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电影始终无法认真起来。

二十四岁那年离开了学校，半青不嫩，我对生活和人生有点失焦，无法提起劲来找一份坐愁青春老的工作。那时，南上北下，到处教家庭补习维生。说话劳气，教书伤神，晚上回家躺在沙发上身心俱累，像负伤无法飞扬的甲虫，只能呆滞地看着电视。当时，赶上翻版的时代，我唯恐世界忽然正义起来，好一段时间曾四下认真地搜购了好一些老电影。那些个失语的夜晚，我一部部地细嚼，倒不是因为真的看懂什么，只是那些夜里机盒里渗透的那一些年代久远的语调、服饰、画面，无一现实，如魔似幻，我看着都忘了今夕何夕。偶尔疲极睏去，觉来四下寂然，只有天花板上的风扇蓬蓬地响，仿佛又活了多少辈子。

教父、非洲皇后、后窗、活迪阿伦等，当然都精彩，然而，在那些年月里，扭麻花般的青涩灵魂，确实没很看重这些声色犬马。周三的夜晚赶着到中华大会堂去赴教主的约，听他说哲学、说虚无主义、说尼采和瓦格纳。回家的路上常常是精神恍惚，对错黑白倒置错位。电影，只是一盒子的风景和偶尔酸了鼻头的故事。

然后，我一直持续这么醒着看电影，偶尔睡去又醒来。庄周梦蝶，许多电影的情结都稀释、扭曲，甚至可能是我梦中魔幻主义的创作，不由分说。虽然，电影里的感觉都成风干腊鱼，保留了下来，只是这些失序的故事无法与旁人道，只能继续这么搁在心底。所幸，还能喝两口小酒，独酌无相亲，一小片腊鱼干，化在心间能下酒一盏。

实在不巧，这之后便赶上了科技时代。说这话，语似古人，但实情如此。此后，飞天宇宙、英雄怪物、灵猴异人，叫人眼花缭乱，比魔幻还魔幻。且不说没闲功夫去看，若日后能再补，猜想也不是侍寝的好角色。好些电影看后膛目结舌，却心下茫然。真的看的不多，常常在旅途中飞机上巴掌来大的平板上，凑合看过几部。没有睡去，没有忘却的情节，亦没有腊鱼干的感觉。

昨夜，与家人晚餐后，弄了支小烧酒，相亲不相酌，我乐得大自在。想起中学时代与胡一刀窝在他的小木屋。深宵，俩人席地猫坐看了一部电影。一吹玻璃的哑男听那纯情的女子诉衷情，都是关于她与他的故事。橙黄的炉火，净素的脸，低语。故事——大概……反正说出来可能也是瞎掰的。故事一直在吹男和素女之外。末了，素女意兴阑珊，来与吹男道别。转身那刹，吹男开口：别走，好吗？这部电影叫《情书》。

中六那年，路经茨厂街，路边翻版商叫卖不绝。随口问了可有《情书》？那厮面目猥琐，狞笑道：我这里情带很多，你来看看？我急走，他还在身后喊我。路上都是同校男女同学，掩口窃笑。

所以，我对电影始终无法认真。

电影海报摘自网络。

影片链接：按这里。

注：“教主”指已故沈观仰先生。

观剧《大清盐商》，戏说一盐商逢着新官上任却姗姗来迟，众侪候于堂，新官愠问：你总最后一个到？盐商道：小人惧内，多番求出，故迟。新官听后，展颜释然。观此不禁失笑，这似乎惧内竟是一种重症，祭出此令，众神退隐，只隐然一悍妇于前。

惧内是男人一种非常的表现，其根源绝对与武力无关——至少不佞以为十里坡的孙二娘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男人在生理的绝对优势，纵使万中出一孙二娘，若不幸出生在印度，可能百炼钢也锤折成绕指柔了。男人甘对一弱者百般谦让，乃至甚者心生怯意，这确是自然界怪象。

强弱的区分当然也不只是蛮力之争，许多经济、家世、学问、职业等因素也构成这种关系，然而若由于上列因素而示弱的男人，其惧内的原因则不免太利害了。与虎谋皮，吃了亏自然没什么话可说的。若误拂虎尾，吓得若惊弓之穷鸟，除了能给惧内者的脸谱添几笔浓墨，实在就忝居惧内之列。

爱摆弄点哲学的朋友，大略都对此事带着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原罪”一样谦卑的态度。这是因为祖师爷苏格拉底就典型一号惧内的角色。当然，这连饮鸩都面不改色的哲学家，惧内肯定有其形而上的原因，奉为惧内祖师爷，肯定丢不了男人的脸。至于东方的人物，记载于洪迈笔记中的龙丘居士，经过苏轼的诗句，“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胡文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千年传诵，亦已深入民心。龙丘居士爱谈空说有，自然是宋代时候佛教盛时的一种哲理之对话。或许这纯属巧合，貌似哲人与惧内因缘甚深。

