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直在与绝症斗争。乐观的人们不断地为医学家们攻克绝症的每一步而欢呼；悲观的人们却说，即便现有的绝症可以治愈，又会有新的绝症出来与人类抗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疾病，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疾病与战争是抑制地球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手段，前者算天灾，后者是人祸。大自然用疾病的方式控制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限制人口的规模，优胜劣汰人种基因，让人类繁衍生息至今。

虽然无法治本，现代医学的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疾病造成的苦难。不用说一些疑难杂症，即便是天生器官发育不全之类的古代绝症，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也可以让患者拥有相当长时间有质量的生命，甚至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从天道的角度说，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有缺陷的基因其实并不利于整个人类的种族质量。但伟大的人道主义站出来对抗着残酷不仁的天道，现代人文精神唤醒了每一个卑微生命的生存希望。感谢医学家的努力与政客们的冷静，近几十年来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保持增长，今天地球的人口数量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的人口共存。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有人担心地球将无法负担。但也有人乐观地估计，到了地球无法支撑之时，天文学家早就有能力带我们去往外星球定居。实在不济的话，建筑学家与地理学家也总是有办法用喜马拉雅的石头把太平洋填平，以容纳另外几十亿人口。

然而，医学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疾病降临的速度。尤其是平均寿命增加的大背景下，绝症的随机性导致了在“寿命阶级”结构上严重的两级分化。长寿者耄耋鲐背皆不鲜见，不幸者豆蔻年华即含恨而终。疾病随机性的现状导致人人将健康作为人生一大要务，健康的生活方式蔚为时尚。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喝水，少熬夜，饮食平衡，作息规律成了对付任何疾病的必备之道。似乎所有可怜的病患者必有可恨的生活习惯。这当然与中医的大多数判断一样，常显中庸。以癌症为例，现代医学仍然无法准确地判定致癌原因。一般认为，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癌症的生成，但往往不及基因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烟喝酒样样不缺，照样龟年鹤寿；而另一些人戒烟忌酒，反而饱受肺癌胃癌的折磨。换句话说，现有的“寿命阶级”并无特别的固化倾向，生病与投胎一样无法控制，命好命歹皆是天意。

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有研究表明，富人的平均寿命总体高于穷人，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富人在疾病缠身时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救治。这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医疗保障在资本主义横扫全球的今天当然会更倾向于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而现代医学虽然暂时无法让他们百毒不侵，长生不老，但总能让他们挨得离健康长寿更近一些。无怪乎一些极左人士宣称，贫穷乃是穷人们唯一的绝症。在看似平等的绝症发生率下，是悬殊分化的绝症治愈率。无孔不入的阶级差异在不幸的病人群体中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寿命阶级与资本等级分野无限趋同。

而且，这样的分化还将继续扩大。今天在诸如器官捐献等医疗方面，富人们已然拥有较多的优先权。而在可见的将来，器官克隆、器官改造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必定让富人们优先获益。更可怕的是，当某一天疯狂的医学家们实现了大部分人体器官的人工培植，乃至是人脑随意更换身体手术的成熟，那么权贵阶层的长生不老将不再只是一个梦。身体哪里老化了哪里直接移植便是，统治者的大脑将永垂不朽。如此一来，秦始皇、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们便得以借助这样的“绝症免疫”永久地统治下去。资本阶级固化将更加血淋淋地体现在疾病固化、寿命固化，贫穷与绝症正式宣告互为孪生兄弟，并一同成为穷人们的先天缺陷。到那时，苟延残喘的人们，世世代代面对无望的“寿命阶级”分化，是否又会怀念起绝症随机降临、坏人也许会早死的幸福时光呢？因此，医学越是发展，人类寿命越是延长，新时期的政治伦理学越需要不断地给出正面回应。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以数学、物理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就以吹枯拉朽之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显性核心力量。而与之相对，人文学科作为苟活在强势科学阴影下的弱势群体，一直自怨自艾。在经济尚佳的时代，人文学科尚能以素质教育的名义在蓬勃发展的金钱游戏中分得一杯羹；而在近年世界经济下滑，教育经费削减的大趋势下，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了最先受到冲击的群体。诸多人文学者无不呜呼哀哉，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教授专门著书谈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竭力将人文教育与资本社会的良性发展联系起来。而在中国，“五四”以来一直强调的西化或是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以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取代传统的孔孟之学。近年来甚嚣尘上的的重振国学、再谈新儒家亦不过是进一步注解了人文的不振。总而言之，理工是刚，人文为柔；理工代表男性，人文则是女性。女性主义无论怎么高涨也难以扭转性别差异的现状，人文学者们试图以柔克刚却常常沦为怨妇式的絮絮叨叨。

