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我有记忆以来都是公务员。不是马来西亚的公务员，而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殖民政府手中接收台湾，随后就需要开始有人代表政府进行管理地方事务，外公就是那时候来到台湾的首批公务员之一。

后来辗转到阳明山管理局做事，政府提供了一个不算大的宿舍给外公和家眷住。这一间房子现在可能还在，至少疫情爆发之前还在，虽然已经很破旧了。如果搭乘台北的260号公车上阳明山，在“教师中心站”下车，横跨一个马路，然后往下山的方向走大概二十步就看到了。

房子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了一棵桂花树，还有几棵金桔树。外婆家给我的记忆就是随着温泉飘来的浓浓硫磺味，季节对的话，还夹杂着一丝桂花的香味。外婆会收集干桂花，然后一层桂花，一层白糖，让桂花味融入白糖，增加风味。外公则在金桔成熟时摘几颗嚼。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也想有样学样，不过被表弟大力阻止了。他们都吃过金桔，又涩又酸，都不知道外公是怎么忍受的？

几十年过去了，早就人事全非。外公外婆都已不在世，但每每想起那间老房子，浮上脑海的还是桂花树，以及金桔树。

外公一家到台湾后不久，国共内战爆发。二十世纪初期，军阀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打个不停，普通老百姓只要不是生活在战区的，对战争多少都有点麻木了。如果知道这一次战争和以往的不一样，一开打就注定了几十年的对抗，回不了家乡，我猜，外公是有可能携眷想办法逃回大陆的吧？在当时，不时听说有外省人因为思念家人，抱个篮球就跳进台湾海峡，试图回到大陆故乡。外公是个念旧情的人，不过一家八口人，抱篮球跳海可不是个明智选择。外公至死都没回过故乡，反而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随母亲，带着外婆的遗愿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祭祖。

十几年后，我找到机会，到杭州的浙江大学读博士。导师经常请同门学生吃饭，有次在饭局后上了一碟浅黄色的小桔子，同学严晓蓉说那是浙江人喜欢吃的金桔，还热心教我怎么吃。我还记得表弟小时候的劝诫，金桔最终没吃。

又过了几年，今年农历新年前第一次在商场见到售卖金桔。我买了一盒，估计有三四十颗金桔。拍了照片跟严晓蓉确认是浙江的金桔后，这次鼓起勇气拿一颗，按照几年前她指导的方法剥皮，然后塞进嘴里用力一咬。完全没有预想的涩和酸，反而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在嘴里爆开，非常好吃！

刹那间，我理解了外公当年嚼的金桔，更准确的说其实是他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浙江的金桔到台湾后只剩虚有其表，味道完全变了样。不过对外公来说，金桔承载的是几十年不能再喊一声哥哥、姐姐、弟弟的惆怅，当然也包含了无法再一次去父母坟前扫墓的遗憾，这些情绪都比台湾金桔的酸涩程度强多了吧？一时，虽然满嘴的金桔汁，我也感觉五味杂陈了。

附：近两年有一位笔名“奉化山人”的中国作者经常投稿支持《学文集》。山人在退休前专门做奉化地区的地方历史研究，而她不止知道外公父亲和外婆父亲的名字，还去过他们的故居，对他们生前事迹的了解比我知道的多得多。疫情继续平稳之后，我势必要择日到浙江听听家族历史故事！

附2：我终究还是记错了，严晓蓉说金桔是不剥皮吃的。而且，皮才是金桔的灵魂，果肉可以舍弃，皮不能不吃。

• 摄影：严晓蓉（中国）
• 说明：金桔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分手快乐/咯特佩（马来西亚）

“我没有不开心，只是我的原生家庭，也可以说是我童年一些不好的回忆，长期以来造成我一副‘苦瓜脸’。”小秋牵动了一下她的嘴角“微笑”着回答我。

小秋是我在一个团体辅导课认识的一位教师助理，一双八字眉，正如她说的，加上总是下垂的嘴角，有点“愁眉苦脸”的感觉。“当我不说话时，别人看我总以为我心事重重，伤心难过，其实这只是我的习惯性‘表情’。作为辅导团体的一员，我正努力改变，虽然这有点难。”记得小秋在一次讨论环节时这么解释。

虽然不知她的原生家庭的情况，但猜想也绝不会是个愉快的记忆，以致影响其心里、情绪、人际关系，甚至面容表情。因此，从原生家庭找出问题的症结，进而（试图）做出改变是心理咨询的重要环节。说白了，认识原生家庭就有点像回答“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之所以如此”等自我探寻的过程。

