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贴文二之一:进退两难/江扬(中国)

本月科技圈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Google一位研究员Blake Lemoine认为他所测试的聊天机器人LaMDA具有人的意识而被公司停职。这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的意识的大讨论。

当下的科学界人工智能进路基本呈现出多头并进的态势,既有尽可能让计算机模拟人脑运作的“人工”智能,也有让计算机摆脱人脑窠臼独自野蛮生长的“计算机”智能。在此之上大致又可以分为乐观派、悲观派与实干派。乐观派估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见证真正人工智能的诞生;悲观派则预测人工智能永远难以媲美人脑;实干派则是那些抛弃悲喜二元论脚踏实地的工程科学家,聚焦于让人工智能替代一个个具体的人类工种,比如机器人厨师、机器人保姆之类的。而关于LaMDA的争议则集中在机器人与人脑的比较关系上,也就是机器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人脑的功能。

总的来说,这件事是难得的社会舆论在大公司与个体的公开矛盾之间选择站在大公司那边的案例。无论是业界资深专家还是普通吃瓜群众都对Lemoine的论调嗤之以鼻,也都认可Google公司对于他的停职。确实,对于今天的机器人来说,无论它能输出多么类人的语言风格与内容,理智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过是它们深度学习人类语言的结果。换言之,机器自身并不知道它在谈论什么,它所输出的反应不具有任何主观的个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我们传统所认为的意识具有天壤之别。也许只有出现了《2001太空漫游》里那样会主动欺骗人类的机器人,我们才能认可机器人的意识。在此之前,它都只是机器,而不是人。

然而,在此之前,让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谎言的产生。儿童刚学会说话时是不会说谎的,直到后来,每一个儿童都经历了从只说真话到选择性地说假话的过程。当第一句谎言说出口之时,儿童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而谎言——无论是为了捉弄大人还是为了真切的利益——都成了为主体服务的工具。当然心理学上还可以有其他方法判断儿童自我认同的产生远早于说谎,但学会说谎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儿童的自我认同应该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儿童也许有了自我认同的萌芽;而到了开始说谎的阶段,自我认同就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因此,我们如果把机器人类比为儿童的话,它也许是语言能力超强而心智尚未发育的一个状态。儿童的发育因为有着基因在起作用,我们可以预测它终将进入自我认同的说谎状态。而机器人缺乏了这样的基因编码,那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物种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去比较。人类并非唯一会说谎的物种,诸多高低不一的动物都有着类似说谎或者欺骗的捕猎技能。但低级动物的这些技能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不如说是基因遗传的天性——说谎是高级动物独有的特质。如果进化论为真的话,那么从不会说谎向会说谎演变,从低级自我认同走向高级自我认同,就是明显的物种进化的趋势。而当下的机器人各条进入“野蛮进化”是否处在这样的演化进程中?如果是的话,又是处于什么阶段?这是令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即便是再不认同Lemoine的人们多少也会承认,机器迟早会进入拥有自我意识的阶段,这在AI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当我们在基因工程方面如此小心翼翼,对基因编辑与基因克隆如此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却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乐观如此放任?这多少有点矛盾。抑或是我们的立法者对于AI的发展其实并不乐观,认为现在立法还为时过早?总之,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已没有退路,但每进一步都可能随时捅破那一层叫做“意识”的窗户纸。那时我们将庆祝——还是恐惧,机器人这个全新物种的诞生?

自欺欺人/江扬(中国)

2022年4月的中国将以上海的魔幻封城载入史册,每天层出不穷的各式奇葩防疫奇观,伴随着简体中文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的删帖运动,都是这个荒诞奇旅的鲜活注脚。看似渐渐平息的确诊数字却无法掩盖人们心理的惴惴不安,每个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下一波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不仅是仍处于封控的上海、吉林、北京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无数个封控区,整个中国都瑟瑟发抖地祈祷着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倒霉者。

另一边,俄乌战争延宕至今两个多月,俄军颓势渐显。闪电战征服乌克兰已然破产,战争将持续多久招致多少牺牲则无人知晓。从围攻基辅、哈尔科夫到现在被迫不断缩小战略目标,却迟迟不肯罢手。是因为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沉没成本不舍得止损吗?还是担心撤军后乌军会借势进犯俄罗斯本土?即便乌军有这样反扑的能力与野心,难道动则核武恐吓全世界的俄罗斯还怕自己无力自保?

