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小学老师常常会考学生这一道题：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开枪打下一只鸟，树上还剩几只鸟？

懂基本算术的同学会说九只，具备一点逻辑思维的同学会回答一只也没有，因为剩下的鸟都被枪声吓跑了。

如果数学只是简单的机械式运算，那拼命做练习很快就可以掌握基本解题方法了，而这也是一般学生学数学的普遍套路。据说，当年有同班同学靠背练习题的方式来准备数学考试也可以及格，还真是师生双方惰性满溢的真情演出，也印证了经济学上有求必有供的道理在数学课上也是通用的。不过，闭着眼睛瞎解题，碰壁只是“时间未到”的问题而已。

当年大学毕业后在自己的母校兼过一年的高中数学课，在那一年里让学生们亲身体验数学课不仅仅是瞎解题那么简单，或无聊。开课一星期后先来一个小测试，就考一题，不过考卷有两份，前后左右的同学领到的都不会是同样考题。这是一个下马威，从此没人再在我的课上作弊。不是吗？正确答案出现在错误的问题上，真是无从解释啊。

我也不要求学生一定非得把练习全部完成。以前自己当学生时练习簿经常被同学借去“参考”，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不想重复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更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因此要求学生在练习簿上只要抄下题目表示一点心意即可，会解题就解，不会也不勉强，反正千万别去抄。同学的解题不一定就正确，与其盲目地抄，还不如等我公布标准答案。我对教育的看法是，最低限度，教育不能“鼓励”或强迫学生去做错误的事情。我们总得为学生的自尊保留一点空间。

在学分式（有分子、分母的数学式）的时候，学会判断一个分式是有理式还是无理式是最基本的要求。考卷中我就出了这样一道基础的选择题，正确答案是“有理式”，选择“无理式”也勉为其难可以接受，但选择“自由式”的同学就请解释一下游泳和数学的关系吧。

在仰角、俯角的单元，小测试题目是这样的：在学校隔壁的“九楼”组屋出现了一名杀手，他以俯角若干度开枪，射杀了若干公尺外XX中学的某人，如果组屋一层是若干公尺高，那杀手是在第几层犯的案？从答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算出第十一层楼是犯案现场的学生不在少数，但胡说八道的结论更是琳琅满目。正确解答是，“九楼”组屋哪来的第十一层楼？结论：案件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后来是否终于领会了数学不是瞎解题而已，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学会用逻辑思维面对离开学校后的日常生活，更不知道他们是否学会尤其是为下属、晚辈的自尊保留空间。

但是，我希望他们都学会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最近趁假期之便，去西安转了一圈。西安，古称长安，是多朝古都，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究竟是多少朝古都有不同说法，感兴趣的话不妨上网查一下，此不赘言。

来到西安，真正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且不说秦始皇、刘邦、武则天等响当当的历史人物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即使今天的许多街道，市政府都会在路口放置一个牌子说明当地的历史，譬如某某路在唐朝时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此这般命名，等等。喜欢历史的话，这是个历史感无所不在的城市，很有意思。

但对两个对历史的认识几乎等于零的小女儿来说，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导游说得天花乱坠，她们俩如同鸭子听雷，但是两人的好奇心还是有的。于是，爸爸就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历史考试。

在碑林博物馆，特别把颜真卿的作品指出来，这可是楷书大家啊！老大知道楷书是什么，望两眼，看不懂。老二好奇的是这些字怎么写进石头里的？呃，应该是书法家写了，然后受过特别训练的石匠才刻上去的吧？老二满意解答，然后直接和姐姐跑到院子里捡枫叶。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唐朝的佛像石雕。看！这可是一千多年的雕像啊！“噫……，你看她露出belly hole（肚脐）！”是的，对六岁的人来说，肚脐眼确实比“一千年”更引人注目。