人文学科长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一旦出现一丝来自理工学科的“示爱”，总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比如，近年来量子力学中对于物质微观不确定性的发现常常被众多人文学者大加引证，作为虚无缥缈的人文理念获得“科学教”背书的例子。而一些自然科学家谈论哲学的只言片语也屡屡被人文学者大做文章，解读为“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物理学变得亲密，数学看起来也可以为我所用。斐波那契数列、黄金分割为美学带来了科学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数字式的哲学解答，或是戏剧创作中的经典三幕剧结构，都为数学的美学化增添更多论证的砝码。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文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文理毕竟泾渭分明。以数学为王冠的自然科学，探究的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宇宙奥秘。每一次重大科学成果的发现，在让人惊叹宇宙的奥妙的同时，也都映衬出人类的渺小。科学发现最为激动人心之处，恐怕莫过于有限的人类触角所触及的永恒无边真理。换句话说，文明可以毁灭，人类可以毁灭，乃至美也可能毁灭，但数学永存。在亘古永存的真理面前，我们只能俯首称臣。费尽心思地召唤科学来为哲学贴金，只能证明了后者的渺小与局限。

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意义，并非通过其与科学的眉来眼去来体现。即便不存在绝对的哲学，但也不妨碍其产生对于人类的绝对意义。有限的哲学对应有限的人类，其意义即为无穷。用有限的生命幅度去追求无限的宇宙真理固然令人敬佩，但承认生命的有限性，在此有限的框架下探寻相对的真善美也同样意义非凡。或许可以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来做个类比。理工代表的是效率，而人文则为公平。我们不能因为永恒的效率而忽视了暂时的公平，因为对于无法重来的生命而言，所有的意义都是暂时。在这个暂时性的当下，我们不仅需要效率的诱惑，更加需要公平的温暖。因此，停止怨妇式的絮絮叨叨吧，更无需因为性别差异就委身依附。可取的弱者姿态从来不是自怨自艾，而是自立自主。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电影，film，是每秒钟24格的菲林合成的运动图像。

这样的运动图像由诞生之始就吸引了众多的观众。首先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从视觉到听觉的革命性体验。其次，在黑暗的密闭空间中，观者看到了自身无法实现的幻想，又或是满足了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得的窥视欲，封闭的电影院成为人类进入白日梦的契机。于是，电影演化为现代人重要的一种娱乐。

发梦之余，或者说在满足了观众众多的身体欲望之后，有些人不再满足于电影提供的廉价快感。他们希望电影可以承载人类的思想，可以作为形而上思考的工具。于是，电影又变成了艺术。

无论是艺术还是娱乐，电影都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一部精雕细琢的电影作品可能耗费一个制作团队数年之久。有些导演更是以磨洋工著称，那么电影就成了他们与整个幕后团队的生计。

除了时间与生计，与电影更加息息相关的是制作成本。与其它艺术文化形式不同，电影可能是最烧钱的行当。为了满足越来越多观众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追求，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炮制出来，从而越来越多的资本就进入电影业。在中国大陆，近年来电影的总票房每年都增长三四成，远远超过了大陆的GDP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率，牵动了数百亿的资本。于是，电影就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电影成为引人瞩目的产业，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越来越被掌权者们所重视，于是，电影就参与塑造政治意识形态，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对内，电影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对外，电影的影响力跨越国界，成为跨民族、跨文化的重要交流工具。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电影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电影成了文化软实力的标志。

