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在歧路》/江扬(中国)


如果把人生的轨迹画在坐标轴上,我们当然能得出一条高高低低的曲线。而这起伏之间的拐点,是为人生的转折点。它也许是考入某个大学,遇到某个爱侣,又或者是中了某个彩票,乃至遭遇一次事故——总之,这些拐点不仅决定了人生的走向,而且共同构建了人生的底色。每一个人生在行将完结之际,就可以将这个曲线晒出来,与其他人做个对比,以判断自己这辈子是否够本。如果高过其他人,则含笑九泉;否则,恐怕死不瞑目。

当我们回首往事,那些实现人生拐点的日子,看似平平常常,其实对一生影响重大。刹那之间的选择,进退之际的犹豫,都是人生曲线中一段大趋势的发端。有时候可能需要耗费你许多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另一些时候则万劫不复,永难翻身。当你想象1949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与追随他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或者1949年前后天真热情地从海外回国投入祖国建设的归国华侨与知识分子们,造化的拐点在他们的人生曲线上犹如楔子般沉重,以至于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恐怕都无法释怀1949那个多事之秋。

然而,作为平庸的大多数,我们大都无法划出惊涛骇浪的人生曲线——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在自己看来惊险异常,在历史的维度上看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没有人会一路向下,也没有一个人生永远开挂,我们总是在浮浮沉沉中度过庸庸碌碌的一生——甚至乏善可陈得没有写回忆录的必要。无论是在任何维度上的比较,你总能找到比你更辉煌或是更惨淡的参照者。这让你的一生,不值一提。如果整个人类的出现都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任何人的生死都是沧海一粟。而如果平行世界存在的话,那么所谓人生岔路不过是无穷时空坐标轴中的一个节点。透过这个节点,另一个时空的你正在他自己的人生曲线上一路疾行。

因此,对于人生岔路的执念,只不过代表的是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态度。都说成功会带来入世的儒家,失败则导向出世的道家,但这二者既是因,亦是果。功利主义者固然不讨喜,虚无主义者也未必就更可爱。“小确幸”与“大江大海”都是人生,一切左右的平衡都在于度的拿捏。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所有岔路都是大路。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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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的无效性》/江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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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狐朋狗友,或者酒肉朋友,大意指的是可以一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同伴。与之截然相反的则可能是革命同志、精神导师、灵魂知音。狐朋狗友与神仙朋友有如人生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我们既需要酒肉朋友给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慰藉,也需要灵魂精神的观照。现实总是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所以我们向往诗与远方,想象着冥冥中存在于远方的知音。与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同,远方的知音才是真正的灵魂依归。早年我们通过信件寻找笔友,后来通过email寻找网友,再之后又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互关互粉。总之,我们一边慨叹“弦断有谁听”,一边陷入不断寻找知音的死循环。

然而,如果真的找到了灵魂知己又能如何?其实,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因为我们彼此太相似,过于投契,一点即通,直至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复制品,我了解的他全知道,我的感受与他也大致相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交流变得多余,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以分享,值得讨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殊途同归。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形而上的交流的话,那么天气与酒肉这样的形而下话题也显得庸俗。最后只能是你懂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是说,通往绝对理性的路上不需要任何朋友,看似特殊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近乎同质的个体。

而另一方面,如孟德斯鸠所提到的,“如果人是完全高尚的,他们就不会有朋友”。这是因为,所有人都会是他的朋友,他会无差别的帮助任何人,无论陌生还是熟悉——这就是博爱。也正因为他无法接受任何私心,他拒绝任何朋友的定义,因为朋必党,友必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个情境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我们数千年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在革命同志这类概念的召唤下,无数冤魂飘荡空中,千年文化踟蹰不前。因此,通过绝对高尚的道路上,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朋友。

到了最后,我们发现,代表了理想的灵魂知音不仅多余累赘,更是人类社会的危险来源,倒不如现实中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推杯换盏的狐朋狗友那么人畜无害。毕竟梦不能每天做,饭却是每天都要吃的。酒肉朋友,就跟酒肉一样常在。

摄影:黄艺畅(中国)

《良师说》/江扬(中国)


我去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风景,见到一些好与不好的老师。坏老师暂且不提;好的老师中,大致又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公认的口碑好,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备课,认认真真上课,口若悬河,诲人不倦。即便是上过成百上千次的内容,亦能保持高度的热情与新鲜感,让每一个新学生都如沐春风,备受感染。这样的老师是各种优秀评比的常客,课堂上的明星。上他们的课,犹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深受陶醉,回味无穷。