到了大雁塔，告诉她们这是以前唐三藏翻译佛经的地方（其实是附近的大慈恩寺）。唐三藏是谁？孙悟空的师父。两人恍然大悟，那孙悟空有没有来过这里？孙悟空是假的，但是唐三藏是真的，《西游记》其实就是把唐三藏去印度拿佛经回来的事情编成的小说。那么唐三藏会印度文？他应该是会的，不然怎么翻译那些佛经？那他是跟谁学印度文的？应该有会中文的印度出家人来教他吧？那谁教印度出家人中文的？呃……

参观了肥肥皇后洗澡的华清池后，时间突然快进到1936年，地点叫五间厅，即西安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什么是西安事变？当时日本打进来中国，总统觉得应该先对付共产党，然后才对付日本人，所以下令不准跟日本人打仗。可是日本人打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地方，他的地盘被抢去了，当然想跟日本人打，所以就在这里把总统抓起来，逼他跟日本人打仗。“总统是什么？”好吧！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只有首相，不知道总统也很正常。“总统就是整个国家最大的，他就是‘大佬’，每个人都要听大佬的话。”“那将军是什么？”“将军啊，赵子龙是将军，将军就是像赵子龙那种很会带兵打仗的人。”老二在保姆家看过关于赵子龙的电视剧，略知一二。“爸爸，考考你，你知道赵子龙的女朋友是谁吗？”呃……

期间还看了一场有关武则天的歌舞剧，如果你是抱着导游所谓“一睹大唐盛世”的心态来观赏，以一个戏剧影视美学专业的博士身份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省下钱去吃点好吃的吧！女儿对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的兴趣，还真不如剧院旁边连锁店“魏家凉皮”的三鲜米线来得大。虽然如此，看了歌舞剧，就像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里那些燃烧起心中一团火的群众一样，老二从剧院一路舞回酒店，十分风骚。

兵马俑是什么？秦始皇活着当惯大佬了，死了后准备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当大佬，这些就是他要带去的兵马。为什么那些兵头上都有一粒球？呃……，可能古时候流行这种发型吧？“赵子龙头上也有”，老二补充。建于明朝的高家大院，最有趣的是院子里养的一只白鸭子；房子到处都有，鸭子这年头可不常见。历史博物馆里青铜制的鼎很适合煮火锅，周朝（我们也姓周！）的人一定很喜欢吃火锅，做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鼎。

好吧！看在爸爸的份上，历史考试算你及格！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如果用距离来衡量代沟，假设自己和父母亲那一代的距离为两公尺，那么女儿和我之间的距离大概不少于两公里。代沟这回事仿佛既是与生俱来，而且还似乎不可能改变。

具体一点的说，以前我并没那么排斥父母亲时代的歌曲，譬如姚苏蓉、青山、万沙浪、余天等人的歌，不错啊！甚至更早的周璇、白光、顾媚、张露等，她们的歌又有什么不好呢？《奇妙的约会》这首歌不好玩吗？葛兰的《我要你的爱》、张露的《给我一个吻》，真的有那么跟不上时代吗？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女儿打从会说话开始，就彻底、毫不留情面、一而再、清楚无误地表达完全无法忍受我对歌曲的口味之意，态度之坚决，让我怀疑她们在还不会说话时可能已经无奈哑忍了许久。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花在车上的时间十分长。塞在悠悠车龙之中，一个人在车上能干什么呢？无非就哼几句脑袋里还装着的歌词吧！习惯成自然之后，载着女儿时偶尔也会忍不住哼起来。老大还在幼儿园时就明确跟我说：“不好听！”邓丽君哦！不好听！蔡琴？不好听！《路边一棵榕树下》？不好听！那什么好听？Let it go好听，唱Let it go。即使整首歌我只记得“Let it go”三个字，没关系，就是百听不厌。有时候觉得真后悔让小鬼点歌，即使只是十分钟路程，父女俩像故障的唱机一样老是循环在Let it go三个字，精神上实在很折磨！

