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官如果是生活在大马，可否分享，最近曾经被哪一家机构或人类礼貌对待的吗？感觉服务态度良好的吗？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在私人领域或公共服务领域，马来西亚人的服务素质是每况愈下。

电视广告里，服务生或销售人员常常挂着笑脸，欢迎客人的到来。但是来到真实生活的时候，笑脸统统不见了。你看，以前光顾麦当劳，服务生会带着亲切的笑容欢迎你光临。在为你下单的时候，笑容可掬，让人如沐春风。现在呢，进门没有人欢迎，下单的时候，偶尔对你笑一笑，算你赚到。下单完毕，付钱时他们有时候连“谢谢”也省下了。即是说谢谢，也仅仅是嘴角稍微向上拉，似笑非笑的，完全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谢谢”。 即使是在更高档的星巴克，有时候我也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服务生？否则干嘛黑着脸下单啊？ 酒店、购物广场、游乐中心，有礼貌的服务人员，也越来越少了。

政府机构更加不用说了。虽然我们身为纳税人，理应被礼貌对待。但是，哎，不用我多说，大马人都知道政府人员服务的态度。在付钱的柜台，往往有个箱子，让人们选择“服务人员的态度如何？”。我常常觉得，那是不是让政府可以多坑钱的其中一个藉口？如果多数人说“不好”的话，这位政府人员就不会获得升职？就不会获分发花红？否则这么一个人人皆知的答案，何必多此一举？

因为家里经营餐馆，所以从小就熟读“客户永远是对的”这句话。来到店里的客人，我们都尽量让他们感觉宾至如归。所以光顾其他餐厅时，服务员的态度让我很惊讶—-凭这种服务态度，竟然还可以生存？有一些出名的餐馆，老板还摆出一副“你可以等就等吧，不可以等就别等了”的臭脸。这种店，不管多出名，我都宁可把钱丢进大海，也不愿意继续助长他的傲慢。　

话说原来我们曾经享名热情、乐于助人、好客和有礼貌的哦！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服务素质越来越差了呢？是不是城市化让人们越来越疏离？还是因为英语不好，所以自卑心作祟，进而连笑容也省下了？外劳太多，老板们来不及提升外劳们基本的服务态度？还是因为年轻一代不愁吃不愁穿，什么待客之道都抛诸脑后了？

（摄影：李嘉永）

中国的“礼仪之邦”美称源自何人何时不得而知，反正“礼仪”二字似乎不带什么骂人的意思，大家也就欣然接受。实际上，这个“仪”字最早的写法应该是“义”，也不知怎的写着写着就变样了，因此所谓“礼仪之邦”其实原本指的是“礼义之邦”。

“礼义”跟礼貌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跟古代的等级制度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很讲究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精神和内涵从古代到今天都没什么改变。根据《说文解字》这本古老的中文字典，“礼”字最原始的意思则是“履行。透过祭神祈福”(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义”的意思则是“我军威武的出征仪式” (己之威仪也)。

“礼仪”这个词指的就是比较具体礼貌、礼节的表现形式或仪式。譬如曾经听说过根据传统的餐桌礼仪，请客吃饭时主人必然在客人的饭碗之旁再放一碗饭，以方便客人需要时添饭。我们今天的做法是需要添饭就出声，依老一派人的看法，颇有让客人“要饭”的嫌疑，那是十分失礼的事。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意指中国特别讲究礼貌，实际上传统文化虽然也强调礼貌、讲究仪式，但那并不是核心价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礼”、“义”是很标准的儒家概念，也代表着根本的中华文化精神。

附：来稿衔接不上，这里写篇短文澄清有关“礼仪之邦”的误会。

“马哈迪死后，我要在他的坟墓撒泡尿。”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沈观仰先生在课堂上与哲学班学生闲聊政治，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的命又硬又长。他还没死，恐怕我已经死了。”沈先生继续说。

此话一出，全班哄堂大笑。

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又风趣幽默的沈先生在去年年尾离世了。

沈先生的棺木摆放在焚化院厅中心的自动系统，之后徐徐下降，我们目送他被送进去去焚化炉。这时，想起了他要在马哈迪坟墓撒尿的心愿不成，马哈迪比他命长的预言却成了现实，心下微叹。

马哈迪是争议性人物，人所共知。他掌相22年，施行铁腕执政，对待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异议分子、报馆从不手软。他最厉害的治国手段，就是制造白色恐怖气氛；每当到了改选的巫统代表大会，他就布局、唆使、怂恿其所领导的政党党员，恐吓、警告华人，别侵犯马来主权，别尝试冒犯统治者，更不能惹怒马来人，否则就会引起另一次513流血事件的发生。