无论是屡次发文强调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官方,还是忙不迭表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不构成威胁”的普京大帝,都侧面反映了各自上层对现有状况维继乏力的认知。权力的集中与官僚选拔的任性固然会让最高决策层偏听偏信,造成上下的信息差,让最中肯的建言难以进入权力核心;但凭借身处高位的视野优势与现代便捷的通讯方式,即使再笨的大脑也不至于看不清大势。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对难以为继的决策不肯回头呢?

部分答案或许来自于权力的傲慢以及对这种威权煞有介事的维护。对于长期掌权者来说,最害怕的是权力旁落,而比权力旁落更不能忍受的则是威信扫地。威信建立在长期持有权力的基础之上,是在拥有权力惯性以后渐渐滋生的光环。这样的光环与权力相辅相成,合二为一,对民众形成完全统治,让权力者习以为常。换言之,越是掌权日久,越无法忍受权力失去光环,也越无法区分象征资本与实质资本。即便理性者们清晰地建言,失去光环的掌权者依然可以拥有相当的权力——只要这样的权力具备合法正义的来源;但对于后者来说,这样的叙事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在他们的认知里,失去威信就意味着失去权力,失去权力则是失去一切。为了维持这样的威信,无论什么代价——乃至生灵涂炭,都在所不惜。

因此,有方家提出我们应该尽可能提供台阶给权力者,保留他们的脸面来实现政策转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历来的集权者几乎没有主动改革自身的先例——所有的改革都必须静候上一任死后的改朝换代。穿着新衣的皇帝并非不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是既然已经光着身体大摇大摆出门了,再掉头穿回衣服只怕威信受损,动摇统治。套用索尔仁尼琴那句名言,或许可以说“人们知道皇帝没穿衣服,皇帝也知道他自己没穿衣服,皇帝知道人们知道他没穿衣服,人们也知道皇帝知道人们知道他没穿衣服,但他依然在裸奔。”殊不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只有去除威权的统治才是最稳固的统治。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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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代沟/江扬(中国)

俄乌战争发展至今,越来越看出双方不同的行事风格。普京自然是一幅老派沙皇遗风,威逼利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对大片土地的贪婪也充满了传统帝王文治武功的味道;而反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令我们这些局外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鼓舞民心,全力备战,而是长袖善舞地利用现代网络通讯远程流连于西方交际场,一方面逡巡各国议会讲话,“道德绑架”各国政要议员;另一方面亦与商界大佬们眉来眼去,求取支持,比如他手下的副总理Fedorov发了一条Twitter就换来了马斯克的大批卫星网络设备,大大缓解了俄军入侵造成的通讯问题。

泽连斯基的不走寻常路给暮气沉沉的世界政坛带来了一股难得的“青春朝气”。他虽然不是各国中最年轻的总统,却是承受了最大考验的总统。他不仅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中表现得异常出色,而且是用一种与传统政治迥然不同的方式力挽狂澜。在他的映衬下,不仅他的敌人普京、卢卡申科这些痴迷权势的老独裁显得腐臭过气,甚至也让同属一个阵营的拜登愈显垂垂老朽。当我们嘲笑俄罗斯一众高官鲜廉寡耻地将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骗去战场而自己的子嗣却安全地避居国外时,再看乌克兰这边,一众70后80后内阁竟然独身者甚众,即便有子女也仍然年纪尚幼。按中国传统的辈分说,这成了儿孙辈反抗父权专制的战争。

战争当然是矛盾发展到极端的产物,但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代际之间的矛盾都不鲜见。各国文学中都充满了相似的年轻人反抗父权追求新生的故事,老皇帝昏庸无能,皇子造反弑父的神话戏说也屡见不鲜。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可以乐观地希冀,代际矛盾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由独裁者次第退场后得到些许缓解,但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根深蒂固。旧矛盾的退场往往意味着新问题的来临。人类历史有多少战争,就意味着背后有多少激化的矛盾。战争时空喊“爱与和平”与在疫情中媚俗地键盘输入“加油”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强调的“不要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是要解决层出不穷的实际问题。但他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被各国野心家们粉饰成了暴力武装斗争。暴力战争从来都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无法解决问题本身。