老大上小学后，换接送老二。这家伙更不好应付。无论哼哪一首歌，她都有意见。“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欺？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常相忆？”（邓丽君，《奈何》）“爸爸，不要唱了好不好？”“月儿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姚苏蓉，《月儿像柠檬》）她仿佛再支撑不住，双手忙摇：“爸爸，不要再唱了！”“咱两人，做阵拿着一支小雨伞。”（洪荣宏，《一支小雨伞》）这绝对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爸爸，不要唱了，我心脏不舒服。”不知道现在幼儿园到底都在教些什么的？回想当年自己读幼儿园时候，连心脏是什么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心脏也会不舒服。

我曾经尝试把歌曲改编成更接近她们的风格，譬如摇滚版的《奈何》，rap版的《月儿像柠檬》，新奇吧？可是她们一样不卖账，颇有一种“化成灰都认得”的架势，不好听就是不好听。也是，对我来说前卫的摇滚，对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她们来说，依然还是无可救药的怀旧曲风。

老大同学间现在流行一首叫《生僻字》的歌，可惜她显然得了老爸的真传，只记得歌词中有“什么什么五千年”的。这什么什么是什么呢？她不知道，我只有更不知道。那么学校音乐课在教什么歌呢？《紫竹调》。哇！你们还在唱《紫竹调》？然后车里一阵五音不全的合唱版“一根紫竹直苗苗”，老二是从老大处偷师学会的。改天我还会告诉她们，韦小宝的妈也会唱《紫竹调》。还有什么？《小白船》。哇！你们音乐课本是哪个古墓里挖出来的吗？那么有没有听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记得，爸爸唱来听。”虽然歌词只有几句，不过前后次序实在不太记得，反正她们也不熟悉，没关系，随便唱几句。“知道这首歌在明朝就有了吗？”“明朝是什么时候？”“至少四百年前吧？”“哇！”“网上说《紫竹调》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也就是孔子爷爷的时候。”孔子在老二的幼儿园被尊称为“孔子爷爷”。“哇！”

我们父女之间的代沟，似乎从历史中找到了连接的桥梁。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三年级的华文课本收录了苏东坡的《庐山观瀑图》：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问女儿怎么理解这首诗？老师还没教，不会！又不是问老师怎么理解，你自己怎么理解？女儿只好被迫“解签”似的来分析：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山，不知道庐山长怎么样子？只知道自己就在庐山里。

这大概算得上是标准答案了，相信老师的解说也会差不多如此。中国有许多壮丽的名山大川，有时候“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认不出“庐山真面目”也很自然吧？

可是，苏东坡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吗？诗的前半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正就是他看到的庐山吗？难道他还在《庐山观瀑图》里描述华山、嵩山、峨嵋山噢？女儿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差点就被骗了！

看过苏东坡写的《寒食帖》书法作品吗？当时他被皇帝贬到黄州，第三次过寒食节时写下《寒食帖》，在书法界里有“天下第三行书”的雅号（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寒食帖》叙述了他个人被贬的孤独心情；贬官和流放边疆差不了多远，黄州自然不是一个太高明的地方。如果当年有记者追问苏东坡：“心情如何？”除了描述一下既冷清又孤独的生活，聪明如东坡居士，难道他还敢公开发皇帝的牢骚？皮痒找修理吗？

《寒食帖》文字上没表示什么不满，可是仔细看看苏东坡写的字，即使不懂书法，也一定看得出起头是相对工整的，然后字越后面写得越乱。这说明什么？苏东坡一边写，一边在想，是谁把我丢到这里受苦受难的？虽然《寒食帖》从头到尾不带一个脏字，但居士满肚子气却是显而易见的。

苏东坡的作品不能只看表面，否则很容易就错失这类他留下的密码了。

附图：《寒食帖》，摘自《百度百科》。

对某些比较讲究自我约束的人来说，不管出自善意还是恶意，谎言就是谎言。如果欺骗不在选项之内，而又不愿在言语上对他人造成伤害，那就惟有求助于说话的艺术了。

曾经亲睹友人在聚会时拿出一堆作品请远道而来的老师点评，因为事出突然，大家来不及制止，只能在心里暗自焦急。部分作品在老早以前就拜读过了，如果要我来点评，恐怕难以善了。身经百战的老师平时反应机敏，此时显然碰上难题了，只见他凝思良久，最后说出四平八稳的评语：比他许多学生要写得好！

