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辩证法/江扬(中国)

遗憾,或者其更通俗更激烈的状态——后悔,都是人生的常态,因为人类生活在一维的时间线中,这条单行线上流逝的每分每秒都是在时空坐标中刻下一个确切的定格,前一秒还存在的无数个可能性在经过这一秒后被具化成唯一的留存,进入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脱口秀哲人George Carlin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现在”或者“当下”能被我们抓住。你所处的位置永远将时间线一分为二:过去与将来,你只能在回望过去与展望将来之间徘徊。用文学家的话说,就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过去无数的可能性在被选中一个成为历史之后,余下的所有都永远消失在浩瀚的宇宙中——抑或在另外的平行时空中复现。

遗憾就是对这些消逝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惆怅。没有未实现,就没有遗憾。我们无法单纯地对已发生的事情产生遗憾。当我们说后悔当初做了什么事,那么潜台词其实是后悔当初没做另一件事。如果当时没有其他可能性,而只能这么做的话,那么后悔也就不存在了。然而,总有难以穷尽的各种可能性,人生时时刻刻总要做各种或容易或艰难的选择。没有哪一个选择可称为最优;而即使凑巧做对了一次,人生数十年数十亿秒钟,又怎能保证每次都是最优解?因此,如果有人说一生没有遗憾,那他一定是自欺欺人。从逻辑上说遗憾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绝对性的存在无法抹煞对相对性的追求。常人所谓的一生无憾大概是跟同时代的同龄人比起来自觉是个幸运儿。比如在原始社会,人类普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生无憾的标准也许就是比别人多吃了几块肉;到了后来,一生无憾大概需要比别人多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小孩;而在现代社会,就需要多赚点钱或者在社会等级中爬得更高一点。因此,人生是否存在遗憾取决于你与周遭的比较,这导致了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嫉妒。即便任意一个现代人在物质生活方面都比封建帝王优越得太多,但现代人总有着更多的遗憾,因为帝王们通常已经到达了他所能达到的社会上限,而现代人总是在弱肉强食的都市丛林中有着爬不完的阶层。

既然遗憾的来源与个人的期待值息息相关,那么我们能否调低人生的期待值,尽量唯心地实现人生无憾呢?这在逻辑上当然也是可能的。比如我生来即躺平,无欲无求,享受岁月静好,与世无争。即便一生中经历各种挫折乃至家破人亡,仍然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享受当下。无人可以指责这样的鸵鸟心态。尤其当你联想到出生即残疾的婴儿,饱受战乱饥荒的灾民,或者疫情中痛苦离去的人们,能悠然躺平如何不是幸福?对于虚无主义者来说,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天的眷顾,安贫乐道的人生观又怎会给遗憾以可乘之机?

但世上根本不存在货真价实的虚无。但凡还在喘气,就要思考是先迈左腿还是右腿。我们需要设想另一种存在,也就是与遗憾共存。如果无欲无求就不会有遗憾,那么有遗憾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生的期待,对另一个时空的好奇,对于不确定的渴望,对于挣脱此时此地束缚的欲想,以及对彼岸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遗憾伴随着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是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的彰显,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即便你出生即残疾,你仍然可以为了活得更像健全人而努力哪怕异常笨拙遭人耻笑;即便你的生活饱受战乱饥荒,你仍然可以竭尽所能摆脱所处的动荡不安哪怕投身怒海;即便你将在疫情中痛苦地离去,你仍然可以执著地在ICU病房多呼吸一口氧气多争取一丝被明日阳光泽被的机会。活着的每一刻都要为了活着本身而奋斗,即使没有一个最优解,即使任何选项都不如人意。无憾并非来自于逃避遗憾的存在,而是与遗憾战斗,直到最后。遗憾与生命如影随行,只有面对遗憾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这是存在主义者面对虚无给出的回应。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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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江扬(中国)

互联网上知识考古,走红中文网络的“诗与远方”来自于游走各大综艺的知名媒体人高晓松。据高晓松自己在母亲著述的序中所述:“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就是你心灵的最远处。”也就是说,这句话高晓松得自家训。但高母张克群接受采访时候却说:“我可能说得没有这么诗意,是被高晓松加工了,他是诗人。”按说高晓松家世显赫,爷爷外公不乏院士校长,无须这句家训来贴金。倒是多年后高晓松的文采,让老高家又在大众视野里风光了一把。