除却上列惧内之因，友人尝言，女人性情不定，遇事凡多诘责；为大局故，为人夫者，往往不予以深究。一来二往，渐有蹬鼻子上脸之势，然此时若为要强，不失寸土，攘臂訾骂，且不说失却男人有容之气度，若遇着悍妻应穷而困若斗兽，失了方度，恐有覆巢之忧。所以，哲人于此有先见之明，见势不对，即而退之，以免于骑虎之窘境。

周作人于《杜牧之句》文中引佛典《成实论》云：“恶口骂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鸟。恶口骂詈，大人堪受，如华雨象。”周氏认为此二语有六朝风趣，意思是有气度的大人若遇着恶言相向，是能禁受的，就如花落在大象的身上一样。周氏尤喜欢杜牧诗句“忍过事堪喜”之意境。佛家一向主张忍辱，修菩萨道六种方法中就包括忍辱。若忍辱若石雨鸟，躲避唯恐不及，则不免落于小人模样；反之，欣然受之，尚能若无其事者，方为大人。

如此，实则，真惧内者有大勇大菩萨其中，惟智者能知。

摄影：李嘉永（台湾）

北岛在《午夜之门》中记述他从以色列离开时候，安全检查人员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由于他刚到过巴勒斯坦的加沙，姑娘的问题遂多起来。如他文中所述：她或直接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儿去？北岛失措。这些问题他是一辈子都找不到答案的。

诗人这件衣裳北岛这一辈子估计都换不下来了。他经历了中国诗人最荣耀的年代——恰巧是人性最扭曲的年代。他身上的印记像是墨刑的烙印又曾闪着无上的光辉。逃离赤土，北岛在世界的诗歌圈子游走，几十载下来，竟然也悠游自在。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游离于社会边缘却又在这种资本体制中得到不少聚会、活动的好处。然而，其本质还是焦虑而无助的。他的文章中常常会看到这种无力感，轻轻地像一张风吹不起的纸。那些都是关于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状态的一种怀疑。

人，是什么东西？这话听着像骂人，其实问的时候也确有这层意思。人的本质是理性？是会使用工具？还是语言？这种种纷争，永远不会有结论——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提问不科学，而是意义根本不在答案。所以，如果李世石的落败让某些人伤心仓皇了，捍卫人类的尊严，应该在于这种哲学性的思维的活动。除非哪一天，谷歌的软件忽然觉得搜索答案失去意义，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那么人类的大限已到。这于我，毋宁是一种黑色幽默。

人里头的自我是佛家修行的大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赌局，除了宗教就是政治了。马克思的共产宣言认为家庭是对共产的最大障碍，所以儿女与父母最好从不相认，这理念是惊世骇俗的，然而，还是不比佛祖几千年前这么前卫和彻底，一步到位，直接把自己都去掉。

佛家认为自我是一种假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自我的存在本身就有存在论上的缺陷，然而众生都以为这是全部所有，一往而深。多少戒律、多少修行只是为了抵住它强大的手肘。

因而，自我增值这回事听着有些蹊跷。这当中还带有点调侃的味道——这连自我还论斤算，纵使涨上去了也就一件吃货。人，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最终的目的。这种价值观纵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普遍接受的，所以在这之外的任何增值行为，大概算是黑市活动吧。于此，吾不欲置评矣。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孩子心性大抵是世上最可贵的事情。他们不知好歹、无理取闹、阴晴不定、反复无常，然而，他们朝气蓬勃、元气淋漓，他们气吞山河的憨劲，简化世界事理的逻辑，往往让人失笑，循着，也跟着简单起来。佛家认为这世界的本质是一场苦难，如何结束是很迫切的态度；然而，如果待在孩子身边看着他们的嬉笑作剧，却能心地刹那清明无碍，圆通旷达起来，这仿佛是借回来栖息庇难的另一个世界。顾城有一首诗：黑暗给了我眸子，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苦难的世界赋予人们生命，大家却都一股劲地希望能逃离，这说着像很乖离的现象却又实在的发生着。

这么珍贵的孩子心性，可惜却不允许在我们的社会和身边多待片刻。一旦成长到一定阶段，大伙就自然的希望这种孩子气能离开我们，像脱落的脐带。然而，完全的脱离又是大伙儿不轻易舍得的，所以有孩子气的女孩总是让人疼惜。这其中是不是跟孩子有关系，抑或只是女人娇态的另一种极致的表现，却很难考察了。

当然，这种孩子气的精神只是特别在亚洲社会显得特别额外珍贵。这并非说此外别处对孩子气没特别感觉，这种喜爱孩子的特质其实在美国人身上尤其难得。在美国，领养非洲小孩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尤其对小孩的待遇和保护是额外用心的。然而，这点可能只是止于小孩，对于女人他们自有另一种迴然的态度和标准。我想这和东方人是极其不同的。鉴于此，才觉得东方人对孩子气有特别的情结，希望这不会让人误会这和娈童挂上什么关系。强其说，顶多只是东方人沙文主义比较强烈。

