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交时代的政治》/江扬(中国)


互联网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今天,网络社交也成为人们的主流沟通方式。远程交友在过去亦不罕见,书信交流即是远古时代的虚拟社交。只不过,今天的网络社交让一切都这么实时,时间的挤压导致空间也极度微缩,远在天边的笔友恍如近在眼前。由此,村里的狗蛋得以跳出传统固有的社交圈,抛开隔壁的翠花或者小芳,转而去勾搭城里的紫涵与子萱,乃至地球村另一头的Jenny或者Catherine。而这种艳福,一向是只有传统的贵族或者官二代们才可能憧憬的。

可以说,在互联网社交兴起的初期,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平民的狂欢。与后现代草根乱舞的精神一脉相承,底层人们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一夜成名与身败名裂都司空见惯,并行不悖。大量来自底层的诉求可以经由互联网迅速直达天庭,公共事件在每一秒都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来自草根、并为草根发声的自媒体获得了不亚于主流媒体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只要姿势正确,任何人都可以吸引足够的关注,乃至颠覆主流。于是人们惊呼,这是属于平民的时代。互联网媒体进一步解放了现代人的天性。人们乐观地期待,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人类苦难的历史可以早日终结,民主、平等、自由的美好世界可以更快地降临人间。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然而。早期互联网社交的平权景象之后,是政治与资本的狰狞潜伏。当人们天真地以为自由无形的互联网可以摆脱传统的有形管控与资本纠缠之时,却没有意识到无线的网络仍然需要物理网线的连接,去中心化的网络生态也离不开来自云端的引力。而且,互联网社交看似松散的人际关系的另一面是犹如集中营般的人际交往,所有人都在使用Google搜索,用Facebook交友,用Twitter发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无限压缩,这反而为暗黑政治与肮脏资本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便利。于是,我们看到,不需要如FBI那样神通广大,各国政府就可以轻易监控各自公民的个人信息;Facebook一旦发生信息滥用,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波及。互联网社交形成的大数据不仅可以成为资本谋利的手段,更可以辅助政治作恶。当我们赞叹互联网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之时,更无法忽视如Google、Facebook在看似民主的选举中对于民意的潜在影响乃至操纵,以及更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存专制国家的网络集权管理,这些都不免让人对互联网社交的光明前景心生质疑。

因此,又回到了我们古老的“工具论”命题,技术终究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是后面的操盘手。这与美国社会拥枪与禁枪的辩论如出一辙。枪自身不会杀人,枪手才会致命。但毫无疑问有了枪之后对人类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未有枪之时。互联网社交网络放大了社会中的不同意见,强化了对立与差异,造成了社会的撕裂。早有社会研究表明,看似开放的互联网并未导致民智大开,乌合之众在互联网社交的作用下更加乌合。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只愿意与同种人社交。练功的上了网照常练功,拜佛的在网上也愈加虔诚。这都是在互联网时代愈演愈烈的状况。只不过,如果说禁枪在广泛的讨论之后还存在百分之一的可能,那么互联网社交是一旦发生就再也回不去的趋势。无论如何凶险,身处其中的我们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会用枪,想方设法地用它来自卫,用它来抗争,因为周围人人都有枪,你无路可逃。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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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号贴文三之一 《自拍两性说》/江扬(中国)


自拍这种行为也许诞生于摄影发明之前,我们今天看到的梵高、伦布朗等诸多大师的自画像就是自拍的早期形式。当然,照相机发明之后,自拍变得更加容易,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摄影师也会对镜自拍,从早期的胶片到后来的电子成像,不一而足。但真正让自拍走入寻常人家的还是由于带有前置摄像头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手机的兴起让自拍风靡全球,蔚为大观。其实,手机前置摄像头的设计初衷在于提供视频通话,这也是为什么在功能机时代我们几乎见不到前置摄像头,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带宽无法承载实时视频通信。而在3G网络成熟以后,以iphone4为代表的早期智能手机开始配备前置摄像头,自拍逐渐成了势不可挡的主要手机应用,甚至大大超过了初衷的视频通信。今天多家智能手机厂商在每次发布新机型时都大幅升级前置摄像头,并不遗余力地以此为卖点,大造声势,皆来自此商机。