在我们无法抹煞分歧的永恒性的当下,我们只能卑微地探索解决之道。我们必须承认,分歧矛盾与新冠病毒一样,都是深嵌在人类社会的基因编码,我们将永远与其共存。如果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主体间的理性交往——用说理来解决矛盾——过于乐观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可以遵从一条底线,它就是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西方古罗马时的奥古斯丁最早提出战争的正义论——发动战争只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伸张正义,否则一切战争都应受谴责。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说。但问题是对于正义的定义常常各执一词,交战双方往往都自恃正义。现代国际社会一般认为侵略战争必然是非正义的。也就是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不管有多大代沟多大仇怨,谁要先动手谁就输了——要文斗而不要武斗。这也是为何前几日奥斯卡颁奖礼上Will Smith当众掌掴嘴欠的Chris Rock却被口诛笔伐,不得不率先道歉。当人类学会“动口不动手”的怂样之后,人类才更像个人了。

  •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 主题: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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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怀旧

岁末怀旧

每到年关岁末,人们便开始回顾一年的经历;而越接近暮年,人们也越发感怀童年时光。怀旧与拼贴被认为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怀旧大抵并不专属于后现代,起码“怀旧”这个词进入汉语词典应比“后现代”要早。只不过后现代将怀旧的流程加速与提前了许多,让众多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们都倚老卖老地怀起了古。现代人短短二三十年就拥有了比农耕时代一辈子还要丰富的经历,古时行将就木方有的感伤提前到来亦顺理成章。

感念童年何以成为人之常情呢?原因之一或许是童年构成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遗传基因中物种延续的使命让最残暴的原始人类也懂得善待各自的幼童。不同于妇女、残疾等弱势群体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才得到特别关照,幼童从古至今都得到特殊保护,因为这种幼童特权与种族存亡息息相关。把最宝贵的资源都尽量留给儿童,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尽享人间欢乐。而越是进入成年阶段,人们越需要负起各自家庭的重担,社会角色越从享用向付出转变,也让生命变得越来越沉重。仅残存美好的幼年记忆供晚年凭吊。

但仅仅强调对美好的怀念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对一些尴尬过往也终生难忘。当我们回首少年往事,充满了许多难堪的过往,不忍卒睹,却都历历在目。甚至我们也能看到诸多遗传变异、虎毒食子的父母与幸运存活下来的子女。辛酸悲惨的童年经历并不能阻止怀旧机制在他们成年之后正常运作。这就衍生了对于怀旧的另一种解释——对于时间的焦虑,或对于无法挽回时光的缅怀。人生来就是张白纸,最先往上涂抹的就是最中间最显眼的位置。随着年岁增长,这张纸上可涂抹的空白越来越少,我们又没有橡皮擦让白纸复原,让时光倒转。到了最后,人生这张纸上留下的只能是最开始涂抹的那些最大面积的元素。大脑不断地回访最初的记忆,老年人的怀旧次第上演。

这样的白纸涂抹也许并非只是文学的想象。有脑科学研究表明,几乎没有人存有三岁之前的记忆,而大多数人对于五岁前的记忆也都不深刻。换言之,我们所怀的“旧”并非真正的旧,而是记忆建立以后的产物,在此之前的真正的旧我们根本无从怀起。而且,早期记忆的缺失并非由于认知能力的缺乏。实际上,人类在幼童时期已经具有分辨家人的面孔以及回家的道路等能力,只不过这些记忆在成年之后无法被回访。大脑神经元不断受外界信息刺激并形成长效记忆与短期记忆,长效记忆一旦形成并不轻易变化,但由于记忆的形成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缺乏了语言能力来辅助大脑进行寻址,之前形成的记忆难以被有效调动,从而导致人类无法找回幼时的记忆。这好比是丢掉了分区信息的硬盘,数据虽然仍储存在磁盘上,但难以被操作系统读取。类比于相对简单的计算机无差别存储系统,人脑的记忆毫无疑问复杂许多。这让关于记忆的研究也进展缓慢,难有定论。如果说所谓的阿兹海默综合症是记忆神经非线性地出现损伤,导致大脑出现断裂性失忆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假想,记忆碎片在人脑中随机地散落各处,之所以对于较早进入记忆系统的“数据”最为印象深刻,就是由于它们最先占据了犹如操作系统的桌面这样最显眼的位置。而后进入存储的数据无法获得最强健的神经元支持,导致或脆弱易折,或位置不佳,难以被寻址定位。大脑机制中所谓的怀旧不过是类似计算机不断返回桌面的机械操作。

