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个结，创造一个世界。一旦解开，一切不复存在。杀死第一个打结的人，用他打结用的绳子。结，宇宙的拓扑模型，二进制。杀死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杀死人皇伏羲。引力，唯一的宇宙资源，引力场里的自由就叫做时间，重力取代想象力。杀死牛顿（Isaac Newton）。时间在打结的地方变慢，万物暂时有了形状，之后一切消失于光。杀死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如果镜子像人，它会把摄来的影像误以为是它自己的思想，为它哭，为它笑，为它疯狂。杀死拉康（Jacques Lacan）。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人应该随时随地倾空心内所有的感情和体内所有的液体，一滴不剩，就像死去一样。我们经常误解一句话叫做活在当下。“芸芸众生都过着一种默默绝望的生活”（梭罗《瓦尔登湖·经济篇一》），“只要活着，悲伤的事物就会逐渐累积”。（新海诚《秒速5厘米》）“今天有家的，必须回家。今天有书的，必须读书。今天有刀的，必须杀人。”（海子《我飞遍草原的天空》）“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刻，随风离枝。”（侯孝贤《悲情城市》）年轻人用死亡来证明的，老年人用经验去反证。

世界曾经大到让每个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角色。不认识的字只要想办法念出来就可以呼风唤雨。只要黄道与赤道相交，每个日子都可以跟另一个日子相遇。辩证法给世界戴上根号（√），超低机位把飘飘然的人拉回地表。人们引颈企盼，朝一个方向，但影子千奇百怪，躺在地上。当我低头的时候，已经分辨不出那些人是因为离我太远而渺小还是他们本就如此渺小。我不得不为自己厌烦和厌倦的东西辩护。他们常说，沉默是金。但我不会沉默，因我像婴儿一样，不懂透视法，双手乱抓。行动等同于谎言。那些中途从你生命中溜走的人，就像一出戏里中途消失的神秘角色。也许他们只是不觉意看到了结局，于是乎解开了自己的结，自动出局。一路繁花相送……情感是大件行李，每时每刻都需要有所寄托。许多东西都已离我而去。想要开口的时候，才发现能力有限，激情有限，灵感也有限。我希望死后大脑被剥离，那样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Think about that，他走着，走着，走到有水的地方，就停下来，在此生活。如果不能到达海边，就留在爱人身边。不要一觉醒来，绿洲已经消失不见……

天气很好，闭上眼睛都是红彤彤的。吹起口琴，不要问她为什么。可爱的女人是没有翅膀的鸟。性感就是我不想知道那里有什么，我只想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尴尬太快来不及走开就以为是爱吧。一开始用越来越多的语言说我爱你，后来用越来越少的语言说我爱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终于少到互相伤害。他和她在临死之前已经呼完了最后一口气，而他和她最后一秒的感受竟然是爱！勇敢的人啊，如果勇敢是因为看不到更远的未来，那勇敢还有什么意义。既无知己，又无良辰，与所有人为敌。世界是一个结，世界什么也不浪费。你别想从这里偷走什么。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因果。

摄影：林明辉（瑞典）

用“照片”作题目写文章，跳不出俗套——看到照片，想起某件事、某个人，于是将其写出一个故事，成为一篇文章。不过，现在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本相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德国人。他们是30年前曾在当时还存在的杭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第一批自费德国留学生。

联合国曾经在198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九月份大会常委开幕之日（9月21），“正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供所有各国和人民在自己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36/37号决议）。

1987年，杭州一个青年民间组织举办了国际和平日一分钟演讲的纪念活动，邀请我们学院的留学生参加。经过老师的说明和邀请，那天有一个日本学生、五个德国学生参加了活动。举办方没有对参加活动的留学生提出什么要求。

活动场地大约200平米左右，参加的人员大约100多人左右。但是当德国学生看到屋子中间搁着一架摄像机，就摆起了本来不甚开朗的脸，纷纷落在了后面两排座位上，不肯往前坐。

