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办事机构，坐落在欧洲的中心。里面有个皇甫先生，是我在欧洲工作两年时的领导。在异国他乡，国内来的办事机构及其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依靠。作为他手下的打工者，当然要快点见到他，聆听他的教导。于是大约在他下榻的第四五天，打电话向他问好、报到。谁知那端传来觉得嫌我有点不识时务，在他的繁忙中搅乱他，那种居高临下、盛气的拒绝声：“现在我正忙着交接，没有时间见你们。等我的电话，你们再来。”

我对他的尊重被一掌推了回来。领导嘛，口气大都是居高临下的。不见就不见，等着就等着，何必语气那么不顺？后来知道，那时他跟上任领导的交接工作确实发生了一点摩擦。

一个星期有18节课，我也忙啊，等着电话通知的事儿就忘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电话铃响起：“怎么你不想来看看我？我是新来的皇甫某某。”

“你好、你好，皇甫老师！没有啊，早一个月我就打电话去问候你，你说让我等你的电话。”沉默。接着我就安排时间去那座漂亮的办公楼见了领导。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皇甫领导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使我很为难。他要我向学生收取教科书的书费。据知，以往学生用的课本是我们赠送给该大学的，若要收书费，也是该大学汉学系的教务工作，再说，与我同时有个台大的老师也在教汉语。汉学系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过，每年他被请去台大一次，他是哪里有钱给他，他就跟哪里亲。我这要去向他们收书费……把情况跟皇甫领导陈述后，我迟疑地说：“皇甫老师，现在这种经济措施好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收学生的书费不太合适。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收，我可以帮你去收。”也是沉默。此事不了了之。没有完成他交代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接着，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在上课，还没到下课时间，突然汉学系的石端老师推开教室门要我出去，说校长找我有事，还没到下课时间，要我立刻就去。心里怎么也猜测不着校长会有什么事找我？

原来，是我们的皇甫老师给校长电话，询问我在这个学校的工资是多少的问题。校长说，在他们国度，工资多少属于个人隐私，须经本人同意，才能告知第三者，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告诉皇甫老师。我顿时觉得很没尊严，为自己，也为皇甫老师，更为我俩背后的国家。因为皇甫老师问过我本人，校方每月给我多少工资？我们在境外的工资是国内教育部配发的，得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国后在国内领取。在境外的生活费由国家规定多少，从校方给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多下来校方发的工资则交到皇甫老师那里。他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校方每月给我的工资数，为什么还要把这问题扩大到校长那里？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自己？

我对校长说，我的工资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校长好似恍然大悟：Yes——All right. Nothing ,nothing. Sorry,sorry!

从校长室出来时，我沉默无语。石端老师在一旁安慰我：把这件事扔到阴沟里去吧！其实我在寻思为什么还要来向校长问及我的工资。后来，当我拿到汉学系给我的超课时费时，我似乎领悟到，是否，皇甫老师要我把超课时费也交给他。我没交，因为国家都是把加班费发给个人所有的。我不知道，校长告诉他我合同里的工资数时，皇甫老师是什么反应？

按常例，遇到节日，比如春节，皇甫老师要请该国中国外派工作的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在节日里聚会。在那个国家的汉语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被邀请到了皇甫领导的家里，一起包饺子庆祝元旦。据留学生说，那天我们聚会吃到的荠菜饺子，其中的荠菜就是皇甫老师让几个留学生在那城市绿色的大地上采摘的。这没问题，问题是吃完饭，我们必须在一张白条子上签上名字，说明每人享用了价值折合一百多元却令人生疑的午餐。好在老师和学生不在乎吃了什么，而在乎同胞之间聚会时熟悉融洽的生活习惯和有相同历史文化意识交谈的氛围。

常常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度、大气，更不会在与自己无关的业务名利上计较，然而，我的认知太狭窄了。

那个版式机构中新华社的朋友知道我会做点儿中国菜。有天，请我为她的几个国内来访客人做一顿中餐。餐后，朋友的客人送我一柄装饰不错、又可折叠的宝剑，以此道谢。皇甫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奇怪，他们送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送你呢？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帮助，跟你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是属于他领导的手下？也该谢谢他的默许。我当时也很笨，应该立刻把这柄剑转送给他。于此，我想起皇甫老师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件事，一个访问学者要跟当地的姑娘结婚，这是涉外婚姻，需得到皇甫老师的认可。他趁机要让那位访问学者帮他搞该国的油画。当时觉得：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讨要？后来想起这件事，不竟又疑问自己：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暗示我？——我也不送。