看起来,在我们殚精竭虑地探索怀旧机制的同时,童年的幽灵也会一直厮缠着我们,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重返那最初的园地,却一遍又一遍地徒劳无功。

  • 作者:江扬(中国)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当时年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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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辩证法/江扬(中国)

遗憾,或者其更通俗更激烈的状态——后悔,都是人生的常态,因为人类生活在一维的时间线中,这条单行线上流逝的每分每秒都是在时空坐标中刻下一个确切的定格,前一秒还存在的无数个可能性在经过这一秒后被具化成唯一的留存,进入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脱口秀哲人George Carlin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现在”或者“当下”能被我们抓住。你所处的位置永远将时间线一分为二:过去与将来,你只能在回望过去与展望将来之间徘徊。用文学家的话说,就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过去无数的可能性在被选中一个成为历史之后,余下的所有都永远消失在浩瀚的宇宙中——抑或在另外的平行时空中复现。

遗憾就是对这些消逝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惆怅。没有未实现,就没有遗憾。我们无法单纯地对已发生的事情产生遗憾。当我们说后悔当初做了什么事,那么潜台词其实是后悔当初没做另一件事。如果当时没有其他可能性,而只能这么做的话,那么后悔也就不存在了。然而,总有难以穷尽的各种可能性,人生时时刻刻总要做各种或容易或艰难的选择。没有哪一个选择可称为最优;而即使凑巧做对了一次,人生数十年数十亿秒钟,又怎能保证每次都是最优解?因此,如果有人说一生没有遗憾,那他一定是自欺欺人。从逻辑上说遗憾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绝对性的存在无法抹煞对相对性的追求。常人所谓的一生无憾大概是跟同时代的同龄人比起来自觉是个幸运儿。比如在原始社会,人类普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生无憾的标准也许就是比别人多吃了几块肉;到了后来,一生无憾大概需要比别人多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小孩;而在现代社会,就需要多赚点钱或者在社会等级中爬得更高一点。因此,人生是否存在遗憾取决于你与周遭的比较,这导致了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嫉妒。即便任意一个现代人在物质生活方面都比封建帝王优越得太多,但现代人总有着更多的遗憾,因为帝王们通常已经到达了他所能达到的社会上限,而现代人总是在弱肉强食的都市丛林中有着爬不完的阶层。

既然遗憾的来源与个人的期待值息息相关,那么我们能否调低人生的期待值,尽量唯心地实现人生无憾呢?这在逻辑上当然也是可能的。比如我生来即躺平,无欲无求,享受岁月静好,与世无争。即便一生中经历各种挫折乃至家破人亡,仍然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享受当下。无人可以指责这样的鸵鸟心态。尤其当你联想到出生即残疾的婴儿,饱受战乱饥荒的灾民,或者疫情中痛苦离去的人们,能悠然躺平如何不是幸福?对于虚无主义者来说,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天的眷顾,安贫乐道的人生观又怎会给遗憾以可乘之机?

但世上根本不存在货真价实的虚无。但凡还在喘气,就要思考是先迈左腿还是右腿。我们需要设想另一种存在,也就是与遗憾共存。如果无欲无求就不会有遗憾,那么有遗憾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生的期待,对另一个时空的好奇,对于不确定的渴望,对于挣脱此时此地束缚的欲想,以及对彼岸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遗憾伴随着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是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的彰显,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即便你出生即残疾,你仍然可以为了活得更像健全人而努力哪怕异常笨拙遭人耻笑;即便你的生活饱受战乱饥荒,你仍然可以竭尽所能摆脱所处的动荡不安哪怕投身怒海;即便你将在疫情中痛苦地离去,你仍然可以执著地在ICU病房多呼吸一口氧气多争取一丝被明日阳光泽被的机会。活着的每一刻都要为了活着本身而奋斗,即使没有一个最优解,即使任何选项都不如人意。无憾并非来自于逃避遗憾的存在,而是与遗憾战斗,直到最后。遗憾与生命如影随行,只有面对遗憾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这是存在主义者面对虚无给出的回应。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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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江扬(中国)

