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沟”这个词语或许会消失/#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我和母亲上街逛马路,是很难得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而且还真的只是逛逛。经过延安路新会酒家,母亲问我:“你肚子饿吗?”

“我不饿,你呢?”

“我也不饿。”

于是我俩又向前逛,看看这、看看那。我和母亲上了一趟街,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吃。

母亲已经故世。回忆母亲的性格时,想到这件事,心中颇为难受。母亲是个凡事首先想到对方感受的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出生在农村,那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接受的家庭教育还多是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母亲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唯他人所为是我外婆从她懂事开始就要她修炼的品质。外婆不识字,但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文化修养,那是太外婆、外婆、母亲,一代代言传身教,流传下来的。母亲因为一场大病,失去了街道工厂的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我呢,也只是有每个月维持孩子和我温饱的一点工资。囊中羞涩,没有逛街看店的奢望,更不敢轻易掏出袋底,去满足购物的欲望。上街没让母亲尝尝家里吃不到的味道,这事成了我的心病,以致晚上都做起梦来。我梦见母亲,问她:“你跟我上街,想吃什么,你就说嘛,为什么要问我‘饿不饿’?”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转身走了。我追啊,追,最后摔了一觉,醒了。

如今我自己做外婆了。女儿与我没有逛马路一说,要出门做什么事,目标很清楚——到某个印象城买衣服,去某个饭店吃饭,衣服的款式、颜色,什么招牌菜,特色菜,脑子里都已经选定,很清楚。我不会再像我母亲那样毫无定性地去问女儿“饿不饿”、“吃什么”这种问题。在我与女儿之间,在吃穿上没有这种问答式语言。

两代母女相处的代沟很大,非常明显。这代沟产生的原因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两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思维传统的不同而产生,是我母亲、我、女儿三代之间的经济收入不同和待人处事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

我的朋友最近有点苦恼,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孙子要升高中了,孙子对绘画艺术很有兴趣,老师也觉得他在绘画上有一定的水平,并且主动提出要帮助他提高绘画能力,鼓励他报考艺术学校。作为爷爷——我的朋友,觉得这很好啊,学习和兴趣难得一致。但是,孩子的父母不同意,一定要孩子报考普通高中,以后考大学。那孩子心虽不悦,但也拗不过爹娘。我的朋友就想不通了。

以前,只有在老一代人中,有的认为绘画啊、音乐啊,舞蹈和体育啊,只能作为余兴活动,不是正经的专业,常常不让孩子正经摆弄。后来这些艺术因素又成了报考名校的加分科目,慢慢地又变为成千上万中考生、高考生中艺术生的敲门砖,有个老师辅导,是许多家长求之不得的。怎么,自己的儿子、媳妇就不愿意,代沟颠倒了吗?在人们的习惯意识中,“代沟”中代表陈旧观念的常常是长辈,代表时尚观念的常常是小辈。

代沟,什么是代沟?其实“代沟”一词的意思是很狭义的。“沟”在这里是隔阂、距离的意思,“代”是指长辈、小辈两代人之间一二十年的年龄差别。词典上解释说:“代沟”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词典在这个词语所体现的隔阂、距离的沟壑里几乎填充了人生所有的内容。然而“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每个人跟别人都是有区别的,哪怕是同时代的人之间在认识和行动上,也会有各种隔阂和距离。如果追究为什么两代人之间会有隔阂、距离,年龄不是根本原因。

有一对父子,父亲总是嫌弃儿子用钱大手大脚。小时候儿子吃什么他就嫌什么:“我们省死省活地,连鱼也不敢多吃一条,你倒是,上午吃了冰砖,下午又吃冰淇淋。”儿子成家后,又嫌他:“我们那么大年纪,还自己拖地板、擦油烟机。你倒好,连洗碗洗衣服都叫家政。”其实他儿子在外资公司工作,年薪近百万。白天公司里管着几百个中国IT员工,晚上要跟地球对面的总部老板电话汇报工作什么的,总是不能好好地休息。

后来当爹的退休了,退休工资年年得到增加,儿子也常常给他钱。后来,他也觉得儿子工作确实辛苦,请一两个小时的家政也合情合理。不管什么原因,父与子的价值观念靠齐了,代沟没了。

当然,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

一般年轻人逛马路累了,就拐进咖啡店或者甜品店坐下来,要一杯咖啡或者甜品,全身放松地休闲一下。但大部分老人不会,不是在背包里重重地带一杯水,就是要忍到回家才喝。这也许就是在消费观念上的“代沟”。然而这个“代沟”也在渐渐地缩短。听说每天喝一两杯咖啡,对心脏有好处,老人们对这样的效果很能接受,再加上咖啡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的选泽范围越来越广,现在,老人喝咖啡不在少数。“代沟”是不是也在缩小?

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老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在改变,再说,老人与下一代各自独立,互相不再干涉,“代沟”是否也在渐行渐远?

  •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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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责任性/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十一岁的雨默已经是个初中一年级生,又聪明又调皮,但是成绩还不错。学习也挺自觉。这天,从学校回来,照例吃了奶奶每天给他准备的点心后,他就开始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作业真是多,晚饭后又接着做。好不容易做到最后一项,写一篇作文。作文是雨默的强项,所以他安排到最后做。但是作文本找不到了。书包倒出来装进去,翻了两遍,没有。自己的书桌抽屉里也翻了两遍,没有。忘掉拿回家了?回忆起今天:上课时老师拿他的作文读给全班同学听。下课时,老师把作文本还给他时,有个同学要借去看看。同学看完还给他,就要吃午饭了。今天轮到雨默给同学分菜,他就随手把本子塞进了抽屉里。对了,平时有回家作业的练习本,雨默是直接放进书包的。今天没有放,忘在学校抽屉里了。

这下怎么办?明天第一节就是语文课。作业必须在今天做好。

告诉爸爸妈妈去学校拿,他们已经都在床上了,而且没准还要被骂一顿。自己做的错事只能自己负责,雨默心里已经心中有数怎么拿回作文本了。

雨默整理完书包,洗了脚,调好了闹钟,上床睡觉了。爷爷奶奶也睡了,全家安静下来了。只有楼下马路上的车流声,一阵阵地催着雨默入眠。

半夜一点半,雨默耳边的闹钟响了起来。雨默醒了,马上关闭了闹铃声。他轻轻地穿衣下床穿鞋,打开房门,走出房门先停下来,听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房间里的声音。没有。于是蹑手蹑脚地经过客厅,穿过走廊,来到大门前,他掌控好手上的力量,尽可能轻地拉锁、开门,在身后关上。楼道里静悄悄的,紧张的脚步总算可以放松一点了。电梯门开了,雨默很快钻进电梯,门关上了。电梯从21楼快速下降。

走出电梯,雨默快步跑出大楼门外。一阵冷风吹来,雨默拉了拉自己的帽子。快步跑起来。四周的大楼是黑黑的,道路两旁的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树影在路灯下飘忽不停。雨默这时候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只觉得自己很勇敢、很聪明,耳边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脚步声。跑出小区大门,雨默又熟悉地跑向公益自行车架,摸出棉衣口袋中早已藏入的奶奶的市民卡,咔哒一声,自行车的锁打开了。雨默跨上了车座,飞快地蹬着轮子,向学校骑去。

雨默的学校离家将近四公里路,自行车至少半个小时。马路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他的自行车毫无顾忌地向前冲去。看到学校了。雨默平时就注意到,因为地势,学校有一段围墙特别矮,可以爬进爬出,所以他直接骑车到这段围墙下,把自行车一搁,轻巧地爬过了围墙,跳进了学校里面,然后非快地跑到自己班的教室,推开教室门,来到自己的座位,两手伸进抽屉,果然,比一般练习本长出一截的作文本在抽屉里。雨默把作文本一卷,塞进棉衣的里面口袋。立刻走出教室,又爬过围墙。蹬上自行车,飞快回家。

家里还是静悄悄的。雨默庆幸自己没被人发现,急忙进了自己的房间,脱衣,钻进了被子,又伸出手,把枕头上的闹钟扭了几下。他要先睡一觉,然后再进行第二个计划。

其实这时奶奶房间里的两个老人听到了有人开门、进入客厅、进入孙子房间的声响,他们认定是雨默的行为,当然他们没想到是孙子在外面爬了墙回家来了。

想必有心事的人睡不成踏实的觉。雨默小朋友惊醒了。一看闹钟才三点多点,不过跟他设置好的四点相差了二十多分钟。他起来了,拿出作文本做起作文来了。写作文是雨默的拿手好戏,而且在计划如何完成这个作业大计划的间歇时间里,他不时地构思这篇作文的内容,所以写得挺顺利。不到半个小时,作文就完成了。看看时间才四点半,雨默又钻进了被窝。这下睡踏实了。直到妈妈来掀他的被子,雨默才撑开眼皮,嘴里嘟哝着:

“干嘛翻我的被子?你叫几声就是了。”

“还叫得醒你吗?叫了你十五分钟了。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了?”

雨默压根儿忘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听妈妈这么一问,记忆回来了。脸色一变,忙低下了头:

“我没干什么呀!”一边加快穿衣、下床、洗漱。

吃早饭时,爷爷问雨默:

“你昨天半夜三更为什么从外面回来?”

“你听见的?”

“我听到你是从外面进来,睡了,就没叫你。如果你是出去的,那我就要起床跟你一起去了。为什么从外面回来?不说,你就不要去学校了。”

不讲出来不行了,雨默就把事情都说了出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吃了一惊。

“你怎么胆子那么大?还爬墙!”

“我要完成作业,要对作业负责。”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雨默妈妈问。

“跟你们说,没准又要骂一顿。”

“你的责任性很强,要表扬。但是你想想,除了去学校拿本子,就没别的办法了?”爷爷说。雨默看着爷爷,没回答。那时,他怎么来得及想。

“要告诉老师的,爬墙的事儿迟早要被别人知道。”雨默爸爸说。

“雨默,你自己去对老师说,对吧?”爷爷说。雨默点点头。

老师在班会上让雨默自己讲述了爬墙取作文本的经过。最后老师说:

“洪雨默同学,为了按时完成作业回学校拿本子,这是要表扬的,他对学习很负责,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但是洪雨默同学爬墙这种行为是违反学校纪律的,必须严肃批评。洪雨默你要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写出检讨。”雨默点点头。老师接着说:

“但是同学们,大家想想,除了到学校来拿本子,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按时完成作文写作?”

教室里,立刻像炸了窝。有的说:另外拿一本作文本写;有的说先写在纸上,然后再抄在本子上;有的说也不用抄在本子上,贴到本子上就可以。

好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嘲笑洪雨默:你怎么那么笨呐

雨默也笑了:“是啊,我怎么那么笨呐!”。教室里一片欢笑!

