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冲动》/江扬(丹麦)


我们今天时常感叹爱情已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粹性。闻名遐迩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里,每逢周末成百上千的年迈父母来此蹲点,替子女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把把撑开的阳伞上贴着一则则精心打印的个人宣传页,赤裸直白地标注上学历、职位、收入、资产等若干属性。更有细致得如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一样引入打分制,通过各项指标的比照,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掂清自己的位置。在交配市场上,每一个拥有繁殖能力的人都被包装成待价而沽的商品,接受着当下最世俗、最势利、最挑剔的眼光的检视。令人心动的爱情,不过是交配欲望的最外层包装纸。

这当然太不纯情了。对文学家来说,爱情是某一瞬间的内心悸动;是卑微到尘埃里开出的花;是交汇时绽放的光亮;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编按: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时写的情书中的狗血文句,当时张兆和完全不理这位怪叔叔)。古往今来的颂歌使我们深信爱情理应纯洁不含杂质,神圣不可亵渎。相爱的人要冲破阶级门楣,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为之献祭,方能捍卫他们心中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人在年轻时总怀着一腔热望,急于嘲讽、批判他人的世故和现实,及至躯壳渐衰,才发现自己的立场也不那么有底气,因为生活终将教人认清:爱情转瞬灰飞烟灭,如电光石火。

童话的结局定格在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旧式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爱情套路永远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他们的抗争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而告终,但在此之后,没有人深究他们是否会因地域、阶级的巨大差距而三观不合,是否会出现婆媳矛盾,带娃纷争,是否因朝夕的相对而审美疲劳,心生厌倦。故事可以在最美好的时刻嘎然而止,生活却没有休止符。人们期望人生若只如初见,而真实的世界往往是一地鸡毛狗血。《围城》里说,无论和谁结婚,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那个,而是换了一个人。《梁祝》如果不化蝶恐怕也要日复一日为了五斗米而奔波,为了烦冗家事而操劳。在沉闷的生活里,心口的朱砂痣已悄悄沦为墙上的蚊子血。

但我们与其将这一切归咎于生活的泥沙俱下,倒不如说爱情的消磨殆尽是人生必然。人性贪婪又自私,复杂而易变。热恋时说着连自己都要感动涕零的情话,到头来却什么都没能兑现。当初的誓言未必不发自内心,只是时过境迁,当被多巴胺冲昏的头脑逐渐清醒,爱情便走下了神坛,人终究要重回理性,或者说是重拾喜新厌旧、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况且在漫长的一生中,人的感情将有不计其数的机会去面临贫病、灾祸、意外以及诱惑的考验。尤其在放飞自我、追求自由的现代社会,与其一同承担命运的捉弄,不如一拍两散另寻新欢。

对上一次爱情的怅惘无法阻止下一次的心动;即便对爱情失望,人生仍然充满各式冲动。本质上说,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是对于人类最根本的繁殖欲望的心理体现。甚至于人生的所有生命冲动,都可以归纳为对于自身的生理DNA或者文化DNA的繁衍需求。死亡,是人类的永恒宿命;繁殖,则是死亡之前的神谕使命。造物主将这样的使命编码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使得我们每一次心动,都是一次嗷嗷啼叫的交配讯息。只不过比起一般生物来说,被形而上启蒙过的人类拥有比传播生理DNA更加“崇高”的冲动——对于文化DNA的繁衍。这是教育家为何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艺术家为何呕心沥血求取受众、企业家又为何衣食无忧仍然疯狂扩张的原因。这都是他们的文化繁衍冲动。人人皆有这样的心动与冲动,人人都碰的头破血流。这与在现实中易逝的爱情相似,能成功存活的总是少数。王小波警示到,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这一方面肯定了人生最大的心动就是“有能”去大量繁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有能”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总而言之,欲望导致心动,但成功的名额从来有限;如果心动无法满足,就只能习惯心痛。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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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心痛》/江扬(丹麦)