与这种好老师不太相同的是,还有一种老师,他们有独到的专业特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总是不断地狂飙突进,并将课堂作为展示其最新成果的平台。他们的讲课技巧也许没有那么纯熟,他们的受众面也常常不广,甚至坊间口碑常常不太一致。上这样的课,很多学生也许很难跟上,从而产生厌倦。但有共鸣的学生则会感觉大有裨益,甘之若饴。这样的课堂是知识讲座,头脑风暴,它让你不会过于轻松,过于沉浸,但它充分调动学生的大脑运作,让你如坐针毡,让你警醒,并在课程结束之后仍然让你震撼不已。

更有一些老师,他们既没有屡试不爽的授课模式,也没有高人一等的理论建树。他们的课也许波澜不惊,但他们常常不满足于固有的授课模式,总是不断尝试不同的授课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学生有的放矢地提供最适合他们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们不满足于授人以鱼,更是要鼓励你发展自己的专业兴趣,授人以渔。他们的课程也许不是最高深的,也不是最多喝彩声的,但却是你收获最多的,最受鼓舞的。这样的老师,其实是你的人生导师,让你一生都受其影响,甚至为其改变了人生轨迹。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

当然,就如同将学者分为狐狸与刺猬略显简单,这几种老师的分野也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好的老师或多或少都兼具了以上这些优点,只不过各自侧重不同罢了。我们来到人世间,受惠于不同的老师,被某些老师打动过,被某些老师鼓舞过,甚至被某些老师洗了脑,直到我们自己被人叫做老师,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老师已经不见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打不倒的读者》/江扬(中国)


在整个艺术实践向后现代转向的大背景下,艺术的焦点从作者向读者,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亦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艺学概念中的读者,或者传播学领域的受众,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娱乐观众至死成为21世纪的文化奇观。

这当然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有关。当每一个卑微的购买力都形成利用价值,当艺术创作以实现最大效益为使命,这样的受众狂欢自然不可避免。从正面意义上说,这让传统上少数人自娱自乐的阳春白雪走入寻常百姓家,启蒙了大多数人的艺术灵感,为庸俗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意——人间处处有风景!但显而易见的问题则是艺术创作成了向观众的献媚——无论是媚雅还是媚俗;阳春白雪在成为下里巴人之后再也崇高不起来,除了满足庸众的精神快感之外也并没有表现出更高层次的生命力。二十一世纪众声喧哗至今,但少有激动人心的当代艺术作品即为明证。参与创作的人数愈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率愈低,这也让不少人干脆逃离现世,沉醉于与古人对话,与经典痴缠,不再谈论当代艺术。

另一方面,仍然坚守的当代艺术家们不愿屈服于资本大棒的淫威,重新回到小众圈子的自娱自乐。他们标榜着自己就是为了少数人服务的,或者是为未来的观众创作的。他们可以低调不张扬,离群索居,生活在毫不起眼的小圈子里。但他们忽视的是,他们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自由的创作状态,比起他们同样清高的前辈来说——譬如杜甫,譬如陶渊明——他们的脑袋饱饱的,肚子也是饱饱的。他们从未有身体的背叛之虞,源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让他们不用低声下气也可以衣食无忧。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反制的资本恰恰来自于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底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因此,这成为了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特别是试图有所追求的年轻人,直面艺术时的困惑。一方面拥抱市场令人不齿,另一方面逃离市场也负有原罪。两面夹击之下,我们再也看不到什么激动人心的作品问世。一切可能性都已穷尽,剩下只是无休无止的关于金钱的讨论与反省。我们该向何处去?当代艺术该向何处去?甚至难有答案的追问连讨论的意义也已丧失。也许只能回到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做一点小文章,赚一点小钱,过一点小日子,做一个小众人,回忆一些大问题。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一切都是套路》/江扬(中国)


