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的现代性/江扬(中国)

格言,往往代表了一句较为可信的陈述,即便达不到公理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多少蕴含了一点人生的道理。然而,格言在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这句格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功人士”却坦承,他们的成功其实主要来自于运气,因为“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对笃信天道酬勤的人们不啻为当头棒喝,仿佛一夜间“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认知矫正”自现代主义发端以来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一方面知识生产日新月异,人们固有的常识被不断突破。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显得我们无知,就越对现实产生怀疑。比如Deepfake影像生成技术的出现让眼见都不再为实,后真相时代的我们不得不习惯“真理相对论”。另一方面,格言系统自身也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我们既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坚信“出淤泥而不染”,同时也承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感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又发现“姜还是老的辣”……。这让作为整体的格言系统越来越难以自洽。再者,作为现代主义分支出来的异端,后现代主义与生具有不讲道理的革命与反叛。人类社会的一切传统,无论来自前现代还是现代,都在后现代被搅得一团乱麻。全球化把这样的一团乱麻传染到全世界,人们只能纷纷躲进各自的信息茧房,作茧自缚。屁股决定脑袋,只有相对性才绝对存在。

相对主义的绝对性几乎颠覆了数千年稳固的格言系统——包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格言,都变得不再绝对。于是,各式怪力乱神、中医民科与后现代朋克(Punk)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既然科学不是万能的,既然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那么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如何为未知立法?比如河北燕山大学的民科(编按:类似马来西亚人所谓的‘仙家lingam’,详见 按这里)教授李子丰,声称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愿悬赏10万与人“学术打擂”,那么学术界应如何来为仍然无法证实的相对论正名呢?仅仅因为它更被主流学术界认可,就显得更“科学”吗?以学术共同体的名义来以多欺少,恐怕难以服众。

关于这样的争论,科学界用可证伪性来鉴定真伪。也就是说,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结论一定是带有明确的作用条件,从而可以反向证明其不适用之处;而伪科学则常常自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相似地,当一句格言承认其局限性,明确了其应用范围,那么其就“相对”正确。“成功来自于99%的汗水加上1%的运气”,经过修正各自的比例,在肯定了运气之于努力的重要性之后,就不失其存在价值。当然到了这一步,无休止的相对主义一样可以质疑可证伪性原则的逻辑正当性。但我们希望起码存在一条“元共识”,即人类对于真理的逼近来自于对既有观察的不断修正,而非封建伪科学或者后现代式的掀桌子闹革命。此两者的对立实则代表了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进步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战争。学术共同体与格言系统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固然有其官僚习气或者维护既得利益的弊病,但如果有人宣称可以完全抛开他们去重建人类文明,那么这多半是披着革命者外衣的野心家。这也许是审视格言的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编按:作者是以前博士班的同门同班同学(同一位指导教授门下叫同门。《论语·学而篇》中‘有朋自远方来’的‘朋’指的就是这种关系,不是一般朋友),目前在广州一间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学问很大。如果对文章内容有疑问,不妨提出,我尝试代为回答。

另:请那位在爱尔兰的读者,以及那位在孟加拉的读者和我们联系:xuewenji.my@gmail.com。不用怀疑,《学文集》没有那么多来自爱尔兰和孟加拉的读者,就是你了。(周嘉惠)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一句格言

上一篇文章链接:There’s an Ant in Every Giant/咯特佩(马来西亚)

再谈环保/江扬(中国)

2021年资本势力的野蛮扩张并没有随着疫情有所减缓,各大老钱新贵一窝蜂地涌向电动汽车行业即为明证。是资本家们突然环保意识暴涨,对环保事业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吗?当然不是。资本狂热只有一个原因,即有利可图。那么这个环保之“利”来自何处呢?最主要是政治因素。中国迫切地希望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弯道超车,欧洲则对减低传统碳排放念念不忘。这些都催生了各项利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如减税、购车补贴等等,这是各大资本蜂拥而至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环保概念的巨大商业效益也让他们垂涎欲滴。诸多环保组织的长年公众教育让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尤其在能买得起汽车的中产消费群体中。电动车商家们顺水推舟,稍作姿态,就轻易收割这波利好。

