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不是一个新问题。各个国家早就制定了不同的法律以规定各自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皇室，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政府，还有些国家有着数不清的敏感词。但即便是最自由的国家也并非绝对自由，一般来说涉及宣扬纳粹或者种族歧视的言论是自由的底线。这是西方国家反省二战种族清洗以及历史上的种族压迫所做的拨乱反正。除此之外，其他非西方国家都是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地保护“自由言论”，既缺少对本民族本文化的历史反省，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种族敏感度，最后嚼剩的“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政治操弄的噱头，也不过是无害于现有体制的一点自娱自乐。

在众声喧哗的今天，言论自由遭遇了远超传统的新挑战。诸多社会议题比如自由言论是否应该尊重个人隐私，自由言论是否能够伤害儿童等等，都让言论审查的必要性浮出水面。最典型的是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煽动暴乱”的言论。这种发声是否值得捍卫，成为广泛争议的话题。为川普鸣不平的Elon Musk怒收Twitter，希望可以摆脱左派的政治正确，还Twitter更大的言论自由。但人们发现换了老板以后在Twitter上批评Musk愈加困难。让立法者自己执法，就催生了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总是对自己宽待，而对他人严苛，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规范对其制衡。这样的规范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勉强行之有效，但在今天缺乏监管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负面情绪与人性阴暗面被无限放大，社会意见无法沟通，舆论两极分化，二极管言论随处可见，宽容的胸襟越来越难得，沉默的大多数则无所适从。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捍卫言论自由，尊重多元发声？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拒绝无底线的宽容，并对言论加以限制？对异议的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立？我们到底是需要尊重不同意见的多元主义还是如鲁迅所说的“痛打落水狗”乃至“一个也不原谅”。是否前者就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修养，而后者就是胸襟狭小毫无气度？探讨正义论的罗尔斯倡导，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容忍那些不宽容别人的人，否则这个社会本身就会变得不宽容，从而不公正。但他的批评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人无限宽容，那么这个宽容的社会最终会被不宽容的人掌控以及摧毁，此为宽容的悖论。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既无法进行排序，也不可能进行通约，仅仅以宽容来化解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价值对立，则往往是徒劳的。

因此，无论社会意见如何多元，我们是否总应该保持最少限度的不宽容？如果对于纳粹宣传与种族歧视的压制算是政治正确意义的言论审查的话，那么将不宽容建基于对弱势群体或者少数群体的保护，则勉强是一种公众态度的最大公约数。比如针对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虽然也是政治不正确，但因其受害者所处的种族仍然位于强势地位，因此在这类案例中言论自由更得到鼓励。同理，略显过分的攻击言论，放在儿童身上令人不齿，而如针对成年人则可网开一面。当弱者受到舆论滋扰时，言论自由需要让位于政治正确；但当言论双方权力关系相近或者处于权力优势的一方受到攻击时，那么我们需要鼓励多元文化，对不同意见者保持宽容，因为强者总是具有更大的承受力。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总是需要面对无休止的批评而妇女儿童的福祉需要不断立法改善。所谓的文明不过是改变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忍本能，由丛林法则走向人本法则。

