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平的事情多的去，自己遇到过的也不少。年轻的时候嘛，也会偶尔挺身而出打一下不平，但那也如蜻蜓点水般一擦而过，并没有真的全身投入地去打抱不平，怕死嘛！
后来习惯了与人保持距离，也学学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电话是工作时间才开，聊天媒体都是静音的，短信嘛就等看到才回，结果是耳根清静了好多。
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是在深山修养，不理人间烦恼事。生活工作也够忙，哪里还有时间闲情去理其他人事情！有没有发觉有些时候你帮了人，突然会想自己是不是狗抓耗子呢？人家真的需要你出头吗？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餐厅的网页上留言，特别是那些给差评的人，我真的好想告诉他们：你们这群没有快乐童年，现在又没有快乐家庭的人，就只会在网上当个“美食家”胡乱投诉吗？为什么你们不当场投诉餐厅呢？你们这样差评投诉是叫别人不要去吃饭吗？如果餐厅真的被你影响了，你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政府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是我一直想批评这班差评人的原因！
路见不平，接下来，就一定得拔刀相助了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好像就越来越少同情心。以前看到路边的乞丐，会想丢几个零钱希望能帮帮那些流浪汉；现在看到这情况，就只是觉得自己缴税缴得汗流浃背的，政府把钱都花去哪了（而且自从疫情来，好久没零钱、现金在皮包里了～其实现在就只是个手机，连皮包都没带在身上了。以后可能乞丐都得使用行用卡刷卡了！）
以前小时候，看东西比较表面，还自认为自己是“敢作敢当”的一族，什么问题，就劈头盖脸的解决，其实很多时候是越帮越忙。俗话说得好，帮他钓鱼，不如教他钓鱼。花点时间，才能真正帮到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了良心，只是被狗吃了几次，也该学乖了吧！在澳洲可能“全职的讨钱乞丐”比较少，在故乡，是看过有奔驰宝马在“下班”时候接走那讨钱乞丐的。可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你能开奔驰宝马车的（即使是二手的，还是不简单啊！），我的几毛钱能帮得上你什么了？！
上当过后，就该变聪明了吧？看清楚情况，才出手相助吧！该不该帮、该怎么帮，不然帮倒忙，还真不难！
在网上不少骗路人甲乙丙丁，然后就是妈妈们围成一圈说三道四，不少时候都是听了一面之词，扭曲了事实。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是，因为世态炎凉，比如家暴情况，当街被男人暴打，结果躺在街上被虐致死的也有。我觉得，不能冷血而置身事外，但也不能一股热血的乱帮一场。想帮人，就得静下心，别让自己的事情影响了对情况的了解（妈妈们最常犯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冷，所以我的孩子得穿多点！）。对事情了解清楚了，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帮帮弱势的一方。冲动真不是件好事。帮倒忙，还不如不帮！你说呢？
根据以前的说法，路见不平，自然是要“拔刀相助”的了。虽然古人也承认“仗义每多屠狗辈”，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热情如火；且不论是不是自己一厢情愿，还是补偿心理作祟，但总感觉在以前发生拔刀相助的几率似乎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我生活在当代社会，在这短短几十年的生命经验中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冷漠了。仗义的事即使尚未成为绝响，只怕也是见少买少，成了可遇不可求，最好别痴心妄想的事情。
譬如马来西亚的公路坑坑洼洼极多，就像二次世界大战才在上星期四结束似的。使用这样的道路，发生意外的几率肯定也高，我们尊贵的卫生部长就曾经在骑自行车时狠狠摔过一次。不过你我不是部长，人摔了、车撞坏了，如果不算活该，至少也都属于天意吧？反正别指望有人道歉，更不用指望市政府或公共工程局会马上去修补路洞；又不是大选季，紧张什么？这样的“路见不平”，你能够做什么？自己动手去修补？其实也有热心人这么做过，不过，那其实是违法的！事情就是如此，该做事的人不做不犯法，不该做事的人好心去做却犯法。你愿意因为路见不平，而去干犯法的事吗？或许你愿意，但相信很多人会止步不前，可以说这是体制在浇灭仗义的热情。