然而,这些打着环保旗号的资本行为不仅与环保关系寥寥,甚至恰恰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即使电动汽车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毫无节制一拥而上的低质量野蛮生长也必然造成大量的重复投资与资源浪费。更何况,没有突破的电池技术让无法走出续航困境与冬季焦虑的电动车尚无法完全替代燃油车——即便可以,大量使用电池来取代燃油机对于地球来说有多大益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什么技术,而是在整个能量产生回收过程中的绿色机制。对于现阶段中国来说,以火力发电为主来满足电动车需求相对于燃油车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区别并没有资本宣传得那样显著。同时,随意丢弃处理的废旧电池恐怕比燃油机配件对环境造成更大损害。而以日本为代表的高标准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机制别说从未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严格执行;即使是在欧洲这样的发达左派地区,脆弱的垃圾处理机制也仍然难以中和放纵消费产生的大量垃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电动车比燃油车更环保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此,所谓的新能源革命归根结底还是打着环保旗号的产业转型,问题则又回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然相悖。但凡是资本介入的大规模生产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虽然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是否比地球自身的运行规律更重要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如果真的要走向环境保护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境地,限制人类的大规模资本生产以及扭转根本的放纵消费习惯才是根本。然而这正是问题无解之处。无休止的生产与消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石,改变这种方式不啻为革资本主义自己的命。如丹麦这样的相对先进国家,在疫情之前仍然充斥着大量饲养水貂以谋取毛皮的肮脏行业;看似新能源汽车推广最为激进的挪威,文明的另一面则是仍然放任石油开采与三文鱼工业饲养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的穷奢极侈永远不会回头,但不根本改变这样的社会模式而奢谈各种环境保护实际上都是伪善。

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最近中国年轻人中盛行的“躺平主义”——用一种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的方式来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这样的人生态度与禁欲主义有些相近,但比后者多了一丝反抗的味道。革命主义者们从这种生活态度中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影子,对于无孔不入与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消极抵抗也是抵抗。环保主义者们则应该看到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态度——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改变放纵无度的生活方式。躺平的年轻人们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所做的比所有大肆宣扬新型能源、有机食品、绿色经济的资本家们加在一起都要多得多。只不过,这样的节制缺少了积极的反省,更像是一种情绪发泄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而非对于克己复礼的主动实践,这也许是“躺平主义运动”——如果存在的话——最大的历史局限性。

照片:电动车(摘自网络)

主题:克制·放纵

上一篇文章链接:克制和放纵/耳东风(马来西亚)

命运决定性格/江扬(中国)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但性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似乎未有定论。中国传统的生辰八字五行、西方的星座研究都在努力解释人的性格生成,但难逃封建迷信的诟病。近现代心理学从儿童成长经历来观察人的性格形成,试图寻找其间联系,看起来可能比封建迷信多了一点“科学”,但归根结底心理学自己在科学门派里都常感底气不足,性格来源问题始终还是扑朔迷离。

性格某种意义上是人的意志的外在表象。人类缺少深入研究大脑的手段,只能不断地提出关于意志的假说。比如有人提出意志就是大脑对于葡萄糖的定量分配,哪个领域分得更多的葡萄糖主体就表现出哪个领域的倾向;也有人提出大脑自动判断某种行为的机会成本来决定人类的行为取向——哪种行为最低成本最有效,就倾向哪种行为。心理学界对于意志则有心理创伤的说法。哪种行为在幼年导致主体心理创伤,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得到抑制。这种说法似乎符合我们的常识,但仍然无法解释所有的行为意志问题。

不满意以上这些解释,美国心理医生Scott Alexander提出了一个用贝叶斯理论解释意志力的假说。他认为,意志力的本质,是一个贝叶斯运算过程,人类会对不同行为的权重进行贝叶斯运算。根本来说,大脑运作并非拍卖或经济决策,而是一种权衡运算。不同的大脑区域对应于不同的大脑系统:感知系统对视觉听觉得来的不同信息进行权重计算,认知系统则对这些信息产生真伪判断,多巴胺(Dopamine)则对所有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决策。比如如果使用兴奋剂的话,各系统判断就都会受到干扰,造成不同的结果。