这时总会有一些权贵帮凶或者精神权贵们跳出来喊冤，声称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的人权也需要保障。虽然开好车的未必是好人，但开破车的也一样可能是宵小之辈，不能厚此薄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应该受到舆论场的不同对待。他们还会论证，利用自己的智慧、勤奋甚至是运气来成为富人并不可耻，也并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平，而那些躺平摆烂靠福利过活的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这个本质上是贫穷是否自带正义的问题。今天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贫富差距最大的时代。恐怕大部分富人都不会否认，自己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因素里相当一部分是坑蒙拐骗的厚黑学。所谓的智慧与勤奋不过是成功学中油头粉面的装饰物，所起的作用殊为可疑。因此，成功的生成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更何况，如果细分公平与正义的区别，即便穷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是公平发生的，但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正义，将社会资源适当向穷人倾斜也是更合理的做法。换言之，穷人或者弱者才值得被宽容，而越是强权政府，越拥有资源，越不配得到宽容。宽容的阈值取决于阶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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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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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周游有感于出身的局限，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没救了，生长在缺乏信任，动不动就你死我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和时代，移民到国外也不可能脱胎换骨。不过我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都比我们更加阳光，正直，优雅，更加崇尚人道和公平，他们一定会改写中国人的形象。而我们只好把那些不够高尚的生存哲学在执行下去的同时，隐藏得低调些，再低调些，让年轻人不被影响，不被拖累，让他们有机会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段长句既充满了世事的通达，也多少表达了对自己出身的无奈。放大来看，这其实是对“国民性”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还对“改造国民性”尚存一丝希望，那么它只能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现实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缠绕，所谓的文化改造对现状常常无能为力，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出出暴力革命上演。

个人出身体现的“群体性”是性别、种族、民族之外的一个无法选择的却经常被忽视的个体属性。原生国籍、原生社会、原生家族带来的“原罪”与肤色性别一样与生俱来，难以更改。一国之内，它表现为司空见惯的地域歧视。比如我们固然可以不断提醒自己“上海人并不总是斤斤计较”，“东北人并不总是蛮横无理”，“山东人并不总是歧视女性”，但当这样的成见与现实遭遇吻合时，人们总是不禁暗叹：“不愧是**人。”当然这样的歧视对于上海的伤害远不如其之于河南新疆这样的相对落后地方，毕竟有钱人常常对歧视有更强的免疫力。对某个群体的偏见走出国门，它就是符合大众心理却政治不正确的国籍出身歧视。例如，世界舆论场多少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的成见，出身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国籍羞愧”，因为他们的出生国长期隔绝于占主流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之外，且处于相对贫困的一侧。同样是华人，一个中国大陆出身的人，就与非大陆体系的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福建人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东北人的共同之处也许大大超过与他一水之隔的台湾人；而这个台湾人或许对美国华人也比对他的福建邻居更亲近。矫枉过正之后，来自这些被歧视国家的移民中则出现了“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的现象，即努力与自己的出身切割以向移民国证明自身的忠诚，这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出身原罪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延续到移民二代三代而不绝。

在社交网络放大了社会保守排外顽疾的今天，无论是地域歧视还是国籍歧视，都迫切需要各式“政治正确”去校正。但在眼巴巴等着“政治正确”来伸张正义之际，总有人寄希望于原生祖国来撑腰壮胆。似乎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就能挺直胸膛了。这个论调的逻辑是有钱了，歧视也就渐渐消失了。且不说“祖国强大”这个目标是否能比“政治正确”的正义更快降临，问题是它与“以暴制暴”的正义并无本质区别，强权带来的正义终归不那么令人信服。更积极的对待方式则是加入广泛的平权斗争，意识到“国籍羞辱”亦是“种族羞辱”“性别羞辱”的一部分，为“政治正确”的正义早一天到来而努力。这比上一种粗暴的“祖国强大说”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但将一切问题归因于外在歧视仍然是一种思维惰性。歧视可以导致羞愧，但告别了歧视并不必然抚慰羞愧。更何况破除表面上的歧视容易，拉近心理的距离却难。你可以要求消除憎恨，却无法制造亲密。“国籍羞愧”或者“文化羞愧”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系统性的差异与隔阂，由此导致的不自信可能表现为唯唯诺诺的自卑抑或是傲慢冲动的自大，但希望直接产生自信平等的交流只是不切实际。实际上这样的自信不对称不仅存在于华人群体之间或者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只要人类社会尚未根除不平等，自信不对称就存在于所有群体。因此，理性来说，一方面须明白出身于“你死我活”“缺乏信任”的社会并非个体原罪，不是个人可以选择，并无必要因此羞愧；另一方面则不断对这种并不体面的生存哲学保持反省，尽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像年轻人那样更加阳光、更加自信地去接受乃至改变文明社会的明暗规则。这也许是强调“政治正确”斗争之外的更加漫长的正路。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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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世界不太平，每日所见不平之事层出不穷。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时常会陷入颇费思量的伦理困境：路见不平应该拔刀相助还是仅仅远远吼一声，甚或明哲保身绕道而行。其实，伦理判断的原始逻辑并不复杂，大脑需要权衡路遇不平的恶劣程度与出手干预的代价。往往事件后果越恶劣，干预所需的代价也越大。如果大到需要付出生命代价，那么大多数干预也不得不停止。新闻常见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多数是大脑判断失误，低估了出手干预的代价而造成远超预估的损失。正常情况下，付出一定的代价，尽可能采取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来匡扶正义是大多数理性愿意做出的选择。

