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脚，背着一小包的行旅，准备开启为时3到4个小时的脚程，徒步去一位朋友的家。他是比达友族，居住的村落，必须徒步几个小时才能抵达。

他的孩子Jerom从村落来到城市迎接，我们一同乘车到山脚，付了车资，一同徒步回他的村落。他帮我背些东西，减轻我的负担。

好，我们开始一段预计要3个小时的徒步“旅程”。

在车上的40分钟，我们谈了很多话，徒步的当儿，比较少说。但是总会说一说，谈一谈。

踏着地面的山路小径，过了一小段下坡路，接着是上坡路。上斜坡，开始感到吃力，附近一带的树木被砍伐清光，加上一个多月的旱季，太阳刚好在头顶，顿时汗水如泉。

走了约莫20分钟，到了一段平地，进入了阴凉的小径。感到阴凉，不是没了太阳，而是这里的丛林没被砍伐，小径两旁的树与竹，其一层一层的树叶抵挡了阳光，使到径里的行人感觉有个天然的清凉长廊。

一步一步地走，时而有微风吹来，把树叶、野草吹响起来。想到即将到来的旱稻耕种季节，我同时想起了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看到没有大树的森林，我似乎看到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远去。

Jerom 背负比较重的背包，可走起路来却比我们轻快。有时他将我们抛到远远的后头，待我们靠近时，却看到他站在斜坡拐弯处，两手插腰，转个身看着我们，嘴里还带着微笑，竖起拇指，向前方右边路挥一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向岔路的右边走。

继续走。大家都不说话，没有话语，大家两眼直望小径，专注地向前走。

即便没有话语，不说一句话，不断地走，眼睛不断地看到东西；蚂蚁、蚱蜢、花朵、河流、竹桥、青山…。蚂蚁…青山，都向我们言说。

是的，言说只不过是语言形式的一种。不言不说，开着眼，或闭着眼，还是在说。海德格尔有言：“触处可见语言。”

语言是什么？很早就困惑人的一个哲学问题。

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奥古斯丁把“道”解释为语言，这就赋予语言本体论的地位，语言成了世界万物的基石。

来了，问题来了。海德格尔追问：“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好好的语言，为什么和上帝扯上关系？什么又叫本体论？语言，不是拿来沟通的吗？它不就是沟通工具而已吗？

慢着，慢着，“语言”没这么简单。

对语言做深入思考研究，不是始自中世纪，是更早呢。更早的人要推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主张语词包含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智慧表达。

赫拉克利特首次将逻各斯（logos) 这个概念引入哲学。

据知逻各斯本来之意是；语言、说明、尺度，在哲学中逻各斯被解释为理性、规律、判断、定义、根据、关系等。

流俗的看法认为语言即是言说，是有声的表达和心灵运动的传达，是沟通工具，去表达。这种表达，总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将之表象和再现。

哲学家认为上述对语言特性的标画，不足以界定语言之本质。

语言有本质的吗？

哲学家没事做，太得空，总是想这想那，不只是探讨语言有否本质，也想语言本身有否意义，语言与真理的关系。哲学家们总是针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而他们的争论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Jerom 的爸爸在门口等着我们，4个小时的林中徒步终于结束。

对语言的认识太少，只能赞同海德格尔的；“让语言自己说话。”

（照片由作者提供）

德尔斐的神谕指出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感到很困惑，他不觉得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可是神又不可能说谎，到底是哪里弄错了呢？

于是苏格拉底去向平时被认为也自认为有智慧的人请教，抛出很多问题，结果发现他们原来都只是自以为知道很多，实际上却是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他人自以为知道很多，其实什么也不知道，而“我知道我不知道”。正是承认自己不知道使苏格拉底成为最有智慧的人。

用日常使用的中文来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其实可以翻译为拥有“自知之明”。诚然，有自知之明的人是稀有的，那种“明智”或“智慧”主要表现在认识自己。这是否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我是谁？”是所谓的哲学第一问题？

有机会找柏拉图的《申辩篇》来看一下，这篇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诘问那些“有智慧的人”的经过，十分精彩。

