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不平凡!/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常例,留学生高级班的写作,第一节课,课堂上40分钟要完成一篇即兴作文。学生在老师给的5——8个题目中任选一个,文体不限,字数400以上。课后。批改作业时,其中有篇文章脱颖而出。老师发现其用词老练、文句流畅,逻辑思维严谨,竟然改不了任何一字。写出这样文章的人,还要上什么写作课?

第二次上写作课前,老师在最后一排找到了那个学生:是个胖胖哥,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南洋华裔。五官线条圆润,眼光灵活犀利,却带着些腼腆。

“这是你的作文,我一个字也改不出。你的汉语水平,不用再上写作课。”老师对他说。

“但是学院要我有两个汉语课的学分”。

“那这样,你不用来上课,两个星期交一篇作文就行。不然,我上课用的范文水平很难选择。”

胖胖哥像其他同学一样,一节课不落,照样来上课,还从来不迟到。老师让他上课可以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他呢,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按时交上每一次作业。

随着他交上越来越多的作文,以及跟他课前的交谈,老师对他越来越刮目相看,原来他本人是个普通的电力工程师,还是吉隆坡《南洋商报》的专栏作者。

怎么还来人文学院读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对中文感兴趣简直有点着魔,现在有几个理工男会中断自己的工作,特意跑去另一个大学研读博士学位?但是他就与众不同。

他研究的竟然还是从古希腊戏剧翻译成中文的译作中,探讨西方精神层面的文化,尤其是西方人对命运的看法、理念,是否随着古希腊戏剧一起也传到了中国。经过五年的研讨,他通过中文翻译者在翻译时个人的文化认知倾向因素体现,和翻译者对希腊文化接受程度的研究,得出在翻译作品中,代表希腊精神的抗命论并没有战胜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宿命论。希腊的编剧注意力在主人公的奋斗过程,翻译者的着眼点重在体现戏剧故事最后的结局。两种不同的文化思路,跑不到一条线路上。

一个普通电力工程师,暂停自己的工作,离家出国去苦读跟自己工作毫不相干的人文博士学位,另类吧?研究的课题,是连中国翻译界也没有引起重视但很有价值的中西方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作品中的冲突、缓解,最后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宽容或者平和相处,以致翻译作品最后的形成。翻阅他的论著,可见论著撰写的难度,翻看书后近四百篇或古希腊戏剧的翻译本、或论著、或论文、或外文等的参考文献目录,就会让人眼花缭乱。

没有人这么综合地从翻译作品、翻译过程的角度研究西方作品中西方文化与中文翻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相处,这个电力工程师却开了先河,不简单啊!

学成回国后,他仍然在公司履行一个电力工程师的职责,那家用电单位在用电上出了什么问题,他就奔赴那家,并没跳槽。同时他也很平常地在一个普通家庭践行一个丈夫的权利和责任。两个小女孩接踵面世,回到家,他就就忠实尽心地做爸爸,给她们讲故事、做游戏,还出国旅行度假。大女儿上小学了,小女儿上幼儿园了,与其他父亲一样,为了有个好的教育资源,所选的学校和幼儿园都比较远。他每天五点多醒来操持一番女儿们的穿衣、吃饭,然后就开车送孩子上学,晚上接她们回家,还少不了作业上的辅导,过的就是一般人的生活。

但是他并不安生。回国不久,就在Facebook注册了《学文集》账号,组织了老老少少三十个左右的笔者,成立了《学文集》原创作者群,撰写每个月的主题作文。有作者问及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创作群,他说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人文意识。这个梦想可谓大耶!

他是《学文集》的主编。每天公司的业务、家庭的家务等等,诸事完毕后还要在灯下审看其他笔友从手机、电脑传来的文章,审定一篇,配上一副照片,挂到Facebook上,以享明天的读者。时而,有作者不能及时交上文章,他得即兴赋文,补上空缺。每每到深夜一二点钟才能休息。一个人工作除外,再做一件事容易,但每天要做相同的一件事就不容易了。他每天晚上要向Facebook的《学文集》审阅传发一篇文章,已经坚持了八年之久。网络出版《学文集》毫无功利,你做得到吗?听听都累了,这份公益不简单啊!