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性,这个故事中的责任性满满的,称得上完美。

奶妈、蟑螂、随它、天地、马列/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幽暗的房间,地上有只圆圆的小蒲篮,粗粗一看,蒲篮里有一件衣服,细细看,衣服下有个刚出世不到两个月的婴儿。婴儿半遮着脸,手脚一动也不动,奄奄一息,半天没有任何声息,做母亲的,已经对她的生命失望、放弃了。她四年生养了三个孩子,全身的精血几乎已经被抚养前三个孩子所榨干。这是第四个孩子,瘦弱得像只伶仃的病猫,奶妈就叫她“猫猫”。母亲没有奶水,其他汤水小婴儿不开口,已经两天滴水不进了。母亲就把她装入了蒲篮,搁在地上,任其造化了。

房门被“呯”地一声推开,随着一连串的“奈格好什格?奈格好什格?”风风火火地进来一个高大壮实的妇人。她是主人刚为这个小婴孩请来的奶妈。奶妈叫阿三,是父亲老家的亲戚。她急忙从蒲篮里小心翼翼地抱起了猫猫,解开自己棉衣前襟的两个衣扣,把毛毛塞进她饱满的胸前。他对母亲说:“话好要我来带,猫猫就交给我。我的猫猫将来要读书、要做大事体,奈格好放在地上?从今朝开始,我跟猫猫睡在堂屋里。”说着她利索地收拾起猫猫的小棉衣、小棉被、尿布等衣物,打成一个包裹,走出了房门。

阿三先用糖水湿润猫猫的嘴唇,糖水渗进猫猫嘴里,紧紧闭着的小嘴蠕动了一下,“活着”,阿三脸上笑了。接着几天,阿三反复地用糖水、白开水,然后是自己的奶水,撬开了猫猫的双唇,阿三的奶水质地一定很好,猫猫开始吮吸、起死回生,但是她的体质是那样地羸弱,哭声像刚出生、又被母猫压在身下的小猫的哀叫,细声细气,断断续续。但是在阿三的吊样下,猫猫活下来了。

到了两三岁,猫猫的胃口仍然不好,饭不要吃,菜也吃不下,胃口很差。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总是烦躁地“咳、咳、咳”地想哭,但又哭不出来。

中医掰开她的两只手掌,灰白色的掌面,细细短短的手纹上有着点点滴滴的小白点。医生对母亲说:她脾胃虚弱,内有疳积,要把这些白点挑出来挤掉。可怜,猫猫的双手,一只只被医生的左手捏住并反掰着,被一根大针刺破手纹,挑出一粒粒像小米粒一样的疳积,然而她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只发出嘤嘤嘤的声音,往母亲怀里不断地缩着身子。

听说蟑螂能治疳积,母亲与父亲在晚上趁蟑螂出来寻食时抓它们。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两人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烫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猫猫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母亲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猫猫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这种蟑螂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中国的本地大蟑螂。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母亲不知从哪儿听来,就给猫猫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猫猫还的确吃得很香。厨房里的蟑螂被抓得没有了,猫猫也就不吃了。她的小儿疳积是不是蟑螂治好的?不知道。

猫猫五岁,她的家搬到了一套由一条割出来的幽暗的走廊、一间有个高高大天窗的底楼房间和一间靠在前马路房屋大墙的披舍组成的平房。下雨天,邻居家的外墙,即是我家的内墙,上面流淌着蛇形的水柱,房间又阴黑又潮湿,猫猫又患上了“百日咳”。每天都要咳嗽三四次,每次坐在小床边上,两只小手捂着嘴,连续地 “咳咳咳——欧——咳咳咳——欧——”不一会儿,眼泪鼻涕都挂了下来,只有几根黄头毛头发的小头随着咳声低下去、低下去,一直碰到她自己的肚子上,挂在床边的两只细瘦的小腿佝起来、佝起来,碰到低下来的头,全身佝偻着,直至翻倒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这样的咳嗽,总要十分钟之久。吃过各种药,没有效果。母亲想:百日咳、百日咳,总要咳一百多天吧,就不再用药,就这么咳着咳着。后来是怎么好的,谁也不清楚。想必一百天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有的病就不用药治,到时候自身免疫力就压制了病情?那就随它吧!当然咳起来很痛苦,然心情随意待之,或许也是很重要的治疗。大约到小学五六年级,猫猫的百日咳才慢慢消失殆尽。

那年,因为上有大哥、下有小弟都到了农村插队落户,瘦弱的猫猫被照顾派到了浙江建设兵团的四矿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是“战士”,其实战斗的对象仍是大片荒山野岭的土地。每年战士们为了让大地提供各色蔬菜、瓜果、水稻,玉米、地瓜,起早摸黑、除草松地。猫猫什么工种都做,做得很认真,而且还出其不意地会一手甩着鞭子,一手把持着木犁,在冬日板结的土地上,翻开了一大块、一大块黑黝黝波浪似的泥土,那是水稻要育秧,猫猫在做秧田了。

清晨的田野,时而白露出彩,时而朝阳闪烁,空气中夹杂着泥土和作物的芳香;傍晚横卧的山脊,山坡西边是下浓上淡的金红、桔红、玫红、粉红的晚霞,给人热情、温暖;山坡东边是深深浅浅的清灰、蓝灰、白灰、银灰,以致灰色淡到虚无。望着远远的、透明无垠的天色,使人安静、甚至空灵。

天地之气孕育了世界万物,当然也养护了整日拱背弯腰顶着太阳、风雨,甚至狂风暴雪中病态的猫猫。她的身体却比以前健壮了。

1978年的6月,猫猫又咳嗽了,于是去医院拍了个大片。医生告诉她,她的肺结核已经钙化了,没什么大问题。猫猫很惊奇,她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地患过肺结核,也没经过任何治疗却痊愈钙化了。猫猫感谢苍天大地、感谢三矿的空气山水、感谢大地提供的劳作。

1978年是猫猫的幸运年。春节刚过,县里的长兴中学向兵团领导借个政治老师,领导们脑子里就跳出了猫猫的身影。在学校里,猫猫很受校领导的赏识,也很受孩子们的欢迎。那个学期里,猫猫还参加了当时四个大学联合举办大学政治系师资班的招生考试。

一个学期结束,正好碰上知青大返城。城里出版系统向兵团要了三四十个知青,就猫猫一人被破格当了正式的编辑。编辑的起点要大学本科毕业,出版社背靠着猫猫,对她做了全方位考核,最后得到老编辑们一致好评,说猫猫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思维比文革前的大学本科生都扎实、老练。猫猫被出版社领导当做榜样到处宣说。他们哪知道猫猫在建设兵团是怎么艰苦劳动并坚持学习的。

猫猫在四矿的田野上,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单一循环的劳动生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活动。74年,离他们住处不远的一个嘉兴党校开办了马列原著学习班。猫猫和她参加宣传报道组的成员也去听了课。他们还求讲课的老师给额外的辅导,给他们改作业。那时候党校教员也是住校的,除了上课,时间也有空余。做教师的最喜欢学生喜爱他教的课,就答应了他们。在辅导和批改他们作业的过程中,这个老师发现猫猫的文笔底子好,对马列原著的理解和表述与众不同,并脱颖而出,就格外青睐,特地在私下收了猫猫为专门的学生。老师规定猫猫每天读原著两小时,看参考书不算数;10天半个月交一篇学习心得。老师要猫猫用长在自己头上的脑袋思考问题,不人云亦云。

每天十个小时的劳动,晚上还会有开会、总结工作、写报道文章……每天两个小时读马列,真的很难。但是猫猫为了完成2小时的读书规定,常常到凌晨才能睡觉。很多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为了坚持对老师的承诺,为了保证身体能够承受劳动关于学习的负荷,猫猫调整了作息安排,增加了早锻炼。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绕山坡跑步三四千米,然后神清气爽地在山坡上读原著。那里干扰少,效果挺好。离上工还有半个来小时,就回去洗漱吃早饭出工。晚上再看情况抽20分钟10分钟地读满2小时,不再熬夜。实在完不成,星期天补上。

在前后两年时间里,通过每天的2小时,猫猫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因为原著涉及而扩展阅读如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自不待言。

回程当编辑以后,猫猫保持了兵团学马列原著时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推自行车跑步到公园,在尚未熄灭的路灯下学英语,天大亮上班前骑上自行车,到出版社吃早饭上班。晚上下班后,在食堂吃饭后回办公室继续学习。那年秋季,大学开学前,录取猫猫上大学的通知书送到了出版社,但被出版社领导扣除,并劝说猫猫留在了出版社。从此,猫猫除了熟悉业务、学习英语,还要准备自学考试,去获得大学本科的文凭资格。为此她有做不完的笔记,看不完的书。

80年,出版社领导送猫猫去复旦大学外语系进修一年,

81出版社办了青年编辑培训班,请大学政治系、中文系最好的老师一门门讲课考试,通过考试的,出版社就承认本科同等学历。但是猫猫要拿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1984年她开始不脱产先参加汉语言文学大专自学考试。但她没时间去听自学考试辅导班的课,常常在考前,根据考试大纲翻书突击,然而,她每门课都是一次考过。88年她拿到大专毕业正式文凭。猫猫一定要让自己符合出版社用人的基本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本科毕业生,1991年她又参加大学教育系专升本考试,攻读学校教育管理专业,不脱产完成了普通高等教育(应全脱产)的全部课程学习和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学士学位。

虽然当时领导的意思是,通过了青年编辑培训班的考试,等于取得了本科同等学历,不用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自学考试。但后来评职称还是要凭国家承认的真文凭。如果没有那张本科文凭,猫猫就不可能最后评上正编审。

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转机,也不可能不需要转机。转机的性能有两大类,一类是别人给你的,一类是自己争取的。转机的因素又是各种各样的。上面这位名叫“猫猫”的姑娘,从生存——成长——求学——成功,一生的转机无数。但每个转机的获得都是要有前提条件,要不,转机来了,能抓住吗?能接受得了吗?

