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现在的小孩子，三岁就开始读双语幼儿园，小学就开始把英语当作一门学科去系统学习。我们90年代念小学的学生，尤其是在乡下，是不学习英语的。主要学科是语文（编按：指中文）、数学、品德、科学、美术、音乐、体育，但主要还是以语文、数学为主。上学也很自在，作业不太多，写完就和邻居家小孩玩去了，不至于爬树捉鱼，也就是一起玩游戏、看电视、过家家等等。

所以等到2000年，我去念初中，学生证上写着10岁，我才开始接触英语。在这之前是没有概念的，顶多能背诵和默写26个英文字母。

上了初中，学习的科目突然增多。除了语文、数学，还要学习英语、历史、物理、地理、生物、政治，（美术、音乐、体育这些不算是主要科目，因为不考试），学校还发了字帖，要额外练习汉字书写。时间就非常紧张了，落实到每个科目的时间，每天可能不到1小时。所以我的英语就在每天1小时学习的节奏中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现在想想很外行，但当时是很佩服他的。因为在乡下，会英语是件很厉害的事情。会英语和数学好，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数学谁都可以学好（当时觉得数学很容易），但英语可是非得去见过世面的人，才能接触到的。

我们当时学英语，是从简单的单词和对话开始的，对话的主角总是李雷和韩梅梅，学习的内容从“你好吗”到“我来自什么什么国家”“我几岁了”“我们一起去上学”之类的，印象中整个初中一年级，就学到了如何问路，怎么过红绿灯。但当时怎么都学不会。因为不爱背书，只喜欢理解型记忆，所以数学地理物理就学的很轻松，但语文和英语比较差，语文还好，从小被耳提面命，至少能在班级占中上游，但英语完全就是一坨烂泥。

记得一件小事，刚开始学到let’s go时，在旁边用汉语拼音标注，也不知道重音，也不知道语调，就用汉语的口音在念。放学回家了，给奶奶说我学了这个词，是什么什么意思，我奶奶一听，说你学的是什么英语啊，还癞死狗，怎么不癞死羊呢？对了，当时我奶奶养了2只羊。

说回我的英语老师，现在我极其怀疑他的英文是自学的，因为我后来一直纠正的英语读音问题，都是来自于他。当时用方言的口音去学习英文的，那效果可想而知。并且学习英语音标时， /ɪ/ /e/ /ɛ/ /æ/ 这几个音标当时无论如何都区分不出来，所以，只好去模仿英语老师的口音去读。印象中，老师可能对自己的英语口音也不是很自信，他当时说的挺多的一句话是，要多听英语磁带，边听边读，英语才能学好，他可能也是期待我们能自己去启迪自己的英语。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我坚定了英语老师的英文是自学成才的，因为当时他在自学日文，把日文用毛笔写成大字，贴在墙上，天天去念。这和我们小孩子学英文都是一样的嘛，盲学，盲读，根本不管口音的对错。后来听说英语老师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念完大学，才去我们乡下教书的。当时他可能是30多岁。

从第一年学英文，到现在，将近20年，我的英文水平还是一坨烂泥。虽然当中经过高考、读研，在短时间内英文水平飞速提升，然后又直线下降，之后又逐渐回落到中学水平。

哎，说起来都是泪啊，真是个花费时间很多，但没有获得同等收获的学科啊。最后，我仍然觉得数学比英文学起来容易太多了！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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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长大在一个纯华文的家庭环境，虽然根据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规定每个公民都需要自小学习三语，但有时觉得自己母语以外的语言掌握能力之烂，简直惨不忍睹。三语当中，华语当然是第一语言，英文是在上了大学之后硬练出来的，而马来文在整个人生阶段当中没有任何的环境允许我常练习，当然在Mamak档点菜还是没问题的。

身为马来西亚人，感觉怎样都应该掌握好马来文的沟通能力，因此在大学期间还特地找了马来同胞练习马来文，我则以教他华文作为交换。结果，因为毕业后时间难以配合，这短暂的学习旅程也就半途告吹。

除了以上学习马来文的无奈经历，方言也是一大痛脚。当去到外州读书，遇到会讲方言的华人时，他们通常都会闲聊问到“你是哪里人？”，这里的“你是哪里人”其实要问的是籍贯。我每次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福建咏春，然后如果对方再补问是否会讲方言，那我通常都只会用方言回话说 “一点点”。

谈到方言，其实是在到吉隆坡读书后，才发现原来其他州的年轻人多少都会说一些方言，普遍印象是槟城人讲福建话，雪兰莪人讲广东话，还有很多讲潮州话、客家话的友人。通常，广东话看似最流行，因为相当多朋友都是从小看港剧长大，从而潜移默化地学了些广东话。

