望选出大多数人民认同的政党，所以公民社会有了BERSIH 运动。（譬如官方选民册充斥着大量幽灵选民。军警员提前投票可是选票被窜改可能性高并且存在可投两次票的作弊风险。乡区与城市的选区划分不公，不能彰显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精神）BERSIH乃马来文，词义为干净。为运动冠上此名的原因乃国民们要求选举委员会（官方任命）重新审核选民手册，改革选举制度。BERSIH运动至今共三次，参与人数一次比一次众多，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估计第二次运动的参与人数20万，第三次人数50万）。

如此声势浩大，众人举步天地撼动的运动，任何有道德的政党都不能忽视。可是事与愿违，醒觉的民众们只得到执政党隔靴搔痒的回应。但曾经被长期愚弄的人们并没有放弃，在相对言论较自由的互联网上（印刷或电子媒体都被亲政府的大集团操控），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与议论依旧澎湃与热炽，改革选举制度的声音也不曾衰弱。

在事情正发生的当儿，衣冠楚楚并善于辞令的人一定就是文明人吗？

例如BERSIH运动，漠视宪法给与人民集会权力的纳吉（马国首相）政府，出动催泪弹、警棍、参杂化学剂的水炮暴力横蛮对付出于善念争取权益无门而涌上街头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究竟是文明人的所为，还是野蛮人的行径呢？而纳吉政府所说的“引发社会动乱者”，那些穿着普通，不善言语却举止平和的人民，就是媒体上所说的野蛮人吗？

评定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界限一向来黑白分明，欣慰的是在资讯与教育普及的年代，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一言堂，而选择在分析了来自各种管道的资讯后才去评定谁是野蛮人。

更令人欣慰的是，互联网普及，科技先进的年代，许多事情的黑与白都摊在阳光下让人检视，历史不再是单由执政者所撰写。公义，由此伸张。

在二次大战后醒觉的德国人与近年来马国人民的表现，就是人文的进步，也是人文质素的提升。人文质素，就是谦卑多一点，温柔多一点，悲悯多一点，礼让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宽容多一点，主动多一点。不平则鸣，一方有难，八方相助。时刻关注弱势者的处境和需要（如原住民，老人，孤儿，同性恋者，变性者）；时刻监督政府的施政是否公平透明或有无错漏；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每日三省吾身，为自己点一盏灯，也就是为路人点灯；照亮自己，照亮他人。培养自己的人文质素就像妇女怀孕，用心血在体内孕育最宝贵的生命；人文就是在心培育最宝贵的价值情操。

笔者认为，谈人文，不能忽略政治对它的影响。否则就像种植物却不顾天气一样。相比起古代资讯不流通的时代，现代的人文受政治影响更为深远。政治人物被选来管理国家，运用国家资源去实践他们的政治理念与目标，社会里的每一个人，不管关心政治或政治冷感的，也终究会被波及。

譬如在中国，不论有钱人或穷人，无可避免的受生育政策的影响；文革时，人权被践踏，无数家庭破裂，文物被毁。在马来西亚，因为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导致华文教育被打压，马国历史刻意被扭曲来合法化种族政党领导国家的正当性，成为官方统治人民的工具；在泰国，前首相塔信为了选票而奉行的民粹主义分化原本相安无事的城市人和乡区农民，导致泰国陷入红黄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社会对立，暴力事件死伤人数增，经济停摆，人人受影响，看不到出路；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家庭受强制性征兵制影响，家庭破碎，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悲剧不断上演…

所以说，政府的理念与施政的好坏的对人文的影响不容忽视。监督政府，是现代人的最大挑战与功课，也是对人文的最重要的投资，因施政良好的政府，造福万民，功德无量。只有提升人文质素，才能确保政府保持良好操行，并且让人文继续深耕，继续发光。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人文，是一门不容易揣摩通透的大学问，却也是人们经常弃之如敝屣的领域。这年代，科技日新月异，生活的舒适度前所未有。然而，非但人们的人文素养日渐低落，就连基本的人文思辨也逐渐变质了。

所谓“虎豹关中，不是关中虎豹；麒麟阁上，皆非阁上麒麟。”人文思辨和科学思辨是两回事，千万不可混为一谈，两者都很重要，更不能偏废。对于尘世间的人情事理，切忌鱼鲁豕亥，遇事时如果完全套用实证科学思辨的方法，洋相就容易糗大了！