不同于早期的艺术家自画与摄影师自拍,今天的平民自拍大多为女性。这个论断不仅得到大量社会调查数据支撑,也被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不断验证。无论是网络社交的虚拟空间还是大街小巷的线下实体,举起手机自拍的常常是女人。老一代女性跟不上新科技,无法自如地秀自拍;而今天的年轻女人们似乎可以一天不吃饭,一天不出门,但绝对不能一天不自拍,一天不分享自拍。相信即使他们老了,也会一直拍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如果说艺术家的自画来自于潜意识里的自恋或者自卑,那么当代年轻女性的疯狂自拍则有更复杂的成因。对此常见的解释有女性偏爱分享,女性陶醉于炫耀,或者女性更渴望他人的认同感等等。然而,这些情感需求并非女性独有,男性也一样需要。只不过,男性也许更倾向于用艺术来分享情感,用财富来炫耀自身的权力,用成功来获得他人的认同。换句话说,男性满足这些情感需求的方式更加立体,也更加深沉。相似地,我们会发现,越是成熟理性的女性,越不会晒自拍。究其原因,与其说她们有意识地在满足社会情感需求时追求男女平等,不如说她们在使用女性方式时并不占优势。对她们每个人来说,远离作为女性特质的自拍其实都意味着足够多的心灵苦旅。所有的苦难沧桑皆非自身所愿,所有的成熟智慧也并不是生来有之。

我们无法指责秀自拍的浅薄,不仅因为这样的浅薄起码比大部分男性所奉行的“成功学”更可爱;更重要的是,这其实就是千百年来女性获得关注、获得社会资本的方式。当你的容貌可以为你赢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你确无必要关注容貌之外的东西。因此,与其谴责女性的浅薄,不如批评男性的好色。只要男性继续把持权力的高位,只要身处高位的男性继续用下半身思考,那么女性的大量自拍就无法避免。我们可以呼吁阻止影视、广告及各式媒介中以美丽女性的身体暴露为卖点,我们可以理性反对消费时代将女性物化的各色呈现,但我们无法根本改变女性从容貌差别中所获得的阶级优势。男女特质的社会性与生物性迫切等待革命性的变化,而年轻貌美的女性自拍仍然长时间地被驻足,被围观。

摄影:李嘉永(台湾)

《永远年轻》/江扬(丹麦)


青春与年老是一对反义词,看似皆为中性,但在文化意义上前者之于后者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感,这让后者对前者的品头论足变得残忍。身为过来人的我们,屡屡躺在床上却不知何时能入眠,阅读速度渐渐变缓,关注体检报告多过阅读心得,时不时听到周边同辈好友离去的消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岁月不饶人,青春不复返。无论老一辈们多么为年老可能带来的成熟、雍容、深思熟虑辩护,无论如王朔这般对于年轻人的宣言——“年轻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年轻过,但你们老过吗?”——多么有诱惑力,人们仍然必须承认,青春是人生最无可比拟的盛景,最令人眷恋的时光。怀旧,或者缅怀青春,会是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

对于青春的向往来自于对时间的焦虑。在我们这个三维时空,浪花东流去,时间不倒转。线性流逝的时间对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永恒的焦虑,而其中短暂易逝的青春之歌更是焦虑中的焦虑。洗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沉默的时候,青春就这样没了。无论每个人的青春如何度过,它都只有一次机会。由此,对于青春的缅怀也出自命运的不甘,青春时或无心或有意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其后整个人生的拐点。比如你的中学大学在何处度过,你毕业后是工作还是出国,你的初恋如何经历,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如何选择,这些都决定了你的整个人生的走向。多年后回看,任何拐点的一丝偏差都会导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任何一丝偏差引发的后悔都会让人无限感慨与怅惘,如果当时换走另一条路将会是怎样的人生。对于青春的眷恋更在于对纯真的向往。看似懵懂未知不经世事的年少时光,却是最不加修饰最直抒胸臆的一段芳华。多年沉浮换来麻木世故却美其名曰高情商的成年人,面对多年前完全不知情商为何物的自己,怎会不自惭形秽,怎能不低到尘埃里?在科技主宰时代发展的今天,对于青春的向往还代表了对于科技权力的崇拜。当经验与资历越来越不成为社会竞争的优势的时候,更靠近权力的年轻一方自然就成了人们更加艳羡的对象。

