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号文章二之二:《谈钱》/江扬(中国)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每个现代人都耳熟能详。与其说这强调的是“理”的能动性,不如说这是为了彰显“财”的不可或缺。浸淫资本主义世界多年的我们也早已对这样的需求习以为常。但这并非自古皆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或者金钱,固然也十分重要,但掌握钱财的商人在各个国家都并不处于真正的高位。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常常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社会阶层。这不是因为当时的物质资源不用钱来购买,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钱财并不具有绝对的购买力。首先民间的物物交换仍然十分普遍,人们很多时候可以绕过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易。在以金银作为钱财的时代,由于金银的不可再生性,与其说金银是货币,不如说它们仍然是一种介于等价物与商品之间的物品以便于交换。作为掌握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行政机构,也无力改变这种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这就保证了金银这种货币的稳定性与客观性。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多宝贵的物质并不进入交易市场。换句话说,钱并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荆轲刺秦这样的故事中,荆轲这样的勇士当时不是用金钱买来的,他去刺秦也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也许一般的勇士可以被雇佣,但像荆轲这样的顶级勇士,是不为金钱所动的。

当然,这一切在资本主义时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荆轲截然相反,今天越是顶级的人才越要用高身价来标榜,越是高薪才越显出高人一等。这不仅因为资本将世间万物收归囊中,世间的一切都有了价格。小到爱情或者友情,大到人命,都有各自的价码。想要什么,备好钱袋即可。这更是因为这些价码还会不断变化,是为通货膨胀。当国家机器可以控制一般等价物的数量的时候,当“比特币”这样的颠覆者被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无情剿杀之后,那么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就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谓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实则是个体与群体的博弈,国家与私民的对赌。你搏赢了就是成功理财,你输了就是没跑赢通胀。于是,在资本的裹挟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无法离开这个赌局,都要与大势抗争,与整体博弈,生活在不停的算计中。人人焦虑,个个恐慌。即使找到世外桃源可以逃避,总还得费尽心思先凑够买船票的钱。

日复一日这样的算计占据了我们感受的空间,改变了我们思维的方式。换言之,人异化了。我们看待每一样东西,乃至身边的每个人,都有了价格属性。每个人头上都自带标签,标上自己的价码。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本能的反应是我是否买得起;看到一个人,就想到他身家多少钱;而做一件事,则首要是算计是否对得起自己的价码,是赔了还是赚了。我们推己及人,于是人人都待价而沽。资本逻辑是我们认识论的起点,经济意义则是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谈钱固然伤感情,但这世上还有对钱免疫的感情么?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么?当然不是。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便再也合不上,离开了伊甸园的亚当也再也无法回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一边依偎着人世间少许尚未被资本染指的温暖,一边冷静地计算今年能否多收个三五斗。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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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号贴文二之二:《另一种匆忙》/江扬(中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的匆忙叙事我们早已经耳熟能详。现代人所憧憬的财务自由,诗与远方,无非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匆忙状态,直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境界。然而,摆脱了名利心的我们,就能无事一身轻,重返自由之境么?

有一种匆忙,来自于习惯的力量。许多一辈子的手艺人,许多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他们也许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在幼年就进入这个行当,但当他们已经年岁渐长,可以荣休之际,仍然兢兢业业地过同样的生活,做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匆忙,来自于数十年养成的习惯。这样的故事在日本最为典型。捏寿司的寿司之神,或者做了一辈子的拉面师傅,从小到老,就服务一个小店面,十数个客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从不扩张,也基本不涨价,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再重复。《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犯人在被关押了50年终于出狱之际,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慌——他不是不习惯外面的世界,而是不习惯自由的身体。这是机械主义匆忙。

还有一种匆忙,叫做亲友的托付。你需要为你身边的人做一些什么。也许出自于报恩,也许出自于情谊,或者是责任,但既不为名誉,也无利益纠葛。这解释了东亚社会的父慈子孝,也解释了西方的自我牺牲精神。曾经有社会学家研究为什么在战场上的士兵会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特别是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雇佣兵里,这样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而像《兄弟连》、《黑鹰坠落》这样的影片告诉我们,战场上舍己救人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仅仅是不希望看到战友在自己眼前死去。因此,这样的匆忙,也许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匆忙。

