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假象/江扬(中国)

经济学上有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比如一本杂志征订,单订电子版是199元,单订纸质版是259元,而同时订电子版加纸质版也是259元。很明显最终大部分读者都会选择电子版加纸质版,而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单订纸质版。那么商家为何还要设定这个价格呢?既然没人选择是否就可以取消呢?答案是不行。因为这个价格就是诱饵,没有这个诱饵价格的存在,大部分用户就不会痛快地做出最终的选择。类似的案例还有超市中一瓶洗发水20元,两瓶30元,或者健身房年卡3000元,次卡100元之类的。这都是为了尽可能榨取消费者的剩余消费意愿。

经济学被人重视当然是由于其总是试图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但其更为人所诟病的则是价值最大化的代价来自于不遗余力地利用人性的弱点。上述所举的例子中,故意设置明显不合算的选项来诱导大多数人做出更符合商家利益的选择,表面上看是用户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但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谓行使了自由意志,其实早已身不由己,而商家则是既赚了面子,又赚了里子。既赢得了”任君选择”的口碑,又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进一步引起我们对于自由选择的思考。也许大多数人都更愿意拥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给予选择就是赋予自主的权利,进而彰显人性的尊严。这也是现代性发轫以来启蒙运动一直孜孜以求的主体性,所谓人作为主体而存在,并在社会关系中具有能动性,最大发挥人的能动性就是最大化人的尊严。这在心理层面让人获得一种虚假的自足,仿佛一旦拥有了选择权,就成就了一个大写的我。这多少有点像中国人讲求的面子问题,只要挣了面子,只要得到了尊重,即便多花点钱也值得。这种逻辑下,自由选择就成了欺骗大脑的面子工程,或者说让冲动完成对理性的僭越,让现代性对于自由的许诺,成为走向陷阱的诱饵。

这种自由选择的陷阱在今天屡见不鲜,比如现代社会的阶层固化问题。贫穷子弟看似拥有无限选择职业的自由,但三百六十行,行行的上升通道都已经相当有限,职业天花板越来越厚实。这使得“选择比努力重要”这样的流行语变得无力。这句话原意是埋头苦干的重要性远不如看清楚努力的方向,因为如果走错了方向,越努力反而越南辕北辙。这在微观层面当然有其实用价值,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四处改换赛道的“自由选择”却也常常陷入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陷阱。当自由的选择逻辑本身也化为一种惯式,成为一种日常,那么其未必就比单一专注更为充实。

如此发展到最后,如果不能以结果论英雄,就只能以过程精彩聊以自慰。但人性又是复杂的,既有自由选择的需求,又有路径依赖的渴望。对于后者而言,将个人尊严与选择的多样性绑定,实则充满了富人肆意定义穷人幸福感的傲慢,最终陷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困境。

行文至此,似乎要抹煞所有选择的意义,因为大多数看起来的有所选择,委实并不自由。也许人性的尊严既不是选择的结果,也不是选择的过程,而在于选择的权利本身。即便这是现代性的虚假承诺,但拥有选择的假象仍然要比无路可选的真相感觉好一点吧。即便终生要面对电车难题(注),但始终做出最不坏的那个选择,也能算是人生的一点亮色吧。

注:关于“电车难题”:https://zh.wikipedia.org/zh-my/%E6%9C%89%E8%BD%A8%E7%94%B5%E8%BD%A6%E9%9A%BE%E9%A2%98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选择

学文难/江扬(中国)


《学文集》坚持这么多年,委实不易。万事开头难,而从事人文则一直难,越坚持越难。这概因自然界的基本运行规律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人文主义的终极目标却是要扭转这样的“天地不仁”,将平等与自由这样的美好品格在丛林世界中推广,这原本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举。

社会发展至今,情况一点都没有更乐观。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生态,让谈论人文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奢侈。即便在人文重镇白左盛行的象牙塔里,教育经费的缩减也总是先对人文学科开刀。

更何况,人文教育自身也在不断地变质。科技主义的浪潮席卷一切,让传统的人文学科也越来越科学化。各种数字化历史、数字化文学、数字化艺术,让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地一步步被科学所蚕食。

人文的科学化或许可以建立更加客观普世的学科规范,从人文学科真正走向人文科学,但这也一步步将人文学科推向自己曾经嗤之以鼻的工具理性。不管最终走向哪个方向,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变得面目全非。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就不可能再合上,人工智能一旦出现就不可能消亡,数字人对人的取代将不过是时间问题。