编按:昨天是猫猫写自己的故事,今天是刘姥姥的孙女儿写猫猫的故事。作者是两个人。

我感谢我的“当时年纪小”/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1943年2月13日的傍晚,我出生了。我妈说,于是我天天傍晚就哭,我妈竖抱、横抱,我就是哭,抱着我走前走后、上举下抖,我还是哭。给吃、给玩,都不要;给说、给哄,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哭。因为我出生的那天,从农历算来,是上天玉皇大帝的生日。怎么说,我都跟玉皇大帝有所牵连。我妈不敢让我哭,不敢大声呵斥怠慢我。我妈说,她的腿病,就是因为我哭她抱着走,心里又着急,这么走出来的。等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觉得我很对不起妈妈。妈!当时我还不是年纪小,而是没有年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请原谅我的哭。

跟我先后出生的邻居小孩,还有两个是男孩,我们这个墙门里有五个家庭,三家人生孩子,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只有我妈生了一个女孩。我妈觉得脸上无光,都不敢与我爸说话。有时她抱着我,做不了事,想让我爸换换手,抱我一下,也不敢高声叫唤。我爸把我往腋下一挟,我妈心里一抖,也不敢叫出声来,赶快做完事,把我抱到自己怀里拍着我,怕我受了惊吓。但不到一年时间,那两个男孩先后上天做天使去了。我妈才松了一口气:上天不要女孩。再说,她的女儿,有着玉皇大帝的魂魄所系,既下了凡尘,不了尘缘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我六个月大时,有一天,我妈抱我蹲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也许是我妈的身子不停地抖动,抖得我痒痒的,我乐了,以为妈妈在跟我玩儿呢,就不停地笑出声来。我妈压低声音一句又一句地对我说:“克笑!克响!”,我就笑得更厉害。这时,只看到桌子边出现了两条胖墩墩打着黄色绑腿布的腿脚,有人吆西吆西、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一把有刺刀尖的枪管还伸到了桌子下面。我妈用手压住我的头,猫着腰从桌子底下钻出了身子。她紧紧地搂着我,把我的脸贴在她胸前,浑身抖动着。我总是觉得我妈在逗我,还是笑个不停。突然我的腋下伸进了两只手,把我凌空举起,一直举我到我家的房间。那时,我刚认识我妈的脸,眼前不见了我妈的脸,就叫喊起来。我妈紧跟在我身后,“老爷、老爷!伊是小人,伊是小人”地叫着。

那个日本宪兵良心算是大大的好了,没有把我挑在他的刺刀尖上。他把我举到我家房间,然后把我扔在床里边。紧跟着,有两个日本宪兵也各自举着邻家的两个儿子走到我家,把两个儿子跟我扔在一起,三个小孩平时就常常见面,我见到他俩就捉摸起他们来,不哭不叫了,但他们俩却哭个不停,可能因为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家里。日本宪兵让大人站在一边不准走动。我妈说,她们四个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连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尤其是水珍妈全身抖动着,吓得在地上捣蒜似地叩头不止,因为她曾被日本鬼子奸污过,一见日本兵,往昔的屈辱、怨愤、惊悚又涌溢全身,水珍姐靠在她妈身边嘤嘤地哭。而另一些日本宪兵就如抢劫者一样,柜子里、箱子里、桌子的抽斗里,到处翻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她们看到马桶很好奇,以为里面藏着东西,掀起盖子就往里看,一股臭气冲上来,鬼子急忙把盖子扔回,嘀咕、嘀咕地骂骂咧咧。翻完了我们家,他们还是让所有的大人和小孩都集中在我们家,不让出去。他们呢,一家又一家地捣腾,整整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是宪兵司令部(后来的浙江日报馆处)丢了什么东西,四处搜查不已。丢了什么东西?找到了没有?我妈说不出来,我也就不知道了。

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宪兵正面“冲突”,也是妈妈讲给我听的。我的笑让妈妈受了惊吓。我当时刚刚有了一点年纪,什么也不懂,妈当然原谅我啊!

六岁那年,亲戚二奶奶在绍兴城他们的新房子里做六十大寿。也请了我爸一家。去的那天,我妈带着大弟、二弟跟我家大伯一家坐车去了绍兴。让我跟着外婆家的周家小狗哥哥去绍兴。结果小狗哥哥晚到了,我和他没有坐上当天最后一班到绍兴的车。小狗哥哥又把我带回家。但是房门被妈妈锁了,我进不了自己的家。小狗哥哥把我放下就出去另想办法。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哭了起来。邻居家水珍姐姐听到后,来到我面前,拿出一根线搓成的细绳跟我说:我跟你挑花花线吧!然后,我就一边抽泣着流着眼泪,一边跟水珍姐姐玩起了花花线。过了一会儿,小狗哥哥回来了。他说我们要坐当天的夜航船去绍兴。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而且是晚上坐船。夜航船比一般的船长一点,而且真的是晚上才开船。一上船,小狗哥哥就安排我睡下。反正四周是黑簇簇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躺在船板上,觉得身子侧到左,然后又侧到右地向两边摇晃,一会儿头就有点儿晕乎乎,睡着了。忽然耳朵边响起“唰——唰——”水流声,又听得“嗯啊——吱——,嗯啊——吱——”的声音,我坐起身,看看前面黑黑的,后面也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嗯啊——吱——”的声音是从船后传进来的。接着又传来压低的说话声:三更过哉,快哉!我爬过去,用手一摸,是一块布帘,撩开一看,两个人两支长橹,“嗯啊——吱——”是摇橹的声音。我妈告诉我,船是绍兴人的小包车。绍兴人都会划船,划水的有船桨和船橹。船桨是坐着划小船用的,船橹是站着划大船用的。我妈也会划船,划的是小船。小船就是现在说的绍兴乌篷船。我正趴在船板上看他们一前一后地摇橹,突然有个人说:“小人,睏觉去,再睏一觉就到了。”我忙缩回身子,躺下了。躺在船板上,睡不着了。耳朵里都是船板下唰——唰——轻柔的流水声和船尾“嗯啊——吱——”的摇橹声。但是慢慢地,我又迷迷糊糊了。

船头和船尾的两块布帘外透进来清新明朗的晨光。懵懵懂懂中,小狗哥哥拉我上了岸。没有船码头,只有一条油菜田旁边的石板路。小狗哥哥拉着我爬上斜斜的河坎泥坡,踏上了石板路,又拽着我急急忙忙地穿过油菜地的田垄,进入了一个村子,绕过几排房子,出了村,在一条大路上,我俩坐上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带我们到了城西西小路二奶奶家。小狗哥哥几乎是拖着我急急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子,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那么多的房间,那么长的通道,最后把我领到妈妈身边。小狗哥哥吐出了一口气,别过妈妈就走了。妈妈抱着二弟,大弟依在她的身边。我都要哭出来了,妈妈却让我见过坐在中间的二奶奶,二奶奶矮矮的,我叫了一声,拜了几拜。我没哭出来,因为被身后这座大房子,跟它的天井吸引住了。天井里铺着石板,中间有个圆圈,圆圈里是土,土里长着树。见妈妈忙着照料两个弟弟,我绕着树转了几个圈。就转房子去了。房屋一进又一进,一共有五进。后面有块大空地,阳光灿烂,显得很开阔。那么大的房子!我问妈妈,她告诉我:大屋二娘娘的五个儿子都在上海赚钞票。噢——

我非常感谢妈妈给我的这次旅行,非常感谢小狗哥哥的迟到,让我一生中有了唯一一次夜航船的经历。现在还有谁能坐上摇橹的夜航船?我很幸运当时我年纪小的时候有夜航船。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搬了家。新家对面有座红色大门的金华将军庙,庙很小。听说里面供奉着梁山好汉张顺。张顺是《水浒传》中水寨的第三位头领,在水里有一身好功夫,绰号“浪里白条”。张顺曾率水鬼营凿沉海鳅大战船并活捉高俅,威震天下。后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张顺在镇压农民军方腊时战死在涌金门。其实,庙里供的是曹杲。曹杲曾是吴越王钱元瓘时期(936年)的金华县令。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叫金华庙的原因。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去汴京参见宋太祖赵匡胤(976年),委托曹杲临时主持国事。那一段时间,曹杲为解决杭城百姓吃咸水之苦,凿沟渠过城墙,筑涌金水门,引西湖水入城,建得一池,便是涌金池,解了杭城老百姓的饮水之难,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建造金华庙的原因。而张顺呢?现在站在1999年重新筑成的涌金池水中,是浔阳江中打鱼的装束,也算是回归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金华庙里有一方水池,水池里有脊背碧绿碧绿的青蛙,那种绿色像玉石中的祖母绿,绿得诡异,发着光,让我惊讶、起敬。当时我把神秘的青蛙当做是金华将军,常去金华庙看青蛙。出了家门,穿过马路,跨进庙门,直到水池边,只要一分钟。因为水池在屋内,水是黑黑的,青蛙就特别绿。看得到青蛙,我就觉得今天特别运气。我从没看供在那里的菩萨,因为很黑,那时也不知道曹杲和张顺。现在,这个金华庙的位置已经成了杭州索菲特酒店的一部分了。

庙旁边有家理发店,理发店后面有个窝棚,住着一个膝盖以下没有小腿和脚的中年汉子,我们叫他“大伯伯”。妈妈告诉我说,他是北方人,打仗时,他的腿被日本军的炸弹炸掉了,走路就靠在膝盖下绑着一点棉花、布头和着地的一块汽车车胎上的橡皮,移动时必须用手帮着按地,两条大腿才能一并向前甩动前进。看他粗眉大眼的国字脸、很显体魄的上半身,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高大、强有力的男子汉。他靠给别人劈柴、打杂工过日子。男孩子常常到他的窝棚前叫他“没脚佬”,惹他,想引他出来追逐他们。“大伯伯”生气地红着脸,拿着一根竹竿,想追打他们,这怎么追得上?妈妈听到外面小孩子跟他打闹的声音,常常对我说:你千万别跟他们一样叫,独手独脚的,也回不了家,真可怜。

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涌金门直街,东边直通是中山中路的羊坝头。涌金门直街的西头就是南山路,原来称为膺白路,是为纪念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要黄郛(字膺白)而命名。黄郛是个誉毁天下,极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南山路口大华饭店地段曾有黄郛故居。解放后,膺白路改名南山路。不过我觉得“膺白”两个字很好听。路两旁高大梧桐树荫下、人烟稀少的马路,加上“膺白”两个字音,膺白路是杭城最漂亮最有诗意的马路。

1950年5月。一天,街上多了很多穿黄军装的士兵。说是解放军打到杭州了。但是在西湖边的人家没有听到枪响。那天下午,我家的客厅住进来一队背着各种大小军鼓、洋号的解放军。他们不跟我们说话,每天在下午吹号打鼓,进行练习。那时我和弟妹们就坐在厨房和客厅通道口的阶梯上看他们练习。有一个人专门打拍子,后来知道那人就是这个鼓乐队的指挥。二弟很喜欢,几乎每次都去看他们打鼓,还跟着那个指挥,两只手挥上挥下、横过来竖过去地学着打拍子。没几天他们就走了,好像住进了南山路上,后来是浙江军区政治部的大院子里。

