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苏姑娘有幸考上了刚改为五年制的大学中文系专业。这个专业的师资力量是全国有名的，可实际上学生聆听名师面授的时间很少、很少，因为从63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年级在农村搞了两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4年11月才回校上课。1965年9月，学校接受了200名越南留学生。因为缺少汉语老师，根据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可以在本校中文专业提前毕业几个学生。那时学生刚从农村搞社教回来不久，中文系的老师正在开座谈会要学生谈谈社教运动的体会，苏姑娘也参加了。她是个不爱讲话的学生，常有同学说她是个思想不开朗的人。所以在座谈会上苏姑娘没有主动发言。后来是老师点了她的名，才发了言。
半个月以后，系办公室通知苏姑娘，说她被提前毕业了，让她去学校组织部人事处报到。
为什么是她被提前毕业？这个问题，苏姑娘当时一点都没想。她只是照着通知上的要求去留学生办公室报到，又根据留办主任的分配，到班主任老师那里报到。班主任老师叫她听课，她就听课，要她准备试讲，她就准备试讲。但是试讲以后，又没让她上课。过了一个多月，中文系又让她回系到语言教研室报到。语言教研室分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大组，她被分在现代汉语组。不久，苏姑娘被定为助教，成为69级学生的现代汉语辅导老师。
直到文革后期苏姑娘才知道，她被提前毕业，完全是因为她的普通话发音矮中见长了一些，她是以留学生教学需要毕业的，所以应该去留办待一段时间，但是她不能做留学生的老师，因为她不是工农子弟，不能涉外。所以又回到中文系，当汉语老师。当时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被抽到留办做外国人的汉语老师去了。苏姑娘喜欢当老师，但不喜欢当语言老师，因她喜欢文学。但对于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在大学做一个老师，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亲戚朋友都说她是个幸运人，苏姑娘也接受了系主任的安排，只是希望日后能平平安安地把老师当下去。没想到一年以后，一切乱了套。
第二年六月，全校停课闹革命。8月，越南留学生回国。留办的老师都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只要是学校的公共场所，尤其是食堂、大会堂，里一层，外一层地都糊上了大字报，看不到窗户。有的空间还来回拉起了四五条绳索，上面粘满了各系科写的大字报。只要写到校领导、中文系领导，甚至年级支部书记，苏姑娘就榜上有名，说她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儿，是修正主义黑苗子，是只专不红的典型。苏姑娘默默无言地看着这些大字报，无言以答也无法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么会被提前毕业的。
造反派造反到学校组织部要求立即取消苏姑娘的教师资格，让她回到学生队伍，回到原来的班级。否则一切后果，由学校和她本人负责。于是苏姑娘又接到组织部人事处的书面通知，上写曰：因为我们的不慎，把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苏岚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现决定苏岚老师，马上到人事处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
通知上讲家庭出身不好是事实。“表现不好”却让苏岚疑惑，是当初提前毕业时表现不好，还是她参加工作一年里表现不好？这个问题要去搞搞清楚。于是苏岚首先整理好教工宿舍床铺上的铺盖和日常要穿的衣服，先搬到了原来搬出的女学生宿舍里，她心想：“我不能让造反同学动手把我的东西扔出教师宿舍。连学校领导都低头了，我又算什么？”接着第二天，苏岚写了一份要求搞清楚“表现不好”情况的申请书，下午四点去学校组织部提交。谁知道办公室的门已经关了。苏岚只好从门缝里把申请书塞了进去。因为翌日清晨，苏岚要出发去四明山步行串联了。
苏岚跟另一个大学四五个同学，从杭州一直走到舟山，在舟山，她们还想去普陀看看，但是码头上的船工说，因为天气不好，不能开船。第二天，天气晴朗，苏岚和她的同学又去了码头，码头上没有别的人，但船还是不开。这时苏岚注意到墙上有条标语是“不是造反派，不能上船！”她很纳闷：全国那么多大学的学生。谁又知道谁是造反派？但，她很快明白过来，原来是这样！你只要有造反精神，你就有造反行动，你就是造反派，你就能成功上船去普陀。