不久前在网上读到一个消息，有点意思。一位英国足球员，在比赛途中突然冲进观众席追打某位观众，据说是因为该观众对运动员的家人口出不逊之故。事后足球员被判禁赛，球队的经理上电视为这件事道歉，并认为禁赛的惩罚是合理的。接着重点来了，经理继续说，英国人都很重视家庭，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位球员身上，每一个人都同样会去追打对自己家人如此不尊重的烂人的。
球队经理是不是过度情绪化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呢？我想，这关系到做人的底线。好比说，有些人至今无法理解乌克兰政府何以不跟俄罗斯政府“好好谈”，而让国家陷入大半年的战火之中？当对方破坏你的财产，杀你父兄，淫你妻女，如果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好好谈”，我很怀疑做人的底线究竟还存在否？
所以，终归到底，路见不平，你是拔刀相助，装着看不见，还是举起手机拍下精彩镜头，一切都将回归你个人的人性、底线。纯粹的个人选择，请别推搪给“无可奈何”！
说到“朋友”，“益友”应该就是闺蜜与“泛泛之交”的交集，只要是劝你向善向上、帮助你或鼓励你的亲友或路人，甚至是“拟人化”的物品。至于怎样的特质或形式才叫“益友”，见仁见智，就看你看重的是什么。
中学初一选课外活动时，那时闺蜜（小学同窗）小雪拉我一起进制服团体，从此让我与圣约翰救伤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小雪加入一年后即退团，但我却从普通队员，升级至队长，直到上大学后才慢慢淡出。
就读大学先修班时，与我一起复习、做题、讨论未来选课等等问题的姐姐，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最终进入大学。现在回想起来，有多少个熬夜苦读的日子，我们相互打气鼓励，即使辛苦也不轻易言弃，共同向着目标奋力前进！
在一次大学研讨会中，结识了一位教授M，在她的引荐下，我得以在暑假时到国际组织实习，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交流共事，体验一回国际化的工作氛围。期间，作为我的“上司”的教授M也经常关心我，有时还与我分享她的一些人生经历，也让我在学术研究的路上多了一份温暖。
曾经孤身一人旅游，岂知公交车上钱包被扒走，正想着该怎么是好，遇见个好心人，给了我十元叫我快点打车回家。那时心慌慌也没来得及向他拿个电话（还钱），可事后真想感谢他也没法找人。虽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但对当时遇难的我却是及时雨，帮了我一把！
忘了是什么情况下收到一封征稿电邮，说要弄一个人文平台，每个月一个主题，每日一篇文章，以提升大马的人文素养云云种种的理念。自认写作一般，但写点感悟小品若也能为社会贡献一点绵力，何乐不为？于是，一写就写了九个年头的《学文集》，大马的人文素养有无提升？我不知道，但，我却从每天的文章中获取不同的观点，对每个月的主题思考再三，对我个人而言的人文素养算是有所提升吧！
漫漫人生中，我与你的相识，也许可以细水长流，也许只是短暂一段时间，甚至萍水相逢，不再联系！无论如何，我必须向你说声谢谢，因为一路有你，才有今天的我。
朋友的一个建议，一个举措很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前途。平常嬉笑言谈、同进同出的同学很可能就是你人生的贵人。
那年，66届的大学生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L君，这个已经是在65年因学校教学工作需要提前毕业，工作了一年的年轻老师，又在“造反有理”的运动阶段，被“造反”回到了原来的班级。这时也被第二次毕业分配去四川涪陵。从初中毕业开始，L君就肩负着家庭出身不好的重大压力。不过L君有自己做人的准则：不欺骗人、不损人、独善自身。从高中离家住校，独立生活开始，她尽心尽力地去做每一件事、去对待每一个人，不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面对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每一件事，L君总是沉默以对，不做任何抵触反抗。“提前毕业”对她来说，也只是一种没想到的安排。她高兴，但不激动；木木地接受，但不刻意主动地去问讯、去争取。逆来顺受也好，驯服工具也罢，L君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抵牾、讨厌，产生矛盾，更不敢拒绝或去争夺。正如当时被人叫做“黑七类子女”那样，她只是个八九等贱民的一分子，只有被任人摆布的命。当她被张榜宣布与其他19个同学一起分配去四川，而且是重庆下面长江边的一个县城涪陵时，她觉得这个结果也很正常，在她心里没起一丝怨恼的波纹。但她也没为去四川做任何物质上、精神上的积极准备，就如要去上街一样，等着十二月二十号那个报到日子的到来。