然而，以前盛行潮州话的柔佛州，现下大部分年轻一代能掌握这种方言者属于少数，再加上1979年开始，新加坡已逝前总理李光耀推行的“讲华语运动”，让讲方言不再变得理所当然。当时那场“讲华语运动”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崛起，加强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而实施的教育改革， 据说运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包括通过广告打压方言，有人说他或许是受到了以前台湾“国语运动”的启发。政府还因此更动了身份证的设计，据说以前新加坡华人身份证上有英文拼成的方言发音，之后全部都改为汉语拼音。

我们柔佛很多家庭以前都在看新加坡电视和听他们的电台，其播出的媒介语以华语居多，也在倡导华文好、华语好，加上现实考量，如果要去新加坡赚新币，当然要学习更赚钱的语言，因此这场运动的影响力波及柔佛州。据2012的一份报告显示，柔佛有高达85%左右的华人在家使用华语。因此，我的方言，暂时也停留在听得懂些许福建话，能用广东话做基本的交流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有时亲戚间在讲着方言，听不懂的部分只能干笑。

很少看到从小说几种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后会忘记小时候讲的语言，因为小孩子是海绵，吸收能力强大。以后，一定让我会说三种语言、两种方言的女朋友好好教育下一代，并设计能让孩子接触不同语言的环境。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娴熟掌握方言，是不是能更好地和我身边的长辈，像是高龄95岁的的外公多聊聊天？想来想去，好像掌握不好一个能常用到的语言，就成了那语言圈里的语言半残。

摄影：黄艺畅（中国）

女儿自称是“华语人”，因为她们的母语是华语，也是至今唯一说得比较流利的语言。祖籍的概念到她们这一代算是彻底结束了，我本来还考虑是否要在她们面前表演一下义愤填膺的戏码，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说实在我自己已经是个对祖籍没感觉的人，小时候还因为不会说家乡话被叔公骂“忘本”，但当时真的也不是很介意，事实上我并不曾忘，而是根本没在脑袋里装进去过这一类讯息。

我成为华语人是因为“混血”的缘故，父母亲的籍贯不同，唯有华语是可以互相沟通的语言，家乡话自然而然就式微了。不过如果再追究下去，我妈说的宁波话算是搞笑级，真正的宁波人听了恐怕会头皮发痒。如此看来，华语人似乎有基因遗传的因素包含在内。

无论如何，我毕竟还是在流行说方言的时代长大。港剧让我学会广东话，母校让我学会客家话（全班好像只有练鱼和我不说客家话），不过都止于听而已，学会说广东话是工作之后的事，客家话则到今天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虽然语言天赋欠佳，但比起女儿还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某天老二从保姆家回来后跟我说要看“宫西电影”。宫西？那是什么玩意？老二解释说那是同被保姆照顾的小姐姐介绍的，很恐怖的呀！在火车上宫西会跑来跑去咬人的。幸亏她老爸我见多识广，马上猜到那是韩国电影《釜山列车》。“宫西”原来是用广东话说的“僵尸”，小姐姐的广东话说得很流利，而我家纯种的华语人只会依样画葫芦，把“僵尸”模仿成“宫西”。

老大偶尔想展示她说方言的能耐，现实上只是证明了她实在不具备这种能耐。她说的广东话：“内贡嘛野啊？”（翻译：你说什么啊？）；她说的福建话：“西杯好料！”（翻译：实在好！）；她说的客家话：……，好吧，她不会说客家话。

两位千金有时候心血来潮缠着我要学方言，不过都是现学现忘，而且问道于盲实在不是很明智的事情。

例外还是有的。老二有次颇具古风地赞美老爸：很厉害、很劲！劲？你也懂得这个字的用法？谁教的？你教的啦！真的是我吗？真的！

没想到会在六岁孩子嘴里听到“劲”这个字，就像几年前妹妹突然冒出的一句“拉柴”（死亡），都很有点时光倒流七十年的味道。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我住瑞典30多年了，我的瑞典语程度还过得去。阅读和对话都没有问题，至于书写嘛就差一点了，因为这个语文我都是从社会上学回来的。在完全没有受过正统训练而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还挺骄傲的。

1988年刚到瑞典就托我哥朋友在一家中国餐厅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平时除了洗碗做卫生，还要去厨房帮忙打打饭呀，切一下肉呀，也帮他们洗地等等等。由于大家年龄都差不多，天天一起嘻嘻哈哈的工作也挺好玩。