心痛的感觉,对于每个人都不陌生,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每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心痛的时刻。这些时刻不仅来自于人生遇到的不如意,更源于这种不如意之上的意外感。也就是说,心痛来源于期待与现实的落差。而我们难以对意外完全免疫,这是因为生活永远在突破我们的预期,这更是因为我们在面对生活如履薄冰之际仍然心怀侥幸,有所欲求。无论幸福还是不幸的家庭,每个人生来对于人生总是不免怀有或多或少的憧憬。无论多么早熟的年轻人,无论他在童年经历了多少磨难,他总是不舍得在童年即告别人世,因为他总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样的憧憬一直持续到青年、中年、老年,如果他不断地确认了“明天会更好”,或者即便明天没有特别好,但也不算糟,这样他或许能稳稳当当有滋有味地度过一生。而反过来,如果当他发现“明天会更好”根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明天只会更糟,而后天则比明天还要糟,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心痛之后,成为了真正的虚无主义,从而他很可能会主动选择在某个时间点离开这个世界。

这印证了林语堂所说的“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人都是儒家,每一个失败的中国人都是道家”。这里是否“中国”并不重要,只不过饱经沧桑的老一代中国人更加熟悉这种心痛的感觉,它成为了几百年间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吃饱了饭以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则对这种集体的心痛较为淡化,各式私人心痛的经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更显正常一些。总而言之,心痛不痛,在对于各自人生的期待基本趋同的前提下,取决于与这个世界的交互体验是正面还是负面,对它的认知是积极还是消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每一个人生都有高有低。但运气好的人时不时能尝到高处的甜头,间或带来更上一层楼的满足感,那么心痛的经历对他来说不过是生活的调剂,闲暇的谈资。而运气不好的人总在底层苟全,偶有鲤鱼跃龙门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样的心痛直接导致心死,或者心梗。

这当然与每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天性乐观的人无疑能承受多一些心痛的打击,生来悲观的人则更显脆弱。但这种先天性格运气的概率与后天好坏运气的概率互为因果。再悲观的人在不断的成功激励下也容易变得正面起来,而再乐天的人在持续的失败打击下也难以继续保持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因此,先天性格有一些作用,但后天的经历与际遇对于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则是决定性的。成功与失败的毫厘之差,一线之隔,常常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主观的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挣得拼运气的机会;只有拼尽全力的人们才有资格进入到最后比拼运气的阶段,而最后运气的比拼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大致轨迹是心喜还是心痛。

叔本华将悲剧类型大致划分为恶人作祟、厄运使然,以及人生来的不同关系地位所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都导致了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他诞生了”(加尔德隆语)。人人皆有向上的冲动,但成功的名额从来有限,如果无法侥幸地成功,就只能习惯心痛。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神灵说》/江扬(丹麦)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就充斥着各路神仙,享受人们各种顶礼膜拜。由神而组织起来的宗教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难有出其右者。且不说它为人们带来了众多的各式法定节假日——特别是在欧洲,从大的圣诞节、复活节到各种小的耶稣升天、圣母升天日等皆拜宗教所赐;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宗教较为正面积极的教义对于早已世俗化的社会也有深远影响。近代以来,宗教在不再介入政治之后,又渐渐与信仰分离,各大宗教与世俗的东方儒教殊途同归,致力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准则。这对于渐渐无法圆谎的宗教来说固然是一种落寞,却也不失为有神论破产后的一条出路。神的诞生原本就是一种鼓舞,一种慰藉,当它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用来刻意地装神弄鬼巧取豪夺之时,宗教的含义已然改变。因此,退回作为一种道德约束的宗教,劝人行善且不牵涉过多怪力乱神,终究是比其他各式丛林法则更为可取的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无论多么声名显著伟岸矗立的教堂,无论它们多么希望发展游客经济,都能守住不收门票这条红线,而只能以软性募捐的名义求财,这样的方式总是比商业至上的众多中国寺庙更值得尊重。

宗教的世俗化让人们得以反思神创论的荒诞。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神创造了人,而是先有了人才有了神,否则无法解释所有的神像都是人模人样。一方水土养一方神,东方的神长得像东方人,西方神则是西人模样,再严重的脸盲患者也不会拜错。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无论是正儿八经的宙斯玉皇,还是各式不入流的牛头马面,都是以人为本的哺乳类动物的基本样貌。这一方面说明了人是照着自己的模子刻画出各路神仙,另一方面也是人希望自己与神的距离并不遥远,可以尽量与崇高接轨。神是人创论的另一个佐证在于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真主阿拉,或者从释迦摩尼到天照大神,没有哪个神可以一统天下。在狭小的地球上,人类会打架,导致神仙也必须打架,最后保持和平的方式只能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各发各财。连一个小小的地球都要与他神分享,更不用说浩瀚的宇宙了。众神的法力如此有限,难怪越来越难以让人敬畏。