打个比方,大脑中既有的理性逻辑程序与本能强化程序会发生相互冲突,如果前者提醒你要多做作业才能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而后者则会告诉你,做作业从来没感觉得到什么强化,玩电脑游戏才是正反馈。这两个矛盾冲突互相打架,直到一方变得更强,比如老师说不做作业明天就挂科,那么这一方的权重将加大并胜出。又如戒酒,理性逻辑程序有充分的理性依据要求主体戒酒,但这经常不会形成决策。而一旦主体健康出了问题,感知系统提供的反馈具有压倒性权重优势时,酗酒者往往可能会做出改变。因此,人类意志力的缺乏,也许只是大脑区域的不平衡。

Alexander的假说听起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更吻合,也部分解释了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内心纠葛。当两个“我”在脑海中打架时,也许就是感知认知系统或者大脑两个区域的博弈过程。谁打赢了就引导大脑指挥身体往哪个方向行动。也就是说,大脑中存在两个“我”或者多个“我”并非艺术想象,而可能真切地存在。这几种不同的“我”的一时短长,决定了某个具体意志决策;而它们的长期博弈,或消或长,即决定了主体的性格走向。而每个人大脑中这样不同势力的分布到底是受什么影响呢?也许就可以与传统心理学所解释的比如与个人的食物种类、营养水平、童年经历、社会教育等联系起来。换言之,在性格决定命运之前,命运已经形塑了性格。当然需要指出,这一切假说仍然摆脱不了心理学研究的共有缺陷,也就是缺少可重复性验证的科学手段来支撑。人类对于自身大脑的征程,仍然长路漫漫。

(Scott Alexander的研究文章见https://astralcodexten.substack.com/p/towards-a-bayesian-theory-of-willpower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性格·命运

上一篇文章链接:命运好好玩/吴颖慈(新加坡)

4月30日贴文二之一:卷土重来的计划经济/江扬(中国)

随着中国政治形势逐渐向左转,计划经济的论调也卷土重来,而为了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自相矛盾,御用文人们费尽心思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辅相成才是正道的解释。这种中庸模棱的说法当然自邓小平时代即有,只不过过去是用这样的说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而今天则是通过这种解释来掩饰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他们已然忘记,改革开放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将计划经济限制到最低程度的结果。如今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距离,就忙不迭地过河拆桥,大步走上回头路。

另一种为计划经济摇旗呐喊的声音来自于理工科的控制论。这种论调的依据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缺少计算机的辅助而导致无法达到真正精细地计划。而今天计算机的算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有能力为每个人计算出具体需求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控制,那么这样不仅能避免传统宏观控制过于粗放的缺点,又能避免纯市场经济的资源浪费,似乎达到了两全其美的理想状态。这一派的始祖来自于英国学者比尔(Stafford Beer)在七十年代受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之邀设计的Cybersyn系统。这种原始的计算机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各个工业节点、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人机交互的控制操作来接管“智利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并在当时智利的大罢工中起到了很好的应对调度作用。只可惜这个系统随着阿连德政府倒台从未得到充分的实践验证。中心控制论的拥护者相信,如果当时这个系统延续发展到今天,也许世界不会是自由市场的一统天下。

将社会治理全盘托付给机器,无论计算结果多么精确,效果多么显著,即便民众无法反对,那些最高统治者们恐怕总会有些惴惴不安。机器决定最后拍板意志,也即篡夺了最高决策权,这让尝过权力春药滋味的掌权者们无法割舍。而一旦最高权力无法让渡给“理想客观”的计算系统,那么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最高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大多数国民利益重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种重合并非暂时的偶然。此外,即便机器可以精密计算出所有人的需求与消费,但创造力、能动性这些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心理驱动又如何计算?心理学长期无法在科学门派里名正言顺,皆在于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精确量化——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只能提供一种定性解释。脑科学一日没有彻底攻克人的大脑,机器对于人的判断就不可能绝对精确,那么计算机计划一切则只能是天方夜谭。