受皇甫老师不到两年时间的领导中，我俩的思维一直在坎坷的碰撞之中。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与该国汉学系老师合编的教材流产了。出国任教不久，在与汉学系老师商定了编写一部用他们本国语言注释的汉语教材。我将报告提交国内，国内领导表示了同意。第一册基本编写完成，汉语文本也得到了汉学系老师的认可。但是一直没等到国内的肯定批示。四个学期结束。我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向皇甫老师申请延期到九月底再回国，要把第二册教材编写完成。皇甫老师不同意。那时我才知道其实国内已经同意，并且还批拨了开编费一千美元。皇甫老师说，你让其他老师都参加编写，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样的问话，我几乎昏倒！编教材这是两国老师的合作，怎么会想到也要请皇甫老师参加，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汉学系老师很认同我这两年的教学，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在他们那儿任教，我拒绝了。我这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教学环境……最后按照皇甫老师单方面为我决定的机票时间，我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前，皇甫老师还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到国家教委去告我的状了。我只能皱起眉头，叹口气，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告别词，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不是个碎言碎语、喜欢拨弄的人，即使是别人来找我了解，我还得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实际上，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有成千上万，有一两个奇人奇事也难免。不是有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偏偏犹如中了个彩票头奖，我被碰上了，至今仍感到有点恶心。

大约两年后，偶然听到皇甫老师已经回国的消息，附带花边旧闻：在卸任离开那个外事单位时，他提出单位领导给他派两辆车送机场的要求被拒绝了。想必他在离开时又闹了个不愉快。想想，多了一辆车的行李，什么行李？哪儿来的？可见对他认识的人，相同的不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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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一个是从小给人放牛、做学徒、在有钱人公馆里打杂的伙计，一个是农家姑娘。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当天还是互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夫妻生活完全出于要延续香火的责任和生物的性本能。哪来的感情？要有感情，那也是有了孩子后的亲情。父母的婚姻很理智、很习俗，也很传统。

母亲从来不主动向父亲要钱。父亲在外打工回家给多少，用多少。蔬菜是自己种的，油盐是家里养的鸡鸭蛋换的，农民嘛，物物交换就是生活的供需。

后来母亲随父亲进了城，婚姻的第一重任就是生孩子，而且应该是男孩。第二年，同个墙门里的另两家都生了男孩，唯独母亲生了个女孩。父亲天天嘟着个脸，从来不主动走近那个女婴看一眼，母亲像做错了什么事，整天在父亲面前低着头，不敢正视一眼。而那个尚在襁褓里的小女婴能到父亲身上唯一的位子是胳肢窝下，做父亲的不是抱她，而是挟她。然，一年不到，哪两个男孩都被上天的安琪儿招走了，母亲走路才抬起了头，露出了脸。

母亲和父亲很少讲话，他们的交流都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中。父亲下班回来了，母亲急忙从床下拿出一双拖鞋，送到父亲脚下，让父亲的双脚得到放松。很快又打一盆热水，绞起一块热毛巾递到父亲手中，母亲则站在一旁，等父亲擦完脸，接过毛巾，端开脸盆。擦干净桌面。搬出热在锅里的三四只菜碗，盛一碗米饭，取一双筷子，放在父亲面前，三四个孩子则围在桌子对面，抬着头、睁大眼、嗫嚅着小嘴看父亲吃饭。

父亲吃完饭，离开饭桌，母亲和孩子才能接着吃。母亲把父亲剩下的好菜，例如一两块肉，再用筷子分成几小粒，夹到孩子们的饭碗里。孩子们欣喜地把这粒肉埋进饭里，有的夹进嘴里吮一下，再吐出来，吃口饭，再吮一下，而母亲常常在孩子们吃完饭，才把菜汤倒进自己的饭碗，三口两口地扒完自己碗里的饭。“食不言、寝不语”一家人悄无声色地吃完饭。后来孩子大了，不过吃饭还是不能有声音。吃饭不能说话，连咀嚼都要闭着嘴唇，不准发出吧唧声。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了街道的手工制盒作坊，做了家庭妇女，料理一家七口人的起居饮食。父亲每月给母亲一笔生活费，其他什么都不管，也从不干涉。特殊年代那时期，每月父亲拿回家的钱很少。他拿出自己一个月的饭费8元，把剩下的43元放在桌子上说：现在每个月就这些。家里用得够与不够，父亲都不管，母亲也不向他要。用不够，就想办法在娘家亲戚中周旋。