想想:每个人都要吃饭、睡觉,大家都很平凡。每个人都要有一份工作,刨去工资的多少,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回家,都是凡人一个。不同凡响的就是他给别人带去了什么?他给社会的发展带去了什么?大约这就是现代做人的更大价值——除了平凡,还要有点不平凡。

  • 摄影:林明辉(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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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奥茨维辛集中营外被“路见不平”/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那年,我到了波兰。在华沙,学生告诉我,华沙老城虽然叫“老城”,事实上是二战后新建的。整个波兰只有克拉科夫城没被炸毁,因为克拉科夫在二战时期是德军的总指挥部。离克拉科夫大约60公里之远,就是奥茨维辛小镇,离小镇不远就是集中营。

奥茨维辛集中营,我参观了两次。第二次是一位朋友出差到柏林,弯到波兰来看我。他曾经是军人,提出要去奥茨维辛看看。

那时,参观集中营的游客不多,没有导游,也没有解说员。参观路线随游客自己决定。因为我已经参观过一次,路线比较熟悉。再说,一般一个展室常常只有一两个游客在玻璃橱或玻璃柜前面沉默地游走。参观的时空是很随意、从容的。

我与朋友从集中营大门框上架着用41公斤重的铁片裁剪成“劳动带来自由”的标语下,进入四周密布着双层铁丝网的集中营区,开始进行令人不自觉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是窒息的参观。

一号营区有近30个参观点。几乎一个展室一个主题。我参观的第一个展室,一半空间堆的就是受害者们大大小小、一年四季形形色色的各种衣服,与参观者只有一层玻璃之隔。你在这堆衣服面前,千万不能展开想象,但是你怎么也止不住想象:仿佛在那么多衣领口升腾起一个个变幻无形的幽灵,有老人、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孩子,他们想跟你说点什么,但又发不出声来。从衣领口出来的怨魂越来越多,他们朝着玻璃外的你飘忽过来。这时,你会怎么也看不下去,赶快离开。

可是,当你面对着又一玻璃墙那边成千上万只牙杯、搪瓷碗、勺子,鞋子……你又看到了他们。在另一个展室的墙上,他们更似现实地站在墙壁上,左侧、右侧、正面地看着你。你走到哪里,他们的眼光就追逐你到哪里,他们那浓厚阴霾的眼光,冷漠、迷茫、疑惑,而在这后面隐藏更多的是压抑着的怒火。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参观,但室内的展出的物件仍是让人胸口堵满不知名状的磈磊。而我那朋友参观时,一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说什么呢?面对着十一楼和十楼之间那堵死亡墙,知道了受害者在这堵墙前被扒光了衣服,面墙而立,顷刻,后脑勺就进了子弹,受害者倒下的情境,除了沉默、沉默,只能是沉默。

走出展室,抬头看到蓝天,似乎能喘出一口气,然而阳光映衬下的绞刑架即刻移入了眼帘,那架三根木柱结构的绞刑架下,盈盈蒸汽连续不断,又让人想到受害者的灵魂……。绞刑架不远,一座是伪装成淋浴房的毒气室,一座是置有四只炉子的焚尸间。淋浴房的水泥地上,四周嵌着流水槽,顶上是装有花洒的水龙头,实际上,那花洒是喷发极毒氰化氢气体毒杀受害者的毒气口,所谓淋浴房,实是毒气室。成百上千的受害者被送到集中营,一下火车就被挑着分类、站队,绝大部分受害者就直接被扒光衣服赶进“淋浴房”,成千上万的生命就被毒死在这里,紧连着毒气室就是焚尸间。集中营就是集中屠杀啊,我想到了南京的1937年12月。