一分钟演讲开始了。主持人指定的一分钟发言人演讲很生动，有的演讲还催下了日本留学生的眼泪。自由演讲时，发言的朋友也此起彼落，没有出现冷场，活动进行的有井有序，带队老师（也就是德国班的上课老师）放松了心情，等着活动结束带同学们回校。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在街上还是稀罕物，就算是什么人碰撞一下，也可能会成为一件国际大事。

谁知这时候突然有人提出：请外国朋友也谈谈关于国际和平日的感想。不是不要什么准备吗？知道来参加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学生们看着带队老师，有的显现出疑惑的眼光，有的显现出怀疑的眼光，似乎在问：不是只要我们听吗？怎么又要我们说了呢？场内的掌声已经响了六七分钟，也许主持人悟到了什么，“说一说”变成了“唱一个”。日本学生是个很腼腆的大姑娘，始终埋着头，德国学生在带队老师的工作下，最后一起用德语唱了一首反复回还、似乎德国小孩子都会唱的民谣。德国人唱歌很少有高声叫喊，他们的歌声低回却悠扬，虽然只有五个人，但还化成两部和声，交相呼应，让全场人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歌声毕，迎来了长久不息的掌声。显然德国同学也有些激动了，脸开了，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活动总算圆满结束，留学生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学院。

但是，第二天德国班上课只到了一半学生。老师问了一个名叫艾拉的同学，为什么？艾拉说：他们觉得昨天被骗了，很不舒服。摄像了，一定去做什么宣传了。上课老师就是带队老师，已经与德国学生打了一年的交道，了解德国人的特性，说一不二。有什么与原来的决定不一样，一定会究根问底。这个民族说得好听是遵循规矩，说得难听是刻板。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参加不参加这个活动征求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同意后才去的。怎么被骗了？你们还是小孩子吗？这个活动是纪念全世界联合会决定的国际和平日，意义非常好。宣传世界和平是每个爱好和平人的权利和义务，你们参加了一个好活动，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会不舒服？艾拉，请你把老师的话告诉他们，还要告诉他们，不来上课，吃亏的是他们自己。这样拉下的课，老师不补。德国学生和其他欧美学生一样，凡是在学习问题上，比如学习时间长短、批改作业多少、一本书学到哪一课等等都可能斤斤计较，不肯吃亏。直到第三天，学生才全部到齐。不过还有两个学生似乎还心存芥蒂，不再与老师主动讲话。

一周以后，教学计划中要去千岛湖进行两天的教学实习，但是天不作美，一直下着雨。办公室想推迟时间，但是这群德国学生不让。下雨有下雨的趣味，计划中的，为什么推迟去？我们不怕下雨。于是教学实习如期进行。这群德国人顶着雨伞、披着雨披（编按：即和我们平时说的‘雨衣’差不多的东西，不过没有衣袖）上了去千岛湖的中巴车。千岛湖一直被雨丝披挂着，朦朦胧胧的，湖上的山顶就像漂浮着的海岛，时有时无。这群学生披着红的黄的绿的雨披，手里拿着老师给的教学实习讲义，一边看着，一边听着。昨天听老师指点山水，进行水上水下淳安县城的变迁；今天听老师解说清晨码头的鱼市，看黄尾巴鱼、红尾巴鱼在鱼篓中游动，挣扎；中午又在新安江电站的水坝内看转动着的，向华东六省市输送电力的六台大电机，丝毫不觉得下雨带给他们的不便，学得非常专心。

教学实习的第二天下午，在回学院的路上，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带队老师回头一看，只见大部分学生静静地低着头在摆弄着手中的相机。

三个学期过去了，上完最后一堂课，全班老师学生一个个地作了告别。最后剩下那两个不与老师讲话的学生。他们面带羞涩，期期艾艾地说：“老，老师，对不起！这是我们给你的留念。”说完，在讲台上放下一本相册，很快离开了教室。