另一方面,宗教的神圣消亡了,却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的绝对胜利。科学发展摧枯拉朽的同时,并无法解决自我如何存在的问题。这让唯物主义的我们,在否定了有神论之后,在接受死去的躯壳不过是一堆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之时,仍然相信在活着的这个躯壳之上有一个崇高灵魂的存在。这个灵魂来源于这个躯壳,却有不断地离开这个躯壳独自存在的向往。这个灵魂受制于这个躯壳每日吃喝拉撒睡的欲望,但时时渴望超越这个躯壳的美丑、强弱、高矮或是黑白。换言之,这个灵魂拥有独立于身体的自由意志,它与身体二元对立。即便如现代脑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人的所谓自由意志不过是大脑神经元的集体票决,你想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完全是一种数理统计的结果,灵魂从根本来说不过是神经大数据的定性趋势,然而,灵魂指向的形而上理性思考已然超越了其母体神经元的自身利益——从狭义来说,它的目标是同类神经元的衍生繁殖;从广义来看,它关心的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福祉走向。这是从每个人自我生发的神,而不是宗教社会强加的神。这是关于主体自身的怪力乱神。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念旧》/江扬(丹麦)


在每个人都埋头奋进无暇他顾的时代,怀旧、念旧都成了流行一时的文化消费潮流。复古风是隔三差五就掀起的时尚话题,情歌也是老的好,记忆中的天格外蓝,儿时和伙伴的玩耍总是最快乐——但我们也深知,过去是再也回不去的。

记忆中的事物之所以格外让人留恋,多半是因为与当下生活的脱节而产生的距离美——美好之处被无限放大,鄙陋处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遮蔽。例如今天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尽管当年的制作者比今天以圈钱为目的的热门IP剧显得更理想主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二三十年前的画面无论是特技布景还是拍摄剪辑手法今天看来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恰恰是幸运地出现于那个选择贫瘠的年代,才得以和观众的集体记忆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永远被称道,乃至被仰视。

更何况,电视画面能被永久定格,记忆中的人和事却早已走了形,变了味。上一刻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恋人下一刻就生出离意。曾经形影不离的同窗由于际遇的殊异多年后再相逢,除了叙旧谊、忆当年已无多少共同语言,同学会本身就是攀比炫富或是结识人脉的名利场。这个世界转得太快,人们的遗忘速度也不得不亦步亦趋。变化才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事,每当你开始笃信某样事物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起了变化。

变化的当下导致了无所适从的恐慌,念旧成为了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不仅是对于懵懂过往的畸形审美,更反映了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当人们在当下生活中遭遇不如意,对于未来产生悲观失望之际,假装回到过去——成为了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选项。我们当然知道过去并非完美,即便真有时光机器也未必人人皆愿意穿越,但通过耽美在旧日时光中多少能让人忘却当下的困窘。犹如叶公好龙,非为好龙;醉翁之意,亦不在酒。

总之,自怜自艾的念旧情绪委实不是多么可取的人生态度。它不仅意味着在无法逆转的时间焦虑中矫揉造作一出短暂的美好幻觉,它更是对于此时此地的无奈、逃避与屈服。作为一种无伤大雅、不招损益的感喟,疲惫生活之余的调剂,怀念旧人旧事或许并无不妥。但时时以旧为美,厚古薄今,只能是现实生活的屈从者的标签。历史既非始终稳定的向前发展,亦非时时倒退令人沮丧,所谓螺旋式的曲折前行也不过是对于无法判别的历史大势的一种取巧式的总结。换言之,旧或新并不必然等同于好与坏,二者难有确定的逻辑联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益加仔细地辨别当下生活的优与劣,去芜存真,去粗取精。我们更需要如履薄冰地时时判别生活给予我们的苦与甜,并不断地向苦难发难,向命运宣战。既无思念,亦不憧憬;历史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即接纳吐新。真正的猛士,在直面命运的激烈战场,始终昂扬,无暇怀旧。

摄影:Nick Wu(马来西亚)

《喜新》/江扬(丹麦)


