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塔基山青春断面闪现(二)》/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2016年12月本文作者写了一篇《另类中学生——塔基山的回忆》(按这里),这里算是文章的下篇吧?(周)

〈“花儿与少年”没早恋〉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水(呀)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里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啊哥,/ 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 托一把手过来”。随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又称‘四季歌’)”轻松欢快的节奏,塔基山大草房礼堂砖搭的舞台上出现了一排身穿粉红小夹袄的少女,她们一手搭在前面女孩的肩上,一手拿着手绢在腰际甩着,踩着斜行的秧歌步,像水上行船,乘着波浪一起一伏又整齐划一地漂移了出来。当歌词唱到“小呀阿啊哥”时,从一排女孩后面钻出来一个少年,他手里拿着一根颤悠悠细细软软的竹竿,竹竿头上是一只花蝴蝶,一上一下地在空中跳动。随着蝴蝶在空中的飞动,少女们一边跳,一边变化着各种活泼的队形。《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节奏性很强,很有感染力。很快,台下的同学都唱了起来,为台上的同学伴奏。这是塔基山上一次文娱晚会的节目演出状况。《花儿与少年》几乎全校同学都会唱。歌词有春夏秋冬四段,演出以后,塔基山上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这首歌。按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可能会起到某种情感上的启示,但是塔基山的高中生似乎还没有情窦初开,对现在在初中生中就被视作洪水猛兽的早恋,好像一点没有感觉和动静。男女同学之间学习上互相帮助,平时互相起绰号、互相逗笑,相处得非常单纯、融洽又自然。现在我们想起来、谈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分析的原因是:家教好和信息的单纯。

塔基山上的课余娱乐活动,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单调,但是真的很文明。那时没有卡拉 OK,没有摇滚;没有大排挡,更没有酗酒。男同学玩儿的一般是下棋,象棋和军旗为多。女同学多为唱歌。很多外国抒情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唱的。女同学W 的歌声低回、柔曼,很好听。夜晚,我们常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坐在她四周,听她唱歌。望着头上的星星、月亮,或者视线穿流在夜色下的稻田,听她轻轻地哼起一首首外国民歌。其中有首意大利民歌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歌词与我们当时所处的境界是那么地和谐、那么地一致。记得两大段的歌词是这样的: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在银河下面,暮色苍茫,甜蜜的歌声,飘荡在远方。/看小船多美丽,漂浮在海上,随微波起伏,随清风荡漾;万籁皆寂静,大地入梦乡,幽静的深夜里,明月照四方。副歌词是: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在这黎明之前,快离开这岸边,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看到这里,你可能知道了,呵,原来是这首意大利民歌。你看,歌词看起来清丽幽美,唱起来如吟如诵。在夜色中,W同学的歌声圆润、柔滑,如丝如绸,围绕在我们四周。我们沉浸在夜色和歌声中,忘掉了还有要做的作业,忘掉了明天还要上课……

不知是一种偶然,还是环境与人的心理的默契,在塔基山上学的歌曲多为旋律优美抒情,而歌词是关于夜色的。记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不久,在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流行到了中国。其实这首歌是1956年前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插曲。班文娱委员F得到歌纸后,大家就说:赶快教,赶快教。那时没有复印机,F就把歌词、歌曲抄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大家唱歌的热情很高,但是学唱时也都是中规中距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像小学生。前段时间这首歌又流行了一番。而我听到这首熟悉的乐曲,就想到我们坐在教室里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如在昨天。

是否因为宁静的塔基山夜色和舒卷轻柔的乐曲、沉着思索的棋路,把很多塔基山上学生的性格陶冶得沉稳、从容和理智,没有浮躁,以致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气质和风度?

〈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

塔基山上没有运动场、没有体育课、没有球类、没有体操、没有体育器械,但是有个成立了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篮球教练是后来调到青年中学的赵老师。我们学校开始也没有体育老师,后来赵老师来了,听说是从杭州一中调来的。赵老师身材魁伟,肩膀特别宽。脸上皮肤呈现黑红色,比较粗糙,像个军人。后来传说,他真的是一个军人,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国民党,而是因为他能在天上飞。赵老师对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挂着一脸无奈或者是不屑一笑的神情,我想他是在感慨自己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吧。

不管怎么样,他带给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很爽:“跑步去,黄泥岭!”那是在公路上的越野跑,当然也是一种体育项目。于是我们大多是跑过去,走回来,如果要算体育课,一节课也就到了。所以在高中,我们都没有体育成绩。但是我们每天跑步。那时有个称为“四红”的运动(思想红、工作红、学习红和身体红),其中要做到“身体红”,就看你是不是每天参加跑步运动。争取做到“四红”全部内容是难的,因为里面会有很多人为因素。但是做到“身体红”是容易的,只要每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去跑一趟就可以了。也许就是这个“跑步黄泥岭”,开始了我的健康储蓄,一直到现在,除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则器质性的衰老,一生没有因为感冒挂盐水进过医院。我的儿子、女儿也比不过我的健康的韧劲儿,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有规律的体力锻炼,而这种体力锻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无论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有利无弊的。就为这点,我们得感谢这位脸上常常挂着各种各样笑容的赵老师。

突然有一天,赵老师叫了几个女同学,包括我。对我们说:要跟别的中学进行篮球比赛,时间还有半个月。我们七八个女同学成立了塔基山上青年中学女生篮球队。每个星期练球三四次。在女生宿舍下,稻田边的篮球场上,我们的手僵硬地触摸起篮球,开始进行拍球、运球跑、传球、三步上篮等基本动作的训练。一个星期练基本动作,一个星期练队形。那时全校只有两个篮球。有时篮球出界,滚到稻田的水沟里,赵老师就要我们赶快去捡起来擦干。训练完了,赵老师不会让篮球多留一分钟在我们手里,就把两个篮球锁进办公室。

两个星期后,我们跟别的中学开始比赛了。比赛的范围只是当时的余杭县内的中学。就是嘛,如果跟杭州市内的中学比,怎么也轮不上我们这所中学。六十年以前,县级中学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很简陋。篮球架的柱子、篮板和投篮圈,看上去都是摇摇欲坠的。我们参加比赛也没有任何兴奋的情绪,就好像要我们去菜地拔萝卜一样平静。看比赛的观众有时是五六个人,有时是七八个人,都是参赛学校有关的老师或者球队队员,没有广告、海报、没有包装、更没有泡沫。悄悄地去,悄悄地比,悄悄地回来。一切都在默默中朴实地进行。比了两场,得了个第三名。成绩不错吧!回到学校没人说我们不好,也没人说我们好,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只有赵老师,回到学校对我们说了一句:以后不用练球了。

我所以记住了这件事,是因为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也被选拔上为大学女子篮球队队员,训练几次就成了右锋队员之一,每次全队训练以后,教练还要我单独留下,再练150个篮板球。成为大学篮球队队员,与高中参加了篮球训练、参加了一次篮球赛的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虽然大学的篮球教练并不知道我们高中女生篮球队的情况。但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有塔基山上半个月的篮球训练,后来有了大学三年的篮球训练,因为有了篮球训练,所以有了规律的体育锻炼,所以有了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我感恩青年中学体育赵老师对我健康储蓄的启蒙。

〈番薯晚会〉

塔基山的高中班,每个班都拥有自己的绿色领地,那就是自己班里的番薯地或者南瓜地。这些绿色领地都在宿舍后面,分班划块,看看不大,但劳动起来,一垄一垄的没个完。一年四季种青菜呀,种胡萝卜、豆子呀,很丰富,但秋天收获得最多的是番薯。这块绿色领地,一个星期只少要去照料它两三次: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等。浇水、浇粪时要两个人抬一个粪桶。这种粪桶几乎快成了文物,现在的孩子看到过的可能很少。因为山上的地高低不平,又因为抬粪桶的两个同学个子长矮不齐,竹杠子上的粪桶,上坡时就滑到后面那个同学身前,下坡时就滑到前面那个同学的背后,粪桶里的水常常溅出来,溅得鞋子湿漉漉的。如果是粪水,还带点“香”味儿,好玩!