一辈子没见父母吵过架，也没听到过母亲高声埋怨父亲的一句话。不是母亲对父亲没有意见，而是不敢。记得母亲最生气的一次，是躺在床上流眼泪，对我说：我要回老家去。我说：老家都没有人了，再说我们怎么办？她不再说话，流了一会儿眼泪，起床又去忙她的家务工作。

那时候我们的鞋子都是母亲亲手铺鞋底、纳鞋底、剪鞋帮做成的，为了做孩子们的鞋子，无论大小厚薄，家里的每一块布头都用来做门儿布，垫鞋底。但常常是她做好了鞋，孩子们的脚又大了，有五个孩子呢。除了洗衣做饭，家里的地板，连厨房里那几块搭上去的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是蹲着用布擦，不是拖把拖的呵。

我们长大了，母亲又着急我们的婚事，她就想自己能亲手带带第三代，让夫家枝繁叶茂地延续下去。母亲的心，很容易满足，儿子带她去西湖玩了两个小时自划船，开心的不得了，从小就会在河里划乌篷船，那天她仿佛回到了少年，心心念念地逢人便讲给他们听，儿子带我去西湖划船了。

有一天与母亲聊天，问她结婚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想头。母亲说。有什么想头？生你们养你们，你们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人嘛，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

如果不会生孩子呢？她回答：怎么会？

是啊，看看周围的人家，哪家的孩子不是四、五、六、七个？我们的邻居陶家姆妈，还生了21个，养活了13个，那个十三太保还差点是我的同学。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平常女性，似乎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夫家的香火。是啊！不然社会何以存在与发展？那么简单的想法，却撑起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奇怪！

等到我们这一代男女谈婚论嫁时，情况与我们的父母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了，伟大领袖号召：

解放妇女！

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次是颁布了《新婚姻法》，在法律上保护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妇女的婚姻权利。

最后是最重要的，因为妇女走出了家庭，成了社会生产力之一，妇女有了经济收入，得到了经济上的权利保障。于是六十年代的女孩子自强自立，更是自尊自重。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蔚然成风。

挑选什么样的配偶？与一直以来，看人看人品的传统观念分不开，更受了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征影响有关系。首先是论家庭成分，城市里有工商资产阶级、小业主、手工业、城市贫民等等阶层，农村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阶层。这些成分本人及其子女的前程，都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家庭出身成分的影响。所以政治条件是第一，人品第二，再去培养感情，外貌及经济条件都是次要的。

那时候女孩子谈恋爱讲究自重、自尊、自爱。在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前，女孩子是不会让对方为自己花钱，认为对方拿钱财馈送，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因为自己不是商品。跟你好，不是卖给你，跟你好，是看重你的人品，而不是看重你钱多；也不会轻易地与对方牵手，更不允许率性地亲吻。那时候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贞操非常看重，只有在新婚之夜，才能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自己的丈夫，不然就是轻浮，不检点，不矜持，会被人看不起。

所以那时候有不少家庭，夫妻双方或在文化知识层次上差距较大，或在成长过程中经济条件相差较大，两个人的家庭教育背景的距离也可能很大。不过两个人在恋爱时多半是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好，隐忍自己的缺点，双方看到的多半是对方的温柔啊，对自己的细心照顾啊，即使并不太美，也要看出个性格好，即使不英俊，也要看出个男人的坚毅，总之恋爱时的一切都是相互称心的。于是就走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但是婚姻生活不是理想，是现实。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风花雪月琴祺画。在家务劳动中显出了怠惰，争执中出现了粗暴，日常细节中分出了高雅和低俗。人无完人，而且结婚后，夫妻双方脱下了恋爱时披挂的情感轻柔面纱，呈露出原生性格中的顽劣，于是生活中产生了不满、失望，双方，尤其是女方，甚至会后悔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跟你……

