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 马华的口号》/徐嘉亮

300415 Lin Yun Yun 48
相信曾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竞选时期的大马华人,对于马华当年的竞选口号都非常熟悉。“为了后代(袋),我们得继续前(钱)进,以保代代(袋袋)平安。”这句口号,讽刺之至。可惜的是,今天的大马政治人物,几乎全部奉行以上的口号,参与政治,只为私人利益着想。

远的不谈,最近前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为何不停地向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开炮呢?难道真的是为了正义?当中新闻访谈的内容透露了一丝真相:“如果纳吉继续领导国政,国政将会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失去政权,届时许多巫统领袖将会被替阵清算,甚至会坐牢。……”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其二,前天(25/4/2015)的《中国报》刊登一则新闻:“前首相敦馬哈迪今日再度呼吁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下台,根据巫统传统,将由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取代成为新任首相。”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还不是替他孩子铺路吗?重点是马哈迪的人,前任国油主席哈山马力肯被纳吉所属意的三苏阿兹哈取代,导致他们之间的裂痕自2010年已浮上台面。说穿了,这一切也逃不出权力和利益!

至于民联,我深信民主行动党武拉必区州议员王国慧最近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所发出的感慨,已说明一切……“在2008年前,我确实看到行动党上下党员都是真正在为人民付出,团结一致,但在民联执政槟州后,情况就改变了……人一旦站在高位后,思维就变得狭窄,只为自己的权益着想,却忘了要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伊斯兰党的变调福利国,人民公正党今年1月制造加影补选,以“加影行动”之名让实权领袖安华上阵坐镇雪州等事件,只会让大马人民心寒!

这个已沉到谷底的马来西亚,要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需要的是一个“奇迹”!什么是奇迹?有一间公司的年轻主管,想在公司尾牙的筵席上,帮忙一位公司的清洁老女工筹手术费替孩子医病。这间公司共有一千人,每人拿出一百元,谁的名字被抽中,幸运大奖就是他的。虽然机会渺茫,但年轻主管义不容辞地在字条上写了那位女工的名字。当天的晚宴,果然是那位清洁大婶得了大奖。上台领奖的她喜极而泣,台下的年轻主管也泪眶满盈。散会后,年轻主管好奇心使然,上台检查那抽奖箱。结果是箱内写着不同字迹的纸条,全是那位清洁大婶的名字。所谓的奇迹,原来是公司每位员工的爱心所创造出来的盛举。

各位看官,马来西亚需要的正是这一股无私的爱,奉献的精神。让我们共同创造这一个奇迹吧!

(摄影:Lin Yun Yun)

《认识政治》/刘姥姥的孙女儿(寄自中国)

290415
第一次感到政治的力量是在初中毕业后,读高中报到那一刻。那天我欢欢喜喜地到一所公立中学报到,老师的手在名单上从上划到下找我的名字,突然停下,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已经不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划到青年中学去了。我一时蒙住了。为什么?什么青年中学?

打听后知道青年中学是一所在一个补习学校基础上新建的勤工俭学的学校,校址在城外,需要住校学习。且不说别的,学费比公立中学贵一倍多,上中学伸手向父母要的钱比公办中学突然间增加了许多。

回家,我不敢告诉妈妈,担心着还能不能去读高中。同学来看我,惊奇地听我说,同情地安慰我,最后担心地问:
“你妈妈知道吗?”
“她知道个屁!”

对无故把我转学这事儿,我动了粗口。同学们走后,妈妈劈头盖脑地骂了我一顿,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骂我,赶快找家务活干(我们兄弟姐妹一旦听到妈妈的骂声就习惯洗洗扫扫做家务),一边整理房间一边听她骂。从她的话中,我才明白,原来她听到了我和同学的谈话,她以为“屁”是指她,动了她的“凤颜”。那时候我们对父母是不敢有一字顶撞的。因为要付很多学费,对父母我很自责、愧疚。这时,才不得不怀着双重的委屈,把转学的事情告诉了她。

我爸爸妈妈纠结了一个星期,得到我的学费可以分两次缴的批准,爸爸还是让我去了那个青年中学。到了那个用茅草土墙搭建起来的学校,结识了新的高中同学后,我才了解到,有一股需要深刻认识的力量,把我们高中两个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学从本市各个公立中学划到了这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都是家庭出身不是工农兵的子女。