但选择的困难在于，理性对于不平的后果与干预的代价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比例具有不同的认知。极端来说，既有袖手旁观连举手之劳都要吝惜的冷漠之人，也有愿意舍身成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这些都是理性的选择，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公众道德上难以对此形成共识，法律亦无能为力。或许有一些国家部分法律规定了见义勇为的责任，比如在自身无虞的情况下路见不平需要提供必要帮助，但大多数法律无法强制个人挺身而出。即便是对于消防或者警察这样的公职人员，也必须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行使公务。至于另一个极端的荆轲式的杀身成仁，任何法律都绝不提倡，道德上也更加充满争议，

既然道德与法律对见义勇为都没有多少正面激励，那么明哲保身自然是最可取的策略。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说拾金不昧、清理公共垃圾这样的普遍小善让我们还不至于对人性绝望的话，那么当街欺凌弱小或者在家链锁女性这样的恶行当道彻底暴露了人们的束手无策，所有能做的就是如同等待戈多般等待着虚无缥缈的正义降临。作为路人的人民在历史上被戴了太多的高帽，由人民来书写的历史实则寥寥无几——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今天皆如是。历史是被少数野心家以及那无数个偶然的转机操弄的。人民只能看着“城头变幻大王旗”，闲话说说八卦。如果不小心自己成了不平的受害者，则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怨不得人。

然而，历史终究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面貌。今天人民的力量或许越来越弱小，但拜诸多先贤圣人所赐的启蒙，民智已渐开。我们看到，路见的不平是社会巨大差距的缩影，暴露出来的不平背后有着更大的系统性不公。如果面对路上不平都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对于背后的社会大不公只会更加麻木不仁。虽然正义总是迟到，常常缺席，同学少年对此无能为力，起码确保自己不成为不公的帮凶。无法摆脱“平庸之恶”的诅咒，起码保留一点“平庸之善”的体面。在有余力的时候不以善小而不为，在不公后果与干预代价的权衡中尽可能关照前者多一点，就算是对野心家主导的世界发出一点不屈的呐喊，在无常的人世间留下一点倔强的痕迹。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路见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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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友，顾名思义，是让你受益的朋友。换言之，存在一些朋友并不能让你受益；或者有一些朋友曾经让你受益，后来却变得不再有益。如此强调益友的功利性的话，也许是对朋友定义的庸俗化。因此有人可能会反驳道：益友的“益”未必是物质利益，也可能是精神共鸣，它本身并不庸俗。但反过来看，精神认同也可以是一种利益——它带来了心理上的满足，也具备了某种功利属性。总之，益友的存在难以完全摆脱利益“输送”或者“交换”的色彩。