当然，电影业不仅是展现各国软实力的角力场，它也是弥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桥梁。作为综合艺术，电影提供了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音乐都无法比拟的复合视听体验。而作为费钱费力的创作，它又比诸多电视、网络视频更加具有严肃性与艺术性。换句话说，电影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媒介。

对于电影，这样的延伸阐释还可以很长。总而言之，无论电影是什么，它再也不只是1秒钟24格的菲林了。

电影海报摘自网络。

广为人知的《世界人权宣言》将免于恐惧的自由列为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这一方面说明了免于恐惧的重要，另一方面似乎也验证了免于恐惧的困难。事实上，恐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基本情感之一，比如很多人对于一些特殊的金属刮擦声感觉牙齿打颤、毛孔悚然，有一些特殊的高音或者低音也总是让人不寒而栗，成为恐怖电影惯用的配乐，这些皆是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恐怖感的体现。

隐性无意识的恐惧难以克服，而显性有意识的恐惧则也无所不在。种种天灾人祸让人生多艰。如果说天灾无法避免的话，从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进程看，人祸也难以根治。世界局势持续的动荡不安使得一度被“历史的终结”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亦不再乐观。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无论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贫穷与灾难仍然时时如影随形。

细究说来，对于贫穷灾难的恐惧也许源于对于死亡的恐惧。贫穷带来的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人祸带来的牢狱之灾、性命之忧等等，都直接指向对于死亡的恐惧。在现代启蒙思想——“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修正来的“人生而不平等，死而平等”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正因为对于死亡恐惧的不可解，它成为人世间最为平等的遭遇。上至王宫贵族，下至三教九流，起码在目前看来，人人皆难逃一死。无论如何用宗教来粉饰死亡，所有人心里都隐含着对于死亡的不祥之感。死亡，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文化的普适性恐惧。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性意识。从来没有一个死去的人来告诉我们死亡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愈发激发了人们的恐惧感。因此，对于死亡的恐惧来自于未知。这样的未知不断扩散，以至于人们穷极智慧对另一个世界赋予想象。乐观的人们构造出极乐世界，悲观的人们则虚拟出地狱轮回。但无论是天使还是鬼神，无论他们是牛头马面还是半人半马，归根到底还是人形。人类的想象力是多么贫瘠啊，人们在面对未知的死亡之时却又是多么无助，总是费尽心思地把死去的世界想象出另一个人间。

但理性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另一个世界。生命就是一切，死去就是全无。因此，对于死亡的恐惧又演化为对于生命的留恋。然而，生命真的美好么？我们可以仅仅因为生命无法重来就肯定它的美妙么？从逻辑上说这并不完全成立。比如曾经的红卫兵们不能因为青春的一去不复返就盲目歌颂文革的炽热。同理，生命也并不因为其无法重来就必然高贵。为人已久的我们早已知晓，人间有多少善来融化你，就会有多少恶来吞噬你。抑郁症是现代社会的名词，但主动抛却生命的人们古已有之。他们中的一部分愚者是受了转世天堂的蛊惑而被骗致死，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世间的智者，他们深知不存在什么死后的世界，但比起对于死亡的恐慌，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丑陋更加畏惧。两害取其轻，活着未必比死去更值得。这是智者的慷慨赴死，近现代的如海明威、王国维、川端康成、老舍、海子等，皆属于此类。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也只有坚持理性的人，才能不畏强权，不惧生死。

摄影：林明辉（瑞典）

传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说法则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但无论如何，读书人的底线还是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读书带不来权力的话，最起码还能起到增强自我修养的作用。这代表了一种主动寻求超越自身的需要。

然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自我修行已经渐趋过时，自我增值成为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为了简历而奋斗取代了为了意义而努力，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因为在人口前所未有地频繁流动的今天，个人修养是如此内化而让人难以判断的标准。现代人无暇也无心来经营与陌生人的交往，我们对人的认识只能从他或她的简历开始，很多情况下这就是认识的全部。简历决定了个体在等级森严、门户林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与地位。于是，增加简历上的条码、让简历更具分量成了自我增值最直接的目标。在自我增值的大趋势下，漫漫人生路的修行简化成了简历上增加的一个个头衔、一道道资历。自我增值成了简历增值，“我”变得怎样反倒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我”与“我的简历”产生了脱节。