我们这些同学的父亲,或是工厂老板,或是商店老板,或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人、职员,或是旧社会前大学的教授,或是地主、小业主,而我父亲是个与别人拼资金开了一家棉布店的股东,反正我们是一群不是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子女,被称为属于出身不好、可教育好的子女。容许我在此联想到了现在的贵族学校,但那是性质、条件、环境完全不一样的学校。

一下子头上顶到了压力。父债子还,这是从封建主义社会发展而来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一。好在,我生活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并不孤立;又好在,我们有一批个人身份或是右派、或曾是国民党员、或是牧师……,但却都是专业达人的老师。他们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或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或是随军记者等等身份的语数外老师。全校师生在一个曾经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支部书记、一个被认为犯有“错误”的老革命干部校长领导下,在大炼钢铁、大办农业的号角中,完成了上课却断断续续的三年高中学习。

高中毕业,青年中学一百多个毕业生。在高考中,只有十几个同学被录取,大量学习成绩比我优秀得多的同学都名落孙山。我明白我是被矮中取长,作为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代表进入了大学课堂。当然高兴,但不是“非常”。好在第二年政治条件稍微宽松了一些,许多第二次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都被录取了。

进了大学,我被大学同学指说为思想不开朗,不关心政治的学生。我确实有意无意地想离政治远一些。但到底什么是政治啊?那时,我翻过词典,词典里是这样注释的:
“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利益是各阶级最基本的利益。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处理阶级关系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其表现形式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剥削阶级的政治以压迫劳动人民,维护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为目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政权以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正确进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消除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看了这样的注释,我不但明白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各样社会现象的本质所在。我还是决定不要自觉地接近政治。但是你不想亲近政治,政治不会忘了你,尤其在突出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后来的人生遭遇证实了这点。

当今社会似乎淡没了阶级斗争,查看最新词典上对“政治”的注释变成是:
“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

整段文字中,没有再具体地提到有关“阶级”的任何内容,看上去只是“经济”和“政治”两种社会现象科学、辩证与和谐的关系。但是当今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吗?NO!

(配图摘自网络)

《东姑的格局》/谢国权

280415 Merdeka
小学时代,记得有一天醒来,尚恼着课堂的测验,忽而得告冬菇去世,休假一天,一时若脱钩之鱼,不妨熟歇。谁冬菇啊?后来从课本才懂得东姑乃国父也。国父在默迪卡广场领众举拳,响彻云霄地喊了三声“默迪卡、默迪卡、默迪卡”,已经成了经典短片,每一年时间到了,如唱盘回唱,而我,尤其喜欢国父鼻梁上驾着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

默迪卡,为什么非得喊三声?从来没有人问,老师解说这三声后,正式宣布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三声默迪卡,声声慢、声声重,情真意切,确实感人,这致使我对影片中的主角一直有种莫名的喜欢。

可惜,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喜欢某一些事物或人,往往源于误解。实话说,这世上的事物,理解之后或许能多一些宽和、少一些期待,但喜欢,往往是说不上了——更何况对象是一个政治人物。

东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从英国人那里求得了马来亚的独立。然而,他一辈子所坚持的种族特权,以种族为政党基础和理念,不啻为一种魔咒,让他在历史上的身影愈变愈小,直到让人俯视的角度。

独立前的马来人,和现在很不一样。纵使依然淳朴善良、简单,甚至有点闲散的懒惰和愚昧;现在的马来人,经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更多了份由根植于自卑的民族的骄傲。无论当年的东姑乃至马哈迪的时代,大概觉得保护和捍卫马来民族是他们的责任,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一穷二白的子民,加上骨子里的憨直,哪个父亲不是那么恨铁成钢的?