如果把计算机控制论的思维放到全世界的发展上来看,情形更加不言自明。新冷战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惊呼民主统治全球的延缓,但另一方面,美国重启火星计划也正受益于新冷战的开启。回望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充斥着战争屠杀的至暗时刻,但所有的璀璨成果亦来自于各国族之间的自由竞争。无论民主专制,没有哪个政府不迷恋权力,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不尽力延长任期。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延续自己第一的位置。只有打破唯一的霸权,全球国家间的民主政治才能重现曙光。我们期待美国成功,在于美国是全球民族融合的试验场,我们希望美国成功之后其经验模式可以推广至全球各个国家的交流共处。我们一样欢呼中国的崛起与强硬,并非对专制唱赞歌,而是比起一国的专制,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无疑对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更有利,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延展。丘吉尔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人类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未发明比民主更靠谱的制度。自由经济也许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哪种计划经济能超越它。

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计划

上一篇文章链接:你想活多久?/吴颖慈(新加坡)

渐入佳境的“两党制”全球政治/江扬(中国)

近些时日中国的战狼们忙碌不已——中国跟全世界开战,那么战狼们就得随时待命,紧跟指挥,党叫咬谁就咬谁。当然大部分战狼们只能在中文世界里耀武扬威,装腔作势,毕竟翻墙出征海外稍有些技术门槛,听惯指挥的战狼们不屑于干那费脑的事儿。如此煽动民族主义当然也不是某国政府的专利,有史以来各个民族国家都屡见不鲜。新冠疫情让这样的利用更加顺理成章,变本加厉。无论民主独裁,政客们都是玩火的高手。

我们不能被政客们的高超演技所蒙蔽,相信他们的纯情——能吃这碗饭的都不是善茬儿。例如各国的抗疫措施,同样是民主发达国家,既有几乎放任自流的美国,也有高压封锁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后两者实行了比所谓专制的俄罗斯更加严厉的防疫政策,而澳大利亚尤甚——每日配额航班措施下,滞留在海外无法回澳的侨民在人口比例上也许不比滞外的中国侨民少多少。中国被广为诟病的登机严格核酸检测、酒店强制隔离等政策也被学了个遍,一时间让人分不清所谓的民主与专制、高低人权的区别。让人恍惚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所有的表演皆为利来利往。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权道义,在国际政治面前就是伸张利益的手段,是谓“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人权黑暗的中国文革时期仍然与中国破冰交往,以及无论中国与澳洲关系多么紧张,中国就是不敢对双方最大的贸易——铁矿石动用任何制裁。台面上似乎怼天怼地,坚贞不屈,背地里各种大小贸易,毫不停滞,无论是敌国盟国,只要有钱可赚什么都可以谈。越是演技高超,心里越是门儿清。

看似水火不两立的两个阵营一边忙着自己表演,一边也偷偷观察敌营,从对手那里偷师,吸取经验教训。西方国家的普罗大众要感谢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如火如荼,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映衬,西方各国的左翼民权运动也难以达到如此声势,后来的福利改革也难有今天的成果;中国脱贫的十几亿百姓更是要感谢西方资本主义的引领,没有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鲜活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此迅速有效。所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越来越像民主国家的两党制在地球上共同发挥着作用。

实用层面上双方互相抄袭借鉴,具体政策都能渐渐向中间靠拢。而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中国与西方吵得不可开交,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互相监督批评、“共同进步”的作用。中国对于西方毫不让步的回怼,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少能反思自己多年以来的傲慢与偏见;西方对于中国的批评更不待言,让缺少反对党的中国更多地了解自身的问题。如此两分的世界局势与旧冷战时期看似相近,实则不同。一方面是信息壁垒难以为继,互联网时代无论多高的防火墙都难以像数十年前那样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与信息传递;另一方面,全球化贸易让东西方比数十年前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所谓的新冷战呈现着左手打架右手握,床头吵架床尾和的诡异态势。