这块绿色领地给我们带来不少喜悦。播下去的种子长出绿绿的嫩芽了、插下去的番薯秧苗挺起身来了、刨开土,发现土里长出小番薯来了等等,都让我们惊喜半天,并且传来传去,在班里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于是没有轮到劳动的同学会在中饭后或者下午上课后,也去地里看看,在现场惊喜惊喜,真有点庄稼人那种总算有了回报,又继续期待、诚惶诚恐的心理。什么时候去劳动,什么人去劳动,那是班里劳动委员说了算的。青年中学的班干部中有个劳动委员,这可能是现在中学的学生没有听到过的。我们班的劳动委员CH 对农作物的种植很有一套。现在他就在杭州余杭区一个很幽静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农民的房子养老。我们去看望他时,也看望了他的菜地。

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这个班开番薯晚会,明天那个班开番薯晚会,塔基山上天天飘荡着番薯的香味儿,热闹极了。

我们班番薯晚会的那天下午,一部分同学把从地里挖出来的番薯到井边洗干净,送到厨房里。在厨房师傅的帮助下,装入大锅煮。一部分同学就把教室里的桌椅搬到教室外面排成一个圈,把电灯拉出来,这是晚会的光亮来源,还要洗干净八九个脸盆,准备装番薯。等到厨房里的同学上坡来叫:“番薯熟啦!来装番薯啊!”一群同学就一边敲着脸盆,一边喊着:“呵——吃番薯啦!吃番薯啦!”跑向坡下的厨房。另一群同学就到校长办公室、老师办公室请校长、老师到班里来参加番薯晚会。

一盆盆番薯端上来了,一个个热腾腾的番薯分到桌子上同学们的饭碗里。待校长、老师坐定,番薯晚会就开始了。既然是晚会,就要有个开场白,当然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革命,但是不刻板,还有才气,平时就与学生和谐相处。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啊,别的话不说了,我来念几句……”于是就产生了一首番薯诗:番薯大,/番薯甜。/要问番薯谁来种?/是我、是你,也是他。

晚会在星光下继续着,几个同学代表讲了话,当然少不了劳动委员,还有传花结果式的节目,嘻嘻哈哈的,番薯晚会是完全放松快乐的,番薯吃到不要吃为止。

番薯,现在被美国科学家誉为第一健康食品后,身价高贵起来,成了宴会上的一道点心,变成了老人去农贸市场必购的食物。而我们吃番薯,就是因为我们种了番薯。不过六十年前,一餐吃那么多的番薯,也是很奢侈的。因为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自己有一块土地,可以种出能填饱肚子的番薯,那是杭州城里人可望不可及、垂涎的福事。

〈 敲焦炭和吃粽子〉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和我们班的七八个同学夹着要拿回家换洗的衣服和被子,兴冲冲地下了塔基山,小心地踏上了只能一人通行的田埂路,朝公路上的6路车站走去。忽然前面的人停了下来。“怎么啦,快走啊!”后面的同学催促着。“前面的同学被老师拦住了。”前面的同学回答着。“同学们,今天不能回家,学校等一下要开大会,有重要的消息要传达。大家回转吧!”只见班主任站在公路和田埂路的交叉口,张开双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拦住了我们。他的响亮的声音被空旷的秋野扯成了一片片,似沉似浮地向四处飘荡。我们丧气地嘟哝着,却又都乖乖地向后转,回到了山上。不一会儿,学校上空响起了广播:“同学们快到大礼堂集合开大会,有重要报告”。哗——,说不上是千军万马冲下山吧,也是黑压压的一群群,向山下移动,一下子,空荡荡的大礼堂站满了人。书记给我们作了关于“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报告,并且宣布从今天开始不能回家。

回到宿舍里,有几个女同学就哭开了,其中有个女同学那天正好做了大人,想回家得到妈妈的帮助,没想到回不了家,哭个不停,嘴里不断地叫:不要啦,不要啦。不知是说不要做大人,还是在说不要不能回家。后来在两个比她大的女同学的安慰和帮助下,才平静了下来。

沮丧、郁闷、生气的情绪立刻被参加劳动要工种分组的新奇和热情替代了。在热热闹闹中,大部分男同学被分到闲林钢铁厂刨黄土层去了(闲林钢铁厂的铁矿,是露天铁矿,在钢铁厂旁边,男同学要把铁矿上的黄泥层挖掉);一部分同学去焦炭场敲焦炭。焦炭是炼钢铁时不能缺少的燃料,而且进入高炉有一定的大小规格。化学成绩好的同学分到学校的小高炉炼铁,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个班的同学被分成了四五摊,除了自己小组的几个同学以外,其他同学都见不上面了。大家都满怀激情地、有责任心地、忙碌地为“十五年赶超英、美”,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日夜奋斗着。这样的日子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左右。

我在焦炭组敲焦炭。高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停,因此敲焦炭的同学就得一天三班倒,我被分在夜班组。夜幕下,四周是黑黑的大焦炭堆和小焦炭堆的剪影,差不多有一人多高。把大焦炭敲到鸡蛋那么小的焦炭块,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没有量的要求。焦炭场上那些黑黑的剪影把我跟同学们都隔开了,互相看不到,也说不了话,耳朵边都是闲林钢铁厂炼铁炉发出的轰鸣声。我们的干劲很高,会一连四五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盘坐在地上,右手拿着弹性很足的竹柄小榔头,左手扶着刺手的焦炭块,一下下地捶打。没有手套,晚上又看不清楚,每天手上都被棱角尖锐的焦炭刺破皮、被小榔头敲出紫血泡。

到了晚上二点半左右,瞌睡来了,头怎么都止不住地往下瞌,榔头打在手上,有时打在自己腿上,脚上。惊醒一下,连眼皮也没睁一下,头很快又瞌下去了。这时只要有一声:“休息啦,吃粽子啦!”这一喊,瞌睡就全没了。只见昏暗中,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木桶走进了焦炭场。于是就像歌舞《在太行山上》中表演的一样,一下子从焦炭堆四周出现了很多“游击队员”,涌向了木桶边。一只只灰不拉几的手伸向桶里,从里面提出一只只粽子。手也不洗(没地方洗手),剥开棕叶就吃。不用钱,白吃的,每夜都有。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常常想:有多少人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每天要吃去多少粮食,再多的粮仓也要吃空。这两者前后有关系吗?

天亮后,我们就可以下班了。白天根本睡不着,开始几天,在迷迷糊糊之中,常常听到山脚下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呵——,出铁啦——出铁啦——,小高炉炼出钢铁啦!这时宿舍外发出一阵“踢踢嗒嗒”急促的脚步声,很多人跑下山去看小高炉出铁的壮观场面。

大炼钢铁的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复课了,可以回家了。回到家一看,爸妈睡的铁床不见了。我问妈妈铁床哪去了?妈妈说:炼钢铁去了。是呀,那时候是有铁出铁,有力出力!全国上下都在为增加钢铁产量做出贡献。当然,大炼钢铁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能参加这样的运动,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无论在体力上、智力上、思想上都受益不浅。

〈男的女的都在这和仓库睡觉〉

敲了几天焦炭以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我们班的女同学H。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明天去我们学校附近的联荣生产队参加秋收劳动去,还要帮助他们作宣传。这是你们要带去的钢板、刻字笔和油印机,你们要给他们出生产快报。你们的棉被要自己带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脸茫然,摸不着头脑,但是就会接受。老师又说:“具体工作明天到那个生产队,他们会布置的”。第二天早上,我和H同学打好了铺盖卷,用网线袋装好了脸盆等生活用品,在教室门口等来带我们去生产队的社员。一会儿,有个手里拿着一根扁担和一副绳子的社员(那时农村的行政组织有一级为人民公社,农民就叫社员)走上山来,在教室门口,老师就叫我们两人跟着他去。这是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农民,中等身材,不胖。脸上倒还清秀,只是脸色灰中透黄。他一声不响地挑起了我们的铺盖背包(那时候我们都学会了部队打铺盖的方法)和钢板、蜡纸、油印机,向山下走去。我和H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起了我们的网线袋,好像心照不宣地不问一下,也不讲话,默默地跟着他,离开了学校。

这个社员下了塔基山,走上了田埂路,往塔基山后面的水库方向走去。两边的稻田,这时候有的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头像围棋子儿,一行行一列列地凸现在潮潮的地上,已经脱了谷粒的稻草还散乱地堆在田头;有的稻田则在等着收割,黄黄的稻杆儿互相依靠地倒伏着,在微微的秋风中,发出萧瑟的声音。挑着担子的社员在前面走得很快,我们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跟着他,大约过了半小时,先左拐,然后又右拐,走进了一间屋子。我们紧接着跟进去,是生产队办公的地方。桌子那边有个人,听那个社员叫他,好像是书记,他让我们放下行李,跟着那个社员“去田畈割稻起”,晚上到这里出快报。快报的材料,下午会集中到这里来,我们会叫你们一起听汇报。

那个社员给我们一人找了一把大镰刀,就走出门去了。我们又紧紧地跟着他,来到了一块稻田。他让我们单独割一块稻田。旁边的稻田上,有一群妇女在割稻,看见我们,就指指点点地,嘻嘻哈哈地说些什么,好像很开心。我们俩不能示后,弯下腰,低着头,唰——唰——地甩开大镰刀,一排稻子随着就倒在地上。这种劳动,我们已经熟悉了(从1958 年以后,中学生常常在暑假参加“双抢”劳动,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不过弯着腰,20分钟以后,我这个高个子的腰就酸痛起来,但只能直立一下,不能偷懒休息。大办农业跟大办钢铁一样,是要赶超速度的。上午我们割了大约60多平米的稻田。吃饭在大队的食堂里,也不要钱的。下午还是割稻。大约四点多的时候,那个社员来叫我们去生产大队办公室,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秋天的稻田没有水,所以不用洗脚穿鞋。我们拿着大镰刀,走上田坂,跟在他的后面,去大队办公室了。