东姑一辈子结了四次婚,当中只有一个是马来人,亦无所出。除了第二任的英国房东,其余两人都是华人。东姑的孩子都有华人的血统,然而,在政治上他的底线还是紧紧系着他的民族情结。那个年代受英国教育的这些马来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对自身的认知确实有种时代的烙印。我想,虚无主义在这种语境下,多少显得有点超脱和有益于反思——无论如何,马来人的热血和任何可以操弄的主义有种化学上的作用,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政治必要了。

简言之,对于马来人连东姑都是没有十足信心的,所以尽了力去保护。后来,1963年与新加坡、婆罗洲成立了马来西亚,这种坚持也从未改变。或许当初并未意识到政治上的威胁,建立马来西亚是出于一种理想,如李光耀谈及新马分家时感慨落泪所说,其一生坚信于新马的合并,因为无论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我们都紧紧相依。

在这种氛围下,李光耀走进马来西亚的舞台。他能言善道,唇枪舌剑,用马来文和英文跟这些马来精英辩论,弄得大伙儿焦头烂额、灰头土脸的。李光耀从弹丸小国合并而来,即挟带了大量华人——近半的马来西亚人民当时是华人,本身又一愣头青,不管当家的想法,就是要全民公平,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前瞻的视角和理解是进取、积极,也极不识时务的。我觉得强悍如斯者,能一路走来创造出这么璀璨的小国,就人类生存史上也是奇迹。他在和邓小平的对话中有谈到过,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出生在中国,或许能活到老去就算了不起了。确实,人类有很多天才都是死于一般暴民和庸才的手里,躲得过去这些攻击,出生在小国,和这么一群小人物打交道而得以保命而一展手脚,多少是命运使然。

东姑的集团开始感觉到除了民族使命以外的其他意义了。这是一种纯粹政治的斗争。李光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他的理念是进步的,他的言辞是不可斥驳的,他是该死的。东姑作为马来人的局限显露了,无论是捍卫马来人或他的政治集团的地位和特权,他决定停止这一切的麻烦。通过压倒性的会议,他们一致通过把新加坡撵出门外。那会议并没有任何新加坡的代表受邀出席。这当中没有任何协商和沟通的意愿——这再一次、最后一次说明了,当家说了算。李光耀和东姑同是英国留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前者是剑桥法律系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后者考了几次凑合毕业了。当然,以成绩取人未免肤浅,然而,从种种行迹上来看,确实是有一定本质上的差异。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了。这不是东德和西德的分离,也不是大陆和台湾的分离。这绝不是不同政治理念的分离,而是政治水平不同的分离。从此,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水平来发展,不同的议题来发展,相同的人民,相同的土地,越一个海沟,人民自由来去,但是我们的历史都回不去了。

而今,这两人都仙逝了,任由后人评说。李敖在他的节目中有评论过,他不喜欢武侠小说,觉得这东西飞檐走壁,男女情长,都虚妄的,而且格局太小。他觉得民族大义这才够谈。然而,我觉得李老先生越老越激进的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了,民族大义只是一种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工具,如东姑一样,套着了就一直解不下来,反倒成了囚牢。脱了一枷锁又戴上另一个,算不上聪明吧。李光耀,格局够大了,能生长发迹于小国中,是新加坡的福气,亦是他个人的福气。

(照片摘自网络)

《缅甸之旅》/郑嘉诚

270415 zheng jia chen
去年年底和好友去了一趟缅甸,一路上除了看到众多的庙宇之外,还带回来了一些政治与文化上的收获。

缅甸于2005年从仰光迁都至内比都,主要民族为缅族,人口约6千万,主要宗教为上座部佛教,国家体制为共和立宪制,国父为昂山将军,民主领军人物为昂山素季。过去在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后,由于一系列打击人权与民主的举动,而招致来自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

在2010时,缅甸却迎来了难得的政治改革,缅甸政府释放部分政治犯、前军人政府丹瑞退位、吴登盛成为现任总统、开放面子书、Twitter、BBC及Youtube等通讯管道和承认全国民主联盟(NLD)等一系列举措。

缅甸是一个需要签证的国家,根据网上的资料,申请时需要交上各种机票、行程等各种资料,可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两天内就得到批准。

在前往缅甸前几个月,联络了当地的组织。起初打算在一个美国人设立的图书馆内帮忙,结果对方暂时不需要人手而介绍给了其他相关的组织。之后,原以为是到当地某间小学教英文,之后再和当地的一个类似Pre-U的学校交流,结果该小学临时有事,因此只能和那个Pre-U交流。此学校是由美国的几位教授到此设立,目的在于提升当地中学生的素质,之后将他们送去美国读书。