用于社会、经济、人文以及心理层面的统计学，说实在的，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实证科学”，因为，实证科学必须预设的“自然齐一律”。 （‘自然齐一律’：所有实证科学必须预先假定自然界的明天还是和今天一样，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否则，所有自然科学和数学理论都必须废弃。在人文的领域，现实中，我们无法百分百的、一厢情愿地预订‘人心如一’，或者说‘明天的她是否还像今天一样的爱着你’。）

我们发现，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命理大师”，招摇撞骗，误导了许多当代教育制度下只重视自然数理科学，但人文思辨能力低落的现代人。每回年关之前，坊间就会出现许多铁口直断“术数家”，出书预测十二属相的来年运程。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收集各“大师”的说词相互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预测南辕北辙，时而故弄玄虚，时而含糊其词，甚至彼此矛盾。（术数家们唯一的共同点，恐怕就只是积极推销趋吉避凶的吉祥用品了。）它们忽略了人文的辩证性和人的意志力。

任何把全人类仅仅区分为“十二个类型”的说法，都是忽略了人性的自主和多变性的的伪科学。全世界有数十亿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殊胜的、珍贵而灵长的生命体。人的意志、意念、心性和各种因缘际遇都不是相对简单的命理学可以说明以及论定的。

《周易》六十四卦，384爻，其实，并不敢自诩尽能预知万事万物的变化轨迹。除了正卦，尚需配上错卦、综卦、互卦，卦中每一爻，都会面临“变卦”。就算如此，研究《周易》的学者，最忌铁口直断、大言不惭。《易》之道，在其博大而致微，在于恪应天文之盈虚流变，进而反思人文之吉凶悔吝与伦理。台湾易学大师曾仕强教授作客《百家讲坛》，说出了易学的精髓，值得一学。有一回，曾教授到美国去，友人对他说：“您是研究〈易经〉的，来，请告诉我，明天会不会下雨。”曾教授答道：“会不会下雨，你应该打电话问气象台。”学习《周易》是一种修心和提升修养。孔夫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皆出自《论语 · 述而》），讲的就是这个理儿。

近些年，网络谣言满天飞。许多转载及转发者不问是否合理、“该不该”，只求误人娱己的低级趣味，仅遂一己之私愤。有者更发挥想象力，添油加醋，粗言秽语，极尽诋毁之能事。俗话说“吠声者众，辨实者寡”，许多时候，但见群犬狂吠于深巷中，让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听闻为虚，眼见为实”，这年代，就算是贴上照片，甚至附上视频，我们都不能百分百的相信所谓的“事实”。我们了解，报道事件的是“人”，报道者免不了在有意无意间掺杂了个人的主观意识。（人文层面没有百分百的客观）再者，所谓“事件”的发生是一种“过程”。任何新闻报道，有着事件背后各种错综复杂的酝酿和肇因，报道者需保证事件发生时近乎全面的观察，更要注意报道之后的后续影响及进展。我们不能单凭一则“书面报道”就轻率论定事情的好坏对错，更不要牵动情绪，胡乱谩骂。诚为可叹啊！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现代“新闻从业者”，他们往往重视的是如何“做”新闻，甚少顾及真相和社会责任。在他们眼中，所谓“最有价值”的新闻，就是能登上首版头条，促进销量以及增加广告营收而已。

当代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语重心长地说：“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不怀疑愚蠢的存在，但当时人们对它的理解有些不同：它被视为只是缺少知识，是一个可以经过教育而改正的缺点。”然而，这显然不是知识匮乏的时代，反之，是资讯泛滥的时代，“在福楼拜关于愚蠢的思想中，最让人震惊、最令人愕然的是：愚蠢面对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性，并不遁去，相反，它水涨船高地随着进步一起进步！”。（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204页）

文学院里，由于学科分化的影响，文史哲分了家。各家研究各家的学问，各钻牛角，各成一家，进而欠缺融通文史哲以及人文思辨的智慧。在不少大学职专越来越“学店化”的今天，人们但问专业的“含金量”高不高，严重鄙视人文思辨的真正底蕴。更可怕的，当前许多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教育“主事者”，非但不懂人文思辨，其思维模式与街坊贩夫走卒几乎同一层次。闻其言语，思其论调，往往让人犹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