没进大队办公室,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响。一进门,烟雾腾腾,一人手中一支烟,有的是烟杆儿上吊着烟袋。来的都是小队长和小队会计。大队书记见我们到了,开口说话:“现在各小队把进度报一报”。于是从第一小队开始,轮流报起了割稻的进度和冬种植物亩数的进度。我和H 同学意识到这些数字都是我们要记下来的材料,急忙掏出笔和本子记下来:东头两块三亩半已经都割完,种麦,田犁了一半;洋番薯田两亩已经收了一亩;油菜地有三亩籽撒下哉……接着他们又报了几个人名,说他们割稻快、犁田质量高、某某捡洋番薯很干净等等,这大约是要表扬的内容。我们俩就傻傻地听、傻傻地记,不知道问些什么问题。

汇报会结束了。大队书记就对我们俩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写出快报,晚上交给会计。“快报要写成什么样的?”我们问。“嘎!那是你们的事情啰。我们会写,就不叫你们来了,学生子,是不是?”说完他就要走,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来说:夜饭还在食堂吃。夜头,里桌子上那盏煤油灯好用的。说完,他也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

最难办的事情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写出来不符合他的意思,改来改去,吃力不讨好。现在让我们自己做主,那就好办。我们俩很高兴能独立自主做这件事,商量了一下,划一个进度表,再写出四五篇文章草稿来,然后排版刻字。晚饭以前,我们打好了草稿。草稿不用给什么人审查,爽快。晚饭后,点亮了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拿出钢板、刻笔,刻蜡纸,打开油印机调好油墨印刷。为了版面好看一点,活跃一点,我们还在蜡纸上插了画,画了花边。到十点左右,一张快报编写、油印出来了。我们自我欣赏了好久,然后对会计(晚上会计也在办公室,不知是不是陪我们,不过他一直在计算)说:好了。我们把油印快报交给他,他接过看了一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一搁,说:把铺盖拿上,我送你们去睡觉的地方。

外面已经很黑,看不清路面,也不知道在往哪里去。我们跟在他的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七拐八拐,拐到了一间外面看看像仓库的大草房门口,会计说:就这里。我们朝里一看,有很多男社员在里面。“这里是男的”,“男的、女的都在这个仓库睡。里边是女的,你们往里走就是”。这下,我们真吓得要晕倒了。塔基山的宿舍尽管也像大仓库,但毕竟男女有别。这里男的、女的都在一起,这怎么睡得着。“进去呀!”会计在后面催我们进屋。

这间大草房真的是大队仓库,还比较宽。没有电灯,只有两三盏煤油灯照亮。人睡在仓库地上靠泥墙的两边,两排人睡下,中间的距离大约还有12米。男的占了一排半,女的半排。我和H在女的半排中间,找了两个床位,坐了下来。我们靠在铺盖上,不知道该如何睡下去?难道在男人面前脱外衣?地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没有席子。这时候已经没工夫考虑稻草里有没有什么虫子的问题了。在晦暗的光线下,望不清楚对面半坐半躺的男社员的脸,但他们面前都一闪一闪地亮着烟头,屋子里没有空气,只有烟气。看看身边的女社员,除了是母女俩,女儿比较年轻以外,其他女社员的年纪,都要叫她们大嫂、大妈了。“快打开被子,睡下吧,没问题的,都是村子里的人。过一会儿灯就要吹熄了”,旁边的一个大妈看出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不行,这肯定睡不着。最后,我和H决定打开被子,不脱衣服、不睡下,打算半坐半躺地过夜。

灯熄灭了。屋子里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指。男的女的都睡进被子里去了,我们还是半坐半躺着。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难道这里离他们的家很远吗?难道明天要起得很早吗?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问,也不敢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男的女的要睡在一间仓库里。夜深了,外面起风了。树叶的声音、草的声音,远处还传来狗叫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屋子里开始冷起来了,我们把被子往肩膀上拉了拉。四周已经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噜声,有的呼噜声还转起了弯儿。让人听得心里很烦,干脆,我把被子蒙住了头。

突然旁边响起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猛地醒来,脑袋里转了一下:怎么?我还是睡着了。只见四周的人差不多都起来出去了。他们的被子卷起排在泥墙边。我和同学H轻轻说:难道今晚还在这里吗?走出仓库,有的社员已经捧着大碗在喝稀饭了。

是的,我们在这大队一共劳动了三天,割了三天稻子,出了两份生产快报。在这个大仓库里一共“半坐半躺”了三个晚上,平安无事。第四天早上,大队书记对我们说:我们的秋收完成了,你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回学校去吧。这次我们没有再跟在别人后面,而是自己背着铺盖回学校了。

虽然这次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不长,但大队仓库三个晚上的情景,清清楚楚地一直记忆到现在。

〈买菜学生帮〉

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大米饭也轮不到吃,只有黑黑的番薯馒头。同学们常常在吃完饭说:我好像没吃一样,吃了就饿。不久,生物老师让我们认识了金刚刺、狼蓟根(蕨菜根),要我们到附近山上去挖,挖来交到厨房。于是我们三五成群,抬着个箩筐漫山遍野地走着、找着,找那两类可以充饥的植物。毕竟是野生的,找半天也只有遮了个箩筐底,但是全校同学都在找,积少也成多了,合起来也有几箩筐。交到厨房,厨房师傅就把它们磨成粉,掺和到番薯粉中做成馒头,卖给我们吃。吃的菜,就更不用说,有菜就很幸运了。有时候去晚了,买菜的窗口只有一木盆酱油汤。买一勺酱油汤,也要2分钱。酱油汤淘饭就是一顿饭。

1960年春,虽然杭州好像没有什么天灾,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果的现象大面积地出现在每个大中学校的食堂里,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用餐上。虽然学生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二十柒斤米的粮票、几两油票、几两肉票、几两糖票、几块豆腐票、几张糕饼票,但是仍然是饥肠辘辘,吃不饱。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在生长发育的节骨眼上,妈妈常常拿着衣服去附近的郊区农村换蔬菜瓜果,尽可能让几个儿子吃得饱一点。每个星期,她都盼我回家,因为我能在闲林镇的集市上买一点刚上市的豌豆、蚕豆带回去。

塔基山的学生仿佛都很有家庭责任感,特别是女同学,都想着办法帮助妈妈解决无米之炊的困难。于是,每天都有不少同学起个大早,轻轻地你叫醒我,我叫醒你,抑手抑脚地离开宿舍。然后在弥漫着淡蓝色薄雾的田野上,呼吸着时而夹着农家炊烟的清新空气,跑步下山、跑步去闲林镇的集市,搜寻各种能充饥、能放几天不会坏的豌豆、蚕豆和土豆。有时候也在回家的前一天,买几棵卷心菜。在集市上,买这些东西也要眼疾手快,不然就会买不到。常常是远远地看到农民的菜担来了,看上去像是我们要的东西,不等他走近,就迎上去。别的买菜的人还没回过神来,一担东西就被我们几个同学一分而光。当时在闲林镇的集市上,我们被称为买菜的“学生帮”。我们的动作快,跑到镇上小街时,街上人就会一边说:“学生帮来哉,学生买菜帮来哉”,一边侧过身子让我们。

买好菜,如果时间还早,我们会一边吁着长气,一边看着、摸着袋子里的豆啊、菜啊,婆婆妈妈地兴奋一阵,走回塔基山。如果时间不多了,就再跑步回塔基山,到宿舍把袋子往床下一塞,上课去。上完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大家围坐在一起剥豆子,然后把豆子晾在一个个窗台上。等到周末,收起来带回家。

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过得很艰难,但是也让我们初步实践了做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其中有紧张、有兴奋、有欢乐,看到妈妈的笑脸时,也有欣慰。过了那么一段苦难的日子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懂得了对家人的珍惜。

〈胡萝卜和高考复习〉

“吃胡萝卜啦”、“快来吃胡萝卜了”随着叫声,教室的窗台上出现了一脸盆一脸盆红黄的色彩。教室里的同学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脸盆说:“好事做到底吧,拿到我们旁边来!”于是劳动委员又把胡萝卜端到正在复习的一组、一群的同学身边。这是塔基山上的高中生进行高考复习时的一个情景。