老天似乎也有点迟疑，二十号那天一早，L君打算去买杭州到成都的火车票，还没出门，一个也去四川的同学到她家来传达一个通知。说：四川省革委会来电报，因为那儿武斗，延迟报到。延迟多久，再听通知。L君照旧没有多大的兴奋和欣喜，好像事情的变动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倒是L君的高中同学，听说她暂时不去四川了，第二天，几个平时最接近的、犹如兄弟姐妹般在高中同窗三年的同学一起来到她的家，激动地对她说：
“你有时间了，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反应你的特殊情况，你不应该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向哪个上级领导机关反应？现在都是造反派说了算，有效吗？搞不好，说我想翻天呢。”
“向军管会，省军管会。”鸿儿是L君这几个同学中最有创新思维和点子的人。
“对，到省军管会，教育厅是省军区支左的，他们应该比较掌握政策、讲道理。”三个男同学附和着说。
“说去就去，又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快，走吧！”鸿儿催促着。
四个同学连推带拉地把L君拽出了家门，直奔省军管会管大学生分配的办公室。有两个军人仔细地听了L君的叙说和要求。L君认为自己不能再进行二次分配，如果一定要她去四川，要作为工作调动去四川，因为她已经是在编的大学老师。俩军人态度很好，这是那个运动开始以来，L君第一次看到呈现和蔼神色的两张脸。他们耐心地听完L君的陈述，还应诺她，他们会进行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出决定。那就好，L君说的全是事实，不怕调查。
L君很感谢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陪她去省军管会反应情况。她自己根本没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反应情况，即使想到了，她也不敢去。从省军管会回来，L君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脚下出现了一条新路，路的那端透出朦朦胧胧的一片光亮，虽不清晰，但那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光晕。L君心里还顿感温暖，本以为自己只能背离家乡亲人，孤寂一人独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想到曾在杭城之外五十里左右远塔基山上茅草房校舍的青年中学里高中三年的同学伸出捧着满满暖暖的情谊和智慧的双手托住了自己，拥住了自己，来为她排忧解难。L君原来空荡荡的脑海，有了点希望的光亮；原来死灰般的心田，有了股温热的暖流。L君常听人说，人在危难之中，会有贵人相助。原来自己的贵人就是身边的同学。即使结果还是要去四川，L君也感到很满足，没想到平时只是一起游玩的同学，关键时刻献计献策，虽然不知结果，但她为自己有这么一群朋友感到幸运。
半个月以后，学校学生处的老师把L君叫到办公室，给她看一份军管会的文件。文件只有一张纸，行文非常简单，上写着：
经过调查，L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如实。省军管会分配处领导经过讨论后建议如下：
文件最后还有个个人签名，此军管会分配处负责人名为：王祥镕
L君看了这份文件，当场就向学生处老师表态：愿意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L君后来说，就算运动后期还要去四川，当下这段时间还可以陪家人一起生活，还可以跟这几个幸运的朋友相处一起。
没想到，这个反应还真的起了作用。这是朋友们为她争取来的的机遇，是朋友们为她奉送来的好运。