马哈迪一方面指责马来人是懒惰民族，需要巫统保护，任何马来异议分子的声音，都被他全力打压，以确保马来选票都掌控在巫统手里。另一方面他扶植听话的人担任华基政党领袖，也透过打压、恐吓、收买三招对待华社，目的只有一个：给我选票。

目睹西马民族之间不断被分化、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全然的被马哈迪操控在手掌，沈观仰先生说他心中的肚烂无处泄。哈哈，在班上，若说到马哈迪的治国劣迹，他偶也难免出口成脏，“吊”声都喷出来。

你读他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他的文章，温和柔顺，骂人都骂得斯斯文文，和和气气。不仔细的读，根本看不出他在骂。

对，他就是一副内陆人的性格；外柔内刚 。曾经是砂州唯一的火箭党国会议员，沈先生对林吉详所走的“华人中心主义”路线，很不以为然。口中对林吉祥不鞑不伐，不吐半句恶评，还礼貌有加。然，听他说话可以得知，他骨子里对这个党的“华人中心主义”是极度的藐视。

（2003年哲学班集体照）

我常想，礼貌是不是应该像打乒乓那样一来一往？但是，凡看过乒乓赛的人都知道，小白球在来来往往之中，最后总是不知怎的就意外出界了。如果同样情况放在“礼貌”的讲究，那“礼尚往来”的结局是否也很有可能都会是个小悲剧？

老一辈的人见到熟人用餐，他们的正常反应一般都是：“吃饭啊？”少数年轻人也会如法炮制。不过，表示礼貌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过去的礼貌，有可能却是今天的不礼貌。学生时代有位同学对这一套传统礼貌深痛绝恶，总是以“我在大便”回应，让人家下不了台。一个人是在吃饭还是出恭，应该是一望而知的事，根本不必多此一问。当然，人家说“吃饭啊？”时，别把它当成一个必须回答的问句就行了。“吃饭啊？”在这里的意思不过就是“我见到你了”，跟西方年轻人发出的“hi！”、“yo！”等声音的内涵差不多。同样的，如果向老前辈“hi！”、“yo！”，也可能引发种种诸如“世风日下”、“目无尊长”等壮怀激烈的深刻感叹。

由此可见，“礼多人不怪”的传统说法并不是一定通行无阻的。那么，礼尚往来的乒乓需要具备什么先决条件才玩得下去？以下是本人愚者千虑的一些建议，敬请批评指正：

其一，社会地位要相称。你送朋友一份礼物，他回礼，那叫礼貌。你送国家领导人一份礼物，然后期望他回礼，那叫做梦。

其二，要符合社会风气。在澳洲，朋友见面不论男女老幼都抱成一团，十分热情。不过，在保守的亚洲国家就不好来这一套了，有些人认为男女一抱就可能会怀孕。

其三，要看场合。特定场合有特定的礼仪，不符游戏规则就谈不上礼貌。譬如去参加阅兵典礼，你去问人家“吃饱了没？”，那真是该撞墙去了。

其四，要看得开。打乒乓你一来我一往的推来推去，自然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万一对方突然兴起决定杀球，你可以选择和他对杀，也可以选择息事宁人。我觉得，息事宁人也可以算是一种礼貌，同意吗？

假如对别人时刻抱着一份尊重之心，即使行事不符以上条件，只要不坚持执行到底，相信问题也不至于太大。比较成问题的是，有时候有些人明明已违背了正常的人情世故，譬如“代收”26亿捐款之类，如果你还来讲究礼貌，那就不知道是道行高，还是太虚伪了？

（摄影：李嘉永）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涉及“礼貌”的篇幅不算多，但多少还是有一些。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时代关于如何教导，或能不能教导“礼貌”，并没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教育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自古皆然，“货比三家”后才决定哪一种教育理念更适合自己，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里先打个岔。近来台湾有位很受欢迎的洪兰教授，她的教育理念如何且不说，但每每有人大力推崇她书上的某句话或某个见解，我总会不厌其烦的泼冷水降温。并不是洪兰教授和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是单纯的不能忍受盲目崇拜。当我们接触到一种新的看法时，唯有同时也去理解相反的观念，才可能获得客观的、有益的知识，而孟子对盲目崇拜的意见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害处其实是很大的。如果相反的意见还未产生，不妨如此自问：“这个看法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出错？”至于和洪兰相反的意见，有兴趣的话不妨到维基百科网页去看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8%98%AD）。