总有不死心的理想主义者要为真挚的感情唱赞歌，比如梁祝，比如伯牙子期。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歌颂梁祝的爱情，因为他们没来得及长厢厮守就化蝶而去。我们赞叹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因为他们相识甚短，是为知己却不算深交。无论是梁祝还是伯牙子期，无论这感情有多么真挚，接触多了都难免伤及各自利益，导致一地鸡毛。灵魂之交固然让人向往，但我们视野所见则是大多生死之交渐渐地淡化为泛泛之交，直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乃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成年人的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利互益而维系的友谊或许真的更为持久，因为实在的利益总是比抽象的友情更能打动人。没有长久的友情，只有长久的利益。国家之间如此，个人之间也差不多。正如天长地久的爱情早已被当代人祛魅，社会学对婚姻是构建利益共同体的解释也远比文学上的浪漫想象更有说服力。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友情的目的不是利益，那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幻想完全无功利的友情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一边论证高尚的人倾向于与另一个高尚的人做朋友，另一边又暗示其实自足之人根本不需要朋友。这意味着友情并非生命的必需品。后来孟德斯鸠又启蒙大家：“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帮助最疏远的陌生人，就像帮助他的朋友一样。如果人是完全高尚的，他们就不会有朋友。”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帮助了朋友，则一定会伤害到那些同样需要帮助的陌生人——那么朋友的存在就破坏了社会公平。到了当代，中国的刘晓波含冤狱中仍然坚定地宣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将普通人情升华为博爱的典范。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友情庸俗化的问题。如果纯粹的高尚同时解构了友情与利益，那么恐怕既不存在无益的朋友，也不存在无友的利益。或者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因为朋必党，友必私，朋友就是结党营私。一旦结为朋党，就与君子无缘了。因此，“益”与“友”这两个字都失去了进入理想国的资格；它们只能在现实世界里蝇营狗苟，长长久久。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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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科技圈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Google一位研究员Blake Lemoine认为他所测试的聊天机器人LaMDA具有人的意识而被公司停职。这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的意识的大讨论。

当下的科学界人工智能进路基本呈现出多头并进的态势，既有尽可能让计算机模拟人脑运作的“人工”智能，也有让计算机摆脱人脑窠臼独自野蛮生长的“计算机”智能。在此之上大致又可以分为乐观派、悲观派与实干派。乐观派估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见证真正人工智能的诞生；悲观派则预测人工智能永远难以媲美人脑；实干派则是那些抛弃悲喜二元论脚踏实地的工程科学家，聚焦于让人工智能替代一个个具体的人类工种，比如机器人厨师、机器人保姆之类的。而关于LaMDA的争议则集中在机器人与人脑的比较关系上，也就是机器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人脑的功能。

总的来说，这件事是难得的社会舆论在大公司与个体的公开矛盾之间选择站在大公司那边的案例。无论是业界资深专家还是普通吃瓜群众都对Lemoine的论调嗤之以鼻，也都认可Google公司对于他的停职。确实，对于今天的机器人来说，无论它能输出多么类人的语言风格与内容，理智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过是它们深度学习人类语言的结果。换言之，机器自身并不知道它在谈论什么，它所输出的反应不具有任何主观的个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我们传统所认为的意识具有天壤之别。也许只有出现了《2001太空漫游》里那样会主动欺骗人类的机器人，我们才能认可机器人的意识。在此之前，它都只是机器，而不是人。

然而，在此之前，让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谎言的产生。儿童刚学会说话时是不会说谎的，直到后来，每一个儿童都经历了从只说真话到选择性地说假话的过程。当第一句谎言说出口之时，儿童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而谎言——无论是为了捉弄大人还是为了真切的利益——都成了为主体服务的工具。当然心理学上还可以有其他方法判断儿童自我认同的产生远早于说谎，但学会说谎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儿童的自我认同应该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儿童也许有了自我认同的萌芽；而到了开始说谎的阶段，自我认同就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因此，我们如果把机器人类比为儿童的话，它也许是语言能力超强而心智尚未发育的一个状态。儿童的发育因为有着基因在起作用，我们可以预测它终将进入自我认同的说谎状态。而机器人缺乏了这样的基因编码，那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物种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去比较。人类并非唯一会说谎的物种，诸多高低不一的动物都有着类似说谎或者欺骗的捕猎技能。但低级动物的这些技能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不如说是基因遗传的天性——说谎是高级动物独有的特质。如果进化论为真的话，那么从不会说谎向会说谎演变，从低级自我认同走向高级自我认同，就是明显的物种进化的趋势。而当下的机器人各条进入“野蛮进化”是否处在这样的演化进程中？如果是的话，又是处于什么阶段？这是令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即便是再不认同Lemoine的人们多少也会承认，机器迟早会进入拥有自我意识的阶段，这在AI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当我们在基因工程方面如此小心翼翼，对基因编辑与基因克隆如此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却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乐观如此放任？这多少有点矛盾。抑或是我们的立法者对于AI的发展其实并不乐观，认为现在立法还为时过早？总之，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已没有退路，但每进一步都可能随时捅破那一层叫做“意识”的窗户纸。那时我们将庆祝——还是恐惧，机器人这个全新物种的诞生？