互联网上知识考古,走红中文网络的“诗与远方”来自于游走各大综艺的知名媒体人高晓松。据高晓松自己在母亲著述的序中所述:“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就是你心灵的最远处。”也就是说,这句话高晓松得自家训。但高母张克群接受采访时候却说:“我可能说得没有这么诗意,是被高晓松加工了,他是诗人。”按说高晓松家世显赫,爷爷外公不乏院士校长,无须这句家训来贴金。倒是多年后高晓松的文采,让老高家又在大众视野里风光了一把。

细究“诗与远方”这个短语结构,其流行一方面来自于其非对称结构,形成略带不羁的诗的韵律,若是换一个“理想与彼岸”之类的对称表达则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诗”与“远方”各自构成了理想乌托邦的意境,并列呈置,双双击中了都市年轻人对于都市陈俗的厌恶与对田野乡间的渴望,正是这恰到好处的不俗不雅引致了广泛的传播。相比之下,高晓松以此为主题创作的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即使有许巍助阵,即使有旋律帮忙,也远不及“诗与远方”这四个字自带的话题影响。高晓松为了通俗的押韵,生生在后面加了一个“田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过于工整,却破坏了原先的诗意。大众审美自有其逻辑,过度追求朗朗上口反倒阻碍了传播。

诗与远方背后的逻辑是去远方寻找诗情画意,以摆脱当下的种种不堪。这当然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对于不谙世事“没去过远方”的年轻人来说。中国语境下,这样的远方就是新疆与西藏。于是,短视频直播的风口下,无论白天黑夜,打开抖音你都能刷到向拉萨进发的年轻人——七八自驾,十多骑行,百来步行,恍如八仙过海。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贩卖着远方的情怀,让陷在都市无法远行的手机前的你我蠢蠢不已。然而,如果当我们细看远方的另一面——从进藏山路上遍布的恶劣气候与险恶人心,淳朴的藏民时不时暴露出的狡黠与世故,直至珠穆朗玛山头上令人胆寒的粪便垃圾与不腐尸体,你会幡然醒悟,彼岸跟此岸一样一地鸡毛。霎那间,“唐僧见如来都不得不交人事”、“希腊诸神的勾心斗角”、“三十岁之前相信共产主义是浪漫,三十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愚蠢”这类的暗黑典故都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人间清醒的高晓松自己早就过了这个坎儿。他从小远离家中学术渊源,混迹过音乐圈,也拍过电影,后经酒驾牢狱之灾,反倒借势翻红,一边叫喊着“诗与远方”一边猛扎进大众娱乐,被调侃为“对懂文学的人讲历史,对懂历史的人讲艺术,对懂艺术的人讲哲学,对懂哲学的人讲经济,对懂经济的人讲文学”,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出了几年风头,直到近年受阿里动荡牵连与反智舆情侵袭,声势才不复如前。即便如此,他仍然风月浮沉,忍去远方。因为他深知,远方只可远观,若你真到了远方,远方成了近处,诗意就消失不见了。但他也许自己都没意识到,不管身处何方,诗意就来自于他喊出“诗与远方”的那一刻。无论他后来利用这个修辞换取了多少利益,在那一刻他像孩子一般真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不断辩证着诗意栖居就是此在。语言如何修辞并不重要,人们需要借助它唤醒心底的诗意。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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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里的启蒙/江扬(中国)


史料记载,滑铁卢战役前夕,拿破仑将三万多军队交给格鲁希元帅,让其追击普鲁士军队,自己则与英军在滑铁卢正面决战。战争开打以后,英法双方都损失惨重,难以为继,此时被追击的普鲁士军队掉头回援英军,而格鲁希元帅却不顾部下建议,不顾远处滑铁卢传来的隆隆炮声,死守旧令追击错误方向,直到他接到拿破仑求援消息再赶赴回头,已然太迟,无法改变整个败局。传记作家茨维格称这是个历史的转折时刻,整个历史进程被格鲁希元帅这个猪队友改变了。如果当时那关键的一瞬间他能随机应变,转而驰援滑铁卢,那么拿破仑就将击溃联军,一统欧洲,今天的世界通用语也许就是法语了。

