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谈钱之前》/何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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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代表作则分别是《论语》、《孟子》、《荀子》。当然,我们知道《论语》并不是孔子写的,否则那本书的题目大概会叫《孔子》。这三本书我都陆续翻过,顺序为《论语》,《荀子》,《孟子》。为什么最后才看《孟子》呢?起因纯粹是一场误会。当年一翻开《孟子》,劈头就见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时心想,孟子这老小子当梁惠王三岁小孩?国君即使跟你谈二十六亿,恐怕也轮不到谈仁义吧?心中顿时升起一阵反感,随即把《孟子》束之高阁,直到不久前才耐着性子重新翻阅。

一直读到《告子下》的第四节,这才明白了孟子主张不谈利益的原因。简单的说,孟子认为你如果重视利益,那么你和他人的关系就自然而然都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利益关系消亡,交往的基础也就烟消云散了。仁义则不同,现代人常说的俗语“生意不成仁义在”就深得其中三昧,心中有仁义则不会撕破脸,改天好相见。

利益是比较含蓄的说法,直白一点无非就是指金钱。不论古今,利益或金钱都是一般人首先考虑的方向,唯有少数有识之士才会看清楚,金钱只是一种能够帮助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它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换句话说,我们爱钱,爱的不是那一张张钞票,而是钞票隐含的购买力、实践力。钞票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包括穿亮丽的衣装、吃美食、住豪宅、开名车等等,但是钞票本身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如果纯粹爱钱、爱钞票,那还真是成了心理变态的守财奴啊!

所以,认识金钱的价值远比金钱本身重要。如果能够看得更深一层,或许我们还会考虑到事物当下的市场价值,以及它可能的历史价值,孰重孰轻?譬如不久前有发展商“不小心”把我国吉打州的某处古迹遗址铲平,那就是注重土地的市场价值多于历史价值的真实例子。至于州务大臣在舆论压力下决定“重建古迹”,则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典型政客奇葩思考模式,因为超越常人的理解能力,在此且表过不提。

在谈钱之前,想想钱到底意味着什么?钱在你的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会有助于我们作出更正确的决定,除了建立长久可靠的“讲心不讲金”人际关系,或许果真能够建立和谐社会,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即使无法成为如孟子般的有识之士,最起码也不会一切惟利是图,甚至于堕落到如塔利班、IS般,为了变卖历史文物换钱而大肆破坏古迹,成为人类历史文明不折不扣的败类。

(摄影:Key Liu Poh Key)

《爱情企业》/ 何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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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和钞票能够取得平衡点吗?应该不少人认为是可以的,君不见过去公认的良心事业如教育、医药等纷纷企业化?打着良心的大旗赚大钱正是当下的趋势,我在想,爱情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企业化经营?

从报章报道得知,中国近来有出租男女朋友回乡应付江东父老的新兴行业。其实,单身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到处都有,并非中国的特殊需要。只要能够回应应付八卦亲戚和排遣寂寞两大区块的需求,这个行业经营得当的话恐怕就像教育、医药行业般还可以搞上市。

为了迎合社会需求又保持“良心”不变质,爱情企业绝不可雇用那些所谓具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员工。反之,企业应该雇用那些在外貌上有魔鬼面孔、天使身材的路人。一来自然是便宜,节省开销。二来不会太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情愫,败坏企业的名声。魔鬼面孔让人不存幻想,天使身材令人不产生邪念,唯有这样的雇员才是最可能具备提供专业服务的人选。当然,凡事不宜太过极端,太过魔鬼的面孔或许吓坏顾客,过于天使的身材可能让顾客万念俱灰而兴起出家的念头,这些除了影响客源,也有违社会义务,不得不慎。理想的交易是解决顾客一时的社会或心理需求,交易完成后两不相欠,既不必动用电影《黑衣人》的失忆棒,但也不至于念念不忘,留下模糊印象以便下次记得再来光顾即可。

外貌之外,一定内涵也是必要的。避免江东父老逼婚需要一定程度不着痕迹的惹人厌表现,排遣寂寞则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以投其所好,空有魔鬼面孔、天使身材而毫无内涵的员工难以应付,在这种服务行业只适合拿去填海。企业需要提供适当的在职培训,否则难以找到如此完美员工。

私立高等学府让大学生的素质一落千丈,有教无类的背后首先要有钞票作为前提。私立医院把病人当财神的行径也让人看不下去,医术如何尚有待考察,医德则似乎早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切向“钱”看。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

看来,大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取得平衡点的良心事业,实际上还是要牺牲很多的良心,才可以换取很多的钞票。这样的企业可以经营吗?是否有利可图倒是不必置疑,问题是需要牺牲良心的良心事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恐怕还是它们该不该出现吧?

