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人生〉/江扬(中国)


反转情节是一个剧本的必备元素,而反转设计也是一个编剧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岁月静好的生活也许很多人都向往,但这样的生活如果拍成影视剧却无人问津。一个达到专业水准的影视剧故事一定是一波三折,让人欲罢不能——这其中一个起伏、一个波折,即是一次反转。缺少足够的反转,那么一部剧就难以抓住人心。

然而,无论写故事的人多么煞费苦心,生活在媒体高度发达时代的许多观众,渐渐不再对这些银幕上的精彩动心。因为从每天的琳琅资讯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比影视剧更精彩的真实故事。王尔德念念叨叨的“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成了过去,古典主义的艺术“摹仿说”又卷土重来。比戏剧更精彩的真人秀几乎每天都在虚拟空间上演。这里所说的真人秀可不是综艺编剧们早就设计好的以真实为卖点的“真人秀”,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真人“秀”。它少有编的痕迹,所有的网络围观者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几方主演各自带节奏,但作为群演的围观者、键盘侠们总有各自的判断,最后多方的合力将整个舆论场推向无人可以预测的境地。事实上,近年来每一次公共事件所伴随着的众多反转情节,是再专业的编剧也设计不出的桥段,试图对于这种大众参与的“好戏”做出提前预判总是会被频频打脸。以至于现在稍微爱惜脸面的意见领袖们都变得更加出言谨慎,毕竟出来混,谁还没被打过脸呢。但这也丝毫不妨碍各路神仙次次围观的热情。

这自然不是由于现代生活突然就变得比前现代时期更加鲜活——其实早年的《金瓶梅》、《红楼梦》里面的故事放到今天也绝对充满爆点,只是从古至今一直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在远古时期,只有文学家、剧作家,或者统称文人,才拥有编剧的资格。我们从小所学习了解到的所有故事,记忆深刻的诸多反转情节,都是他们写作与加工的结果。换句话说,多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我们人生不如戏的错觉。而到了今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仿佛一夜之间有多个编剧在加工同一个故事,同时提供了多个视角供大家欣赏。每个编剧都有平等的权利将故事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故事,摆脱了传统的一元发生机制,而且最大程度上祛除了再加工的成分,将故事现场最真实地还原,每一个视角都提供了一次反转的机会。那么造成的戏剧效果,自然比少数文人闭门造车冥思苦想“编”出来的戏更加扣人心弦。

只不过,无论今天发达的资讯赋予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多么精彩多元的上帝视角,很遗憾——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仍然是一元的线性发展。我们看惯了网络世界的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回到自己的世界,仍然是乏善可陈,平淡如水。普通人对于平淡生活的超越妄想,哪怕是让自己活得更像一出戏,都是难以达成的任务。真实的世界固然精彩照人,但比起我们每个人的有限生命,再拙劣的戏剧都显得不凡。大多数普通人还是只能在光怪陆离的过眼云烟中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阶层固化与死气沉沉的政治体制打消了任何反转的机会。而我们念念不忘的岁月静好,其实不过是早就决定了的宿命。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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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谎言》/江扬(中国)


说谎是任何教育的天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多元,恐怕没有哪个文化鼓励说谎。但我们从来无法禁绝谎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上位者的谎言史,故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说。在说谎是说谎者的通行证的世界里,诚实只能是诚实者的墓志铭。有趣的是,身居高位者的成功之路从来都是谎言铺就的,然而,行到高位之后却都在大肆宣扬诚实守信的道德戒律,以此极力为自己洗白。古往今来,没有哪个主流价值观敢把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正当化,“厚黑学”之类的宝典终究只是邪门武功。主流教育从来都只教育人们不要说谎。

为何说谎从来不需要启蒙?这当然是利益使然。人类对于利益追逐的本性决定了我们会做出诸多对于自己有利的选择。如果说谎能形成对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生物的求生本能一定会引导我们走这条路。更何况,谎言对于利益的获取来说是不仅是最有效的,更是最高效的。职场上的巧言令色溜须拍马远胜过甘于寂寞的踏实苦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嘴皮子就是核心竞争力。

所有的谎言当然都是利己的,这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利他的谎言。因为是否对于主体有利从来都需要主体自身来判断,作为各自独立的主体谁也无法代替他人来判断利害关系。而如果主体被谎言蒙蔽而丧失了自身判断利害的权利,那么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可能构成主体的利益。比如中国人在正义的大旗下最心安理得的谎言就是对病人隐瞒他的病情,且美其名曰“善意的谎言”。越是重大的病情越导致集体性的联合隐瞒。诸多病人在病情的紧要关头不仅要与病魔作斗争,还须不断地与支支吾吾的亲友争夺知情权。这种剥夺了主体知情权与选择权的谎言,即便真的是对病人的身心有利,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认为所谓的身心健康比主体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更重要呢?更何况很多时候旁人的选择未必对于主体自身更有利。总而言之,没有主体的介入,就不存在对于主体的“善意”。