面对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理解”（不是‘原谅’），从理解父母那时的行为模式或处境，检讨现在的自己，到重新塑造自己想要的（比较积极正面的）生活模式。最重要是，我们不可以把现在的不当行为或不幸一味怪罪于原生家庭，而拒绝改变，这只会让问题重复循环，甚至延续至下一代。

无论如何，意识到原生家庭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已是跨出第一步，像小秋那样，她认识并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缺失，她没有责怪也没有埋怨，反倒尝试做出改变，不仅是心态上（从‘受害者’到‘改变者’）的转换，待人处事、沟通方面也慢慢变得和善，相信她已慢慢地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走出来。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原生家庭开枝散叶/耳东风（马来西亚）

那天我儿子突然问我：“爸，我的家乡是KK吗？”

我说：“不是，是KL，准确一点来说，雪兰莪蒲种才对。”可是他还是不明白：“可是你的家乡不就是KK吗？那你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呀？”我解释说：“不是的。那是以前那种一家三代从小到大都住在一起的情形。时代不同了。我出生在KK，因为搬迁的关系，你出生在蒲种，你姐出生在吉隆坡，根据家乡为出生、长大的地方，你们的家乡属于巴生谷才对。”

看他还是不大明白的样子，我再解释：“比如说，我的母校是KK的XX，你的母校是在蒲种的YY，我的母校并不是你的母校呀。”小子有点明白了。

我再说：“如果我的家乡是你的家乡，那么我爸爸或祖父的家乡也等于我的家乡，祖父是在中国出生的，那我的家乡也是中国了？你的家乡也是中国了？”他倒是明白自己不是中国人，点头称是。

这让我想起原生家庭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没什么和父亲的兄弟来往。印象中第一次见祖母时，她已很老，因为糖尿病住在医院，一只脚锯掉了；祖父的名字，只有在清明扫墓的时候才读到。我爸是英校生，英文顶呱呱，华文大字不识一个，倒是让我读华小，还在小学时买了一本汉语字典给我自学。父亲去世，我们也和他那一代的兄弟失去了联络。而母亲呢，只有一个弟弟还和我们有联络，直到差不多十年前去世为止。

反观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大多居住是巴生谷一带，新年联系起来容易多了。不过由于家里有9兄姐弟，我排行很后，在第八，所以当孩子出生时，他们的堂表兄弟基本上年纪差了十多二十岁的都有，只有我弟弟的孩子和他们岁数相若，比较能一起玩。

原生家庭是一脉相传，我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我这一代还互有联络，到了孩子那一代，由于年龄的差距，他们和我这里以及妻子那边，只有岁数接近的还好，不然，纵是堂表，看起来也比他们大很多，更像长辈。

迁入都市，人情渐薄，不像乡下那样亲戚朋友一大堆的。几乎天天见面，因此，原生家庭成员，几乎才是最亲近的家人。若要向我们以前那样不管是不是原生家庭，大家凑在一起，什么姨妈姑姐，堂表兄弟姐妹都叫得出来，现今的家庭确实困难，唯有模仿欧美那样，一律“uncle,auntie”的，连家族的细分都不清楚，甚至什么是家乡也懵懵然。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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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一般华人还相当重视籍贯，印象中成绩单上就有籍贯一栏。多数同学都会填上祖辈来自的省和县，少数比较迷糊的同学不太清楚详情，只能填上省份。某次无意中见到另一班有同学在籍贯栏填上“华人”二字，不知何故，当时其实很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是家族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祖父在我出生前已经离世，不过自己的籍贯还是知道的。可是，我不会讲家乡话，一句也不会，只能勉强听懂五成左右。叔公就曾经表达过对我的“叛徒行为”的不认可；没办法，当年多数人都是纯种的，而我却是混血儿。按照香港电影《表姐，你好嘢！》的说法，我是混省的。爸爸是福建人，妈妈是在台湾长大的浙江人。再仔细一点说，爸爸这一边是福建莆田人，妈妈是浙江宁波人。

在我个人的认知里，这两个地方有着全中国最难说、难懂的方言；讲莆田话的人嘴里好像总含着一颗橄榄，宁波话更是素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恶名。在这样的混血家庭里，不太可能说方言，强强对决，根本听不懂，起不到沟通的目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华语人”，在我国比较普遍的方言大致都听得懂，不过开口说就不那么流利了。

