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II/江扬(中国)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衰老都不像是褒义词。《学文集》很久以前就写过青春,但时至今日方才提及衰老,因为衰老与死亡一样,人们常常避而不谈。衰老甚至不如死亡让人冲动。王国维、川端康成、海明威们的慷慨自绝,让我们对他们充满敬意,但若是他们苟延残喘至衰老无法自理,恐怕又成了另外的故事。我们一方面感叹他们的勇气,其实又庆幸他们的清醒,因为对于衰老来说,无疾而终即是喜剧,贫病交加则更是常态。衰老是人生必经阶段,而人生终将以悲剧收场。

可怜之人常有可悲之处。与衰老相伴而生的,不仅有死亡,还有保守。一般而言,人类是越活越保守的物种,越保守则越丑陋。二十世纪后半至今,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迟滞不前,概因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在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下,老年人所奉行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得到更多的彰显。人类社会的老龄化越严重,保守主义就越盛行,社会的发展就越迟滞。如桑德斯那样的老愤青毕竟少数,大多数老年人都如拜登或者川普那样垂垂老矣,抱残守缺,却不甘寂寞,直至生命的最后。人性的丑陋在老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那么的民主选举往往就是选那个最不坏的老头。

常有自诩为过来人的老人们感言:“一个人如果三十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三十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这样的倚老卖老当然无法证明社会主义错了,而只能说明说这话的人过了三十岁就变得保守了。老年与保守主义的天然共谋有其深刻的逻辑机制。因为年轻人的生命充满各种可能,又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那么改变既有的社会状况则成了他们天然拥抱的使命;而随着年岁渐长,所谓被岁月磨去的棱角即是经历了人生诸多的苦痛,懂得了疼,懂得了珍惜,无论家当是多是少,都变得害怕变化,害怕失去,那么就渐渐变得愈发保守。更重要的是,年岁渐长以后,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并不因我而改变,地球缺了谁都一样转,饱经沧桑的无力感与看尽疾苦的麻木取代了曾经的雄心壮志,那么维持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则成了余生所有的期待。更有甚者不惜一切手段穷奢极欲,竭尽所能多拿多占。既然此生又所剩无几,而来生又如空中楼阁,那么自当抓紧一切机会利己主义,毕竟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这在理性上都能站得住脚,只不过让老年人的退场显的不那么体面。我们需要理性来分辨是非,而不是仅仅用它来计较得失。虽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体面是最不重要的事儿,但在这个时刻对于理想主义的呼唤则变得更加重要。左派青年才俊们更应时时警醒,力争未来不要让自己变成年轻时讨厌的模样——即使很多人甚至没有机会衰老。一代又一代奉行自私自利的处世哲学活蹦乱跳的老人们一点点夯实着保守主义阵营,把曾经相对左右平衡并略带一丝左倾躁动的社会天平配重得逐渐右转,直至世界两极分化。老右派邓小平在89年后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只是清醒如他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犯下保守右派的大错。对于今天的世界局势来说,虽然要警惕极左,但更是要阻止右,因为极左的危害早已深入人心,而右倾保守却是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宿命。新冠疫情更是给这样的普遍右转加上了一层重重的砝码。要与之抗争,就请保持左倾。要永葆年轻,就请永远左倾。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上一篇文章链接:我梦见老张头年近九旬/张雷(中国)

何来副业?/江扬(中国)


所谓主业,大约是人一生所耗费时间最多,成效最大的职业。大多数人一生能致力于同一事业,孜孜不倦,略有小成,则为幸事。生死无常,学问无边,能在一亩田地,耕耘一生,已然不易。

然则副业因何而来?一曰为钱。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的付出换不来足以开支的日常,那么开辟一个额外的经济通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项。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闷声发大财”盛行的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管制枷锁初开,各种自由经济诱惑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则是主业机构改革滞后,薪酬涨幅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诸如公务员下海,大学老师搞副业——曾几何时司空见惯。在不影响社会公平的大前提下这个现象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中主流工作无法保障专业人士可以仅凭自身主业就可以获得体面的收入与生活,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副业收入来源,那么只能说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问题。反过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能力保障专业人士对其工作全心投入,而没有后顾之忧。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才是给予人希望的社会,全社会的运作效率也才能最大化。