苏岚跟她的同学说：“我们去跟他们说说。”船工们在四五个学生软磨硬泡的要求下，终于同意开只小快艇，送他们去普陀岛。
其实，普陀岛上冷冷清清，如入无人之境，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寺庙都紧闭着山门，不知道门内有没有和尚尼姑，因为敲门没人理会。
山道两边的岩石上，经过敲打后留下模糊一片的佛经痕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人来过。因为有那些人来过，所以庙门都不开了。走在空无一人的海边沙滩上，苏岚的脑袋空灵灵的，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原来她脑袋里老是想着那份申请书，想着回到学校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什么都不用多想，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那份申请书，苏岚认为自己应该写，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实际。她看着卷到脚边又退了回去，退回去了又卷到脚边的海潮，望着起落不定的海浪，茫茫无边的大海，心想谁又知道海那边是什么吗？苏岚决心今后不再去想自己把握不住的事情，该怎么就怎么。苏岚觉得这次步行串联虽然磨痛了脚底，但是想通了大脑，值！
结束串联，回到学校已是1967年，61级的学生要毕业分配了。苏岚要重新参加分配，重做毕业鉴定。那天班文革小组通知苏岚到男同学宿舍的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同学大约有十来位。待文革小组长开口说话，苏岚才知道这是个给她做毕业鉴定的会议。苏岚在提前毕业时做过一个毕业鉴定。但那段生活已经被否定了，现在一切得重新来过。这个毕业鉴定会仿佛事先有所准备，一个个同学的发言都有各自的主题。有的同学说苏岚跟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同学说苏岚只专不红，不关心班级集体，不关心同学；有的同学竟然无中生有说因为班里有了苏岚，所以弄得男同学们都心神不定，情绪混乱；更有甚者说苏岚看不起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在日记里骂工农子弟的同学。苏岚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她向邻座同学借了一枝笔，在手掌里一条一条地记下了有些同学的不实之词。鉴定会结束时，文革小组长说：今天给苏岚做的毕业鉴定到此结束。散会！同学们站起身，转身走向大教室门口。突然苏岚开了口：“请大家等等。鉴定会同学们提了很多意见，最后我也应该发言表个态吧。”同学们一愣，继而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苏岚。苏岚赶快接着说了自己的想法：“同学们对我提了不少我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有些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希望毕业鉴定应该有事实的依据，要注意政治，不能无中生有。”苏岚知道她不能针对谁说得具体的的意见，那是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只能这么抽象地提出，让同学们明白苏岚不同意同学们的意见，苏岚要求大家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毕业鉴定。
后来，文革小组要苏岚在书面的毕业鉴定上签字。苏岚看到她的鉴定上只有一句话，说她“很迟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鉴定会上那些内容都不胫而走，苏岚签字了，但是在个人意见栏上写下：“怎么叫很迟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那时候的毕业分配权掌握在各班级担任文革小组长同学的手里。不过在分配前，还是有个每个人写分配志愿的伪过程。当苏岚把自己想去哪儿的志愿小条子交上去的时候，那个同学接过条子一看，鼻子了哼出一声：你也配填写这几个城市？苏岚不紧不慢地说：“不是写志愿吗？志愿就是自己的意愿和志向去的地方，至于能不能去，现在不是造反派说了算吗？”