这本相册不薄，几十张照片记录了他俩在杭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有那次国际和平日活动场所的照片，有千岛湖雨中实习的照片，有老师在黑板前上课的照片。最后是一张他俩脸上涂满白色，化妆成两个小丑的合照。老师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喃喃自语：含义深刻，含义非凡啊！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自拍这种行为也许诞生于摄影发明之前，我们今天看到的梵高、伦布朗等诸多大师的自画像就是自拍的早期形式。当然，照相机发明之后，自拍变得更加容易，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摄影师也会对镜自拍，从早期的胶片到后来的电子成像，不一而足。但真正让自拍走入寻常人家的还是由于带有前置摄像头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手机的兴起让自拍风靡全球，蔚为大观。其实，手机前置摄像头的设计初衷在于提供视频通话，这也是为什么在功能机时代我们几乎见不到前置摄像头，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带宽无法承载实时视频通信。而在3G网络成熟以后，以iphone4为代表的早期智能手机开始配备前置摄像头，自拍逐渐成了势不可挡的主要手机应用，甚至大大超过了初衷的视频通信。今天多家智能手机厂商在每次发布新机型时都大幅升级前置摄像头，并不遗余力地以此为卖点，大造声势，皆来自此商机。

不同于早期的艺术家自画与摄影师自拍，今天的平民自拍大多为女性。这个论断不仅得到大量社会调查数据支撑，也被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不断验证。无论是网络社交的虚拟空间还是大街小巷的线下实体，举起手机自拍的常常是女人。老一代女性跟不上新科技，无法自如地秀自拍；而今天的年轻女人们似乎可以一天不吃饭，一天不出门，但绝对不能一天不自拍，一天不分享自拍。相信即使他们老了，也会一直拍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如果说艺术家的自画来自于潜意识里的自恋或者自卑，那么当代年轻女性的疯狂自拍则有更复杂的成因。对此常见的解释有女性偏爱分享，女性陶醉于炫耀，或者女性更渴望他人的认同感等等。然而，这些情感需求并非女性独有，男性也一样需要。只不过，男性也许更倾向于用艺术来分享情感，用财富来炫耀自身的权力，用成功来获得他人的认同。换句话说，男性满足这些情感需求的方式更加立体，也更加深沉。相似地，我们会发现，越是成熟理性的女性，越不会晒自拍。究其原因，与其说她们有意识地在满足社会情感需求时追求男女平等，不如说她们在使用女性方式时并不占优势。对她们每个人来说，远离作为女性特质的自拍其实都意味着足够多的心灵苦旅。所有的苦难沧桑皆非自身所愿，所有的成熟智慧也并不是生来有之。

我们无法指责秀自拍的浅薄，不仅因为这样的浅薄起码比大部分男性所奉行的“成功学”更可爱；更重要的是，这其实就是千百年来女性获得关注、获得社会资本的方式。当你的容貌可以为你赢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你确无必要关注容貌之外的东西。因此，与其谴责女性的浅薄，不如批评男性的好色。只要男性继续把持权力的高位，只要身处高位的男性继续用下半身思考，那么女性的大量自拍就无法避免。我们可以呼吁阻止影视、广告及各式媒介中以美丽女性的身体暴露为卖点，我们可以理性反对消费时代将女性物化的各色呈现，但我们无法根本改变女性从容貌差别中所获得的阶级优势。男女特质的社会性与生物性迫切等待革命性的变化，而年轻貌美的女性自拍仍然长时间地被驻足，被围观。

摄影：李嘉永（台湾）

各位看官，请您想一想令堂……您脑海中出现的十之八九是令堂的样子，而不是她的名字。为什么？人与生俱来的记忆方式就是倾向图像记忆，只可惜如今的教育只是一味地强逼孩子死背，让有趣的学习过程变得味如嚼蜡，毫无意义。

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如何学会自由操控右脑，快速唤醒右脑照相记忆力的过程。我们要谈的是此类学习方法所衍生出来的好处。首先，图像记忆的首要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对有关的事物有一定的认识及了解。过后，大家可以用图像将各种事物先归类，然后将它们连贯起来，变成一个小故事。通过此等训练，孩子将学会在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寻找重点，理出一个规律。这岂不是我们一直要传授给孩子的解决问题的技巧吗？

此外，要学会照片似记忆法，我们必须保持心中的宁静，广东人俗称“心水清”。许多人都知道北京故宫有个养心殿，但是“养心”谈何容易？其实，一个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假如我们能够常保持静心，干起事儿更能事半功倍。当然，养心还须如孟子所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或许，这就是为何成年人会比较难学会图像记忆法吧？