细究“诗与远方”这个短语结构,其流行一方面来自于其非对称结构,形成略带不羁的诗的韵律,若是换一个“理想与彼岸”之类的对称表达则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诗”与“远方”各自构成了理想乌托邦的意境,并列呈置,双双击中了都市年轻人对于都市陈俗的厌恶与对田野乡间的渴望,正是这恰到好处的不俗不雅引致了广泛的传播。相比之下,高晓松以此为主题创作的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即使有许巍助阵,即使有旋律帮忙,也远不及“诗与远方”这四个字自带的话题影响。高晓松为了通俗的押韵,生生在后面加了一个“田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过于工整,却破坏了原先的诗意。大众审美自有其逻辑,过度追求朗朗上口反倒阻碍了传播。

诗与远方背后的逻辑是去远方寻找诗情画意,以摆脱当下的种种不堪。这当然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对于不谙世事“没去过远方”的年轻人来说。中国语境下,这样的远方就是新疆与西藏。于是,短视频直播的风口下,无论白天黑夜,打开抖音你都能刷到向拉萨进发的年轻人——七八自驾,十多骑行,百来步行,恍如八仙过海。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贩卖着远方的情怀,让陷在都市无法远行的手机前的你我蠢蠢不已。然而,如果当我们细看远方的另一面——从进藏山路上遍布的恶劣气候与险恶人心,淳朴的藏民时不时暴露出的狡黠与世故,直至珠穆朗玛山头上令人胆寒的粪便垃圾与不腐尸体,你会幡然醒悟,彼岸跟此岸一样一地鸡毛。霎那间,“唐僧见如来都不得不交人事”、“希腊诸神的勾心斗角”、“三十岁之前相信共产主义是浪漫,三十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愚蠢”这类的暗黑典故都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人间清醒的高晓松自己早就过了这个坎儿。他从小远离家中学术渊源,混迹过音乐圈,也拍过电影,后经酒驾牢狱之灾,反倒借势翻红,一边叫喊着“诗与远方”一边猛扎进大众娱乐,被调侃为“对懂文学的人讲历史,对懂历史的人讲艺术,对懂艺术的人讲哲学,对懂哲学的人讲经济,对懂经济的人讲文学”,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出了几年风头,直到近年受阿里动荡牵连与反智舆情侵袭,声势才不复如前。即便如此,他仍然风月浮沉,忍去远方。因为他深知,远方只可远观,若你真到了远方,远方成了近处,诗意就消失不见了。但他也许自己都没意识到,不管身处何方,诗意就来自于他喊出“诗与远方”的那一刻。无论他后来利用这个修辞换取了多少利益,在那一刻他像孩子一般真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不断辩证着诗意栖居就是此在。语言如何修辞并不重要,人们需要借助它唤醒心底的诗意。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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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里的启蒙/江扬(中国)


史料记载,滑铁卢战役前夕,拿破仑将三万多军队交给格鲁希元帅,让其追击普鲁士军队,自己则与英军在滑铁卢正面决战。战争开打以后,英法双方都损失惨重,难以为继,此时被追击的普鲁士军队掉头回援英军,而格鲁希元帅却不顾部下建议,不顾远处滑铁卢传来的隆隆炮声,死守旧令追击错误方向,直到他接到拿破仑求援消息再赶赴回头,已然太迟,无法改变整个败局。传记作家茨维格称这是个历史的转折时刻,整个历史进程被格鲁希元帅这个猪队友改变了。如果当时那关键的一瞬间他能随机应变,转而驰援滑铁卢,那么拿破仑就将击溃联军,一统欧洲,今天的世界通用语也许就是法语了。