五年以后的春末夏初。一日，学校组织部一位刚“解放”的领导找L君谈话，征求她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意见。L君说，如果学校还有用她的地方，她愿意留在学校，但是不愿再回到中文系。如果学校无用她之地，她希望学校放她走，她就去做个中学老师。百废待兴，学校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何况L君原是学校提前毕业在编的老师。不日，组织部尊重L君的意愿，让L君在政治、历史和外语挑选一个系科，请她留校继续任教。L君本就喜欢外国文学，她选择了去外语系中文教研室当中文老师。就这样，她又回归到了六年以前的讲台边，只是换了一个大教室。
L君终于得到了正义、公正、合情合理的政策落实。她扪心自问：如果这些同学没到她家，没给她建议，没陪她去军管会，现在自己又在哪儿？
L君不敢再往下想，因为从军管会回来不久，她就被隔离审查了。不知道哪位编剧高手，把她编入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说L君的父亲是南京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说她的在浙大学习的二弟专门负责无线电发报，而L君则负责策反在某空军部队当飞行大队长的男朋友，驾机起义飞向台湾。这个剧编得太童话了，可是竟有人会相信。于是，L君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尚待查实。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反革命行动，于是，军方、校方，工宣队、军宣队，学生、老师全面出动，审查多方有关这个案件的人员，L君当然首当其冲。
审查人员问L君，为什么你不服从分配去四川？有谁帮你留了下来？你想留下来干什么？审查组咬住这个问题不放。最后说：你不开口，我们就不知道了？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人？
怎么是“乌七八糟？”L君的同学只是家庭出身不好，这也不是他们的错。那年秋天，他们被从全市的各中学挑出部分初中毕业生，集中到塔基山上一所冠名“勤工俭学”型的茅草房高中——新建的青年中学。后来才知道，他们那个年级有90%以上同学的父亲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国民党员、历史反革命。总之，他们不是工农子弟。但是L君的同学们纯真、坦诚、踏实、善良，还很上进，学习都很努力。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的小学，在红旗下长大成人，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教育最成功、最纯真的一代。他们知道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就自觉自愿、积极认真地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在劳动中锻炼自己。他们本来素质就不低，后来到了社会上，是一群专业水平高，又很有品德素养的年轻人。然而，那时案件的审查人员才不管他们的品行如何，纷纷派了调查人员去了他们的工作单位，直接以“反革命组织”影响了他们在单位好不容易刚建立起来的形象。
案件审查了将近三个月，不了了之。直到1978年，中文系在L君不到场的系会议上，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算是给她平了反。这张平反的纸条辗转地交到了L君手上。L君看了一眼，就夹在了一本书页里。她觉得这“反革命案件”本来就是无中生有，这个平反也是虚幻的。这只是个历史传说。她现在就是现实中的一个事实教师，平反不平反，根本不在乎了。
L君只是觉得对因她而受到声誉影响的几个朋友内心有愧。如今，案件早就过去了几十年，但没有一个朋友在她面前说过一句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话，更不用说有半句责备她的话了。朋友们一句不提，那是他们给她的宽容、给她的尊严。几十年来，朋友们始终友爱温暖地伴随着她。面对这样的朋友，L君不知如何回报？改革开放以后，L君的朋友不是公司的第一翻译，就是有了名气的医生，不是保险公司的总裁，就是某中学的特级老师。他们什么也不缺，尤其是精神财富。L君除了珍惜与其的情谊，还能怎么做？
很多人都认同《百年孤独》中说的：人生无论如何，最后都要归于孤独、寂寞……。L君认为：不然。真挚、纯真，毫无功利的友情是永恒的。即使走到最后一步，L君的同学们会始终在她的身边，她是永远不会孤独落寞的；即使走上奈何桥，桥那边还有鸿儿、冠华在迎着呢！