如果不为稻梁谋,那么,副业也可能源自入错行后的人生另一种选项。比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写作此书时仍然是一名国营电厂的职工。他当年笔耕不辍恐怕并非惦记着这些文字的稿费,而是个人兴趣使然。既然工作清闲,有余暇追求自己职业之外的兴趣,何乐而不为?直到他写作有成之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辞去原先的主业,做起专职作家。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从事的副业,那么只要兴趣在此,则副业迟早转为主业。原先的主业要么不再,要么化身为副业。毕竟比起你所获得的薪水,你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资格成为你的主业衡量的标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执念于单一的职业追求,而寻求多样化的职业并存。比如以严肃著称的学术圈里,自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以学者是否应该接近大众媒体分为两派。传统一派认为学人自应专心治学,不应分心他事;另一派则自萨特、福柯开始认为学人更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以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学术的影响力。而这些接近媒体的学者自然就多了一个传媒人的副业。实际上,即便是传统的一心治学的学者们,也并非心无二用。几乎所有的这些学人都会开门授课,传道解惑。那么,在课堂上授课,与在大众媒体上授课,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呢?授课与研究的二者平衡,并不总能如人们所愿那般互相促进。再者,即便是一心一意地思想产出,仍然存在着以赛亚·伯林所划分的刺猬与狐狸两种人生:“刺猬之道,一以贯之;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按伯林的分法,卢梭、马克思等坐穿冷板凳的固然让人尊崇,多点出击的维科、赫尔岑等人也一样可贵。反而,多样产出,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更有对抗一元主义专制的意味。因此,对于狐狸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副业?我心在哪儿,哪儿就是主业。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上一日文章链接:副业何时开始?/陈保伶(马来西亚)

一个也不原谅/江扬(中国)


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其精彩程度即便是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也自叹弗如。各国轮番上阵,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某种意义上,这次疫情是对各国的治理能力、科技水平以及民族性格的综合考试。遗憾的是,面对同样的考题,各国大多交出了不及格的答卷,让吃瓜群众直叹呜呼哀哉。

发端于武汉的病毒,一度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成为被世界围观的“中国问题”。西方各国第一时间断航挡人,然后高枕无忧地冷眼旁观。从官方到民间,多有一些看中国笑话的态势。口罩短缺之际,中国人用各种器具狼狈防毒的照片,以及中国封城之时各种看似专制不人道的隔离措施,都成了英文世界中的笑谈。直到这个病毒星火燎原,从中国传播到韩国、意大利,再到整个欧洲,再到整个世界,西方世界原样复制了中国的各种狼狈与不人道,才幡然醒悟,原来这个病毒并非只针对黄种人。复盘整个扩散过程,可以看到,关键点有两个,一个是部分带毒的中国人将病毒带出中国;另一个则是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到美洲大陆的传播。

尽管中美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病毒的源头,但从病毒的爆发的时间线看,武汉仍然是最先受灾的地区。我们固然无法指责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无辜染病的不幸,但作为特殊病种的传染病,尽量控制不传染给他人却是无需多说的常识。武汉封城前后,一方面政府刻意隐瞒传染病的严重性,导致病情迅速蔓延;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为了各自或大或小的人生目标,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以延续自己的旅行计划,客观上将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在这一点上,相当一部分人难辞其咎,但从未听闻有相关人士站出来表示道歉。从政府到民间,忙于抗疫的同时亦忙于掩饰自己的过错。偶尔有一两位良知未泯的公知提出“中国应向世界道歉”的呼吁,马上被众网民冠以“不爱国”的恶名打压下去。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这样的偷换概念,面对二战的日本右翼干过,参与文革的红卫兵干过,那么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的部分中国人也正在这么干,最后只能由全体中国人来背这个锅。

当然,仅仅靠这些中国人,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病毒能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欧美各国的政府官僚难辞其咎。比中国迟了近两个月才在西方蔓延开来的疫情丝毫没有见到各国政府更加从容的应对。先是对于中国的各种抗疫应对嗤之以鼻,只顾着看中国的笑话,却忘了从中国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西方诸国的傲慢自大。在疫情初爆时对中国、韩国、伊朗等国关门断航果断坚决,然而欧洲诸国对意大利,英国对欧洲大陆,美国对英国,澳大利亚对美国等等,对于这些传播途径的切断则姗姗来迟,拖泥带水。以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以及全球化时代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经济紧密程度,西方仍然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明显区别对待。这当然不仅是基于经济考量,更是来自政治文化的亲近感,以及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隔阂。然而,病毒不解风情,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东西方差异。更何况,疫情爆发以后的西方社会混乱与行政迟滞,恰恰体现了民主政体在官僚习气方面的问题比专制也不遑多让。忙得喘不过气的西方政要,当然亦无暇为自己两个月以来的轻视与傲慢向中国人民、以及重病乃至逝去的国民说声道歉。