西方国家两党政治之所以长期稳定,皆有赖于相互攻击制衡。无论政客们怎么吵,各政党多少还是能为本方选民争取一点利益。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与西方如果也能达到这样的制衡,受益的无疑是各国的平民百姓。吵得厉害了,韭菜们固然也会被误伤,但总比权贵阶级们团结一致向下剥削强多了。权贵们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最大利益其实来自于各国的草根屌丝,如果他们保持一致,底层们只有引颈挨宰的份儿。毕竟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等的现状下,无产阶级总是很难团结起来,而资本权贵们勾结联手简直易如反掌。全世界最应该团结起来的是各国的无产阶级,而最不可能团结的也恰恰是他们。各国统治者们时不时地演个互怼的戏码,适度转移一下大家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吃瓜群众们保持冷静之余搬个板凳好好看戏就是了。只要他们不要玩过火,冷战不会变成热战,一切就不会太糟。当然台上的演员们也都心里有数,毕竟核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愿意承担,毕竟这些“老戏骨”自己也不想掀桌子最后搞得无戏可演。

摄影:Nick Wu(台湾)

主题:渐入佳境

上一篇文章链接:养一缸金鱼/吴颖慈(新加坡)

难以突围的人工智能哲学/江扬(中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源生于1948年图灵提出的Intelligent
Machinery概念,起起伏伏发展了数十年,经历了数次浪潮,以1997年深蓝与国际象棋大师的人机大战渐渐引起关注。然而当时人机大战互有胜负,依赖强力穷举法的人工智能可说是仍处于襁褓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算力的突飞猛进,以及深度学习等新算法问世,让人工智能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在2017年Alpha Go轻松击败所有人类围棋顶尖高手之后,人工智能成功出圈,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热点,也几乎一跃成为所有学科的显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自不待言,人文学科也一拥而上,人工智能伦理学、人工智能艺术学、人工智能哲学,甚至包括荀子思想对于人工智能的启示、人工智能与老子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众多学科的介入动摇了人工智能的定义。原本仅限于计算机学科内部的寄望于制造出更聪明的Thinking Machine的人工智能方向,被普罗大众文学想象为可以超越人脑的超级智能生物。认知学科迫不及待地试图为人工智能指明发展意识的步骤,伦理学家们则“理智”地指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守则。而这些都让脑科学家们大呼无奈,毕竟人类目前的脑学科发展水平连大脑的基本运行逻辑都还远远未能摸清,如何可能制造出近似人脑甚至超越人脑的物种呢?对于基本的意识、情感、意志这些重要概念,哲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脑科学都未能统一认知,所谓的人工智能,又有多“智能”呢?

还是务实的计算机学家们为我们澄清了人工智能的误解。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只是基于图灵机的二进制原理,主要在封闭性准则下通过设计算法来帮助解决人类日常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换句话说,无论Alpha Go可以多么轻松地战胜人类棋手,它从来不知道它在从事一种棋类运动,它的本质仍然是计算机在完成二进制运算。人工智能的构成原理与以人类为代表的哺乳类动物大脑发育大相径庭,无论如何难以发展为一种类人脑的存在。好比人类为了飞翔,发明了飞机,但飞机飞行的原理与鸟类并不一致。若是去一味模仿鸟类,人类恐怕永远发明不出喷气式飞机或者螺旋桨飞机。因此,人工智能更准确的名字也许应该是“辅助智能”而非“类人智能”。对只知计算的机器施以人类的伦理、社会法则,无论这个作为工具的机器能发展出怎样的“智能”,仍显得牛唇不对马嘴。

人类对作为人工智能参照物的大脑自身的研究仍然迟滞不前。目前的脑科学大致认可了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主导大脑作出判断的基本单位,但限于技术伦理限制,无法对于正在运转中的大脑作出更加深入的探索。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脑科学的迎头赶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脑科学能证明人类的所有活动其实不过是基于神经元的量子计算结果,所谓的情感、意识也都是计算产物的表象。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么机器与人脑的原理或能基本打通,我们方能见到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诞生。只不过与其说它是机器的智能化,不如说它意味着人的彻底工具化。工具理性一统天下,数代人孜孜以求的人工智能伦理学最后无异于一篇机器运行守则。