不过，可以说，长在红旗下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女士们，埋怨归埋怨，但一般不会离婚，因为她们明白婚姻不但是爱情的表现手段，更是一种对家庭人员——丈夫和孩子应尽的责任和道义。她们不自私、她们会为了责任和道义，尽可能维持婚姻的存在，有着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和奉献。这里面蕴含着殷殷的自古以来有的女德，有这样的母亲，孩子有福啊！

这个时代的母亲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社会，献给了丈夫和孩子。现在她们已是银发一族，她们正在尝试着新的养老生活。她们的养老生活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相信在子女的孝顺下，社会的帮助下，她们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发出创新的璀璨光芒。她们对生命的理解越来越理智，相信从她们开始，对自己的百年以后也会放下一切包袱，有更自由自在的选择，放飞自己吧，我的四十、五十、六十的姐妹们！

当下，看到一些女孩子对婚姻的理念、实践，不禁有些迷惑，不知道这是进步发展还是退步复旧？

男女两人谈恋爱，必定要男朋友请客喝咖啡、请吃饭；请看电影，必定要买爆米花或冰淇淋蛋卷筒；一年四季要送情人节礼物、生日礼物、交往周年纪念礼物，甚至认识不久就在校外开房间，说什么试婚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双方……据说，某年大学生的艾滋病毒比例为11:1，可怕！

当下，谈婚论嫁，首先是要有房有车。房子要跟公婆分离独立的，要买在学区内。车子要买40万以上的。不然，结婚免谈。为此，有人没见新房就进了班房，有人干脆厌婚，现在很多男女不再结婚，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做起了单身族。根据2021年的一份调查，单身族比例到达了25%。

据说某高校一堂艺术欣赏课环生出了一场婚姻择偶标准的讨论：白毛女为什么要嫁给大春？大春虽然年轻，但是他没有钱；喜儿为什么不嫁给地主黄世仁？黄世仁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有钱啊。当代女大学生问题的提出，让40后、50后的老师张大了嘴，惊愕得半天合不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下有些女孩对婚姻的理念、价值以及她们的行为举止有如此颠覆、扭曲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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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让我细细地回顾了退休的二十年时光。

退休那年，我刚做外婆，三四年后，我又做了奶奶。我有将近十年时间帮助女儿儿子带了外孙和孙女。网上传说的给下一代带孩子的烦恼，没有呀！他们的生活费都交给我计划使用，双休日他们就打扫整理自己的房间及个人卫生。我就是接送孩子到幼儿园、学校。大小孩子都出门了。我自己也去学校上课了。因为我退休后，学校还要我继续任教。

所以我没有退休后的失落，反而得到了含饴弄孙的人生乐趣。这其中要把握的是老人帮助带孙辈，干活的范围和尺度。现在的社会节奏很快，竞争也强，尤其是双职工，能帮还是应该帮一下，但不能包揽。

所以要有话在先，分清做爹娘、做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职责。

待孙辈成长到有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孩子们独自生活了。

退休后，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过怎么样的退休生活，要明确认识退休后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从小一个愿望是想拥有一套四周有绿色草地树木的房子，那是别墅啊！原以为我们这代人是不可能实现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居住的房地产私有化了。但是我还是没能力去买别墅。别墅买不起，但住房条件根据自己的能力改善一下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在退休后又工作了十二年，为的是有一套转身的空间稍稍空泛一点，呼吸的空气稍稍新鲜一点的房子。

那时社会上对养老问题引起了重视。公家也好，私人老板也好，先后建起了养老院或者养老公寓。养老院，不行。一个房间住两个人，人是陌生的，空间是小的，每天面对面都是越来越颤颤巍巍的老人。访遍全市，发现已建的养老公寓周边交通不甚方便，四周还杳无人烟，犹如被隔离、孤立在人世之外，没有人气。一天，碰到一个以前住学校集体宿舍时的老邻居，告知我，她在郊区“西溪且留下”的地方，买了五十年养老公寓的居住权。跟着她去哪儿一看，大环境很好，东窗推开是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南窗远看是座耸入云天、层层相接的茶山，北窗入眼是一条院区大道，右方是延伸的山脚，山脚下有个铺着塑料运动毯的门球（编按：gateball）场，球场北向黄黄的两三间房，是当地农民共建、保佑四方的土地庙。老人公寓交通方便，院内老人，年轻人和小孩来来往往，任其兴旺，颇为热闹。当场就交付定金买下了一套近200平米顶层房的五十年居住权。

