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而知礼节”，礼仪与修养是吃饱穿暖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课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未改变。但礼仪的产生与推行，让强者碾压弱者时不那么面目狰狞，吃相好看了一点，从而弱者被吞噬之际也稍感好受了一点。虽然这没有改变根本上的弱肉强食，但总算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弱肉强食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强者们所广泛遵循的礼仪渐渐地成了假惺惺的忸怩作态。当持续的礼仪无法改变糟糕的现状的时候，礼仪背后的善意也成了虚伪的代名词。于是，伪君子、衣冠禽兽、人面兽心这类词语频频出现，以表达人们对于礼仪造成的欺骗性的不满。与此同时，真小人形象开始大行其道，获得了更多的褒扬。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做不到，就不要假惺惺地装模作样，还不如坦诚相告。真小人并非真的“小人”，而是对做君子绝望后的被迫披上的保护伞。每当看到那些试图做君子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可得而绝望地变成伪君子的范例之时，真小人们恐怕会暗自庆幸，小人的外衣给予他们无比的安全感。既然高尚与低劣的人性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可能同时存在，与其处处煎熬地要做君子，还不如彻底做个小人来的痛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行，正是这种“小人哲学”的宣言。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真小人的形象自然比伪君子更讨喜。各种艺术作品中的真小人形象创作的典型套路是，一个自轻自贱、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在戏剧的高潮阶段突然洗心革面，陡然转变而做了一件好事，从而让观众感动不已。相应地，伪君子的角色则常常看起来道貌岸然，知书达理，但在片尾则被揭露出是深藏不露的大奸大恶。也许仔细一想，伪君子的破坏力也许并不比真小人更大，这两种“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坏人变好总是比好人变坏的戏码更讨喜，先抑后扬总是比先扬后抑更让人感动，观众不同的心理期待导致了真小人常常比伪君子更吃香。或者说，在难以改变丛林法则的前提下，越尊重礼仪越吃亏。

但我们无法忽视，真小人的本质问题在于其立足于犬儒主义的出发点。这意味着真小人们早早地放弃了一切礼仪规范，对于世事绝望，玩世不恭的无所谓。摆脱做君子的包袱，看似洒脱，实则是向强权低头，成为命运的奴隶。反过来，伪君子更像是悲壮的勇士，明知真君子难以为继，仍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向他靠近。从这个意义上说，伪君子仍然比真小人可爱一点，起码他们仍然分辨善恶，知道荣耻，谨守礼仪，试图让礼仪来规范社会的运行。爱默生说道，人崇敬爱的原因是因为它总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它总是希望而不是绝望。伪君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保持了向上的姿态和人生的希望，礼仪就是这种希望的表象。如果说君子是中文语境中对于完人的期待的话，那么既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人，伪君子就是未完成的完人。这个世界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么多的伪君子才令人感动，因为他们即便作恶也仍然知耻，只有知耻才不会放弃向上的努力，只有知耻才不会选择做一个小人来敷衍一生。一两个真小人的艺术形象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世界上真的充满了真小人的话，那么恐怕这个世界会比现在更糟。因此，为了让这个世界保留一点向上的希望，我们需要勇敢地承担地做一个君子的压力，坚持礼仪，坚持远离小人，哪怕是伪君子，也更靠近真君子。

（摄影：周嘉惠。要参照今年8月9日的配图，是同一朵花：按这里）

中国的“礼仪之邦”美称源自何人何时不得而知，反正“礼仪”二字似乎不带什么骂人的意思，大家也就欣然接受。实际上，这个“仪”字最早的写法应该是“义”，也不知怎的写着写着就变样了，因此所谓“礼仪之邦”其实原本指的是“礼义之邦”。

“礼义”跟礼貌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跟古代的等级制度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很讲究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精神和内涵从古代到今天都没什么改变。根据《说文解字》这本古老的中文字典，“礼”字最原始的意思则是“履行。透过祭神祈福”(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义”的意思则是“我军威武的出征仪式” (己之威仪也)。