这个答案一不涉欺骗，二不伤感情，绝对是说话艺术的经典示范。说话本来就是一门大学问，说实话而不得罪或伤害人往往就更困难了。

我们为什么偶尔要说些“善意的谎言”呢？多数时候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是在为对方着想。譬如告诉临终病人他气色很好，还定下两天后一起吃饭之类的约会；我们的目的是要病人安心，病人却也许因而错失机会交代后事，结果造成遗憾。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做坏事。相反，实话实说也不一定就是对的。直接告诉临终病人他顶多还有两天可活，恐怕他一天后就吓死了。

若拿说话的艺术和善意的谎言、愣头愣脑的实话比较，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应当在于考虑得是否周全。如果有一厢情愿、理所当然的迹象，那会比较接近自以为是的善意谎言。勇敢直前，不计后果的则是呆呆的实话，发言者在乎的是自己心安，你心中淌血是你的事。在艺术的范畴，哪来的理所当然？哪来的勇敢直前？有的话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似的战战兢兢，表面看则不免是“凝思良久”。

再举两个例。六岁小女儿喜欢吃咳嗽糖，向我讨。没事吃什么咳嗽糖？她肯定自己有咳嗽，只是“咳不出来”而已。偶尔她也会请我帮她吃自己不喜欢吃的水果，因为吃了“心脏会不舒服”。这算说话的艺术吗？大家不妨当作业去思考！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家里两个小女儿个性稍有不同。老大相对老实，老二满脑袋的古灵精怪。

几年前她们曾经在海边捡过几个贝壳带回家玩，玩腻后就往院子里那一片小小的草地随手一丢，过后也就把这件事给彻底忘记了。去年学生假期两个小女生无意中又从草地中重新把贝壳发掘出来，老大兴冲冲告诉我，这些贝壳“证明”了我们家以前曾经是海洋！还记得自己在告诉她这种知识时，忘了强调单凭三五个贝壳是不足以证明任何东西的，当下就做了补充。老二则觉得应该是隔壁的婆婆牙齿掉了后埋在我们家院子，结果变成贝壳了。这种联想，绝对不是我教的，她老爸我没这么强大的想象力。

老二目前读幼儿园大班，由我负责接送。那短短四公里的路程，老二奇招层出不穷，每每让我一边勉力接招，一边心中暗暗吃惊：高手啊！

有一天，老二突然从车后座问：“坏人是谁生的？”我不是那种习惯使用“等以后长大就懂了”绝招来敷衍孩子的家长，但坏人是谁生的呢？哇！怎么不问些其他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坏人，是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交到不好的朋友，后来才慢慢变坏的。” 个人比较倾向“人性本善”，这种解释不能算胡说八道吧？望后镜看不见老二，不过她安静了下来，在消化答案？这情形有点像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其实很让人心惊胆战。

又有一天，她又从车后座抛问题：“人是怎么存在的？”如果翻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提到“存在”你很难不马上联想到这本很难理解的书；可是，六岁小鬼的嘴里说出“存在”这个词，你不吓一跳？再想一想，这种话除了自己还有谁会跟她说？自作孽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然后，只好用六岁小孩能够理解的语言，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说起，接着说生命的起源，再说达尔文……，远远望见学校，激动得几乎落泪。天啊！如此难度，我这是在考状元吗？

如果选择假装听不见发问，或者随便乱答，日子应该会比较好过。可是，这无关自己的喜恶，老老实实回答女儿的发问，关系到的是道德问题。不经大脑的回答，即使不是存心撒谎，也和妖言惑众并无二致，怎么还不是道德问题？

有时候成功抢先争到话头，我宁可主动做球回答“月儿为什么像柠檬？”或者解释为什么不要同时吃下安眠药和泻药的道理。再不然，听女儿解释为什么万一面临丧尸攻击时，她会选择采用香蕉叶还击也很有趣。这些都比被逼上树来得轻松些。