因此,在排除了所有利他的可能性之后,所有的谎言一定是利己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更加细分出善意与恶意的谎言。而善意与恶意的区分就在于这样的利己是损人还是不损人的。如果是损人利己的谎言,那么与这世上绝大多数谎言一致,在伦理上无法成立但在现实生活中屡试不爽,这就已成定论,无需多谈。而如果是利己不损人的谎言,这多少有点微妙。因为如果如上文所说,谎言本身损害了被隐瞒者的知情权,那么无论如何难以称之为“不损人”。但如果此谎言描述的事件与被隐瞒者无关,或者说被隐瞒者并不具有知情权——比如当你在过年聚会时被问及个人收入之时,此询问者是否拥有对你收入的知情权呢?你当然可以义正言辞地以对方不具有此知情权回绝他,但这么做会有损于现场的气氛以及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就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如果你如实禀报的话,那么对方获得了原来不具有的知情权,你则丧失了自己的隐私权,这就形成了损己利人的行为。此外,如果你刻意虚报自己收入的话,你通过一个谎言,保护了自己的隐私权,同时也许满足了对方的好奇心、虚荣心以及假想中的知情权,从而形成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利己不损人。但如此带来的好奇心、虚荣心与虚伪的知情权,或许还有其他的副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效果,是否真的对被隐瞒者无害呢?则见仁见智,难以一概而论。毕竟好奇心与虚荣心这样的名词可好可坏,粉饰太平的谎言未必比血淋淋的真相更抚慰人心。因此,难有绝对善意的谎言;或许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绝对恶意的谎言以及不那么恶意的谎言。这就是谎言的本质。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30号文章二之二:《谈钱》/江扬(中国)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每个现代人都耳熟能详。与其说这强调的是“理”的能动性,不如说这是为了彰显“财”的不可或缺。浸淫资本主义世界多年的我们也早已对这样的需求习以为常。但这并非自古皆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或者金钱,固然也十分重要,但掌握钱财的商人在各个国家都并不处于真正的高位。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常常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社会阶层。这不是因为当时的物质资源不用钱来购买,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钱财并不具有绝对的购买力。首先民间的物物交换仍然十分普遍,人们很多时候可以绕过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易。在以金银作为钱财的时代,由于金银的不可再生性,与其说金银是货币,不如说它们仍然是一种介于等价物与商品之间的物品以便于交换。作为掌握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行政机构,也无力改变这种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这就保证了金银这种货币的稳定性与客观性。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多宝贵的物质并不进入交易市场。换句话说,钱并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荆轲刺秦这样的故事中,荆轲这样的勇士当时不是用金钱买来的,他去刺秦也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也许一般的勇士可以被雇佣,但像荆轲这样的顶级勇士,是不为金钱所动的。

当然,这一切在资本主义时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荆轲截然相反,今天越是顶级的人才越要用高身价来标榜,越是高薪才越显出高人一等。这不仅因为资本将世间万物收归囊中,世间的一切都有了价格。小到爱情或者友情,大到人命,都有各自的价码。想要什么,备好钱袋即可。这更是因为这些价码还会不断变化,是为通货膨胀。当国家机器可以控制一般等价物的数量的时候,当“比特币”这样的颠覆者被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无情剿杀之后,那么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就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谓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实则是个体与群体的博弈,国家与私民的对赌。你搏赢了就是成功理财,你输了就是没跑赢通胀。于是,在资本的裹挟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无法离开这个赌局,都要与大势抗争,与整体博弈,生活在不停的算计中。人人焦虑,个个恐慌。即使找到世外桃源可以逃避,总还得费尽心思先凑够买船票的钱。

日复一日这样的算计占据了我们感受的空间,改变了我们思维的方式。换言之,人异化了。我们看待每一样东西,乃至身边的每个人,都有了价格属性。每个人头上都自带标签,标上自己的价码。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本能的反应是我是否买得起;看到一个人,就想到他身家多少钱;而做一件事,则首要是算计是否对得起自己的价码,是赔了还是赚了。我们推己及人,于是人人都待价而沽。资本逻辑是我们认识论的起点,经济意义则是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谈钱固然伤感情,但这世上还有对钱免疫的感情么?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么?当然不是。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便再也合不上,离开了伊甸园的亚当也再也无法回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一边依偎着人世间少许尚未被资本染指的温暖,一边冷静地计算今年能否多收个三五斗。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12月31号贴文二之二:《另一种匆忙》/江扬(中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的匆忙叙事我们早已经耳熟能详。现代人所憧憬的财务自由,诗与远方,无非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匆忙状态,直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境界。然而,摆脱了名利心的我们,就能无事一身轻,重返自由之境么?

