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过于熟悉的事情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只因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在这里“常”指的是“常态”，即经常出现的状态，不代表这些事全都无可非议。有些我们认为的“常态”，在外来客的眼中则可能显得十分突兀、怪异，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有一次某位中国学者参观了我们的“华教堡垒”，事后忍不住问，为什么在那地方所有东西都有名字？原本脑筋还一时转不过来，后来才恍然大悟客人指的是捐款人的大名。其实何止华教堡垒如此？全国众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哪一间不是这样的？每一栋楼、每一层楼、每一间教室，甚至花园里的每一张凳子、每一棵树，几乎都标上“热心人士”的芳名以茲“鼓励”。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有些楼房也是有名字的，通常是为了纪念某人对学校的特殊贡献。譬如我的母校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的主图书馆叫Parks Library，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任最久（1965-1986）的前校长William Robert Parks。

我国的华文教育是弃婴，向来依靠华人社会的第二份所得税（捐款）发展求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也确实劳苦功高。在过去物资贫乏的时代，吝啬也是普遍现象，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投其所好，恐怕不容易让土财主拔一根毛。在今时今日，必然要有相对应的“宣传价值”才愿意捐款的土财主还是有的，但不求任何回报的热心人士也一样有，我们是否仍然需要苟泥于一成不变的老方法？

明朝的赵仲全曾说：“为善不求人知，方是真善。才有一毫求名之心，便是假伪。”按这个标准，铺天盖地的捐款人芳名，是否也导致我们的华文教育圈子里出现了一定数目的“假伪”热心人士？“另有所图”终究是个祸胎，除了“求名”，谁知道这些人还希望求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华文教育系统里这种将捐款人芳名示众的鼓励方式，似乎并不是特别值得鼓励吧？

（照片摘自新纪元学院主页）

从文献中可以发现，古希腊人跟中国古人曾经面对着同样的一种烦恼，食物吃不完怎么办？结果他们都用了同样的方法保存食物：烟熏和腌制。现代人认为这种保存食物的方式不合卫生，特别是腌制食物可能导致食道癌之类的忠告总是不绝于耳。幸好，现代科技也提供了另外的最佳选择，即把食物塞进冰箱。

四十年前大家顶多用个单门小冰箱，冰箱门打开尚且感觉稀疏一片，而今天很多家庭连双门大冰箱都不够塞，结果还发展出第二冰箱。我不确定这是表示我们的生活条件提升了？还是现代人都多少有一些十三点？有个朋友的母亲就会把十公斤装的米塞进冰箱！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把东西塞到冰箱里也很有点宣示主权的味道，老娘就高兴如此，你妒忌啊？这应该是冰箱发明者当初意想不到的新功能。

反正我们塞呀塞的，慢慢都有点塞上瘾的样子。如今冰箱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化成小叮当的百宝袋了，宝贝多得往往连主人都不记得。打开冰箱门，随便翻一翻，很可能发现到的，也许是一些面目全非的水果蔬菜，过期的牛奶，长了一层菌的泡菜，变成化石的剩饭，等等。如果更深入去挖掘，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婆婆生前冷藏的海参，这种发现可供全家一起缅怀先人，然后再继续塞回原位以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之宝。我们迷信冰箱保存食物的原始功能，结果许多食物都成了圣牛，远远参拜尚可，吞进肚子则肯定不妥。

许多发明、发现在开始阶段都是好的，但是事物跟食物一样会变质。譬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但不代表跟华教沾边就都代表正义、代表民族大义、代表发扬中华文化，等等等。华教界总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起争执的双方不见得就一定比另一方更靠谱，但大家都自封圣牛，都神圣不可侵犯，反正大家都不照镜子，也绝不让步，那只好等斗倒一方才罢休了。过去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如此，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如此，甚至我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也差不了多少，方程式都是一致的：妖魔化对方，往自己脸上贴金。其实，做人自信是好的，但自我迷信就值得怀疑了。

这些，只能说都是权力斗争，没什么其他解释，既没营养，也不健康。想辨清谁是谁非吗？去问神吧！

（摄影：李嘉永）

我家老大一出世医生就发现她呼吸有异声，随即直接送到婴儿ICU(深切治疗单位、加护病房)留院观察。一星期后医生诊断那是一种叫“软喉” （laringomalacia）的病，没危险，而且长大后一般都会不药而愈，所以可以放心回家了。