落笔之际看到一则最近的新闻是“因担心新冠病毒疫情,英法等国先后宣布从伊拉克撤军”。这真是绝佳的讽刺,攻击人类的病毒反而帮助实现了伊拉克的和平。而欧美是否改为伊拉克的战乱局势表示一下歉意,尚不得而知。这是一个只有人犯错,而没有人道歉的世界。时髦的公知语录说,正义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这句话看似义正辞严,天理昭彰,但细究起来跟“好人有好报”的老话也无甚区别,不过是对善良无助的人们的一点慰藉罢了。面对每天飙升的冷冰冰的死亡数字,只要逝去的人们生前没有得到道歉,那么这个正义对他们来说就是缺席;只要逝去的人们死后仍然没有得到道歉,那么这个正义甚至连迟到都不算。在没有道歉的世界里,没有人配得上原谅。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2020的意义/江扬(中国)


2020新年伊始便有令人震惊的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美军公然以国家暴力斩首伊朗将军,后又有巨星科比陨落,但这些都比不上从中国正在向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于是有好事者惊呼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世界即将迎来世界末日,过去的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亦是今后十年最好的一年云云。

2020之交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数字又复合又工整。人类是如此情境化社会化的物种,如果不构造一些生活仪式,如果不寻找一些共同记忆,如果不在庸碌的日常生活中生造出一些伟大来,生活的信念难以为继。所以逢五逢十总得想个说法。劳作了五天,人类生造出两天周末来逍遥快活。人生已然不易,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历经劫难的幸存者,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下一次灾难的降临。如此熬过了五年十年,总得高兴高兴。管他是喜是悲,先庆祝了再说。恰巧赶上了2020,想起2000、2010或是懵懂无知或是风华正茂的自己,慨叹一番亦是人之常情。

然而,归根结底2020只不过是一个西元历法的数字。以耶稣诞辰为纪年伊始的西历在八世纪后才被西欧基督教国家普遍采用,后跟随基督文明统治地球成为约定俗成的世界通行历法,东方诸国被迫依此历法而行亦是国际交流贸易便利所需,却并不意味着要在其之上构建生命的意义。毕竟东方诸文明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自成一体。2020年前的西历公元元年,中国处于西汉平帝年间,要么忙着对付外敌入侵要么忙着对付内戚作乱,即便有人未卜先知亦不会在意这其实是开天辟地的一年。另一边,公元元年在西方也是一桩无头冤案。耶稣的生辰八字至今仍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甚至有耶稣是公元四年出生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今年岂不是刚刚2016年?其次,如果放在天文物理学领域里来看的话,不用说是漫长的宇宙史或者银河史,即便是地球自身的数十亿年岁月里,2020年也不过是地球绕着太阳几十亿圈里的再普通不过的一圈,对其大书特书委实毫无必要。

言而总之,与其这样牵强附会地寻找数字的意义,不如更多关注一些这个世界的具体问题。比如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又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自由受限问题。近百年前斯蒂芬·茨维格写道:“……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签证……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今天的自由度比起茨维格恐怕更加后退,疫情期间连各个城市村镇都封锁,遑论国境线了。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是2019还是2020年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新冠病毒其实发端于2019年,是人为隐瞒把它拖到2020年来的啊。这个锅2020年不背。

摄影:Nick Wu (台湾)

迁徙自由/江扬(中国)


举家搬迁的传统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且不说今天遍布地球每个角落的人类最早都住在非洲,近代以来欧洲游牧民族的殖民传统也造就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诸多移民大国;即便是祖祖辈辈以农耕文化为传统的中国人,却也拥有数量庞大的移居海外群体,在中国本土之外的数千万华人如果组成一个国家亦将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这说明无论怎样的文化传统,移居与迁徙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主题。