更有一种匆忙,是对于自由时间的填充,美其名曰人生志趣。虽然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虽然无论是谁,一生所为皆不过沧海一粟,但总还是有数十年的光阴需要虚度,总还要琢磨着如何打发时间。陈寅恪晚年花费大量心力,双目失明仍然要完成《柳如是别传》。此书既不是他一生习惯的历史研究,也不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纯粹是个人的兴之所至。人总有一好,这为原本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了神性。这种匆忙,可姑且称之为无功利匆忙。

总之,诗与远方的道路上一样匆匆忙忙。当你慨叹一晃而过的匆匆人生之时,其实忽略了匆忙是人生的常态,无论是否利来利往。我们可以接受一事无成,但不能忍受无所事事。换句话说,即便你从小就立志要做个废柴,最终也难以得逞,因为只要你活过,就会留下匆忙的痕迹。是的,我要说的其实不是匆忙,而是生命的原欲。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生之欲》/江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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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欲》是黑泽明摄于50年代的一部影片的名字,探讨的是得了绝症的病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余下的时光。主人公面临的问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毫不过时——这不仅是由于人类永远有着难以战胜的病魔,得绝症的人群从不鲜见——更是因为,只要我们迟早都得面对死亡,我们就都是得了绝症的病人。没有人可以免于回答,如何度过余生这个无时不刻都得追问的问题。只不过我们每个人剩下的时间不等,对于人生的期待值也因此各不相同。对于几个月、几年、十数年的人生规划自然不同,时间越长,人生的野心就可以更大一点。

然而,计划的困难在于,没有谁能准确判断这个剩下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即便是大致的判断也常常出错。暂且不论意外事故造成的计划中断——每一个昨天离去的人都曾保有对于今天的计划,每一个今早离去的人也都曾对今晚有所期待——即便是能被基本准确预测只剩几个月寿命的绝症,也没有人知道具体还剩多久。对于只有几个月的短期计划来说,多几天少几天都会造成迥然不同的结果。但没有哪个上帝来对此负责。于是后人只能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英雄气短。《生之欲》影片中主人公最后的决定非常主旋律——他耗尽了最后一点余热来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无论生活在哪个社会的我们都耳濡目染的人生愿望——最大程度地服务于社会,才是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但作者没有挑明的是,主人公恰恰好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小目标,而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

于是,我们只能践行“活在当下”的哲学。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这话初看似乎很有道理,却也很难实现。比如每天奔波找食的劳苦大众们,如果大家被告知明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会继续上班,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哪怕是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也有不少人都会马上辞职去享受生活。只有那些预期还能多活几年的人们,才能勉强忍受眼前的辛劳与枯燥,以换取日后的些许轻松。换言之,大多数人不是不想活在当下,而只是负担不起当下的生活。

因此,走投无路的我们还要紧迫地把每一天都看成最后一天么?换个角度想,我们把它看成死而复生的第一天如何?每一个醒来的清晨都是赚来的一天,因为你的诸多同类在昨晚已经死去再也没有醒来,而你也完全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既然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么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以我们熟悉的当代为例,走过80年代的人们见证了计算机的普及,活过90年代的人们享受了互联网的便利,而撑过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人们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智能手机生活。只要活着,你就已经得到了足够多,你就已经实现了许多前人无法企及的愿望。你还要怎么不知足?这不是为了“知足者常乐”,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我们需要的只是知足。这也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犬儒,因为他们没有节制,放浪形骸。这其实是从“有所待”到“无所待”,直至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的逍遥游。

摄影:黄艺畅(中国)

《无为在歧路》/江扬(中国)