房子是与妹妹一起拼买的。上下两层近200平米的毛坯房还需要装修。我们打算自己设计自己买材料，请一个装修队操作。如果装修中有出错的地方，就当是学装修交学费。于是只要那里有活动，我们就去那里买装修材料。听材料老板天花乱坠地吹着降价，去抢前100名，去排队交定金，买齐了所需的一切材料。因为屋顶漏，简约式的装修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才完工。

搬进了新房子，早上醒来看着米白色、有花边的天花板和弧线形的壁灯，心理美滋滋的，想不到老了我还有怎么宽敞的房子住，这可是我一个人自力更生的成果。这样的心情足足持续了两三年，深深感到人到晚年，如果换一套自己独有、心怡的新房子住，那绝对是一种开始新人生的崭新感受。

退休以后的生活，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比如买老人公寓的房子，起初，孩子们是反对的，觉得那是他们的不孝。心情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们是看不清养老的前境。我坚持，于是我有了舒适、满意、空气新鲜的山景房，更重要的是有了居住的惬意的心情。放在当下，进驻老人公寓不是已经很正常了吗？

在离开孙女家时，孙女挽留我说：奶奶，你一定要走吗？我对她说：你长大了，很多事可以自己做了。奶奶还要过几年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相对比，上班工作时，你的大部分人生是被动的，每天的时间被工作、职务、孩子等等必须做的正经的、不正经的生活所耗费。一旦退了休，特别是2014年，我完全脱离了发挥余热的教学工作后，没有任何人干扰我的时间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空，我怎么安排：

一是把一辈子的教学经验总结一下。上班时，正碰上四校合并，又是对外汉语方兴未艾之时，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纷至沓来。两千多几十个国家、汉语水平各异的学生，排课、聘请、考核兼职老师，听课、督导、个别传授外汉教学听说读写的方法，教务工作一堆；自己的课时还一节不少。搞科研撰写论文著作不是没有水平，是没有时间。一位老先生与我同事时经常对我说，你的教学心得一定要记下来，传送给其他对外汉语的老师。自己想想也是，从当初不愿意教到愿意，到钻进去，到有兴趣。这个外汉教学过程占据了我下半生的几十年。我得自己对得起自己。

于是，退休的前几年，一边兼课一边主编了《实用对外汉语重点难点词语教学词典》，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了三次，好像市场还不错，后来竟然炒到五六百元一本。

留学生看到了那本词典，对我说，老师什么时候给我们写一本我们看得懂的对外汉语词典。于是在国内外旅游告一段落后，我又开始编写《汉英双解对外汉语重难点词语实用词典》。编写词典细致繁琐，也是对自己毅力和耐心的考验。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在国内外英语主编们的支持下，心心念念地伏案了几年，此本词典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堆碎繁的怨，一不小心漏写一条的恼，一股脑儿都变成了成功的欣喜、盼望成书的兴奋。两本词典的撰写没有沾染名和利的一丝一毫，再没有人会因为有这点成果给我评个正高，但我写得轻松愉快，也不用在升职称时可怜巴巴地去求人，不用小心翼翼地去看别人的脸色。我只是为自己转行搞对外汉语教学做个完善的总结。虽然外汉教学还是个受着很多因素牵制发展的新专业。

此外，我还写了八九十篇人生追忆性散文，从中感到自己这一生自力更生、积极养正，无负父母之教育；与人为善、是非分明，无以媚骨之贱生。我为自己的一生深感欣慰。

我所学的中文专业成了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兴趣所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我会愉悦地阅读、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终结。

二是畅游国内外大好河山，领略世界各国人文景观。扩大眼界，开阔胸怀。旅游是我一生的爱好。我们两地分居二十多年里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期，我怀着孩子、带着孩子都不放过可以旅游的机会，几乎游遍了东三省的大城市。

我在欧洲教学的两年中，周末、当地的国定假、传统的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等，所有的假期我都在旅游，几乎游遍了英国和欧洲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