所谓追剧,通常指的是一部长篇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引领观众进入一种如痴如醉欲罢不能的状态。那么,如何能做到这点呢?各式编剧教材早已对其中的奥秘做了足够的揭示,这就是情节剧的经典构建模式。罗伯特·麦基在《故事》里阐述道,“经典设计是指围绕一个主动主人公而构建的故事,这个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经过一段连续的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联的虚构现实中,与主要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直到以一个绝对而不可逆转的变化而结束的闭合式结局。”制片人霍迪尼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吸引观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主角在限定时间地点必须完成某事,否则不管不做还是失败都要招来杀身之祸。”可以说,但凡使人欲罢不能的剧必定符合这个规律。主人公的人数不能多,通常就是男一女一,他们还必须在一开始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被赋予强烈的人生使命,并为之持续不断地奋斗到底。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吸引观众不断追下去。

可以说,这样的模式不仅适用于一般的长篇电视剧,它更加是一切通俗作品的胜利法宝。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为例,最老少咸宜妇孺皆知的一定是《西游记》,因为它主人公人数最少,任务非常单一明确,最后以达成任务而告终的结局最适合传播。次通俗的是《三国演义》,它虽然人数众多,但在罗贯中机巧地设定了“尊刘抑曹”的主线后,纷繁复杂的三国故事变得深入浅出,易于接受。反过来,这四部中最不引人入胜的必是《水浒传》无疑。这不仅是因其人物众多,没有特别明显的主次之分,观众在诸多主要人物之间难以特别认同某一位;更在于这些梁山好汉的欲望诉求并不明确。如果仅仅是占山为王,自由快活的话,那么小说不到一半就已早早将多位主要人物收归梁山,剩下的篇幅就显得看点寥寥。

因此,古往今来,吸引看客的故事看似千变万化,其实皆有套路可循。我们对于个人英雄式的叙事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种吸引力根植于我们的生物编码,让我们在古代会陶醉于评书、传奇,而现代则是着迷于各类通俗小说,当代则是长篇电视剧。这种模式说穿了不值一提,但就是在这样的单调模式作用下,一代又一代新出娘胎的看客被吸引得如痴如醉。

然而,度过了追剧的青春年少,学会深思熟虑的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通俗毕竟是通俗。在人类艺术的浩瀚宝库中,还存在诸多彻底违背通俗创作规律的作品,他们往往打破常见的单主角单线索叙事,寻求不确定的故事发展道路,直至到了最后,甚至无法给出明确的结局。即便是四大名著,能流传下来的原因也并非其通俗的套路,而是他们各自的故事内核。这样的内核,要求观众运用理性全身心地投入去思考,去感受,然后得到每个人自己不同的答案。这样的故事,很难在短时间内吸引很多观众,但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下,会有络绎不绝的后人驻足流连。这样的剧,少有人追,但愈久弥香。

摄影:Nick Wu(台湾)

《宠物狗与卖萌婴》/江扬(中国)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渐渐形成了饲养乃至驯化动物的能力,小到猫、狗、鸟、仓鼠,大到牛、马、羊、猪,都是被人类征服了的动物。而在主人衣食无忧之后,很多动物不再被食用,晋升为宠物。这其中,狗是最为特殊的一个,被誉为人类最亲近的朋友。这其实也意味着,狗是最难以离开人类独自生存的物种。生物进化理论一般认为,狗是为数不多的迟于人类出现的物种,它进化自野狼。在早期,野狼与人类都有各自集团捕食的生存模式。久而久之,狼与人发现可以分食捕获的猎物,人吃肉,狼吃剩下的皮与骨。渐渐地,狼习惯了吃人剩下的,无需辛苦捕食也可求得温饱。于是,它们的身体构造与脾气秉性逐渐发生了改变,头骨、牙齿、爪子都没那么具有攻击性,大脑则更加发达,学会识别人类的表情与指令。最终,狼变成了狗,我们也有了“狗仗人势”与“丧家之犬”这样的成语。

与狗的进化史相反,人类自身从婴儿阶段则经历了从宠物向自主的发育过程。处于幼年期的时候,小孩总是惹人疼爱。不仅皮肤白静,身体发出婴儿的体香,声调也特别招人喜欢,即便不是他们的父母都不忍心伤害他们。这一切都是处于襁褓期的人类自我保护的能力,与宠物的生存法则如出一辙。这个时期的他们无法拥有任何自我意识,只有放大自己的宠物卖萌那一面,唤醒强者的母性,以获得关照。而当他们渐渐羽翼丰满,走向自由之际,皮肤开始变得深色,体味变得浓烈,声调也变得粗犷。随之而来的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收回自主,放弃卖萌,拒绝他人的庇护,开始进入自己的成年期。