迁徙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经济。从早期的离乡背井寻觅食物,到后来的海外开拓殖民,以及近代中国人熟悉的逃离社会主义奔向发达资本主义的奋斗路径,这背后都是经济原因在起作用。当然,吃饱饭以后,全球迁徙活动仍在继续。政治移民、环境移民、气候移民、教育移民等等成了今日诸多移民的主要成因。只要人们还存在对于另一种生活可能的追求,那么移民现象就会一直存在。

遗憾的是,在迁徙的需求居高不下的今天,迁徙的自由却愈发狭窄。这表面上看是由于今天整个世界向右转,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发展愈加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迁徙需求大大超越了各国所能提供的迁徙机会。回想过去,护照的发明只有一百多年,各国严加看管边境的历史也并不久远。曾经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居住国的老一辈有一些仍然健在,只是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果说迁徙自由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的话,那么在这一项上,现代以来人类随着科技进步而获得的个人权利的全面张扬并没有福泽于斯。而且,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见到对此改善的迹象。曾经令人欢欣鼓舞的欧盟内取消边境的乌托邦举措,不仅未能渐渐推广至全世界,甚至在欧盟内部都呈现倒退之势。这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哀。

当然,过去的相对自由也并非由于之前的世界更加理想,而是比起当时的迁徙需求,前工业时代落后的交通手段导致了人们想移居远方通常代价过于昂贵,造成了对于这种需求的抑制。从经济学来说,解决需求一方面需要提高供给,另一方面则是舒缓需求。如果科技的进步让跨越地球的旅行更加便宜快捷,则可以提高供给;而缩短的旅程可以更加促进地球村的融合与发展,那么迁徙的需求也能得到舒缓。只不过,面对现实世界的国际移民潮,这两方面努力都举步维艰。科技的缓慢发展让最快捷的航空飞行速度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毫无改善。各国接纳外来移民数量不仅没有增长,而是更加收窄,导致供给侧难有作为;而在需求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穷国依然鲜血淋漓地贫穷,一些原本差强人意的国家却也开始走下坡路;政治层面上各国的人权状况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倒退的步伐似乎总是比进步的更大,前进一小步,倒退一大步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使得所有的移民需求难以释放,人们在各自的栖息地越来越禁锢。人类的彻底迁徙自由,与大同世界一样,都显得遥遥无期。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浮躁的左派/江扬(中国)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蓬勃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预料到,Trump与习近平的上台会让这个世界如此极速地向右转,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保守派们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各种不合常理,不符合政治正确的保守粗暴的政策让左派横行的大学校园哀鸿遍野,直呼历史的倒退。更有人直言,当今的世界已经重返冷战时代。毫不甘心的香港年轻“暴徒”们绝地反击,尽管得到身后社会民意以及大学的支持,却仍以惨败告终。整个世界向右转的趋势已经不言而喻。

这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Trump与习近平同时上台的偶然,这实际上是左派公知(编按:公共知识分子)们对于世界大同的过度乐观造成的大众反制。二战后的全球一体化让东西方前所未有地深入交流,二十世纪后期计算机与互联网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改造让举世平等似乎近在咫尺。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入世则让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但一派祥和的后面暗藏的是进一步加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全球一体化最后成了富人合纵连横、攫取巨富并转移赃款的绝佳挡箭牌,剩下被撕裂的各国底层草根却被不断煽动得互相仇视,底层互掐的戏码在各国此起彼伏地上演。

是左派们喋喋不休的政治正确错了么?当然不能这么说。毕竟政治正确所代表的性别平等、消除歧视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思想进步。只不过,这样的理想主义在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的今天被大肆利用,成为空想主义与左派误国的罪证。当瑞典女孩Greta Thunberg略带神经质地为环保大声疾呼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面,相当一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人们还在为每天的衣食保暖而殚精竭虑,平等与公正这样过于形而上的价值观对他们还太过遥远。