然后，我又和一个客家人结婚，生下两个四分之一福建血统的“华语人”女儿。不久前在看老二的成绩单时突然惊觉现在的成绩单已经没有籍贯栏了，我于是问老二：“你知道什么是籍贯吗？”她摇头表示不知道。老大在一旁插嘴：“就是福建、广东那些啦！”我被震惊到不知所以，好像有点理解叔公当年的心情了。

当晚，在睡觉前我再问老二：“那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籍贯吗？”“不知道。”除了不会说莆田话，我对莆田，甚至福建也所知不多：“其实，我们是假的福建人。”老二不明白：“为什么说是假的？”“因为我们都不会说福建话。”“那么，我们是真的什么人？”“我们是福建人，但是不会说福建话，所以我说是假的，其实我们是真的福建人。”假亦真时真亦假，老二显然有点糊涂了，“所以，我们是真的假福建人？”“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多吃福建面，这样我们会更真实一点。”然后，我又多嘴加一句：“不过，福建面在福建是找不到的，它其实是马来西亚的食物。”老二翻过身继续看她的小说，不理我了。

这个叛徒！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兄弟/林明辉（瑞典）

我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虽然老二还在读大二，但他也像他哥一样搬出去自己住了。我们还是同住在一个城市，所以我经常和他俩相约吃午饭或周末到酒吧小酌几杯。

想起来他两兄弟从小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争执过，哥俩的感情好到连老大的女朋友都要吃醋。我挺羡慕他们的，因为我自己的兄弟并没有像他俩那样的感情。

我每次回去马来西亚都会找他们吃饭聊天，但大部分都是分开个别见他们的。应该和其他人的兄弟间不和的原因都一样，我看99％是钱的缘故吧？不然几个大男人难道会为了以前你偷了我的书或橡皮擦而翻脸吗？

有句不知道是古人还是智者所说的“亲兄弟明算账”，是减少发生矛盾的方法之一。我也认同，你们呢？但有人也许会说：兄弟嘛，需要算的这么清楚吗？我会说：真的需要。你们又怎么看？

我真的很好奇和纳闷，因为很多人在社会上经常有很多的“兄弟”也有“很好的、最好的、非常好的朋友 ”，到处和外人称兄道弟，然而我很想问一问，你们有没有同样的对待自己的亲兄弟呢？

兄弟间的感情真的需要为了钱要翻脸吗？我们都有共同的父母，我们怎么样和的孩子解释，怎么样告诉孩子：我们兄弟间是因为钱而互相仇恨对方？到了这个阶段真的需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叫孩子替我们报仇了，对吗？

我没有姐妹，不知道姐妹间的翻脸是不是也因为钱呢？还是翻脸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你弄坏了我的裙子，或抢走了我的男朋友，但你现在的丈夫又不是他……

独生子或女是不是会更加的开心，因为他们没有和兄弟姐妹翻脸的机会？

• 摄影：#林明辉（瑞典）
• 说明：老大帮老二装修睡房。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心灵捕手——这不是你的错/#郑嘉诚（新加坡）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网上说这出自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但找不到权威的出处。虽然如此，这话还是体现了童年对个人的影响。在我看过所有的电影中，有部电影触动了无数灵魂，也是当年就读心理学本科，学习辅导时，讲师交代观看的《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

拍摄于1997年的《心灵捕手》由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导演，马特·戴蒙（Matt Demon）、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和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领衔主演。电影讲述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菲尔兹数学奖的得主吉拉德·蓝波教授出了非常难的数学题，却被人轻松破解。机缘巧合下，发现解题者是位年轻但叛逆不羁的清洁工威尔。因为打架滋事，蓝波以“一起解数学题”和“看心理医生”的两个条件帮威尔保释出来。气走了几位心理医生后，威尔在心理学教授西恩的帮助下渐渐放开因童年阴影而建立的心房，开始面对自我，勇于追寻自己要的人际关系、爱情和人生。

剧中威尔是个孤儿，从小经历过养父的虐待并逃跑过，当时养父还让他选择要被皮带或扳手殴打。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他发展出了焦虑矛盾型依附（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 Style），想和女友蜜妮及心理学教授西恩保持亲近但是他们想要跟进一步或更关注他的时候，他却反抗甚至将对方推开。他把所有人推开，因为他怕被伤害。