自七月起，小弟读了许多有关益友的文章。当中对益友的诠释，林林总总；有的人认为是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有人觉得是一本书，甚至是一件事。其实，小弟的脑海中，不断回旋地反而是孔老夫子的看法。
在《论语》的<季氏>篇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原来，益友是正直的，宽恕的（也有人译注‘诚信’的）和博学多闻的。反之，损友则是习熟于威仪，但是不正直（便辟）；善于装出和颜悦色的表情（善柔）；以及善于花言巧语（便佞）的人。孔老夫子所作的这个总结，提醒我们要多交益友，别交上损友。
看到这里，各位看官或许认为小弟在说废话，谁不想交上益友呢？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内心话吗？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有人真心提出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闻过则喜，真心改过；还是表面恭敬，心里却骂道：“None of your business!”呢？如果真心提我们过错的，看到的只是我们礼数周到地“打哈哈”而毫无改过之举，他还会再提吗？另一方面，益友的诚信对待，或是宽宏大量，是否被我们认为他们只是“一条水鱼”呢？更有甚之的是，我们会妒忌博学多闻，有真才实学的朋友吗？
写了这么多，忽然才发觉我们很难交上益友，只因为我们喜欢损友的一切，甚至我们本身就是一位损友。平日里，我们喜欢别人的逢迎谄媚，觉得这样像是众星伴月，威风的很！同时，我们也喜欢别人的柔声细语和称赞，却完全不考虑他是否口蜜腹剑？一个总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总会得到大家的注目；甚至我们也以这类人为目标，觉得有面子。当真正的面对难题时，这种人却会逃得无影无踪。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当上了你的上司，你会怎样呢？当他开始犯错时，适当地私下给他提醒，还是和大伙一样，只讲好听的话，反正公司项目出错，他得负上全责，不关你事。假如发生大纰漏，早已变成作威作福的上司向你求救，你会宽宏大量地伸出援手，还是冷酷无情地落井下石呢？对于公司内部的升迁事，你会一步一脚印的学习，成为公司不可或缺，有实学的真才；还是采取逢迎谄媚的手段，总是花言巧语的谋求自己的目的呢？
对于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江谦先生有个补注，他说：“多闻难;谅，更难。直，尤难中之难。如此益友，幸勿交臂失之。便辟，非直也。善柔, 非谅也。便佞, 非多闻也。便辟，似直而非中道。善柔，似谅而非至诚。便佞，似多闻而非正知正见。如此损友，切勿误认”。其实，友直、友谅、友多闻，并不一定是三个不同的人，而可能是一个人就具备这三种德行。一个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人，是件难事。比之更难的是，我们有一颗宽恕的心，凡事都能容。最难的是要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直大丈夫！
看官们，扪心自问：“我爱益友吗？我是益友吗？我愿意成为益友吗？”您怎么说？
其实，认识好久了。那时精神萎靡，幸好有她及时出现在一旁默默守护，拉我过了一关又一关，否则哪来今天的我？虽然嘴里没说，可绝对是衷心感激的！然而，这家伙可不是王心凌，一点也不甜，对谁都不甜。不管你有多感激，甚至感恩，乃至心生爱慕，人家就是“有原则”，天生就不甜，怎么办？喜欢甜心，找王心凌去！去啊！
No！No！No！哪里都不去！傻瓜！吃什么干醋呢！我原就不是什么追星族，真的！不要生气！偶像可以吃吗？不能的呀！我能够一天没有好朋友吗？不行的啊！那铁定是要出大事的！不是失魂落魄，就是牵肠挂肚，难过得食不知味，好像确诊了新冠病毒失去味觉一样。真的不用加糖，没事这么甜干什么？
苏东坡说西湖就像西施一样，“淡妆浓抹总相宜”。没错！最重要是味道在，装饰都属其次。那些叶子、花朵的图案，好吧！我承认也是好看的，不过锦上添花首先需要搞清楚对象！看看主角是谁？不信的话，把同样的叶子，同样的花朵，画在狗屎上，还好看吗？自始至终，在这点上我可从来没糊涂过，个性！味道！不需要搞花样，至少对我不需要。尽情释放自我的个性吧！酸一点又如何？苦一点又如何？没问题！完全接受！就是这样盲目崇拜！
朋友有益或者有意义都是好事一桩，不过要是能够既有益又兼有意义，那岂不是杠上开花，好上加好？感谢你，好朋友！感谢你清早陪我苏醒，感谢你深夜陪我熬夜，感谢你陪我度过一个个闲暇的下午茶时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啊？真心感谢！