格鲁希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英雄写就的,也可能是狗熊造就的。有多少英雄奋勇驰骋建功立业,也许就有多少个狗熊令人扼腕的瞬间。我们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充满围绕着帝王的关注与想象,同时造成了平民缺失的假象,仿佛普通人在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历史的长河中,英雄毕竟是少数,我们实则生活在被猪队友包裹的世界中。后现代史学不仅关注帝王史,更要关注平民史;不仅延续宏大叙事,更要描写微观历史。当史书中失语的平民大众在今天的媒体空间中获得了相当的话语权,诸多的高知们却感到了“友邦惊诧”,似乎这样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其实,世风不振就是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常态,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在宏观形态上仍然与猪圈相去不远。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才誓言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自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恐怕亦会同意,在舆论极化的今天,自顾自躲进小楼特立独行是不够的。福柯在论启蒙时谈到,启蒙不仅仅是个人认识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当对理性普遍、自由、公开的运用彼此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启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启蒙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布道者们心心念念的启蒙运动,长时间处于单向的传播模式而让垄断了知识的他们产生了优越的幻觉,以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精英们所设想的那样立法运作,普通民众只能引颈受教。然而,这样的傲慢不正与启蒙的平等追求相悖么?如今社交媒体上的众声喧哗不正代表了话语权的平等分享么?每一个看着智能手机的互联性用户都代表了一种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即使他是一个致力于删帖的网管。积极介入大众媒介的福柯若看到今天的景象也许不会沮丧,反而更加欣喜——与大众的接触从未如此积极有效。

当然,我们也都明白,你不仅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更难叫醒一个酣睡的人——如果前者是骗子,后者就是傻子。你试图好心提醒傻子并戳穿骗子,却最终发现傻子总是对骗子更加死心塌地,因为对于傻子来说,让他相信自己被骗实则比欺骗他还难——欺骗他不过是智力博弈,唤醒他则意味着对其人生信念的地动山摇。越是教育有限的人们,越容易固守自己的认知边界,也越容易成为权力的打手与资本的韭菜。正因为猪圈的广泛存在,才让康德这句话似乎永不过时:我们的时代是正处于启蒙的时代,而并非启蒙了的时代。摄影:李嘉永(台湾)

主题: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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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与循环论/江扬(中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对于普通人来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是可见的人生轨迹。无论是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历史的终结”,还是艺术实践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直至“艺术的终结”,都体现了历史的单向进路。

但进步主义在今天遭受了不少质疑与挑战。一方面按照各种“终结说”的逻辑来说,历史进步实则被停滞取代,所谓的进步其实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即使“终结说”并不让人信服,对其最有力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也绝对算不上是对进步主义的有效辩护。中国的主流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回避了进步一说,只将其标榜为历史进路的另辟蹊径。而强调这样的自身特殊性,即意味着难以被他人复制,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本身就暗含了弱者自保的自辨。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们更是将其视为进步的反面、历史的倒车。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新冷战”、大疫情、共产阵营、红卫兵这些20世纪流行的名词再次集体出现,让人恍如隔世,仿佛循环论正在得到应验,进步主义越来越接近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

当然,即便没有中国崛起的挑战,“历史终结说”本身也并非天下一统。各国越来越极化的现代政治谱系以及“川普们”越来越进入舞台中央都说明了以两党制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政治逐渐摆脱了二战以后双方求同存异的趋势,愈行渐远,越来越水火不容。如果勉强将其解释为历史总是曲折地前行,但这样的曲折委实接近历史的极限,左右冲突的张力也近乎导致社会的动荡。即便仍能保持住民主选举的大框架,但极化的民意也越来越不可控,次第上台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预测。再加上中国崛起及其一贯的人治因素,不可预测性成了各国政治的共有特征——无论何种制度。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历史就算不是循环反复,但也绝不似进步主义描述的那样光明。

然而,我们又很难简单地用轮回来形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便历史有轮回,人生短短数十年不过是轮回周期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谁能有幸活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在我们短短一生的经历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实在再平常不过了,因为历史在大多数时间其实并不那么相似,总是有新问题出现让后人难以“鉴之”。以媒体热炒的“新冷战”为例,我们总能在其中看到与旧冷战不同的地方。处于交战一方的中国,虽然嘴上说着抵制西方,但在各种具体政策制定中,大量参考了西方现代发展的治理经验,诸如强化透明税收、引入个人年度报税制度、强调一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制定城镇最低工资标准、大力发展公费医疗保障等等等等,这与其说是回归社会主义公社时代,不如说是照搬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做法,再冠之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嘴上说不要,身体却诚实得很。中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赢得了相当的民心,也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民心时时盯住美国的优劣,并需要自己政府不断回应,反过来倒让自己的政府有些疲于奔命。