照片说明：精选集三的封面人物即老二“小时候”。

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财务规划训练，但平时会留意这方面的资讯，毕竟“钱不够用”一直都是个隐忧。谁都知道退休后领的公积金平均只够用三到五年，之后呢？现代人平均寿命延长了，一般来说退休后五年都还健在，但钱花光了怎么办？吃草吗？如果不想吃草，那又可以怎么办呢？

“开源节流”这句成语源自《荀子》的《富国篇》，虽然两千多年前荀子原本的目标在于“富国”，但现代的平民百姓采用这个原则来规划私人财务，似乎也是相通的。开源，增加收入；节流，节省开支。概念一点也不复杂，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甚至可称得上是常识。

很久以前有位刚中学毕业，而且素昧平生的学生特地来问我，做什么工作能够赚很多钱？我建议他去贩毒，那是据我所知很赚钱的行当。不行吗？哦！还有其他条件，不早说！当年自己才刚开始工作不久，一点也不富裕，至今也搞不懂为什么居然会有人来请教有关赚钱的问题？知道的话自己早就先下手去赚了啊！问道于盲是个什么道理？

增加收入也好，节省开支也罢，原则是对的，但背后的条件更是重点。钱财虽然重要，但为了钱而恶形恶状，甚至触犯法律，却不是我们想要的。唐朝宰相陆贽认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我个人则觉得钱固然多多益善，可是一旦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就算没去贩毒落个坐牢、问吊的结局，恐怕也免不了留下骂名。譬如我们一般都认同节俭是美德，但在今时今日过年红包里还“遵循古训”塞个“一块一毛钱”的压岁钱，那还真是不如不发红包。节省和吝啬只是一线之隔，不过吝啬可从来不是受欢迎的风格。

话说回头，开源节流的方针按逻辑分析应该是正确的。在还能工作时，既要开源，也要节流。待退休后在吃老本的日子里，开源的机会越来越少，能做的只剩下节流。再考虑到通货膨胀，老年医药费的问题，只怕再怎么节流，到最后还是免不了得去吃草。

依我这个没有受过正式财务规划训练的人的想法，比较实际的方案有两个：一，诅咒自己别太长命。一百岁？算了，想都别去想。二，趁早研发吃草食谱。万一受到大家的垂青，搞不好这本食谱才是你真正的养老金！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除了偶尔短暂的落难或落魄期，总的来说，印象中这辈子好像没有真正瘦过。

在国外留学时，曾经在加拿大忘了为什么事特地去会见一位瘦小的女生，当时真是惊为天人！倒不是她生得有多漂亮，而是她的食量差不多有我的两倍之多，却只有大约我一半多一点的体积。这种教人发指的现象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解范围。在不顾形象地放开怀抱大吃之余，女生也抽空解释了我的困惑：她的甲状腺出了些状况，所以吃不胖。二十多年后，偶然又见到这位女生的照片，很明显她的甲状腺问题已经痊愈了，不过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该恭喜她。（本人的厚道，如果你看不出来，也就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特别羡慕瘦子的原因，总怀疑那到底是用什么代价换回来的？话虽如此，只要不是代价太高，我还是经常愿意尝试各种江湖流传的减肥方法，权当增广见闻也不错。显而易见的，我个人在体重方面不是过于斤斤计较，但随遇而安的结果就是予人一种减肥当有趣的感觉。偶尔捐血的时候我也会顺便问护士医院需不需要人捐些脂肪？天地良心我是很认真的，护士却都以为我在跟她们打情骂俏，真是冤枉好人！