摄影:Clement Poh(马来西亚)

主题:突围

上一篇文章链接:2434/练鱼(马来西亚)

虎妈心经/江扬(中国)

贺锦丽,新当选的印度裔美国副总统,标志着印度裔移民在美国的又一个成功,也让来自另一个主要移民输出国——中国的移民后代们艳羡不已。华裔移民们在美国被印度裔大幅拉开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试图分析其背后原因,比如印度裔英语更好,印度裔更抱团,印度裔人种更接近白人,甚至有印度裔没有回国这条退路导致背水一战战斗力加速爆表之说。但不容忽视的就是,同样重视教育,印度虎妈的高压式教育比起正统中国虎妈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近的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印度与中国都相信高压教育才能出人头地,改变命运。

虎妈的拥趸们对于快乐教育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过度强调教育减负,一味迎合学生的个人感受而不断降低教育标准,将导致整体竞争力滑坡。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于美国的亚裔通过较严苛的教育产出达到了总体较高的经济地位,也解释了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近年来在综合国力上不断迫近西方。即便抛去国家政治较量不谈,在个人层面,竞争教育不仅是给予个人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它更教会一个人处于学生时期就习惯竞争,习惯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得生活的回报,养成正面积极的人生观。这些对个人成长都有利无害。

然而,作为快乐教育对照他者的中国,近年来关于减负教育的呼声却也此起彼伏。这一派的逻辑是高压填鸭式教育并无法让原本天赋平平的孩子逆袭,进一步剥夺他们快乐的童年。同时,让少部分天才成天沉浸在与普通孩子拼做题的模式中,也减弱了他们更加发挥自己天分的机会——他们最宝贵的天分不应该被消耗在做题中。最重要的是,让所有孩子都花费大量时间补习做题,最后只会加速教育内卷化,并无助于改变成绩的相对结构,也无助于改变教育乃至社会不平等。就好比大家都涨薪,引发的通货膨胀让大家的购买力都原地踏步;所有大学都扩招,大家都拥有大学文凭,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凭通货膨胀,学历严重贬值。最后并没有筛选出人才,空余下诸多孩子的黑色童年以及各种补习机构的大肆敛财。这对整个教育界来说并非好事。

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也总能找到各自的反例。放任自由的快乐教育培养出了诸多不学无术的学渣逆子,一味高压棍棒教育也导致了不少反社会反人类的抑郁人生。凡事皆在于度的把握,但如何把握这个度又成了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循环论证。最近在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的网络广播节目中,受访的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在阐述贫富不均的问题时提出,减少贫富差距不在于授之以鱼(直接发钱)或是授之以渔(教育倾斜),而是在于创造公平的生活环境。换言之,不是通过先入为主的灌输式理念来教育孩子,而是通过创造相对公平杂居的大环境来让孩子潜移默化地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这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天方夜谭,特别是我们还指望教育公平来改变这千疮百孔的失衡社会之时,如何让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可能?但这样的理论仍给了我们另一层启示,也就是尽力让孩子感受不同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有充分的比较后也许更能感受不同模式的优缺点。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那么重新思考虎妈式的高压教育,学学孟母常常搬个家让孩子多感受不同的社会环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教育方式。

盖茨的访谈见https://www.gatesnotes.com/Podcast/Is-inequality-inevitable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主题:儿女经

上一篇文章链接:儿女经/周丽雯(澳洲)

短视频时代的信息场/江扬(中国)

网红在中国曾经不是一个褒义词。2000年代冒出的早期网红如芙蓉姐姐、凤姐之流——犹如祥林嫂一般——由于被众人争相取笑而名声大噪。固然他们赢得的“薄幸名”为他们摆脱阶级束缚换来了些许筹码,但如此上位方式让他们原本不佳的名声更加不堪。换言之,他们越被鄙夷,他们的名气就越大;而他们的名气越大,他们受到的鄙视就越多。这导致网红一词在注重教育的家长观念中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成功,即为学业不佳不务正业的代名词。