当然,不用等到科学来革人文的命,人文自身早已岌岌可危了。自古以来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先贤不计其数,但在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尤其艰难。比如中美两国殊途同归地对言论自由的钳制——美国制度性地对反犹言论的打压以及中国一贯以来对异见的钳制,都让我们看到无论何种制度下坚持人文精神都并不容易。

如果说传统的读书人上谏帝王下启百姓,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则是被权贵与群氓上下夹攻,自己尚且危在旦夕,侈谈人文理想。后现代原子化与两极化的社会生态都是催化世界重回血腥丛林的绝佳配方。众声喧哗比拼嗓门的当下,耐心说理的知识盗火者成了顾影自怜的明日黄花。

更有甚者,不甘清贫的知识分子也撕掉遮羞布,纵身跃入这一片厮杀内卷的沼泽地,以己之短搏彼之长,换得锦衣玉带,早已不知人文为何物。

说起来,今天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二极管思维并非凭空出现。一种解释是原本社会中就广泛存在着这样的极端思想,只不过原先它们分散在各个隐秘的角落,不为传统媒体所关注,而互联网时代让他们拥有了平等发声的管道。这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言论平权的进步。虽然大家都同意发声的权利与言语的分量不应混淆,但一直单向输出的先生们仍未习惯民意的反噬,

另一种解释则是高度发达的各种社交媒体定点投喂资讯,为这样的极端思想蔓延推波助澜。传统的左派看左媒,右派看右媒,无门无派的看奶头乐。大家各寻其乐,相安无事。无论怎么极端总还保有各自的护城河。而今天,所有的人都被驱赶到近乎垄断的各大社交平台,各自的信息茧房以指数级速度膨胀,最终爆发冲突则在所难免。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喧闹与冲突制造了太多的噪音,遮蔽了曾经占据主要话语权的理性声音。原本在广场上振臂高呼的苏格拉底与他的门徒们发现,再也没人听他们说话了,原本就稀稀拉拉的听众都被流量拽跑了。

也许还可以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不用过于怨天尤人。放眼人类历史,今天虽然不是什么群星闪耀的时代,但起码不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固然可以越来越理解茨维格所慨叹失去的“昨日的世界”,但起码看起来世界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还不算高。只要大家还保持“动口不动手”的默契,那么就不至于毫无希望。虽然非理性的声音总是更加蛊惑人心,但只要还没有把所有人封口,就还有一线“以理服人”的机会。

同学少年确也不必矫情。没有哪个有价值的目标可以轻易达到,也没有哪个值得投入的志业不是充满着艰难险阻。比较过去与现在的苦难更是毫无意义。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无论其大小。做正确的事,而不问成败,本身不正是学文修养的一部分么?况且,人文精神,归根结底不就是一种对于理想的献祭么?

编按:作者是我的另一位同班同门(那年导师就收我们三人),目前在中文系任职。众多作者中惟此君的文章至始至终水分含量最少,阅读起来相对烧脑。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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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自杀/江扬(中国)


法国思想家加缪尝言,真正的哲学问題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并非肯定或是否定自杀,但多少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死亡是无法防备的。你也许能预想到100种死去的方式,但最终发生的可能是第101种。不用说交通意外或者安全事故这样的突发死亡,即便你收到一份绝症确诊单,也没人能准确预料丧钟何时鸣起。你也许从不敢相信到接受现实再到寻找出路,直到绝望安排后事,转了一大圈但生命顽强地在这一切之后继续;而另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则没有如此好运,可能完全来不及交待后事就一命呜呼。总而言之,死亡是如此重要,但无论你如何为此未雨绸缪,也几乎没有人能全身而退。而唯一的例外,是自杀。

自杀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古往今来屡见不鲜。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荆轲或者谭嗣同;为情为义的,如杜十娘或者祝英台;还有为了理想的,如王国维或者林昭;抑或为了情操的,如顾圣婴、傅雷。除了这些名士高人,还有无数的泛泛之辈,或生无可恋,或畏罪自杀。但不管哪种自杀,都是普通人为自己命运的勇敢抉择。一般说来,只要还活着的人,即便是绝症晚期的病人,也仍抱持一丝生的希望,顽强地多坚持一天,因为明天或许总是新的一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毅然决然地自杀的人们是如此地确信明天一定不会比今天更好,或者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走向理想中的模样。这是怎样的一种阅尽沧桑,又是怎样的一种理想主义。这足以令人世间大多数浑浑噩噩苦中作乐的人汗颜。