“礼仪”这个词指的就是比较具体礼貌、礼节的表现形式或仪式。譬如曾经听说过根据传统的餐桌礼仪，请客吃饭时主人必然在客人的饭碗之旁再放一碗饭，以方便客人需要时添饭。我们今天的做法是需要添饭就出声，依老一派人的看法，颇有让客人“要饭”的嫌疑，那是十分失礼的事。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意指中国特别讲究礼貌，实际上传统文化虽然也强调礼貌、讲究仪式，但那并不是核心价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礼”、“义”是很标准的儒家概念，也代表着根本的中华文化精神。

附：来稿衔接不上，这里写篇短文澄清有关“礼仪之邦”的误会。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涉及“礼貌”的篇幅不算多，但多少还是有一些。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时代关于如何教导，或能不能教导“礼貌”，并没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教育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自古皆然，“货比三家”后才决定哪一种教育理念更适合自己，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里先打个岔。近来台湾有位很受欢迎的洪兰教授，她的教育理念如何且不说，但每每有人大力推崇她书上的某句话或某个见解，我总会不厌其烦的泼冷水降温。并不是洪兰教授和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是单纯的不能忍受盲目崇拜。当我们接触到一种新的看法时，唯有同时也去理解相反的观念，才可能获得客观的、有益的知识，而孟子对盲目崇拜的意见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害处其实是很大的。如果相反的意见还未产生，不妨如此自问：“这个看法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出错？”至于和洪兰相反的意见，有兴趣的话不妨到维基百科网页去看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8%98%AD）。

且把注意力拉回古希腊。

根据《普罗泰戈拉篇》的记载，当时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是可以培养、教导的，但是家长们却更注重美德以外的各种技艺的训练（325-327）。他这么坚持其实有其“利益冲突”，因为他靠教导美德赚取学费。苏格拉底（很可能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对此却不表苟同，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不能教导的，而需要依靠灵魂的回忆。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即道德教育不能灌输，而需要启发。礼貌是道德教育的范畴，所以我们同样不能指望教导学生“礼貌是什么”来成就礼貌，而应该指点学生去理解礼貌是如何、为何产生的。关于礼貌的知识可以教导，但是实现礼貌的知识、礼貌本身却是无从教导的。

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对道德教育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认为道德观念可以灌输，后者则以为道德观念需要靠启发。我们谈古希腊最终关心的当然还是今天的世界。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因为各种资源不足，尤其大城市的学校总是挤得满满的。当一个教室里塞满了学生，老师们其实除了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别无他法。长久以来，这种教学方式固然让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在师资不足现实下的教室管理，那就比较可能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千万别真以为老师们都很欣赏这种教学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呢！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灌输法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譬如那些父母都忙着工作，家庭中没人有时间教导学生礼貌等基本的道德教育，那么学校填鸭对学生而言，恐怕是即使今天不懂，他日还有一丝机会发挥作用吧？这跟现代人“读经”的道理其实没什么两样，不知何以大家可以接受读经的灌输，却不能接受道德教育的灌输？

（摄影：周嘉惠）

按道理说，如果无法做到一视同仁，感觉上这个举动本身就很有点不礼貌的嫌疑。但是，我们最好避免单靠直觉就来下判断，有了直觉后再作理性分析会比较靠得住。

譬如说，面对一个耐性极佳、思维清晰、教学负责的老师，和面对一个喜欢胡说八道、自以为是、推卸责任、混日子的老师，我们在表达礼貌时，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吗？或许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则不行。问题是：为什么？做得到一视同仁的人是理性的，他尊重的是“教师”这份职业，那是和至圣先师孔子一脉相承的荣誉，而不去对个别教师的品格问题斤斤计较。做不到的人或许正义感比较强，或者说感性的成分相对的高，难以忍受对败类“演戏”，就算硬要他说“你好”，听起来也会象是“你娘”。

无可否认，任何行业确实都有败类、异类，难以统一处理。我们鄙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之辈，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等侠盗却受到广泛歌颂，抢劫后又伤人的强盗就要被骂不知何谓“盗亦有道”了；对盗贼来说，前者是异类，后者是败类。再举一例，佛教的出家人同样不乏异类和败类，譬如台湾的恒述法师（即费玉清的姐姐费贞绫）堪称异类，至于败类就不指名道姓举例了。