由是可见,作为宠物的狗与婴儿具有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失去了个人的自主权,将自己的攸关利益与他人挂钩,从而从他人处获得自身的需求满足。只不过,对于犬类来说,主动交出自由换取食物,是它们的终极选择;而对于婴儿来说,个人自由实乃被迫交出。一旦熬到了成人,大多对自己幼时的“卑躬屈膝”不堪回首。对于当下那些啃老的年轻人,如果让他们像婴儿期那样被迫事事对父母言听计从,他们恐怕也会断了继续做“巨婴”的念想;而有些早熟的少年郎,宁可早早离家打拼,也不愿继续寄父母篱下。然而,当他们进入了成人社会,却发现,将自己置于宠物之境的又何止于宠物狗与卖萌婴?社会中充斥着的阿谀奉承之辈、哗众取宠之徒,他们不都是附着于阶级关系上的宠物么?他们放弃了通过个人能力捕食猎物的生存模式,或献媚或卖宠来获得强者的垂青,挣得自己颐指气使、狐假虎威的“社会地位”,这与犬类有何差别?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适者生存,以宠物的方式求生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适应能力。更何况,宠物狗作为一个物种,在最强大的人类庇护下,吃香的喝辣的,可比它的堂兄弟们——仍然风餐露宿的野狼们,过得舒适多了。认清形势,皈依强者,才是正道。而越是野生,越是锋芒毕露的物种,在今天反而越有被种族灭绝的危险。这都是“江山代有宠物出”的缘由。只是,这些宠物们,失去了锋利的牙齿与求生的能力,只能永远舔服于地。一个宠物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蝇营狗苟的世界。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网球、腋毛与化妆》/江扬(中国)


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两性平等的愿景从未如此清晰。作为中产标志性运动的网球率先做出历史性的变革,在包括四大满贯在内诸多最重要的比赛中都实现了男女奖金同步。这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的发展让两性平等在法理上成为必然;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劳作越来越摆脱体力的限制,女性越来越得以与男性同享相近的劳动产出比,那么女性在经济上就不需要仰男性的鼻息。获得经济自主之后,人格的自主则成为可能。这都让我们有理由对于两性未来的平等愈加乐观。

然而,对于两性平等的追求亦让我们愈加认识到两性的不同。生理方面的区别自不待言,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固有看法则远比同工同酬更难以改变。比如女性是否拥有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的权利。只要大部分男性仍然视女性的乳房为性器官,这在法理上恐怕就很难实现。女性的裸露权利需要视男性的感觉而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又如女性是否应尽力隐藏包括腋毛腿毛在内的体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腋毛不会被视为与性相关,使得裸露腋毛不再成为法律问题,而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美学问题。长久以来,这被视为是一种女性的美德与个人修养。如果当众裸露腋毛,则被视为不雅,而男性则无此困扰。这不得不说是对于女性审美长久以来的偏见。

此外,面部的化妆乃至整容也一直以来被视为女性精致的象征。时代越发展,女性的化妆技巧越高明,为之付出的心血则越多。这完全不符合当今两性平等的主旋律。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大部分精致的妆容都仍然是女性们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争夺稀缺资源的筹码——最大的化妆品市场总是属于男女地位悬殊的社会;我们亦不可忽视有为数不少的女性非为悦己者容——女实为己容。就此衍生出的逻辑是,适当的化妆是在社交场合表达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尊重。然而,为何这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男性?对于男性来说,保持干净的发型与得体的着装足以应付各种社交场合,男士在各种场合永远只有那几种令人乏味的着装套路,但对女性整体形象的要求则永无止境。这又是一种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偏见。让女性注重外表,这本身就是对于女性智力的忽视与歧视。归根到底,对于外貌的注重来自于人类动物性的交配需求,这有悖于理性上对于两性平等的追求。如果我们认可内在美更重要的话,那么“女实为己容”这样的宣言也可以休矣。

总之,两性平等任重道远。它并非如网球界那样无视男女比赛不同的上座率而掩耳盗铃地实施男女同酬就可以完成。它不仅需要法律上要更细致地考察赋予男女同等的裸露权,它更需要在社会风气与美育上对于男女观念有彻底的改变。而这样的平等,与世间所有其它的平等一样,都需要我们持久不懈的努力。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