自杀当然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对死亡的恐惧构成了人类诸多的情感来源,比如食欲、色欲、感伤、悔恨等等。仔细说来,食欲代表了人类的求生本能,色欲代表了人类的繁衍本能,而感伤与悔恨之类的情感都源自人类对于生命有限性与时空不可跨越的条件反射。简言之,这一切都是生命无法重来的恐惧,也是嵌入人类DNA的本能,让我们不顾一切去逃避死亡。绝望者用各种宗教的谎言来麻痹自己,不屈者则寻找各种长生不老药来延缓死亡。只有自杀,是一种与死亡的正面对峙,对求生本能的顽强超越。虽说所有的人类审美归根结底都建基于善待生命,而自杀也有违基本的生命美学,但生命的本质更是追求自由、爱与尊严。若生命确定失去这些价值,那么其同时亦不再具有审美价值,毁掉它反而是一种善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席勒说“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而自杀实则体现了更高的生命价值——以个人之死去召唤人类物种整体环境的改善,以为人类物种的延续增添一丝机会。

与神话传统中美化英雄自杀不同,今日的医学把大部分主动自杀的人归因于抑郁症发作,进而通过神经科学解释为脑神经损伤,与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等病症一概纳入“神经病”的范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Robert
Sapolsky更是一直宣称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人类的一切行为可以从客观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找到依据,而具体到每个人的行为,也不过是他/她先天后天诸多要素的集合。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科学还未够发达之前人类所无法解释的内在力量。无独有偶,今天几乎所有的实验神经科学都在试图将人类行为与特定神经元区域的决策联系起来。这些客观决定论的观点从生物微观层面消解了自杀这种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却与社会宏观层面对自我牺牲的礼赞截然相悖。比如飞蛾扑火,虽然本质是一种诱杀或者盲从,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这是向光明的主动奔赴;又如舍己救人,我们也总愿意美化其为无私奉献,却无视了这样的事实:少有人会在救人之前做好利益权衡,并决心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根本死因其实是脑神经受限于眼前危急情势而对可能发生的救人风险预判失误。相似地,“我以我血荐轩辕”也可能是一种对人类共同体一厢情愿的误判,所有的自我牺牲不过是满足了大脑的文学想象。

当然也不用等到科学家们来掀桌子,后现代哲学家们早已经将传统的“我”革了命。自从“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把“我”这个主体创世以来,并经由康德等人以主观统摄客观,达到唯心论顶峰;而后物极必反,在尼采、马克思那里物质肉身成了更重要的实体(李泽厚语)。直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们甚至直接否定了主体的可能性,人不过是被知识与权力随意摆弄的躯壳,主体因此早已消亡。这简直与后来居上的科学家们殊途同归。换言之,在我们自杀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把“我”杀死了。那么此后的自杀,还有什么审美价值呢?这杀掉的“自己”又是谁呢?

“谢”要怎么说/江扬(中国)

传统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里并不轻易出现“谢谢”,正所谓“大恩不必言谢”,放在心里比说出来更重要。而一旦开口道谢,那必是发自肺腑,非常慎重。

感谢西方世界礼仪规范的渗透,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谢谢”变得更加司空见惯。每天与人交往如果不听到几句“谢谢”,似乎都不太正常。

也正因为这样的司空见惯,“谢谢”的份量在不断降低。我们本能地说出“谢谢”,却不曾想过这是真的表达谢意,还只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修养。日常化的仪式在强化自身的同时亦削弱了其神圣性。脱口而出的“谢谢”常常显得有口无心。

在某些场合,“谢谢”更像一种外交辞令。当你不想回答一些问题,或是不想继续某些对话之时,“谢谢”就成了绝佳的挡箭牌。

此外,除了随口的敷衍,还有时间这个无情的终结者——它摧毁一切有价值与无价值。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在时间面前都不堪一击,更不用说滴水之恩。它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转淡。那么,如何直面已经淡却的恩情呢?是不是需要强迫自己永远地记得所有受过的恩惠并不厌其烦地道谢呢?

稍有体面的人们在受人恩惠之后必定有所报答。但报答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从此两忘于江湖呢?更何况,如果是救命之恩,需要怎样的道谢才合适呢?古人也许可以报之以“来世做牛做马”或者“以身相许”,那今人应怎么办?时过境迁之后忙于细碎而多年不见,忘了感恩,就成了负义吗?