网红在短视频时代翻了身。如果说文字网络时代——无论是长博客还是短微博,还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才可以运营好一个自媒体;而在长视频时代,运营自媒体的成本与门槛则更高,这些客观因素都导致了即使大众话语权已经从传统几家独大的强势媒体向民间自媒体渐渐松动,但主流语境仍然相对统一,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手机终端的普及以及网络短视频时代的来临让这个稳定格局彻底颠覆。拍摄视频从未如此容易,草根们的信息传播也从未如此便捷。传统文字时代固然技术门槛不高,但知识门槛阻止了更多普罗大众加入舆论场;新科技则将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拉低到与发送短消息相差无几,从而各路视频网红如雨后春笋一般井喷出来。这不啻为一场从文字到视频,从中心向去中心的信息传播革命。

从此,人人都可以没有任何门槛地组建自媒体,而每一个自媒体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流量就是资本,资本就是权力。洗刷了原罪的网红标签,登堂入室,成为正经职业的一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新冠疫情促使手机娱乐进一步占据人们业余时间的背景下,传统庙堂之上的大小神仙都不得不屈尊降临掌上空间与草根网红们争夺流量,争宠夺爱。无论是国家媒体还是跨国公司,都得与村里的狗蛋、翠花们的自媒体在同一个起跑线公平竞争,而随便一个头部网红的直播覆盖率都可以轻松超过一个传统媒体的同时段收视率。网红越来越成为后现代文化意义中平民英雄、草根逆袭的典范。

从正面来说,这样的短视频爆炸延续了后现代以来的大众狂欢,帮助普通人进一步参与历史变革,让草根渺小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的嘹亮。这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愈加透明愈加平等世界的可能。但现实告诉我们,人人都发声导致信息更加分化,世界越来越被撕裂,信息茧房效应让不同社群之间的信息鸿沟更加加深,难以弥合。这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又一次龃龉。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在昭示一丝人文曙光的同时,总会紧接着在现实层面给它重重一击。因此我们一边看到技术进步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另一边人文前路不仅落后迟滞,且泥泞不堪。人们禁不住困惑,究竟是经书本身就有问题呢,还是说经是好经,被和尚念坏了呢?同学少年们不暇自哀,只能重整旗鼓,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管他芙蓉凤姐还是杀马特tiktoker,在这网红遍地的混沌中杀出一条阳光路。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我们这里的多肉开花也那么大朵吗?)

主题:网红

上一篇文章链接:虚拟世界里的教育平台/徐嘉亮(马来西亚)

从工具到玩具/江扬(中国)

摄影机在发明之初真实记录了百年前人类的生活,却在后来发展出席卷全球的电影娱乐工业;计算机出现伊始也不过是为了辅助人工计算,不曾想今日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大放异彩;手机的故事则更不用赘述,今时今日人们花费在手机上的娱乐时间恐怕远远超过了用它办公的时间。这些工具在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渐渐都发展成了玩具。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的玩具,这些工具也难以发展得如此迅猛,影响如此深远。

但很多人对于工具的玩具化忧心忡忡,担心这些玩具让我们世俗的生活更加娱乐至死,玩物丧志,萎靡不振。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潜心研究这些玩具的软硬件构造及背后的物理数学原理,那么就应该鼓励。而一旦他们沉迷于玩具的应用,就成了颓废堕落的代名词。难道此二者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么?

究其原因,这是关于谁来决定志向以及什么才是正道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达到怎样的高度才叫不负韶华,不负此生?如果说只有努力奋斗,名垂青史的人生才叫人生,那么99%以上穷极一生仍然无法出人头地的人们早已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资格。更何况今天的个体命运难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等级森严阶级固化的社会现状,几乎已经抹煞了任何屌丝逆袭的可能。余下不多的选项则是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地拿到学位供完房贷过完一个体面中产的一生,这就是那些鄙夷“玩物丧志”的人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吗?人性中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在于通过与他人事无巨细的比较中找到人生的满足感。如果都在一个学校,得比较谁的成绩好;一起毕业以后,那么就比较谁薪水高;而即便有一天一同被关进纳粹集中营,还可以比较谁更迟进毒气室。这也许是人的社会性的佐证,但却因此忽视了这样的基本事实——没有两个人的起点完全一致,归根结底所有的生活都是个体的奋斗。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些祖上积德人品爆表的屌丝最终逆袭成功,把它放在浩瀚宇宙坐标中——当历史都将不复存在,名垂青史更是虚无。都是蝼蚁一般的人生,又何必分高下呢?