三年的高中生活尽管有工业生产、农业上产、饥饿、艰难等丰富多彩内容,但是高中的学习进程仍然正常进行到了高中毕业考和高考复习阶段。塔基山上的高中生则进入了单一而紧张的迎考复习。除了每天上午老师的复习课,其它时间都是同学们自己复习。到后来几天,全天都是自己复习。同学们就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在一起做题目,有同学不懂的,懂得同学就再讲一遍,一起复习的同学都懂了,继续做下个题目。考工科的同学一起解数学、物理难题,常常是要得出两三种解法才肯罢休。考文科的同学则拿着一叠一叠的复习提纲和一本本的书,互相背题目。相比较,六十年前的复习比现在简单得多,没有那么多各省市的复习材料和考试题可参考、要过目;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要比现在的学生热情、无私,更没有你防着我一点,我防着你一点,为此常常说那种:“昨天我在看电影,看到半夜二点”、“我还没开始复习呢”等等的话来扰乱其他同学的复习心理。

复习都是在那座塔基山上进行的。那时的家长也没有要给高考的孩子补补身子的概念,我们还是一日三餐吃那朴实的食堂饭。要说营养品,也有,那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复习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同学到我们班自己的菜地上去挖胡萝卜。那时候,菜地里南瓜、番薯刚出芽,可以吃的就是胡萝卜。胡萝卜挖出来,洗干净后,一脸盆一脸盆地放在这群同学、那群同学身边。于是,一边做题目,一边伸手到脸盆里拿一根桔黄色的胡萝卜,“嘎嘣脆”地在嘴里咬一口,生生脆脆地细细咀嚼,很好吃。胡萝卜那股强烈的、特别的药性味儿,有的人不喜欢,但实际上胡萝卜的这股味儿既有营养又有赶走疲劳、醒脑的作用。在整个在校复习期间,教室里那几抹桔黄色的暖色彩、弥漫着的那股浓浓的富有刺激性的味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除了复习还是复习,但又充满着希望和紧张的日子。也有一些同学不参加复习,在宿舍里睡觉,闲谈。他们觉得自己复习了也没有用,考得再好也进不了大学。是的,现在回想,当时我们这批人,真的不在被高校录取的范围之内。当时,高校录取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这么几个录取杠杠:不宜录取、降级录取、不能录取。但对这种严峻的升学形势大多数同学并不很清楚。感谢当时的糊里糊涂,因为我们没有因此放弃对知识的复习和巩固,并且在复习中,加强了对真理追求的踏实精神。

复习阶段完了。同学们都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结果。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当时高考录取政策中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是因为不想伤我们的心吗? 是鼓励我们去与既定的命运抗争吗?就像不喜欢胡萝卜的味儿,但仍然往嘴里塞?

关于塔基山的故事,奶奶就写到这里。太好玩了!奶奶的高中生活多丰富、多有意思!不过——他们那一切都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没完没了的上课、辅导班,上课、辅导班。低着头,趴在桌子上没完没了地写写写,这一切好像也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我和奶奶三代了呀,这青春的活力,到底怎样才能是自己释放的呢?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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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走出一段迷惑》/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一夜之间,全国,至少是城市大学校园的角角落落掀起了纸和笔的文字革命。起来造反的师生向大专院校学校各系的教授专家贴出了他们在教学中向学生“贩卖”的封、资、修思想、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等内容的大字报。不久风向稍转,又出现了揭露校长书记、各系主任总支书记、各年级主任支部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贯彻资产阶级路线成批、成批的大字报。

很有幸,我的名字也与书记们、主任们排在一起,出现在大字报上。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拼股老板,属于资本家。我不是工农家庭子女,但是去年因学校来了十个班的越南留学生而被提前毕业当了汉语老师。全系100多个工农家庭出生的学生,为什么就把唯一一个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提前毕业?

是呀,自从我的名字频频地在大字报上飞扬,我也进行了平静的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我这个资产阶级子女是否也应该跟着父亲一样被专政、被革命?历代有父债子还,我是不是也应该背负资本家父亲家庭成份的社会之债?不是有可教育好子女这一阶级路线吗?这一路线错了?是谁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提前毕业做了大学老师?

说我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怎么才算红?我担任学习委员为班里的同学服务,又说是班里的领导权不在工农阶级手里,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刚开始,有人偷偷地把风声透露了给我。我辞去了学习委员这个班里的职务。让我怎么做才算是红呢?说我与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确实划不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能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我只能依靠家庭。

年级造反派到学校党委组织部造反,要求在24小时内取消我的教师资格,回到班里与同学们一起重新分配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显然这是对组织部,也是对我本人的警告。于是组织部给了我一份通知,说“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不力,把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资产阶级子女提前毕了业,现在要我到组织部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立即停了我的工资。接到这份通知,我又纳闷了:说我“表现不好”,这个表现不好是指提前毕业时的表现,还是毕业后一年的工作表现?怎么不好?半页纸的通知上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道如果不回班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其他们来扔出我的行李铺盖,把我赶出教师宿舍,还是我自己搬回原来的女生宿舍,反正现在也没有课可上,师不再师。我回到了班里,但是我没有办离职手续,而是向组织部提交了我的申述。我要求组织部说明“表现不好”的具体内容。但是组织部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在不置可否下,茫茫地过着一天天没有任何计划好内容的日子。

没有力争、讨好地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时候真的,自由与无赖放肆没有区别。我也放肆了,跟造反派同学一样,大着胆儿与我的闺蜜同学,背起被包步行串连去四明山了。直到中央号令停止串联,我们才回到学校。这一段跋山涉水的步行,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要去做的事情是符合情理的,就没什么可怕,而且在实行时是一身轻松。那一段山水中的生活,无论是大雪天,无论是走在泥泞的山沟田坎,天是晴朗的,路是明朗的,山里碰到的老人小孩都是开朗的。最后我们凭着隐忍持久的耐力,终于踏上了佛岛普陀山。海岛小路上空旷无人,几百座寺庙林立,但都紧闭的庙门。面对灰蓝色的大海,犹如波浪涌入心中,荡涤着全身的血肉。眼亮了、心亮了、胆壮了、力强了。

回来后,年级造反派对原来的学生支部副书记、年级里的党员同学批斗不止。有一次我因妹妹发烧,在家照顾她。不知道有批斗会,没去参加。结果有两个同学连夜,深夜十二点了赶到我家严厉地通知,明天必须到中五(3)班文革领导小组报到。第二天回到学校,宿舍的床边、床头和我的书桌面上贴满了小字报,要我到文革小组报到,要我坦白交代。交代什么?一头雾水。当天晚上年级又召开批斗会,要我揭发保皇派同学。现在想想真是儿科,原来有个党员同学他带着几个同学去井冈山步行串联,造反派同学认为我也去了井冈山,要我揭发去井冈山干什么了?去井冈山能干什么呢?而且对我来说,真是无中生有啊!

批斗会上,造反派点名要我揭发。我能揭发什么呀?我只能澄清事实。我没去井冈山,我去了四明山;我没有为保皇派刻写反革命传单,我只是刻写了最高指示,仅此而已。批斗没有结果。我觉得这只是造反派在造反遥遥无期的无聊下寻寻开心而已。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可不能说出来。由此我又想起一个情景:有一次到农村劳动,休息时,造反派同学随便拉出一个古典文学老师批斗,问他为什么在小镇上买番薯吃,要他交代!这位古典文学老师是个很斯文的老先生,他坐在中间低着头喃喃地说:“我买地瓜以充饥”。话音刚落,四周一片吼声:“不老实!”,“深刻交代!”老先生上眼帘抬了抬,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顿了一下,“快交待!”“不交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老先生又喃喃地说了四个字“聊以解馋”。只见四周浮现了一个个窃窃私笑的脸庞,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一声“开工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四散走去。我看着老先生脸上毫无表情,一手支撑在地,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劳动的田头。我跟在后面,这是个日前轻易不能听到他上课、很有学术地位的老师啊,竟被如此戏弄取乐、侮辱尊严!

世道怎么啦?造反派可以任意拉人进行所谓的批斗,被批斗的人又毫无反抗地顺从。应该顺从吗?但不顺从难道又去承受更进一步的批斗,甚至殴打?……让人如何适从?

1967年秋季时节,应该在1966年6月就毕业分配的同学们终于等来了分配。分配前还要每个人写自己的志愿。我写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家乡是首选。于是“第一志愿杭州(那是我出生成长一直生活的家乡)、第二志愿绍兴(那是我祖辈的老家)、第三志愿诸暨(那是绍兴的邻居)”,造反派同学看着我的志愿书(其实就是一张小纸条上的三个地名,哪是什么书?)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这三个地方?”我疑惑了,回答说“不是说写分配志愿书吗?既然是志愿,那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我去什么地方,那还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不用出学费。有的贫困同学,连饭费也是国家给的。但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要服从学校的分配。文革中,学校是造反派的,那就是造反派分配了。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地大物博的“天府之国”四川,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到了报到的时候,接到了四川接受单位的电报说:四川在武斗,延迟报到。什么时候去,再听通知。

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学习,那所大学跟我的大学在文革中是对立派,他们几个一直认为我第二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一定要陪我去省军管会反映我的分配问题。暂时不去四川,有时间去军管的省教育厅了。省委会是地方军主持工作。我申述了自己的情况。他们进行了调查。十五天后,他们给学校下了文件。学校学生科老师把我叫去说:如果你服从二次分配就去四川报到。如果不愿意,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他还给我看了那份文件。没有犹豫,当然选择先不去四川,将来要去将来再去嘛。我看到那文件上,最后落款的是一个叫王祥镕的签名。我不知道自己头上罩了什么华盖运?冥冥之中碰到了这个一无所知的贵人。这份文件就像钱塘江的回头潮,把我从西北方,暂时冲了回来。

虽然将来还是一片阴沉沉的原始森林,但是眼前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把结果告诉了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在一旁说:像在做梦吧,梦还是要做的。如果你不去反映事实情况,能有这个结果吗?我回过神来:是的,这是一次努力,一次实事求是的努力。事实本来就是一点光亮,迷茫之中有盏灯是什么感觉?