在交流之中,发现他们几乎都毕业自当地的国际学校,之后就转入这个教育计划,准备前往美国升学。他们算是缅甸国民当中青年一代的菁英,也是未来的栋梁,而且来自不同的民族,可是很遗憾的是,部分人打算在美国求学之后就直接在美国扎根。让我想起了2008年以前的大马,在政治海啸之前,年轻人之间的普遍论述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出国,然后就不再回来,因为对当权政府已经失望,可是又看不到改革的契机。

缅甸有趣的是,2010年改革过后,以前看似明朗、经济起飞、民主光辉的未来就在前方,可是在和当地人交流当中,却没有明显的迹象。多数都赞成改革开放,但对前景有所保留。在某间旅舍里就遇见了一位美国归来的缅甸华人,他说目前军政府下台不代表他们完全放权,反而是他们加大敛财的手段,因为目前国家大部分的资产其实仍掌握在他们手上,开放后,流入的投资大增,代表他们的收入也同时大增。

提起来固然有道理,但是他们对网络、新闻、外国记者等的宽松管制,却像是自掌嘴巴的武器,因为根据“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可得知,自由的通讯网能够扩大资讯透明度,加强民众监督政府的能力。与此同时,除了几个大城市,其实缅甸大部分的民主还是处于贫困阶级,目前网络与SIM卡的也越来越便宜,手机流通率是9%,多数集中在大城市,相信醒觉的土壤将从城市开始萌芽。

另外一个说法即是,他们军政府提早下台其实是在担心经济不断衰退下的各种反抗,也是在担心政敌在他们溃退时的围剿,因此提早下台。我觉得这理论其实可以很好结合上一个论述,因为提早下台不但能避免内部的恶斗,也能通过之后加强的经济实力来巩固自己的底蕴。

同时,猜测缅甸前军政府应该也自觉还有王牌,因为只有75%的国会议员赞成,才能修宪,而75%的国会议员通过选举产生,25%直接由前军政府的成员担任。因此他们能够否决任何要修改不公平宪法的权利。这也将是昂山素季和她的全民盟(NLD)2015年大选期间主要抗争的课题之一。

愿缅甸有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明日。

*背景图为在缅甸仰光的独立广场旁的占领运动,当我们交流时,他们已占领两百多天,如果还在的话,现在应该一年多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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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市真有八年魔咒吗?》/隐冰山(寄自台湾)

260415 Clement 143
资深一点的股市投资人可能都听过,配合美国总统的任期,美国股市有所谓的“四年循环”与总统选举行情。其立论的基础在于,新总统刚就任的蜜月期中,为了将前朝政府所留下来的弊病与陋习,完全的摊在阳光下,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此举常会在总统任期的前一两年,引起股市的震荡。到了任期的第三年,为了能顺利连任,在任总统都会营造一片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景象,以期待在第四年成功赢得下一任总统大选。但不知除了四年循环,您可曾听过美股还有”八年魔咒”吗?

== 快说、快说,什么是八年魔咒? ==
如果您曾经仔细研究美国从1980年代到目前为止,大约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应该不难发现美国股市有一个可怕的巧合,那就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的后半段,为求能够再次连任,通常会不计一切代价的搬出压箱宝来刺激经济扩张,只差没把马桶刷拿来典当。其实创造太平盛世的理论也非常简单,三岁小孩都懂。就是当市场有危机或恐慌发生时,就像注射类固醇,甚至像打吗啡似的,不断的降息或印钞,来创造更多的流动性,以求刺激消费与信用债务,藉此度过危机。但对于经济基本面的根本问题,却无法有太多着墨。黑道间常流行一句很写实的话“出来玩的,总有一天要还的”。过度刺激的结果,当总统的任期来到第二任的尾声,总统的影响力会开始急遽的下降。而已经胀满的气球,在多方角逐下任总统大位的势力拉扯下,就有如一根针在气球上搓啊搓的,不是搓出一张Ace,而是把气球一举刺破,皆下来的惨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 实际验证八年魔咒的论点 ==
让笔者把这个说法实际验证一下。1980年,里根 (Ronald Wilson Reagan) 先生当选美国第40任总统。1987年10月,美国发生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股市暴跌。道琼与标准普尔指数皆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跌点。1988年老布什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当选总统,在他任内发生了波斯湾战争。尽管他带领美国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并使尽全力想拼连任,但终究因为其“战争总统”的形象,老布什总统将大位让给了英俊帅气的柯林顿先生,成为唯一的例外,时为1992年。一样是八年之后,公元2000年,我们迎来至今仍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千禧年网络泡沫”危机。泡沫爆破后,换党做做看。小布什 (George Walker Bush) 当选美国第43任总统,一样是接近八年后,2007到2008年,全世界遭逢了至今仍余悸犹存的“次级房贷风暴”。现在让我们将此可怕的巧合条列如下:

1. 1980 – 1988 里根:1987年股市大崩跌
2. 1988 – 1992 老布什:1992连任失败 (唯一例外,第二任未当选)
3. 1992 – 2000 柯林顿:2000千禧年网络泡沫
4. 2000 – 2008 小布什:2007 – 2008次级房贷风暴

== 政治与经济,孰轻孰重 ==
政治人物为寻求民意支持与顺利连任,而试图利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如推行得当,人民受惠,倒也是美事一件。但如果过度刺激,造成经济过热或泡沫过大,常容易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让全民共同承担。相信您也会同意,人民所渴望的幸福,应该是让政治归政治,让经济回归常轨吧!

(摄影: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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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国家》/周嘉惠

今天原该收到一篇文章,但不知何故,望穿秋水邮箱里就是空空如也。不得已,且以一篇2010年8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的旧文修改后拿来凑数。

250415 Li Jia Yong 6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摄影:李嘉永)

《匹夫何时该尽责?》/何 奚

240415 PL Tan 8
近二十年以来,拿我国的状况配对成语“国是日非”并不为过,而且现实有越来越让人看不下去的趋势。终于,在不久前有一批被媒体称为“杰出马来人联盟”(以下简称“杰盟”)的马来裔前高官和前大使站出来,向政府传达一些人民的心声,跟平时政客们所说的不痛不痒、半真半假的废话一比较,大家心中如有一股暖流经过。

虽然首相接见了“杰盟”代表,“杰盟”也仍然不时对时事表达立场,但是大家心知肚明情况并没有好转,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是一再发生。每天早上翻完报纸,总有一种奇怪感觉挥之不去,国家怎么了?社会怎么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根据《宋史》记载,岳飞曾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说这话时,宋朝自然已不处在太平盛世。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虽有乱象,但现实情况一般认为尚未严重到“乱世”的地步,乱臣贼子是否因此而继续心安理得地拆烂污?“杰盟”诸位在职时是否也曾经像如今这般勇于向政府进言?或者就跟目前在位的现任高官一样,作为既得利益者群体的一分子,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那些和政府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商家,是否其实都很开心地默默配合着政府部门里不肖分子用十倍、百倍价格“买贵货”的传统?

换句话说,“良知”和“利益”只能二选一,是这样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名言,大家都很熟悉。若拿来与我国的现况相对照,我很迷惑,如果不是当下,那么匹夫到底何时才该来为国家的兴亡尽责?如果良知的浮现总在个人利益消失后,我们国家的前景会有多光明呢?

《学术政治:知识生产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江 扬(寄自中国)

230415 Clement
自从白人统治这个星球以来,不论权力的源头是在原来的欧洲还是现在的美国,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把早已存在的现象更为细致地呈现在大众眼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东西方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多民族构成的西方国家内部。即使是西方国家近年来竭力将文化多元主义作为解决方案来为东方主义开脱,情况也并没有好转太多。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指出:“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运作结果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化’教育的初衷,而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1