之后两次回去医院做初生婴儿定期检查，医生都不过是循例量一量身高体重，再问一下婴儿奶喝得好不好？有没有过呼吸困难？然后就三个月后再见。我家住吉隆坡，医院在芙蓉，开车起码一小时，排队等候也要一小时，千山万水的难道就为了去回答这种白痴问题？于是要求院方把档案转到吉隆坡，医生也很合作，当场就写了一封介绍信。国大医院（HUKM）是最靠近我家的公立医院，于是我们就去预约，因为档案记录了“软喉”的病史，院方要求我们先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负责为婴儿看诊的医生是吴教授，她用探视镜看了一下后，又把隔壁的教授请过来一起看，然后很确定的宣布除了不危险的软喉，老大其实还有另一种问题，即具有相当危险性的“喉裂”（laryngeal cleft）。

根据吴教授的解释，软喉是一种很普遍的问题，没错会让婴儿呼吸时发出异声，但是那情况只会在出世后几天才显现，如果一出娘胎就有异声，则必然另有原因。喉裂是十分罕见的病，国大医院是首例，幸亏吴教授过去在美国医院交流时见识过，一般没碰过此病例的耳鼻喉医生很容易就看走眼。后来在吴教授的安排下，一位来参加工作坊的瑞士耳鼻喉专家担任起技术指导，吴教授亲自操刀为一岁不到的老大动手术。手术半小时就顺利完成了，但没料到的是随后的复原过程却一波三折，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而且其中一半的时间还是住在儿童ICU，中间两次被推进手术室，包括院方在半夜三点打电话来要家长去签手术同意书的一次急救。

住院期间，见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病情。有位家长说他孩子吞咽困难，连喝水都辛苦万分，而我以前一直把喝水当着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一位小病人天生头盖骨不会成长，所以必须定期到医院让医生敲开头盖骨，好让已成长的头脑有继续成长的空间，这种过程必须持续到病人停止发育为止。在ICU有一位病人因血液受到感染，当时已昏迷不醒近一个月。病人的父亲有一次有感而发，说看孩子躺在病床上，感觉既无助又无辜。真是说出了所有家长的心声！

国大医院的儿童ICU采取一名护士照顾一名病人的策略，整个病房一般最多只有六到七名小病人。虽然都是儿童，但是还哭得出来的几乎没有，多数病人不是处于昏迷状态，就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能够像我家老大那般哭天抢地的，十分稀有。病房很安静，尽是仪器发出的象征生命迹象的轻微声响，但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后，难免会感受到一股莫名沉重的压迫感；住院期间，ICU病房平均一星期有一名病人过世，就是那六、七名留医的小朋友中的一名。两岁大的小病人李XX是ICU的长期住户，大约住了二十个月，据她父亲说，吴教授是全国七个能够为婴儿动喉咙手术的其中一位医生。看来我们误打误撞的还真是运气啊！

现代人多重视健康养生，但什么是健康呢？世界卫生组织(WHO)自1948年以来对“健康”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http://www.who.int/suggestions/faq/zh/）“无病即健康”的观念实在是不够的，但是又有多少人会去考虑到精神、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健康状态呢？恐怕为数不多吧？

对于那次“劫难”，老大是完全不记得了，但残留在潜意识里的影响却很明显。譬如在那之前，她对谁都十分友善，总是笑眯眯的，包括医生。如今一见到医生就吓得泪流满面。手术后吴教授还一直追踪老大的发展，相信如今国大耳鼻喉科的学生应该至少也都认识我家老大的喉咙特写吧？哈！前几天又一次复诊，吴教授宣布以后不用再回去了。看来，今后要加强老大在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健康状态了。最起码，别见到医生就哭啊！

（照片说明：老大叫老二看水里的鱼）

今天原该收到一篇文章，但不知何故，望穿秋水邮箱里就是空空如也。不得已，且以一篇2010年8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的旧文修改后拿来凑数。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摄影：李嘉永）

4月9日所刊林明辉先生的《民主的代价》，文中部分内容是有待商榷的。由于没有读者愿意回应，这里就由我提出两点。

“政治”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如《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用法，不过这跟西方politics的概念有所不同。“政”字右边的部首的攵(攴，pū)是“手拿棍敲击”的意思，因此按中国字最原始的意思，“政治”指的是”统治者靠棍棒来推行其管理”或“用强力来实行正义”。这就跟西方“人民统治”的原意大异其趣了。一开始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子孙看待统治者或统治方式的角度，相信这是仓颉先生当年始料未及的。

