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投资，乍听之下似乎是两个毫无相关的名词。其实正确的哲学思想与最佳的投资策略就像佛家所说的因与果一般，关系非常的密切。此刻如果能够激起您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两者之间的神秘面纱吧！

说到哲学，我们不得不谈起希腊的哲学之父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大师柏拉图的老师，而后才有亚里士多德的出现，师承两位大师的精华，将希腊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就如同孟子继承着孔子的思想，将其发扬光大后，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昰后代子孙行为准则的孔孟学说。撇开一般人觉得艰涩难懂的大师对谈与哲学定义，其实苏格拉底花了很多时间在街头巷尾与市井小民和贩夫走卒们不断的对谈，希望从与人访谈当中，了解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想法，进而发现人、事、物的真理。如果要说市调机构的开山始祖，一定非苏格拉底不可。巧合的昰，一个好的投资大师，正需要具备如此追根究柢的精神，从真理当中找出好的投资决策，淬炼出最佳的投资哲学。

美国多位投资大师都曾在其著作或访问中不只一次的提到哲学思考对他们做出正确投资判断的重要性。例如当众人为网络泡沫疯狂，高价买进一堆毫无营收与获利的公司时，您必须依靠哲学性的思考，本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判断，尽快出脱手中”本梦比”过高的股票，转进保守稳健的投资。相反的，当次级房贷风暴肆虐全球，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倒闭之际，您必须抱着”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气魄，思考出美国政府为避免金融风暴失控，必将出手相救的结论，大胆投资买进，创造倍数获利。由此可知，谁说好的投资决策，不需要正确的哲学思维呢？

在运动田径场上，东方人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因为体型上的优势，往往表现的出类拔萃，让东方人较难有出头天。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代巨星李小龙将”东亚病夫”的牌子一脚踢破时，可以说是一脚踢出了民族自信心，让大家拍手称快。我们虽无法在体型上取得优势，但在智力与思考能力上，我们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在学校教育中多增加哲学与逻辑性的思考，不再只是强调贝多芬(背多分)式的教育，相信很快就会在全球的投资界中，出现举足轻重、名扬海外，让西方世界也佩服的投资大师与精神领袖。

（摄影：Clement）

有个大学副校长嘀咕着科学院如何的用钱。“这些搞科学的，购买研究器材动辄就用去数百万。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数学系，只需要铅笔、纸和一个大废纸篓。哲学系更妙；他们只需要铅笔和纸。＂

取笑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是很容易的。以泰勒斯(Thales)为例：他是古希腊世界第一个信誉好的哲学家，生活在约公元前七世纪。有一天，在走路时看天上的星星而掉落井里，把附近一个美丽的婢女逗乐了。

从那时起，因看星星而掉入脚下的各种陷阱就成了哲学家们的命运，引来看客们的冷嘲热讽也惹笑了他们。

哲学家的笑话一箩筐。笛卡儿(Rene Decartes)在他喜爱的酒吧喝酒。近打烊时，侍者问他还要不要再来一杯。他回答：＂我不想－－＂顷刻间他如烟消逝。

这是个内行的笑话。要笑得出就必须知道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超过任何重组希望地把身体和心灵二分。

哲学学生倾向于如笛卡儿式＂我思故我在＂的傲慢精英主义。以此推论，大多数人不像哲学家般思想，所以他们实际上不存在。怪不得人们喜欢取笑哲学家。

几年前我告诉古晋一家我喜欢去的咖啡店老板，说我会到吉隆坡一家私立学院教哲学。他露出不解的表情带点不好意思地问我：＂哲学是用来干嘛的？＂＂比如说用来开咖啡店，＂我连眼皮也没动地回答。我的捉狭引来哄堂大笑。

我在教书行业的历程证实了是短命的。除了班上一成左右的顶尖学生，大多数在容易取分上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有学及形而上学、或是康德建立先验综合知识的尝试，来得更有兴趣。一两个怪僻的同学可能会对存在主义好奇，我们就略略地讨论自杀的议题。

这场景使我想起德里达(Jacque Derrida)，著名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法国哲学家。（当然必定是长长的＂XX主义＂，他在几个月前自我解构，与世长辞了。）

德里达像之前的许多伟大哲人一样，常在未被阅读或理解之下被引用。对那些还未曾被启发的人，他的作品是很难明白的。试读下列的几句：

＂有人，或你或我，前来说：＇我要终于学习生活了。＇终于，为什么？学习生活；一个怪词儿。谁要学习？教导生活，向谁呢？咱们会有一天学习到如何生活，最主要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终于＇？＂

＂它本身，意境外的－－却又是个意境，是常开放的，也因而会错及不足－－那个词儿几乎形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字义(Syntagm)。它的成语能到什么程度如何去翻译呢？＂