第一次参观时,我还参观了荷兰、法国等几个国家在奥茨维辛集中营布置的纪念本国受害者的展室。这些展室原来是犹太人、政治犯等受害人关押的营房,搬除了原来两排高低铺的木床改制而成。展室的主题是纪念本国在此集中营的受害者,但每个国家展室布置的形式、角度、风格,或者说展室的设计艺术各有不同,有的像时间隧道,有的像大块积木搭成,显示了各国特色,也值得一看。我就带着朋友走向那一排集中营房。

但是没找到我看到过的展室,倒是来到了一间全黑展室的门口。展馆四周是漆黑的墙,室内除了大门口射进去的一方块阳光以外,再就是直着离门口几十米左边那个角落里的电视屏幕,发出令人发怵阴森森的蓝。这种蓝没有波长,没有光,只有色,森森的兰屏幕上滚动着国名、地名、人名和数字,再加上耳边时而传来轻一下、重一下让人心惊的金属撞击声,一下子又让我想起抗日战争影片中,日本兵扫荡时进村的情境。

这个展室让人看什么?走进去,定睛环顾,原来黑墙上隐隐约约地有着很多字迹,走近一看,是不规则的横一条、斜一条写下的国名、地名、人名和数字。我明白了,这是专门纪念某国家、某地、某楼、受害的犹太人的展室,墙上写得就是屏幕上滚动的内容。

辨认着黑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数字,听到那不规则的会撞碎心脏的金属声,我的心一阵阵地收缩,腿脚一寸寸地发软。实在支撑不住了,我赶紧离开了漆黑的展室。

室外,阳光灿烂。直到跑出顶端环绕着电线的铁丝网外面,我才喘出了一直紧紧屏住的那口气,人才松散下来。远处蓝蓝的天、绿绿的树、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地以及零零散散的野花映入了眼帘。我又逃出了那座魔窟,我再也不会去了。

集中营大门外就是一条不宽的林荫路。从树林间射出的斜光下,有个年轻爸爸推着婴儿车朝我过来。波兰的婴儿非常可爱,我每次看到都有一种想拥有一个的念头。车里的婴儿,玉色的脸蛋透着淡淡的粉红,嘴里吮吸着一个奶嘴,长长卷卷的睫毛下安静、纯净的蓝色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的心里照进了阳光,温暖起来。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我打开照相机,给这可爱的孩子照相。

突然从奥茨维辛大门冲出来一个年轻人,一边喊着一边向我跑过来,指着我的照相机大声地斥责:

“你为什么要给这孩子照相?”

“天、地、树、花,这些都可以照,为什么要照孩子?”接着他又问:

“你是哪国人?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

那时,我工作之余常在欧洲旅游,旅途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首先认为我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是新加坡、港台人。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发达,很少见有中国人在国外旅游。常常在旅游途中碰到过海关时,明明什么文件都齐全,但就不肯让人正常通过,因为我是中国大陆人。非要花费不少时间,让我下车去海关检查点审查我的入关文件,问东问西。让旅游团其他外国人等上十分钟二十分钟。遇到这种待遇,我常常问自己:欧美国家不是高调宣讲:“人人平等”吗?但我没感受到,相反,我感到他们看不起中国人。眼前那种感觉又出来了,我内心不免愤愤然起来。但是我不能跟一个毛头小伙子吵架。我平静地说:

“首先,我给那个贝贝照相是他爸爸同意的。其次,天啊,树啊,花啊,我也拍了很多,但你不觉得那个贝贝更美吗?最后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北京的。”我一连回答了他三个问题。心想:我不能只回答他的问题。于是我也问:

“请问,你是哪国人?”

“意大利。”小伙子很神气地回答。

“噢,意大利!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喜欢孩子的。我在欧洲旅游了十几个国家,我拍了十多个国家小贝贝的照片,他们太漂亮了!当然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不愿意,我不会照。但是,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中国旅游,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文化。当然,对你今天的‘路见不平’,我也理解了。”这个意大利小伙子先是怔住了,他身后一起来的中年妇女更是一言不发。但小伙儿又想说什么,上前走近我,被他的妈妈还是阿姨拉住了。正在这时,回克拉科夫的公交车来了。

“先上车吧,这是末班车。”我对那个小伙说,“不然,就在奥茨维辛过夜”。上车的人不少,我和朋友也挤上了车,车门关上前最后上车的乘客是意大利小伙和他一起的女士。欧洲国家的公交车上很安静,即使有人讲话也是轻声轻气的。到了克拉科夫,下车时,我没找到那个小伙,我想他可能还有话要跟我讲。如此,他对我的“路见不平”也就消遁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之间了。

回华沙的火车上,我的朋友问我:

“你最后跟那小子说,理解他今天的‘路见不平’,是什么意思?”

