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办事机构，坐落在欧洲的中心。里面有个皇甫先生，是我在欧洲工作两年时的领导。在异国他乡，国内来的办事机构及其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依靠。作为他手下的打工者，当然要快点见到他，聆听他的教导。于是大约在他下榻的第四五天，打电话向他问好、报到。谁知那端传来觉得嫌我有点不识时务，在他的繁忙中搅乱他，那种居高临下、盛气的拒绝声：“现在我正忙着交接，没有时间见你们。等我的电话，你们再来。”
我对他的尊重被一掌推了回来。领导嘛，口气大都是居高临下的。不见就不见，等着就等着，何必语气那么不顺？后来知道，那时他跟上任领导的交接工作确实发生了一点摩擦。
一个星期有18节课，我也忙啊，等着电话通知的事儿就忘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电话铃响起：“怎么你不想来看看我？我是新来的皇甫某某。”
“你好、你好，皇甫老师！没有啊，早一个月我就打电话去问候你，你说让我等你的电话。”沉默。接着我就安排时间去那座漂亮的办公楼见了领导。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皇甫领导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使我很为难。他要我向学生收取教科书的书费。据知，以往学生用的课本是我们赠送给该大学的，若要收书费，也是该大学汉学系的教务工作，再说，与我同时有个台大的老师也在教汉语。汉学系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过，每年他被请去台大一次，他是哪里有钱给他，他就跟哪里亲。我这要去向他们收书费……把情况跟皇甫领导陈述后，我迟疑地说：“皇甫老师，现在这种经济措施好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收学生的书费不太合适。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收，我可以帮你去收。”也是沉默。此事不了了之。没有完成他交代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接着，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在上课，还没到下课时间，突然汉学系的石端老师推开教室门要我出去，说校长找我有事，还没到下课时间，要我立刻就去。心里怎么也猜测不着校长会有什么事找我？
原来，是我们的皇甫老师给校长电话，询问我在这个学校的工资是多少的问题。校长说，在他们国度，工资多少属于个人隐私，须经本人同意，才能告知第三者，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告诉皇甫老师。我顿时觉得很没尊严，为自己，也为皇甫老师，更为我俩背后的国家。因为皇甫老师问过我本人，校方每月给我多少工资？我们在境外的工资是国内教育部配发的，得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国后在国内领取。在境外的生活费由国家规定多少，从校方给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多下来校方发的工资则交到皇甫老师那里。他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校方每月给我的工资数，为什么还要把这问题扩大到校长那里？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自己？
我对校长说，我的工资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校长好似恍然大悟：Yes——All right. Nothing ,nothing. Sorry,sorry!
从校长室出来时，我沉默无语。石端老师在一旁安慰我：把这件事扔到阴沟里去吧！其实我在寻思为什么还要来向校长问及我的工资。后来，当我拿到汉学系给我的超课时费时，我似乎领悟到，是否，皇甫老师要我把超课时费也交给他。我没交，因为国家都是把加班费发给个人所有的。我不知道，校长告诉他我合同里的工资数时，皇甫老师是什么反应？
按常例，遇到节日，比如春节，皇甫老师要请该国中国外派工作的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在节日里聚会。在那个国家的汉语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被邀请到了皇甫领导的家里，一起包饺子庆祝元旦。据留学生说，那天我们聚会吃到的荠菜饺子，其中的荠菜就是皇甫老师让几个留学生在那城市绿色的大地上采摘的。这没问题，问题是吃完饭，我们必须在一张白条子上签上名字，说明每人享用了价值折合一百多元却令人生疑的午餐。好在老师和学生不在乎吃了什么，而在乎同胞之间聚会时熟悉融洽的生活习惯和有相同历史文化意识交谈的氛围。
常常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度、大气，更不会在与自己无关的业务名利上计较，然而，我的认知太狭窄了。
那个版式机构中新华社的朋友知道我会做点儿中国菜。有天，请我为她的几个国内来访客人做一顿中餐。餐后，朋友的客人送我一柄装饰不错、又可折叠的宝剑，以此道谢。皇甫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奇怪，他们送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送你呢？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帮助，跟你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是属于他领导的手下？也该谢谢他的默许。我当时也很笨，应该立刻把这柄剑转送给他。于此，我想起皇甫老师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件事，一个访问学者要跟当地的姑娘结婚，这是涉外婚姻，需得到皇甫老师的认可。他趁机要让那位访问学者帮他搞该国的油画。当时觉得：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讨要？后来想起这件事，不竟又疑问自己：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暗示我？——我也不送。
受皇甫老师不到两年时间的领导中，我俩的思维一直在坎坷的碰撞之中。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与该国汉学系老师合编的教材流产了。出国任教不久，在与汉学系老师商定了编写一部用他们本国语言注释的汉语教材。我将报告提交国内，国内领导表示了同意。第一册基本编写完成，汉语文本也得到了汉学系老师的认可。但是一直没等到国内的肯定批示。四个学期结束。我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向皇甫老师申请延期到九月底再回国，要把第二册教材编写完成。皇甫老师不同意。那时我才知道其实国内已经同意，并且还批拨了开编费一千美元。皇甫老师说，你让其他老师都参加编写，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样的问话，我几乎昏倒！编教材这是两国老师的合作，怎么会想到也要请皇甫老师参加，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汉学系老师很认同我这两年的教学，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在他们那儿任教，我拒绝了。我这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教学环境……最后按照皇甫老师单方面为我决定的机票时间，我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前，皇甫老师还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到国家教委去告我的状了。我只能皱起眉头，叹口气，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告别词，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不是个碎言碎语、喜欢拨弄的人，即使是别人来找我了解，我还得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实际上，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有成千上万，有一两个奇人奇事也难免。不是有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偏偏犹如中了个彩票头奖，我被碰上了，至今仍感到有点恶心。
大约两年后，偶然听到皇甫老师已经回国的消息，附带花边旧闻：在卸任离开那个外事单位时，他提出单位领导给他派两辆车送机场的要求被拒绝了。想必他在离开时又闹了个不愉快。想想，多了一辆车的行李，什么行李？哪儿来的？可见对他认识的人，相同的不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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