(摄影:李嘉永)

《从天上到人间》/ 何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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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已经从自然现象中认识到雷电,或许也真的像以前小学课本说的,闪电不时会劈中地面上的大树,造成森林大火之类的灾害,所以我们的祖先对雷电是感到畏惧多于一切。

这种畏惧在神话上很自然就流露无遗了。在华人的神话系统中,电神、雷公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毕竟只是二、三流角色,不太受到重视。然而,在古希腊神话里,雷神宙斯号称“万神之王”(剽窃古希腊文化的古罗马帝国,把宙斯改名叫‘Jupiter’,后来又被用来命名太阳系的第五颗行星,即木星),他使用的武器就是雷与电,战斗力和来自M78星云的Ultraman的斯佩修姆光线不相上下。

西方神话系统里的诸神在性格上都有点难以捉摸,而宙斯更是出名的喜怒无常。我猜想,那反映的是当时的人对雷电不了解,而雷电又可能造成巨大破坏,所以大家面对宙斯总是抱着一点战战兢兢的心理。

到了十八世纪,“电”仍然不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能量,当时的魔术师常用电流产生的轻微触电或火星来吓人。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富兰克林用风筝把电从天上引到地上,然后把绑在风筝线末端的一把钥匙充电,他一摸钥匙就会触电,但也同时证明了闪电和魔术师表演用的电流是同一回事。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这么做了,他肯定当场就被电死,可见故事就是故事,别三人成虎了(你以为富兰克林的朋友华盛顿真的砍了樱桃树?哈哈哈!)。这个传说应该是源自富兰克林脑袋里的一个实验概念,他当时在报章Pennsylvania Gazette投稿时曾经描述过。富兰克林确实放了风筝,也确实成功把电引了下来,但他显然并没有天真到去触碰一个被闪电充过电的金属钥匙。那他做了什么?他发明了避雷针,还利用了被引下的电流做了一次BBQ烤肉,看到肉块被烤熟、烤焦,他一定很庆幸自己没按照原定计划去握那把钥匙。

避雷技术后来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836年英国科学家Michael Faraday设计了一种“法拉第笼”(Faraday cage),在“笼”内可以完全避开雷电的袭击。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哪天如果有人找我去讲古希腊神话,在“如何破解宙斯杀手锏”部分适时引入法拉第笼概念,一定让听众对宙斯的恐惧大打折扣!

神话也好,故事也罢,其实听听觉得好玩就够了,别太当真,更别害怕。

(富兰克林画像,摘自维基百科)

《老童谣》/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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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童谣》/ 何 奚

女儿一学会唱歌就是一派重金属风格,没事经常声嘶力竭地卖力表演每一首歌。《客人来》仿佛兵临城下般凶险,《两只老虎》有如武松正与猛虎恶斗,曲曲都让听众在恍惚中陪着冲锋陷阵,血气偾张!

一般印象中的童谣可不是这么个模样的。然而,印象往往也并作不了准。

历代古书上常写,当童谣都在“唱衰”一个政权时,那就真是气数已尽,可以准备收拾包袱了。在中国古代,童谣常常是作为制造舆论的工具而存在的,而儿歌《两只老虎》也曾经跟近代政治关系密切,想不到吧?1911年满清政府被推翻后,民国政府并没有马上定下国歌,目前在台湾还能够听到的中华民国国歌是1930年才被定下的,在那之前还曾经有过几首临时国歌,譬如1926年那首与《两只老虎》同曲的“代国歌”《国民革命歌》。

《国民革命歌》的歌词如下: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
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有空的时候不妨用《两只老虎》的旋律来试唱《国民革命歌》,太有趣了!《国民革命歌》原本是黄埔军校的校歌,当年雄赳赳的军官跟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唱的竟然是同一首曲,真是历史开的玩笑啊!