相对于《牡丹亭· 肃苑》中春香所唱：“书要埋首，那景致则抬头望”，这年代，我们为福楼拜所谓的“愚蠢”干杯！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几乎可说是在望穿秋水的情况下，学文集终于迎来了第一篇读者投稿。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鼓励更多的读者投稿给我们，让学文集呈现出更多元的视野。感谢刘伟伦的仗义助阵！

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
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
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龙应台

我在台北断断续续的也住过有七八年的时间，如果你问我：吉隆坡和台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坦白说，台北除了有较明显的四季变化之外，剩下的衣食住行这些事物，乍看之下也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要论文明程度的话，直觉告诉我，台北比吉隆坡文明多了。然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呢？凭物价水平的高低？建筑的宏伟程度？还是交通系统的完善程度？

从外表看来，吉隆坡什么都有。论摩天大楼，我们有全世界最高的双塔；论机场，我们也有世界级的机场；论行政中心，我们有着国际罕见的政府行政中心。因此，若从这些硬体建设的部分去判断，我们甚至还比台北较好一些。

我一直觉得，判断一个城市发展的好坏不能单凭其硬体建设。因为只要政府肯砸钱，不用几年，建筑就可能达至国际水平了。相反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的人文素养”及“城市中细部工作处理的完善程度”两方面去判断，我认为是较为妥当的，就好比：民众乱丢垃圾的情况、对弱势族群的照顾或重视文化及自然环境的程度等等。

先前，我执教的学校为了让学生学习回馈附近政府组屋，便带领学生进行了一场大扫除。过程中学生真的很努力的将该区打扫的很干净，然而，相隔一天之后，学生就很灰心的说：“不到一天就打回原形了”。这就是吉隆坡和台北最大的差异之处。有去过台北的人都清楚，在台北的街头，除了垃圾桶除外，找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确实，台北用了一套最不人性化的方式在处理垃圾的问题，但神奇的是，台北乱丢垃圾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还是世界上资源回收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当地，你会很容易看到民众手上一直拿着垃圾，一直到找到垃圾桶为止。相反的，我们在找垃圾桶不难的情况下，很多民众从屋子、从车子、从手上把垃圾随地乱丢，讽刺的是，他们有时却抱怨我们的城市很脏。我的一个朋友把这现象看成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他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觉得这已经很难改变。试想想，有哪个城市，一开始就非常干净的？如果到现在，还学不会尊重自己的居住环境（自然）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去谈什么高素质的生活呢？

最近这一个月，几乎整个西马久旱不雨，那天我开车经过隆市区的一些道路时，发现有很多路旁的植物早已枯萎；几天前，天空终于作美，下了场及时雨，结果这又造成多处的红绿灯失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个贵为一国之都的城市，连这些基本的细部工作都无法处理妥当呢？

我喜欢龙应台女士的一句话：“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目前所延伸的种种问题，很可能与“文化”被扭曲有所关联。试想想，当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在采用“利己”的方式在对待自己；利用“侵犯了他人的自由”的方式而对待他人；以“掠夺”的方式对待自然环境，怎么可能会出现充斥着真善美的城市呢？若城市发展的最终结果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提升，但却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疏离的话，那是我们当初想要的吗？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谈到“人文”，不禁联想到“文人”。我想，“人文”大概也离不开“文人”。

文人写文章并不是参加作文比赛，比才华而已。在个人来说，写法律文章会比人文文章来得容易，在法庭的书面陈词写上数十页并不是难事。我想个中主要原因是“事不关己”，只要能抓住对手弱点，把对方击倒就“大功告成”。但是，人文文章却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真”。

很多心灵导师写下大量相关的文章，可是他本人的生活有多“灵”呢？很多宗教学者写下大量“信心”（faith）的文章，可是他本人对神的信心有多“坚定”？也有很多激励作家写下大量“正能量”的文章，可是他本人的能量有多“正”？