且把注意力拉回古希腊。

根据《普罗泰戈拉篇》的记载，当时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是可以培养、教导的，但是家长们却更注重美德以外的各种技艺的训练（325-327）。他这么坚持其实有其“利益冲突”，因为他靠教导美德赚取学费。苏格拉底（很可能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对此却不表苟同，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不能教导的，而需要依靠灵魂的回忆。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即道德教育不能灌输，而需要启发。礼貌是道德教育的范畴，所以我们同样不能指望教导学生“礼貌是什么”来成就礼貌，而应该指点学生去理解礼貌是如何、为何产生的。关于礼貌的知识可以教导，但是实现礼貌的知识、礼貌本身却是无从教导的。

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对道德教育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认为道德观念可以灌输，后者则以为道德观念需要靠启发。我们谈古希腊最终关心的当然还是今天的世界。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因为各种资源不足，尤其大城市的学校总是挤得满满的。当一个教室里塞满了学生，老师们其实除了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别无他法。长久以来，这种教学方式固然让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在师资不足现实下的教室管理，那就比较可能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千万别真以为老师们都很欣赏这种教学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呢！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灌输法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譬如那些父母都忙着工作，家庭中没人有时间教导学生礼貌等基本的道德教育，那么学校填鸭对学生而言，恐怕是即使今天不懂，他日还有一丝机会发挥作用吧？这跟现代人“读经”的道理其实没什么两样，不知何以大家可以接受读经的灌输，却不能接受道德教育的灌输？

（摄影：周嘉惠）

我是新村人。我认为让我这个新村人讲礼貌有点困难。虽然说起来会令同在新村成长的同乡不愉快，这样的评价也并不礼貌，但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点反省还不能算是大逆不道吧？从小就在周遭都有人用粗口作为日常词缀使用的地方生活，耳目渲染下，即使自己的家人有所克制，在邻里高声宣扬粗口下，怎么能礼貌起来？

当然，礼貌是多面的，生活用语只是其中之一。而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在路边大小便这些情况，我在新村里也是都见过的。虽然我的印象里，爷爷奶奶并没有类似的恶习，也不曾见过叔叔姑姑们做这些不文明的举动，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继承了家族的文化，没有染上这些一不留神就会中招的坏习惯，但是，我的确是从小就在这个不怎么文明的市郊新村里长大的。

上学时，来自新村的同学间说话也难免是带很多脏字的，虽然在老师面前都能克制。可以想象，孟子的母亲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长大。

倒不是要唱衰自己人，只不过事实上新村人确实比较野蛮。当然，在这些野蛮的背后，我还是感受到了小时候那些邻里间的人情味。反而在年岁渐长后，城市化筑起了年轻一代间那种疏离的藩篱，人情味好像也变了。

可是，即使是彬彬有礼，温良谦恭，单凭这些做出来的外表，就能够确定那是一个好人吗？只怕未必。所以我说野蛮人不见得就等同于坏人。何况我们看礼貌的貌字，不就带着一个有虫豸的部首吗？看起来像是好的，内里不一定就不会有一肚子坏水。我们不可以貌取人，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来，我身为新村人，却没有学到日常出口成脏，是不是辱没了新村人的习性呢？当然，我并不会为此感到可惜。笼统地用群体一些看来不雅的习性来断定个人行为，或者反过来说也通，其实也算是犯下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这宗罪，也许比不礼貌来得严重许多。不知道看官看法如何？

（摄影：李嘉永）

按道理说，如果无法做到一视同仁，感觉上这个举动本身就很有点不礼貌的嫌疑。但是，我们最好避免单靠直觉就来下判断，有了直觉后再作理性分析会比较靠得住。

譬如说，面对一个耐性极佳、思维清晰、教学负责的老师，和面对一个喜欢胡说八道、自以为是、推卸责任、混日子的老师，我们在表达礼貌时，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吗？或许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则不行。问题是：为什么？做得到一视同仁的人是理性的，他尊重的是“教师”这份职业，那是和至圣先师孔子一脉相承的荣誉，而不去对个别教师的品格问题斤斤计较。做不到的人或许正义感比较强，或者说感性的成分相对的高，难以忍受对败类“演戏”，就算硬要他说“你好”，听起来也会象是“你娘”。

无可否认，任何行业确实都有败类、异类，难以统一处理。我们鄙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之辈，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等侠盗却受到广泛歌颂，抢劫后又伤人的强盗就要被骂不知何谓“盗亦有道”了；对盗贼来说，前者是异类，后者是败类。再举一例，佛教的出家人同样不乏异类和败类，譬如台湾的恒述法师（即费玉清的姐姐费贞绫）堪称异类，至于败类就不指名道姓举例了。

