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记得有一天醒来，尚恼着课堂的测验，忽而得告冬菇去世，休假一天，一时若脱钩之鱼，不妨熟歇。谁冬菇啊？后来从课本才懂得东姑乃国父也。国父在默迪卡广场领众举拳，响彻云霄地喊了三声“默迪卡、默迪卡、默迪卡”，已经成了经典短片，每一年时间到了，如唱盘回唱，而我，尤其喜欢国父鼻梁上驾着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
默迪卡，为什么非得喊三声？从来没有人问，老师解说这三声后，正式宣布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三声默迪卡，声声慢、声声重，情真意切，确实感人，这致使我对影片中的主角一直有种莫名的喜欢。
可惜，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喜欢某一些事物或人，往往源于误解。实话说，这世上的事物，理解之后或许能多一些宽和、少一些期待，但喜欢，往往是说不上了——更何况对象是一个政治人物。
东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从英国人那里求得了马来亚的独立。然而，他一辈子所坚持的种族特权，以种族为政党基础和理念，不啻为一种魔咒，让他在历史上的身影愈变愈小，直到让人俯视的角度。
独立前的马来人，和现在很不一样。纵使依然淳朴善良、简单，甚至有点闲散的懒惰和愚昧；现在的马来人，经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更多了份由根植于自卑的民族的骄傲。无论当年的东姑乃至马哈迪的时代，大概觉得保护和捍卫马来民族是他们的责任，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一穷二白的子民，加上骨子里的憨直，哪个父亲不是那么恨铁成钢的？
东姑一辈子结了四次婚，当中只有一个是马来人，亦无所出。除了第二任的英国房东，其余两人都是华人。东姑的孩子都有华人的血统，然而，在政治上他的底线还是紧紧系着他的民族情结。那个年代受英国教育的这些马来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对自身的认知确实有种时代的烙印。我想，虚无主义在这种语境下，多少显得有点超脱和有益于反思——无论如何，马来人的热血和任何可以操弄的主义有种化学上的作用，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政治必要了。
简言之，对于马来人连东姑都是没有十足信心的，所以尽了力去保护。后来，1963年与新加坡、婆罗洲成立了马来西亚，这种坚持也从未改变。或许当初并未意识到政治上的威胁，建立马来西亚是出于一种理想，如李光耀谈及新马分家时感慨落泪所说，其一生坚信于新马的合并，因为无论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我们都紧紧相依。
在这种氛围下，李光耀走进马来西亚的舞台。他能言善道，唇枪舌剑，用马来文和英文跟这些马来精英辩论，弄得大伙儿焦头烂额、灰头土脸的。李光耀从弹丸小国合并而来，即挟带了大量华人——近半的马来西亚人民当时是华人，本身又一愣头青，不管当家的想法，就是要全民公平，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前瞻的视角和理解是进取、积极，也极不识时务的。我觉得强悍如斯者，能一路走来创造出这么璀璨的小国，就人类生存史上也是奇迹。他在和邓小平的对话中有谈到过，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出生在中国，或许能活到老去就算了不起了。确实，人类有很多天才都是死于一般暴民和庸才的手里，躲得过去这些攻击，出生在小国，和这么一群小人物打交道而得以保命而一展手脚，多少是命运使然。
东姑的集团开始感觉到除了民族使命以外的其他意义了。这是一种纯粹政治的斗争。李光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他的理念是进步的，他的言辞是不可斥驳的，他是该死的。东姑作为马来人的局限显露了，无论是捍卫马来人或他的政治集团的地位和特权，他决定停止这一切的麻烦。通过压倒性的会议，他们一致通过把新加坡撵出门外。那会议并没有任何新加坡的代表受邀出席。这当中没有任何协商和沟通的意愿——这再一次、最后一次说明了，当家说了算。李光耀和东姑同是英国留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前者是剑桥法律系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后者考了几次凑合毕业了。当然，以成绩取人未免肤浅，然而，从种种行迹上来看，确实是有一定本质上的差异。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了。这不是东德和西德的分离，也不是大陆和台湾的分离。这绝不是不同政治理念的分离，而是政治水平不同的分离。从此，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水平来发展，不同的议题来发展，相同的人民，相同的土地，越一个海沟，人民自由来去，但是我们的历史都回不去了。
而今，这两人都仙逝了，任由后人评说。李敖在他的节目中有评论过，他不喜欢武侠小说，觉得这东西飞檐走壁，男女情长，都虚妄的，而且格局太小。他觉得民族大义这才够谈。然而，我觉得李老先生越老越激进的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了，民族大义只是一种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工具，如东姑一样，套着了就一直解不下来，反倒成了囚牢。脱了一枷锁又戴上另一个，算不上聪明吧。李光耀，格局够大了，能生长发迹于小国中，是新加坡的福气，亦是他个人的福气。
（照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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