“那——只是我的猜想,希望不是那样。”

“你说得明白一点。”

“好,说白了吧。在照相的问题上,西方人和我们确实有点不一样。他们偏重于对大自然的审美,很少照“到此一游”的相片。而一般中国人喜欢人跟景色一起照,显示曾经‘到此一游’,体现‘留念’的价值。这是两种文化在摄影上小小的区别,以致引起小小的碰撞。”

“为什么说是猜测?”

“那是我对这个小伙为什么那么冲的猜测。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如果他熟悉历史的话,如果他有点自负的话,那么,他今天在参观奥茨维辛集中营时的心理是比较矛盾的,他的气不顺。因为墨索里尼也是战败者。”

  • 附图摘自Deutsche Welle (DW)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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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情谊是终生的/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朋友的一个建议,一个举措很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前途。平常嬉笑言谈、同进同出的同学很可能就是你人生的贵人。

那年,66届的大学生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L君,这个已经是在65年因学校教学工作需要提前毕业,工作了一年的年轻老师,又在“造反有理”的运动阶段,被“造反”回到了原来的班级。这时也被第二次毕业分配去四川涪陵。从初中毕业开始,L君就肩负着家庭出身不好的重大压力。不过L君有自己做人的准则:不欺骗人、不损人、独善自身。从高中离家住校,独立生活开始,她尽心尽力地去做每一件事、去对待每一个人,不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面对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每一件事,L君总是沉默以对,不做任何抵触反抗。“提前毕业”对她来说,也只是一种没想到的安排。她高兴,但不激动;木木地接受,但不刻意主动地去问讯、去争取。逆来顺受也好,驯服工具也罢,L君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抵牾、讨厌,产生矛盾,更不敢拒绝或去争夺。正如当时被人叫做“黑七类子女”那样,她只是个八九等贱民的一分子,只有被任人摆布的命。当她被张榜宣布与其他19个同学一起分配去四川,而且是重庆下面长江边的一个县城涪陵时,她觉得这个结果也很正常,在她心里没起一丝怨恼的波纹。但她也没为去四川做任何物质上、精神上的积极准备,就如要去上街一样,等着十二月二十号那个报到日子的到来。

老天似乎也有点迟疑,二十号那天一早,L君打算去买杭州到成都的火车票,还没出门,一个也去四川的同学到她家来传达一个通知。说:四川省革委会来电报,因为那儿武斗,延迟报到。延迟多久,再听通知。L君照旧没有多大的兴奋和欣喜,好像事情的变动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倒是L君的高中同学,听说她暂时不去四川了,第二天,几个平时最接近的、犹如兄弟姐妹般在高中同窗三年的同学一起来到她的家,激动地对她说:

“你有时间了,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反应你的特殊情况,你不应该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向哪个上级领导机关反应?现在都是造反派说了算,有效吗?搞不好,说我想翻天呢。”

“向军管会,省军管会。”鸿儿是L君这几个同学中最有创新思维和点子的人。

“对,到省军管会,教育厅是省军区支左的,他们应该比较掌握政策、讲道理。”三个男同学附和着说。

“说去就去,又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快,走吧!”鸿儿催促着。

四个同学连推带拉地把L君拽出了家门,直奔省军管会管大学生分配的办公室。有两个军人仔细地听了L君的叙说和要求。L君认为自己不能再进行二次分配,如果一定要她去四川,要作为工作调动去四川,因为她已经是在编的大学老师。俩军人态度很好,这是那个运动开始以来,L君第一次看到呈现和蔼神色的两张脸。他们耐心地听完L君的陈述,还应诺她,他们会进行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出决定。那就好,L君说的全是事实,不怕调查。