如果把人生的轨迹画在坐标轴上,我们当然能得出一条高高低低的曲线。而这起伏之间的拐点,是为人生的转折点。它也许是考入某个大学,遇到某个爱侣,又或者是中了某个彩票,乃至遭遇一次事故——总之,这些拐点不仅决定了人生的走向,而且共同构建了人生的底色。每一个人生在行将完结之际,就可以将这个曲线晒出来,与其他人做个对比,以判断自己这辈子是否够本。如果高过其他人,则含笑九泉;否则,恐怕死不瞑目。

当我们回首往事,那些实现人生拐点的日子,看似平平常常,其实对一生影响重大。刹那之间的选择,进退之际的犹豫,都是人生曲线中一段大趋势的发端。有时候可能需要耗费你许多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另一些时候则万劫不复,永难翻身。当你想象1949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与追随他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或者1949年前后天真热情地从海外回国投入祖国建设的归国华侨与知识分子们,造化的拐点在他们的人生曲线上犹如楔子般沉重,以至于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恐怕都无法释怀1949那个多事之秋。

然而,作为平庸的大多数,我们大都无法划出惊涛骇浪的人生曲线——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在自己看来惊险异常,在历史的维度上看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没有人会一路向下,也没有一个人生永远开挂,我们总是在浮浮沉沉中度过庸庸碌碌的一生——甚至乏善可陈得没有写回忆录的必要。无论是在任何维度上的比较,你总能找到比你更辉煌或是更惨淡的参照者。这让你的一生,不值一提。如果整个人类的出现都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任何人的生死都是沧海一粟。而如果平行世界存在的话,那么所谓人生岔路不过是无穷时空坐标轴中的一个节点。透过这个节点,另一个时空的你正在他自己的人生曲线上一路疾行。

因此,对于人生岔路的执念,只不过代表的是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态度。都说成功会带来入世的儒家,失败则导向出世的道家,但这二者既是因,亦是果。功利主义者固然不讨喜,虚无主义者也未必就更可爱。“小确幸”与“大江大海”都是人生,一切左右的平衡都在于度的拿捏。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所有岔路都是大路。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知音的无效性》/江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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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狐朋狗友,或者酒肉朋友,大意指的是可以一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同伴。与之截然相反的则可能是革命同志、精神导师、灵魂知音。狐朋狗友与神仙朋友有如人生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我们既需要酒肉朋友给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慰藉,也需要灵魂精神的观照。现实总是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所以我们向往诗与远方,想象着冥冥中存在于远方的知音。与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同,远方的知音才是真正的灵魂依归。早年我们通过信件寻找笔友,后来通过email寻找网友,再之后又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互关互粉。总之,我们一边慨叹“弦断有谁听”,一边陷入不断寻找知音的死循环。

然而,如果真的找到了灵魂知己又能如何?其实,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因为我们彼此太相似,过于投契,一点即通,直至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复制品,我了解的他全知道,我的感受与他也大致相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交流变得多余,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以分享,值得讨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殊途同归。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形而上的交流的话,那么天气与酒肉这样的形而下话题也显得庸俗。最后只能是你懂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是说,通往绝对理性的路上不需要任何朋友,看似特殊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近乎同质的个体。

而另一方面,如孟德斯鸠所提到的,“如果人是完全高尚的,他们就不会有朋友”。这是因为,所有人都会是他的朋友,他会无差别的帮助任何人,无论陌生还是熟悉——这就是博爱。也正因为他无法接受任何私心,他拒绝任何朋友的定义,因为朋必党,友必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个情境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我们数千年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在革命同志这类概念的召唤下,无数冤魂飘荡空中,千年文化踟蹰不前。因此,通过绝对高尚的道路上,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朋友。

到了最后,我们发现,代表了理想的灵魂知音不仅多余累赘,更是人类社会的危险来源,倒不如现实中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推杯换盏的狐朋狗友那么人畜无害。毕竟梦不能每天做,饭却是每天都要吃的。酒肉朋友,就跟酒肉一样常在。

摄影:黄艺畅(中国)

《良师说》/江扬(中国)