这个月的《学文集》贴文，至今已有好几位作者提到哲学（philosophy）的原意为“爱智慧”。不过，却还没有人提到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把哲学等同于“智慧”，而仅仅为“爱智慧”？

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古希腊人的信念中唯有神是有智慧的，特别是女战神、智慧女神，同时又是哲学发源地雅典城守护神的雅典娜，更是智慧的化身。因此，我们凡人能够做到的只能去爱智慧，也就是去爱神。这种思维和古希腊人崇敬诸神的传统是一致的。

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象征着智慧，也是雅典娜的使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曾说过“猫头鹰都在黄昏才悄然起飞的”，可以被解读为：哲学在乱世中会大发光芒。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历史为例，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三千年历史中思想最蓬勃的时代。

就像许多学科，比如教育类，当要讨论的范畴逐渐扩大了，但又有些不同的细节得划分区别，就成了现在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师教育、全民教育、技职教育……而哲学亦然，当一个学科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对本质的观点有所争论，换言之，需要通过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面时，教育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的分支也就应运而生。

高等教育哲学的诞生，其画面正如柏拉图遇见李嘉诚（假设双方的语言相通的话），两人也许会就高等教育问题争辩何为大学？大学究竟应该传递以“精神追求真理为目的”的高深学问，还是教授能更快适应社会的实用性课程？大学该以精英教育为主，还是普及化教育为主？大学应该接受外界（尤其是政党或企业）资助吗？单单这几道问题就够大家辩个三天三夜也辩不出个所以然。简言之，当社会或教育界内人士开始对高等教育产生质疑并提出其观点时，各类高等教育哲学派别即很自然地浮现于世。

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除了大学的目的以外，还包括了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大学的功能、高等教育学（教学类型、课程结构、课程选择等）……当然，我不可能，也没那样的能耐在此与大家论述上述种种大课题。因此，我仅以一个故事供大家思考（修改自《走出象牙塔——现在大学的社会责任》）：

2020年12月，马国某所私立大学宣布将聘任M博士为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的特聘教授。该校国际关系专业拥有雄厚资金，能为其人员配备和开展研究方面提供坚强的后盾。然而，在随后几个星期内，许多学生和教授对此项聘任提出了强烈抗议，理由是M博士曾参与了甲国轰炸乙国、入侵丙国、种族隔离等军事政策的制定。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M博士在以前身为一名公务员，而非一名学者时所提出的政策，难道该大学就可针对这些政策来否决M博士的学术资格吗？这是否意味着大学教授在面对社会重大课题时都只能保持中立态度？如何界定学术自由的底线？由此可见，现代大学既要对社会课题进行批判分析，却要对社会负责、服务于社会，在这两难的情况下，哲学的意义是通过思辨来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而非要取得一个双方均满意的答案。在维护学术自由的原则下，大学犹如一个与时并进、具争议性、充满奇想的电台，根据共同认同的证据和逻辑来探讨其中的异同，拼出智慧的火花。

（照片由作者提供）

古希腊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很多方面其实很接近，其中一点就是两种文明都相信“中庸之道”，凡事“过之”或“不及”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做人做事应该尽量避免极端。东西方两大古文明都如此认为的道理，大概错不到哪里去吧？

理性讲究逻辑思考，感性则侧重感觉，近来也有人将其归在“非理性”的范畴中。非理性不等同于“不理性”，只是一种和理性不同的划分，并不存在着贬义。然而，绝对理性容易异化成冷血机器人，绝对感性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过度感性很多时候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别人并不以为然，顶多是不当面说破而已。当然，这些都是另一方的见解，同道中人聚在一起互相取暖、喊口号，应该还是很爽的。

一般而言，理性思维需要更多的后天训练，感性则多是天生使然，只要感官仍正常操作，神经线尚未受损，大脑就能顺利接受到感觉。这让人产生一种误会，以为理性是假象，感性显示的才是“真我”。个人认为，这种认知是不对的。感性只是侧重感觉，并不等于感觉，更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感性的魅力从来都是来自他人，而非本人的评价。