今天太平洋两岸的资讯沟通远非毛泽东时代的闭塞可比,也不是一道脆弱的防火墙可以抵挡。多年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之下注入了经济活动的底色,也就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对抗都不能以经济为代价,这都是与文革时不同的地方。政府与人民在1989年后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就是以经济换自由。经济,以及经济所支撑的国力,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遮羞布,也是社会主义虚荣感的根源。一旦这样的虚荣感难以为继——比如体现在中国疫苗研发进展落后于西方——就容易演变为集体挫败感,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政府一边花大力气在信息相对对称的今天仍然炮制水深火热的他者,一边又不得不低头虚心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起码在经济上要“为人民服务”。这多少都造就了一点民主的进步。也就是说,即便今天世界的大趋势是二十世纪冷战政治的循环反复,但在微观政治上,我们或许可以保有一丝进步主义的乐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让我们无法仅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慨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政客们也都明白,必须尽力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才有胜算,这个巨人就是眼前的敌人。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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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的现代性/江扬(中国)

格言,往往代表了一句较为可信的陈述,即便达不到公理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多少蕴含了一点人生的道理。然而,格言在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这句格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功人士”却坦承,他们的成功其实主要来自于运气,因为“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对笃信天道酬勤的人们不啻为当头棒喝,仿佛一夜间“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认知矫正”自现代主义发端以来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一方面知识生产日新月异,人们固有的常识被不断突破。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显得我们无知,就越对现实产生怀疑。比如Deepfake影像生成技术的出现让眼见都不再为实,后真相时代的我们不得不习惯“真理相对论”。另一方面,格言系统自身也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我们既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坚信“出淤泥而不染”,同时也承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感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又发现“姜还是老的辣”……。这让作为整体的格言系统越来越难以自洽。再者,作为现代主义分支出来的异端,后现代主义与生具有不讲道理的革命与反叛。人类社会的一切传统,无论来自前现代还是现代,都在后现代被搅得一团乱麻。全球化把这样的一团乱麻传染到全世界,人们只能纷纷躲进各自的信息茧房,作茧自缚。屁股决定脑袋,只有相对性才绝对存在。

相对主义的绝对性几乎颠覆了数千年稳固的格言系统——包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格言,都变得不再绝对。于是,各式怪力乱神、中医民科与后现代朋克(Punk)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既然科学不是万能的,既然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那么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如何为未知立法?比如河北燕山大学的民科(编按:类似马来西亚人所谓的‘仙家lingam’,详见 按这里)教授李子丰,声称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愿悬赏10万与人“学术打擂”,那么学术界应如何来为仍然无法证实的相对论正名呢?仅仅因为它更被主流学术界认可,就显得更“科学”吗?以学术共同体的名义来以多欺少,恐怕难以服众。

关于这样的争论,科学界用可证伪性来鉴定真伪。也就是说,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结论一定是带有明确的作用条件,从而可以反向证明其不适用之处;而伪科学则常常自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相似地,当一句格言承认其局限性,明确了其应用范围,那么其就“相对”正确。“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经过修正各自的比例,在肯定了运气之于努力的重要性之后,就不失其存在价值。当然到了这一步,无休止的相对主义一样可以质疑可证伪性原则的逻辑正当性。但我们希望起码存在一条“元共识”,即人类对于真理的逼近来自于对既有观察的不断修正,而非封建伪科学或者后现代式的掀桌子闹革命。此两者的对立实则代表了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进步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战争。学术共同体与格言系统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固然有其官僚习气或者维护既得利益的弊病,但如果有人宣称可以完全抛开他们去重建人类文明,那么这多半是披着革命者外衣的野心家。这也许是审视格言的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编按:作者是以前博士班的同门同班同学(同一位指导教授门下叫同门。《论语·学而篇》中‘有朋自远方来’的‘朋’指的就是这种关系,不是一般朋友),目前在广州一间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学问很大。如果对文章内容有疑问,不妨提出,我尝试代为回答。

另:请那位在爱尔兰的读者,以及那位在孟加拉的读者和我们联系:xuewenji.my@gmail.com。不用怀疑,《学文集》没有那么多来自爱尔兰和孟加拉的读者,就是你了。(周嘉惠)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一句格言