走出了重新分配的迷惑,但是我深知前头仍有无数迷惑在等我去穿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迷惑编织成的一张网。你为什么出生在这样那样的家庭?长大为什么要进这样那样的学校?成人后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结婚?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会过这样那样的日子?你走的就是迷惑铺就的路,只有你穿过了一个个迷惑,你才知道你需要怎么做。但是你回得去吗?

摄影:李嘉永(台湾)

31号文章三之二 《一生为之心动的姑娘》/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我跟她从小一起在筒子楼长大。筒子楼有30几个房间,每个房间14平方米大。那时即使在大学做讲师、副教授,大都一家人也只有一个房间。她家住在西头的333号房间,我家住在楼中的319号房间。一家一个房间,一家人的吃住睡用,东西的收放贮存全在这个功能俱全的房间里。为了室内空气流通,每家大都开着南窗北门,房间里能听到楼道里发出的任何声响。一个楼层有两个厕所,分别在东西两头,一个大盥洗室在楼中间。所以她要洗脸刷牙、洗碗洗衣服都要经过我家。每天我都能在家门口看见她几次。

她家跟我家一样,都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只是她是长女,我是长子。听我妈妈说,小时候我常常到她家去。我叫她妈妈是杨(羊)妈妈,她叫我妈妈是朱(猪)妈妈。每次去,杨妈妈一定会给我吃东西,哪怕是盐萝卜干,我都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

我爸爸在远方工作。一年也就回家一个月。所以小时候,严厉的父亲,这个概念我是从西头传过来的她爸爸那声色俱厉地斥责声中得到的。每每那时,她那眼泪汪汪的脸就会在我家门口闪过。她叫小红,有一对大大的圆眼睛,笑起来整个脸都好看。

慢慢地,我们长大读高中了,我们也不太讲话了。待到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在盥洗室问她考哪里,她说北京。我的心沉了下来。

果然,她去北京读大学了。我希望她毕业后会回到家乡,继续发展我们筒子楼纯真的童年情谊。但是四年以后听说她留在了北京。又过了一年,我妈妈说,她在一个国家机关留职停薪,与寺庙伴在一起云游全国各地做义工了。而我却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我隐隐地痛感我们俩成了两条永远没有交汇点的平行线了,我把为她的动心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几十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情况,总能从我妈妈那里知道些星星点点。而她的消息总让我的内心掀起波澜。她与同班的一个男同学结了婚。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她的日常生活就靠她丈夫的薪金,两个人的衣食简单朴实。每年仅有的假期,夫妇俩不是在国内国外旅游,而是到某一个寺庙去居住,让自己过一周或十天简朴几乎如清教徒的生活,用她的话来说,让自己回归自然、清静梳理自己的思想,解脱凡人世间的俗气。

在这几十年中,她跟随一位名医自学了中医,如今已经是一方小有名气的义医。她不坐堂,不收费。问诊耐心,病因、病理、结果坦然相告,十分周到。诊病过程就像在跟你聊你的人生,不由得你不思考,不由得你不相信。朋友劝她去坐堂,她只微微一笑,报之好意。她没有功利。然而她周围有一群医粉。

在这几十年中,她还游走于福建、云南,为深山老林中的武夷红茶、云南普洱的茶农搭建茶商,开拓销路。她亲自采茶、炒茶,深得茶道,泡得一手好茶。被茶农誉为天上派来的“茶仙”、“茶姑”。她的这一切无一不为我心动。她是一个道人、她是一位仙者?如果我与她一起生活,我能适应她吗?我会如何适应她?

总是我家与她家缘分不尽。我妈与她妈又住到了同一个老人公寓,做了邻居。今年小红为了给她妈妈庆生80周年,回来了。一米七五的身高,一袭紫红色拖到脚背的长袖斜襟连衣裙,头上一个道姑发结,真有一股仙气。她五十了,谁能看得出。她说他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并且为了能在五十岁退休,她把自己的干部编制换成了企业的工人编制。在这企业退休老人总与事业退休老人处处时时决一退休金高低的年代,竟有放弃事业编制,改为企业编制退休的人,还真的不是人间凡人!她这一举动又深深地触动了我。

晚上,我在妈妈的床边谈起了她。妈妈说:心静如水,顺应四周,什么生活不是生活?何况现在不愁衣食,吃饱穿暖足矣。小红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她活得可畅快呢。这个社会里的常人是明白不了她的。

可是,无论如何,她是会羁绊我一生的姑娘。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心痛·痛心·心疼》/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住在筒子楼的时候。隔壁郑太太的母亲周婆婆虽然不是小脚,但听说她穿过袜船。袜船是什么?周婆婆曾经讲给我听过。她六岁的时候,被家中几个老女人抱住,按的按,抓的抓,尽管郑太太如何叫喊,几个老人就是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给她缠脚。紧紧地缠上布条,还拉着她在晒谷场上走,目的是要把压在大脚拇指下的四个脚趾骨压折。那样小脚才能成形。但周婆婆的父亲在城里做事,虽然只是打更,但也见识多了,开了眼界。只要他回到乡下,看到女儿被裹得尖尖的小脚,听到女儿扯心的哭叫声,他就扯掉裹脚布给她放脚。几次下来,周婆婆的母亲无可奈何,不再给女儿裹脚了,但是要她穿上尖尖头,穿在脚上紧紧的布袜子,限制脚生长的速度和体积,不让周婆婆的脚无拘无束地胀大、发展。这就是穿袜船。曾经听过郑太太跟她母亲用家乡话的交谈:

“姆嫫,你裹脚时直叫皇天,我外婆不心痛啊?”

“奈个不心痛!不过,如果不裹脚,以后嫁不出去,侬外婆就越加痛心了”

听她们对话,我就想,她们两个人倒是蛮会用词,一个说“心痛”,一个说“痛心”。这两个词的意义侧重不一样啊!

郑太太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就在春节回来一次,住上一个来月再回去上班。有一年春节前郑太太接到一个电报后,急急忙忙把两个孩子交代给周婆婆,自己去了丈夫那里。原来丈夫在那里出了车祸。过了差不多一个月,郑太太和郑先生一起回来了。从外表看上去,郑先生已经恢复健康。郑太太说,外伤是好了不少,但他的脑子受了伤,不知会有什么后果。这一次,郑先生在家里整整住了一年,想必是疗伤来着。这一年,郑太太家比以前热闹了。

每到吃饭的时候,尤其是中午饭。郑太太家不时会传出郑先生责骂孩子的声音。

“吃饭不准讲话!谁讲话,就用针戳谁的嘴!”

“都给我吃下去!什么菜都要吃,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有一天,郑太太拉着儿子出来洗脸,摸着儿子头上鼓出的两个包:

“痛吧!?以后爸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免得挨打。”

“我想告诉他我的想法。他说不准回嘴,就打了我。我的脑袋打笨了要他赔!等我长大,我也打他!”

周婆婆擦着眼睛,一边说:“我真当心痛煞哉,心痛煞哉!”周婆婆是隔代亲得不忍心啊!