更有甚者，早已熟稔资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既然自我增值不过是账面上的游戏，那么与其事倍功半地为了简历上的一行小字而埋头苦练，不如将资本市场中的行销手段充分利用，用自我包装来代替自我增值，以浑水摸鱼。正如影像与真相不再对等一样，包装后的简历与真人又再一次地脱节，“我”、“我的简历”与“我简历看上去的价值”形成了三重错位。乍一看这似乎惊世骇俗，但久居染缸的我们早已心知肚明，擅于自我包装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经世之学、谋生之道。实打实地让简历增值，与虚打虚地让简历看起来很值，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归根结底都是关于简历的游戏，与自我修行无关。于是，自我包装与简历造假之间也渐渐暗通了款曲。《围城》中野鸡克莱登大学的毕业生们尚知廉耻，自惭形秽，但对于今天诸如唐骏这样的顶着西太平洋大学的名号招摇过市的人们来说，被拆穿不过是把戏没玩好不小心露出马脚罢了，算不得什么大事。乃至于李开复所吹嘘的与奥巴马的同学关系或者韩寒这样自诩的少年天才纷纷被披露之后，在多数人看来更是不值一提。这个年头，谁都知道包装只是包装而已，总是像方舟子那样撕开包装较真就没趣了不是？英雄莫问出处，好汉别被戳穿。不管好包装坏包装，只要能蒙混过关，有利可图，就是好包装。这就是今天自我增值的实质。

摄影：李嘉永（台湾）

关于方舟子：按这里

金钱的发明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贸易促进、文明繁盛的必经之路。但金融业的过度繁荣让金钱不再满足于贸易润滑剂的辅助作用，而是反客为主，渐渐成为人类所有社会生活的主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不满意世俗的喧嚣，我们尚可以憧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远离货币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连每一寸山野丛林都可能资本化的时候，金钱基本上等同于生存权。离开金钱，人几乎难以为继，遑论各种其它权利。金钱还成为衡量现代社会各种权力的尺子。无论是文化权力、知识权力还是话语权力，皆须依靠金钱铸就的底气。有了金钱的助力，民俗就可以登堂入室，以文化自居；而缺少金钱的话，文化也难免露出民俗的原型，成为他者观看猎奇的对象。

因此，金钱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重要。对于金钱的渴望，或者说对于隐藏在金钱之后的各种权力的渴望，对于长期积弱贫穷的人们，更是一种痛彻心扉的体验。这一点，没有谁比经历过中国大陆动荡的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更了解，也没有人比这些“变老的坏人”们表现得更充分。今天蔓延在中国大陆全民中的种种极致的功利心、名利欲，虽说未必是由毛时代独创，但若说因此才变本加厉则并不为过。这样的恶果需要数十年来缓慢地消化，直至“变老的坏人”们死去，乃至他们的子女们亦老去，方或可消解。

缺少金钱带来的戾气需要多年才能消弭，而金钱带来的底气亦需要多年才能累积。在这样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心态。常见的暴发户式的一掷千金或者葛朗台式的吝啬范儿自不必多说，比较容易忽视的却有两种，一种是小资地标榜精致，以独特的消费观自诩，自命不凡地与各种“不精致的消费”划清界线；另一种则是自命清高，拒绝一切的奢侈消费，追求清贫的名士风流。这两者看似都是理性对待金钱的正面样板，但都无可奈何地暴露出曾经一贫如洗的童年。一味地与主流划清界线与一味地迎合主流都同样证明了对于主流的无能为力。而要想对于这样的无能为力释怀，需要金钱的底气和时间的积淀。不仅是数十年的积淀，也蕴含数代人的积淀。暴发户未必能演变成贵族，但贵族的祖辈必定是暴发户。我们需要穷尽数代人来学习如何更加合理从容地看待金钱。在这个意义上说，宿命论有其唯物主义的注脚。在无法逃避金钱魔力的今天，对于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面对金钱的人生，我们既无法沉沦，也难以逃避，更无力反抗，只能直面。这就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的宿命。

（摄影：李嘉永）

关于葛朗台：（按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