当然我们都不是完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人如果所写的东西不真，或者失真时，那不单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轻则自己骗自己，重则严重误导他人。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位拥有神学硕士学位的顾客要出售一间中价组屋，并扬言卖了所得将捐给教会，但在售卖过程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很担心转名手续会出问题。最后我对她的“没有信心”实在有点烦了，问她说：“圣经不是明白地告诉你说神连天上不种不收的乌鸦和无人理会的野百合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而凡事都在神的控制之下，你到底还在担心什么？更何况你说卖了的钱是要捐给神（教会）的？”她一下子愣了，哑口无言，往后才让我耳根清静（这里倒不是要针对任何宗教，恰好想到这个个案而已）。

虽然说写文章要“真”，那是否意味着有必要把整个内心世界赤裸裸地摊在人前？我认为不一定，文人有权，甚至有必要把一些个人隐私保留。上述的“真”并非要所有文人都把自己隐私公告天下，只是所言必须对得起良心，切勿自欺欺人。

话说回来，时下却有一种奇怪现象，尤其是在面子书，很多人喜欢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摆上网，如今天吃了什么，看见些什么，图文并茂，几乎到了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也唯恐天下不知，呜呼！

对我自己而言，如果不能写“真”的东西，还不如放下不写，去写一些专业论文好了。

这是一篇匆忙写出来的文章，没有经过周详的思考与组织，只能说是一些杂感而已。无论如何，就当着这是one man’s view吧（不好意思，李光耀先生）！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正如在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指出的，“我们生命中那些走失的时间躲藏隐匿在许多不起眼的事物之间，偶然之间，我们会在这些事物的导引下，与逝去的时间再度相遇”。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一些细小的事物甚至是气味、颜色往往成为一段记忆的索引，它们经由时间沉淀成为记忆的符码，当周边情境相合或者情绪无意间触及这些沉睡着的符码时，记忆便在瞬间苏醒过来。这样的记忆符码经常被用 以呈现怀旧式的情感，一些细碎的事物或景观如一些发黄的老照片、一段熟悉的音乐、书中飘落的枯干叶片、被有相同时代背景的人们所熟知的某个历史事件、知名画面、老建筑等连接起相应的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引发对过往的追索。

小马德莱娜蛋糕是普鲁斯特记忆构建的重要符码，普鲁斯特在它那细微的、飘渺隐现的甜美味道引领下打开记忆的路径，它就如童话里女巫抛出的引领迷路孩子走出丛林的线团，所有关于人生的细小记忆在霎那间如潮水般涌来，最终凝结成梦境般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以展现无可捕捉的下意识记忆形式无限延展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字媒介在传统叙事维度上的可能性。与文字媒介中的记忆符码类同，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也经常成为影像中记忆建构的基本符码。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就是对记忆呈现有着出色技巧的导演，他非常擅长运用细节在影像中进行记忆的表达，在诗意电影《伊万的童年》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记忆以符码的形式非常巧妙地呈现出来：身处战争环境下的孩童伊万对和平异常渴望，因此童年时的美好记忆时常入他梦中，在记忆梦境的画面里：母亲温柔的笑颜、一车苹果和马匹、阳光、大海、雨珠、阳光构成和平时代静谧而幸福的记忆符码，并以此构建记忆中美好的乌托邦世界。这些细小的符码，代表着塔可夫斯基对和平时代的理解，它们散发出恬淡、和煦、清新和温暖的气息，并勾勒出一个纯真孩子心中最美的和平记忆图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分散的意象如宝石般镶嵌入画面中形成具有想象张力的景观,它们牵引着记忆的线索并进而建构起相应独立的记忆空间。

在影像成为日常经验主要方式的时代里，就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认为的那样：“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无限堆积的景观的方式呈现自身。曾经直接存在的、鲜活的一切已经全部转化为再现”（《景观社会评论》），而由意象符码构建的景观也经常被认为起着记忆仓储的作用,记忆由此隐入景观之中并以此将无形的历史点滴凝化。

人文的展开不完全单纯来自历史的解冻，而在于从过去中召唤回对真善美的原始惦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人文”恐怕是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之所以难，是因为它的能指太丰富。它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种精神素质；是一种普世关怀，也是一种个体情怀。有没有人文，人文的程度如何，是衡量人类存在精神之维的一个基本向度。文学教材上对“文学”二字常见的解释之一是“文学是人学”。如此大而无当的解释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定义之难，而“人文”显然比“文学”的概念更宽泛。了解了人文的宽度，也就把握住了它的基本内涵。