谜样的问题；即使大多数人都有时候会对生命和生活有所困惑。但是德里达的道说是那么的不透明，只要在他那一两页不可理解的东西挣扎后，一般马来西亚读者都会把书搁置。那些真的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在非常激动下把书向墙壁砸去。

所以，大多数人都离哲学远远的。反正你可以在不知道任何哲学寯语下很好地过活。事实上，不少业余沉溺在哲学的少数人会变得更加不成型、更加混乱。

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罕有的生命意义变得不安的时刻，总会有辅导员、精神医师、激励讲师、甚或是算命师在一旁候命。当人混乱时，他需要确切的答案。哲学－－如以上德里达说的－－要比答案产生更多问题。

但我在一个理由上记住了德里达。他是个专业哲人；一生人写哲学文章教哲学。而他也是在一个悠久的法兰西传统，也许是从艾密里.左拉（Emile Zola)开始的，对待哲人如对待一个从远处观望政治权力中心的积极参与政事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其中一个成就是成功推动和组织法国的家长延续高中哲学的教导！

咱们很难想象在中学教导哲学。但是在法国，哲学一直是中学课程的一部分。当那个地位动摇时，德里达和他的友人成功酝酿出足够的压力来重述教导这看来无用的科目的需要。

这种事不会在马来西亚发生。事实上，如我所知道的，在马来西亚众多高等院校、大学，并无一有哲学系，虽然有一些入门课程。

如果我成为教育部长，我会命令马来西亚每一大学成立完整的哲学系，而且哲学１０１是所有学士课程的必修课，包括发型设计和插花艺术。

幸好对家长和学生而言，马来西亚曾进修过学术哲学的人少过一个手掌的指头。那种科目是弱势的，所以我的命题会过早无疾而终。

再说，我也不大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长，因为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我被列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没有明文的法则说做内阁部长是比任何神圣宪法上的法律平等上是更有权力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们会把厚厚的哲学书向墙壁砸去。

我最好还是不去回答诸如＂哲学是为了什么？＂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在公元前五世纪尝试过了。雅典的城邦人民用民主的方式以＂误导青年和祭假神＂的罪名判他死刑。被误解嘲笑总比被令饮鸠好。

我可以想象苏格拉底在今天的吉隆坡。看看他，试着在富都巴刹或金河广场招徕群众，口里说着不曾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活等等。

有些马来人大概会恫言用石头来扔他亵渎伊斯兰教。有些华人会看在他破烂的衣服上让一个铺位给他。有些印度人大概会在任何事和他争执不休。警察或市政局执法人员大概会问他要咖啡钱，或者以他没有任何准证拘捕他。老牛邙不能在＂能国＂呆上一天。

我曾读过一位马来西亚女作家写过对哲学和哲学家的好奇。她的结论是修辞地＂为什么要阅读死去的白种男人写的书？＂

的确，为什么！只要咱们有大量的修辞式问题，咱们可爱的一句式话语，咱们晚间重述政治老大不言自明的真理说的超越教堂的新闻发言人，咱们伪装的传统亚洲智慧，为什么要咱们追求真、善、美这些鬼东西？

再说，真善美有什么用？

哲学吗，哪位？

（摄影：Clement）

大凡进行哲思的人，总是会思考到人这种东西，也总会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和预期。自古以来，不论中西，性恶论与性善论等等都皆有其道理。文学中也会蕴含对于人性的哲学思考，或许更为直观、细腻、不教条。《格列佛游记》作为对人类社会状况讽喻之作，其中慧马国之游即为对人性的一次非常有趣又引人思考的记述。

格列佛在一次出海当中被船上水手设计陷害，后无意间流落至一处奇异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的居民是马，马是具有灵性的统治者——姑且谓之“慧马”。另有一种恶劣野蛮的丑陋生物，叫做“野胡”，长得略像猴子一类，富有攻击性，只有慧马能将其驯服。格列佛在被一群野胡围攻之时被一只慧马救下，并带回家里去。在慧马们的眼里，格列佛就像是一只野胡，但他穿着衣服的外观另他们感到困惑，且格列佛会讲话，又是彬彬有礼富有理性的样子，这和一般的野胡完全不同。不过有一次格列佛没有穿衣服的样子被慧马看到，于是坐实了他的野胡身份。

慧马主人向格列佛了解他的祖国的情况。格列佛告诉他，在英国，慧马和野胡的地位刚好反过来。慧马很惊讶一只野胡怎敢骑在慧马的背上。在那里，野胡才是有理性的统治者。慧马主人觉得格列佛这样的野胡虽然更白嫩干净，但却太娇嫩而没有优势。（后脚走路得戴套子，前脚不用来走路，但有时也戴套子，尽管样式和后脚的套子不同，也不结实。两只眼睛都朝前，要看其他方向需转头。）但是，随着他听格列佛讲人类社会的情况越多，就越对人类的罪行所能达到的程度感到惊讶和不安。