因此,年轻的优势无可否定。由于无法重返青春而片面心虚地鼓吹优雅地老去实不可取,更诚恳的态度应是肯定青春的价值,张扬青春的初心。即使总是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老去的人们仍然可以坚持与年轻人一较短长,而不是逃避竞争,垂垂老去。事实上,这并非是与年轻人的较量,而是与衰老的自己的搏斗。所以,无须为不可复返的二十岁长吁短叹,无须为不再单纯的自己哀叹蹉跎,只要保持热泪盈眶的状态,任何时候都可以续写青春的故事。我们可以失去青春,但不应忘却青春。我们不仅要怀念年轻,我们更要永远年轻。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11月29号贴文二之一:《生来迷茫》/江扬(丹麦)


全知者只存在神话之中,只要是人类,皆难以逃离无知与迷茫。这个无知,首先来自于知的艰难。人从幼童时期即在学习的名义下被灌输入人类社会的历史编码,一生不辍,活到老学到老。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跟上不断产生的新的知识。普通人穷极一生所学不如计算机AI的数秒钟自学修炼。即便是处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大学教授,随着知识学科的不断细分,对于本专业的认知也很快就可能片面乃至过时。由此,今天我们对于知识的判断标准更像是大数据的统计结果,比较可信的结论常常来自于“业内共识”,任何个体都难以成为真正的权威。当下的权威地位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马失前蹄。

此外,无知还可能来自于永恒的不可知论。就如同目前无法回答的宇宙之外是什麽,那么诸如宇宙之外的之外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更加难以回答。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穷极我们的智慧也难以想象三维空间之上的世界为何。人类未知的永远比已知的多,而未知的则越来越趋向于不可知。所谓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即发笑”,更多地是在强调人类对于自身渺小的自嘲。毕竟从全知视角来看,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宇宙的一点尘埃。

因此,迷惑,不分个体,实在是人生常态。每一个年龄段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迷茫。儿时有父母为你解惑,成年之后有师长;直到人生的终极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当你还在困惑之际,那些你从未想象过的问题也不期而至。

因为迷惑,所以恐惧。原始人崇拜天地各路神灵,大小宗教各自割据一方,皆有赖于懵懂未知的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好奇与恐惧。对于未知的敬畏催生了对于宗教的顶礼膜拜;宗教热情又从日常行为到艺术创作中找到寄托,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集中体现在对于死后世界的描绘以及对于天国的向往,诞生了光芒璀璨的人类艺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神话一步一步被打破,宗教活动渐渐成为老一代人的社交游戏。但新一代年轻人知道得越多,越发现未知的更多,人类对于未知的敬畏并未由于宗教的日渐衰微而有丝毫好转。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技术主义、科学教,他们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但仍然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迷茫。于是在对科学主义的质疑之上,许多人进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

但还有一些不同的活法。在永恒的未知与不确定之上,人生总还能找到一丝确定性,一些不会迷茫的东西。这些东西来自于我们幼时的启蒙、成年的历练、乃至某一个清晨的顿悟,这些东西指引你面对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指引你在每一个路口做出在这一个时空中唯一的选择。这些东西是你无论身处何处,无论生老病死、世事沧桑,直至失去意识也不会改变的依托。这些东西让你明知无法超越不可知论也不会终日惶惶不安。这些东西让你不再委身于唯上帝论、唯科学论,以及各种唯心论。它让你认清现实,也更相信自己。总而言之,它是你存在的意义。有了这些东西,你仍然未知,但不会再迷茫。

摄影:澳洲原住民艺术 周嘉惠(马来西亚)

《繁衍冲动》/江扬(丹麦)


我们今天时常感叹爱情已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粹性。闻名遐迩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里,每逢周末成百上千的年迈父母来此蹲点,替子女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把把撑开的阳伞上贴着一则则精心打印的个人宣传页,赤裸直白地标注上学历、职位、收入、资产等若干属性。更有细致得如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一样引入打分制,通过各项指标的比照,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掂清自己的位置。在交配市场上,每一个拥有繁殖能力的人都被包装成待价而沽的商品,接受着当下最世俗、最势利、最挑剔的眼光的检视。令人心动的爱情,不过是交配欲望的最外层包装纸。

这当然太不纯情了。对文学家来说,爱情是某一瞬间的内心悸动;是卑微到尘埃里开出的花;是交汇时绽放的光亮;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编按: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时写的情书中的狗血文句,当时张兆和完全不理这位怪叔叔)。古往今来的颂歌使我们深信爱情理应纯洁不含杂质,神圣不可亵渎。相爱的人要冲破阶级门楣,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为之献祭,方能捍卫他们心中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人在年轻时总怀着一腔热望,急于嘲讽、批判他人的世故和现实,及至躯壳渐衰,才发现自己的立场也不那么有底气,因为生活终将教人认清:爱情转瞬灰飞烟灭,如电光石火。