还有一首至今大家仍然耳熟能详的童谣《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我的外婆是浙江人,故乡是典型的江南小镇,有着小桥、流水、人家,成年后曾经匆匆去拜访过一次,但是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又有机会去到周庄,那是明朝首富沈万三住过的地方,和几位朋友荡着小舟游周庄,想象着沈万三小时候可能也听过这首《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想象着外婆小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坐船到外婆的外婆家?想着想着的,历史和今天已经完全连成一线了……

(摄影:Clement)

《礼貌,做得到一视同仁吗?》/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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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如果无法做到一视同仁,感觉上这个举动本身就很有点不礼貌的嫌疑。但是,我们最好避免单靠直觉就来下判断,有了直觉后再作理性分析会比较靠得住。

譬如说,面对一个耐性极佳、思维清晰、教学负责的老师,和面对一个喜欢胡说八道、自以为是、推卸责任、混日子的老师,我们在表达礼貌时,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吗?或许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则不行。问题是:为什么?做得到一视同仁的人是理性的,他尊重的是“教师”这份职业,那是和至圣先师孔子一脉相承的荣誉,而不去对个别教师的品格问题斤斤计较。做不到的人或许正义感比较强,或者说感性的成分相对的高,难以忍受对败类“演戏”,就算硬要他说“你好”,听起来也会象是“你娘”。

无可否认,任何行业确实都有败类、异类,难以统一处理。我们鄙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之辈,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等侠盗却受到广泛歌颂,抢劫后又伤人的强盗就要被骂不知何谓“盗亦有道”了;对盗贼来说,前者是异类,后者是败类。再举一例,佛教的出家人同样不乏异类和败类,譬如台湾的恒述法师(即费玉清的姐姐费贞绫)堪称异类,至于败类就不指名道姓举例了。

一般盗贼,我们只怕是避之犹恐不及,礼貌是谈不上了。但是碰上罗宾汉呢?碰上台湾的“义贼”廖添丁呢?表示一点基本“礼貌”,应该不为过吧?不论信不信佛教,一般上我们都会尊重出家人。可是碰上某些吃肉、喝酒、生孩子、贪污的败类出家人,你会怎么表示礼貌呢?表达得出来吗?就算是那些完全理性且不爱作价值批判的人,有选择的话,也会远远避开吧?

看来,礼貌在现实中其实是做不到一视同仁的。我们毕竟背负着一定的价值观,一旦知道眼前人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不齿的感觉,随后能够表示的最大礼数恐怕就是选择默默离开。不论职业、身份地位如何显赫或卑微,东窗事发的败类既然失去了自己被尊重的条件,那就别再指望人家还会以礼相待了。

(摄影:周嘉惠)

《记忆回收》/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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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学者Thomas Szasz(1920-2012)生前留下好些精彩名句,其中一句是:“笨蛋既不原谅也不忘记;天真的人既原谅也忘记;智者原谅但不忘记。”(The stupid neither forgive nor forget; the naive forgive and forget; the wise forgive but do not forget.)这句话只有第三部分常听人提起,余下部分我个人还是头一次听说。一句话精彩因为它的耐人寻味,让人再三咀嚼也不厌倦,这句话就很有这种特质。

我们一路走来,林林总总、好坏夹杂,总会累积不少记忆,而这些记忆将谱成我们的个人生命史。好的记忆可供往后回味,坏的记忆却有待处理,不可弃之不顾,否则生性看不开的人容易患上忧郁症、死不瞑目。

忘记了往事或直接失忆,自然就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但对凡事都记性不佳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有如苏格拉底“我知道我不知道”,和那些“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可大不一样,自知之明和糊涂怎么可能是同一回事?对不好的往事,我们还是有需要保留记忆,但重点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吸取教训。或许,当事情牵扯上国恨家仇时又得另当别论,旧账明知道算不清楚但就是偏要算,譬如中国总是追着日本为二次大战的血仇要求道歉,而日本几位首相吞吞吐吐的道歉词总是不让中国满意,看样子双方还有得好折腾。

假如不是为了算旧账,我们从不好的经验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后,剩下可以做的事就只是要不要原谅对不起自己的一方,或者对不起自己的过去年月。原谅别人需要肚量,原谅自己需要勇气,岁月理应会提升我们的肚量与勇气,但主要还是要看自己的决心。原谅不原谅只在一念之间,说它难很难,说它容易也很容易,反正留着坏的记忆终究只是折磨自己,百年之后一切也全都灰飞烟灭了。

去做个聪明人吧!原谅但不忘记。将一些不好的记忆回收处理,留取教训,放下仇恨、纠结;“当下不杂,既往不恋”,若能够以这样的记忆、心态生活,我想,生命也算得上圆满了。

(摄影:周嘉惠)

