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和钞票能够取得平衡点吗？应该不少人认为是可以的，君不见过去公认的良心事业如教育、医药等纷纷企业化？打着良心的大旗赚大钱正是当下的趋势，我在想，爱情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企业化经营？

从报章报道得知，中国近来有出租男女朋友回乡应付江东父老的新兴行业。其实，单身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到处都有，并非中国的特殊需要。只要能够回应应付八卦亲戚和排遣寂寞两大区块的需求，这个行业经营得当的话恐怕就像教育、医药行业般还可以搞上市。

为了迎合社会需求又保持“良心”不变质，爱情企业绝不可雇用那些所谓具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员工。反之，企业应该雇用那些在外貌上有魔鬼面孔、天使身材的路人。一来自然是便宜，节省开销。二来不会太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情愫，败坏企业的名声。魔鬼面孔让人不存幻想，天使身材令人不产生邪念，唯有这样的雇员才是最可能具备提供专业服务的人选。当然，凡事不宜太过极端，太过魔鬼的面孔或许吓坏顾客，过于天使的身材可能让顾客万念俱灰而兴起出家的念头，这些除了影响客源，也有违社会义务，不得不慎。理想的交易是解决顾客一时的社会或心理需求，交易完成后两不相欠，既不必动用电影《黑衣人》的失忆棒，但也不至于念念不忘，留下模糊印象以便下次记得再来光顾即可。

外貌之外，一定内涵也是必要的。避免江东父老逼婚需要一定程度不着痕迹的惹人厌表现，排遣寂寞则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以投其所好，空有魔鬼面孔、天使身材而毫无内涵的员工难以应付，在这种服务行业只适合拿去填海。企业需要提供适当的在职培训，否则难以找到如此完美员工。

私立高等学府让大学生的素质一落千丈，有教无类的背后首先要有钞票作为前提。私立医院把病人当财神的行径也让人看不下去，医术如何尚有待考察，医德则似乎早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切向“钱”看。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

看来，大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取得平衡点的良心事业，实际上还是要牺牲很多的良心，才可以换取很多的钞票。这样的企业可以经营吗？是否有利可图倒是不必置疑，问题是需要牺牲良心的良心事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恐怕还是它们该不该出现吧？

（摄影：李嘉永）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已经从自然现象中认识到雷电，或许也真的像以前小学课本说的，闪电不时会劈中地面上的大树，造成森林大火之类的灾害，所以我们的祖先对雷电是感到畏惧多于一切。

这种畏惧在神话上很自然就流露无遗了。在华人的神话系统中，电神、雷公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毕竟只是二、三流角色，不太受到重视。然而，在古希腊神话里，雷神宙斯号称“万神之王”（剽窃古希腊文化的古罗马帝国，把宙斯改名叫‘Jupiter’，后来又被用来命名太阳系的第五颗行星，即木星），他使用的武器就是雷与电，战斗力和来自M78星云的Ultraman的斯佩修姆光线不相上下。

西方神话系统里的诸神在性格上都有点难以捉摸，而宙斯更是出名的喜怒无常。我猜想，那反映的是当时的人对雷电不了解，而雷电又可能造成巨大破坏，所以大家面对宙斯总是抱着一点战战兢兢的心理。

到了十八世纪，“电”仍然不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能量，当时的魔术师常用电流产生的轻微触电或火星来吓人。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富兰克林用风筝把电从天上引到地上，然后把绑在风筝线末端的一把钥匙充电，他一摸钥匙就会触电，但也同时证明了闪电和魔术师表演用的电流是同一回事。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这么做了，他肯定当场就被电死，可见故事就是故事，别三人成虎了（你以为富兰克林的朋友华盛顿真的砍了樱桃树？哈哈哈！）。这个传说应该是源自富兰克林脑袋里的一个实验概念，他当时在报章Pennsylvania Gazette投稿时曾经描述过。富兰克林确实放了风筝，也确实成功把电引了下来，但他显然并没有天真到去触碰一个被闪电充过电的金属钥匙。那他做了什么？他发明了避雷针，还利用了被引下的电流做了一次BBQ烤肉，看到肉块被烤熟、烤焦，他一定很庆幸自己没按照原定计划去握那把钥匙。

避雷技术后来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836年英国科学家Michael Faraday设计了一种“法拉第笼”（Faraday cage），在“笼”内可以完全避开雷电的袭击。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哪天如果有人找我去讲古希腊神话，在“如何破解宙斯杀手锏”部分适时引入法拉第笼概念，一定让听众对宙斯的恐惧大打折扣！