一般马来西亚人都熟悉“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报章上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提再提。以前小学还教过一种实验，一手泡在热水，另一只手泡在冷水，然后两手一起放进温水，两只手的感觉会完全不同。这些故事、实验都旨在说明感觉不可靠，感觉会骗人。可是，或许知易行难吧？很多人并没把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应用在现实生活，总是“跟着感觉走”，还把它视为个人风格与自信的表征，以为那就是活出真我。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主要在于我们更善于运用头脑，拥有更高的思考能力。蚂蚁“跟着感觉走”，找到食物，这是蚂蚁的生存之道。蚊子“跟着感觉走”，找到食物，这是蚊子的生存之道。我们再怎么样也比蝼蚁稍微强一点吧？怎么能够单靠“跟着感觉走”的标准来做人呢？有脑不用，那未免极端了。当然，只有脑袋，没有感情，或抱着理性至上的思维，那又是极端的另一头而已。极端有违中庸之道，都不可取。

有人问，那我算是个理性还是感性的人呢？偶尔在夜阑人静时扪心自问，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虽然个人确实很理性，并在生活中积极追求理性。追根究底，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与生俱来的感性成分，否则也不会有《学文集》这样的东西出现了。

中庸之道是什么，明白了吗？

（电脑绘图：中分分）

大学时期的自由选修课，有常去选修历史系的历史课，其中一门是西方历史。期中考试系每位同学需选择一位西方历史人物上台报告。全班约30人，而我刚好抽到约第20顺位上台报告。历史报告不过就是整理一些资料，然后上台说说就好。于是选择了知名历史人物–拿破仑作为报告的材料。

谁知资料才准备到一半，就要马上打退堂鼓。因前10位的同学之中，有好几位同学不约而同的都选了拿破仑。心想若前面5至6位同学都介绍拿破仑，再轮到我时，故事已枯燥乏味，自己再听也烦了。于是要马上换人，要找一位同学不太注意的历史人物，但又要好找资料的知名人物。眼见一周周地过去，快轮到我了，但我还没作出最后的决定。而心里一直有一位人选，亦即哲学家–柏拉图，前面也有好几位同学英雄所见略同地报告过。

丑妇终须见家翁，我的柏拉图报告还是要搬上台了。跟历史系同学不同的是，我没有找正宗的史料，也不介绍柏拉图。我只说了当时网络流传，一个有关柏拉图的故事作为闯关。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 “老師，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没回答，只请柏拉图到苹果园采一颗他认为又大又香又甜的苹果，条件是只能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而且只能采一颗。后来，柏拉图依照老师的吩咐走进苹果园，一开始他就看到好几颗又大又香的苹果，每当他要采时却很犹疑，心想果园后面会不会有更大更美的苹果呢？于是他决定舍弃而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了终点。结果，柏拉图没有采到任何苹果，回来向老师报告说：“老师，我没采到任何苹果。”老师則回答说：“这就是爱情了。”

报告完毕，担心大家听不懂还当场发问同学：“同學，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同学无言以对，眼见尴尬只好把问题抛给老师：“老师，您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结果引來同学的一阵骚动，因大家都很想听老师的八挂。

就这样，用了一个网络虚拟之柏拉图式的爱情小故事，安然渡过我的期中历史报告。报告完，回到座位时，隔壁的同学含蓄地对我说：“同学，你讲得很好！”其实，没有去查证故事的正实性，但有了柏拉图的包装，平凡故事变得特别，爱情即是如此，选择你爱的，爱你所选择的。爱情若加上柏拉图之注重内心世界与精神上的沟通，彼此相互欣赏、赞美和敬佩，相信我们就不会两手空空了。

（绘图：杨晓红）

放眼当世，物欲横流，矫假泛滥。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新生代，学历越来越高，学力却日趋浅薄；学问的精细度越来越牛，思维的理性化和胸襟却比蹇驴好不到哪里去。在非黑即白，各自旗帜鲜明、立场尖锐地为自己属意的政客充当马前卒的激情之中， 在民粹主义、糊弄是非、积非成是以及严重撕裂社会的潮汐里头，若要呼吁公众学习理性思维并大谈“哲学”，倒显得有些语焉不详、神经错乱了。