十年来,郑太太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非常心疼孩子。希望孩子在快乐中成长,一直像朋友一样对待孩子。两个孩子对妈妈无话不说,吃饭时是与妈妈高谈学校趣闻的黄金时段。自从来了爸爸,吃饭沉默以待,没有了乐趣,还多了不少生硬的抹杀个性自由的什么老规矩。郑太太觉得丈夫因为脑伤,有时控制不住。她只能劝孩子们以后听爸爸的话,少挨骂,少挨打。另一方面,郑太太怕刺激丈夫,尽可能忍着,不跟丈夫争吵,只能背着孩子流着眼泪劝丈夫:你难得回家,不要打孩子。好好控制住自己情绪。

但是丈夫这样打骂孩子不只是情绪控制问题,他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这是千古以来教育孩子的经典,他还认为“子不孝,父之过”。他确实在执行这个纲常。几年以后,有一次,又是吃饭时候(因为一旦孩子上学,他们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丈夫又骂女儿,女儿没有回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正在骂她的爸爸的脸(后来知道,她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有关于爸爸骂人时脸上神情、动作的描述)。丈夫认为女儿应该低头垂脸听训,看着他就是不孝的表现。于是一个巴掌使劲地打过去。女儿没有哭。丈夫还想打,这次郑太太出手了。她赶快夹入丈夫和女儿之间,随手拉开女儿,让女儿赶快上学去。

女儿已经是个初中生了,做父亲的还会这样打她,真的不可思议!郑太太实在忍不住,跟丈夫理论了起来:

我一个人带了十来年的孩子。没有父亲的照顾,我做他们的朋友,让他们自由自在健康地成长,让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现在孩子大了,是让你来打骂的吗?你让孩子们受委屈了,我真的很心痛。孩子们哪里不好,你可以就事论事,讲道理。你从来没有带孩子,没经历孩子长大的过程,你的父爱也没有得到滋长。几千年了,你心里还抱着一根“棍棒”,用棍棒来成就你认为的“孝子”?你不知道对孩子的教育,还有“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吗?你希望将来你的儿子也像你这样鞭打你的孙子?那根朽木要传到何时?有你这样做父亲的?我真为你感到痛心。

筒子楼的房间,如果说话人的情绪稍有激动,声音都是相通的。那天,郑先生没有声音。郑太太哭了很长时间。

我知道郑太太真的心痛极了。孩子们是由她的血肉铸成,连着她的心、她的筋。孩子们的委屈就是她的委屈。但是她为郑先生那种教育方法感到的却是痛心?而不是“心痛”?

我对郑太太家上下三代所使用的两个词“痛心、心痛”很感兴趣,特意查了汉语词典。发现词典上有“痛心、心疼”两词,没有“心痛”一词。显然“心痛”不是词而是语。但是“心痛”一语运用得很广泛,尤其是南方人。是否北方人的“心疼”就是南方人的“心痛”?我感到“心痛”比“心疼”更为深刻。“痛心”,词典上解释为“极端的伤心”。“心疼”,词典上解释为①疼爱②舍不得、惋惜。我以为“心痛”是连着心脏血肉的伤心,是一种情状最深层次的陈述。“痛心”是伤心到内心深处,是伤心的最大程度。如果是这样,周婆婆和郑太太用这两个词语太精确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生命、意识、灵异、物质不灭定律、怪力乱神、越来越搞不清楚》/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被纽约时报评选为我们时代里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的美国再生医学和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的科学主任Robert Lanza博士写了一本书《生物中心论》,书里有个爆炸性的结论:“人死后生命不会结束,而会永远活下去,而且,会穿越进不同的宇宙。”

他认为(一)是生命创造了宇宙,有个人意识才有宇宙的存在。看到这里让我想到我们的“唯心主义”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

(二)意识不会死亡。他认为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出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死后并未消失,死亡只是人类意识造成的幻想。Lanza的研究发现,人在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流动,即物质元素处于停顿状态时,人的意识信息仍可运动,也就是说,人除了肉体活动外,还有其他超越肉体的“量子信息”,或者俗称是“灵魂”。看到这里,我想到物质不灭定律、我们中华医术理论的五行和阴阳二气。

(三)Lanza认为多重宇宙可以同时存在,在这个宇宙里你的身体死亡后,另一个宇宙会吸收你的意识,然后你会在另一个宇宙里继续活下去。宇宙的多重性已经为普朗克太空望远镜的数据所支持,而且史坦福大学教授Linde也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观点。看到这里,让我想到天堂、西方极乐世界和十八层地狱。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如果在以前,肯定,这是迷信,最多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思”。但是我的初中同学Y,在一次初中同学会上跟我煞有其事地描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他是他奶奶一手带大的。他奶奶的坟墓要迁徙,他这个奶奶抚育长大的孙子当然要亲身迎送躬奉。在他奶奶遗骨下葬的新墓地,当奶奶的子孙后代要把她的骨殖盒安放到墓穴里时,我的同学Y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左前方,奶奶站在她的墓碑旁边。Y急不可耐地告诉其他亲友:“奶奶来了,奶奶站在那里”。其他亲友都警告他:“别胡说!”但是Y仍然看到奶奶站在那里,直到墓穴封上了盖板才不见。Y对我严肃地、轻轻地又很认真地说:“这是在白天啊,我这不是夜有所思,而且奶奶的身影不是虚幻的,是实实在在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自己经历,我真的也不相信这样的事。

对人死后灵魂的有无,我是不全信其有,也不全信其无。谁知道感觉是怎么回事?

二十多年前春节后的大年初五,母亲正想午休,大表哥向母亲拜年来了。大表哥离去后,母亲去阳台收衣服,头向上,又向下,脑溢血了。母亲在医院挣扎了九天。我希望她能熬过了69足岁的生日,或许会有转机。人说69岁是每个人生命的一个坎。母亲年前也对我说,希望能跨过去。但我没往心里记。

农历十二就是母亲的生日,过去了。但两天后的夜里,母亲在无意识中张大了嘴,艰难地向上、向左,再向下,但最后嘴唇没能再向右,完成一个圈的转动,而在下颚上透出了最后一口气,合了下来。母亲去了天堂。

我肯定母亲是去了天堂,因为她是那么善良,在世做了那么多的善事,那么的以德报怨。她说她39岁那年就要走的。是的,那年母亲瘫在床上半年,一动也不会动,要翻个身,非得两个人帮她才行。后来她的病慢慢地好了,又活了30年,但每年夏天必须穿着棉裤。我觉得这30年的寿命是她积的德换来的。

我从头至尾亲自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母亲回到了小弟家,贤惠的小弟媳拆掉了他们卧室的大床,腾空做了母亲的灵堂。小弟媳交给我一包母亲的老衣。按照母亲生前告诉我怎么给她一件一件穿上的办法,我和弟妹们给母亲净了身,穿上单的、棉的,上下一共10件衣服。她要我在最后有个像披风一样的叫做“衾”的外面缚上5到7条白布带,说希望来世不要再受腰痛的折磨。这五条布带要在两天后入殓时再绑起来。母亲的遗体整齐干净地躺在了木板上,天快亮了。我想应该去告诉住在妹妹家的爸爸,让他最后见一次妈妈。

我和妹妹刚进门,叫了一声“爸爸”。他就说:“我知道了,你妈走了。她昨天晚上来过了”。他说,昨天晚上后半夜,有人敲门。他问了几声,没人应答。还是敲门。他就起身去开了门。门一开,一阵冷风。他两边看了看,没有人,再回到床上睡下。睡不着了,一直到我们到家。七十多岁的父亲,我们没有让他去医院看过妈妈,但他肯定也日夜担心。十天下来,产生幻听、幻觉,这也是正常的。门一开,当然有风,而且是在冬天,能不冷吗?我没细加思索。可是爸爸说,是妈妈与他告别来了。

妈妈在小弟家呆了两天,让亲友瞻仰遗容,进行告别。母亲最好的妹妹,我们叫上海小姨,让我们很为难,要不要通知她?因为她身体不好。我写了信给小表弟,告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让他们子女决定是否让其妈妈来杭州。

时间进入母亲发丧的第三天丑时。我想离寅时三点前最后入殓还有一个多小时,可以休息一下,就在阳台的小床上和衣躺下。朦朦胧胧正想睡过去,只觉得一阵心慌、心跳。我想是这几天累了,赶紧让自己平静、平静,再平静,但是心跳怎么也正常不下来。这时小舅过来跟我说:“时间到了呢。你起来吧!”