然而,左派的迫不及待也可以理解。毕竟来到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尽我所能去改变世界实现人生价值呢?更何况对于左派来说,世界大同的曙光一度近在眼前,先贤大哲们多年空想的平等自由也并不遥远,谁不想再推波助澜一下呢?只是,理想国的构建远非数十年之功。同道志士们前赴后继,穷尽数代人才能挣得一些政治正确的社会共识。我们应看到,性别平等或者种族平等这些在数十年前仍然属于天方夜谭的理念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这对于那些九泉之下的左派前辈们应是莫大的安慰。但前景是光明的,道路则是曲折的,现阶段任何急于求成都是将过去所有的努力拖入万劫不复的极左深渊,欲速则更不达。保守势力不仅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冥顽不灵的老人们更是会把持权力一直到死。最后双方的较量就成了寿命的比拼。而个体的寿命比起英特纳雄耐尔(注)的宏图大业来实在短暂且渺小,左派同志们只能收拾起浮躁的心情,不骄不躁,前赴后继,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注:关于“英特纳雄耐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7%89%B9%E7%BA%B3%E9%9B%84%E8%80%90%E5%B0%94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晚期资本主义的慵懒/江扬(中国)


也许大部分现代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这个世界在不断加速运转。资本主义统治地球以来短短几百年,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数据、生活方式等等,都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几千年加起来还要多得多。而最近几十年,特别是互联网问世之后,新增的种种又比前互联网时代累积的还要多。这样的加速发展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疲于奔命,在喘息之际纷纷怀念起前现代的“从前慢”。

诗人的喟叹反映的是社会心态的集体怀旧,但并不代表人们愿意回到过去。不说别的,仅仅是让手机离开视线几分钟,就已经让很多人六神无主了。一部分自命清高的文人可以坚守功能机而摒弃智能手机,但他们仍然需要功能手机来保持通话功能。即便你清高得连手机都不用,总还是离不开互联网的关照。现代人如果失去了互联网的坐标那么如同人间蒸发,难以找到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现代人如果失去网络身份,那么即便活在人群中也是遗世独立,与世隔绝;肉体仍然存活而社会身份已经消失——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人类来说,这样的状态已然模糊了活着与死去的差别。

因此,与其沉湎于怀旧,不如看看周围的“新旧”。事实上,这个世界在加速的同时,并没有多么让人应接不暇。作为最革新生活方式的智能手机,其问世也已超过十年。当老幼妇孺皆人手数机之时,我们发现今天的智能手机与十年前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待机仍然惨不忍睹,主流应用也仍然是网络社交、游戏之流。换言之,智能手机对于人类社会的革命在多年前就已然完成。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看看周遭,人们所依赖的汽车、飞机、火车等出行方式,在百年前基本已经成型。今天的这些交通工具仅仅是在造型与舒适度上稍有提升,但没有发生质变。现代人的家庭中所赖以生存的各种设施,除了手机电脑稍有新意之外,其他的一切——无论是冰箱洗衣机还是电视热水器,直到最古老电灯照明等等——也都是多年前就已经确定的生活方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将五十年前的房子与最新的房子做个比较,它们的格局与功能基本一致,新意寥寥。即便是电脑与手机——十年前的电脑与五年前的手机,仍然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还是处于科幻的状态,科技的发展对于世界贫富悬殊也尚未有积极的改变。换句话说,近百年来,人类生活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加速发展,其实是个伪命题。多年以来,飞机汽车的速度并没有加快,电脑手机也没有变得更聪明。早期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让被现代性异化了的人类同时也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舒适。但当人们的舒适度到达一定程度,自由资本主义难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找到获利空间之时,它就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动力。另外一方面,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现代人也渐渐地对于苟且舒适且无力改变的现状麻木不仁,不再有他们父辈那样的愤怒与冲动。苦难未必出诗人,但现代社会不再有大师也是不争的事实。看似熙熙攘攘的科技圈、金融圈、时尚界,不过是为了讲好一个又一个故事的资本游戏,丝毫不改变这个世界运转渐渐放缓的本质。这归根结底是当代人蒙前人的祖荫安逸享乐,无需进取。当代大部分的科技发展是为了让懒人可以活得更懒,而不是对社会生态有所革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疲态。不仅“从前慢”,其实现在也挺慢。

摄影:宝棋(马来西亚)

生在贼船/江扬(中国)


最近中国社会较受关注的一条新闻是浙江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被一对陌生男女拐走,成为了这对男女自杀的殉葬品。这条新闻受到关注的原因与其说是公众对于无辜幼童命运的担忧,不如说是对于蹊跷案件的猎奇。毕竟在一切以利益为先的当下中国,拐而不卖的人贩子实在太稀罕了。儿童拐卖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以及粗放的幼童教育问题,乃至社会的信任感问题,这些老大难问题虽然由于它们的老大难变得越来越难以挑动社会的神经,但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如果因为对于恶的见怪不怪而就此麻木不仁,那么这种“平庸之恶”就成了吃瓜者的原罪。