当然我更不会放过自由自在的退休时间，去了北美洲、澳洲等国家。除了大自然的山河，着重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也不错过各国的西餐，不错过坐直升机，俯瞰科罗拉多侵蚀性的红黄色大峡谷。大峡谷两壁犹如斧劈刀镌出的古生代到新生代各个历史地貌呈露在你的眼前，你不得不惊叹天和地才是最有天才的艺术家。我也不错过地球上最适宜坐热气球的土耳其卡帕多西亚。站在热气球下面挂着的方框箱笼里，看着身边燃烧着的大火炬，身体慢慢地飘入蓝天，俯仰着想去扯一缕白云那种腾空、梦幻般的感觉，鸟瞰脚下地球上最像月球表面山峦般古老蛮荒的卡帕多西亚地貌，内心会有一种穿越到了另一个星球的奇异感。

国际旅游开阔了我的眼界和胸怀，但凉亭虽好，我却不想久留。在通过申根条约国的边境或海关，我明白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自由与平等”是不存在的，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放过为难中国人。在参观各国著名博物馆时，看到墙壁上成片成片的敦煌壁画、看到展柜中无数尊佛像雕刻、中国各朝代的瓷器，心中非常难过，但我也明白了他们的财富是以抢劫起家积累的，我不羡慕他们的富裕。

我热爱世界各国人民，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出过国后，觉得还是在自己的祖国有尊严，我爱我的国。

退休后，我还有个最大的成果是获得了关于人的生死哲学观。生和死是一个完整人的开始与结束。客观地说，人一出生，就是在向着死亡迈进，死亡是必定的。不过这个走向死亡的过程因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而不同，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体现了每个人活着的价值。

我们选择不了自己出生在哪里，控制不了自己如何生，但是我们可以掌握自己如何完成生的过程。如果如何生活的过程因为包含有很多学习、尝试，甚至失败等等而把握得不好，那么对最后一段晚年时期直至死亡的过程应该有比较理智的认识和安排。

人的死亡是必定的，你就不用害怕，害怕也没用。如何有尊严地死亡？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我已经与家人声明：一旦我病倒，我不会讳疾忌医，但是如果预后只能躺在床上生活，我不要动大手术开刀，我也不要抢救，帮助我自然地死亡即可。

死后我不要墓地，把我的骨灰洒向大地，回归大地。“化作春泥更护花”，子孙后代若想念我，买束鲜花，地上一撒，即是祭祀，不想后人因我每年长途跋涉、车马劳顿地去我的墓地。

我的朋友觉得那么早就做死亡的准备，太晦气了。不，有了这样的准备，就把“死”看淡了、放开了，从而活得更轻松了。

二十年的退休生活很快就要过去，我感谢社会给我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感谢我的家人给我亲情的关怀、照顾和宽容；感谢我的朋友、同学给我友谊的滋润，生活的色彩。我退休后活得有滋有味，快乐自在；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成果累累。即使今日闭眼，我也心满意足，一生无憾。

感谢父母、感谢生活！

感谢我自己，又生气蓬勃、雄心壮志地开始计划一个又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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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印象”肯定是表面现象。而印象一旦被“刻板”，人们的认识就被固化，就被模糊。你就会因得不到的印象而困惑、而怨恼。

一直以为欧美各国一定如他们所说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欧洲工作了两年，即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国家，也不平等对待我这个在他们大学做老师的中国人。旅行时常常被无端地叫到海关检查站查文件，明知故问一通。我和我的学生说：我很诧异，这是平等自由民主？

一直以为西方欧美国家很重视人权、尊重人权，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就颁布了《人权宣言》。这个独立宣言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基础的，人们常常把《独立宣言》看作《人权宣言》。人权人权，人的最基本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吧？谁知道某大国在一场疫情中任人自由，竟任其死去一百多万生命。噢！自由也是人权之一。不过，命之不存，自由将焉附？

已经延续三年的奥秘克戎，不少人对它有了两个“刻板印象”，一是以为过了冬天，它就走了。谁知第三个冬季开始了，它还在变着法儿跟人类捉迷藏。二是以为只要是新冠病毒，就很凶险，就要严格预防。三天两头不断地做核酸，打疫苗。其实奥秘克戎并不刻板，它有35个变异位点，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变成那样，快速地变异着。它们的危险性倒是变得越来越弱，它们也累了。如果人们还像开始时那样谈奥密克戎色变，还要封楼、封城，那就“刻板”了。

其实世界万物从没凝固的“刻板印象”，而只有被伪装的“刻板印象”糊弄、欺骗。古话说得好：“眼睛一眨，老婆鸡变鸭”，“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眨也好，三十年也好，“印象”是永远不会“刻板”的。“刻板”的只是自己的眼力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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