我起来了,走到母亲跟前,看着妈妈那像羊脂白玉般的脸,心中对母亲说:“妈,你保佑我!不然,我怎么送你?”也就那么奇怪,心跳正常了,神情也平静下来了。我暗中问自己:是妈妈着急催我?我带着大家,让在场的所有亲友都在妈妈胸前安放了捂心棉花,接着我和弟妹们七手八脚地边和妈妈说话:“妈妈你自己也要用力噢”、“妈妈你以后一定不会再腰疼了”等等,边把垂在两旁的白布带把那件“衾”裹起来,绑起来。一切准备好了,妈要走了,再也看不到她了。我的眼泪再也熬不住,直流而下。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呼天抢地的哭声,“二姐啊”!上海小姨到了。小表弟拉不住他妈妈,小姨三脚两步就跪倒在我妈面前,于是屋子里的女眷都陪着小姨一起一阵嚎啕大哭。

那天,我的心再没有慌跳。一切事毕,小姨对我说:“我早就要来,他们不让。早几天,二姐就在梦里来看我,她拿着一个包裹,要出远门去。二姐听算命先生说,她69岁那年要看情况了。”怪不得母亲前一年到所有的亲戚家走了一遍,实际上是与他们进行活着的告别。来吊唁的亲戚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怪小姨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她说,不能说破的。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们关心妈妈,给她及早吃药控制高血压,妈妈还会多活几年。这是科学。

然而看到Robert Lanza博士写的《生物中心论》,回忆父亲说妈妈与他告别、我在母亲入殓前心慌乱跳以及没有用药,很快又正常下来、小姨梦中见到母亲出远门、同学Y看到奶奶在墓碑旁边的再现,这种种现象莫非是暗物质的能量所致?那么一切不是又要颠倒过来了吗?啊,搞不清楚。不过,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人是复杂的,世界更是复杂的。千万不要简单对待!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杂忆“念旧”的背后》/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念旧”离不开回忆、离不开想象、离不开历史。念旧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人类有思维、有回忆的脑功能。念旧不只是人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念旧可以对家人、对朋友、对家事、对国事、甚至世界。念旧是对任何历史的记忆,某一念旧就是历史记忆中的某一模块。所以“念旧”的背后有各种的故事。

“念旧”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后悔的隐痛。在中国,怀念人口最多、怀念行为举止最密集的日子是每年的清明前后一周。那几天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平时最冷清的地方——墓地。

清明的前后三天每家每户的后代或生者都会三三两两地结伴去墓地祭扫,墓石下躺着的逝去者多是前来怀念者的长辈。

面对着墓碑上逝者的照片,在不大的一块石条上,摆上从家里带来的饭菜——一般多为逝者生前爱吃的菜肴,酒和饮料,点上香烛。有的则是捧上一束鲜黄的菊花,或是摆上一盆花开得闹洋洋的有生命的瓜叶菊,或是在墓碑上绕几圈精致的花带……然后作揖、鞠躬。

带上冷食饭菜的扫墓者一般都要报出菜名,犹如父母已经来到墓前,请父母前来享用他们喜爱的鸡肉鱼虾及其蔬菜瓜果。祭扫的人在墓碑前,有的沉默、有的念念有词,无不怀念父母生前对自己的好,或禀报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有请父母放心,有请父母继续庇佑。礼毕,祭扫者就围站在墓碑前分食带来的酒菜饭果,兴高采烈地吃起来。所以中国人的墓地一般比较热闹。美其名曰:让父母看到我们的生活幸福快乐!

每每扫墓,自己总有种后悔的隐痛。因为我应该可以为母亲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做,使得母亲提前离我而去。有件小事,会议起来给我影响很深,不会再忘记。我与母亲偶尔的一次逛街时,没有领会母亲问我的问题:“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我反问她:“你饿不饿?”她说:“我也不饿”。其实后来我感觉到,走过这个店,那个店,母亲是想尝点什么东西。当时为什么没买些平时不吃的点心给她尝尝呢?那时,这点消费是完全做得到的。更让我心痛的是,母亲因高血压后脑中风而走的。我后悔自己为什么不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为什么没意识到要给她配点“降压灵”预防一下,为什么那时自己没有关于心脑血管的医学知识?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现在的所谓医保。虽然我每个月给她足够的生活费,但是因为家里吃口多,她还是没钱买药。母亲是个开朗的人,求生欲望很强。然她的病终究没有得到及时的预防,以致无法挽回。回忆、怀念、后悔,但又有什么用!一生的隐痛啊!

“念旧”是一生的绝爱。2007年英国伦敦Embankment地铁站,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叫玛格丽达(Margaret McCollum)的老妇人。她每天坐在月台的椅子上等待列车进站,但是从不上车。列车没来时,她望眼欲穿地凝视着隧道深处,列车到站时,她会像热恋中的姑娘那样热切又娇羞地迎向前去。等车门打开,玛格丽达就屏气凝神地等着,侧耳聆听列车里传出磁力厚重又高原的广播声“小心间隙(Mind The Gap)!”这句话。这是最后一个播放她丈夫奥斯沃尔德(Oswaild Laurence)录制的提示音Mind The Gap的地铁站。Mind The Gap!是她与丈夫第一次在地铁相遇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2007年丈夫离世,Mind The Gap这个提示音就成了她和丈夫唯一的声心连接。从此,为了能听到丈夫的声音,玛格丽达每天精致地打扮自己,早早地出门,赶到Embankment地铁站去和丈夫的声音进行时空穿越、进行生与死的约会。如此连续不断地每一天,十年过去了。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说这句话的录音变成了一个女声,她感到非常惊诧、惶恐。她去车站管理处请求能拿到她丈夫的录音卡带。车站管理员被她对丈夫的情感感动了,于是唯一在这个车站恢复了奥斯沃尔德录制的Mind The Gap!

这个故事被一个导演知道了。这个导演在地铁里是听着奥斯沃尔德的Mind The Gap长大的。他没想到Mind The Gap这个提示音后面还有那么深沉浓烈的爱情故事。于是就拍摄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就是《Mind The Gap》(按这里)。整个短片没有一句台词,整个剧情却弥漫着浓浓的生死不灭的爱和怀念。

“念旧”是世事的历史。法国专写悲剧人道主义小说家维克多•雨果颇善念旧。他在183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第三卷第一节里,用了近七八千文字描述了建于中世纪法国哥特式建筑代表的圣母院。第一次看到第三卷,觉得看不下去,有许多是自己不知道的人物、事件,似乎与故事情节无关,可以忽略不计。过了几年,看第二遍时,下决心仔细看完第三卷,感觉第三卷集结沉淀的知识有建筑历史、宗教历史、政治历史、艺术历史,目不暇接。同时更深层次地认识了雨果呕心沥血创作《巴黎圣母院》的目的。文学创作不能不“念旧”,无论是揭露还是歌颂。

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历时170多年。建筑这教堂曾经集会了全欧洲的工匠组织和教育组织。雨果用诗一样的语言,史诗般地陈述了巴黎圣母院被时间岁月侵蚀、风雨洗刷而留下了稀疏的缺口和斑斑锈迹的外表;陈述了被政治、宗教革命,尤其是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人们对时局社会的不满而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发起向站立在西堤岛东半部的中世纪艺术结晶巴黎圣母院冲击破坏——塑像被砍了头、华丽的镂刻、蔓藤花纹的项链、花瓣的格子窗等等都被拆毁的惨状;陈述了文艺复兴起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时髦艺术风尚、艺术流派对中世纪艺术的阉割、肢解、削砍等种种无知无理性的举动。雨果在这一节无疑是抒发了对中世纪艺术的怀念,对中世纪艺术被破坏无奈地扼腕叹息。通过雨果的念旧,我们知道了圣母院这一建筑的历史演变。由此联想到中国的一群古建筑和一个故人。

“念旧”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护卫。2017年4月中央决定建立雄安新区。这一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多好的决定,只是迟来了几乎60年。在天之灵的梁思成们,灵魂可以安息了。

雄安新区的确立让许多人想起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牵涉到要不要拆迁故宫的问题,在政府领导决策者和建筑学家、学者之间曾经有过近十年的斡旋。梁思成,当年是清华大学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同时先后还担任过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十几个职务。头衔很多,但只是个学者,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为要不要拆除故宫建筑,梁思成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等一百多次,给当时的总理写过不少的信,为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他与当时的北京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与当时被奉为兄弟加朋友的苏联专家抗衡。

他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梁思成饱含感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下“环城立体公园”的方案。他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认为“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他听说要拆东直门城楼,他又着急呼吁:“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留下来唯一明朝楠木建筑物。”他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然而,东直门城楼没有保住。梁思成痛哭了一场。之后他仍多次上书,总算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故宫有幸没有拆,因为这不能违背当时攻打北平城,中共中央下令一定要保护故宫这一明清两代皇家宫殿的原则。这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一(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并在1987年12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当年在北京西郊建筑一个新北京,而又完整地保留了北京的内墙、外墙。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世界遗产更有多宏伟、辉煌、珍贵!该有多惊世骇俗!

梁思成们的“念旧”是一代学者、志士献身事业的忠诚、是高瞻远瞩的预言。我们的念旧就成了对古代建筑艺术的欣赏和享受。多谢先辈们的“念旧”。“念旧”价值无限!