格鲁希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英雄写就的,也可能是狗熊造就的。有多少英雄奋勇驰骋建功立业,也许就有多少个狗熊令人扼腕的瞬间。我们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充满围绕着帝王的关注与想象,同时造成了平民缺失的假象,仿佛普通人在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历史的长河中,英雄毕竟是少数,我们实则生活在被猪队友包裹的世界中。后现代史学不仅关注帝王史,更要关注平民史;不仅延续宏大叙事,更要描写微观历史。当史书中失语的平民大众在今天的媒体空间中获得了相当的话语权,诸多的高知们却感到了“友邦惊诧”,似乎这样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其实,世风不振就是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常态,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在宏观形态上仍然与猪圈相去不远。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才誓言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自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恐怕亦会同意,在舆论极化的今天,自顾自躲进小楼特立独行是不够的。福柯在论启蒙时谈到,启蒙不仅仅是个人认识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当对理性普遍、自由、公开的运用彼此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启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启蒙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布道者们心心念念的启蒙运动,长时间处于单向的传播模式而让垄断了知识的他们产生了优越的幻觉,以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精英们所设想的那样立法运作,普通民众只能引颈受教。然而,这样的傲慢不正与启蒙的平等追求相悖么?如今社交媒体上的众声喧哗不正代表了话语权的平等分享么?每一个看着智能手机的互联性用户都代表了一种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即使他是一个致力于删帖的网管。积极介入大众媒介的福柯若看到今天的景象也许不会沮丧,反而更加欣喜——与大众的接触从未如此积极有效。

当然,我们也都明白,你不仅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更难叫醒一个酣睡的人——如果前者是骗子,后者就是傻子。你试图好心提醒傻子并戳穿骗子,却最终发现傻子总是对骗子更加死心塌地,因为对于傻子来说,让他相信自己被骗实则比欺骗他还难——欺骗他不过是智力博弈,唤醒他则意味着对其人生信念的地动山摇。越是教育有限的人们,越容易固守自己的认知边界,也越容易成为权力的打手与资本的韭菜。正因为猪圈的广泛存在,才让康德这句话似乎永不过时:我们的时代是正处于启蒙的时代,而并非启蒙了的时代。摄影:李嘉永(台湾)

主题: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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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与循环论/江扬(中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对于普通人来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是可见的人生轨迹。无论是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历史的终结”,还是艺术实践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直至“艺术的终结”,都体现了历史的单向进路。

但进步主义在今天遭受了不少质疑与挑战。一方面按照各种“终结说”的逻辑来说,历史进步实则被停滞取代,所谓的进步其实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即使“终结说”并不让人信服,对其最有力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也绝对算不上是对进步主义的有效辩护。中国的主流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回避了进步一说,只将其标榜为历史进路的另辟蹊径。而强调这样的自身特殊性,即意味着难以被他人复制,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本身就暗含了弱者自保的自辨。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们更是将其视为进步的反面、历史的倒车。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新冷战”、大疫情、共产阵营、红卫兵这些20世纪流行的名词再次集体出现,让人恍如隔世,仿佛循环论正在得到应验,进步主义越来越接近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

当然,即便没有中国崛起的挑战,“历史终结说”本身也并非天下一统。各国越来越极化的现代政治谱系以及“川普们”越来越进入舞台中央都说明了以两党制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政治逐渐摆脱了二战以后双方求同存异的趋势,愈行渐远,越来越水火不容。如果勉强将其解释为历史总是曲折地前行,但这样的曲折委实接近历史的极限,左右冲突的张力也近乎导致社会的动荡。即便仍能保持住民主选举的大框架,但极化的民意也越来越不可控,次第上台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预测。再加上中国崛起及其一贯的人治因素,不可预测性成了各国政治的共有特征——无论何种制度。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历史就算不是循环反复,但也绝不似进步主义描述的那样光明。