当然,即便每一次行善都能被铭记,谢意的表达也并不容易。有些帮助耗费了好心者九牛二虎之力,受惠者却并不领情;而有些施惠者不费吹灰之力,却可能是救命之恩。甚至有些行善根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施惠者自己都不明所以。

不同情势,不同的施受主体,都带来不同的期待值。有些行善的目的是为了良知或者信仰,那么对于滴水之恩的涌泉相报,反而觉得不太舒服。

而另一些行善也许是为了报偿。虽说一般而言施恩者的权力地位总是大于受惠者,指望相对弱势的后者能给出多么令相对强势的前者满意的报偿并不现实,然而,如果前者所获回报达不到最初的期待,则会打击他们继续行善的信心,将来遇到类似情况时平添一丝踌躇。

不求回报的乐善好施者固然配得上无条件的讴歌,却也不必就因此贬斥功利型的行善。因为考虑到这诸多恶人当道的大环境,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行善者毕竟都还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无止境地要求行善不求回报,不啻为道德绑架。

总之,说出“谢谢”并不容易。这既关系到善意施受双方的主观感受,也需要满足第三方旁观者对于正义伸张的期待。也就是说,比起表面物质的补偿,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互助精神可以扩散开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祝愿所有行善都能得到一声礼貌的“谢谢”,我们还希冀每一声“谢谢”背后都饱含真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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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语言与误读/江扬(中国)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就应该保持沉默。这大体是说世界有一些事是语言逻辑可以穷尽的,那么就可以谈一谈,尽力去求真;而另外一些抽象的东西如爱与美这样的概念,是无法准确描述与定义的,那么最好对此保持沉默。因为不可言说的这些东西,虽然人类讲了几千年,但最后发现还是鸡同鸭讲,你说的美不是我的美,我说的爱与你也大相径庭。信息的延宕造就了无穷无尽的传播偏差。可以说,圣贤文章流传有多久,对其的误读就有多深。没有不是误读的解读,也没有哪个自诩正解的不是骗子。而实际上,如果仅仅只是误读倒还好,这起码说明了人们还有寻求正解的良好愿望。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借宏大的概念说自己的话,甚至以此为名满足私人的野心,那么最后只能比谁的嗓门大,权力大。与其如此,确实还不如保持沉默来得体面。

此外,维氏另一句名言也让人耳熟能详: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这与上一句断言颇为一脉相通。思想属于不可说之物,只能通过语言这种可以说的东西来划定界限,让语言为思想立法。因此,不存在无法表达的思想,也不存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觉。如果你伶牙俐齿,那么尽管逞口舌之快;如果你口齿笨拙,那么可以选择笔耕不辍。总之,如果你认为语言无法代表所思所想,那么对于他者来说,你的思想就没有足够清晰可现。无论你如何不忿,思维与语言之间的隔阂已然导致了误读。

不仅如此,语言由思想中生成、转码为信息发出、接受者接收语言、再转译成思想,这每一个步骤都有损耗。每一次语言的交流都发生了多重损失,每一次转译都是误解产生的契机。无损交流是如此地困难。普通人能灵敏地捕捉自己的思维火花,并准确地表达,已经殊为不易,它还需要一位同样修养的听众或者读者,能清晰地感知到这样的表达,并转译为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完成一次最少误解的信息传播。而这样的信息传递又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比太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所思所想都只能困宥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每一个念想——从出生到消亡,要么无人问津,要么等待误读。

语言与思想也不是信息的全部。我们的意识里有很多想法可以驱使自己作出各种行为选择,但还有很多潜意识、下意识的存在是不被大脑所认知,甚至不被觉察。比如所谓的肌肉记忆,开车熟练了,见到红灯下意识地会踩刹车,这个动作的完成当然是从眼睛感知到红灯并经过大脑做出判断,再通知右脚做出刹车的动作。但整个过程似乎并没有经过主观意识的控制。更典型的是膝跳反应,受到刺激的膝盖自然弹起,这个神经反应恐怕连大脑的下意识都不曾参与,遑论意识与思维。又比如身体的细胞运作,当身体出现伤口时,血小板活化血液凝固,白细胞运作消灭入侵的细菌,以及其他各种细胞共同合作清除坏死组织,愈合伤口,严丝合缝地使皮肤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不多也不少。这一整个复杂的流程并没有大脑的贡献。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身体的本能是不受所谓的主体控制的。身体的主人,只是与一些肌肉与神经共享这个身体。那些潜意识、下意识、本能的行为是与主体无关的身体表达,主体对此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脑科学证据证实所谓的意识也来自于大脑中一部分神经元的概率选择,这为建基于意识之上的语言与思想披上了一层物质属性,同时也意味着主体的消解。那么,当我们还在讨论信息偏差的普遍性,我们到底指的是哪一层身体结构的正统,或是对哪些细胞与神经的误读呢?