我去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风景,见到一些好与不好的老师。坏老师暂且不提;好的老师中,大致又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公认的口碑好,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备课,认认真真上课,口若悬河,诲人不倦。即便是上过成百上千次的内容,亦能保持高度的热情与新鲜感,让每一个新学生都如沐春风,备受感染。这样的老师是各种优秀评比的常客,课堂上的明星。上他们的课,犹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深受陶醉,回味无穷。

与这种好老师不太相同的是,还有一种老师,他们有独到的专业特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总是不断地狂飙突进,并将课堂作为展示其最新成果的平台。他们的讲课技巧也许没有那么纯熟,他们的受众面也常常不广,甚至坊间口碑常常不太一致。上这样的课,很多学生也许很难跟上,从而产生厌倦。但有共鸣的学生则会感觉大有裨益,甘之若饴。这样的课堂是知识讲座,头脑风暴,它让你不会过于轻松,过于沉浸,但它充分调动学生的大脑运作,让你如坐针毡,让你警醒,并在课程结束之后仍然让你震撼不已。

更有一些老师,他们既没有屡试不爽的授课模式,也没有高人一等的理论建树。他们的课也许波澜不惊,但他们常常不满足于固有的授课模式,总是不断尝试不同的授课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学生有的放矢地提供最适合他们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们不满足于授人以鱼,更是要鼓励你发展自己的专业兴趣,授人以渔。他们的课程也许不是最高深的,也不是最多喝彩声的,但却是你收获最多的,最受鼓舞的。这样的老师,其实是你的人生导师,让你一生都受其影响,甚至为其改变了人生轨迹。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

当然,就如同将学者分为狐狸与刺猬略显简单,这几种老师的分野也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好的老师或多或少都兼具了以上这些优点,只不过各自侧重不同罢了。我们来到人世间,受惠于不同的老师,被某些老师打动过,被某些老师鼓舞过,甚至被某些老师洗了脑,直到我们自己被人叫做老师,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老师已经不见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打不倒的读者》/江扬(中国)


在整个艺术实践向后现代转向的大背景下,艺术的焦点从作者向读者,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亦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艺学概念中的读者,或者传播学领域的受众,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娱乐观众至死成为21世纪的文化奇观。

这当然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有关。当每一个卑微的购买力都形成利用价值,当艺术创作以实现最大效益为使命,这样的受众狂欢自然不可避免。从正面意义上说,这让传统上少数人自娱自乐的阳春白雪走入寻常百姓家,启蒙了大多数人的艺术灵感,为庸俗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意——人间处处有风景!但显而易见的问题则是艺术创作成了向观众的献媚——无论是媚雅还是媚俗;阳春白雪在成为下里巴人之后再也崇高不起来,除了满足庸众的精神快感之外也并没有表现出更高层次的生命力。二十一世纪众声喧哗至今,但少有激动人心的当代艺术作品即为明证。参与创作的人数愈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率愈低,这也让不少人干脆逃离现世,沉醉于与古人对话,与经典痴缠,不再谈论当代艺术。

另一方面,仍然坚守的当代艺术家们不愿屈服于资本大棒的淫威,重新回到小众圈子的自娱自乐。他们标榜着自己就是为了少数人服务的,或者是为未来的观众创作的。他们可以低调不张扬,离群索居,生活在毫不起眼的小圈子里。但他们忽视的是,他们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自由的创作状态,比起他们同样清高的前辈来说——譬如杜甫,譬如陶渊明——他们的脑袋饱饱的,肚子也是饱饱的。他们从未有身体的背叛之虞,源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让他们不用低声下气也可以衣食无忧。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反制的资本恰恰来自于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底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因此,这成为了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特别是试图有所追求的年轻人,直面艺术时的困惑。一方面拥抱市场令人不齿,另一方面逃离市场也负有原罪。两面夹击之下,我们再也看不到什么激动人心的作品问世。一切可能性都已穷尽,剩下只是无休无止的关于金钱的讨论与反省。我们该向何处去?当代艺术该向何处去?甚至难有答案的追问连讨论的意义也已丧失。也许只能回到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做一点小文章,赚一点小钱,过一点小日子,做一个小众人,回忆一些大问题。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