一般盗贼，我们只怕是避之犹恐不及，礼貌是谈不上了。但是碰上罗宾汉呢？碰上台湾的“义贼”廖添丁呢？表示一点基本“礼貌”，应该不为过吧？不论信不信佛教，一般上我们都会尊重出家人。可是碰上某些吃肉、喝酒、生孩子、贪污的败类出家人，你会怎么表示礼貌呢？表达得出来吗？就算是那些完全理性且不爱作价值批判的人，有选择的话，也会远远避开吧？

看来，礼貌在现实中其实是做不到一视同仁的。我们毕竟背负着一定的价值观，一旦知道眼前人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不齿的感觉，随后能够表示的最大礼数恐怕就是选择默默离开。不论职业、身份地位如何显赫或卑微，东窗事发的败类既然失去了自己被尊重的条件，那就别再指望人家还会以礼相待了。

（摄影：周嘉惠）

吃饭有一定的餐桌礼仪，运动也讲究体育精神，不过吃饭、运动都有充分时间让我们事先培养情绪、调整心理素质，真正去进行这些活动时，若有心要表现出相应的礼貌都有既定的规则可以遵循，还不算太难。放屁是经常会发生的突发事件，由于发生的时间、地点往往不在掌控之中，特别是公众场合，事发后假如还企图表现得体，难度其实很高。根据金庸小说，练武之人是可以控制人体排气的，周伯通就曾经要欧阳锋当众表演放屁。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股气并非这么好控制，而且即使控制得了一时，循环一阵后再释放出来，往往成为加浓版expresso，非同凡响，忍耐之前需要三思。这一个屁字，还真叫人好生为难啊！

屁有两个物理特性，即声量和气味浓度。

父老相传“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但无端听见平地一声雷，正常反应都是迅速往四处弹开，不会坐待气味飘来。当然，偶尔也有不得已的场合，让苦主不得落荒离席而逃，譬如2009年希拉里在一个电视现场直播节目中突然发了一声响屁，她处变不惊，神色不变，几步距离外的奥巴马，虽然控制住了求生本能没有当即落跑，但估计也会暂时停止呼吸吧？过去上大学时某教授在这一方面有着深不可测的修为，可以一边优雅地踱着方步，一边吟着古诗，然后一边毫不在意地噗噗噗、叭叭叭放着鞭炮般长屁。每次上这位教师的课，都像是在过年般喜庆，爆竹一响大地回春呀！

除了打草惊蛇的响屁，别忘了还有更可恶、不动声色的“暗屁”。如果此屁本来就无声无味，或者刚好一阵大风吹过，很可能大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逃过一劫。假如异味已经攻陷嗅觉，却由于一时搞不清楚敌人位置，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逃窜，只好一面捏着鼻子，一面四处张望谁比较象是加害人，好确认爆炸中心（hypocenter）然后往反方向闪。可是，这时候加害人通常会加放烟雾弹，佯装也在抓坏人，不易察觉。最后一个倒下的肯定是加害人，如果全体倒下那无疑是碰上了百年一遇的极品，命当如此，就别怨了。

如果在公众场合排气，应该马上鞠躬说对不起吗？无聊！没听过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吗？干嘛没事去自首？抓不到主谋，人家想生气也不知道该对谁生气。如果证据确凿，赖不掉，那该怎么办？华盛顿尚有一把斧头防身，你倒说说自己该怎么办？真以为说声对不起，大家就会赞扬你是诚实的好孩子吗？好像怎么做都不对！从人体排气的角度考虑，我一直认为礼貌绝对是件很专业的事，应该由那些礼仪专家指点，否则一般人如果不是不知所措，顶多也只能像希拉里那佯装没事，根本不知道有哪种礼貌可以派上用场。

有时候会私下猜想，诸葛亮羽扇纶巾倒真是个不错的装扮。不论响屁、暗屁，快快随手用扇子让空气流通一下以示诚意，那会不会对灾情比较有实际帮助呢？

（摄影：周嘉惠）

环保是当下的热门话题，大家都在谈，但琅琅上口不表示每个人都做得很好，甚至不表示人人都正在为环保尽一分绵力。有时候是因为知易行难，譬如顺手关灯；有时候是连那点知识也并不那么容易获得，譬如保丽龙容器的解决办法；有时候根本就是自私，譬如以邻为壑的做法（请参考8月30日刘姥姥的孙女儿的文章）。