《说环保》/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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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无论如何都回不去从前的时代了。所以,环保的概念在情在理都不是要求人类恢复穴居人的生活,而是如何在维持现有文明的同时,尽可能的不无缘无故进一步浪费资源或破坏自然环境。

人类有两种破坏力极强的特质,一是无知,二是无良。地球假如有朝一日被人类搞到灭亡,这两种特质肯定居功不小。

先说无知。放眼看看周遭,是不是有许多家庭(包括阁下的家庭)把洗碗槽下的墙壁敲一个洞,然后把洗碗槽的排水管直接伸到屋外的水沟?为什么大家这么做?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厨余和油渍迟早有一天会把水管塞住,这是未雨绸缪的聪明做法。政府其实有一个规定,屋外水沟流的应该只是“雨水”,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废水。为什么?未经处理过的废水,包括化学合成的洗碗液、洗车清洁液等等,从水沟流向河流,结果就构成了不折不扣的水源污染。

因此,一般认为的“聪明”,实际上则是“无知”。政府有必要教育群众各种规定背后的原因,否则群众只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各种各样的规定毫无道理可言,都是政府为了扰民的目的而设。教育除了可以达到环保的效果,还可以化解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却不知何故政府似乎没有太大的意愿去积极推动这种教育工作。预防水管堵塞的方法不是没有,这也应该是公民教育的一环,不能什么都往“第三世界”的头上一推就不了了之。

无良是明知故犯,理应罪加一等。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不乱丢垃圾”原本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学生都该懂的道理,现实中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如今乱丢垃圾好像已成了全民运动,小的、大的、老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全都这么做!二十年前如果见到有人打开车窗把垃圾随意丢出来,所有人都会毫无疑问认为一定是新加坡人干的;当时的共识是只有新加坡人才会做出这种事,可能他们被自己的政府压抑太久,一到马来西亚就非得干些小小的坏事宣泄一下不可。如今情况变了,许多人把小小的私人领域以外的范围,一律当成垃圾场!我不清楚我们的执法单位都干什么去了,也很疑惑马来西亚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下变得那么的没有教养的?其实,这种情况很令人感伤。

环保不是要人回到猴子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人类继续的无知、无良下去,也许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地球真的完蛋了,大家被迫重新去适应猴子般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到那时候才来觉得后悔莫及呢?

(摄影:Clement)

《闲暇,重新开始》/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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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工作,闲暇即“不工作”。它代表一种宁静、沉默的心境,一种无牵无挂的静止状态。人唯有在沉默时,才有望施展原本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聆听、观察、反思能力来认清自己的位置,进而恢复被扭曲的本性。

现代人都太忙碌了,对周遭一切如果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姿态保持着距离。人生存在世界之中,万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切息息相关,南美洲一只蝴蝶抖动翅膀的举动,谁敢担保就绝对与自己无关?故此,如果一个人不关心周遭,实际上也代表着他并不太懂得关心自己,忙碌很可能只是逃离面对自己的手段。

闲暇是面对自我、释放自我的时刻,它与世界保持着一种参与的关系,但其非功利的性质已明确把以攫取利益为目的的忙碌作出区分。闲暇是不工作,但不是不活动,闲暇的活动是纯粹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思考而思考之类,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与意义,不成为任何其他目的的媒介。

无可奈何的现实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生计都需要工作来维持,那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日常生活。现代商业社会把人异化已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闲暇具有特殊的修护功能,让我们不时停下脚步确认方向、厘清初衷,整装后重新出发!

(摄影:李嘉永)

《与人为善》/ 何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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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一把年纪,坦白说还真没听过马来西亚家长用“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么有学问的话来教训孩子,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应该是“助人为快乐之本”。意思大致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更准确反映国情,“君子”似乎从来都不是我们鼓励下一代学习的目标,听说过有谁家鼓励孩子以“君子”为人生目标吗?“赚大钱”、“住洋楼”、“养番狗”等大志方才契合在现今社会立足的硬道理,为了“追求快乐”而助人确实是比较合乎现实情况的。

如果小学老师不是过分失职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这两句成语的区别。同样是助人,意义大不同。一种是为真正有困难的人提供协助,一种是去帮助其实并不那么需要帮助的人,虽然表面上都是在助人,但后者的出发点会相对更复杂一些。弄不清楚人家有什么目的,加上这种协助可有可无,一般人对锦上添花的动作都会敬谢不敏,除非自己也是另有所图,譬如认为得到大人物的“加持”而感觉脸上甚有光彩之类。