神话也好，故事也罢，其实听听觉得好玩就够了，别太当真，更别害怕。

（富兰克林画像，摘自维基百科）

按道理说，如果无法做到一视同仁，感觉上这个举动本身就很有点不礼貌的嫌疑。但是，我们最好避免单靠直觉就来下判断，有了直觉后再作理性分析会比较靠得住。

譬如说，面对一个耐性极佳、思维清晰、教学负责的老师，和面对一个喜欢胡说八道、自以为是、推卸责任、混日子的老师，我们在表达礼貌时，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吗？或许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则不行。问题是：为什么？做得到一视同仁的人是理性的，他尊重的是“教师”这份职业，那是和至圣先师孔子一脉相承的荣誉，而不去对个别教师的品格问题斤斤计较。做不到的人或许正义感比较强，或者说感性的成分相对的高，难以忍受对败类“演戏”，就算硬要他说“你好”，听起来也会象是“你娘”。

无可否认，任何行业确实都有败类、异类，难以统一处理。我们鄙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之辈，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等侠盗却受到广泛歌颂，抢劫后又伤人的强盗就要被骂不知何谓“盗亦有道”了；对盗贼来说，前者是异类，后者是败类。再举一例，佛教的出家人同样不乏异类和败类，譬如台湾的恒述法师（即费玉清的姐姐费贞绫）堪称异类，至于败类就不指名道姓举例了。

一般盗贼，我们只怕是避之犹恐不及，礼貌是谈不上了。但是碰上罗宾汉呢？碰上台湾的“义贼”廖添丁呢？表示一点基本“礼貌”，应该不为过吧？不论信不信佛教，一般上我们都会尊重出家人。可是碰上某些吃肉、喝酒、生孩子、贪污的败类出家人，你会怎么表示礼貌呢？表达得出来吗？就算是那些完全理性且不爱作价值批判的人，有选择的话，也会远远避开吧？

看来，礼貌在现实中其实是做不到一视同仁的。我们毕竟背负着一定的价值观，一旦知道眼前人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不齿的感觉，随后能够表示的最大礼数恐怕就是选择默默离开。不论职业、身份地位如何显赫或卑微，东窗事发的败类既然失去了自己被尊重的条件，那就别再指望人家还会以礼相待了。

（摄影：周嘉惠）

已故学者Thomas Szasz（1920-2012）生前留下好些精彩名句，其中一句是：“笨蛋既不原谅也不忘记；天真的人既原谅也忘记；智者原谅但不忘记。”（The stupid neither forgive nor forget; the naive forgive and forget; the wise forgive but do not forget.）这句话只有第三部分常听人提起，余下部分我个人还是头一次听说。一句话精彩因为它的耐人寻味，让人再三咀嚼也不厌倦，这句话就很有这种特质。

我们一路走来，林林总总、好坏夹杂，总会累积不少记忆，而这些记忆将谱成我们的个人生命史。好的记忆可供往后回味，坏的记忆却有待处理，不可弃之不顾，否则生性看不开的人容易患上忧郁症、死不瞑目。

忘记了往事或直接失忆，自然就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但对凡事都记性不佳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有如苏格拉底“我知道我不知道”，和那些“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可大不一样，自知之明和糊涂怎么可能是同一回事？对不好的往事，我们还是有需要保留记忆，但重点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吸取教训。或许，当事情牵扯上国恨家仇时又得另当别论，旧账明知道算不清楚但就是偏要算，譬如中国总是追着日本为二次大战的血仇要求道歉，而日本几位首相吞吞吐吐的道歉词总是不让中国满意，看样子双方还有得好折腾。

假如不是为了算旧账，我们从不好的经验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后，剩下可以做的事就只是要不要原谅对不起自己的一方，或者对不起自己的过去年月。原谅别人需要肚量，原谅自己需要勇气，岁月理应会提升我们的肚量与勇气，但主要还是要看自己的决心。原谅不原谅只在一念之间，说它难很难，说它容易也很容易，反正留着坏的记忆终究只是折磨自己，百年之后一切也全都灰飞烟灭了。

去做个聪明人吧！原谅但不忘记。将一些不好的记忆回收处理，留取教训，放下仇恨、纠结；“当下不杂，既往不恋”，若能够以这样的记忆、心态生活，我想，生命也算得上圆满了。

（摄影：周嘉惠）

相对于工作，闲暇即“不工作”。它代表一种宁静、沉默的心境，一种无牵无挂的静止状态。人唯有在沉默时，才有望施展原本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聆听、观察、反思能力来认清自己的位置，进而恢复被扭曲的本性。

现代人都太忙碌了，对周遭一切如果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姿态保持着距离。人生存在世界之中，万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切息息相关，南美洲一只蝴蝶抖动翅膀的举动，谁敢担保就绝对与自己无关？故此，如果一个人不关心周遭，实际上也代表着他并不太懂得关心自己，忙碌很可能只是逃离面对自己的手段。

闲暇是面对自我、释放自我的时刻，它与世界保持着一种参与的关系，但其非功利的性质已明确把以攫取利益为目的的忙碌作出区分。闲暇是不工作，但不是不活动，闲暇的活动是纯粹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思考而思考之类，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与意义，不成为任何其他目的的媒介。

无可奈何的现实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生计都需要工作来维持，那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日常生活。现代商业社会把人异化已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闲暇具有特殊的修护功能，让我们不时停下脚步确认方向、厘清初衷，整装后重新出发！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