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噩耗的刹那，只是感觉难以置信。凡人终有一死，但如果要说到谁先走，我倆之间总觉得应该由我开路才对。乾耀向来重视养生，而我却只是热衷于探索生命的极限，几乎没什么养生清规是不曾破坏的。虽然明知不会有人去恶搞这样的消息，还是抱着万分一的希望给雪莉打电话：“是真的吗？”雪莉平静地答覆：“是真的。”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认识乾耀是他从台湾回国后的事。他住进几位同样台湾毕业的老师租的公寓，我当时也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正面临着与出国前的人际关系脱节的囧境，所以工余经常在那公寓里混日子。后来他搬离公寓，辗转在不同的地点落脚，所有这些地方我都曾经一一拜访过。
乾耀的个性，包括写字、说话、做人都给我一种不温不火的印象。用大陆朋友的说法，那大概是所谓的“民国遗风”。如果要举一个例子，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就是同款。每当提起时事我都要越谈越激动，不过他总是能够保持一贯的平静。反而是在谈到各自时运不济遇上的小人，我们都可以淡然处之，该过去的总都会过去。
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但作为朋友，有能力的话理当帮一把，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吗？有一回乾耀和雪莉发生车祸，人没事但车需要时间修复，我于是把家里的第二辆车借给他用。后来有一阵子我落难，乾耀腾出空置的第二间单位让我落脚，他们夫妇就住在楼下。李家千金雁行正好在那段时间出生。昨晚在灵堂我跟雁行提起，除了医生护士和爸爸妈妈，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她见到的人。她说她知道这件事。乾耀当年说过，他喜欢“动物加动作”这样的名字，所以给孩子取名“雁行”。当时心里想，换着是我，孩子恐怕得要叫“烧鸭”了吧？
乾耀最初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职的兼职书法老师”，在雪隆一带的学校教导书法。后来走上学术之路，完全是被逼上梁山，原本并不在他的生涯规划之中。在申请到新加坡读硕士时，大学要求他填写读本科时的排名，在询问之下方才知道他是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绩毕业自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这说明人各有志，他最初一心一意只想当个书法老师，并不是成绩不理想没机会继续学业，后来他在学术上颇有所成，当上博士生导师。这样的结果确实是始料未及，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乾耀大概每三两个月都会聚一次。他对雪隆区的路不熟悉，都是我去找他。最开始是在八打灵十四区，当时他在那里的拉曼大学教书。记得有回系方在开学前临时通知要他教《史记》，他来不及找书备课，我于是把家里有的《史记》和几本相关书籍给他送去，可能那就是缘起。辞去拉曼大学教职后，我们见面的地点换成他住家附近的食肆。我们也没谈什么伟大课题，无非就是生活日常。从年少一路过来的交情，在吉隆坡这样的城市，也许我们只是需要偶尔有人听懂自己的话语。
昨晚在追思会上他几十位学生集体喊“下课！”，真是异常感伤。但是，等哪天我的时候到了，我倒是不想学生喊“下课！”。我始终比较愿意相信，“老兵不死，只是阴（英？）魂不散”，别以为老师挂了就下课，等自己下课才准下课，听到没？给我继续努力！
连续去了两天灵堂，第三天出殡就不去了。离开灵堂前，看着遗照，还是感觉那么的不真实。一切就让它在这一刻结束吧！如果真有来生，乾耀，我们相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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