老板，来一杯kopi-o kosong gao gao（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暑假，把小孩们都送去围棋教室。在教室外等待的过程，只好来K书。 孟曰：“饱食、暖衣而无书教，则近于禽兽。”看的虽不是什么大作，而是流行的速读漫画，虽然是漫画，其实也是以严谨的历史材科编写而成，并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来解读古代人的生活经历。
浩浩荡荡看了从周朝至清末的中国历史，虽然简约不啰嗦，但比我们高中时历史课的材料更丰富精彩。而且一口气看下来，有头有尾，贯通整个历史架构，一脉相承，古人做的好事坏事，后人依样搬上舞台重演。历史不断重蹈覆辙，正派反派轮番上阵。看完整个中国历史，再看现在的状况，心情有点感慨而不胜唏嘘。
我们处在历史洪流，以至于现在中国仍属分裂状态，美方从中作梗，刚好台湾民进党政府也利用两岸紧张关系来博取人民爱国心，而赢得选票，两岸关系降到冰点无实际作为、无沟通。空军互相叫嚣成常态，美方不断在旁煽风点火，怂恿添购军备和军事服务。实际上民进党执政下的空军在这6年，因演习过程意外殉职有18 位飞官，掉了不少战机，说是说为国牺牲，但人民身体很诚实，报考飞官人员大幅减少。这位小英千金也是总统，出席丧礼比出席外交场合还多，不知她要带人民往哪里去？《亚洲周刊》将她比为慈禧太后，豢养义和团（网军），打压党内外的政敌，形成寒蝉效应埋没良知。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经几千年，物换星移，人事已非，赢的人最多笑到最后，曲终人散以后什么也带不走。看历史就当追剧，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辈子遇见贵人、益友的几率，和见到鬼、中大奖的几率估计差不了太远，都是听说的多过亲身体验的。日常生活跟打仗还是不太一样，没那么波澜壮阔。反而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人，更实实在在留在记忆中。
那是在加拿大读大学预科时候的一个冬夜，在回家的巴士上巧遇一个当地人，我们在同一站下车。车上有一名搭客表现得有点不上道，他下车后有点激动地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当时的英语程度只够表达This is a book之类的想法，无从添油加醋，唯有点头表示赞同。他很高兴，把包里刚买的一件毛衣送了给我。我们交换了电话，也通过一两次电话，知道他是汽车销售员。一位同学的加拿大籍房东问，在马来西亚我们流行送陌生人礼物吗？我说没有这种习惯。她说加拿大也没有，提醒我小心这个人。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互联网流行后我去搜寻过，那个城市里同名同姓的人有好几个。我一直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他的名字叫Peter Moses。
美国大学在当年对英文的把关很严格：每一百个字超过一个错误，不论是错在拼音、文法，还是标点符号，一律不及格。留学生可以稍微优待，但是标准为模棱两可的“老师自行决定”。我的英文没那么好，每次交英文课的作文前都去找英文系的“义务语文助手”帮忙检查。有次客满了，一位路过的热心美国学生自愿帮我修改作文。他是研究生，原本也读电机工程系，结果是数理方面的科目把他打倒，于是转去读自己比较拿手的英文系。那是发生在大四的事，毕业后也就失去联络了。二十几年后，我从校方卖的校友通讯录翻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选了个黄道吉日打电话过去。他当上了律师，说话的语气跟当年完全一样，不过不记得曾经帮过一名留学生修改作文了。不要紧，我还是对他当年的拔刀相助表达了感谢之意。他叫Tim Gartin。