看过美国的电视动画《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吗？曾经有一集，一位律师问：“你能够想象一个没有律师的世界吗？”（链接：按这里）普遍上来说，律师在美国社会的形象并不好，结果在那没有律师的想象世界里一片祥和，大家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大圈载歌载舞庆祝。我常想，如果地球没有人类存在，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浮现脑海的画面，却是各种动物手牵着手围成大圈载歌载舞庆祝。这似乎是因为受到The Simpsons“误导”而产生的画面，但大家不妨扪心自问，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是否都源自人类活动？

如果把成语“天灾人祸”套用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除却火山爆发、陨石袭击等天灾，我们可要为“人祸”部分负上全责。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就是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种种动物、植物因为人类的乱来而被逼得“民不聊生”，甚至绝种，那么当我们在面对大自然时，是否应该抱着一点歉疚的态度？过去那种要利用、控制、剥削大自然的狂妄，让它成为过去吧，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分子，凡事都很应该也为其他“室友”设身处地想一想。最近读到一则令人感伤的报道，北非白犀牛全世界只剩下四只了，绝种在望，这个结果最主要原因得归咎人类的滥猎。如果有机会在捷克或美国的动物园见到仅存的几只北非白犀牛，请代为表达歉意。在这些犀牛眼中，人类怎么就不是一群混蛋呢？

在我个人的观念里，我们的环保工作充其量只是在进行“补过”，实在不值得过于自我感觉良好。

九月的主题《礼貌》比较软性，希望不会给作者们太大压力。不过，谈礼貌也不一定要太过正经八百的，大可放轻松一点。

不久前曾要求那些在本人归天后可能写悼文的朋友、读者，不妨提早到今天就动笔。不料这个倡议似乎过于惊世骇俗，不是太多人可以接受。无论如何，我一直认为悼文是作者对死者在诉说一些来不及说的话，真正的“当事人”也仅此二人，其他读者就像路人一样，要八卦探头过去偷听、偷看虽不犯法，但实际上都只是闲杂人等，悼文根本不是为他们而写。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在意自己得到的悼文篇数，但觉得对一个再也听不到的人诉说心声，那是件多大的憾事啊？为什么不趁早去做这件事呢？只是个建议，决定在个人，随意。（周嘉惠）

我可能是礼貌过多的人，这具体表现在逢人爱说Thank you，Sorry，同时我也希望别人以同样的礼貌对待我。每次不小心碰到人，都急忙道歉，哪怕有時候碰到的是桌子椅子，也随口道歉，小心翼翼的姿态却是一样的；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谢谢二字不离口，生怕动作鲁莽，给对方留下坏印象。直到有一天，朋友拉着问我，为什么那么爱说谢谢，朋友之间相互帮忙，理所应当，如果每次都说谢谢反而隔阂，倒像是恩怨分明的样子。当然，朋友之间恩怨不那么分明才好，彼此来往才能随意从容，这里不是亲兄弟明算账，而是君子之交，淡泊利益，不然，天天想着昨天朋友帮我了，我得赶紧找机会帮回去，那就未免不够洒脱，也淡了朋友的心。而朋友另外的意思是，我爱说对不起的毛病也得改改，偶然冒犯别人是应该说对不起，但在拥挤的地铁上，人挤人，谁也说不清撞到了谁，倒没必要对不起不离口了，否则沿途什么都不用做，就剩下说对不起了。礼貌是应该有的，但着实需要分场合和对象。