末了，看看别国也沙文，却未必如此心系于孩子气，这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所以，只能由他人说去，这种争辩很多时候如《东山谈苑》里头说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确实如此，还是不说好了。

（摄影：周嘉惠）

小学时代，记得有一天醒来，尚恼着课堂的测验，忽而得告冬菇去世，休假一天，一时若脱钩之鱼，不妨熟歇。谁冬菇啊？后来从课本才懂得东姑乃国父也。国父在默迪卡广场领众举拳，响彻云霄地喊了三声“默迪卡、默迪卡、默迪卡”，已经成了经典短片，每一年时间到了，如唱盘回唱，而我，尤其喜欢国父鼻梁上驾着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

默迪卡，为什么非得喊三声？从来没有人问，老师解说这三声后，正式宣布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三声默迪卡，声声慢、声声重，情真意切，确实感人，这致使我对影片中的主角一直有种莫名的喜欢。

可惜，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喜欢某一些事物或人，往往源于误解。实话说，这世上的事物，理解之后或许能多一些宽和、少一些期待，但喜欢，往往是说不上了——更何况对象是一个政治人物。

东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从英国人那里求得了马来亚的独立。然而，他一辈子所坚持的种族特权，以种族为政党基础和理念，不啻为一种魔咒，让他在历史上的身影愈变愈小，直到让人俯视的角度。

独立前的马来人，和现在很不一样。纵使依然淳朴善良、简单，甚至有点闲散的懒惰和愚昧；现在的马来人，经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更多了份由根植于自卑的民族的骄傲。无论当年的东姑乃至马哈迪的时代，大概觉得保护和捍卫马来民族是他们的责任，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一穷二白的子民，加上骨子里的憨直，哪个父亲不是那么恨铁成钢的？

东姑一辈子结了四次婚，当中只有一个是马来人，亦无所出。除了第二任的英国房东，其余两人都是华人。东姑的孩子都有华人的血统，然而，在政治上他的底线还是紧紧系着他的民族情结。那个年代受英国教育的这些马来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对自身的认知确实有种时代的烙印。我想，虚无主义在这种语境下，多少显得有点超脱和有益于反思——无论如何，马来人的热血和任何可以操弄的主义有种化学上的作用，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政治必要了。

简言之，对于马来人连东姑都是没有十足信心的，所以尽了力去保护。后来，1963年与新加坡、婆罗洲成立了马来西亚，这种坚持也从未改变。或许当初并未意识到政治上的威胁，建立马来西亚是出于一种理想，如李光耀谈及新马分家时感慨落泪所说，其一生坚信于新马的合并，因为无论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我们都紧紧相依。

在这种氛围下，李光耀走进马来西亚的舞台。他能言善道，唇枪舌剑，用马来文和英文跟这些马来精英辩论，弄得大伙儿焦头烂额、灰头土脸的。李光耀从弹丸小国合并而来，即挟带了大量华人——近半的马来西亚人民当时是华人，本身又一愣头青，不管当家的想法，就是要全民公平，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前瞻的视角和理解是进取、积极，也极不识时务的。我觉得强悍如斯者，能一路走来创造出这么璀璨的小国，就人类生存史上也是奇迹。他在和邓小平的对话中有谈到过，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出生在中国，或许能活到老去就算了不起了。确实，人类有很多天才都是死于一般暴民和庸才的手里，躲得过去这些攻击，出生在小国，和这么一群小人物打交道而得以保命而一展手脚，多少是命运使然。

东姑的集团开始感觉到除了民族使命以外的其他意义了。这是一种纯粹政治的斗争。李光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他的理念是进步的，他的言辞是不可斥驳的，他是该死的。东姑作为马来人的局限显露了，无论是捍卫马来人或他的政治集团的地位和特权，他决定停止这一切的麻烦。通过压倒性的会议，他们一致通过把新加坡撵出门外。那会议并没有任何新加坡的代表受邀出席。这当中没有任何协商和沟通的意愿——这再一次、最后一次说明了，当家说了算。李光耀和东姑同是英国留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前者是剑桥法律系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后者考了几次凑合毕业了。当然，以成绩取人未免肤浅，然而，从种种行迹上来看，确实是有一定本质上的差异。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了。这不是东德和西德的分离，也不是大陆和台湾的分离。这绝不是不同政治理念的分离，而是政治水平不同的分离。从此，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水平来发展，不同的议题来发展，相同的人民，相同的土地，越一个海沟，人民自由来去，但是我们的历史都回不去了。

而今，这两人都仙逝了，任由后人评说。李敖在他的节目中有评论过，他不喜欢武侠小说，觉得这东西飞檐走壁，男女情长，都虚妄的，而且格局太小。他觉得民族大义这才够谈。然而，我觉得李老先生越老越激进的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了，民族大义只是一种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工具，如东姑一样，套着了就一直解不下来，反倒成了囚牢。脱了一枷锁又戴上另一个，算不上聪明吧。李光耀，格局够大了，能生长发迹于小国中，是新加坡的福气，亦是他个人的福气。

（照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