因此，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天生具有“奴性”，或如吾尔开希在评论李光耀去世时对那些支持者所用的形容词“猪”，个人觉得实在不用那么激动。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现实，要完全改变成西方那表面看起来很不错的一套政治制度，不是不行，但形似神也似的改变肯定需要时间。即便现代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你还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别傻了！人家可是付出了代价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痛恨政府不争气，生怕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一试“人民统治”的滋味，这些心情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心急可也，但不必激动，那是无济于事的。激动起来头脑往往会失灵，譬如网上许多人把首相纳吉的名字改写成“那鸡”、“那只鸡”，除了无聊，大家还看出暗藏了什么其它改革玄机吗？

顺便一提，“教”字的部首也是攵，所以感觉上我们的教师似乎对“爱的教育”的理念总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而更偏向“不打不成器”的手段。此乃旁话，表过不提。

当年打败宋朝的不是今天的蒙古自治区或蒙古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而这个帝国怎么看都绝对不是“小小的”。当年的蒙古骑兵几乎占领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所有土地，亚欧大陆的各国军队都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分别在1219-1221年、1236-1242年、1256-1260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版图最辽阔的帝国，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称之为“黄祸”。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于1278年，远在三次西征之后，所以“黄祸”指的单纯是蒙古人，汉人不好在这方面往自己脸上贴金。蒙古帝国的赫赫战功主要建立在其军队的强大和手段的凶残，蒙古军队在入侵宋朝的几十年间，估计令当时的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部分原因必须归咎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南宋最后亡于崖山海战，面对强大凶残的蒙古军队，据说当时有十万南宋军民选择跳海殉国。说中国人天生贪生怕死吗？如何解释这十万军民的殉国行为？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风凉话，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去拼一下？当时20万的南宋正规海军被2万的蒙古海军歼灭（日本没遭蒙古消灭，我个人认同那真是得“神风”搭救，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打水战），这十万军民拼什么？凭什么去拼？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军队的配备不如日本军队的精良，以致在战场上败多胜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中级军官，往往在战场上把所有兵、弹打完，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参战军队中，中国的中级军官自杀殉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这一点来看，贪生怕死也是说不通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不贪生怕死是天职，那我们是要求普通百姓也不贪生怕死去和日本人拼命吗？同样的问题，凭什么去拼？用菜刀、锄头对抗枪炮、军刀？日本军队的凶残可不输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啊！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多昏庸无能皇帝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朝代被满清取代，对国家、人民整体来说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是后来碰上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清朝的整体表现应该至少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即使抛开这些不说，明末清初期间，明朝皇帝是极端的昏庸，而清朝初期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满清统治中国除了靠八旗军的精锐，清初皇帝更都积极学习汉文化，最简单明了的成果就是今天还四处可见的康熙、乾隆宝墨，那是真心诚意才学得到的成绩。清朝推翻明朝，虽然也发生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剧，但后来这些“异族”的表现实在也相当过得去。清初积极抗清的学者顾炎武，他对这一点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致从开始时大力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到后来独自一人北游二十年直到去世为止；除了大势已定，相信也因为是清初皇帝的表现让他心服。因此，满清一朝约三百年，实在不能简单以为就是汉人贪生怕死之故成就的。

近十年来我国的“有限度开放”，已让反对政府的阵营成功组织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主办方没有遭受太严重的打击，大家都在牢墙之外呼吸自由空气。我们不是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大概也轮不到我们去当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没事监牢也不会随便让你进去白吃白住的。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必幻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伟人。我们的现况虽然算不上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糟到需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这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没有必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日子其实还混得挺好！

（摄影：李嘉永）

最近新读到一则所谓的人生真理：“人丑就要多读书”。我涉猎过的书，相对来说也算有一定数量，不过阅读于我只是一种嗜好，跟长相真的没什么关系，而且以前也从来没听过这种奇怪说法。退一步考虑，即便“人丑就要多读书”是成立的，要多读书也不一定就非生得丑才行，弦外之音这里就不便明说了。

华人对读书这件事向来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幻想，可是往往书读成了，却骇然发现怎么就不见发达呢？不久前一位上海大学的王姓博士生返乡过年有感，写了一篇《博士春节返乡手记：乡村越来越迷茫》，就发出了这种慨叹。作者眼看没读什么书的童年伙伴衣锦还乡了，自己却连生活都成问题，而且“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除此之外，作者还有特别是对中国农村今昔的一些观察，不过那就跟我们距离比较远了。

文章一出街，很快就引来读者的回应，有些甚至还是相当激烈的批评。譬如就有回应者认为读博士是自己的选择，但却来抱怨无法与他人分享交流自己的知识，除了蠢，同时还是对自己读过的那么多书的侮辱。