然而,更令人喟叹的不是这对男女的自杀动机或者自杀方式,而是他们生前最后的行为选择——他们不仅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挥霍殆尽,还顺带残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虽然在现代多重利益作用的挤压下人文教化已经岌岌可危,但就算抛开现代的人文思想不提,仅仅是老话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西方基督教强调的死亡救赎,都证明了东西方社会共同珍视的在临死前对于善的皈依。也就是说,人类固有千万种作恶的动机,但无论生前如何作恶多端,只要死前能重新忏悔向善,就能被谅解。而这对男女的人生路径向我们展示了“作恶到死”的活法,将作恶进行到底,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从无神论的角度说,这样的做法倒也合乎理性。既然没有什么来世投胎,恶报地狱,那么为何不能作恶到死呢?而且,恰恰因为在死前的作恶必将逃过所有现世的惩罚——无论是身体惩罚还是精神惩罚,都将无法作用到将死之我,那么这样犯的罪不是更加酣畅淋漓,更有作恶的快感么?当这个世界向我展示了它所有的丑陋与恶意,我为何仍要对它报之以歌?世人教我热爱生命,热爱这个世界,但生命待我如此不公,世界对我如此不善,我为何仍要以德报怨,坚持爱它?倒不如找个人同归于尽来得痛快!联想到在美国伊利诺伊被害的中国女生章莹颖,案犯直到审判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一丝道歉与悔意,这不是用精神疾病可以来开脱的。人们习惯于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做法归纳为精神病,但这恰恰是对坚持理性的粗暴归类。而那些听命于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俗戒律,却更像缺乏独立思考的盲从。

这当然是一种盲从,只不过,它从的不是他人大众,它从的是人类自身的DNA。善的基因潜藏在众多人类的身体血液中,让我们大多数人不仅在生前就不断践行道德正义,更是力求在死前将一生所犯过的罪错洗刷忏悔。这不仅是社会的道德规范,这更是人类社会自身繁衍昌盛的需求。这种需求或以道德规范,或以宗教迷信,或以各种其他方式注入我们社会的DNA,让人类社会邪不压正,让人类共同体繁衍至今。每当有恶人出现,要将人类社会导向灭亡之际,总有更多善的力量站出来,与其抗争,与其搏斗,直到人类社会重新走向正轨。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是免疫白细胞,注定了与那些生为癌细胞的人势不两立;他们都是同一母体所生,但他们不是同类,他们生来就是要相互斗争到死。人类生生不息,斗争绵延不止。这是你不幸上了人类社会这条贼船的宿命,这更是你生而为人的使命。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考试的公义〉/江扬(中国)


科举制被认为是中国漫长封建历史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先进性的亮点。它为寒门学子留下了一条缝隙,看到了一点上升通道的曙光。这也让相当一部分既不甘宗教麻醉又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不满的人不至于揭竿起义,而是老老实实地做个顺民,按着既有规则慢慢爬,期盼着哪一天就能鲤鱼跃龙门。这样的社会阶层流动在动荡的民国时期以及混乱的社会主义前三十年中断,而在1977年之后以高考名义重新恢复,延续至今。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是相对最公平的做法。如果说民主选举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那么高考则是最不坏的选拔制度。

当然,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统一选拔能代表绝对公平。且不说“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也不说应试教育的僵化与局限——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高考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来自于考生原生家庭的贫富差距。在高考诞生的四十年前,中国社会相对低的基尼系数使得所有考生的背景基本相近,考试前的基础也大致相同,因此统一培训后的统一测试,才能构成这个“相对最公平”的全国选拔。而在今天,导致考生相似背景与相近基础的社会条件已然瓦解,中国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直接反映在青少年的成长教育上。家庭间的财富相差有多大,各考生所能获得的培训资源就有多不同。如此再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高考的标准下进行比较,那么其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结构性不平等的注脚。