除了无法建立正常的依附关系之外，他也因为悲惨的童年，非常害怕被亲近的人抛下，像是他的女友蜜妮。他把爱他或关心他的人推开，所以他就不需要面对被抛弃的痛苦（Fear of abandonment）。对他来说，解决这情况的“最好”方式，就是先把亲近的人推开，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里当蜜妮邀请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时，他选择和对方分手，不愿进入下一阶段，剧中他说蜜妮可能会后悔，可能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她会发现他的不好，所以他不要去，争执中，蜜妮也点出了他的情况，她说：“你害怕我，你害怕我不会给予你同等的爱。”

威尔或许也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被虐待，是因为他不好，来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威尔一直不愿接受自己大有可为，拒绝到国安局上班的机会，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扎克也说他最开心的是每天去接他，下车去到他门前的10秒钟，因为在那10秒内，他可以期望威尔已决定离开家乡，去兑现天赋。这样拒绝展现才能的行为或许侧面反映了威尔的防御机制，因为据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威尔需要合理化（Rationalisation）他自己受虐待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好，那样他才能合理化自己的遭遇。此外，他也不断合理化自己拒绝各种机会的原因。像是他拒绝国安部的邀请，因为他们可能会用他的能力来执行任务，害死其他人等等。

此外，整部电影最直击心灵的是西恩教授不断和威尔说“这不是你的错”（It’s not your fault）。这一幕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影响最主要就是因为西恩看穿了威尔的所有的防卫机制，除了因为受到大男人主义的影响，被教育男儿有泪不轻弹外，常人也很难将这样的创伤说出口。

西恩教授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被虐待的童年不是他的错。理智上，聪明的威尔一直都知道这不是他的错，可是情感上，他是孤独的，一直没有一个和他有类似经历，并且真的能懂他的人，这样地分享过他的悲伤。从小被虐待、不被爱不是他的错；因此无法正常和人接近也不是他的错；无法爱人、无法爱自己也不是他的错。西恩教授此刻就像是他不曾有过的父亲般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穿透他的悲伤，他情绪溃堤，他不再孤单。

我不确定出处，但我认同“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 《心灵捕手》剧照摘自网络。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与二叔的一席谈话／驴子（马来西亚）

旅美作家周游有感于出身的局限，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没救了，生长在缺乏信任，动不动就你死我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和时代，移民到国外也不可能脱胎换骨。不过我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都比我们更加阳光，正直，优雅，更加崇尚人道和公平，他们一定会改写中国人的形象。而我们只好把那些不够高尚的生存哲学在执行下去的同时，隐藏得低调些，再低调些，让年轻人不被影响，不被拖累，让他们有机会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段长句既充满了世事的通达，也多少表达了对自己出身的无奈。放大来看，这其实是对“国民性”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还对“改造国民性”尚存一丝希望，那么它只能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现实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缠绕，所谓的文化改造对现状常常无能为力，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出出暴力革命上演。

个人出身体现的“群体性”是性别、种族、民族之外的一个无法选择的却经常被忽视的个体属性。原生国籍、原生社会、原生家族带来的“原罪”与肤色性别一样与生俱来，难以更改。一国之内，它表现为司空见惯的地域歧视。比如我们固然可以不断提醒自己“上海人并不总是斤斤计较”，“东北人并不总是蛮横无理”，“山东人并不总是歧视女性”，但当这样的成见与现实遭遇吻合时，人们总是不禁暗叹：“不愧是**人。”当然这样的歧视对于上海的伤害远不如其之于河南新疆这样的相对落后地方，毕竟有钱人常常对歧视有更强的免疫力。对某个群体的偏见走出国门，它就是符合大众心理却政治不正确的国籍出身歧视。例如，世界舆论场多少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的成见，出身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国籍羞愧”，因为他们的出生国长期隔绝于占主流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之外，且处于相对贫困的一侧。同样是华人，一个中国大陆出身的人，就与非大陆体系的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福建人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东北人的共同之处也许大大超过与他一水之隔的台湾人；而这个台湾人或许对美国华人也比对他的福建邻居更亲近。矫枉过正之后，来自这些被歧视国家的移民中则出现了“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的现象，即努力与自己的出身切割以向移民国证明自身的忠诚，这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出身原罪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延续到移民二代三代而不绝。