过了两天,邻居施伯伯家来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看刘庄。说西湖里的刘庄可以公开参观了。妈妈没时间,就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要去,邻居们把我拉上了施伯伯家的大卡车。卡车开在一条我不认识的、两旁都是绿树的土路上(现在是杨公堤)。第一次坐敞篷卡车,最大的感受就是迎面有力度的风,吹在脸上,睁不开眼睛,耳朵边是风力快速掠过的呼呼声。一路上听车上的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那个老板姓刘,所以叫刘庄”、“房东已经逃到香港去了”、说那里“是杭州西湖边最好的园林别墅”……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时我对刘庄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挤在大人中间凑热闹的小伢儿。我记得那次我只看了一栋房子,留有深刻印象的是那栋房子里五颜六色的玻璃,那种深深的红绿黄蓝紫雕花的玻璃那么奇特,世界上竟然有宝石般的玻璃,多想得到一块。又跟着大人去庭院里挠“痒痒树”。有的人说,你在下面挠挠树干,树痒痒了,上面的树干和树叶就会动起来。那时这种树很难得看见。我挠了,树枝和树叶也动了,但谁知是我挠动的还是风吹动的。其实,就是紫荆花树。那种树干光溜溜的、油亮亮的树皮,春天先爆出紫色的像珍珠一样缀在树干上的花,后长叶子、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

没几天刘庄又不能随便进人了。杭州的解放,在七八岁的我,脑子里留下的痕迹,就是上面这两件事。

也在那年春天,我进了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南山第二小学,成了小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的教室在湖滨一公园,据说是那时的澄庐。对那里的教室已经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记得的是我从学校回家路上最热衷、最愚蠢的游戏。回家的路右边是澄庐别墅的围墙。从一公园到涌金门,无聊的放学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回家。我总是喜欢伸出手指,摸着墙,随着脚步的走动,手指在墙上跳动,麻麻的,不一会儿,五个手指头上都是灰白的墙灰。围墙没了,回家的路就走了一半。手指在裤子边上擦擦、拍拍,也看不出什么灰来。如果是秋天,秋风一起,空中一片片小折扇样子、黄黄的银杏叶随风飘飘洒洒,我就看它们飘到地上,我再从地上捡起它们。总要捡上满满的一把,从中拣几片,把它们夹在书本里。余下的,再从我的手指间向空中撒出去。快到家时,拍拍衣服,拉拉书包带,进了家门,也没东西吃。我妈也不要我洗手。

一年级下,教室搬回到杭州师范学校南山二小的本校,就是现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位置。后来杭州师范学校,搬到玉皇山脚下海军疗养院旁边。二小暂时还没搬出。我不用穿马路走到一公园上学了,但是我要经过中药号胡庆余堂库房高高的黑瓦白墙。墙上那硕大无比、漆黑油亮,看上去每个笔画都有些凸显“胡庆余堂”那四个招牌大字对我很有吸引力,总觉得那高高的白墙,黑黑的大字很了不起。高墙里面是什么?有的说是药店的仓库,有的说里面养着梅花鹿。我很喜欢这面墙,气派、神秘,还因为我放学后还是可以摸着白白的墙面回家。

墙面摸没了,是转弯角,就快到家了。路的转弯角有一家小糖果店,还有蜜饯。开始时我常常去糖果店门口站一会儿,看看这个瓶子里五颜六色包着糖纸的水果糖,看看那个瓶子里的芒果干或者甘草梅。老板或者老板娘走过来,看看我没伸出捏着钱的手,连问也不问。我妈从来不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向妈要钱买零食吃的胆子。看了几次,没有新鲜感了,我就不去看了。

我在南山二小读了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刚开学时学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中有个“莉”字,三部分组成,常常上的上,下的下,左的左、右的右,很难挤到小小的方格里。那时,汉字还没简化,“云”字上面有个“雨”,两个字上下相叠就变长了,怎么写都挤不到一个格子里。父亲只会要我写十遍、再写十遍、再写十遍,写得我都不认识是什么字了。我写字的桌子是大人坐的方凳,我坐在小竹椅上,两条不短的腿蜷在凳子下,动也动不得,很累。最后写得我都哭了,父亲还要我写十遍。我妈在一边心痛了,快步走到我身后把我拉起,把凳子推向墙边。说:“我们不写了。我一生一世不认得字,照样活得好好的”父亲听了妈妈的话,没说话,但他看妈妈那一眼,我有点怕。之后,老师在我写的名字上进行了修改,我才明白怎样才能写好“云”的繁体字。后来,我又写了十几遍,终于写好了。

从写名字一事中,我想到很多:字是一定要写好的;有时父母要我们做到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喉咙响;云是一定和下雨连在一起的东西,一个空间里,大东西放不下,如果把它们变小了,就放下了,两样东西,变不了这个就变那个。

第二件事就是回家路上摸墙、捡树叶的游戏。我觉得寂寞的路途上,仍然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可做,就看自己寻找乐趣的心力了。

第三件事是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那天,解放军叔叔送我们吃橘子的事。我们学校对面是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二年级上学期,六一节那天,政治部的解放军叔叔抬着一箩筐橘子,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把橘子对堆到讲台上。我们班分得了一堆。老师先分给我们一人一个,还多出几个,老师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每人半个,分给班里一部分同学。我也多得了半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会让我多吃半个橘子。我多吃得莫名其妙,也高兴得莫名奇妙。

除了这三件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是怎么做作业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不过我知道我的书包是个单层布的手拎布包,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两个练习本,一支铅笔。拎着书包带,可以把书包在空中甩圆圈,没有重量。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妹妹两岁半,但是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吃不下东西,得了什么小儿疳积。疳积病的人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明显脾胃功能失调,还饮食异常,烦躁易哭,她都具有。提起饮食异常,说出来,大家都要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妹妹吃蟑螂吃得很香。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有翅膀会飞的本地蟑螂。晚上爸妈在厨房里抓蟑螂,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爸妈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妈妈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热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妈妈把蟑螂倒在小碗里。妹妹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妈妈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妹妹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妈妈不知从哪儿听来,给妹妹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妹妹呢?还的确吃得很有味道。我感到奇怪,活蟑螂那味道真难闻,炒蟑螂却那么香,但我不要吃。站在妹妹旁边,看她一只一只地往嘴里塞,心里奇奇怪怪的,她怎么会要吃蟑螂?

办了房子后,我家的乡下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都是妈妈娘家的亲戚。客人大多通过爸爸给他们介绍了工作。妈妈有个表弟,我们叫他寿舅舅,他和小狗哥哥都进了染坊厂。后来大姨一家四口人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间。我的姨表哥,爸爸就介绍他去百货商店做了学徒。大姨和大姨夫就做起了卖汤番薯的生意。每天很早起床,在大门口的天井里洗番薯、切番薯,然后装进一只大铁锅,搁到用汽油桶改制的煤炉上烧。烧熟以后,抬到膺白路马路对面的行人道上摆摊。那时没有城管,没人赶。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大锅番薯就卖得差不多,只剩下锅底的一点汤,大姨他们就抬着锅灶回家了。

我想吃番薯的话,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吃完嘴就有点苦。

小时候,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寿舅舅住在我家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他。他会讲故事给我们听,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围住他,要他讲故事。他就讲关公、张飞等很多《三国演义》的故事。有一天,他讲完赵子龙单枪匹马闯入曹营救出刘备儿子阿斗的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小孩阿斗的故事,缠着寿舅舅再讲下去。寿舅舅最后说:“好,我再讲一个十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故事”。于是寿舅舅闭着眼睛讲:“话说张飞,听说赵子龙一个人去曹营救阿斗,就带领十万大军去接应。十万大军一路上啊啊啊——地飞快行军。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没有船,只找到一座独木桥,怎么办?只好一个一个过。你们数好了:一个过去了,二个过去了,三个过去了,现在你们数下去……”寿舅舅不讲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睡着了。我们把他摇醒,让他讲下去。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过了独木桥了?十万大军过完了没有?我们才知道寿舅舅是在搞我们。我们就有的爬上他的肩膀,有的就摇他的膝盖,吵个不停。妈妈叫我们睡觉了,寿舅舅才得以脱身。

小时候,妈妈会在清明、中元、冬至和过年前,带着我们去二舅家祭祖走亲戚。在他们家里待上一天,吃两顿饭,晚上才回家。那一天是我们最高兴自由的日子。在二舅家,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个人跪着,一个人坐着。走近仔细一看,是二舅跪着、双手拜着坐在椅子上的二舅。我看不懂这张照片,后来再想想,自己拜自己——就是自己求自己,就是说有什么事,不用求别人,求自己最好。这张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还记小时候第一次生病发烧的情境。小床靠着窗户,白天的光线很好。隔着蚊帐望着窗外,只看到长方形的窗格子,没有树叶子,也没有小鸟的叫声。发烧使得我的手脚没了力气,手脚动弹不得,脑袋很重,抬不起头来。努力睁开眼睛,病床上白色的蚊帐,整帘整帘地一会儿飘过去,飘过去,飘得得很远很远,越来越小,像远远山顶迷漫的一片白雾;一会儿又飘过来,飘过来,很近很近,像一张白色的、有万千细孔的渔网,一直压到我的头上、身上,透不过气来。记不得病是怎么好的,但会飘移的蚊帐变成渔网至今没忘。

“那时年纪小”,是我人生最新奇、纯真、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对任何事就是一个客观认识,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深入复杂的关于原因、结果的逻辑思虑。高兴就是高兴、喜欢就是喜欢,奇怪就是奇怪、哭就是哭,可以哭着玩游戏,一切都很单纯。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痛苦。能穿越在一段带给我全新感受、自由自在、毫无遮掩并令人轻松愉快的过去。我感谢我的“那时年纪小”。

  • 附图摘自网络:杭州 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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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一定有遗憾/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人的一生,从小到老,不知有多少遗憾的事情,而且你总是到后来才能认识到,当时你回避不了造成遗憾的过程、认识不到造成遗憾的原因。人们常常会说“如果”,然而“如果”永远是虚拟的。作为过来人,想说的话常常被认为是陈年八股,然而一代代不屑于这陈年八股的人,却仍然在历经这陈年八股的一生,尤其是恋爱婚姻的过程。

当代已经有不少人为了防止这些陈年八股的经历,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着婚姻,但这只是一条消极之路。最近在电视剧《不惑之旅》,编剧引用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一句话:“人们是在人生的选择当中确定自己的生命本质,并最终决定自己的生命本质。”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本人以为应该完成人的一生的全过程,才算体现了自己一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的生命价值,而结婚生子是人实现价值必有的过程之一,不能躲避。

可是婚姻伴随着很多无法避免的遗憾。恋爱与婚姻是两个性质绝然不同的人生过程。恋爱时,男女双方都自觉不自觉地掩饰着、忍耐着自己缺陷的放纵,把尽可能好的态度、脾气通过尽善尽美的言行呈现在对方面前,对方接受的信息都是最漂亮英俊的外表、最体贴入微的誓言、最热情温暖的举动等等。这可以由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的女士和先生们相亲的镜头佐证。其实呢?这只是情感表达的伪真实。