这样消极的论调当然不是要鼓吹逃避现实放弃人生的虚无主义;毋宁说,这是对人生时刻保持警醒的存在主义。对工具的执着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切从目的出发的功利主义,极端的功利主义则会导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犬儒主义;而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在与这样的功利倾向保持对抗。虚无主义固然不可取,功利与犬儒更是真善美的天敌。中间偏左的存在主义,得以在这样的左右对抗中找到平衡,它所代表的价值理性在人类精益求精的游戏精神中更能得到体现。如果一个人真能沉迷游戏,那么他必将超越满足浅层感官的娱乐,而达到身心愉悦的圆融之境。只要不妨碍他人,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青春终将蹉跎,岁月总是虚度,那么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无用之用可为大用。让喜欢工具的玩工具,让喜欢玩具的玩玩具。只有人人都拥有沉迷其中的人生,这才是多元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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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潮流/江扬(中国)


近年来世界保守主义潮流愈演愈烈。如果说在中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尚有一丝历史的偶然,那么以川普为代表的西方诸国保守主义声势大涨则有其必然性,其背后都有着相似的反制全球化的逻辑。保守主义的共同特点包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拒绝交流,直至彻底的利己主义。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者们希望世界回到前现代互不连通的状态,即便做不到这点,那么回到他们年轻时各种冷战热战的状态也不错。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但凡有一丝利益受损即把大门紧闭。只要门里岁月静好,管他外面洪水滔天。新冠疫情更是为这样的保守主义极大地推波助澜,让医学防疫学成为政治操弄的挡箭牌。

保守主义潮流当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首先,保守与衰老几乎就是一对同义词。但凡年纪越大,越经历了人间的种种悲欢离合,就越患得患失,就愈趋向保守。虽然极左与极右都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保守导致的右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而无需左倾那样的理性动员或者阴谋煽动。换言之,保守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而变革进步则需要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去推动。然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世界局势的相对和平,都让人类寿命大大延长,使得社会老龄化愈加明显,那么众多老龄人口带来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越来越难以推动的惯性。

其次,保守主义还与人文教育水平息息相关。越是缺少教育的人群,越容易对外面的世界缺少了解,从而产生恐慌。而且,一般来说,教育水平低就往往处于社会阶级的中下层,难以跨越阶级鸿沟,也越难抵挡各种经济危机。一点风吹草动就噤若寒蝉,就愈加趋向保守,形成恶性循环。人文教育的普遍失势对于全球各国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如中美这样的东西方国家还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地是由于阶级固化导致的基础人文教育式微,快乐教育盛行;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意识形态的奴性教育导致的人文不彰。但总体而言二者造成的后果都极为相似,也就是保守主义高涨,民粹主义泛滥。

最后,保守主义越来越成为潮流还在于后现代各阶层愈加平等的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阶级鸿沟在拉大,但下里巴人与知识精英倒都得到了同等的发声渠道,传统的由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方式被打破,挑动人性阴暗的信息得到更多的拥趸。由此,人们愈来愈躲进既有的信息堡垒,只认同自己既有的信息习惯,越来越走向极端思想。如此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让传统的知识启蒙无从着力,甚至被无知者无畏的强大气场反噬,让启蒙成为庸众的笑柄,让“公知”(编按: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污名。

所有的这些,都让曾经为全球化、地球村的形成欢欣雀跃的人们为之气结。特别是经历过文革见证过冷战亦享受过柏林墙倒塌世界贸易一体化自由空气的世界主义者们,在他们耄耋之年遭遇了如此的倒退,如何不扼腕叹息。而这样的保守主义潮流,到底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点小波折还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必然大趋势,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正如这新冠疫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要在这漫漫黑暗中度过,与其缠斗,与其共生。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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