在社交网络放大了社会保守排外顽疾的今天，无论是地域歧视还是国籍歧视，都迫切需要各式“政治正确”去校正。但在眼巴巴等着“政治正确”来伸张正义之际，总有人寄希望于原生祖国来撑腰壮胆。似乎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就能挺直胸膛了。这个论调的逻辑是有钱了，歧视也就渐渐消失了。且不说“祖国强大”这个目标是否能比“政治正确”的正义更快降临，问题是它与“以暴制暴”的正义并无本质区别，强权带来的正义终归不那么令人信服。更积极的对待方式则是加入广泛的平权斗争，意识到“国籍羞辱”亦是“种族羞辱”“性别羞辱”的一部分，为“政治正确”的正义早一天到来而努力。这比上一种粗暴的“祖国强大说”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但将一切问题归因于外在歧视仍然是一种思维惰性。歧视可以导致羞愧，但告别了歧视并不必然抚慰羞愧。更何况破除表面上的歧视容易，拉近心理的距离却难。你可以要求消除憎恨，却无法制造亲密。“国籍羞愧”或者“文化羞愧”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系统性的差异与隔阂，由此导致的不自信可能表现为唯唯诺诺的自卑抑或是傲慢冲动的自大，但希望直接产生自信平等的交流只是不切实际。实际上这样的自信不对称不仅存在于华人群体之间或者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只要人类社会尚未根除不平等，自信不对称就存在于所有群体。因此，理性来说，一方面须明白出身于“你死我活”“缺乏信任”的社会并非个体原罪，不是个人可以选择，并无必要因此羞愧；另一方面则不断对这种并不体面的生存哲学保持反省，尽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像年轻人那样更加阳光、更加自信地去接受乃至改变文明社会的明暗规则。这也许是强调“政治正确”斗争之外的更加漫长的正路。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 上一篇文章链接：原生家庭/李淑娴（马来西亚）https://xuewenji-my.net/2023/02/02/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有一位史官司马迁，他为了帮降将李陵说情，结果糊里糊涂被判了“诬罔罪”。“诬罔”是欺骗的意思，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诬上”，在那个时代是个死罪。死罪在当时不一定非死不可，还可以选择罚款50万钱，或者自请受腐刑以免死。司马迁的月薪大约6千钱，拿不出50万的赎命钱，只好在“刑不上大夫”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选择了比死还难以接受的腐刑。

既然生不如死，却是为什么如此选择？用司马迁的原话来解释，那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来世间一趟，他还有责任未了。什么私心？什么文采？答案就是《史记》的完成。

《史记》是司马迁留给后世的遗产，为了这一份遗产付出生不如死的代价，值得吗？答案恐怕也只是见仁见智，“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而已。对于司马迁的情操与才华，我只有深感高山仰止，连“心向往之”的想法都觉得不配。

我最近常想，自己此生还有什么未了的责任吗？当然，把两个孩子养大，教育她们，那是天经地义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额外”的任务吗？所谓“责任”，就不存在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只剩下什么时候去做，怎么去做的问题而已。

不做伟人，或做不成伟人，难道就不能豁免责任吗？责任有大有小，但是说完全没有任何责任，这样做人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因为觉得不好意思的缘故，总是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的责任？当然，我只能对自己的不好意思负责，其他人如果非但不会不好意思，还能够理直气壮的“白做人”，这样的道行，也不由得我们凡夫俗子说三道四。

要是这些责任都尽力填满了，能不能算是我们个人为这个世界留下的遗产呢？个人觉得，黄金万两固然是遗产，几个零钱同样是遗产；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靠这些一点一滴的遗产慢慢累积而成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后世多少留下一点遗产的责任呢？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说明：一边吃刚出炉的自制法棍面包，一边思考遗产，兼顾现实与想象。
• 主题：遗产
• 上一篇文章链接：父母哪儿来的遗产/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附记：

2022年结束了，祝各位读者新年进步！事事顺利！

《学文集》是一个十年计划，我们将在2023年迎来最后一年。之前忘了提前征集2023年的主题，请大家把希望集思广益的主题写在留言区或电邮给我们（xuewenji.my@gmail.com）。我们将在1月8日公布2023年的主题。

星移斗转，为我们写稿的作者走了一些，来了一些，目前还缺两位。希望读者拔笔相助，完成最后一年的任务。再说一次，《学文集》是人文网页，不是文学网页，我们重视的是个人对主题的思考、感悟、体验，文笔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每月一篇，字数不限，体裁不拘。有意参与者，请电邮联络我们。谢谢！（周嘉惠）