当然，杭州、绍兴、诸暨，这三个城市连造反派都分不过来，怎么轮得到苏岚？苏岚被分到了四川省。其实那时就开始了支内支边。当年有20个同学分配去四川，18个被分配去广西，13个同学被分配去湖南。全年级一百来个人，将近50%去了内地或西南疆。去四川的同学被通知在67年12月20号前报到。苏岚快到20号才告诉父母，要去四川了。母亲对四川毫无感觉，只是担忧要离开杭州去外地了，但也毫无办法。父亲沉默无言，苏岚知道父亲自责尤甚，是他的身份害了苏岚的前程，但说了又能怎样呢？倒是苏岚很奇怪自己的情绪，一点不急、不怨，不紧不慢地等着20号的到来。20号早上，苏岚才想起应该去车站买火车票去了。正要出门，一个也要去四川的同学兴匆匆地来到她家，告诉她四川省来通知，因为那里武斗，延迟分配生去四川报到的日期。苏岚感到冥冥之中仿佛有个无形的力量在暗示着自己：你的问题不用着急。但是会有什么结果？自己该做些什么努力？苏岚不得而知。
苏岚有了一段谁也不会来打扰她的空间和时间。她不想浪费时间，毫无功利地看起了《中医概论》，在自己身上练起了针灸、打针。
一天，苏岚的高中同学来到她家。那些高中同学是另一个大学的工科生，言谈中知道她的又一次毕业分配，极力建议苏岚去省军管会分配工作处反映自己的问题，并愿意陪她立即就去。说走就走，几个人拉着苏岚去了省军管会。
军管会接待的军人倒是耐心地听完了苏岚的讲述。他们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但我们要调查，要研究。他们让苏岚回校等待消息。苏岚并不奢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没几天就忘了。继续学她的针灸穴位。
不料，一天，学校学生科的郑老师派人叫苏岚去他的办公室。郑老师拿出一份只有一张的军管会文件给苏岚看。文件上说，鉴于苏岚的具体情况，建议：
一、如果她自己愿意去四川，就按照分配去四川。
二、如果苏岚不愿再分配去四川，她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再作处理。
苏岚没有任何思考，立刻对郑老师说，等到运动后期再做处理吧！其实苏岚心里在说：大不了再让我去四川，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家陪陪爸妈，可以多学点中医知识。苏岚就这样暂时留在了杭州。
苏岚回到中文系，向系革委会报到，然而革委会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要研究研究。好，研究研究吧！等你们研究好通知我。在你们研究期间，我就只参加系举办的大会或其他活动。苏岚已经并不在意别人接受不接受了。
重回中文系时，苏岚又被一个童话般的案件网进了要对她作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辨别漩涡之中。
在领导们辨别苏岚的问题是敌我还是内部矛盾期间，中学界向大学借中文老师。中文系没有老师愿去，苏岚自告奋勇了。苏岚和那群像已经被虫子噬咬了嫩嫩的叶子，却仍然拼力生长小树般的初中生相伴了一个学期。苏岚觉得自己生了锈的心身与比自己小一肖的孩子们一起打球，一起爬蛤蟆峰，一起在翁家山采茶叶，一起被课文中的卓玛感动得留下泪时，重新焕起了青春力量。一个学期结束，苏岚的班成了四好班，苏岚这个可能还是尘埃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被评了五好老师。
然而回到那个中文系，苏岚就犹如可有可无的一粒尘埃。学校在临县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能去干校被视为是重组的教师队伍。苏岚当然轮不上。学校到中文系要抽个老师到挖防空洞工地搞宣传，没人去，苏岚又毛遂自荐，到工地去了。苏岚在工地要出一块宣传鼓动展开防空工作的黑板报，从绘画到文字编辑书写，苏岚一人全包了。一周一换，余下的时间就和其他老师一起搅拌水泥，制作水泥圆拱，甚至从卡车上卸水泥，100斤一包的水泥在腋下一夹，不输须眉。每天一身大汗，苏岚倒觉得每天都很舒畅。至于今后如何，苏岚已经有了打算，心里踏实了。
工农兵学员进校一年半了，学校各项工作正在走上正规。一天，已经回复工作的原组织部部长来到工地找苏岚，他问苏岚，今后有什么打算。苏岚很高兴，自己的问题终于要解决了。她沉着地说：中文系不回去了。如果学校可以安排别的工作，就安排别的工作，如果安排不了，就请学校让我去中学教书。原组织部长“噢”的一声，“那好，我们再研究研究”。
一个星期不到，组织部部长要苏岚自己决定去政治系、历史系还是外语系？苏岚毫不含糊地说：去外语系。
苏岚就这样仍然留在了这个大学做中文老师。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主题：性格·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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