一般盗贼，我们只怕是避之犹恐不及，礼貌是谈不上了。但是碰上罗宾汉呢？碰上台湾的“义贼”廖添丁呢？表示一点基本“礼貌”，应该不为过吧？不论信不信佛教，一般上我们都会尊重出家人。可是碰上某些吃肉、喝酒、生孩子、贪污的败类出家人，你会怎么表示礼貌呢？表达得出来吗？就算是那些完全理性且不爱作价值批判的人，有选择的话，也会远远避开吧？

看来，礼貌在现实中其实是做不到一视同仁的。我们毕竟背负着一定的价值观，一旦知道眼前人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不齿的感觉，随后能够表示的最大礼数恐怕就是选择默默离开。不论职业、身份地位如何显赫或卑微，东窗事发的败类既然失去了自己被尊重的条件，那就别再指望人家还会以礼相待了。

（摄影：周嘉惠）

刚到澳洲时，对老外帮忙开门（或挡门）这动作实在有点不习惯，感觉太绅士了。这几年，因为怀孕，过马路，后来抱着小孩或推着婴儿车散步，我几乎都被宠得不太“怕车”，有点横冲直撞了！上下电梯、巴士站、火车站，早就脸皮厚厚的，自动往前排队（插队？）。要是回到马来西亚，大概没那么幸福吧？

几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在Geraldton（距离珀斯北边大约425公里的一个城市）待了近乎一年，见识到乡间老外的友善。在海边散步时，公园遛狗时，碰到的路人甲乙丙丁都会打招呼，起码也会点头微笑，热情些的还会闲聊两句。对一个亚洲华裔来说，可能算不上雪中送炭，不过也够温馨的了！

我想主要关键还是人口密度，当你以车速每小时110公里开了一两小时的车连动物都没看到两只时，当看到迎面开来一辆车（还有人在里面呐！），那种喜悦的心情，哪有不热情拼命挥手的道理？这好像不算友善，也不是礼貌，归根究底就是人少！要是整条马路塞成了车龙，公园、车站几百个人挤在一起用，还有谁有心情跟你笑、还管你有没小孩呐？所以，在这袋鼠跟人口比例差不多的国家住，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照片摘自网络）

中国素习自称“礼仪之邦”，推崇“不学礼，无以立”，如“彬彬有礼”、“谦和有礼”般的语词勾画出有教养的士人阶层最基本的形象。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教养孩子礼貌待人更是家教的首要条例，从牙牙学语时开始教孩子在与不同人碰面时的礼称，到“你好、谢谢、再见”等基本用语的教习，构成了一般中国家庭的孩子对礼貌的最初认知。

但除语词教习之外，“礼”之一字，于家庭教养而言，更重要的是内心对“礼”的理解与遵从。而对“礼”的理解，每一代际的人们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语境。以当前的大环境而论，价值观混乱，权势与金钱被普遍膜拜，再加上竞争激烈，人人都想要在有限资源中打拼占有更多，要保持平和内心实在不易。表现在外在行为及语言形态上，更多的是浮躁与焦虑带来时时的争抢、谩骂，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常由琐事引发的对骂，还是网上动辄互撕的口水战，更有时时爆出的旅游者在外的种种出格之事，所见所闻多是斯文扫地的人与事。以往“礼仪之邦”的沉稳优雅荡然无存，“礼”之谦让与敬人之思，自然也灰飞烟灭。在这样的混乱环境里，成人们犹自需要明辨心性，而要将“礼貌”植入孩子内心，则是更难的功课。

2014年一则大陆孩子在香港当街便溺的事件，引起了网路上的大论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现点认为是港人小题大作，对孩子缺乏相应的宽容之心，甚至由此引伸到因大陆经济崛起而港人优越感不再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孩子父母缺乏基本教养，素质太差，并进而转至大陆整体素质欠缺的问题。在此撇开这件事最后的论争结果如何不提，这件事其实呈现出了一种普遍的心性：也许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中国大陆父母通常缺乏公共意识，宠溺孩子，并将这种宠溺无边延伸，从心里认同孩子应该被公众无原则宽容和原谅。这也是为何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熊孩子的原因：飞机上当众便溺、拒结安全带、无止无休地吵闹甚至在飞机过道上打滚；有太多的孩子给人毫无礼貌的印象，见面不问好、与他（她）讲话进毫无耐心甚至连眼皮都不抬，离开时不打招呼径自走开；当索要礼物时满带热情，而被要求分享时却斤斤计较，自私至极。

而当这种情形成为孩童世界的一种常态时，成人是否需要深切而真挚地反思？在我看来，若追溯这种根源，则在于家庭的教养之道有偏。“礼”之于心，首先在成人，成人有礼，则孩子有礼。礼貌不止是语词的教习，更是内心谦和与尊重他人的表现。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