婚礼过后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是早饭怎么吃?谁去做?当然你可以不吃早饭,但毕竟多数人是要吃早饭的。也可以点外卖,但外卖不可能是永远的选择。所以有了家庭,就要考虑开门七件事,那么谁来履行、如何履行?这些都是保证两个人的日子继续向前的必需和必须,而又是很实际很琐碎的家务。如果还没从恋爱的浪漫中走出来,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转换了角色,是一个家庭的主妇或者是个有家室的男人了,那么矛盾就会从你们家庭生活的任何角落萌生,钻出来。因为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情是虚幻的,重在心理感受;婚姻是实在的,重在生活享受。也许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事实就是这样。

成家的两个人,首先要明白各自对家庭的责任。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责,就不明白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履行的义务。比如经济负担上的、家务劳动上的、人情来往关系处理上等等。不理解,矛盾丛生就很难避免。

成家的两个人,来自两个家庭。不同家庭出生长大,各自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而且习惯和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如果不协调双方饮食上的喜好、不宽容双方生活细节上的缺陷,两个人的生活很可能渐行渐远。

成家的两个人,如果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常规教育程度不同,在志同道合上差别较大,如果各自没有继续学习的上进心,两个人的文化层次、性格脾气,甚至处事待人、举止谈吐礼仪上的不同追求就会产生距离,而且会越来越大。

邻居曾尤幸在初中时就一见钟情苏姑娘,一定要与其恋爱。苏姑娘不愿意,其父母也不同意,因为曾的工作在远洋轮上,一年有半年不能见面。但曾尤幸锲而不舍,经历了一番不算轰轰烈烈的追求。苏姑娘为其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曾尤幸终于如愿与之恋爱,最后结了婚。

对分居两地的生活,苏姑娘还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她没想到的是曾尤幸居然想不到行使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不给妻子和孩子足够的抚养费,对改变家庭的装备、设施等生活条件等等经营没有丝毫的设想和付出,胸怀不宽阔,眼光不远大,还反问妻子“你有兄弟几个,为什么要你给母亲生活费?”苏姑娘是个自尊性很强的女孩,从此不再向曾尤幸伸手要钱。

曾尤幸家境贫寒,但因为是长子,且自他以后都是女孩,父母很宠爱他,尽可能地不让儿子受苦,家里的活儿皆由他下面四个妹妹承包。曾尤幸十六岁离家服役海军,复员后又在海轮上工作。可以说他从小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家庭生活的规矩仪式感,在待人接物方面随心所欲。起初夫妻俩,一年见不到几个月,大家都还客客气气。50岁退休后,曾尤幸彻底回家了。刚回到家,他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手脚,就整日在棋牌室过日子,苏姑娘理解他长期不在家,不知道该干哪些家务活,劝他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长时间坐着打牌,对身体健康不利,他不听。家里的事呢?不会干。他做的菜,孩子们不喜欢吃。教他该怎样做,他不学,连洗衣机怎么开也不肯学,说:“学会了,多一件事。”他就喜欢买东西,买回来的东西往家里任何一个空间上一搁,不顾房间的整洁和干净是否,也不跟人说一下,今天买,明天还买,不管家人爱吃不爱吃,不管吃完没吃完,他想着买就买。一家人吃饭时,原来都是苏姑娘跟孩子们交流学校生活的时间,而曾尤幸不准孩子们说话,不准发出声音,谁发出声音,就用针,刺谁的嘴。自己呢?却吧唧吧唧地嚼个满饭桌响,让人烦躁。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苏姑娘对曾尤幸越来越不满意。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越来越不相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两人争个不休。苏姑娘对自己的婚姻何止是遗憾,简直是后悔。

苏姑娘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自责自己当初为什么没看出他是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人在恋爱时,想不到这种问题,因为不到时间,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表象。俗话说,人在恋爱时,智力最底下。恋爱由情感掌控,很少有理智,恋爱时,选择对方的标准其实是很低很狭窄。我们总是听到女孩子们说:“他都听我的”、“他对我很好”。然而,这些不是对方的全部,不是完全的真实。很多生活问题的本质只有在生活现实面前才会暴露,而婚姻生活现实的现象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呈现的。

别说人有区域文化的差异,就是生活在相同城市的人,也因为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不同,人的性格脾气就不同。老话说:“人无完人”、“本性难移”。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成了亲,如果不深入了解,很可能连饭也吃不到一锅,电视也看不到一个屏幕。随着年龄增长,性格中的顽劣面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顽固。到了晚年,也许连话也说不到一个层面上。

苏姑娘审视自己从被动地进入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她感到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爱形象思维的女孩,因为年纪不大、因为没有阅历,很容易看不透,而且还放大对方恋爱中甜蜜的言行,以为这就是全部,还以为一生能与之持久,然而不是。

离婚吧,苏姑娘又觉得婚姻之所以与恋爱不同,是因为婚姻是裹挟着责任和道义一起来的,有对丈夫的责任和道义,有了孩子又有了对孩子的责任和道义,还有对对方父母兄弟姐妹伦理道德的责任和道义。有人说:婚姻就像一张网,你若进去,就会被各种各样网结钩住而挣脱不出。

离婚再找个伴侣吗?不用了,估计再来一个,也是大同小异,不能让生活再重复往返。苏格拉底说过吧: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苏姑娘理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对你的生活,你首先要有理性的思考,二是其中所说的“价值”,应该是指个人生活的价值。

一个人,尤其是女生,不能被婚姻所困囿,无论是你觉得幸福的婚姻,还是有麻烦的婚姻,总之一个人的生活一定要有价值,对社会有价值,对家人有价值,而尤其要对自己有价值。既然恋爱时,没有进行认真理性的思考,那么对婚姻就不能随性地放弃理性的思考。纵观中国传统婚姻,离婚率不高,那是因为夫妻双方都比较理性,不是率性而为,都比较有家庭的责任感,对双方的缺陷都进行了宽容。不对,这里说“宽容”并不合适,应该说是“忍受”——压抑的“忍受”。

于是,当今的婚姻,离婚率提高了,是不是说明人的个性解放了,应该给以支持?不能,因为离婚的同时,可以说,人也抛弃了绝大部分对家庭的责任和道义,给家庭,尤其是给孩子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以致失去了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性。

当今,不少人(多数为知识分子)又创建了最新型的理智的婚姻状态:即在不违背婚姻道德的宽容的大原则之下,夫妻双方在家庭内营建自己私人的精神空间。在尽可能趋同化的前提下,夫妻双方尽可能减少控制对方的欲望,互相不要求对自己的亦步亦趋;允许对方缺点的存在,允许对方向自己说“不”;尊重对方、不干涉对方的爱好兴趣,像朋友、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地一起相伴到老。

婚姻是一所学校,男女双方一旦结了婚,就成了婚姻和家庭的学生。抱着小心认真的态度,你慢慢地学会了婚后的生活。婚姻经营得好,就能减少很多遗憾,甚至可能使身边的爱变得持久,使爱情里的诗和远方变成现实。所以:

  • 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为了去爱,还是因为爱了就要结婚?
  • 一定要认识到婚姻一定有遗憾,改变不了对方,就改变自己;不能建造完全的两人世界就增加个人空间进行弥补;
  • 一定要带着责任和道义走进婚姻殿堂,一定要有宽广的心胸去拥抱你似乎熟悉又很生疏的对方;
  • 一定要有坚定的毅力去坚持你的宽容,婚姻不可能没有遗憾,婚姻与责任、道义同在一个屋檐下。

婚姻应该是理智的产物。

  • 摄影:Nick Wu(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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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聊“站在巨人肩膀上”/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不管牛顿说的那句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是谦虚还是讽刺,“巨人的肩膀”是始终存在的。这个巨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无论是国家、社会、个人,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头顶上,别说是肩膀了。只是前者和后者选择和搭配的不同罢了。

这个话题的范围太大了,只能检点儿身边零星之事,聊发感触。

其一,去年疫情稍有松懈,与家人一起去良渚文化遗址公园。有一间宽大的茅草披所内,看到良渚历史文化土层的实景模型。5000年以前的良渚文化层压在最下面,据考古专家比对,那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正好是夏王朝,但是良渚已经有了王朝都城,有了成系统的水利工程,有了成熟的水稻田间管理。在那时代,良渚文化绝对是个天地间的巨人。在良渚文化层上面有文字标明的就是吴越文化层,再上去就是宋代的文化层,后面的文化层就更清楚了。面对叠加的文化层,普通人也能一眼看穿文化层是后一个朝压在前一个朝代,是后代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叠加和顶升上去的,于是,文化层在时间隧道中,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类历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时代,你能在当下存在,履行人生的一切,你必定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其二,在西安临摹碑林,在西安穿越博物馆,在西安注目兵马俑,在西安浴游华清宫,在西安信步城墙,走遍东南西北,从内心感到西安的文物俯拾皆是。在西安回坊内大皮院的李家巷吃最纯粹的西安味道酸汤饺子、biangbiang面,以及花奶奶家的酸梅汤时,看到钉在墙上的木板上,除了财神爷,还有秦始皇和唐明皇。我跟摊上的店小二闲聊。我说:你家还供着秦始皇、唐明皇呐!西安现在富了,全国人民都来西安摔钱。你们也发财了吧?忠厚朴实的店小二面露愧色连连说:“吃先人哪,吃先人!”这个底层的西安老百姓很明白,现在的西安人不用站在秦始皇、唐明皇等先人的肩膀上,只要躺在秦始皇、唐明皇的怀抱里,就能吃现成,能不好好地供奉先人吗?