上一篇文章链接:There’s an Ant in Every Giant/咯特佩(马来西亚)

再谈环保/江扬(中国)

2021年资本势力的野蛮扩张并没有随着疫情有所减缓,各大老钱新贵一窝蜂地涌向电动汽车行业即为明证。是资本家们突然环保意识暴涨,对环保事业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吗?当然不是。资本狂热只有一个原因,即有利可图。那么这个环保之“利”来自何处呢?最主要是政治因素。中国迫切地希望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弯道超车,欧洲则对减低传统碳排放念念不忘。这些都催生了各项利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如减税、购车补贴等等,这是各大资本蜂拥而至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环保概念的巨大商业效益也让他们垂涎欲滴。诸多环保组织的长年公众教育让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尤其在能买得起汽车的中产消费群体中。电动车商家们顺水推舟,稍作姿态,就轻易收割这波利好。

然而,这些打着环保旗号的资本行为不仅与环保关系寥寥,甚至恰恰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即使电动汽车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毫无节制一拥而上的低质量野蛮生长也必然造成大量的重复投资与资源浪费。更何况,没有突破的电池技术让无法走出续航困境与冬季焦虑的电动车尚无法完全替代燃油车——即便可以,大量使用电池来取代燃油机对于地球来说有多大益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什么技术,而是在整个能量产生回收过程中的绿色机制。对于现阶段中国来说,以火力发电为主来满足电动车需求相对于燃油车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区别并没有资本宣传得那样显著。同时,随意丢弃处理的废旧电池恐怕比燃油机配件对环境造成更大损害。而以日本为代表的高标准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机制别说从未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严格执行;即使是在欧洲这样的发达左派地区,脆弱的垃圾处理机制也仍然难以中和放纵消费产生的大量垃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电动车比燃油车更环保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此,所谓的新能源革命归根结底还是打着环保旗号的产业转型,问题则又回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然相悖。但凡是资本介入的大规模生产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虽然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是否比地球自身的运行规律更重要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如果真的要走向环境保护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境地,限制人类的大规模资本生产以及扭转根本的放纵消费习惯才是根本。然而这正是问题无解之处。无休止的生产与消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石,改变这种方式不啻为革资本主义自己的命。如丹麦这样的相对先进国家,在疫情之前仍然充斥着大量饲养水貂以谋取毛皮的肮脏行业;看似新能源汽车推广最为激进的挪威,文明的另一面则是仍然放任石油开采与三文鱼工业饲养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的穷奢极侈永远不会回头,但不根本改变这样的社会模式而奢谈各种环境保护实际上都是伪善。

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最近中国年轻人中盛行的“躺平主义”——用一种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的方式来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这样的人生态度与禁欲主义有些相近,但比后者多了一丝反抗的味道。革命主义者们从这种生活态度中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影子,对于无孔不入与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消极抵抗也是抵抗。环保主义者们则应该看到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态度——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改变放纵无度的生活方式。躺平的年轻人们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所做的比所有大肆宣扬新型能源、有机食品、绿色经济的资本家们加在一起都要多得多。只不过,这样的节制缺少了积极的反省,更像是一种情绪发泄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而非对于克己复礼的主动实践,这也许是“躺平主义运动”——如果存在的话——最大的历史局限性。

照片:电动车(摘自网络)

主题:克制·放纵

上一篇文章链接:克制和放纵/耳东风(马来西亚)

命运决定性格/江扬(中国)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但性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似乎未有定论。中国传统的生辰八字五行、西方的星座研究都在努力解释人的性格生成,但难逃封建迷信的诟病。近现代心理学从儿童成长经历来观察人的性格形成,试图寻找其间联系,看起来可能比封建迷信多了一点“科学”,但归根结底心理学自己在科学门派里都常感底气不足,性格来源问题始终还是扑朔迷离。

性格某种意义上是人的意志的外在表象。人类缺少深入研究大脑的手段,只能不断地提出关于意志的假说。比如有人提出意志就是大脑对于葡萄糖的定量分配,哪个领域分得更多的葡萄糖主体就表现出哪个领域的倾向;也有人提出大脑自动判断某种行为的机会成本来决定人类的行为取向——哪种行为最低成本最有效,就倾向哪种行为。心理学界对于意志则有心理创伤的说法。哪种行为在幼年导致主体心理创伤,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得到抑制。这种说法似乎符合我们的常识,但仍然无法解释所有的行为意志问题。