“念旧”是旧恨?是无奈?是时间消磨一切的窝囊?去北京当然要去雄壮逶迤的长城、恢弘灿烂的故宫。然而去北京还应该去荒芜的山水、断壁残垣的圆明园遗址。一边是光荣和梦想,一边是仇恨和窝囊。

圆明园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在清朝皇室150余年的创建和经营下,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圆明园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4万多平方米)、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群景、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但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两国和谈的先决条件。这不是成心有意要毁灭圆明园吗?10月18日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再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又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清朝历代皇帝与后宫眷属每年约有半年时间住在圆明园,故宫有什么金银财宝,圆明园也有什么金银财宝。根据账册记载,一两重的银锞圆明园存有280694个;各式如意金玉圆明园存有450款;玉砚、笔洗圆明园存有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器皿圆明园存有291件,还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1911年,爱新觉罗•溥仪交出的故宫财宝有150万件左右,圆明园的财宝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你能在国外发达国家博物馆的中国馆里看到熟悉的具有中国文化的绘画雕刻、书法金石、瓷瓶陶罐。那个时候,真让人又恨、又怨、又痛、又无奈,真想骂人!他们在中国杀人放火,讲人权了吗?讲文明了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各国出台有关法律,这些自誉是文明自由民主的国家,有把抢劫去的中国的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归还给中国了吗?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再次放火烧毁圆明园,使上次摧毁后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圆明园真的被夷为了平地。

站在仅剩的几根10米左右高,有精美雕刻、造型优美的汉白玉碑柱下,眼前展开的只是当年红头毛、黄头毛贪娈的眼光、一批批、一群群强盗在宫室里你进我出地慌乱地从架上抢劫宝贝,往胸前衣袋里塞、往拖曳在身后的布口袋里装的疯狂掠夺场面。这个回忆啊,只有仇恨。而现在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这不是、那不是!?

我的情绪怎么才能回到下面这段我原来想写在文章开头的文字前呢?我原想这样开头的:
看到“念旧”一词,冥冥中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首先是普希金的短诗《一朵小花》:……/是哪一个春天,在哪一处/它盛开的?/开了多长时间?/谁摘下的?/是外人还是熟人?/ 为什么放在这书页中间?/可是为了纪念温柔的相会?/还是留作永别的珍情?/或者只是由于孤独的散步/在田野的幽寂里,在林荫?……

俄罗斯帅气诗人普希金在一本旧书的夹页中发现了一朵退了鲜艳色彩的小花,展开了奇异遐想的翅膀,用了十多个疑问句,写下了温馨缠绵的短诗《一朵小花》。这是多么浪漫的想象,又是多么切实的疑惑。书页中枯萎的小花启开了无数读者怀旧思维的闸门,喷涌出无数读者昔日友情、恋情、爱情、亲情,离情,甚至莫名的多愁善感,如阵阵波浪的情感浪潮去追踪昔日的记忆。

“念旧”是情感的浪漫?是温柔的回忆?

然而,不全是。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P/s. 本文作者是我的大学老师,今年已七十有余。老师对《学文集》的支持真是没话说,从开张一直力挺到今天。这一篇文章四千多字,那绝不是应酬文章,希望大家阅读愉快。谢谢!(周嘉惠)

《人生网络知多少?——婚前对话录》/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即将举行婚礼,我给我的忘年交朋友——秀秀阿婆送请帖。妈妈说:秀秀阿婆一定要邀请她参加你的婚礼,得到她的祝贺很重要。秀秀阿婆是妈妈的朋友,从小看我长大,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我成长中的许多大事常常跟她商量,得到她很多指导。妈妈很羡慕她,因为秀秀阿婆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儿女孝顺,是个正在安度晚年的幸福老人。我当然要请她参加我的婚礼。

“稀客呀!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是的,自从我谈男朋友以后,我去秀秀阿婆家就少了。我把结婚请帖递到阿婆身前:

“我是来请你喝我喜酒的。”

阿婆抬起头有点惊讶地看着我:

“你不是说不要结婚的吗?刚有男朋友的呀!”

阿婆真是不俗,不像别的长辈,接过喜帖就出口成章:什么恭喜恭喜呀,终于要结婚了呀,你妈这下放心了呀!有的甚至还说,早生贵子呀。而她竟然还记得我少年无知时说过的话,一点也不怕我尴尬,冲口就噎住了我。

“阿婆觉得我不要结婚?”

“不是。不是。我只是觉得你是否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
阿婆果真不俗,结婚还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结婚不就是两个人想结了就在一起过日子了吗?老人想得就是复杂。不过我的男朋友情况怎样,她确实知道得不多。我们从认识谈恋爱到决定结婚时间确实不长,因为我觉得我的男朋友真的是个优秀的人才,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看来我得好好儿的跟阿婆再次对话了。

“你大约已经在计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了吧?”

阿婆料事如神,我们确实觉得今年年底能怀孕的话,明年能够生个金秋宝宝。

“阿婆,你有什么话,尽说,我会听你的。”

“你知道人生网络知多少吗?你每做一件事,就是给自己身上加一层束缚自己的网络。”

阿婆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我还真是第一次。但是她说的有道理。她说:“你看,你将来的孩子,连制作他(她)的的原材料都还没有,你就给他无数束缚。什么时候出现、胎教听什么音乐、吃什么东西让他长大?什么时候让他面世等等,都在你们父母的规划之中,他还没出生就在父母编织的网络里失去了自由。自然人难做啊!”

“你看,你还是单身的时候,就有父母、学校老师同学、工作单位的工作及人事关系等层层网络缠身,你要每时每刻处理这种种关系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些网络中不断地折腾。你结婚后,等于有给自己又罩上了另一个家庭的不少网络,你挣脱不了人际网络相互交错分支组成系统的羁绊。节假日怎样安排时间去看两家四个老人?将来你婆婆公公的身体健康你要护理吧,不管不孝,管了烦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嘛,你的护理他们不一定称心。还有七舅八姑的亲戚网,别说日常的婚丧喜事要去来往人情,还会可能找你帮什么别的忙。将来生孩子了,是男是女?公公婆婆有什么想法?满意不满意?有没有条件生二胎?有或者没有,都是烦恼。”

“提到孩子,生孩子的医院理想不理想?幼儿园,上小学要不要买学区房?孩子青春期逆反了,你怎么对待?会不会让你的更年期提前?上中学了,不管有钱没有钱,都会考虑要不要送孩子到国外去学习的问题。二三十年过去了,孩子要成家立业了,你是不是个传统的父母,是不是像你父母一样,给钱或者给房子?”

“阿婆,我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我想我不会像你们这辈老人那样背负那么多的责任。”

“那好,就再回到你和丈夫两个人身上。结婚后,先不说你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进行。就是你们俩本身都会跟结婚前不一样。你俩婚前性格缺陷的克制力会慢慢衰弱,性格缺陷会渐渐增强,矛盾越来越多,你会觉得没看清楚他、看错了他。怎么办?热吵冷战?甚至家暴、最后离婚?”

我要晕倒了。

“哎哟,阿婆,我还没结婚你就说这样的话。你的意思让我不要结婚。”

“哦,不是不是,我只是要你有精神准备嘛!上面讲的是实际的婚姻生活。婚姻与恋爱不一样,恋爱是浪漫的幻境,婚姻是现实的过日子。过日子就要去解决许多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有担当,就是要有责任感。如果没有责任感,以后的沟沟坎坎就迈不过去。因为你我不一般的朋友关系,我才这么跟你直说婚姻的责任。结婚是要承担责任的。”

阿婆的脸严肃下来了。我原来准备结婚的那颗冲动、兴奋、喜悦的心也有些沉重起来了。确实,婚姻是一桩严肃的人生大事,不能儿戏。阿婆说的婚姻那些事,我确实也没有理性地考虑过。我自以为自己不是闪婚,但我确实保证不了以后会不会很冷静地对待婚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顺。阿婆见我沉默不语,关切地唤我:

“嗨、嗨,傻丫头!不会吓到了吧?你不是说,我和阿公的生活很美满吗?是的,我们没有吵架,不等于没有互相不满,不等于没有矛盾。但因为认识到这个婚姻是我们俩共同创造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她、维护她,让她真正地如婚礼上人们祝贺的那样“白头到老”。婚姻的本质,除了感情,还有责任、道义和义务。我和你阿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你想,两个从不相识的陌路人,带着两张不同性格、不同事业、甚至不同爱好的网络、外加两张家庭亲情的网络,要百分百地重合在一起,可能吗?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个人如何耐心地抖落这些网络,让它们清晰、条理起来,然后共同商议出办法。每个人都是自己,但是婚后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你自己投入到婚姻这张复杂繁多的网络之中,你就要有勇气在这网络中扑腾。”

阿婆说的是他们那一代啊?我们还走他们的老路?

“阿婆,如果两个人真的到没感情的地步,为了责任、义务还要维持这份婚姻,不累吗?我想我会受不了。”

“离婚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要伤害人,尤其是不能伤害孩子。要我说,你生孩子前,两个人一定也要慎重考虑,要对孩子负起全责。别对不起孩子,单亲孩子在心理上容易留下隐患。”

没想到在婚礼前跟阿婆进行了这么一番传统的对话,没想到阿婆会把婚姻比作一张新的束缚自己的网络。老话吗?很实际。繁复吗?有道理。要跟将来的丈夫梳理一下将来有关婚姻生活的大事吗?有必要,如果能纲举目张。但我会为了责任和义务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吗?不会。那么就要惨淡经营婚后的感情。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做法。

阿婆,谢谢你对我的教导!阿婆,对不起!那样生活真的太累!

摄影:李嘉永(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