实际上,作为在“东方主义”中被西方世界俯视的他者之一,东亚的现状也是东方主义很好的注脚,我们早已习惯了对于西方的仰视。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的照耀下,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无不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普罗大众用脚投票,数十年向西方持续的移民潮自不待言。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们也无法免俗地一齐向西看,造成了学术生产中存在的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东亚的范围内,具体来说,首先是大陆的学界充满了对西式理论的崇拜感。有些学者以抢先翻译了某个洋教授的第一手资料为荣,另一些可能以精研某个西方理论家为傲。大批的访问学者争先恐后地西行取经,有没有成效暂且不论,出去了就是成功。美国大学的研究院里对蜂拥而至的大陆访问学者的评价恐怕不比各国旅游景点之于中国游客高多少,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镀金之旅罢了。“落后”的大陆是如此,较为“先进”的香港和台湾也不遑多让。香港岭南大学的墨美姬教授曾经提到:“香港的商业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对中文期刊非常不屑,导致我那些在大学(岭南大学)里谋生的同事们整日都是埋头在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语言和文化翻译等问题中,不胜其累。”2 台湾的教育机构里对美国学位的推崇和对非美国学位的不屑也是出了名的。台湾一个普通职业院校的老师也常常需要具备美国博士学位,对美国顶礼膜拜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不仅华人世界如此,同处亚洲的日本人也一样慑服于美国二字的金字招牌。日本人虽然总体英文水平不高,但是高校教授个个都得具有用英文发表文章的能力。如果说大陆高校博士的英文课程纯粹是应景赶时髦的话,日本高校里对英文能力的要求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日本学者的第一流文章往往是优先发表在英文杂志上,实在不行才发回到日文杂志。所以英文杂志代表了日本学术的最高水平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在日本苦读的外国留学生也常常被要求英文书写能力要不低于日文能力。

即使同属于英语通用的西方世界,其中也有差别。美国的期刊杂志长期高高在上,地位斐然。其他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地位则较低一等。英语出版物虽然是面向全世界征求稿件,但它却规定这些稿件必须得主要引用北美学院的各种成果。这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一种英美特色唱主角的社会政治。3 而非英语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虽然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却也要费相当一番功夫才能在英语世界得到认可。在学术生产这条食物链上,等级森严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封建统治的皇宫大院。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意味着被盎格鲁撒克逊化而已。4 如果对于西方来说,多元主义意味着民族中心主义,那么在东亚,多元主义恐怕跟美国主义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现象看似不合理,却牢不可破。究其原因,是因为学术政治的结果实乃世界权力政治的延续,学术界的情形跟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何其相似!在国际政治格局西强东弱的背景下,东方的知识分子确实没什么叫板东方主义的底气。一篇所谓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必然充满了来自西方的呓语。本土的学者即使他们的研究再有价值,没有“西方”这个招牌,只能慎用。越是外来的越吃香,越是本土的就越无人问津。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先生早有警醒:“我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常常追逐西方潮流,什么东西在西方流行的,我们马上中国就要有,或者女性主义,或者是种族的问题了,或者是甚至于阶级意识了。。我想意识形态的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太拘泥于某一种一家之言,把西方的一家之言变成普遍真理,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想这里就发生问题了。”5 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学术中被认为最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审美,也很难跟政治脱离干系。在面对这样的学术生态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政治的力量,它无处不在,学校象牙塔亦从来不是躲避之所。所能做的除了发出梁漱溟式的“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质疑,就只能勇敢地投身这样的生活政治。

注释:
1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Modern China, 2000年1月,第3-31页。
234墨美姬:“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电影研究”,《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王晓明 陈清桥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第224-226页。
5 余英时:“余英时访谈录”,超星学术视频,http://www.ssvideo.cn/videoinfo.asp?id=367, 2009年。

(摄影:Clement)

《政治二三事》/练 鱼

220415 PL Tan 7
我们都喜欢中小学生活,那时大家天真灿烂,口无遮拦,打一架后,几天便忘了,还能在一起玩的不亦乐乎。进入大学,发现校方有立场,学生有理想。政治逐渐渗透生活,从此,人生再也离不开政治了。

办公室的政治让人成长,初生之犊的菱角会被慢慢挫平。某些人表现老成持重,其实很可能是在经历无数风浪后,明白与其冲动回应,不如谋定而动。韬光养晦也算是一种功力呢。

现代国家多为代议民主体制,其特点就是定期选择。政治人物来来回回,绿林好汉上上下下,走马看花。政客们为能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常见手段有:分化族群、打压异见、控制舆论,还有恐吓、威胁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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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团体如果长期掌权,缺乏监督,其内部必将败坏。那是不需要多聪明脑袋都能理解的道理。有很多国家的案例可拿来举例说明,无需赘言。可是换了人来做,会不会做得更好?没人知道。那是假设题,没有正确答案。