然而,我们又很难简单地用轮回来形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便历史有轮回,人生短短数十年不过是轮回周期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谁能有幸活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在我们短短一生的经历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实在再平常不过了,因为历史在大多数时间其实并不那么相似,总是有新问题出现让后人难以“鉴之”。以媒体热炒的“新冷战”为例,我们总能在其中看到与旧冷战不同的地方。处于交战一方的中国,虽然嘴上说着抵制西方,但在各种具体政策制定中,大量参考了西方现代发展的治理经验,诸如强化透明税收、引入个人年度报税制度、强调一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制定城镇最低工资标准、大力发展公费医疗保障等等等等,这与其说是回归社会主义公社时代,不如说是照搬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做法,再冠之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嘴上说不要,身体却诚实得很。中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赢得了相当的民心,也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民心时时盯住美国的优劣,并需要自己政府不断回应,反过来倒让自己的政府有些疲于奔命。

今天太平洋两岸的资讯沟通远非毛泽东时代的闭塞可比,也不是一道脆弱的防火墙可以抵挡。多年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之下注入了经济活动的底色,也就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对抗都不能以经济为代价,这都是与文革时不同的地方。政府与人民在1989年后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就是以经济换自由。经济,以及经济所支撑的国力,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遮羞布,也是社会主义虚荣感的根源。一旦这样的虚荣感难以为继——比如体现在中国疫苗研发进展落后于西方——就容易演变为集体挫败感,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政府一边花大力气在信息相对对称的今天仍然炮制水深火热的他者,一边又不得不低头虚心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起码在经济上要“为人民服务”。这多少都造就了一点民主的进步。也就是说,即便今天世界的大趋势是二十世纪冷战政治的循环反复,但在微观政治上,我们或许可以保有一丝进步主义的乐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让我们无法仅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慨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政客们也都明白,必须尽力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才有胜算,这个巨人就是眼前的敌人。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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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的现代性/江扬(中国)

格言,往往代表了一句较为可信的陈述,即便达不到公理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多少蕴含了一点人生的道理。然而,格言在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这句格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功人士”却坦承,他们的成功其实主要来自于运气,因为“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对笃信天道酬勤的人们不啻为当头棒喝,仿佛一夜间“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认知矫正”自现代主义发端以来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一方面知识生产日新月异,人们固有的常识被不断突破。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显得我们无知,就越对现实产生怀疑。比如Deepfake影像生成技术的出现让眼见都不再为实,后真相时代的我们不得不习惯“真理相对论”。另一方面,格言系统自身也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我们既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坚信“出淤泥而不染”,同时也承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感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又发现“姜还是老的辣”……。这让作为整体的格言系统越来越难以自洽。再者,作为现代主义分支出来的异端,后现代主义与生具有不讲道理的革命与反叛。人类社会的一切传统,无论来自前现代还是现代,都在后现代被搅得一团乱麻。全球化把这样的一团乱麻传染到全世界,人们只能纷纷躲进各自的信息茧房,作茧自缚。屁股决定脑袋,只有相对性才绝对存在。

相对主义的绝对性几乎颠覆了数千年稳固的格言系统——包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格言,都变得不再绝对。于是,各式怪力乱神、中医民科与后现代朋克(Punk)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既然科学不是万能的,既然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那么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如何为未知立法?比如河北燕山大学的民科(编按:类似马来西亚人所谓的‘仙家lingam’,详见 按这里)教授李子丰,声称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愿悬赏10万与人“学术打擂”,那么学术界应如何来为仍然无法证实的相对论正名呢?仅仅因为它更被主流学术界认可,就显得更“科学”吗?以学术共同体的名义来以多欺少,恐怕难以服众。