流行词汇的演化/江扬(中国)

自有互联网以来,流行语言的更替周期变得愈来愈短,一个词语乃至一首流行歌曲从声名鹊起到销声匿迹可能不过几个月。与流行的短命相随的是其数量的井喷。几乎每天都有新词冒出来,层出不穷,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应接不暇。在它们之中,有一些新词可以渐渐站稳脚跟,直至进入官方正典;而另一些则迅速死去,甚至在还没被大多人理解之前。

有些词的走红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莫名其妙。比如“给力”对于“带劲”的取代,“走线”之于“偷渡”的变迁——前者之于后者显得更加简单粗暴。这一方面彰显了新一代对于重塑话语权的渴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全民发声时代,流行词汇进一步向下里巴人靠拢。

另外一些是典型的独属于年轻人的词汇,比如yyds(永远的神)、 pua(情感霸凌)、
emo(抑郁伤感)等,这既体现了年轻人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时代背景,又符合他们追求新奇的群体精神。另一方面,与上面“给力”不同的是,这种字母缩写又一箭双雕地起到了简略偷懒与规避言论审查的双重效果,小心翼翼与放任惰性在这些词汇中并行不悖,互为矛盾却又顺理成章。这种奇妙结合的组词应会持续较长时间,只不过随着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与沉默,将不断更新换代,涌现出新一批类似的缩写。

此外,更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从数十年前的“文化革命”、“文攻武卫”、“斗私批修”直到新冠时期的“动态清零”、“时空伴随”、“全城静默”等等,这些词汇随着运动的来临而在短时间席卷全国,但随着运动的过去则瞬间销声匿迹,在词典中都难以留下痕迹。它们充分显示了政治是如何通过话语来对思想进行钳制,进而影响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最需要令我们警醒的却是下面这些越来越成为正统的新词,如“正能量”代替了“正面激励”、“失联”代替了“失踪”、“逝世”代替了“去世”、“接地气”代替了“接近大众”。这些畸变大部分来自于某些大人物的喜好或者误用,然后被主流媒体逢迎恭维,推波助澜。但不同于上面那些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这些词语的新生或者转义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政治意味,从而得到了普罗大众趋炎附势的配合与效仿。如此上下合力,这些词汇即堂而皇之地进入正统,而将原本那些足够精准的表达挤占得毫无立锥之地。

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演进不足为奇,所有尚存生机的语言都具有不断动态调整的语料库,中文语境下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更迭亦是历史必然。但这些演进往往是缓慢的自然选择,这其间历经了数代文学家与语言学家的筛选,一同构建了较为准确优雅的语言系统。而在今天,知识精英们失去了文化的立法权,野心政客与乌合之众前后夹攻,人为改变了语言的发展进程,让粗鄙代替了中庸,模糊代替了精确,无知代替了正统。

如果说过去是字典教大家怎么使用语言,而今天则是字典随时准备自伐以迎合政治规制与大众趣味。语言规范与现实流变的博弈当然一直都存在,只是从来没有如此失衡。曾经自傲的史官在历史上尚可以保留一些自己的独立性,倔强地为我们留下“指鹿为马”这样的成语;但若是今天,字典恐将直接将“鹿”尽数淘汰,只留下一个“马”字,让后人只能在史书的夹缝中考据曾经存在的“鹿”。这无疑是比网络词汇的流行易逝之外更加令人担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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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界限/江扬(中国)

近日新加坡裔喜剧演员Jocelyn Chia在演出中调侃邻居马来西亚特别是谈及MH370的空难,引起轩然大波。无独有偶,前一阵子中国的脱口秀演员House也因为演出调侃军队而遭到内地全面封杀。这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讽刺艺术的界限问题。

理想状态下,文艺创作当然不应该设限,无论是政治、性、暴力,没有什么比创作的自由更重要。但现实情况是,言论难有绝对的自由,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正确”。而这个“政治正确”又“因地制宜”,比如在西方是不能歧视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不能宣扬纳粹与仇恨等,在中国则是不能攻击当局政府。反过来,如果在西方攻击政府或者在中国歧视少数弱势群体,则是基本安全的,受到了“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大抵可以因此推断出言论自由的运行逻辑。一般来说,具有自信的人是不太在乎被攻击或者歧视,因此他们会更拥抱言论自由。而传统处于弱势的人群——要么历史上受过创伤,要么今天仍然地位不高,他们往往对于伤害更加敏感,而无暇捍卫言论自由。虽然说只有能被证伪的才是真理,只有接受嘲讽才是真正的自信,但成功者不曾有过受害者的经历——白人们没有经历过黑人们的历史创伤,西欧人也没有经历过东亚人的殖民烙印或者犹太人的种族灾难,因此特权世袭者们无权要求受害者抛开历史的包袱,对历史伤痕一笑了之。相反,小心翼翼地在言论上对弱势人群进行保护成为一种跨阶层的共识。当然,也总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声称这样的言论保护既无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残暴历史,亦无助于改变他们今天的社会弱势。口惠而实不至,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左派们又一种假惺惺的伪善。这样的论调并非诡辩,但我们还是可以谨慎地保持乐观,伪善毕竟还是善,“口惠”毕竟好过“口不惠”。如果“口惠”进入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实至”就并非天方夜谭。