其三,古今中外,成千上万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的论文,当然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抄袭。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要让自己的论文出新,有创造。必定要了解之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以,哪一篇论文都有“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是什么?是即将形成新论文的作者搜集、分析前人在他所研究话题范围内已经有的研究成果的概述;“参考文献”是跟这个话题研究有关的各种角度、各种内容的外围论文。新论文的作者当然不能抄袭前者论文,但新论文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前论文,因为“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就是新论文的“肩膀”。

其四,当今的孩子们,尤其是00后一十年代后半期出生的部分孩子,那个飞扬跋扈啊!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使,可以任意在天空飞翔,愿意在哪儿停留就在哪儿停留,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过,他们确实聪明,领悟能力很强,只要他们感兴趣,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在校内,一般不是差生。他们也参加校外培训,从早上到晚上九点也乐此不疲。但他们还能挤出时间来弹钢琴、给自己写的歌词谱曲、画卡通、还写小说,虽然都是尝试,但也有模有样。他们还能挤出打游戏的时间,把游戏打得风生水起。他们真像是一群蓝精灵。他们自认为很了不起,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心中无人,

他们在家里都是独生子女,没有理由地吃好的穿好的,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没有别人。碰上好吃的,他们不会想着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先吃一口;他们大声歌唱,不管别人是否在休息;他们很少说“你好!”“请!”“谢谢!”如果长辈们跟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样做,他们会说:那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事。如果长辈们向他们请教电脑、手机怎么用,他们就把电脑手机一把拿过去,边前后左右地点击边说:“这种事情我们比你们懂,我们帮你们搞定就是了,你们不用学”。他们就那么狂妄。然而你要他们整理床铺,叠被洗衣,找扫把打扫房间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傻眼了。在基础生活能力上,他们不屑一学,又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不会做没关系,可以叫外卖,可以上饭店,不会做家务没关系,可以叫家政,所以他们又像是一群脚不踏地的蜉蝣,美丽、优雅,但是没有根底。

问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初中生,怎样看“巨人的肩膀”?回答说:哥白尼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说》发明的“日心说”,让他成为了“日心说”的创始人,他又站在了哪个巨人的肩膀上了?一时语塞。这个初中生刚刚看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日心说创始人惊世骇俗的哥白尼》,信手拈来,一个反问句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呀,既然是“创始人”,就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踩。可爱的孩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哥白尼只是创造了“日心说”这个词语,但“日心说”这个学说,不只是哥白尼一个人研究出来的。为了得出“日心说”这个结论,哥白尼不但夜夜辛苦地观察天体星辰,作艰难烦琐的数学计算,而且还努力研读古代的典籍,目的是为“太阳中心学说”寻求参考资料。他几乎读遍了能够弄到手的各种文献。连哥白尼自己都说:“我愈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求帮助,就愈是把时间花在那些创立这门学科的人身上。我愿意把我的发现和他们的发现结成一个整体。”教育下一代的父母和老师,还有写书的作者,要让孩子们接受客观真实的科学知识,要让孩子们懂得传承,词语是不能随意运用的。

“巨人的肩膀”无处不在,没准你现在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有一颗利国利民的心,无人无有“巨人的肩膀”。你应该也有!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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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说诚实是为人之本/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老实人不吃亏”这句话在当下似乎还待商榷、反思。我的一个朋友周君,至今为止是我认识的一个真正诚实守信、守规矩的人。公共场所的规定,他从来不逾越。不在草地上走步、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包括现在的垃圾分类,他都认真遵守,从不越轨。有时家里人说他太迂,他就说:既然有规定,老百姓就要去执行,要不国民素质如何提高?

对别人拜托的事情,只要他答应,他绝对会不顾一切地去遵守、去兑现。有时候对方自己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但周君还是遵守诺言,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吃亏不吃亏,就可想而知了。只要他是坚持“诚实”原则,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但他还是尊奉他的做人原则:“诚信为人之本”。

记得他在国外教学时,规定教学期间如若家属出国探亲,本人就不能再回国探亲。有个S姓同事因家中私事,觉得自己必须回国去处理,但又不想让管出国老师的教育秘书知道。走前S老师请周君帮个忙,不要把他回国的事情告诉教育秘书。周君认为他自费回国几天,又不耽误工作,就同意为他保密。

谁知两个月后,周君被教育秘书叫去谈话,当头一句:“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自己都跟我说了,你还为他保密?”

周君告诉我这件事时有点气愤:“你看有这样的人,自己出卖自己。既然向领导说了,那你也通知我一下,在他回国的事情上,反倒我受了批评。教育秘书说我不及时向他报告下属的情况,出了问题谁负责?”

周君让领导批了一通,一句话也回答不了。谁叫他信守诺言了?

与周君一起出国任教有四位老师,分别在那个绿化率名列世界前茅欧洲国家的四所大学教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之余,周君想与老师们一起编写一部那个国家的母语和汉语直译的教材。编写计划得到了国内上级领导的同意,并且划拨了开笔经费。虽然周君一直没有得到通知,但他还是开始编写了第一册。第一册得到了任教大学汉学系老师的肯定,并且愿意把汉语翻译成他们的母语。两年时间很快过去,回国时,周君希望能再留下一个月(在签证期内),集中时间编完第二册。教育秘书不同意。他堂而皇之地与周君说:“开编费早就拨下来了。但是你与其他老师一起编写,为什么不请我一起参加?”周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教育秘书已经订下了让周君回国的飞机票,再说,周君觉得“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如果不出一力,书上有名,这不是作假了吗?为什么就有这样的人和事,就因为他是领导,就一定要把他挂上名字,而且还是什么总策划、主编、顾问的名头。周君那套教材就那样被流产了。

周君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内疚。可他就不搞那些让自己别扭的人事关系。教育秘书在周君回国前还暗示他别想在国家教委面前告他的状。周君对他说:“我不是那种小人”。周君一直信奉“人若失去了诚实,也就失去了一切”,他认为教育秘书的那种为人,自会有天道惩罚。果然,那个教育秘书最后离任时,中国大使给了他很差的评价。这个消息还是几年后国家教委的朋友告诉周君的。

联想到他的职务晋升上,也是那样。学校合并的那年,他的大学行使独立评审权力是最后一年,很多副教授托关系、找熟人,想尽办法希望能挤入人文大学评定标准的末班车。我想可能只有周君一人,会傻傻地拿着一大叠他主编的商务印书馆给他特地寄来的出书校样,去职称办问询可以不可以。职称办一位年轻的金老师一口回绝了他:“校样不行,一定要有成书。”

周君任教的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往年在晋升副教授职称时,学校有名额拨下,周君也为好几个老师去职称评审委员会述职,请评审委员们支持、扶持这个新独立的教学实体,也为老师们找了有关评审委员。但是现在是为自己去找人,周君有点抹不开脸面,觉得为个人利益不好开口。算了,明年书就出版了。

谁知第二年,几个大学合并后的新大学,教授晋升条件要有全国核心刊物、特级刊物的论文。还没从学生多、教师多、课时多的教学新环境中完全理顺的周君根本没时间顾及论文的撰写。再说,他也没有熟人可以帮他引荐论文给有关刊物出版社,他更不愿意自费去买版面费,刊登论文。再说合并以后,原来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了校部机关外事处下的教研室,教师名单不在新大学的教师队伍之中,没有职称晋升的名额,得去向上级特批名额。而这一年行政领导自己也要晋升教授。一个外校合并进来的普通教书匠能轮得上吗?干活儿可以,分锅里本来就不多的粥,连口都不用开。周君没有找领导,他很明白,找了也白找。事实证明,领导也根本没想到他。

教授职称就这样与周君擦肩而过。同事们知道他有真才实学,很为他可惜。周君却说:不就是多了几千块钱吗?“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五斗米去向许多不认识的人点头哈腰赔笑脸,我不习惯。就算我是为大学合并做出了牺牲。周君心理明白,如果大学不合并,凭商务印书馆出的书,他晋升教授是肯定的。

但周君有一点想不通,行政干部已经有了他们的正处、副处等职务级别,为什么还要占用教师的职称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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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君是个很随和、又很客观处事的头头,与他共事老老少少的老师都很喜欢他。周君一辈子只与一个曾经当教研室主任的同事闹了别扭,就是因为系主任找周君了解这个老师的情况时说了几句老实话,消息很快就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很快就到系总支书记那里告周君的状。于是周君被系里的总支书记找去谈了话,周君陈述了客观事实,此事又不了了之。周君同时也失去了与一家出版社洽谈出书的机会,因为这家出版社社长是这个同事的老乡;失去了入党的机会,因为是她来发展周君入党的。副教研室主任建议他们俩交谈一下,消除误会。周君说:“既然她知道是我讲了那些话,在教研室所有老师面前都叨叨了那件事,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叨叨?我要求在全教研室会议上当面陈述,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真相的,只是我实话实说而已。”当然,教研室没有召开那个会。真相,所有的老师都知道,系领导也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根据客观事实说真话那么难吗?

周君这种人,在现在的社会只能算是个笨蛋吧?是的,在事事、时时、个个都讲究包装、突出、彰显自己的年代,他这样的人就是笨蛋,绝对得不到好结果。

但是周君并不以为如此。他始终认为诚信是为人之本,是人的最基本素质,没有诚实就没有人的尊严,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确实,周君老师的为人,同事们有口皆碑。周君在他自己的教学范围之内,没有人怕他,也没有人不尊重他。每学期上课,他让其他老师先挑课,留下来的课程,一般备课有些麻烦,周君就自己教。出国进修名额让别的老师先去。教师和行政人员的福利有所高低,他就把自己排在行政人员系列,拿低的。

他给老师们开会,没有开场白,没有结束语,就是一二三几个问题,目的和目标,怎么做,告诉大家,最后要大家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当然也允许会后个别交流。但是背后的议论,他一概不听。曾经有个老师告诉周君,那个教研室主任在别人面前如何说他。周君听后,对那个老师说:“她为什么在你面前说我怎么、怎么,你应该明白她的用意。如果她以后再在你面前说我,你就告诉他,‘周君老师请你自己到他面前去说这些话’,不然,我就当她放气。”

如果有人向周君反应某个老师的教学问题,周君必定自己去听课、去感受,然后向上课的老师当面指出,并向这个老师提供比较合适的教学方法。周君有肩膀,敢于承担责任,所以几个大学没有合并以前,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教学环境非常融洽,教师队伍比较团结,没有是非之争,大家都比较舒畅、快乐。大学合并以后,那段生活常常被大家怀念。

周君常说:诚信是一种心灵的开放、坦白使人心地轻松。他认为“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没有了虚伪,就是真善,事物、人事达到了真善,那就是美的境界。所以他坚持为“真善美”的境界而努力。

至于个人的损失,周君认为:有失必有得。心中没有欺诈、虚伪,就不会有任何担忧,就不用为了遮掩一个谎言,再用尽心机去说第二个、第三个谎言。人的心里坦荡荡的,对任何事、对任何人始终秉持正直诚实的态度,就必定会有问心无愧的归宿,生活就舒坦,身体就健康,这才是人生追求的幸福和自由王国。周君常常对别人说: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足,我足够了。

“诚实是力量的一种象征,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艾琳·卡瑟说。周君虽然失去了不少名和利,但是他的人格显示了无限的力量。虽然他退休了,但还是有许多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追逐着他。只要与他在一起,就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就充满了欢笑,就如荡涤了自己的心灵,对第二天的生活、对未来就有了目标,有了力量。

在当代社会风气中,周君这样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但他绝对是个高尚的人。英国诗人乔叟说过;“诚实是一个人得以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主题:一句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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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号贴文二之一:放纵者还想放纵?/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接连两年的疫情,脑海里不时重复地跳出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这首歌颂自由诗作,有了新的诠释。有些国家的有些人真的把“自由”排在了生命前列。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存亡关头,在还没有药物能控制疫情的漫延和传染时,人们最原始的抗病手段只能是待在家里不出去,或者戴着口罩出门去。但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人说“不”,那样会限制人们的活动自由,限制人们行为举动的权利,是对他们民族文明的羞辱和鄙视。于是,昨天几千人倒在广场屋檐下,今天又是几千人倒在人行道上,明天或许又会有几千人倒在大马路上。果然,没过半年,悄无声色地,几十万生命奔向了自由王国。他们哪里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为是一种新型的疫情,人们有的也许真的不明白这种疫情践踏生命的威力,是很需要领导者出面、主持、说服、疏导、规劝,甚至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进行某些硬性的规定,但是领导者也说“不!”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掌控不了的世界形势,何况这小小的病毒。然而,病毒并不认识你是谁,不给这个世界大佬面子,热情又猖狂地地敞开一扇扇“自由”的大门,吞噬无数的那些“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生灵。空中的电波每天传来持高不下感染疫情和在疫情中逝去生命的数据,人们不经疑惑:这是不是一群蠢官、一群愚民?

