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原该收到一篇文章，但不知何故，望穿秋水邮箱里就是空空如也。不得已，且以一篇2010年8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的旧文修改后拿来凑数。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摄影：李嘉永）

4月9日所刊林明辉先生的《民主的代价》，文中部分内容是有待商榷的。由于没有读者愿意回应，这里就由我提出两点。

“政治”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如《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用法，不过这跟西方politics的概念有所不同。“政”字右边的部首的攵(攴，pū)是“手拿棍敲击”的意思，因此按中国字最原始的意思，“政治”指的是”统治者靠棍棒来推行其管理”或“用强力来实行正义”。这就跟西方“人民统治”的原意大异其趣了。一开始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子孙看待统治者或统治方式的角度，相信这是仓颉先生当年始料未及的。

因此，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天生具有“奴性”，或如吾尔开希在评论李光耀去世时对那些支持者所用的形容词“猪”，个人觉得实在不用那么激动。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现实，要完全改变成西方那表面看起来很不错的一套政治制度，不是不行，但形似神也似的改变肯定需要时间。即便现代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你还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别傻了！人家可是付出了代价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痛恨政府不争气，生怕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一试“人民统治”的滋味，这些心情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心急可也，但不必激动，那是无济于事的。激动起来头脑往往会失灵，譬如网上许多人把首相纳吉的名字改写成“那鸡”、“那只鸡”，除了无聊，大家还看出暗藏了什么其它改革玄机吗？

顺便一提，“教”字的部首也是攵，所以感觉上我们的教师似乎对“爱的教育”的理念总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而更偏向“不打不成器”的手段。此乃旁话，表过不提。

当年打败宋朝的不是今天的蒙古自治区或蒙古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而这个帝国怎么看都绝对不是“小小的”。当年的蒙古骑兵几乎占领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所有土地，亚欧大陆的各国军队都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分别在1219-1221年、1236-1242年、1256-1260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版图最辽阔的帝国，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称之为“黄祸”。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于1278年，远在三次西征之后，所以“黄祸”指的单纯是蒙古人，汉人不好在这方面往自己脸上贴金。蒙古帝国的赫赫战功主要建立在其军队的强大和手段的凶残，蒙古军队在入侵宋朝的几十年间，估计令当时的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部分原因必须归咎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南宋最后亡于崖山海战，面对强大凶残的蒙古军队，据说当时有十万南宋军民选择跳海殉国。说中国人天生贪生怕死吗？如何解释这十万军民的殉国行为？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风凉话，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去拼一下？当时20万的南宋正规海军被2万的蒙古海军歼灭（日本没遭蒙古消灭，我个人认同那真是得“神风”搭救，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打水战），这十万军民拼什么？凭什么去拼？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军队的配备不如日本军队的精良，以致在战场上败多胜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中级军官，往往在战场上把所有兵、弹打完，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参战军队中，中国的中级军官自杀殉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这一点来看，贪生怕死也是说不通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不贪生怕死是天职，那我们是要求普通百姓也不贪生怕死去和日本人拼命吗？同样的问题，凭什么去拼？用菜刀、锄头对抗枪炮、军刀？日本军队的凶残可不输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啊！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多昏庸无能皇帝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朝代被满清取代，对国家、人民整体来说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是后来碰上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清朝的整体表现应该至少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即使抛开这些不说，明末清初期间，明朝皇帝是极端的昏庸，而清朝初期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满清统治中国除了靠八旗军的精锐，清初皇帝更都积极学习汉文化，最简单明了的成果就是今天还四处可见的康熙、乾隆宝墨，那是真心诚意才学得到的成绩。清朝推翻明朝，虽然也发生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剧，但后来这些“异族”的表现实在也相当过得去。清初积极抗清的学者顾炎武，他对这一点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致从开始时大力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到后来独自一人北游二十年直到去世为止；除了大势已定，相信也因为是清初皇帝的表现让他心服。因此，满清一朝约三百年，实在不能简单以为就是汉人贪生怕死之故成就的。

近十年来我国的“有限度开放”，已让反对政府的阵营成功组织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主办方没有遭受太严重的打击，大家都在牢墙之外呼吸自由空气。我们不是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大概也轮不到我们去当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没事监牢也不会随便让你进去白吃白住的。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必幻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伟人。我们的现况虽然算不上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糟到需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这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没有必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日子其实还混得挺好！

（摄影：李嘉永）

三月的主题“消费”果然有意思。

除了花钱的那种消费行为，我们也一直被政治人物消费，有趣或可悲的是，我们有时候其实也在消费着自己。希望经过《学文集》作者的一些提醒，读者们会对消费这种平常不放在心上的“无意识行为”有所警惕。

我个人的认知是，人应该要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们的行为都应当是“有意识”的。如果大家的行为都只是本能反应，那我们和猫猫狗狗就差别不大了；如果是更等而下之的“无意识行为”，那只能让人联想到行尸走肉。

再来卖一下药膏。人文是什么？人文就是要让大家都处于一种“有意识”状态。不要以为本能反应是值得称许的，那顶多只是作为生物的基本条件，行动上来说也只比中风病人好一点。

在这个世界生活，如果能够对事物有所思考、感觉、理解，我估计应该就会对世界“有感”，对事物“有意识”。而一个“有意识”的人，会相对有趣、有意思，不至于人云亦云，或者对事物总是抱着一口咬定的认知。

所以，四月的主题“政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肮脏，对不对？复杂，对不对？首先，你不可能是第一天听到“政治”这个名词，所谓第一印象其实是那老早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而所有老生常谈、刻板印象都是值得怀疑的。其次，就算肮脏、复杂又如何？你可以不去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可别以为自己能够置身于政治的影响力之外。因此，对政治多一点认识、关心、思考，在日常生活中被政客牵着鼻子团团转的机会应该会减低。

希望这个月后大家对“政治”会有新的一层认识。（周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