只有一种言论自由可以规避政治正确的风险,那就是自嘲。传统的讽刺禁区在弱势群体的自嘲中悄然得到消解。与被强势群体挖苦讽刺的不堪相比,弱势群体的自嘲更能被人接受,也更能成为他们社会劣势的保护色。善于自嘲的群体终究是比连自嘲都不能接受的群体更自信一点。比如Jocelyn Chia如果自己是马来西亚人,那么她的言论也许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如果她还是MH370遇难者的家属,那么争议可能就更少一点。这后面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不要触碰受害者的伤疤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那么由受害者自己将伤疤揭开,告诉大家我已经走出阴霾不需要再被视为受害者了,此时大家如释重负地重回相互平等的状态,畅所欲言方有可能。可以想见,今后纳粹禁忌、黑人禁忌、东亚病夫禁忌这些禁忌的祛魅一定是由大量的犹太人、黑人、东亚人站出来自嘲开始。

但只要社会阶层、地区发展等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这样的自嘲就显得遥不可及。权力关系越不平等,喜剧式的相互攻讦越会招致巨大的争议;被调侃方越恼羞成怒,又反过来说明了双方的权力关系越不对等。因为若是相近的权力关系,被攻击一方会倾向于不置可否;而倘若是弱者调侃强者,那后者更是会一笑了之。众所周知,喜剧的调侃建基于将演员放置于比观众低的位置进行自嘲——比如小丑,抑或是嘲笑预设好的比观众更弱势的第三方。这是始自柏拉图时代的喜剧优越论,所有的笑声都来自等级差。而如果演员要跳出自嘲直接调侃观众的话,那么一定要确认在那之前做好铺垫,让观众深信自己比演员地位高,或者自己不属于被调侃的那一类,这样才可以让观众发笑——只有强者才发笑,弱者只会发怒。因此,作为被调侃者来说,保护好自己的“玻璃心”,轻易发泄怒火实则是暴露自身的不自信;而作为喜剧创作者来说,避免针对落难者或者残疾人等绝对弱势群体,聚焦于相对弱势的演员小丑或者倒霉中产这些大众符号,不仅是“政治正确”的要求,也是创作良知与作品格调的体现。

当然,无论如何越界,因言获罪皆不可取。

  •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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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的眼界/江扬(中国)

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越来越分化,保守主义势力也越来越抬头。右派们津津乐道着“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来为自己的犬儒世故辩护,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左派都是幼稚与肤浅的,只有拥抱现状、明哲保身才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经验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渐长,即渐渐趋向保守。如果衰老是无法避免的人生进程,而渐趋保守亦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对于占社会相当多数的年过半百的中产阶级们,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年代带来了稳定的财富积累,即便一生平庸也基本保证了衣食无忧,家底不薄。对于社会的不满也许仍然存在,但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现状虽然难称完美,但自己好歹并未堕入社会底层。所以一步一步地认可世界现状,就是认同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开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些都是保守主义产生的人之常情。

因此,一个越来越老龄化的社会总是与保守主义潮流相辅相成。人均寿命越长,社会就越来越向右转。从个人来说,知识或是眼界也许可以减缓这种右转的速度,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加速右转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保守主义的盛行不仅体现在创新的减缓,更隐性的也更容易凝聚的是对各种变革的反对力量。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刚刚出现奇点,就会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要暂停人工智能的研发;刚刚有一些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对性骚扰说不,就会有一些人马上跳出来驳斥女性的喧嚣,似乎女性们受了委屈喊出声来就罪不容恕了;大麻好不容易在某些地方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又马上噤若寒蝉地担心世界即将毁灭。归根结底,他们不是不知道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力的革命性影响,他们的眼界也能理解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女权主义如何大声疾呼也没有办法抹平的,大麻这类“毒品”本质上并不比香烟更毒——但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自身惯性的改变。他们希望世界有如门前那条小河永远安静地流淌,有生之年都不要发生肉眼可见的改变。