助人却暗藏玄机,等于是动机不纯,德国哲学家康德是不以为然的。康德这类人为什么看不开呢?结果是好的就行了,管他什么动机?从获得帮助的角度来看,确实没什么区别。收人一个红包,可能对方动机良善,也可能不知道对方究竟在打什么算盘?但是,至少那红包钱是无罪的,对吧?很少人会主动去追查所获帮助的源头是否合乎道德伦理,只要我得到帮助,你就是好人。

人生苦短,我们也真的无法凡事都追根究底。但是,回头想一想,红包钱来自一个普通人、一个刚“收工”的妓女、一个为了逃避某种义务而宁可当散财童子的人,意义不太一样吧?红包钱确实无罪,但是动机复杂的人给红包却不一定是为了一件“善举”,有可能完全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得到这种帮助,其实就跟在地上捡到钱差不多,就算有机会表达感激之情,恐怕也不见得会很真心诚意。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与康德一样都比较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也并非都一无是处。在助人时,如果动机单纯一点,抱着“与人为善”的心态为出发点适时伸出援手,相信这样的“善举”事后也比较不容易变调、变质吧?我总觉得,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对的,我们做人应该志在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而不是在追求快乐而已,这其中有品味上的区别。出于善念而行善,别去多想什么快乐之本,结果也许会更接近功德圆满。

(摄影:PL Tan)

《公厕》/何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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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原本就不是“引人入胜”的地方,但基于西方人所谓的“自然的呼唤”,或者华文中常说的“人有三急”,很多时候大家都被迫去公共厕所“探险”。特别是在外地出差或旅游之类,由于人地生疏,心中没底,进公共厕所遂成了十分考验胆量的经历。

譬如美国国家公园内的厕所,如果没去过,你能够猜想它会是个什么光景吗?不容易想象吧?这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美国的国家公园一般都处于人烟罕至的深山野外,连游人都难得一见,清洁工人就更不用说。所以,国家公园内的厕所基本上就是在四面墙的中间挖个坑,然后就随便你发挥创意了。印度同学去了一趟这种厕所后,感叹万千:“真是故乡的味道啊!”其余就不多说了,你懂的。澳洲的国家公园厕所一样面对没有清洁工人的问题,不过他们采用了生物科学技术,在厕所内撒了一些除臭的细菌解决气味问题。至于视觉问题嘛,天涯何处无芳草,谁规定你一定要去注视那个坑的?

中国的公厕素有恶名,但如果有机会到杭州的西湖,一定要去公厕见识一下。跟美国国家公园的克难公厕相比,西湖边的公厕实无愧于自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称,应该被列为景点。西湖毕竟是在城市地区,清洁工人并不缺乏,但根据个人观察所得,西湖公厕的清洁应归功其“一对一”的管理方式,彻底在嗅觉和视觉上解决问题,简直就是为国争光。每一间厕所,都附带一间宽敞的休息室,清洁工人就在其中守株待兔,偶尔还会碰上友善的清洁工人请你“慢用”,闲时就在休息室顺便烧菜、洗衣、招待朋友聊天,哪天出个卧薪尝胆的博士也不让人意外。

回到熟悉的马来西亚,我们公厕的清洁度大致介于美国国家公园与杭州的西湖公园公厕之间。可惜国情缺乏“深挖坑,广积粮”的智慧,除了气味不佳,不时打开门就有黄金让你一见发财,惊吓度爆表。本国的国家公园至今没去参观过,对其公厕无从评论,但不少风景漂亮的海滨,可能尚未被当地政府发现,也可能发现了,却秉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原则做事,居然连一间克难的公厕也没有!那是要人家怎么样呢?此外,美食是我们招徕游客的手段之一,却不知旅游部有没有顺便去参观一下我们食肆的厕所?如果说一般茶室有“礼不下庶人”的特权,那么大酒楼又如何呢?可千万别以为大酒楼就很懂得自律啊!至少在公厕这个环节,个人坚持认为,礼要下庶人,刑要上大夫,必须有个涵盖所有大小餐厅的最低卫生标准,并严格执行。

政府对人民健康的认识,似乎还没有超越设立医疗服务的界线。如果对公厕的卫生情况丝毫不放在心上,那肯定是不行的,尤其餐厅厕所更是影响深远,否则许多诸如霍乱等的疾病就根本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此看来,我们卫生部的许多政策,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