当时学到的第一个瑞典字是“黑”（hej），就是打招呼你好的意思。第二个字是好（bra)，和英文的女性内衣同字。

在厨房帮打饭肯定要会数字，所以1、2、3、4……很快就学会。但是，2这数字就好玩了，2在瑞典文写成två，瑞典语发音则是舌头顶着上颚然后读four。跑堂的瑞典人同事英语马马虎虎，她经常英语说着说着，又说回瑞典语。笑话就在这里了，在高峰期鬼妹喊två ris，ris就是rice（米）我可以猜到，但每当她用瑞典话喊2 ris，我就打4个饭给她了，其实那也没有引起什么大误会或其他严重问题。

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事是我学会瑞典语后当楼面招待时发生的。一个波兰女孩上早班，我比她晚一小时上班。早到的工作就是洗一下昨天泡了肥皂的抹布，补充一下酱油辣椒等事情。

那天我一到餐厅她就鬼叫了，她大声说：阿辉，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泡内裤！我靠，那时我想我为什么要泡她的内裤，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发什么波兰神经也就不理她，继续喝我的咖啡。她继续念继续唠叨，我就火了，问你发什么神经？波兰姐就用她那肥大的拇指和食指夹着我们擦桌子的布，在我面前晃说：这个呀，你昨天没有把全部的抹布泡肥皂水！

天呀，她的瑞典语应该也比我高明不到哪里去。瑞典语抹布是trasa，trosa才是女人内裤！她用错字了。哈哈！

还有一个到今天我都觉得搞笑的事，那是我在瑞典考驾照时的尴尬笑话。一天驾驶教练叫我拐进一个发音Shelestorp的路，我在路牌上看不到这个街名就直走了。这条街在瑞典文是Killestorp，他们的K有时候发音成S！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第一次接触翻译应该是高二那年，我参与的学校社团——圣约翰救伤队（St. John Ambulance）主席翁同学，胸怀大志，对外想提高社团名声，对内则欲提升团员素质。于是，他捧着本Advanced First Aid（是在总部上高阶课程的资料本子）（注），征询队内理事同意一起把这本资料翻译成中文，让学弟学妹更容易明白个中内容。反正也不管我们同意与否，他都势在必行，我们就像分猪肉般，五个人各自分得要翻译的部分。而我，那时凭着还可以的中英文能力，除了翻译自己的那份，也负责进行最后的校对审核，从翻译至对稿成品费时将近两年，一本《高级急救》译本终于出炉，总算了却翁同学毕业前的“心愿”。

说到翻译的过程，先得把原文（这里指英文）的内容主旨搞懂弄明白，然后才把中英文组词句子及语法琢磨一遍，逐句逐段的翻译出来。当然，那时除了纸质的牛津英汉字典，我家正好买了本电子词典，对理解资料上算是（速度上）有点帮助。像我方才说的《高级急救》，除了人体运作（生物学）知识的说明，很多是急救的步骤程序，所以最重要把正确的知识传达出来即可，句子段落是否与原文一致尚列其次。

再次与翻译扛上，已经是在浙大学习，是个中文系学妹的作业，也不知她从谁的口中得知我马来文（应该）还行，她找我翻译一首马来诗歌，即从马来语翻成中文。忘了她给的什么理由，反正我是接下了她的“委托”。与我第一次翻译相隔十年，翻译工具已经相对方便些，但仅限于普通对话翻译，像这类需要优美词汇或专业术语的翻译，还真苦煞我这门外汉！再者，诗歌句句精短但喻义丰富极具内涵，短短十行诗歌，我花了整个星期勉强地、绞尽脑汁地翻了一遍。学妹交差的结果是咋样，我都不敢问，也没眼看！

后来，我的导师接获一个国际研讨会学者撰文论述的翻译项目，我们几个研究生的任务即把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一人负责翻译两篇，翻译完毕自行交换对稿，最后才交予导师审核定稿。这项目的难度在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他们的英文用语有时还真不容易搞懂，而且逐字逐句用词都必须谨慎选择，比如，某学者在文章开首用了一些“关键词”引述了自己对某一理论的解读，继而对该理论提出辩驳或论证，结尾部分又再把“关键词”带出总结一番。因此，倘若一开始把“关键词”翻错了，接下来的论述只会越弄越糊涂，不知所云！

综上所述，我这业余翻译说不上专业但尚算是尽责认真，每次做翻译权当多认识些词汇长点知识，只求别误人子弟就好！

注：那时只有《初级急救》（Basic First Aid）中文版，没有《高级急救》的中文版。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