礼节过多这个毛病，并非天生就有，也不是受父母影响，我父母有时候也很诧异为什么我这么多礼。这实在是念中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讲礼仪的结果，老师还举例子说，台湾才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地，那里最讲礼仪，见老师都要鞠躬九十度的，我们做不到这样的地步，就只好多说感谢的话表示恭敬。当时还年少，见识浅，没去过大陆以外的地方，只是觉得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我们应该变成彬彬有礼的好学生。然而，长大之后，礼节过多，反而有种书呆子气，用大陆现在的流行话说，是“作”，一直端着，放不开，也逐渐失去洒脱、雍容的气度。对待老师也如中学时候，只把老师当威严的长辈恭敬对待，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时日久了，自己的想法得到抑制，老师也逐渐发现这个学生竟然如此乏味，缺少灵性。双方都无法形成探讨学问，放恣交谈的气氛，对于学问的增益也是无益的。

而对于陌生人，萍水相逢，一面之缘，礼貌是附加品，有则更好，无则也无妨，匆匆过客，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微笑和一句清汤寡水的礼节话，就可以让对方好心情一整天，或者帮助对方走出困境，礼节对于陌生人并不比彼此不妨碍更重要。

朋友的劝言，我准备接纳，礼貌不是越多越好，反而怎么让对方感到愉快，让自己感到舒适，才是最重要的。礼仪是做人的基本，但用礼仪捆绑住了自己，反而失去礼仪的美好之处。我们常常爱引用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来告诫自己做个懂礼的人，不然会危及到安身立命，然而，我们有时也期待，萧萧然看秋叶落地，随风吹动的安然若素、随缘而动，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余韵，也是心灵的释放。

于是，我想尝试一下，在朋友之间少些礼貌；在老师面前，多些亲切；在父母面前，多些撒娇；在陌生人面前，多些帮助。我想放下多余的礼仪了。

（摄影：周嘉惠）

迟来的贴文，迟开的黄花。

环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大陆生态环境恶化，毒食品、毒空气如恶梦般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初始焦虑无比，久而久之，无可奈何，恶环境已成日常概念。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焦虑相伴的生活，而时不时地吐槽或揶揄几句，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力的抒泄方式。前几日有朋友自夏威夷游玩归来，谈起在彼地的感受，说天蓝得令她想流泪。的确，想起杭州多半时间大雾蒙蒙的天空来，这样明净的天空真如梦境。但她却又说到在夏威夷期间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都没心力赏玩美景。有朋友便开玩笑道：“你肯定是水土不服，空气太好，身体系统无法适应，醉氧了！”朋友们都大笑，但在这笑之外，更是满满的无奈。

在小时读过的课本里，时常会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样的语词，但那时的青山绿水和碧海蓝天让“环保”仅仅只是个在书中出现的扁平的词而已，离生活太远。而现时生活里，每日弥漫的雾气令周边处处皆是的环保标语、媒体上的公益广告等宣传显得实在有些滑稽，在环境堪忧、人人自危的情境里，与其将资源浪费在冷冰冰的字牌及广告上，不如用它来作些实事，比如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更到位的垃圾分类引导及其相应落实措施等。无奈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只是经济增速，只求当下不管未来的做法，必然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大环境如此，在个人的小小生活里，惟有自救，虽无力，但总算稍稍自我安慰。于是大部分人的家里都装了品牌各异的空气净化器、自来水净化系统，去超市买菜时尽量给孩子买打上绿色有机标签的菜肉，虽然无法想象不能开窗只凭小小的空气净化器如何保有家人的心肺安全，虽然无法深思净水系统如何就能维护饮水健康，虽然无法确保打上绿色标签的食物就能真正有机，但做了这些事，感觉是对自己和家人做了些小小的保护，虽然这种保护所能起的作用也无法深想，但总是心下稍安，聊胜于无。

不知从何时起，渐渐地，外围的生活中也开始有一些小小的变化，社区里真正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是从分发垃圾袋开始。伴随不同颜色垃圾袋而来的关于各种垃圾分类方法的小册子，在我看来，是政府环保工作的一个真正的小小起步。虽然这种令人感到稍有安慰的政府举措不多，但终算是有进步。于个人而言，每日里细心地将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将可回收与不可加收垃圾分装到不同颜色的袋里，再将它们按时地放进不同分类的垃圾桶中，似乎已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寄托着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念想。虽则如此，做总比不做好，有念想好过没有念想。在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活大抵只能如此罢！

（摄影：周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