• 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 主题：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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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发展至今，越来越看出双方不同的行事风格。普京自然是一幅老派沙皇遗风，威逼利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对大片土地的贪婪也充满了传统帝王文治武功的味道；而反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令我们这些局外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鼓舞民心，全力备战，而是长袖善舞地利用现代网络通讯远程流连于西方交际场，一方面逡巡各国议会讲话，“道德绑架”各国政要议员；另一方面亦与商界大佬们眉来眼去，求取支持，比如他手下的副总理Fedorov发了一条Twitter就换来了马斯克的大批卫星网络设备，大大缓解了俄军入侵造成的通讯问题。

泽连斯基的不走寻常路给暮气沉沉的世界政坛带来了一股难得的“青春朝气”。他虽然不是各国中最年轻的总统，却是承受了最大考验的总统。他不仅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中表现得异常出色，而且是用一种与传统政治迥然不同的方式力挽狂澜。在他的映衬下，不仅他的敌人普京、卢卡申科这些痴迷权势的老独裁显得腐臭过气，甚至也让同属一个阵营的拜登愈显垂垂老朽。当我们嘲笑俄罗斯一众高官鲜廉寡耻地将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骗去战场而自己的子嗣却安全地避居国外时，再看乌克兰这边，一众70后80后内阁竟然独身者甚众，即便有子女也仍然年纪尚幼。按中国传统的辈分说，这成了儿孙辈反抗父权专制的战争。

战争当然是矛盾发展到极端的产物，但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代际之间的矛盾都不鲜见。各国文学中都充满了相似的年轻人反抗父权追求新生的故事，老皇帝昏庸无能，皇子造反弑父的神话戏说也屡见不鲜。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可以乐观地希冀，代际矛盾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由独裁者次第退场后得到些许缓解，但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根深蒂固。旧矛盾的退场往往意味着新问题的来临。人类历史有多少战争，就意味着背后有多少激化的矛盾。战争时空喊“爱与和平”与在疫情中媚俗地键盘输入“加油”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强调的“不要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是要解决层出不穷的实际问题。但他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被各国野心家们粉饰成了暴力武装斗争。暴力战争从来都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无法解决问题本身。

在我们无法抹煞分歧的永恒性的当下，我们只能卑微地探索解决之道。我们必须承认，分歧矛盾与新冠病毒一样，都是深嵌在人类社会的基因编码，我们将永远与其共存。如果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主体间的理性交往——用说理来解决矛盾——过于乐观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可以遵从一条底线，它就是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西方古罗马时的奥古斯丁最早提出战争的正义论——发动战争只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伸张正义，否则一切战争都应受谴责。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说。但问题是对于正义的定义常常各执一词，交战双方往往都自恃正义。现代国际社会一般认为侵略战争必然是非正义的。也就是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不管有多大代沟多大仇怨，谁要先动手谁就输了——要文斗而不要武斗。这也是为何前几日奥斯卡颁奖礼上Will Smith当众掌掴嘴欠的Chris Rock却被口诛笔伐，不得不率先道歉。当人类学会“动口不动手”的怂样之后，人类才更像个人了。

