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十年后，百废待兴，高校恢复了晋升职称的工作。一天，周老师突然被系主任二马教授传唤到办公室，了解他同教研室胡三行女士要申请晋升教授一事的情况。这位周老师还没学会如何与领导评述自己顶头上司的门道，直来直去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觉得自己讲得很客观，很实事求是。他对系主任说：胡女士是很努力的老师，如果教研室有教授名额，她应该是第一个得到，但当时很多比她资历深的外语专业老教师还没排上，这次评审中她可能还轮不上。对胡女士刚出的一本书，周老师的意见是：在前言后语中，她感谢了这个教授、那个教授，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唯独没感谢同教研室的所有老师，因为她出版的那本书的前身——白皮书是全教研室老师一起在寒假里集中几天定稿的，而白皮书是那本出版书的基础。她也应该感谢全教研室的老师们。
不到一周，又一天，周老师又被系总支书记叫去谈了话。内容是周老师向系主任二马教授反映的情况有出入。书记还拿出胡三行女士交给他的备课笔记本，以证明出版的书是自己写的，但没有白皮书佐证。对这次领导找他的谈话，周老师感到很奇怪：组织上进行了解的内容，为什么当事人那么快就知道了？再说自己反应的内容被歪曲了。周老师没有说出版的书不是胡三行写的话。而且，白皮书教研室集体审稿是事实呀。周老师坚持以事实讲话，给总支书记拿出了白皮书，并且指出：了解的情况通到胡三行女士那里的情况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并表示以后组织上再来自己这里了解情况，不会再开口发表意见了。
胡三行女士对周老师对她唯一的一次评述，其反应像孩子手中的肥皂泡枪一样，连续不断地打出许多肥皂泡来：周老师原来是胡三行女士培养的入党候选人，亲自催促周老师写入党申请书。发生这件事后，她立刻让一个民主党派的老师入了党，周老师并不在乎；胡三行女士又对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选择性地讲述了周老师与系领导的谈话内容，教研室的老师有为周老师打抱不平的，告知周老师，并且对周老师说，你不是白皮书中的语法一章的第一撰写者吗？教研室副主任王先生看不过去了，找周老师谈话，要他找胡三行女士双方交流意见，消除一下误会。周老师说：“为什么要我去找她交流？她跟教研室每个老师都询问了这件事，唯独不与我这个当事人面谈，她是诚心想解决矛盾吗？既然整个教研室都知道了，我要求召开全教研室老师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也许，王先生也不想找这个麻烦，问题不了了之。
但是肥皂泡还是不断地排放出来。周老师与一位老先生打算一起为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撰写一本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周老师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社长答应周老师详谈这一项目的选题计划。没想到出版社社长与胡三行老师是同乡，经胡三行女士一嘀咕，社长没再找周老师谈项目。胡三行女士还找了与周老师合作的那位老先生，老先生很诧异：那是我们一起讨论的课题，没什么问题呀。然后老先生问周老师，她是什么意思？周老师无言以告，报复？穿小鞋？无所谓啦，全国出版社那么多。后来周老师与那位老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们合作的另一本汉英双解中国文化词语背景一书。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又来到中国大陆各地的高校学习中文。周老师被外事处借调教授汉语，仍与胡三行女士做同事。一个学期后，周老师要求回到外语系中文教研室。但是对外汉语要成立固定教学单位，专职教师要固定下来，学校希望周老师留下来。周老师坦言：到哪里都可以，只是不愿与胡三行女士做同事。学校答应了周老师的意愿。从此周老师再也不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了。但还是有老师来向周老师传达胡三行女士在别人面前诋毁周老师的消息，周老师才不管呢，有本事当面来说，不是当面说的话，权当是说话人“放气”。
匪夷所思的是，胡三行退休以后，又来到周老师面前，要求与周老师一起申请科研项目。她说：申请项目是她的，只以周老师的名义申请，科研经费由她经管。周老师以他们研究方向不同为由，拒绝了。此人太会来事，吃不消。
矛盾也好，误会也好，周老师与胡三行女士之间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周老师认为，如果是误会，双方会有急需解决误会的心情，如果一方颇为“你怎么敢？”并且唯恐火烧的不旺，上蹿下跳，那就不是误会。
想解除、想澄清误会，是友好范畴的美好情愫，不是每个人都会具有的良好品质。产生误会，原因兹多。有性格上的，有理解上的，最复杂麻烦的是第三方的传话。每个人对相同一句话的意思，都有自己主观色彩的接受性和理解力。传递给对方时，肯定离不开自己主观的功利性，以致失去对传话本身的客观认识。话，一经过转弯，其客观性必定会受到损伤。所以有什么误会最好是面对面讲开。否则就演变成矛盾。万一碰上个“中山狼”，就会引来狂轰乱炸的后果，遇到个不想多事的人，只能走“惹不起，躲得起”那条路。人性叵测呀。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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