格列佛讲了自己是如何流落至此的，讲了水手不停死掉，而那些沿途招募的水手是如何陷害他的。慧马主人很困惑为何水手这么容易死掉，大家还是愿意做水手。格列佛指出，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为贫穷所迫或者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远走他乡。（有的吃了官司，倾家荡产；有的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有的犯了凶杀、偷盗、强奸、伪造证件等罪。）慧马不能理解格列佛所列举的各种罪行的性质。格列佛给他解释了淫欲、放纵、怨恨等等的可怕后果，慧马表示惊讶和愤慨，像是听了闻所未闻的事而受了刺激。在他们的国度，这些罪行全不存在，因此更不会有表达这些罪行的语言。纯洁的慧马们完全没法明白“不相信”或“说谎”，因为对他们来说，言语的作用就是为了了解彼此或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人们说的是一些乌有之事，言语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权力、政府、战争、法律、刑罚等，慧马的语言中也没有词语可以表达。

格列佛讲了君主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等，慧马觉得这说明野胡自以为的理性并没什么意义，不过好在他们的嘴没法咬人，前爪也又短又软，杀伤力不大。但格列佛列举了战争的可怕武器所造成的后果，慧马便大为了然。他认为了解野胡本性的慧马都可以想象，若这万恶的畜生的力量和刁诈发展到极点，是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因此，慧马觉得自己国家里的野胡，虽然残暴，但不见得更可恨。“但一只自以为有理性的畜生竟然能做出这样罪大恶极的事，它就有些害怕理性会堕落得比残暴还坏。”

总而言之，人类和野胡的性情本质上是一样的。人类只是有理性的野胡。不过，他们的理性发展了他们本性的卑劣和残暴，使其能够产生更可怕的后果。慧马谈起他们国中野胡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和人类是如何地相似：比如，野胡们常常互相扭打想独占食物；哪里死了一头母牛，附近的野胡就都赶来争夺，发生战争，像格列佛描述的战争一样，只不过它们是用爪扑打，还没有发明出那种杀人的武器；有时几处的野胡还会无缘无故大战一场。

另外，野胡们喜欢一种石头，他们把这种石头挖出来又运回去，作为自己的宝藏来藏好，若找不到了就会凄惨号叫，找到了又马上恢复精神；而出产这种闪亮的石头最多的田地里，经常发生野胡大战。野胡们还喜欢嚼一种草根，嚼着就像喝了酒一样开心，大喊大叫，发晕打滚，互相搂抱，然后就倒在地里睡熟了。野胡群一般也会有一个头领，而这个头领又往往会有一个自己的宠儿，这个得势的宠儿是头领在群众权势的代理人，对上谄媚、对下作威作福。

还有一些关于母野胡的行为也很有趣。有一些母野胡会躲在草丛后面等待公野胡经过，一旦有公野胡出现，她们就出来搔首弄姿（当她们搔首弄姿时，身上的臭味就格外地臭），而公野胡一旦上钩，这个母野胡就装作惊慌失措地逃跑，其实是把公野胡引向方便行事之地。在一个群众，还常出现这样的事，就是三四只母野胡围着一只外来的母野胡议论纷纷、对其上下打量，还不时发出冷笑，显出对她的轻蔑鄙视，奚落够了之后又装腔作势地走开，仿佛表示她们不屑与其为伍。这些在人类社会似曾相识的行为发生在野胡身上就越发见出其可笑。

与此相反，慧马则是理性和美德的代表，正如格列佛生活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我用不着害怕朋友陷害我、背叛我。也用不着防备敌人的明攻暗害。我也不必使用贿赂、谄媚、诲淫等手段来讨好大人物和他们的爪牙。我也用不着担心受骗或者受害。……这里没有人冷嘲热讽、批驳非难或者背地说坏话，也没有扒手、盗匪、抢劫、讼棍、鸨母、小丑……这里没有地牢、斧钺、绞架……，也没有骗人的商人和工匠。没有虚荣、骄傲、装腔作势，也没有纨绔子弟、恶霸、醉汉。没有喜欢吹牛、淫荡而奢侈的阔太太，也没有愚蠢、傲慢的学究。……”

这就是《格列佛游记》中叙述的慧马国的状况。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分析了慧马国的寓意：慧马充满仁慈和友爱的美德，不明白什么是罪恶，以理性来治理国家，教育下一代。他们高贵而优雅。这里代表的是古代的乌托邦政治，并以此作为对照来评判现代人的政治生活（如格列佛所讲述的英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布鲁姆指出，这些慧马具有理想国中“哲学家”的特点，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人物。