现代社会有一个流行语——断舍离,意即断绝和舍弃超出实际生活所需的物品,以此引领人们回归极简主义的生活。这源自人们在过度消费之后的反弹。对固有物的厌腻,对新目标的渴求,是人的天性。从孩提时代起,幼儿便会为了求而不得的新玩具本能地对父母以哭闹相挟,可一旦满足他们的要求,玩具带来的新鲜感却很快消褪,没多久就被弃之墙角。消费时代将人类这一天性不断极化与外化。女人们无论如何跟风囤货,衣橱里永远缺少一件当季流行的新品;对于男人们来说,功能完好、尚处服役期的电子产品被早早淘汰换新,可能仅仅因为旧了、过时了,或者不怎么喜欢了。依托于一次次的消费行为,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空间乃至精神园地都被大量冗余的废物挤占了。断舍离虽然不能使我们彻底脱离恋物的泥沼,却时时提醒我们,物质生活是可鄙的。尤其是今天当我们渐渐有底气和财力去追求生活的丰富性的时候。

不过,如若我们将喜新的源头归结于肤浅的占有欲在作祟,又有些片面。实际上人们喜新的习性,普遍存在于艺术欣赏、人文审美等更广阔的范围内。画家陈丹青说到,当他被一幅佳作吸引,爱上这个画家,同时又会心生歉疚,仿佛背叛了此前酷爱的画家。这是很多人在阅读或艺术欣赏时的共同体验。这种负疚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使得我们的言行处世总是谨慎地保持着贯彻始终的自觉。但艺术的美是多维的。不同于一个立于道德洼地的负心汉,当我们转而发现一个更伟大的创作者,喜爱并赞颂他,这并不是思想的变节。人的认知体系并非处于恒定的状态,而是时移境迁,随着人生阅历的累积,不断地被填补、被修正、甚至可能被颠覆。新思想或新审美带来巨大的冲击,少数的先行者们勇敢地开拓出新的疆域,他们的创见将庸众远远甩在身后,即便被冥顽不灵的保守派排挤也在所不惜,直至最终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

因此,无论是断舍离还是新审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喜新,而是要判断这个“新”是否有可喜的价值。如果它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悸动,那么做一个审美的变节者又有何妨?否则即便时时念念断舍离,也不过是徘徊于禁欲与纵欲的世俗窠臼。有质量的生命永远需要追问意义何在,每时每刻都要从这个旧问题中求索新感性,这才是喜新的最终指向。

摄影:林明辉(瑞典)

《网络时代的迷惘》/江扬(丹麦)


互联网风起云涌地发展了二十余年,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入侵、攻占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智能手机等各类终端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进一步将我们的生活电子化、碎片化。相较传统媒体,网络的信息传递更加快捷、多元,它消除知识的壁垒,打破空间的屏障,使人足不出户,便可看到世界的另一面。这使得没有人能拒绝网络。它既满足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所需,也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精神抚慰剂。我们处处倚赖它、仰仗它,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更加便利的可穿戴设备与它融为一体,但愿长醉不复醒。

从此,人类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被彻底改变。网络降临之前,万古如长夜。诸如神农尝百草,徐霞客一生游历四方,立志“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躬体力行来了解这个世界。即便不行万里路,亦得十年寒窗,读书破万卷,方有小成。而对于今人来说,钱钟书式的过目不忘、博闻强记已成现代屠龙之技。一部轻薄的手机,早已涵盖了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我们的任何疑问,只消轻轻划动掌中之物,即可轻易获得解答。这当然是文明进化的表现,既节约时间,又节省体力。只不过,这种对他人体验和感知的唾手可得,渐渐培养了我们思考和行动上的惰性。投机取巧的现代人,即使是在知识的获取上,依然希望有捷径。我们不需要煞费脑筋去观看电影,就已有大把条分缕析的影评来一一解析;旅行尚未出发,就已从别人的攻略中知晓沿途的风景。前方缺少未知,于是也鲜有期待和惊喜。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看似全知全能、洞悉一切,不过是二手经验和二手见解的生产者和贩卖者。今天不会再存在等待着被发现的新大陆,因为我们甚至不能走出手中的定位地图。