如果人文可以称为一门学问的话，它是一门越走越宽的学问。鲁迅弃医从文的典故大致能侧面说明这种宽度的本质意义：它与一种普世的人类精神相连。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随着研究深入，走向精和尖。即随着这些研究的推进，它们可以向纵深不断拓展，而专业口径的横向拓宽余地不大。所以这些学科的学者被称为“专家”——“专门家”。而人文学科则不然。对人文的研究越久、积累越多，你会发现众多的学科领域需要被纳入视野。文、史、哲历来不分家，而艺术、宗教、心理、政治、社会、教育、传播等等，人文可以将这些新旧学科门类通通照单全收。所以说它的入口可以无限拓宽。反过来说，对这些学科的深入理解都需要一些人文的基本素养。在宽面向的同时，人文的深度也有多种层次，多重视角。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人文对象，可以有数种解读。宽视野，多层面，这正是人文内涵的丰富性。而这些学科视野和阅读视角，都会逐渐化成你身上的某种无形资本，成为你生活与思维的一种方式，帮助我们去感悟人事。于是，人文与我们真切的人生相连。

人文的宽不仅在于它很难用既定的学科来框定，更在于它无法用可见的形式来限定。比如，崔健是人文的。他用摇滚为8、90年代中国精神作了一种定义：他的歌，往往都可以读成值得玩味的现代诗，这是我们可听、可读的人文；贾樟柯是人文的，他的电影里那尘土飞扬、噪音刺耳的县城，直接勾连着我们还看得见、摸得着的过去，这是可见、可感的人文。当小娃娃被荧幕上那个无法无天的孙猴子逗得乐不可支，他（她）第一次感受经典人文的魅力，而他（她）本身在此时此地，是人文的；当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回顾自己白驹过隙的人生，那一刻的怆然与欣喜，是人文……人文时而可以细致入微，需要有领受它的心情和能力准入证；人文却又实在大至无形，因为它弥散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如此休戚相关。

杨德昌借他的电影中人物之口说：“人类有了电影，人的生活延长了6倍”。6倍当然是虚指。他想告诉我们，我们通过观看（阅读、思维），可以领悟那些我们曾经感受过的、不曾感受现在却也能同情的、即便永远不会经历但仍可以心领神会的那些生命经验，并由此获得主体生命确证的快感。所以，人文之谓宽，也是它判然有别于别的任何学科的方面，是它能与我们越走越近。而人的生命经验可以互通，这是人类解析人文的密码。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光绪二十一年（1895），280位山西籍举子赶赴京师参加了会试，年近不惑的刘大鹏（梦醒子）只是270位落榜的无名儒生之一。刘大鹏经历了六次省试才获得这次会试的资格，他本以为能够迎来人生巅峰，殊不知要面对的仍是他早已习以为常的人生低谷。作为儒家思想和科举教育实践者的刘大鹏太过正直、太多失败，以至于他的笔耕不辍在那个时代注定庸碌黯淡。

这类失意者的尴尬境遇，在《儒林外史》所讽刺批判的康乾时期的读书人中，实在是司空见惯。身处在19世纪末现代变革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刘大鹏作为平凡儒生的人生遭际，更多地获得了意图反思现代性的历史学家而非文学家的关注与同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的《梦醒子》以一种文学的笔调满怀温情地素描了刘大鹏平凡又不失意义的一生。去年此书的中文版在中国问世，也引起了学术圈之外的大众读者对于刘大鹏日记的关注和讨论。该书作者试图依据这位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晚清举人遗留下的丰富翔实且数量惊人的日记，“展现20世纪前期一个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鲜活面貌”（《梦醒子》序）。

此书虽然意在见微知著，期望揭开承载刘大鹏人生缩影的时代幕墙，但书中娓娓道来的一个落魄儒生的日常劳作、家庭生活还有内心的焦灼与自慰，又无时不闪烁着刘大鹏个人的人性光芒。正如作者所理解的，“把单调的日常生活写下来，他给原本普普通通的生活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他将自己从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P13）刘大鹏的日记是一个执着信仰的儒生坚持不懈的人生自省。不管投射人生光影的幕墙如何晦暗不清，他将自己从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而我们呢？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