左派与右派最大的区别是,左派可以尽力包容理解右派,而右派往往没有这样的胸襟与睿智。当左派人士呼吁理性对话弥合分歧之时,而右派却忙着嘲笑左派的幼稚与“理性的自负”。向对手学习,不是向对手下跪,而是为了反省自身所处的阶段,让你明白你现在所处的岁月静好并非天经地义的产物,你所拥有的一切与你不曾获得的一样脆弱。如果不尽力改变或者不支持别人去改变这披着文明外衣的丛林社会,一夜之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社会主义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超越诸多宗教的社会运动,虽然被不同的野心家夹带私货酿成多国惨重的灾难,但如果因此就条件反射地反对一切社会化改革,那就是漠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乌托邦”情结。

右派也许会声称他们并不反对变革,而只是反对左派所推崇的激进变革。但事实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变革不是由激进派推动的。若是如右派那样等待着缓慢的自然演进,恐怕人类仍然在森林里茹毛饮血。事实上,对于激进改革的担心毫无必要,我们要警惕的其实是打着变革旗号的封建复辟。而在大部分时段里,人类的长寿自然而然就引领着社会走向保守与封闭。人群中愿意牺牲自己振臂一呼去追求真正社会变革的行动派总是少数,大多数的你我都在碌碌无为地随波逐流。所以,当你恰巧遇到这样一些稀缺的行动派的时候,你渐趋衰老的身体已经无力随行,那么你袖手旁观总好过冷嘲热讽。当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日日起舞,最起码当你看到别人起舞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倘有闲暇,还能起身为其鼓与呼,那就更加善莫大焉。如果堕入保守主义无可避免的话,那么积极的保守主义也好过消极的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尚思进取的右派应该具备的眼界。

宽容的阈值/江扬(中国)

因言获罪不是一个新问题。各个国家早就制定了不同的法律以规定各自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皇室,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政府,还有些国家有着数不清的敏感词。但即便是最自由的国家也并非绝对自由,一般来说涉及宣扬纳粹或者种族歧视的言论是自由的底线。这是西方国家反省二战种族清洗以及历史上的种族压迫所做的拨乱反正。除此之外,其他非西方国家都是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地保护“自由言论”,既缺少对本民族本文化的历史反省,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种族敏感度,最后嚼剩的“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政治操弄的噱头,也不过是无害于现有体制的一点自娱自乐。

在众声喧哗的今天,言论自由遭遇了远超传统的新挑战。诸多社会议题比如自由言论是否应该尊重个人隐私,自由言论是否能够伤害儿童等等,都让言论审查的必要性浮出水面。最典型的是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煽动暴乱”的言论。这种发声是否值得捍卫,成为广泛争议的话题。为川普鸣不平的Elon Musk怒收Twitter,希望可以摆脱左派的政治正确,还Twitter更大的言论自由。但人们发现换了老板以后在Twitter上批评Musk愈加困难。让立法者自己执法,就催生了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总是对自己宽待,而对他人严苛,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规范对其制衡。这样的规范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勉强行之有效,但在今天缺乏监管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负面情绪与人性阴暗面被无限放大,社会意见无法沟通,舆论两极分化,二极管言论随处可见,宽容的胸襟越来越难得,沉默的大多数则无所适从。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捍卫言论自由,尊重多元发声?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拒绝无底线的宽容,并对言论加以限制?对异议的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立?我们到底是需要尊重不同意见的多元主义还是如鲁迅所说的“痛打落水狗”乃至“一个也不原谅”。是否前者就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修养,而后者就是胸襟狭小毫无气度?探讨正义论的罗尔斯倡导,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容忍那些不宽容别人的人,否则这个社会本身就会变得不宽容,从而不公正。但他的批评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人无限宽容,那么这个宽容的社会最终会被不宽容的人掌控以及摧毁,此为宽容的悖论。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既无法进行排序,也不可能进行通约,仅仅以宽容来化解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价值对立,则往往是徒劳的。

因此,无论社会意见如何多元,我们是否总应该保持最少限度的不宽容?如果对于纳粹宣传与种族歧视的压制算是政治正确意义的言论审查的话,那么将不宽容建基于对弱势群体或者少数群体的保护,则勉强是一种公众态度的最大公约数。比如针对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虽然也是政治不正确,但因其受害者所处的种族仍然位于强势地位,因此在这类案例中言论自由更得到鼓励。同理,略显过分的攻击言论,放在儿童身上令人不齿,而如针对成年人则可网开一面。当弱者受到舆论滋扰时,言论自由需要让位于政治正确;但当言论双方权力关系相近或者处于权力优势的一方受到攻击时,那么我们需要鼓励多元文化,对不同意见者保持宽容,因为强者总是具有更大的承受力。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总是需要面对无休止的批评而妇女儿童的福祉需要不断立法改善。所谓的文明不过是改变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忍本能,由丛林法则走向人本法则。