不!他们一定不承认,一定会反击你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者,是世界的主宰,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耀武扬威地认为自己掌控了世界上最高端的科学技术;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国布满了成百上千、各种各样的军事基地;认为谁是恐怖主义,就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携带各种军事武器去消灭他们认为的恐怖主义,把那个国家作为各种军事武器的试验场。为了规避疫情的传染,居家生活、戴个口罩是不尊重人权,那么中东各国战场上死伤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权又向谁去讨还?

行为放纵惯了的大佬,如今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岌岌可危了。从开发新大陆、殖民新美洲,到成立国家,从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大佬都是无与伦比、刚愎自用、独一无二的强者,谁也替代不了他,哪个国都要纳入他的体系。不然!

就再来个八国联军、再来个高端科技封锁,还不行,就毫无顾忌地挑拨关系、诬陷病源,甚至无耻赖债……还想任性妄为、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地来一下?

要明白,现在你的对手已经不是那个背后拖着小细辫的清朝人了。一百年来,毛先生的思想精神依然炯炯发光,而且变换成了无数的物质力量。你有的,几乎你的对手也有了。大不了再来个上甘岭、再来个八年抗战,你试试!

裴多菲的“自由”,我们有我们的理解。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克制·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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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怎么仍留在这里?/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1961年,苏姑娘有幸考上了刚改为五年制的大学中文系专业。这个专业的师资力量是全国有名的,可实际上学生聆听名师面授的时间很少、很少,因为从63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年级在农村搞了两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4年11月才回校上课。1965年9月,学校接受了200名越南留学生。因为缺少汉语老师,根据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可以在本校中文专业提前毕业几个学生。那时学生刚从农村搞社教回来不久,中文系的老师正在开座谈会要学生谈谈社教运动的体会,苏姑娘也参加了。她是个不爱讲话的学生,常有同学说她是个思想不开朗的人。所以在座谈会上苏姑娘没有主动发言。后来是老师点了她的名,才发了言。

半个月以后,系办公室通知苏姑娘,说她被提前毕业了,让她去学校组织部人事处报到。

为什么是她被提前毕业?这个问题,苏姑娘当时一点都没想。她只是照着通知上的要求去留学生办公室报到,又根据留办主任的分配,到班主任老师那里报到。班主任老师叫她听课,她就听课,要她准备试讲,她就准备试讲。但是试讲以后,又没让她上课。过了一个多月,中文系又让她回系到语言教研室报到。语言教研室分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大组,她被分在现代汉语组。不久,苏姑娘被定为助教,成为69级学生的现代汉语辅导老师。

直到文革后期苏姑娘才知道,她被提前毕业,完全是因为她的普通话发音矮中见长了一些,她是以留学生教学需要毕业的,所以应该去留办待一段时间,但是她不能做留学生的老师,因为她不是工农子弟,不能涉外。所以又回到中文系,当汉语老师。当时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被抽到留办做外国人的汉语老师去了。苏姑娘喜欢当老师,但不喜欢当语言老师,因她喜欢文学。但对于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在大学做一个老师,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亲戚朋友都说她是个幸运人,苏姑娘也接受了系主任的安排,只是希望日后能平平安安地把老师当下去。没想到一年以后,一切乱了套。

第二年六月,全校停课闹革命。8月,越南留学生回国。留办的老师都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只要是学校的公共场所,尤其是食堂、大会堂,里一层,外一层地都糊上了大字报,看不到窗户。有的空间还来回拉起了四五条绳索,上面粘满了各系科写的大字报。只要写到校领导、中文系领导,甚至年级支部书记,苏姑娘就榜上有名,说她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儿,是修正主义黑苗子,是只专不红的典型。苏姑娘默默无言地看着这些大字报,无言以答也无法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么会被提前毕业的。

造反派造反到学校组织部要求立即取消苏姑娘的教师资格,让她回到学生队伍,回到原来的班级。否则一切后果,由学校和她本人负责。于是苏姑娘又接到组织部人事处的书面通知,上写曰:因为我们的不慎,把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苏岚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现决定苏岚老师,马上到人事处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

通知上讲家庭出身不好是事实。“表现不好”却让苏岚疑惑,是当初提前毕业时表现不好,还是她参加工作一年里表现不好?这个问题要去搞搞清楚。于是苏岚首先整理好教工宿舍床铺上的铺盖和日常要穿的衣服,先搬到了原来搬出的女学生宿舍里,她心想:“我不能让造反同学动手把我的东西扔出教师宿舍。连学校领导都低头了,我又算什么?”接着第二天,苏岚写了一份要求搞清楚“表现不好”情况的申请书,下午四点去学校组织部提交。谁知道办公室的门已经关了。苏岚只好从门缝里把申请书塞了进去。因为翌日清晨,苏岚要出发去四明山步行串联了。

苏岚跟另一个大学四五个同学,从杭州一直走到舟山,在舟山,她们还想去普陀看看,但是码头上的船工说,因为天气不好,不能开船。第二天,天气晴朗,苏岚和她的同学又去了码头,码头上没有别的人,但船还是不开。这时苏岚注意到墙上有条标语是“不是造反派,不能上船!”她很纳闷:全国那么多大学的学生。谁又知道谁是造反派?但,她很快明白过来,原来是这样!你只要有造反精神,你就有造反行动,你就是造反派,你就能成功上船去普陀。

苏岚跟她的同学说:“我们去跟他们说说。”船工们在四五个学生软磨硬泡的要求下,终于同意开只小快艇,送他们去普陀岛。

其实,普陀岛上冷冷清清,如入无人之境,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寺庙都紧闭着山门,不知道门内有没有和尚尼姑,因为敲门没人理会。

山道两边的岩石上,经过敲打后留下模糊一片的佛经痕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人来过。因为有那些人来过,所以庙门都不开了。走在空无一人的海边沙滩上,苏岚的脑袋空灵灵的,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原来她脑袋里老是想着那份申请书,想着回到学校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什么都不用多想,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那份申请书,苏岚认为自己应该写,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实际。她看着卷到脚边又退了回去,退回去了又卷到脚边的海潮,望着起落不定的海浪,茫茫无边的大海,心想谁又知道海那边是什么吗?苏岚决心今后不再去想自己把握不住的事情,该怎么就怎么。苏岚觉得这次步行串联虽然磨痛了脚底,但是想通了大脑,值!

结束串联,回到学校已是1967年,61级的学生要毕业分配了。苏岚要重新参加分配,重做毕业鉴定。那天班文革小组通知苏岚到男同学宿舍的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同学大约有十来位。待文革小组长开口说话,苏岚才知道这是个给她做毕业鉴定的会议。苏岚在提前毕业时做过一个毕业鉴定。但那段生活已经被否定了,现在一切得重新来过。这个毕业鉴定会仿佛事先有所准备,一个个同学的发言都有各自的主题。有的同学说苏岚跟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同学说苏岚只专不红,不关心班级集体,不关心同学;有的同学竟然无中生有说因为班里有了苏岚,所以弄得男同学们都心神不定,情绪混乱;更有甚者说苏岚看不起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在日记里骂工农子弟的同学。苏岚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她向邻座同学借了一枝笔,在手掌里一条一条地记下了有些同学的不实之词。鉴定会结束时,文革小组长说:今天给苏岚做的毕业鉴定到此结束。散会!同学们站起身,转身走向大教室门口。突然苏岚开了口:“请大家等等。鉴定会同学们提了很多意见,最后我也应该发言表个态吧。”同学们一愣,继而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苏岚。苏岚赶快接着说了自己的想法:“同学们对我提了不少我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有些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希望毕业鉴定应该有事实的依据,要注意政治,不能无中生有。”苏岚知道她不能针对谁说得具体的的意见,那是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只能这么抽象地提出,让同学们明白苏岚不同意同学们的意见,苏岚要求大家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毕业鉴定。

后来,文革小组要苏岚在书面的毕业鉴定上签字。苏岚看到她的鉴定上只有一句话,说她“很迟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鉴定会上那些内容都不胫而走,苏岚签字了,但是在个人意见栏上写下:“怎么叫很迟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那时候的毕业分配权掌握在各班级担任文革小组长同学的手里。不过在分配前,还是有个每个人写分配志愿的伪过程。当苏岚把自己想去哪儿的志愿小条子交上去的时候,那个同学接过条子一看,鼻子了哼出一声:你也配填写这几个城市?苏岚不紧不慢地说:“不是写志愿吗?志愿就是自己的意愿和志向去的地方,至于能不能去,现在不是造反派说了算吗?”