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国家会因此而往比较正常的方向迈进,公务员会了解,人民才是老板,绿林好汉上上下下,只是昙花,守法执法才是皇道。今天上台的,搞不好四年后换人做,偏向任何一方都是跟自己饭碗过不去。

代议士会因此更加努力表现自己,更加照顾人民,而不是党主席;代议士会了解到,人民才是衣食父母,否则就要参加就业救援了。

如此一来,国家才会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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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方选举权还回给人民,那是应该的。毕竟当初是因为邻国欲发动袭击,而临时冻结的选举权,在事件结束后,就必须遵守当初的承诺,还政于民。

还记得当初曾经轰轰烈烈的参加干净选举联盟吗?还记得当初曾经要求选委会公平划分选区吗?

其实公平划分选区和恢复地方选举是一体两面的事。如果当权的要赢得地方选举,就必定要平衡小区不公平的选民划分,否则会一败涂地。所以地方选举是实施干净选举,公平划分选区的另一种方法。

当初大家都参加了净选盟,你怎么说没有知会你呢?你是来玩的啊?

(摄影:PL Tan)

《回忆308 BERSIH事件》 / 小 猪

210415 Lin Yun Yun 49
对政治开始比较关心,是三十岁以后的事情。仔细想起来,应该是308的BERSIH事件所引起的。

308 之前,顶多是在大选时投票,履行自己身为选民的责任。其他的时候,对政治都以“随便啦”,“无所谓啊”的态度对待。308 BERSIH,则挑起了我的愤怒。是的,是愤怒。笔者本来没打算要参与游行(我可是很懒惰运动的人啊),可是局势的演变,让笔者气难消。因为随着日子越接近308,有关当局对社运人士或反对阵营人士的打压日渐严重,甚至到了连穿戴黄色衣物也被禁止的程度(黄色乃308游行的代表颜色)。有关当局通过各种管道严厉警告大众切莫参与游行,否则后果自负。笔者觉得当局太独裁、专制、不可理喻。亦自认,双亲不靠我奉养,又没有家室,所以就豁出去,不管了,上街吧!

308当天的亲身经历,真有点像港片《无间道》。笔者和朋友约好,一起身穿黑衣,再把黄色衣服藏在包包里。包包里还准备了防备催泪弹的潜水镜、盐和食用水。当时很多轻快铁站都被当局关闭了,但是火车还通行。所以我们就乘搭火车,到最接近308当局主办单位指定的地点之一。一路上,火车里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穿着黑色衣物。大家的眼神都充满猜疑—你是我营的呢,还是敌营的呢? 是不是有关当局派出来的“卧底”呢? 是要来检查我们的包包吗? 忐忑不安的心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接下来的事情,报章、网络都报导了,我就不再多说。只是,催泪弹从那么短的距离向你发射过来, 被警队/镇暴队重重包围,被水炮逼得翻小墙,爬篱笆,这种种经验,确实毕生难忘。更难忘的是,有关当局竟然向医院方向发射催泪弹,且在事后极力否认。这些事情,如果笔者不是亲身经历过,实在不敢相信。

我记得游行时,有一位友族女同胞,因为和她的朋友失散了,很紧张。我就叫她跟着我和我的朋友们。她的鞋子丢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游行,超过几公里的步行,她都赤着脚,跟着大队或慢走,或翻墙快跑以躲避追捕,让我好生佩服。

事发后,向朋友提起曾经参与这游行。结果,所有的朋友竟然当我像一个英雄似的,说我很勇敢,很佩服我。我当下的感觉是,有关当局给人的印象,是多么的残暴,独裁啊!否则区区一个小人物,参与一个游行,怎能被那么多人(默默的)嘉许?

308 BERSIH开启我对政治的反思。套一位朋友说的,不要相信政治人物,要“利用”他们,以达到我们选民所要!

(后话:被追捕时,我和朋友们,以及那位友族同胞,恰好赶得及躲进双峰塔避难。我们进去时,保安正关掉出入口,不让任何人进入。真要感谢老马举债兴建这两栋建筑物!否则我可能真的得叫律师朋友们来担保我了,哈!)

(摄影:Lin Yun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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