有鉴于此,又出现了平衡高考局限性的各种举措。在过去,有统一的为少数民族、烈士遗属、体育特长、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加分设置,以及各省自主命题的举措等;现在,则试图引入西方的高校自主招生的制度,由各个学校来自己来决定各自的选拔标准。这些拨乱反正的做法在理想状态下当然是对结构性历史性不平等有效平衡,但问题是血淋淋的现实从来都拒绝理想的召唤。中国社会的腐败癌症自不必提,生于斯的各高校自然难以独善其身,招生腐败的新闻历来屡见不鲜。即便是在权力运作较为制衡的美国,近几年屡屡爆出的金钱开路的名校招生丑闻也让人对于自主招生的做法重新审视。如果平衡结构性不平等的举措换来的是更加深重的不平等,那么是否还不如维持现状呢。

问题的根本在于,曾经被期待可以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并改变社会不平等状态的教育已经变质了。无论中西,所谓最热门的专业——金融、法律、医学——无非就是最赚钱的专业。大学成了资本的名利场,诸多名牌大学的运作资金远超一般社会机构;教授化身为老板,那么校长起码也得是董事长了。当普通人不能再指望教育可以提供上升通道改变个人命运,那么无论是科举制还是高考都已经名存实亡。布衣之怒或许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但长此以往,社会内部累积的压力找不到合适渠道释放,终将导致畸形的社会形态。难不成,要让所有人都吃斋念佛,修身养性,重新找回宗教的药效么?

摄影:李嘉永(台湾)

〈反转人生〉/江扬(中国)


反转情节是一个剧本的必备元素,而反转设计也是一个编剧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岁月静好的生活也许很多人都向往,但这样的生活如果拍成影视剧却无人问津。一个达到专业水准的影视剧故事一定是一波三折,让人欲罢不能——这其中一个起伏、一个波折,即是一次反转。缺少足够的反转,那么一部剧就难以抓住人心。

然而,无论写故事的人多么煞费苦心,生活在媒体高度发达时代的许多观众,渐渐不再对这些银幕上的精彩动心。因为从每天的琳琅资讯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比影视剧更精彩的真实故事。王尔德念念叨叨的“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成了过去,古典主义的艺术“摹仿说”又卷土重来。比戏剧更精彩的真人秀几乎每天都在虚拟空间上演。这里所说的真人秀可不是综艺编剧们早就设计好的以真实为卖点的“真人秀”,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真人“秀”。它少有编的痕迹,所有的网络围观者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几方主演各自带节奏,但作为群演的围观者、键盘侠们总有各自的判断,最后多方的合力将整个舆论场推向无人可以预测的境地。事实上,近年来每一次公共事件所伴随着的众多反转情节,是再专业的编剧也设计不出的桥段,试图对于这种大众参与的“好戏”做出提前预判总是会被频频打脸。以至于现在稍微爱惜脸面的意见领袖们都变得更加出言谨慎,毕竟出来混,谁还没被打过脸呢。但这也丝毫不妨碍各路神仙次次围观的热情。

这自然不是由于现代生活突然就变得比前现代时期更加鲜活——其实早年的《金瓶梅》、《红楼梦》里面的故事放到今天也绝对充满爆点,只是从古至今一直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在远古时期,只有文学家、剧作家,或者统称文人,才拥有编剧的资格。我们从小所学习了解到的所有故事,记忆深刻的诸多反转情节,都是他们写作与加工的结果。换句话说,多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我们人生不如戏的错觉。而到了今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仿佛一夜之间有多个编剧在加工同一个故事,同时提供了多个视角供大家欣赏。每个编剧都有平等的权利将故事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故事,摆脱了传统的一元发生机制,而且最大程度上祛除了再加工的成分,将故事现场最真实地还原,每一个视角都提供了一次反转的机会。那么造成的戏剧效果,自然比少数文人闭门造车冥思苦想“编”出来的戏更加扣人心弦。

只不过,无论今天发达的资讯赋予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多么精彩多元的上帝视角,很遗憾——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仍然是一元的线性发展。我们看惯了网络世界的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回到自己的世界,仍然是乏善可陈,平淡如水。普通人对于平淡生活的超越妄想,哪怕是让自己活得更像一出戏,都是难以达成的任务。真实的世界固然精彩照人,但比起我们每个人的有限生命,再拙劣的戏剧都显得不凡。大多数普通人还是只能在光怪陆离的过眼云烟中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阶层固化与死气沉沉的政治体制打消了任何反转的机会。而我们念念不忘的岁月静好,其实不过是早就决定了的宿命。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