这时总会有一些权贵帮凶或者精神权贵们跳出来喊冤,声称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的人权也需要保障。虽然开好车的未必是好人,但开破车的也一样可能是宵小之辈,不能厚此薄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应该受到舆论场的不同对待。他们还会论证,利用自己的智慧、勤奋甚至是运气来成为富人并不可耻,也并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平,而那些躺平摆烂靠福利过活的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这个本质上是贫穷是否自带正义的问题。今天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贫富差距最大的时代。恐怕大部分富人都不会否认,自己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因素里相当一部分是坑蒙拐骗的厚黑学。所谓的智慧与勤奋不过是成功学中油头粉面的装饰物,所起的作用殊为可疑。因此,成功的生成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更何况,如果细分公平与正义的区别,即便穷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是公平发生的,但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正义,将社会资源适当向穷人倾斜也是更合理的做法。换言之,穷人或者弱者才值得被宽容,而越是强权政府,越拥有资源,越不配得到宽容。宽容的阈值取决于阶级的鸿沟。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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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倒计时/江扬(中国)

婚姻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契约,目的大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繁殖需求、性爱需求、感情需求、经济需求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繁殖需求与性爱需求。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一纸婚书就是合法通奸的通行证。但个人化兴起的现代社会中通奸已然脱离婚姻的束缚,身体自主权的张扬与性产业的生机勃勃让婚姻制度相形见绌。

今天社会上普遍对于事实婚姻的承认让传统婚约可有可无。也就是说,让爱情与婚姻脱钩,留下爱情,无需结婚。卫道士们当然可以辩解,事实婚姻并不是对于传统婚姻的背叛,而应被看作是传统的进化。但一同进化的是原本的书面婚约成了口头契约。人生经验告诉我们,口说无凭,常常不太牢靠。从传统婚姻走向事实婚姻,实际上就是神圣走向随意,稳定走向松动。随之而来的多夫多妻、性滥交也许仍让一部分人不适,却也是婚姻进化的产物。起码相较于原始婚姻的传宗接代,现在这些剥离了繁殖功能纯粹追求爽感的做法不失为一种进步。

另一方面,虽然裤裆子里的那点事仍然引不少英雄竞折腰,并驱动了诸多相关的科技服务产业——比如AI换脸术最前沿的应用场景就是色情视频,但总人口的性需求在今天看来相当式微。人类从未如今天这般轻而易举地满足性欲,但无性人群的数量也前所未有的庞大,不管是性交欲望、精子数量,还是生育率都在直线下滑。当性交与繁衍都变得不那么迫切,为此提供合法性的婚姻也显得黯然失色。

那么,我们能不能摆脱庸俗的肉欲回归纯洁的爱情呢?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正统也最政治正确的婚姻形态,却也一样岌岌可危。以网络社交为代表的诸多娱乐应用大量分散了人们在传统家庭中投射的时间精力,爱情的保鲜期越来越短,传统价值观下相互依偎互相扶持的夫妻早已变成看着各自手机凑合一起过的室友。有勇气的室友们揭竿而起,浩浩荡荡地加入离婚大潮;瞻前顾后的则继续盯着屏幕,矫揉造作地维持一点恩爱的假象。

如果爱情没有了,性欲也消退了,剩下的只有钱了。传统婚姻的一大作用就是固化阶层利益,所谓“门当户对”不过是维持彼此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个作用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在今天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家族联姻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养尊处优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出卖个人福祉去满足更大的群体利益,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际间形形色色的广泛联系已经不是几个家族的联姻所能涵盖。这些都让现代婚姻越来越难以承担固化阶层的重任。

当然如果不谈群体,具体到个人来说,婚姻仍然是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手段。所谓“结婚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并非毫无缘由。只要平等社会尚未来临,只要阶级差距仍然存在,那么“权色交易”式的婚姻就不会消失。无论这样的个人跃迁有多少,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不幸的婚姻总是相似的,而幸福的婚姻则近乎为零。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大脑性高潮的密码被破解之后,当居高临下的男人不会再被力比多绑架之时,权色婚姻才能被埋葬。这也许比女权主义、平权运动的发展更值得期待。

  • 摄影:Lin Yun Yun(台湾)
  • 主题: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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