不满意以上这些解释,美国心理医生Scott Alexander提出了一个用贝叶斯理论解释意志力的假说。他认为,意志力的本质,是一个贝叶斯运算过程,人类会对不同行为的权重进行贝叶斯运算。根本来说,大脑运作并非拍卖或经济决策,而是一种权衡运算。不同的大脑区域对应于不同的大脑系统:感知系统对视觉听觉得来的不同信息进行权重计算,认知系统则对这些信息产生真伪判断,多巴胺(Dopamine)则对所有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决策。比如如果使用兴奋剂的话,各系统判断就都会受到干扰,造成不同的结果。

打个比方,大脑中既有的理性逻辑程序与本能强化程序会发生相互冲突,如果前者提醒你要多做作业才能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而后者则会告诉你,做作业从来没感觉得到什么强化,玩电脑游戏才是正反馈。这两个矛盾冲突互相打架,直到一方变得更强,比如老师说不做作业明天就挂科,那么这一方的权重将加大并胜出。又如戒酒,理性逻辑程序有充分的理性依据要求主体戒酒,但这经常不会形成决策。而一旦主体健康出了问题,感知系统提供的反馈具有压倒性权重优势时,酗酒者往往可能会做出改变。因此,人类意志力的缺乏,也许只是大脑区域的不平衡。

Alexander的假说听起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更吻合,也部分解释了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内心纠葛。当两个“我”在脑海中打架时,也许就是感知认知系统或者大脑两个区域的博弈过程。谁打赢了就引导大脑指挥身体往哪个方向行动。也就是说,大脑中存在两个“我”或者多个“我”并非艺术想象,而可能真切地存在。这几种不同的“我”的一时短长,决定了某个具体意志决策;而它们的长期博弈,或消或长,即决定了主体的性格走向。而每个人大脑中这样不同势力的分布到底是受什么影响呢?也许就可以与传统心理学所解释的比如与个人的食物种类、营养水平、童年经历、社会教育等联系起来。换言之,在性格决定命运之前,命运已经形塑了性格。当然需要指出,这一切假说仍然摆脱不了心理学研究的共有缺陷,也就是缺少可重复性验证的科学手段来支撑。人类对于自身大脑的征程,仍然长路漫漫。

(Scott Alexander的研究文章见https://astralcodexten.substack.com/p/towards-a-bayesian-theory-of-willpower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性格·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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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贴文二之一:卷土重来的计划经济/江扬(中国)

随着中国政治形势逐渐向左转,计划经济的论调也卷土重来,而为了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自相矛盾,御用文人们费尽心思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辅相成才是正道的解释。这种中庸模棱的说法当然自邓小平时代即有,只不过过去是用这样的说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而今天则是通过这种解释来掩饰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他们已然忘记,改革开放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将计划经济限制到最低程度的结果。如今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距离,就忙不迭地过河拆桥,大步走上回头路。

另一种为计划经济摇旗呐喊的声音来自于理工科的控制论。这种论调的依据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缺少计算机的辅助而导致无法达到真正精细地计划。而今天计算机的算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有能力为每个人计算出具体需求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控制,那么这样不仅能避免传统宏观控制过于粗放的缺点,又能避免纯市场经济的资源浪费,似乎达到了两全其美的理想状态。这一派的始祖来自于英国学者比尔(Stafford Beer)在七十年代受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之邀设计的Cybersyn系统。这种原始的计算机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各个工业节点、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人机交互的控制操作来接管“智利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并在当时智利的大罢工中起到了很好的应对调度作用。只可惜这个系统随着阿连德政府倒台从未得到充分的实践验证。中心控制论的拥护者相信,如果当时这个系统延续发展到今天,也许世界不会是自由市场的一统天下。