“大姑姑，我住的房子真的要拆迁了！”大侄子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我这个消息。

大侄子住的房子是父母留下的，算是遗产吧。父母在世时把在城南租住的36平方米的房子换了一套市中心24平米，类似集体宿舍的单间，因为城南那间房子太潮湿了。儿女们长大后都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单位分得的房子，老两口就想住一间干燥一点的房间，免得再犯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风湿病。所以在母亲不懈的寻觅下，换得了这间黄金地段的小房子。

知识青年可以有一个子女进城落户口的政策下达后，父母就对我说，以后这间房子就给你大弟住，因为大弟在农村成了家，因为大弟是妈的长子，大侄子是妈的长孙。祖上的家产孙子还能分一股呢。母亲去世后，经过商议，其他四个弟妹都同意签约：让大侄子的户口迁进了父母留下的城市中心龙翔桥的单间房。至今，一直住了近20年。

房改房时，兄弟姐妹毫无疑义，口头协议，在五兄妹共同拥有房产权事实不变的前提下，为方便大侄子一家居住，同意大侄子的名字替代了在房产证上父亲的名字。

坊间一直有传闻，龙翔桥那一带的房子一定会拆迁。但拆迁了两年多，只留下了我们父母家那栋楼没拆，因为这栋楼居住的人家太多了，搞房地产的老板吃不下这块地。

当时还有人在我们弟妹间游说，房产证是谁的名字，就是谁的财产，那是唯一有法律效应的证件，你们应该有所打算。是的，如果大侄子心有另想，真的上了法庭，我们几个姐弟妹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相信父母家教的力量。从小父母对我们一直进行着养正的家庭教育：孝顺父母，长幼有序；路是要一步步走的，钱是要一天天自己挣的；再穷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人格。人要有自尊。这些话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

这不，现在大侄子亲自来通知我们了。

根据第三方房产评估及有关政策的优惠，这间近25平米的房间拆迁时面积优惠扩充到48平米计，每平米竟然价值六七万之多。加上大侄子没有享受过其他买房的任何优惠待遇，加上拆迁别处的装修补助款，同时加上按时或提前迁移的奖励，总括起来，这间小小的房间竟值现金430万左右。

这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想到的，我们在彼岸的父母，他们肯定也没想到，竟然会有一笔几百万元的遗产留给了我们。

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根据父母房子要给大儿子住的原则，我们兄弟姐妹合情合理地分享了父母的遗产。给大弟留下一套比以前宽敞不少的房子，其他四位，各自拿了五分之一的现金。

清明节，兄弟姐妹在父母墓前念念有词地谢过父母，告知收到了他们的遗产，并且按照他们的遗愿进行了分配，祈愿父母在天之灵，心载欣慰，再生而去。可是细细一想，我们各自拿到手的实实在在的几十万现金确确实实是父母手中遗留下来的财产吗？

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们的父母，父亲是三岁时就死了爷爷的雇农出身，父亲自己五岁时就给别人家放牛，做小长工。母亲的外婆家也没有田地，只是外公还是个兼有晚上打更的小工。他俩从小家境困难，没有财产。父亲从16岁开始到绍兴大户许家当杂工：给少爷提书篮，跑街买东西，给厨房师傅当下手，日战时，主人逃难南下，父亲冒着危险一个人留下看管房子；后来自学成了厨师，先后在许家打了六年工。1942年，许家居家搬迁到杭州时辞退了父亲。父亲是一直伴着许家三少爷成长的，辞退时，三少爷给了父亲200大洋，要他自己做点小生意。这时父亲手里才有了一笔沉甸甸的钱。

父亲有个哥哥，长兄为父，父亲把转来的钱悉数交到哥哥手里，哥哥作主跟人合资开了一个染坊店。这时开始，朱家两兄弟有了自己的资本。不过兄弟俩从来没分过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兄弟才真正地分了家。但父亲这个资本家，没有房产、地产，没有存款、黄金，仅有手头维持生活的几个钱而已，连好一点的房子都租不起。在又破又小、又黑又潮，靠着前街楼房墙体搭建的住所住了将近四十年，养大了我们五个孩子，直到换了龙翔桥那个放得下两张床的房间，父母手中始终没有出现过一张100元大钞。

他们哪儿来的几百万？

时代，让资本回归？

政策，让梦想变成现实？

平心静气，让时来运转？

“我一定要换掉阴湿黑暗，去得个干爽和晴朗”，是母亲的决心和行动，将荫庇我们子子孙孙世代万福！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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