当我们不停地运用图像记忆，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发现背东西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因为四个字：触类旁通！这类丰富脑里图像元素及想像力的训练，可是激发创新能力的首要步骤。让小弟在此举个例子，一个苏联的科学家（米哈伊尔·茨维特）从浸入咖啡内的领带出现不同颜色区的生活事件中，发明了色谱分析法，成功将叶绿素分离为不同的色带。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取代这类的研创能力吗？

各位，别再走回头路了。让我们好好掌握照片似记忆法，改变孩子们的死记硬背法，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摄影艺术界最近发生了“造假”事件。

话说有位非常有名的澳洲摄影家Peter Lik（现定居美国），最近的创作Moonlit Dreams被专家们“起底”了：指出他的大作并非现场所拍的作品（on location），而是一张经过电脑处理的数码合成品（composite photo）。电脑加工有什么问题？电脑加工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闻，现在许多照片也有电脑处理过，俗称PS（photoshopped）。问题在于Peter Lik本人向来强调他周游列国，费尽心机去捕捉那决定性的一刻（decisive moment）。这一揭发让人怀疑他其他大作是否也是“移花接木”的合成品？

另一方面，以Peter Lik的摄影造诣，造假过程却犯下一些就连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低级技术错误，也未免令人大掉眼镜（在Moonlit Dreams中，他竟然把云层放到月亮后面去了）。可能的解释是Peter Lik太低估了他人的观察力，又或太高估了自己的造假功夫，另一可能就是每次造假似乎都顺利过关，所以越造越假。

对Peter Lik来说，这次被人揭发造假对他本人影响可大了。第一，他的摄影作品从今以后价值会一落千丈。不是吓唬大家，他最高价的一幅题名为The Phantom的照片据说以美金六百五十万出售给一位私人收藏家（现在有人怀疑那也是假的，因为这种私人买卖，无证无据，是真是假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再者，他还可能面对“退货”的问题。在法律上，如果一方被误导（misrepresentation）而进入合约，被误导的一方有权取消合约，退出合同。意即收藏家可以归还照片，要求退款。那Peter Lik可头痛了，据说他一共卖出了超过半亿美元的照片！只要其中一成买家退货就已经要命了。最后，税收局也可能对他展开调查，追讨税金。可以这样说：假卖是死，真卖也同样是死。

看来，同样一件事，当不同的人去做会有不同的反应与效果。比方说如果你我PS一张电脑合成照放到面子书上大概没什么问题（得罪他人如造成诽谤则另当别论），但是一旦你打着“写实艺术照”的旗帜卖个一百几十万那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同样的事，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或者做后可以安然脱身的。

一般人吹吹水、车车大炮没啥问题，然而当他的身份是“某某专家”，他的一举一动就得小心。在别人身上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自己的身上就可能是个“大问题”。现在Peter Lik的造假门事件已告一段落，当事人也已经公告天下他的杰作是电脑合成品，但是这件事对他的事业已经造成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对摄影艺术在争取被承认为正统艺术（art）而不是科学（science）的道路上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注：附图摘自网络，左边为Moonlit Dreams，右边为Peter Lik的另一张杰作。专家指出Peter Lik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捕捉到同一个月亮，太神奇了！

第一次想拥有台相机，是因为要与家人到国外旅游，匆匆忙忙跑去商场，经服务员一番讲解，买了台卡片式、价格没负担，且便于携带的傻瓜相机。

当初真的相信，相机嘛大同小异，普通人用普通相机就好。结果，除了室外晴天拍出来的照片好像还好之外，其余室内的、夜景的、背光的全部泡汤，惨不忍睹。一家出游的共同回忆，只局限在阳光普照的那几张，那些灯火灿烂的建筑物夜景，那些反映在河面上忽明忽暗的灯饰，还有那个人声沸腾的热闹夜市，只能留在个别的记忆里各自阐述。