将社会治理全盘托付给机器,无论计算结果多么精确,效果多么显著,即便民众无法反对,那些最高统治者们恐怕总会有些惴惴不安。机器决定最后拍板意志,也即篡夺了最高决策权,这让尝过权力春药滋味的掌权者们无法割舍。而一旦最高权力无法让渡给“理想客观”的计算系统,那么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最高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大多数国民利益重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种重合并非暂时的偶然。此外,即便机器可以精密计算出所有人的需求与消费,但创造力、能动性这些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心理驱动又如何计算?心理学长期无法在科学门派里名正言顺,皆在于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精确量化——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只能提供一种定性解释。脑科学一日没有彻底攻克人的大脑,机器对于人的判断就不可能绝对精确,那么计算机计划一切则只能是天方夜谭。

如果把计算机控制论的思维放到全世界的发展上来看,情形更加不言自明。新冷战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惊呼民主统治全球的延缓,但另一方面,美国重启火星计划也正受益于新冷战的开启。回望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充斥着战争屠杀的至暗时刻,但所有的璀璨成果亦来自于各国族之间的自由竞争。无论民主专制,没有哪个政府不迷恋权力,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不尽力延长任期。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延续自己第一的位置。只有打破唯一的霸权,全球国家间的民主政治才能重现曙光。我们期待美国成功,在于美国是全球民族融合的试验场,我们希望美国成功之后其经验模式可以推广至全球各个国家的交流共处。我们一样欢呼中国的崛起与强硬,并非对专制唱赞歌,而是比起一国的专制,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无疑对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更有利,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延展。丘吉尔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人类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未发明比民主更靠谱的制度。自由经济也许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哪种计划经济能超越它。

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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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佳境的“两党制”全球政治/江扬(中国)

近些时日中国的战狼们忙碌不已——中国跟全世界开战,那么战狼们就得随时待命,紧跟指挥,党叫咬谁就咬谁。当然大部分战狼们只能在中文世界里耀武扬威,装腔作势,毕竟翻墙出征海外稍有些技术门槛,听惯指挥的战狼们不屑于干那费脑的事儿。如此煽动民族主义当然也不是某国政府的专利,有史以来各个民族国家都屡见不鲜。新冠疫情让这样的利用更加顺理成章,变本加厉。无论民主独裁,政客们都是玩火的高手。

我们不能被政客们的高超演技所蒙蔽,相信他们的纯情——能吃这碗饭的都不是善茬儿。例如各国的抗疫措施,同样是民主发达国家,既有几乎放任自流的美国,也有高压封锁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后两者实行了比所谓专制的俄罗斯更加严厉的防疫政策,而澳大利亚尤甚——每日配额航班措施下,滞留在海外无法回澳的侨民在人口比例上也许不比滞外的中国侨民少多少。中国被广为诟病的登机严格核酸检测、酒店强制隔离等政策也被学了个遍,一时间让人分不清所谓的民主与专制、高低人权的区别。让人恍惚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所有的表演皆为利来利往。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权道义,在国际政治面前就是伸张利益的手段,是谓“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人权黑暗的中国文革时期仍然与中国破冰交往,以及无论中国与澳洲关系多么紧张,中国就是不敢对双方最大的贸易——铁矿石动用任何制裁。台面上似乎怼天怼地,坚贞不屈,背地里各种大小贸易,毫不停滞,无论是敌国盟国,只要有钱可赚什么都可以谈。越是演技高超,心里越是门儿清。

看似水火不两立的两个阵营一边忙着自己表演,一边也偷偷观察敌营,从对手那里偷师,吸取经验教训。西方国家的普罗大众要感谢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如火如荼,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映衬,西方各国的左翼民权运动也难以达到如此声势,后来的福利改革也难有今天的成果;中国脱贫的十几亿百姓更是要感谢西方资本主义的引领,没有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鲜活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此迅速有效。所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越来越像民主国家的两党制在地球上共同发挥着作用。

实用层面上双方互相抄袭借鉴,具体政策都能渐渐向中间靠拢。而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中国与西方吵得不可开交,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互相监督批评、“共同进步”的作用。中国对于西方毫不让步的回怼,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少能反思自己多年以来的傲慢与偏见;西方对于中国的批评更不待言,让缺少反对党的中国更多地了解自身的问题。如此两分的世界局势与旧冷战时期看似相近,实则不同。一方面是信息壁垒难以为继,互联网时代无论多高的防火墙都难以像数十年前那样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与信息传递;另一方面,全球化贸易让东西方比数十年前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所谓的新冷战呈现着左手打架右手握,床头吵架床尾和的诡异态势。