当小学教师的妻子总是把那些缺乏运动白白胖胖的城市孩子戏称为“白斩鸡”、“农场鸡”。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平时走的路绝对是一般马来西亚上班族的数倍以上，脚的肌肉在长期训练之下尤其结实，那不可能是“农场鸡”，肯定是如假包换的“走地鸡”，或者我们习惯说的“甘榜鸡”才有的特点。可是，家庭医生还是认为我缺乏运动。走得几乎要靠爬才回得了家，还缺乏运动？工作时的运动不叫运动，叫“劳动”。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说我缺乏运动是没错的。好吧！我投降。

女儿是乒乓校队成员，不过这一支校队的个别成员甚至还搞不清楚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区别，比赛时带队老师一直在旁提醒发球不可以直接打过网！女儿发球是会的，但她守株待兔等好运到的打法实在也让人不忍直视。于是找了个乒乓训练中心，周末让女儿练球，我也跟那些小朋友一起练。不指望有什么减肥效果，但打乒乓总算是运动了吧？

其实，从小超重也不完全一无是处。至少，可以免去中年发福的烦恼。可能正因如此，现在几乎没人再有兴趣念我的体重了。认识的人，现在比较关心的反而是我会不会过劳死的问题。我平时的生活就是白天四处到顾客的工厂进行定期检查，晚饭后教孩子读书，孩子睡觉后回去办公室签文件，之后再回家处理《学文集》的事。缺稿的时候，往往在凌晨一两点还得打开电脑自己写。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隔天只好开天窗。周末更忙，带着孩子四处去参加课外活动，除了乒乓，还有英文和书法课，虽然只有三项活动，却已经足够把个人的休息时间彻底剥削了。

“人无远忧，必要近虑”，过劳死的问题我其实也有考虑过。曾经请教过一位医术颇为高明的医生，自己还有没有二十年好活？医生大笑不语。大笑可能表示他认为没问题，也可能医生认为我这种天天跟高电压打交道的工程师，死于高电压的几率更高吧？

对于死，虽然觉得还不是时候面对，但我并不害怕。我比较害怕的是白活。所以，累归累，我还是宁可选择尽力把工作做好，把孩子教好，把《学文集》办好，“不负如来不负卿”，那也差不多不算白活一场了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在澳洲西南端有一个人口不足四万的小城奥班尼（Albany），开埠于1826年，比西澳首府帕斯（Perth）还早两年。奥班尼面向南冰洋，往南八千公里就是南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18年，距离今年恰好一百年。澳洲政府特别邀请英国艺术家Bruce Munro在奥班尼设计了一个纪念澳纽军团在一战中阵亡战士的大型作品，题为：Field of Light: Avenue of Honour（展出期为4/10/2018-25/4/2019）。这个作品由一万六千个会发光的玻璃球组成，散布在一个面积不算太大的公园里。路边社说玻璃球代表阵亡军人，而步道两旁的每一棵树则象征阵亡的奥班尼居民，但展出官网（https://www.fieldoflightalbany.com.au/）没有详细说明，不知是否属实。

澳纽军团曾经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越战，澳洲方面在一战期间合共牺牲了大约六万军人。当年这些军人有许多二十岁不到的大孩子，凭着一股不知哪来的勇气一心为英国皇室效忠而参战，然后他们年轻的生命就匆匆在战场上结束了。

Field of Light的展出地点在一座小山（Mount Clarence）上，一万六千个玻璃球在夜晚发出点点幽光，确实很像满山遍野英灵齐集此地，迎着南极吹来的冷风，纷纷泣诉战争的残酷。

每个人都有各自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与把握。生命意义的展开显然需要给予充分时间，而战场大概是最无法展示生命意义的场所吧？好比那些参与登陆加里波利（Gallipoli）的澳纽军人，可能还没抵达沙滩就死于鄂图曼帝国守军的机关枪扫射了。军人的一腔热血这样莫名其妙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刹那化为青烟一缕，究竟意义何在？

Bruce Munro认为，这个缅怀阵亡军人的作品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则必然是“让我们在和平中生活，而不是在战争中。”虽然人类历史充满战争，但那实在不是值得骄傲的行为。对照过去阅读《西线无战事》的内容，这种感受尤其强烈。

附图：Field of Light宣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