若干年后，和同事出差国外，搭乘渡轮从欧洲经博斯普鲁斯海峡去亚洲。同样带了那台“便携式”相机，讥笑同事扛了一台一公斤多的C牌子马克全幅大光圈变焦镜头相机，从亚洲抬到欧洲。

出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同事拍到海鸥翱翔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我只能拍我的鞋子；同事拍到的海面，如同一颗颗闪闪发亮的钻石镶在一匹蓝色的蜡染布上，而我，只能拍我的鞋子；同事拍到的圣苏菲亚大教堂，在橙黄色的灯光照耀下雄伟无比，我拍的照片需要讲解，否则看的人无法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同事拍到小贩伴着烛光卖炒栗子，小贩、客人、栗子、青烟，清澈无比，我只能拍到烛光和人影，一边白一边黑。

当下决定，老虎都要去买一台马克全幅大光圈镜头的相机。

记得以前，拍照后还有冲洗照片那么一回事。一间开着小红灯的暗房，里面摆满冲洗照片的药水、一排排用以挂相纸，晾干相纸的绳子、一包包不同尺寸的相纸和一台用强光照射底片，以便底片的影像能投射在相纸上的机器。

这些都是当时的拍照发烧友必备的基础装设。记得亲戚有这么一套如此这般的设备，甚至还隐隐约约记得房间里那些浓浓的药水味道。

我的第一张照片，就在这种小暗房中冲洗出来。照片里的小贝比，瘦小头大，抱着一颗比他还大的西瓜，高兴的看着镜头，灿烂的笑着。

照片不久后，513惨案发生，吉隆坡戒严；好死不死，小贝比挑这个时候，来一个麻疹发作，高烧不退。奈何戒严时期，哪都不能去，待得政府宣布放风，家人急忙抱了小贝比，跑了好几公里的路，找到一间有营业的诊所。

诊所里人满为患，小贝比饿又热，又不舒服，于是放声大哭。想是医生听见小孩哭闹，唤入先诊，打针开药。家人依照医生吩咐喂药，小贝比昏昏沉沉、睡睡吃吃，乖小孩总是好心有好报，病愈长大。

最后，那台全片幅马克相机加上大光圈变焦镜头还是买不成了。因为机身加上一堆镜头，堪比一台鼠鹿轿车呀！看看相机，摸摸钱包，用镜子照照自己，比较过多个牌子、功能、价格、便携性、性价比后，再经过无数个辗转覆辙的夜晚，终于选了N牌子大光圈兼有防手震功能的傻瓜相机。

虽然，感光元件还是像尾指指甲般大小，但功能够用，拍夜景美美的，拍小动物美美的，拍食物美美的，够用就好。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在读完中学，进入大学生涯时，突然对摄影起了兴趣，和家乡的一家相馆老板趣味相投，经他介绍之下，买了个单眼相机，还买了好几本摄影大全来细读。我这位老板朋友，拍照技术确实了不起，得过一些比赛的大奖，连学校的毕业照大都由他包办，我有良师指导，学起摄影来事半功倍。

一直到大学毕业，提了个背包自费去欧洲自助旅行，拿着相机四处调焦四处拍照，心里想着老来如何翻开相簿，回忆当年。当时的底片，一卷通常可以拍36张，要自己卷入相机里，有时卷得恰恰好，还可以拍上37-40张，觉得蛮了不起的。为了省钱，通常底片买很多卷会有折扣，可是如果收久了，它会褪色，拍了后洗出来的照片泛黄，不好看。所以，常常要赶快拍完，要省钱反而花更多钱。

如今那个相机已经不晓得收到哪里去了，进入手机等于相机的时代，完全使用记忆卡，再也无需用到底片了。手机的功能越先进，拍照越不需要技术，最重要拍照时手不要抖就行了。不但如此，市场上还有许多美图软件，拍了照可以马上“整容”，整好容可以马上发出，放上面子书或传送至其他社交媒体。自拍也无需三角架，只要手够长，selfie吧。