西方国家两党政治之所以长期稳定,皆有赖于相互攻击制衡。无论政客们怎么吵,各政党多少还是能为本方选民争取一点利益。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与西方如果也能达到这样的制衡,受益的无疑是各国的平民百姓。吵得厉害了,韭菜们固然也会被误伤,但总比权贵阶级们团结一致向下剥削强多了。权贵们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最大利益其实来自于各国的草根屌丝,如果他们保持一致,底层们只有引颈挨宰的份儿。毕竟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等的现状下,无产阶级总是很难团结起来,而资本权贵们勾结联手简直易如反掌。全世界最应该团结起来的是各国的无产阶级,而最不可能团结的也恰恰是他们。各国统治者们时不时地演个互怼的戏码,适度转移一下大家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吃瓜群众们保持冷静之余搬个板凳好好看戏就是了。只要他们不要玩过火,冷战不会变成热战,一切就不会太糟。当然台上的演员们也都心里有数,毕竟核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愿意承担,毕竟这些“老戏骨”自己也不想掀桌子最后搞得无戏可演。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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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突围的人工智能哲学/江扬(中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源生于1948年图灵提出的Intelligent
Machinery概念,起起伏伏发展了数十年,经历了数次浪潮,以1997年深蓝与国际象棋大师的人机大战渐渐引起关注。然而当时人机大战互有胜负,依赖强力穷举法的人工智能可说是仍处于襁褓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算力的突飞猛进,以及深度学习等新算法问世,让人工智能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在2017年Alpha Go轻松击败所有人类围棋顶尖高手之后,人工智能成功出圈,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热点,也几乎一跃成为所有学科的显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自不待言,人文学科也一拥而上,人工智能伦理学、人工智能艺术学、人工智能哲学,甚至包括荀子思想对于人工智能的启示、人工智能与老子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众多学科的介入动摇了人工智能的定义。原本仅限于计算机学科内部的寄望于制造出更聪明的Thinking Machine的人工智能方向,被普罗大众文学想象为可以超越人脑的超级智能生物。认知学科迫不及待地试图为人工智能指明发展意识的步骤,伦理学家们则“理智”地指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守则。而这些都让脑科学家们大呼无奈,毕竟人类目前的脑学科发展水平连大脑的基本运行逻辑都还远远未能摸清,如何可能制造出近似人脑甚至超越人脑的物种呢?对于基本的意识、情感、意志这些重要概念,哲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脑科学都未能统一认知,所谓的人工智能,又有多“智能”呢?

还是务实的计算机学家们为我们澄清了人工智能的误解。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只是基于图灵机的二进制原理,主要在封闭性准则下通过设计算法来帮助解决人类日常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换句话说,无论Alpha Go可以多么轻松地战胜人类棋手,它从来不知道它在从事一种棋类运动,它的本质仍然是计算机在完成二进制运算。人工智能的构成原理与以人类为代表的哺乳类动物大脑发育大相径庭,无论如何难以发展为一种类人脑的存在。好比人类为了飞翔,发明了飞机,但飞机飞行的原理与鸟类并不一致。若是去一味模仿鸟类,人类恐怕永远发明不出喷气式飞机或者螺旋桨飞机。因此,人工智能更准确的名字也许应该是“辅助智能”而非“类人智能”。对只知计算的机器施以人类的伦理、社会法则,无论这个作为工具的机器能发展出怎样的“智能”,仍显得牛唇不对马嘴。

人类对作为人工智能参照物的大脑自身的研究仍然迟滞不前。目前的脑科学大致认可了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主导大脑作出判断的基本单位,但限于技术伦理限制,无法对于正在运转中的大脑作出更加深入的探索。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脑科学的迎头赶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脑科学能证明人类的所有活动其实不过是基于神经元的量子计算结果,所谓的情感、意识也都是计算产物的表象。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么机器与人脑的原理或能基本打通,我们方能见到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诞生。只不过与其说它是机器的智能化,不如说它意味着人的彻底工具化。工具理性一统天下,数代人孜孜以求的人工智能伦理学最后无异于一篇机器运行守则。

摄影:Clement Poh(马来西亚)

主题: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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