当然,杭州、绍兴、诸暨,这三个城市连造反派都分不过来,怎么轮得到苏岚?苏岚被分到了四川省。其实那时就开始了支内支边。当年有20个同学分配去四川,18个被分配去广西,13个同学被分配去湖南。全年级一百来个人,将近50%去了内地或西南疆。去四川的同学被通知在67年12月20号前报到。苏岚快到20号才告诉父母,要去四川了。母亲对四川毫无感觉,只是担忧要离开杭州去外地了,但也毫无办法。父亲沉默无言,苏岚知道父亲自责尤甚,是他的身份害了苏岚的前程,但说了又能怎样呢?倒是苏岚很奇怪自己的情绪,一点不急、不怨,不紧不慢地等着20号的到来。20号早上,苏岚才想起应该去车站买火车票去了。正要出门,一个也要去四川的同学兴匆匆地来到她家,告诉她四川省来通知,因为那里武斗,延迟分配生去四川报到的日期。苏岚感到冥冥之中仿佛有个无形的力量在暗示着自己:你的问题不用着急。但是会有什么结果?自己该做些什么努力?苏岚不得而知。

苏岚有了一段谁也不会来打扰她的空间和时间。她不想浪费时间,毫无功利地看起了《中医概论》,在自己身上练起了针灸、打针。

一天,苏岚的高中同学来到她家。那些高中同学是另一个大学的工科生,言谈中知道她的又一次毕业分配,极力建议苏岚去省军管会分配工作处反映自己的问题,并愿意陪她立即就去。说走就走,几个人拉着苏岚去了省军管会。

军管会接待的军人倒是耐心地听完了苏岚的讲述。他们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但我们要调查,要研究。他们让苏岚回校等待消息。苏岚并不奢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没几天就忘了。继续学她的针灸穴位。

不料,一天,学校学生科的郑老师派人叫苏岚去他的办公室。郑老师拿出一份只有一张的军管会文件给苏岚看。文件上说,鉴于苏岚的具体情况,建议:

一、如果她自己愿意去四川,就按照分配去四川。

二、如果苏岚不愿再分配去四川,她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再作处理。

苏岚没有任何思考,立刻对郑老师说,等到运动后期再做处理吧!其实苏岚心里在说:大不了再让我去四川,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家陪陪爸妈,可以多学点中医知识。苏岚就这样暂时留在了杭州。

苏岚回到中文系,向系革委会报到,然而革委会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要研究研究。好,研究研究吧!等你们研究好通知我。在你们研究期间,我就只参加系举办的大会或其他活动。苏岚已经并不在意别人接受不接受了。

重回中文系时,苏岚又被一个童话般的案件网进了要对她作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辨别漩涡之中。

在领导们辨别苏岚的问题是敌我还是内部矛盾期间,中学界向大学借中文老师。中文系没有老师愿去,苏岚自告奋勇了。苏岚和那群像已经被虫子噬咬了嫩嫩的叶子,却仍然拼力生长小树般的初中生相伴了一个学期。苏岚觉得自己生了锈的心身与比自己小一肖的孩子们一起打球,一起爬蛤蟆峰,一起在翁家山采茶叶,一起被课文中的卓玛感动得留下泪时,重新焕起了青春力量。一个学期结束,苏岚的班成了四好班,苏岚这个可能还是尘埃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被评了五好老师。

然而回到那个中文系,苏岚就犹如可有可无的一粒尘埃。学校在临县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能去干校被视为是重组的教师队伍。苏岚当然轮不上。学校到中文系要抽个老师到挖防空洞工地搞宣传,没人去,苏岚又毛遂自荐,到工地去了。苏岚在工地要出一块宣传鼓动展开防空工作的黑板报,从绘画到文字编辑书写,苏岚一人全包了。一周一换,余下的时间就和其他老师一起搅拌水泥,制作水泥圆拱,甚至从卡车上卸水泥,100斤一包的水泥在腋下一夹,不输须眉。每天一身大汗,苏岚倒觉得每天都很舒畅。至于今后如何,苏岚已经有了打算,心里踏实了。

工农兵学员进校一年半了,学校各项工作正在走上正规。一天,已经回复工作的原组织部部长来到工地找苏岚,他问苏岚,今后有什么打算。苏岚很高兴,自己的问题终于要解决了。她沉着地说:中文系不回去了。如果学校可以安排别的工作,就安排别的工作,如果安排不了,就请学校让我去中学教书。原组织部长“噢”的一声,“那好,我们再研究研究”。

一个星期不到,组织部部长要苏岚自己决定去政治系、历史系还是外语系?苏岚毫不含糊地说:去外语系。

苏岚就这样仍然留在了这个大学做中文老师。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主题:性格·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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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贴文二之二:健康计划的开始与价值/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今年老伴儿的体检表中彩无数,最重要的是三高。正愁如何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朋友来邀请我参加他所在的集团公司健康部的体验活动。这个活动的主题很好,“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提法很有哲学意味,同时也很接地气。比那些搞传销、推广保健品而送爷爷奶奶们鸡蛋、随身听、所谓“藏药粉”足浴包、甚至老人鞋的手段,其科学性强了很多。

用新的生活方式去解决因旧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疾病,最重要的是吃。“病从口入”,以前的意思是如果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就会生病,所以特别要注意吃的卫生。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吃得不合理,就会生病。什么是不合理?吃多了、吃撑了、甚至吃错了。

当代中国,地域辽阔,食物丰富,东南西北各地的饮食又是如此的精彩纷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饭不再是为了果腹,更成了出生、入死、上学、就业、成家、升职、经营等等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少不了的手段。就说不是为了上面的功利目的,退休老人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同事聚会,吃饭是每次聚会必定的节目。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没三高才怪呢?

瞄准了如今生活环境下形成,并不断增大的“三高”群体,有头脑的先知先觉们研究了种种保健的产品,曾经也热闹了一阵市场。总觉得推广保健品有某种夸大不实之词,甚至多少有某种欺骗性。例如产品材料来源模糊、产品成分比例不明、产品价格高低升降易变等等,没有贪小便宜之心、稍有头脑的人,仔细思考都会发现某些公司的推广和销售真有很多矛盾和破绽。后来果真有几个保健公司出了问题,于是保健品的推广和销售渐渐陷入了低谷。

如今又掀起一个健康养生的热浪。朋友的“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健康体验营,好像也汇进了这股热浪之中。

广告做得吸人眼球。两个“生活方式”词组在一个句子中并排使用,似乎在搞文字游戏,仔细一想,确实。人们的“三高”疾病不就是由于不好的生活习惯——睡晚、吃多、烟酒、不动等原因造成的吗?但他们提倡还是用生活方式来解决这些疾病,给人一大悬念: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解决“三高”?家有“三高”人员的我看了这广告,脚步就迟疑了。不就是用生活方式解决问题吗?那肯定是好的生活方式。听听,怎么个好法,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金贵的药方?拉着老伴儿就参加了朋友邀请的《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的健康体验营。

体验时间一天半,饮食全免。要求参加者不要吃早餐,一到会场首先给我们进行体重、血压、血糖检测,然后请吃早饭:先递给我们一杯,大约150cc的不知什么的饮料,让我们在五分钟内喝掉,然后请我们到餐桌旁坐下,每人面前有一只小碟子,其中有一个鸡蛋、两颗大核桃肉、十来粒小西红柿,说这就是早餐。这倒是有点颠覆三观的。

第一天上下午都是听报告。听报告以前,室内视屏幕上反复显示着2016年6月18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生活方式健康管理大会暨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出席大会的主要人物介绍,但是没有大会主要内容显示。心想国人中真是很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也感到这次活动的来路和背景还算正道。

主持人上来了,大声一吼:“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我被他那大嗓门吓了一跳。他又说:“怎么,是因为没吃饱早饭?”“大家互动一下,我再说一边,大家用力回答好不好?”于是他又一次大声招呼大家,下面的三四十个人尽可能地大声回答:“你好!”,一下子脑海里就涌出了那些卖保健品的推销员,在销售产品前要求与顾客互动的场面,双方声高气足地问来答去,把场面弄得仿佛很热闹。真有点儿科!

接着主持人介绍一个头衔是“国家健康管理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践行者”、“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传播者”的先生给大家作报告。这两个名称,怎么看都觉得有点模棱两可、不知所云:国家健康的管理师,还是国家的健康管理师,或者是国家级健康管理师;第二个头衔是全民的健康生活方式践行者还是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践行者;第三个头衔倒是没有问题,比较清楚,他今天就是来传播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的宣传者,但可以跟第二个头衔合并。至于前面“国家”、“全民”,这个最高级别的范围,边缘或界线点不科学、不精确。其实宣讲者的名头、级别高低无所谓,听者无需搞清楚,主要的是宣讲的内容,让参与者来体验什么?

他宣讲的内容说简单也简单:

  • 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这很符合体验营的主题,简单易懂;但说复杂也很复杂;
  • 面对慢性病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很简单,但是传播者给听者讲了“肥胖”和“三高”医学方面的知识。首先提问:“先肥胖了再有病,还是有病了再肥胖?”这个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纠缠不清。宣讲者倒是很果断:肥胖就是病。紧接着转到了“三高”,这就复杂了。他给我们讲了脂肪的分解——转运1到肌肉组织——转运2到肌肉细胞线粒体——然后氧化。什么是细胞线粒体?报告的内容把我们转晕了。这些医学专业知识有必要那么详细地展开吗?

然后是一个美女传播者作报告,她是个营养师,仍然从“胰岛素的抵抗”开讲,让人云里雾里。后来讲到“生活方式病”,实际上就是“三高”的生活方式:不良饮食习惯——吃多了、吃错了,加上不运动。本来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何必讲得那么深奥?

下午给我们讲述解决方案,也就是他们那个团队,说是研究和实践了21年的调理方案。

一天下来,明白了他们的苦心。他们是要求参与者体验一天的健康生活方式:蛋白日。即饮食没有碳水化合物。除了上面提到的早餐,中餐、晚餐都是70克蛋白质(不带皮的鸡肉等),120克蔬菜(有两种),外加他们提供的6包营养餐包的固体饮料,一天六顿,在停吃米饭等碳水化合物时保证营养。好比是画龙点睛,文章之眼,在停吃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必须吃他们研制的营养餐包,这是体验营的重点。宣讲者认为这种营养餐包是全国特有的,它是根据人体五脏六肺所需的营养和元素,从20多种健康植物中提取研制成的,加上每天合理的有氧运动、不熬夜的生活方式,这个被称为“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的方案是首创的“细胞全息还原”方案,它能恢复人体代谢本能,减少甚至摆脱药物依赖,能够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能够远离肥胖,远离“三高”。医院看病的紧张可以得到缓解了。

加半天时间是因为第二天还要测量体重、血压和血糖,与前一天对比。吃那么一点点,体重当然会轻下去,倒也是减肥的措施。但是传播者肯定地说这是减“三高”的。

一天半体验到此结束。下面就看你是不是接受他们的诱惑了。一问价格,令人咋舌,一个营养餐包,竟然要80元,吃金子了。用来解决生活病的生活方式习惯培养期被定为42天。想想,得要多少钱?

我不相信保健品,没买过。我相信食疗。宣讲并体验的饮食方式我是认同的,也正是老伴所需要的。他的“三高”就是因为天天不吃别的,就吃油肉吃出来的。我改变不了他的饮食习惯,两天没有大油肉,他自己就会去买只猪蹄胖,或者直接买烤鸭回来吃。但是体检结果一年不如一年,已经威胁到他的健康了。宣讲中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医学界所公认。我想,与其以后把几万元钱扔到医院里,身心痛苦还可能不见起色,还不如现在下个注,或许真能买回些健康来。这也许就是当代老人的功利主义。

仔细察看营养餐包包装上的说明文字,食品名称为逯博士(植物蛋白固体饮料),生产商是逯博士(延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慰自己,就算我为延安根据地的老乡们做贡献吧。

但是如果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能伴随我和老伴,还是值得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对小孩还是对老人。

于是我和老伴开始了“用生活方式解决生活方式病”的健康计划,举办方还配备了健康老师每天监督我们的饮食是否按质按量、运动是否进行和血压、体重、燃脂率的测量。

但愿健康计划能顺利进行!但愿这不是木讷、痴呆老人的选择!

摄影:Kelly Lin(台湾)

主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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