网络将我们卷入资讯的漩涡之中,新鲜的信息刺激着大脑,大脑再不断向身体发出指令,开启一轮又一轮的刷屏。我们很少意识到,频繁刷屏带来的快感,不过是一场以广度替代深度、将娱乐等同于学习的消遣。短平快的微博浏览习惯,无法让零散的知识储备联结、构建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断更新的信息流最终只填补了大众肤浅的窥视欲和好奇心。研究表明,碎片化的网络传播正在摧毁人类的大脑,使我们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今天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健忘,更缺少耐心和专注力,更浮于表面、不求甚解。但我们能戒除微博,断开网络,平心静气地重新捧起书本吗?恐怕对于近乎溺毙的网瘾患者们来说,很难。网瘾的起因可追溯到口唇期,如同婴儿吮吸乳汁获得满足感,网络也让人暂时忘却当下的挫折和苦恼,唤醒了埋藏在潜意识里的类似于母爱的温暖、美好的记忆。毕竟,人世多艰险,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沉溺网络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不过,标榜着平等、开放、共享精神的互联网,见证了沉溺其中的人们越来越狭隘的思考空间。信息的畅通并未有助于建立对话的渠道,反而强化了人们固有的预设立场与观点。真假虚实并不重要,在网络中,人们也只是固守着自己想见的,印证心中原本相信的。立场先于事实,即是这个后真相时代的本质。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与任何一项科技进步的后果相似,在明天会更好的甜言蜜语背后,是两极分化的恶之花一路绽放。

摄影:菖蒲 Nick Wu(台湾)

《不变之变》/江扬(丹麦)


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革新。步入新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世界更加瞬息万变。手中的电子设备永远迫不及待地更新换代,每天的热点资讯还未细究就已被更新的头条所覆盖。我们正生存于一个时刻求变的社会,环境、观念、人心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包括我们自身,也忙着自我调适、自我修正,以便跟上这个时代随时转向的浪头。尽管周遭充斥着焦躁不安,但如若重返相对静止、封闭的农业社会,大概多数人是不会同意的。早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由于社会和技术的变革,中国的社会正从传统的“匮乏经济”转变为“丰裕经济”。人们热衷于种种改变,正因为变动中的生活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假象,让人产生一种挥别过去、迎向未来的虚荣感,它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自己正怀揣着成功学的信条,在变身为人生赢家的康庄道路上昂首疾行。

我们真的走在变得更好的道路上么?确实,现代人的物质条件大幅改善,感官享乐更加丰富多元。各类商家急于取悦消费者,媒体也以娱乐大众为天职。我们活在从未有过的便利以及食物链顶端的想象中。但另一方面,现代人对于“亚健康”这样的词汇不再陌生,强迫症、狂躁症、抑郁症、手机依赖症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心理疾病。现代人变得更孤独,更冷漠,更缺乏安全感。此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看似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却常常显得单调无趣。今天我们外出旅行,如果没有地标性建筑,很难判断身处何地。城市景观日渐趋同,类似的商业综合体和品牌连锁店矗立街头,城市之间的区分度越来越低。现代生活的日常审美已被诟病多时,大到建筑样式、室内装修,小到爆款服装、各类街头标识的酷炫风。越具有视觉冲击力越意味着粗陋恶俗,以及浸淫其中越来越麻木的大众。

这样的改变令人沮丧。历史上,我们对美的理解和阐释并非如此粗鄙。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归纳过,中国美学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一是“错彩镂金,雕缋满眼”,另一种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前者是极尽繁复铺陈之美,比如阿房宫,比如汉赋;后者则删繁就简,如宋瓷的釉色,如王维的田园诗、倪云林笔下的山水,以平淡纯然为美,在魏晋之后被视为更高境界的美学追求。可惜今人之审美,既非错彩镂金,也非清水芙蓉,相较古人的美学理想可谓谬以千里。于是时下民国热,复古热的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了。我们无限感怀过往,因为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总是欢愉的,如同“老年人回忆起三十年前的月亮,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张爱玲)

木心的《从前慢》写到: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诗所描绘的情境仿佛是一个凝滞的时空,舒缓、静谧。人际关系也尚未被物质生活所冲淡,它绵长而有温度。这是一种不变的美,却如大江东去,永不复返。时代的车轮裹挟着我们一路狂奔,千变万化的生活成为无法改变的常态。直到我们疲于应付,狼狈不堪,才开始意识到一味求变实在有失偏狭。变与不变并非简单粗暴的黑白对立,变化并非就是进化,不变也并不意味着守旧和落后。只不过,文人式的感伤无足轻重,怀旧更是常常沦为小资情调的意淫。一切都已经无法停止,永远不变的只剩改变本身,空余无处安放的灵魂逡巡于日渐褪色的旧时美好,吊古伤今。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