有一种匆忙,来自于习惯的力量。许多一辈子的手艺人,许多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他们也许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在幼年就进入这个行当,但当他们已经年岁渐长,可以荣休之际,仍然兢兢业业地过同样的生活,做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匆忙,来自于数十年养成的习惯。这样的故事在日本最为典型。捏寿司的寿司之神,或者做了一辈子的拉面师傅,从小到老,就服务一个小店面,十数个客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从不扩张,也基本不涨价,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再重复。《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犯人在被关押了50年终于出狱之际,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慌——他不是不习惯外面的世界,而是不习惯自由的身体。这是机械主义匆忙。

还有一种匆忙,叫做亲友的托付。你需要为你身边的人做一些什么。也许出自于报恩,也许出自于情谊,或者是责任,但既不为名誉,也无利益纠葛。这解释了东亚社会的父慈子孝,也解释了西方的自我牺牲精神。曾经有社会学家研究为什么在战场上的士兵会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特别是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雇佣兵里,这样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而像《兄弟连》、《黑鹰坠落》这样的影片告诉我们,战场上舍己救人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仅仅是不希望看到战友在自己眼前死去。因此,这样的匆忙,也许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匆忙。

更有一种匆忙,是对于自由时间的填充,美其名曰人生志趣。虽然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虽然无论是谁,一生所为皆不过沧海一粟,但总还是有数十年的光阴需要虚度,总还要琢磨着如何打发时间。陈寅恪晚年花费大量心力,双目失明仍然要完成《柳如是别传》。此书既不是他一生习惯的历史研究,也不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纯粹是个人的兴之所至。人总有一好,这为原本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了神性。这种匆忙,可姑且称之为无功利匆忙。

总之,诗与远方的道路上一样匆匆忙忙。当你慨叹一晃而过的匆匆人生之时,其实忽略了匆忙是人生的常态,无论是否利来利往。我们可以接受一事无成,但不能忍受无所事事。换句话说,即便你从小就立志要做个废柴,最终也难以得逞,因为只要你活过,就会留下匆忙的痕迹。是的,我要说的其实不是匆忙,而是生命的原欲。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生之欲》/江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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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欲》是黑泽明摄于50年代的一部影片的名字,探讨的是得了绝症的病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余下的时光。主人公面临的问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毫不过时——这不仅是由于人类永远有着难以战胜的病魔,得绝症的人群从不鲜见——更是因为,只要我们迟早都得面对死亡,我们就都是得了绝症的病人。没有人可以免于回答,如何度过余生这个无时不刻都得追问的问题。只不过我们每个人剩下的时间不等,对于人生的期待值也因此各不相同。对于几个月、几年、十数年的人生规划自然不同,时间越长,人生的野心就可以更大一点。

然而,计划的困难在于,没有谁能准确判断这个剩下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即便是大致的判断也常常出错。暂且不论意外事故造成的计划中断——每一个昨天离去的人都曾保有对于今天的计划,每一个今早离去的人也都曾对今晚有所期待——即便是能被基本准确预测只剩几个月寿命的绝症,也没有人知道具体还剩多久。对于只有几个月的短期计划来说,多几天少几天都会造成迥然不同的结果。但没有哪个上帝来对此负责。于是后人只能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英雄气短。《生之欲》影片中主人公最后的决定非常主旋律——他耗尽了最后一点余热来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无论生活在哪个社会的我们都耳濡目染的人生愿望——最大程度地服务于社会,才是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但作者没有挑明的是,主人公恰恰好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小目标,而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

于是,我们只能践行“活在当下”的哲学。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这话初看似乎很有道理,却也很难实现。比如每天奔波找食的劳苦大众们,如果大家被告知明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会继续上班,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哪怕是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也有不少人都会马上辞职去享受生活。只有那些预期还能多活几年的人们,才能勉强忍受眼前的辛劳与枯燥,以换取日后的些许轻松。换言之,大多数人不是不想活在当下,而只是负担不起当下的生活。