过了二三十年，我惊觉自己竟然没有雅兴把以前单身时，学了一身“技术”，拍了觉得很不错的照片拿出来慢慢欣赏，现在眼光所在全是老婆和孩子的照片，看他们成长/变老，以及找寻每年些许的变化。我还是喜欢看风景，不过没以前那种想把天下美景尽搜罗入自己相机框框里的冲动了。有人说，一图胜千语，那是我年轻时的心情写照吧，要快！现在？如果没有图，不用紧，有时间的话，让我慢慢对你说清楚，一句一句的描述，不明白你可以问到明白，就怕，你没时间。

摄影：李嘉永（台湾）

我去过很多图书馆，最怀念的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Parks Library。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留学生涯相对单纯许多，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当然留在宿舍也能读，不过总觉得图书馆更能够专心，实际上也不尽然。

大学四年，耗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计其数。除去为了应付作业、考试等“正事”而逗留，图书馆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杂志、书籍（当今的收藏约三百万册）可供消磨时间，譬如就曾经在这里翻过《国家地理杂志》1888年的创刊号，从《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阅读关于1969年5月13号马来西亚发生的暴乱的报道。当然，图书馆内还有由很多路过美女组成的风景可欣赏，不过这种事就不多说了。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许，读书已读得奄奄一息，索性把课本合起来，就像平时一样随意去书架上寻宝。爱荷华州立大学源于1858年建校的一间农业学院，历史相当悠久，那晚恰好偶然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一堆百年前的毕业特刊。也没仔细读内容，就一页页翻着看照片。百年前的女大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观？第一位在这一间大学毕业的黑人大学生，恐怕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吧？他经历了什么才争取到这一张文凭？毕业特刊自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

那一刻我在那个偏僻的角落独自思绪万千，这些老学长想当年或许至少也算得上是一时一地之俊杰吧？可是如今还有谁还记得他们？还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句宋词的写照啊！望着落地窗外空荡荡的马路，好奇这些学长是不是也曾经踩过？

如果今天的我还果真表现出一些“人不知而不愠”的特性，说实在是跟孔子无关的；是那些不知名的老学长在那一晚告诉了我，我们做人做事，不是为了今人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后人记得我们，只要自己觉得该做就放手去做，对得起自己的一生，也就足够了。

老学长，谢谢你们！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一般西方人认为新郎在结婚前是不能看到新娘穿婚纱的样子的，否则不吉利，所以他们没有拍摄婚纱照的习惯，最多只有订婚照，而西方人的订婚照多数简约，并不复杂。

东方人早期的婚纱照都是规规矩矩对着镜头，男左女右的整整齐齐站着或坐着拍，面目没什么表情，洗出来的黑白照顶多也只两三张留着做纪念。新郎新娘的礼服都偏严肃，有的还把制服当礼服(海陆空军都有)。穷人家更不必说拍什么婚纱照，婚礼一切从简，和亲戚朋友吃一顿饭就算了。

随着时代的改变，婚纱照已是一种潮流，一种个人品牌。早期商家推出的价格RM888至RM1888配套只附上两套礼服和只限于室内摄影，接着再推出价格RM2888以上的配套，两或三套礼服，室内和室外摄影。而室外摄影多数也只在指定的公园或本地的旅游景点，一天搞定！

也不知道哪个脑子灵活的商家把婚纱摄影配套价格再次推高，推出了海外婚纱摄影配套。我本人真的很欣赏这聪明的商业头脑，抓着现代人性社会的弱点而把自己的盈利推高。这商业主义针对的是面子和享受，你有得玩又有得炫耀，我同时有得赚，何乐而不为？出得起钱的拿出来比较时也特别威风。三天两夜巴厘岛摄影？我是十天巴黎摄影配套啊！你的巴厘可不是我的巴黎哦！

商家当然不会把自己的盈利锁定在一个水平，海外摄影再加上跨世纪的国际影星风格的配套，这诱惑怎么抵挡？不信么？试随便走进一家婚纱店说你要一个周杰伦昆凌配套， 他们立刻一夜之内把你变成周杰伦！

人家说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我说现代的结婚是你和商家的承诺。婚纱照的意义在哪里？意义我倒是不很清楚，但我很肯定我当年的婚纱照一定是在储藏室里！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