•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 主题：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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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怀旧

每到年关岁末，人们便开始回顾一年的经历；而越接近暮年，人们也越发感怀童年时光。怀旧与拼贴被认为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怀旧大抵并不专属于后现代，起码“怀旧”这个词进入汉语词典应比“后现代”要早。只不过后现代将怀旧的流程加速与提前了许多，让众多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们都倚老卖老地怀起了古。现代人短短二三十年就拥有了比农耕时代一辈子还要丰富的经历，古时行将就木方有的感伤提前到来亦顺理成章。

感念童年何以成为人之常情呢？原因之一或许是童年构成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遗传基因中物种延续的使命让最残暴的原始人类也懂得善待各自的幼童。不同于妇女、残疾等弱势群体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才得到特别关照，幼童从古至今都得到特殊保护，因为这种幼童特权与种族存亡息息相关。把最宝贵的资源都尽量留给儿童，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尽享人间欢乐。而越是进入成年阶段，人们越需要负起各自家庭的重担，社会角色越从享用向付出转变，也让生命变得越来越沉重。仅残存美好的幼年记忆供晚年凭吊。

但仅仅强调对美好的怀念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对一些尴尬过往也终生难忘。当我们回首少年往事，充满了许多难堪的过往，不忍卒睹，却都历历在目。甚至我们也能看到诸多遗传变异、虎毒食子的父母与幸运存活下来的子女。辛酸悲惨的童年经历并不能阻止怀旧机制在他们成年之后正常运作。这就衍生了对于怀旧的另一种解释——对于时间的焦虑，或对于无法挽回时光的缅怀。人生来就是张白纸，最先往上涂抹的就是最中间最显眼的位置。随着年岁增长，这张纸上可涂抹的空白越来越少，我们又没有橡皮擦让白纸复原，让时光倒转。到了最后，人生这张纸上留下的只能是最开始涂抹的那些最大面积的元素。大脑不断地回访最初的记忆，老年人的怀旧次第上演。

这样的白纸涂抹也许并非只是文学的想象。有脑科学研究表明，几乎没有人存有三岁之前的记忆，而大多数人对于五岁前的记忆也都不深刻。换言之，我们所怀的“旧”并非真正的旧，而是记忆建立以后的产物，在此之前的真正的旧我们根本无从怀起。而且，早期记忆的缺失并非由于认知能力的缺乏。实际上，人类在幼童时期已经具有分辨家人的面孔以及回家的道路等能力，只不过这些记忆在成年之后无法被回访。大脑神经元不断受外界信息刺激并形成长效记忆与短期记忆，长效记忆一旦形成并不轻易变化，但由于记忆的形成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缺乏了语言能力来辅助大脑进行寻址，之前形成的记忆难以被有效调动，从而导致人类无法找回幼时的记忆。这好比是丢掉了分区信息的硬盘，数据虽然仍储存在磁盘上，但难以被操作系统读取。类比于相对简单的计算机无差别存储系统，人脑的记忆毫无疑问复杂许多。这让关于记忆的研究也进展缓慢，难有定论。如果说所谓的阿兹海默综合症是记忆神经非线性地出现损伤，导致大脑出现断裂性失忆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假想，记忆碎片在人脑中随机地散落各处，之所以对于较早进入记忆系统的“数据”最为印象深刻，就是由于它们最先占据了犹如操作系统的桌面这样最显眼的位置。而后进入存储的数据无法获得最强健的神经元支持，导致或脆弱易折，或位置不佳，难以被寻址定位。大脑机制中所谓的怀旧不过是类似计算机不断返回桌面的机械操作。

看起来，在我们殚精竭虑地探索怀旧机制的同时，童年的幽灵也会一直厮缠着我们，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重返那最初的园地，却一遍又一遍地徒劳无功。

• 作者：江扬（中国）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当时年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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