童话的结局定格在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旧式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爱情套路永远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他们的抗争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而告终,但在此之后,没有人深究他们是否会因地域、阶级的巨大差距而三观不合,是否会出现婆媳矛盾,带娃纷争,是否因朝夕的相对而审美疲劳,心生厌倦。故事可以在最美好的时刻嘎然而止,生活却没有休止符。人们期望人生若只如初见,而真实的世界往往是一地鸡毛狗血。《围城》里说,无论和谁结婚,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那个,而是换了一个人。《梁祝》如果不化蝶恐怕也要日复一日为了五斗米而奔波,为了烦冗家事而操劳。在沉闷的生活里,心口的朱砂痣已悄悄沦为墙上的蚊子血。

但我们与其将这一切归咎于生活的泥沙俱下,倒不如说爱情的消磨殆尽是人生必然。人性贪婪又自私,复杂而易变。热恋时说着连自己都要感动涕零的情话,到头来却什么都没能兑现。当初的誓言未必不发自内心,只是时过境迁,当被多巴胺冲昏的头脑逐渐清醒,爱情便走下了神坛,人终究要重回理性,或者说是重拾喜新厌旧、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况且在漫长的一生中,人的感情将有不计其数的机会去面临贫病、灾祸、意外以及诱惑的考验。尤其在放飞自我、追求自由的现代社会,与其一同承担命运的捉弄,不如一拍两散另寻新欢。

对上一次爱情的怅惘无法阻止下一次的心动;即便对爱情失望,人生仍然充满各式冲动。本质上说,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是对于人类最根本的繁殖欲望的心理体现。甚至于人生的所有生命冲动,都可以归纳为对于自身的生理DNA或者文化DNA的繁衍需求。死亡,是人类的永恒宿命;繁殖,则是死亡之前的神谕使命。造物主将这样的使命编码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使得我们每一次心动,都是一次嗷嗷啼叫的交配讯息。只不过比起一般生物来说,被形而上启蒙过的人类拥有比传播生理DNA更加“崇高”的冲动——对于文化DNA的繁衍。这是教育家为何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艺术家为何呕心沥血求取受众、企业家又为何衣食无忧仍然疯狂扩张的原因。这都是他们的文化繁衍冲动。人人皆有这样的心动与冲动,人人都碰的头破血流。这与在现实中易逝的爱情相似,能成功存活的总是少数。王小波警示到,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这一方面肯定了人生最大的心动就是“有能”去大量繁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有能”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总而言之,欲望导致心动,但成功的名额从来有限;如果心动无法满足,就只能习惯心痛。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习惯心痛》/江扬(丹麦)


心痛的感觉,对于每个人都不陌生,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每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心痛的时刻。这些时刻不仅来自于人生遇到的不如意,更源于这种不如意之上的意外感。也就是说,心痛来源于期待与现实的落差。而我们难以对意外完全免疫,这是因为生活永远在突破我们的预期,这更是因为我们在面对生活如履薄冰之际仍然心怀侥幸,有所欲求。无论幸福还是不幸的家庭,每个人生来对于人生总是不免怀有或多或少的憧憬。无论多么早熟的年轻人,无论他在童年经历了多少磨难,他总是不舍得在童年即告别人世,因为他总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样的憧憬一直持续到青年、中年、老年,如果他不断地确认了“明天会更好”,或者即便明天没有特别好,但也不算糟,这样他或许能稳稳当当有滋有味地度过一生。而反过来,如果当他发现“明天会更好”根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明天只会更糟,而后天则比明天还要糟,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心痛之后,成为了真正的虚无主义,从而他很可能会主动选择在某个时间点离开这个世界。

这印证了林语堂所说的“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人都是儒家,每一个失败的中国人都是道家”。这里是否“中国”并不重要,只不过饱经沧桑的老一代中国人更加熟悉这种心痛的感觉,它成为了几百年间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吃饱了饭以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则对这种集体的心痛较为淡化,各式私人心痛的经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更显正常一些。总而言之,心痛不痛,在对于各自人生的期待基本趋同的前提下,取决于与这个世界的交互体验是正面还是负面,对它的认知是积极还是消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每一个人生都有高有低。但运气好的人时不时能尝到高处的甜头,间或带来更上一层楼的满足感,那么心痛的经历对他来说不过是生活的调剂,闲暇的谈资。而运气不好的人总在底层苟全,偶有鲤鱼跃龙门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样的心痛直接导致心死,或者心梗。