风旋雨啸，浮尘热恼，傀儡喧闹。放眼寰宇，当世只有“一极”，那就是美国，说确切些，那只是“美国利益”。许许多多高呼“民主”、“自由”或“爱某某”那歇斯底里的呐喊之中，面对的更是意义思维的苍白。于是乎，民主一词需前缀个“真”字，自由一说务必添上“正”字，翻江倒海，蔚为奇观，荒谬之极。再看看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许多无辜的贫民和孩童被以色列导弹击中，在悲号、恐惧和鲜血淋漓的痛诉里，彼时彼刻，我不知道那些一向拥抱山姆叔叔大腿，亲昵呼叫“美国爸爸”的所谓个人自由主义者，是哭，是笑？他们为何集体噤声失言了呢？

哲学，有活生生的“生哲学”和鹦鹉学舌般的“死哲学”两种。个人认为，学习哲学不是学习或者紧紧拥抱什么教条、名相、说词、道理、至理或普世价值，当然，不是“一贴膏药走遍天下”，更不是千秋万世的终极真理。这是说，哲学并非一个名词，不是一个“东西”，更不是那所谓的一招半式。那是枯死的哲学。

现代相当一部分好学者学习哲学，熟记某名家某氏所言，据此睥睨天下，单凭其三招二十一式的快刀把式，自封江湖盟主。当年我念台大哲学系时，最害怕并忌讳和某些“自视甚高”的同学论学。他们兴许读过诸如康德、黑格尔或沙特等名家的部分著作，于是乎一叶障目，处处批评并否定别人的看法。他们岂知所有的学说及思维模式，若一旦成为体系，那就一定存在它的缺点、刻意歪曲之处以及致命的死穴。

读了多年的哲学，有三位教授的三句话充分地启发了我。迄今，由于现实生活的煎熬，我时而忘记了诸多的哲学名词，然而，哲学思维依旧在我的血液中流淌，偶尔不经意地伴随着雄浑的掌风推将开来。

其一，刘福增教授曾说：近代哲学不是要追求什么，更不是要搞懂什么，近代学者所努力的，只不过努力尝试把一些概念弄清楚一点而已。我认为，“哲学”是一个动词，切切不是一个名词。自从古希腊、先秦诸子以来，人间许多睿智聪颖的脑袋投身于哲学思维，然而，时移世易，我们不能简单的刻舟求剑，更无法循表夜涉。用明代汤显祖的话来说，“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语人者……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三者无穷，言亦无穷。”（《弋说序》）

其二，关永中教授在叙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在念完哲学博士之后，本以为可以穷理尽性，然而他发现许多人在尝试推开哲学的最后一道大门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关教授是个执着而美善的知识追求者，后来，他来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再重头念起神学。他觉得，他在神学那里找到了开启问号的钥匙。哲学，志向甚大，一向自诩为寻找万事万物的终极道理，却经常迷失于道理之中。毋庸置疑，这精神是可敬可赞叹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正是怀德海的“流动”吗？（哈！这攀附，并不究竟哦。）

其三，逻辑学教授林正弘在逻辑学的第一堂课上告诉学生们说：有一天，你们可能忘记了所有逻辑学的演算公式和方法，然而，只要你认真地跟着我学好这一学年的逻辑学，你的思维肯定超越一般人。细细思忖，20多年后的我，翻开逻辑学课本，已经看不懂，也不会演算了。每一回翻开那犹如电话簿般厚重的逻辑学原理，我都不自觉地会心一笑。

红尘热恼，说哲学，其实，也蕴涵了被批判的命运。说与不说，其实没什么分别。我们习惯于辨析和区别，近些年来，我倒喜欢思维“等同”或“无区别”。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得即是失，失即是得；说就是不说，不说就是说；笑不异哭，哭不异笑……(像崔永元那样，笑起来就像是哭着似的！)

“十字街头葛藤露布”，在禅思里，露就是不露，不露就是露，“无住者，非无所住也，乃不着于住”（《金刚经》序言）。唉，到底我现在是露还是不露，住还是不住？尘世业障系缚之身，不如“出门一笑大江横”吧！

（摄影：淡水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