美国大学生一般夏季不上课，都回去老家，以致校园空荡荡。大学生如果在校外租房子，签的大多是一年的租约，为了不白白浪费，通常夏季的那两三个月就以廉价招人来代住。在密西根工艺大学我第一年住的是夏季度假屋，夏季抢手，过后就租给大学生，签的是只有九个月的租约，因为夏季游客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短住。那年夏天我跟我们大学的滑雪队一起住了三个月。据说，美国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有很多出自那间大学，这些室友说不定后来还代表过美国去参加冬季奥运。滑雪在美国不属于篮球、橄榄球、棒球之类的热门运动，以致滑雪队队员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傲，而且都非常温和有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向他们讨签名，也不曾见到任何粉丝来讨签名。秋季开学前我就搬去另一处，半年后完成论文，然后准备离开密西根。离开前在校园偶遇滑雪队的队长Tom，知道我即将离开密西根，他向我道别：have a good life！这句对白在电影中听多了，现实中那却是唯一的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说。我很喜欢这种告别，现实点，此别即永别，不用婆婆妈妈！可惜的是，我忘了Tom姓什么。
我一直试图把生活维持在一种水波不兴的状态，然后在淡而无味中细细品尝记忆。偶尔，也会跟家人分享这些记忆，她们都不打岔，是不希望打乱我的回忆吗？她们不说明，我也不觉得需要追问。
益友，顾名思义，是让你受益的朋友。换言之，存在一些朋友并不能让你受益；或者有一些朋友曾经让你受益，后来却变得不再有益。如此强调益友的功利性的话，也许是对朋友定义的庸俗化。因此有人可能会反驳道：益友的“益”未必是物质利益，也可能是精神共鸣，它本身并不庸俗。但反过来看，精神认同也可以是一种利益——它带来了心理上的满足，也具备了某种功利属性。总之，益友的存在难以完全摆脱利益“输送”或者“交换”的色彩。
总有不死心的理想主义者要为真挚的感情唱赞歌，比如梁祝，比如伯牙子期。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歌颂梁祝的爱情，因为他们没来得及长厢厮守就化蝶而去。我们赞叹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因为他们相识甚短，是为知己却不算深交。无论是梁祝还是伯牙子期，无论这感情有多么真挚，接触多了都难免伤及各自利益，导致一地鸡毛。灵魂之交固然让人向往，但我们视野所见则是大多生死之交渐渐地淡化为泛泛之交，直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乃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成年人的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利互益而维系的友谊或许真的更为持久，因为实在的利益总是比抽象的友情更能打动人。没有长久的友情，只有长久的利益。国家之间如此，个人之间也差不多。正如天长地久的爱情早已被当代人祛魅，社会学对婚姻是构建利益共同体的解释也远比文学上的浪漫想象更有说服力。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友情的目的不是利益，那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幻想完全无功利的友情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一边论证高尚的人倾向于与另一个高尚的人做朋友，另一边又暗示其实自足之人根本不需要朋友。这意味着友情并非生命的必需品。后来孟德斯鸠又启蒙大家：“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帮助最疏远的陌生人，就像帮助他的朋友一样。如果人是完全高尚的，他们就不会有朋友。”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帮助了朋友，则一定会伤害到那些同样需要帮助的陌生人——那么朋友的存在就破坏了社会公平。到了当代，中国的刘晓波含冤狱中仍然坚定地宣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将普通人情升华为博爱的典范。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友情庸俗化的问题。如果纯粹的高尚同时解构了友情与利益，那么恐怕既不存在无益的朋友，也不存在无友的利益。或者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因为朋必党，友必私，朋友就是结党营私。一旦结为朋党，就与君子无缘了。因此，“益”与“友”这两个字都失去了进入理想国的资格；它们只能在现实世界里蝇营狗苟，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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