因此,走投无路的我们还要紧迫地把每一天都看成最后一天么?换个角度想,我们把它看成死而复生的第一天如何?每一个醒来的清晨都是赚来的一天,因为你的诸多同类在昨晚已经死去再也没有醒来,而你也完全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既然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么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以我们熟悉的当代为例,走过80年代的人们见证了计算机的普及,活过90年代的人们享受了互联网的便利,而撑过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人们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智能手机生活。只要活着,你就已经得到了足够多,你就已经实现了许多前人无法企及的愿望。你还要怎么不知足?这不是为了“知足者常乐”,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我们需要的只是知足。这也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犬儒,因为他们没有节制,放浪形骸。这其实是从“有所待”到“无所待”,直至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的逍遥游。

摄影:黄艺畅(中国)

《无为在歧路》/江扬(中国)


如果把人生的轨迹画在坐标轴上,我们当然能得出一条高高低低的曲线。而这起伏之间的拐点,是为人生的转折点。它也许是考入某个大学,遇到某个爱侣,又或者是中了某个彩票,乃至遭遇一次事故——总之,这些拐点不仅决定了人生的走向,而且共同构建了人生的底色。每一个人生在行将完结之际,就可以将这个曲线晒出来,与其他人做个对比,以判断自己这辈子是否够本。如果高过其他人,则含笑九泉;否则,恐怕死不瞑目。

当我们回首往事,那些实现人生拐点的日子,看似平平常常,其实对一生影响重大。刹那之间的选择,进退之际的犹豫,都是人生曲线中一段大趋势的发端。有时候可能需要耗费你许多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另一些时候则万劫不复,永难翻身。当你想象1949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与追随他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或者1949年前后天真热情地从海外回国投入祖国建设的归国华侨与知识分子们,造化的拐点在他们的人生曲线上犹如楔子般沉重,以至于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恐怕都无法释怀1949那个多事之秋。

然而,作为平庸的大多数,我们大都无法划出惊涛骇浪的人生曲线——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在自己看来惊险异常,在历史的维度上看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没有人会一路向下,也没有一个人生永远开挂,我们总是在浮浮沉沉中度过庸庸碌碌的一生——甚至乏善可陈得没有写回忆录的必要。无论是在任何维度上的比较,你总能找到比你更辉煌或是更惨淡的参照者。这让你的一生,不值一提。如果整个人类的出现都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任何人的生死都是沧海一粟。而如果平行世界存在的话,那么所谓人生岔路不过是无穷时空坐标轴中的一个节点。透过这个节点,另一个时空的你正在他自己的人生曲线上一路疾行。

因此,对于人生岔路的执念,只不过代表的是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态度。都说成功会带来入世的儒家,失败则导向出世的道家,但这二者既是因,亦是果。功利主义者固然不讨喜,虚无主义者也未必就更可爱。“小确幸”与“大江大海”都是人生,一切左右的平衡都在于度的拿捏。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所有岔路都是大路。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知音的无效性》/江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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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狐朋狗友,或者酒肉朋友,大意指的是可以一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同伴。与之截然相反的则可能是革命同志、精神导师、灵魂知音。狐朋狗友与神仙朋友有如人生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我们既需要酒肉朋友给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慰藉,也需要灵魂精神的观照。现实总是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所以我们向往诗与远方,想象着冥冥中存在于远方的知音。与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同,远方的知音才是真正的灵魂依归。早年我们通过信件寻找笔友,后来通过email寻找网友,再之后又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互关互粉。总之,我们一边慨叹“弦断有谁听”,一边陷入不断寻找知音的死循环。

然而,如果真的找到了灵魂知己又能如何?其实,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因为我们彼此太相似,过于投契,一点即通,直至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复制品,我了解的他全知道,我的感受与他也大致相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交流变得多余,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以分享,值得讨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殊途同归。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形而上的交流的话,那么天气与酒肉这样的形而下话题也显得庸俗。最后只能是你懂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是说,通往绝对理性的路上不需要任何朋友,看似特殊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近乎同质的个体。

而另一方面,如孟德斯鸠所提到的,“如果人是完全高尚的,他们就不会有朋友”。这是因为,所有人都会是他的朋友,他会无差别的帮助任何人,无论陌生还是熟悉——这就是博爱。也正因为他无法接受任何私心,他拒绝任何朋友的定义,因为朋必党,友必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个情境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我们数千年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在革命同志这类概念的召唤下,无数冤魂飘荡空中,千年文化踟蹰不前。因此,通过绝对高尚的道路上,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朋友。

到了最后,我们发现,代表了理想的灵魂知音不仅多余累赘,更是人类社会的危险来源,倒不如现实中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推杯换盏的狐朋狗友那么人畜无害。毕竟梦不能每天做,饭却是每天都要吃的。酒肉朋友,就跟酒肉一样常在。

摄影:黄艺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