关于这样的争论,科学界用可证伪性来鉴定真伪。也就是说,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结论一定是带有明确的作用条件,从而可以反向证明其不适用之处;而伪科学则常常自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相似地,当一句格言承认其局限性,明确了其应用范围,那么其就“相对”正确。“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经过修正各自的比例,在肯定了运气之于努力的重要性之后,就不失其存在价值。当然到了这一步,无休止的相对主义一样可以质疑可证伪性原则的逻辑正当性。但我们希望起码存在一条“元共识”,即人类对于真理的逼近来自于对既有观察的不断修正,而非封建伪科学或者后现代式的掀桌子闹革命。此两者的对立实则代表了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进步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战争。学术共同体与格言系统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固然有其官僚习气或者维护既得利益的弊病,但如果有人宣称可以完全抛开他们去重建人类文明,那么这多半是披着革命者外衣的野心家。这也许是审视格言的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编按:作者是以前博士班的同门同班同学(同一位指导教授门下叫同门。《论语·学而篇》中‘有朋自远方来’的‘朋’指的就是这种关系,不是一般朋友),目前在广州一间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学问很大。如果对文章内容有疑问,不妨提出,我尝试代为回答。

另:请那位在爱尔兰的读者,以及那位在孟加拉的读者和我们联系:xuewenji.my@gmail.com。不用怀疑,《学文集》没有那么多来自爱尔兰和孟加拉的读者,就是你了。(周嘉惠)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一句格言

上一篇文章链接:There’s an Ant in Every Giant/咯特佩(马来西亚)

再谈环保/江扬(中国)

2021年资本势力的野蛮扩张并没有随着疫情有所减缓,各大老钱新贵一窝蜂地涌向电动汽车行业即为明证。是资本家们突然环保意识暴涨,对环保事业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吗?当然不是。资本狂热只有一个原因,即有利可图。那么这个环保之“利”来自何处呢?最主要是政治因素。中国迫切地希望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弯道超车,欧洲则对减低传统碳排放念念不忘。这些都催生了各项利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如减税、购车补贴等等,这是各大资本蜂拥而至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环保概念的巨大商业效益也让他们垂涎欲滴。诸多环保组织的长年公众教育让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尤其在能买得起汽车的中产消费群体中。电动车商家们顺水推舟,稍作姿态,就轻易收割这波利好。

然而,这些打着环保旗号的资本行为不仅与环保关系寥寥,甚至恰恰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即使电动汽车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毫无节制一拥而上的低质量野蛮生长也必然造成大量的重复投资与资源浪费。更何况,没有突破的电池技术让无法走出续航困境与冬季焦虑的电动车尚无法完全替代燃油车——即便可以,大量使用电池来取代燃油机对于地球来说有多大益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什么技术,而是在整个能量产生回收过程中的绿色机制。对于现阶段中国来说,以火力发电为主来满足电动车需求相对于燃油车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区别并没有资本宣传得那样显著。同时,随意丢弃处理的废旧电池恐怕比燃油机配件对环境造成更大损害。而以日本为代表的高标准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机制别说从未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严格执行;即使是在欧洲这样的发达左派地区,脆弱的垃圾处理机制也仍然难以中和放纵消费产生的大量垃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电动车比燃油车更环保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此,所谓的新能源革命归根结底还是打着环保旗号的产业转型,问题则又回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然相悖。但凡是资本介入的大规模生产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虽然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是否比地球自身的运行规律更重要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如果真的要走向环境保护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境地,限制人类的大规模资本生产以及扭转根本的放纵消费习惯才是根本。然而这正是问题无解之处。无休止的生产与消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石,改变这种方式不啻为革资本主义自己的命。如丹麦这样的相对先进国家,在疫情之前仍然充斥着大量饲养水貂以谋取毛皮的肮脏行业;看似新能源汽车推广最为激进的挪威,文明的另一面则是仍然放任石油开采与三文鱼工业饲养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的穷奢极侈永远不会回头,但不根本改变这样的社会模式而奢谈各种环境保护实际上都是伪善。

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最近中国年轻人中盛行的“躺平主义”——用一种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的方式来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这样的人生态度与禁欲主义有些相近,但比后者多了一丝反抗的味道。革命主义者们从这种生活态度中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影子,对于无孔不入与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消极抵抗也是抵抗。环保主义者们则应该看到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态度——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改变放纵无度的生活方式。躺平的年轻人们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所做的比所有大肆宣扬新型能源、有机食品、绿色经济的资本家们加在一起都要多得多。只不过,这样的节制缺少了积极的反省,更像是一种情绪发泄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而非对于克己复礼的主动实践,这也许是“躺平主义运动”——如果存在的话——最大的历史局限性。

照片:电动车(摘自网络)

主题:克制·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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