柏拉图将人类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欲望，哲学家的特点就是理性主导了激情和欲望。慧马正是如此，他们凡事受理性牵引，而感受不到欲望和激情的支配。（比如他们不仅不知罪恶之事，甚至通过理性来选择配偶，生育一对子女之后便不再同房，一辈子相敬相爱，和睦安心。而慧马面对死亡也非常理性，不仅本人不悲伤，亲朋也很平静。）相反，野胡则是激情与欲望的集合，贪婪不知满足，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刻画的人的形象。

霍布斯从人类实然的情况出发对政治进行思考，在他设想的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激情来生存，结果造成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正因如此，才通过契约产生了一个主权者来维持秩序，利维坦（现代国家机器）由此诞生。事实上，慧马和野胡代表着人类的双重本性：神性和兽性。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欲望和激情占上风的一面。哲学家统治的乐土固然令人向往，但人类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人毕竟还是只野胡。因此，认识人性中的贪婪和“恶”的一面，建立制度对其进行防范，才有可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是现代政治的起点。

（摄影：Clement）

也不记得在哪看过的一篇文章，但印象很深，虽然不能说是代表了西方跟东方人生哲学的差异，但也道出了精髓。印象最深刻的是东西方老太太临终时所关心的事：

有个东方的老太太，在病床上最后的遗言是：“我把我拥有的房子平均分给所有的孩子。”

有个西方的老太太，在病床上最后的遗言是：“我把我的房贷还完了。”

东方的父母亲，拼了老命都会给孩子们弄间房子，不把房贷还清，也会还个七八成。在澳洲，爸爸妈妈们很多时候却连大学的学费都不担心，留给孩子跟政府申请无息贷款，毕业后慢慢摊还给政府。孩子们要买房子，爸爸妈妈会帮忙搬家，然后再买个入伙礼就算很不错了。

最近因为屋价暴涨，很多孩子都搬回家住，省些房租，但也只限付少些房租，绝非免费。在亚洲人看来，澳洲父母似乎太“冷血”了点，可是深一层想，人总不能只为了小孩活吧？以目前房地产的状况，把目前自己家的屋顶看好就已经够头痛了，再为了小孩的房贷烦恼，还有心思管其他的吗？与其买间房子给小孩，不如教会孩子理财自立？让孩子们自己担心自己的人生，让我们自己烦恼自己的人生，会不会减少一点心理负担，多一点快乐人生?

（摄影：Clement）

为什么谈哲学？因为这世上有一些人觉得除了生活，过日子，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这种秉性是与生俱来的，如阳光雨露，泽被草木，只是深浅不一而已。这种感受由于因缘际遇，因人而异。当然也有一些横空出世的天才，偏偏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里开了一支梅花。这些人如苏格拉底、维根斯坦、斯比诺莎，都能过自在的日子，结果却为了这种感受，连岁月静好，过小日子的生活都抛弃了。

如此，可惜吗？反观在洪都拉斯逃难、在西非面临伊波拉病毒的生命威胁、在鲁甸地震余劫后的难民，却只想活命过上简单的小日子，对他们而言，哲学没有价值。当然，此外，不止哲学，就连最叫世人疯狂的足球、电影、派对、时尚，在这种语境下，都没有价值。

价值一事看来相对，孰高孰低，不见得都清楚明白。是非黑白这么截然二分的事情，历史上也常有错位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邪恶轴心”那边，肯定对价值的认知与我们不一，否则不至于疯狂至斯。

谈论哲学，我们不该画地自限，非拿主义来说事。重读老经典柏拉图的对话，不都明明白白，说爱说善说快乐吗？每个人都希望永远，几乎痴愚。少时，不都曾这么承诺彼此，相爱到永远吗？比天高海深，说无尽永远，至少在热恋时候，我们曾都是小哲学家，不是吗？所以，不见得我们都不谈哲学，我们活在它里面，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只有到了极至的科学家才研究它的成分。纵使如此，得出了分崩离析的结构，在它自成的体系和理论上尽管完善，却不再是我们经验中温熙的阳光，沾指凉的露水了。

喜欢哲学的人们，在提纯的内容里得到了思维的乐趣。在抽象的概念中建构理论。这事儿致力深了，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常理来说应该比较有见地，但其中也不免有误。架床叠屋，见树忘林的事也是有的。所以，却也没有一定的把握，善于哲学思维的人，不见得真有什么伦理道德价值上的优势。最好也别对这些人寄予什么希望，能从中得到思维的乐趣，说三道四就很不错了，不是吗？

说了这么久，什么是哲学？我想定义这个词恰恰是谈哲学里头最无趣的部分。考究棋之为何物是远不及下场见识楚河恶浪，汉界风云的快乐。如前所述，争取个人幸福和快乐，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努力。哲学应该定位于一种思维的乐趣。任何岸然的理由和姿态都有误导之嫌。

至于全体人类的最大幸福，我们经过了柏拉图的年代千多年后，似乎应该意识到那不是哲学问题。

（摄影：C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