我想，在面对现实和记忆的对比时，心中有所触动是人之常情，不论文青或文盲都在所难免。作者当然也有感慨的权利，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标榜自己的“博士”身份呢？文章引来的抨击，除了内容，更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身份。又不是在发表专业论文，写怀旧文章这“博士”招牌亮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激励学生努力读书的传统招数，说实在也不好太当真。人如果生得丑，读书再多，恐怕还不如去韩国整容对提升外观来得有效。秦桧是不是状元虽然值得怀疑，但即使仅仅是个进士，人家书也读得够多的吧？结果又如何？

读书不一定会读出黄金屋、颜如玉，也不一定会把品德读得高起来（道德课成绩好就表示道德好？这大概是马来西亚教育部才相信的神话）。爱读书的话，就去读，别有太多功利的算计，更别把自己的学历太当一回事。如果能够抱着这种心态，大家的心理都会平和些，起码不至于在新年期间写一篇返乡手记，就被人攻击得满头包！

（摄影：林明辉）

在热带做人，我们无从领略四季变化，生活容易迷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重复中。单这一点差别，有时候难免让人感叹生命苦长。

空间的三维因为看得见，多少有点真实感。但作为第四维的时间，却更像是一个无色无味无形的…概念？不必神经大条，一般人恐怕真的不会对时间有太强烈感受，以致大家通常都糊里糊涂做人，在老之已至时才偶然惊觉一辈子怎么就快结束了？恐惧、遗憾等千愁万绪一拥而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个人一直认为，节庆就是过去有识之士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对大家生活的分段式提醒，而这类定期提醒对居住在热带的人尤其重要。

农历新年又叫春节，不过对天天摄氏32度的我们来说什么是春天呢？气温上确实跟昨天与明天没什么明显区别，不过庆祝新年有数不尽的美食供应，应该还是有点值得去期盼的吧？端午节在今天还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吗？楚国在哪里？知道的请举手！不知道？没关系！知道吃粽子的时候已到就足够了。中秋吃月饼、冬至吃汤圆都是一样的道理，让我们有记忆的节日十之八九都有着美食的印记，感觉十分形而下。至于那些不以美食为号召的节日，譬如清明节、中元节、国庆日等，才多了些敬鬼神似的神秘感、神圣感、崇高感。还有一些比较私人的节日，如生日、结婚纪念日、所得税缴付截止日（我一直当它是一个类似烈士节的节日）等，通常都是年纪越大越想逃避，反而外人老在一旁瞎起哄，让你欲忘还休。

各种节庆打断我们的日常作息，让大家有机会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不论是为了喘口气或导致更喘气，反正抽离都会令人从忙与盲中获得短暂清醒。或许，我们应该提倡，或者重新提倡在庆祝之余，也在节日时进行反思。生活太需要不时来一点必要的思考和感受，否则容易在重复、盲目、麻木中步向无意义。无意义原已不是什么好事情，更可怕的是重复的日常生活具有把无意义进一步推向理所当然的倾向。就我个人的认知而言，理所当然者唯有“死亡”而已，其他一切都有无穷的可能。我不能忍受活着居然是件理所当然的无意义事情。

我对生命或生活向来没有什么特别坚持的蓝图，总是抱着随遇而安，或者说得过且过的态度。二十多岁时第一次听朋友提到孔子回顾他一生的阶段性分类，心想蛮值得效法，于是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当阶段生活目标，随后日子就这样十年又十年圣人式地过去了。

不久前，妻问，过几年要不要做寿？我没听清楚要做什么？五十大寿！天呐！连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怎么就五十大寿了？这条老命要准备开始倒数计时了吗？以前追求而立、不惑，可是从来没想过要如何去面对“知天命”。“天命”这种古代人的概念，我可真的不懂啊。既然不懂，这生命规划是否应该稍作调整，让“知天命”这一步跳过，假装没看见？老实说，在现实面前心中并没有太多恐惧、遗憾、悔恨等情绪，虽然光阴在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情况下流逝了，但毕竟敲钟时还是相对认真诚恳的。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血压上升全都已是既成事实，不过应该还没到认命那么悲凉的时刻吧？

五十大寿、年过半百果真是颗震撼弹，好在震撼不会死人，只是给心灵一次当头棒喝。生命无所谓长短，虽然什么是生命的重点总是因人而异，但别把自己埋没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把握好这些重点最重要。我想，这已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赋予生命的最大意义了。

（照片摘自Origene Bakery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