这当然与每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天性乐观的人无疑能承受多一些心痛的打击,生来悲观的人则更显脆弱。但这种先天性格运气的概率与后天好坏运气的概率互为因果。再悲观的人在不断的成功激励下也容易变得正面起来,而再乐天的人在持续的失败打击下也难以继续保持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因此,先天性格有一些作用,但后天的经历与际遇对于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则是决定性的。成功与失败的毫厘之差,一线之隔,常常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主观的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挣得拼运气的机会;只有拼尽全力的人们才有资格进入到最后比拼运气的阶段,而最后运气的比拼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大致轨迹是心喜还是心痛。

叔本华将悲剧类型大致划分为恶人作祟、厄运使然,以及人生来的不同关系地位所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都导致了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他诞生了”(加尔德隆语)。人人皆有向上的冲动,但成功的名额从来有限,如果无法侥幸地成功,就只能习惯心痛。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神灵说》/江扬(丹麦)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就充斥着各路神仙,享受人们各种顶礼膜拜。由神而组织起来的宗教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难有出其右者。且不说它为人们带来了众多的各式法定节假日——特别是在欧洲,从大的圣诞节、复活节到各种小的耶稣升天、圣母升天日等皆拜宗教所赐;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宗教较为正面积极的教义对于早已世俗化的社会也有深远影响。近代以来,宗教在不再介入政治之后,又渐渐与信仰分离,各大宗教与世俗的东方儒教殊途同归,致力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准则。这对于渐渐无法圆谎的宗教来说固然是一种落寞,却也不失为有神论破产后的一条出路。神的诞生原本就是一种鼓舞,一种慰藉,当它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用来刻意地装神弄鬼巧取豪夺之时,宗教的含义已然改变。因此,退回作为一种道德约束的宗教,劝人行善且不牵涉过多怪力乱神,终究是比其他各式丛林法则更为可取的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无论多么声名显著伟岸矗立的教堂,无论它们多么希望发展游客经济,都能守住不收门票这条红线,而只能以软性募捐的名义求财,这样的方式总是比商业至上的众多中国寺庙更值得尊重。

宗教的世俗化让人们得以反思神创论的荒诞。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神创造了人,而是先有了人才有了神,否则无法解释所有的神像都是人模人样。一方水土养一方神,东方的神长得像东方人,西方神则是西人模样,再严重的脸盲患者也不会拜错。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无论是正儿八经的宙斯玉皇,还是各式不入流的牛头马面,都是以人为本的哺乳类动物的基本样貌。这一方面说明了人是照着自己的模子刻画出各路神仙,另一方面也是人希望自己与神的距离并不遥远,可以尽量与崇高接轨。神是人创论的另一个佐证在于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真主阿拉,或者从释迦摩尼到天照大神,没有哪个神可以一统天下。在狭小的地球上,人类会打架,导致神仙也必须打架,最后保持和平的方式只能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各发各财。连一个小小的地球都要与他神分享,更不用说浩瀚的宇宙了。众神的法力如此有限,难怪越来越难以让人敬畏。

另一方面,宗教的神圣消亡了,却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的绝对胜利。科学发展摧枯拉朽的同时,并无法解决自我如何存在的问题。这让唯物主义的我们,在否定了有神论之后,在接受死去的躯壳不过是一堆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之时,仍然相信在活着的这个躯壳之上有一个崇高灵魂的存在。这个灵魂来源于这个躯壳,却有不断地离开这个躯壳独自存在的向往。这个灵魂受制于这个躯壳每日吃喝拉撒睡的欲望,但时时渴望超越这个躯壳的美丑、强弱、高矮或是黑白。换言之,这个灵魂拥有独立于身体的自由意志,它与身体二元对立。即便如现代脑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人的所谓自由意志不过是大脑神经元的集体票决,你想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完全是一种数理统计的结果,灵魂从根本来说不过是神经大数据的定性趋势,然而,灵魂指向的形而上理性思考已然超越了其母体神经元的自身利益——从狭义来说,它的目标是同类神经元的衍生繁殖;从广义来看,它关心的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福祉走向。这是从每个人自我生发的神,而不是宗教社会强加的神。这是关于主体自身的怪力乱神。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