L君很感谢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陪她去省军管会反应情况。她自己根本没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反应情况,即使想到了,她也不敢去。从省军管会回来,L君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脚下出现了一条新路,路的那端透出朦朦胧胧的一片光亮,虽不清晰,但那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光晕。L君心里还顿感温暖,本以为自己只能背离家乡亲人,孤寂一人独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想到曾在杭城之外五十里左右远塔基山上茅草房校舍的青年中学里高中三年的同学伸出捧着满满暖暖的情谊和智慧的双手托住了自己,拥住了自己,来为她排忧解难。L君原来空荡荡的脑海,有了点希望的光亮;原来死灰般的心田,有了股温热的暖流。L君常听人说,人在危难之中,会有贵人相助。原来自己的贵人就是身边的同学。即使结果还是要去四川,L君也感到很满足,没想到平时只是一起游玩的同学,关键时刻献计献策,虽然不知结果,但她为自己有这么一群朋友感到幸运。

半个月以后,学校学生处的老师把L君叫到办公室,给她看一份军管会的文件。文件只有一张纸,行文非常简单,上写着:

经过调查,L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如实。省军管会分配处领导经过讨论后建议如下:

  1. 如果本人愿意去四川,按原分配方案执行。
  2. 如果本人不同意再分配去四川,则此同志的工作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

文件最后还有个个人签名,此军管会分配处负责人名为:王祥镕

L君看了这份文件,当场就向学生处老师表态:愿意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L君后来说,就算运动后期还要去四川,当下这段时间还可以陪家人一起生活,还可以跟这几个幸运的朋友相处一起。

没想到,这个反应还真的起了作用。这是朋友们为她争取来的的机遇,是朋友们为她奉送来的好运。

五年以后的春末夏初。一日,学校组织部一位刚“解放”的领导找L君谈话,征求她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意见。L君说,如果学校还有用她的地方,她愿意留在学校,但是不愿再回到中文系。如果学校无用她之地,她希望学校放她走,她就去做个中学老师。百废待兴,学校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何况L君原是学校提前毕业在编的老师。不日,组织部尊重L君的意愿,让L君在政治、历史和外语挑选一个系科,请她留校继续任教。L君本就喜欢外国文学,她选择了去外语系中文教研室当中文老师。就这样,她又回归到了六年以前的讲台边,只是换了一个大教室。

L君终于得到了正义、公正、合情合理的政策落实。她扪心自问:如果这些同学没到她家,没给她建议,没陪她去军管会,现在自己又在哪儿?

L君不敢再往下想,因为从军管会回来不久,她就被隔离审查了。不知道哪位编剧高手,把她编入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说L君的父亲是南京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说她的在浙大学习的二弟专门负责无线电发报,而L君则负责策反在某空军部队当飞行大队长的男朋友,驾机起义飞向台湾。这个剧编得太童话了,可是竟有人会相信。于是,L君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尚待查实。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反革命行动,于是,军方、校方,工宣队、军宣队,学生、老师全面出动,审查多方有关这个案件的人员,L君当然首当其冲。

审查人员问L君,为什么你不服从分配去四川?有谁帮你留了下来?你想留下来干什么?审查组咬住这个问题不放。最后说:你不开口,我们就不知道了?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人?

怎么是“乌七八糟?”L君的同学只是家庭出身不好,这也不是他们的错。那年秋天,他们被从全市的各中学挑出部分初中毕业生,集中到塔基山上一所冠名“勤工俭学”型的茅草房高中——新建的青年中学。后来才知道,他们那个年级有90%以上同学的父亲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国民党员、历史反革命。总之,他们不是工农子弟。但是L君的同学们纯真、坦诚、踏实、善良,还很上进,学习都很努力。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的小学,在红旗下长大成人,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教育最成功、最纯真的一代。他们知道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就自觉自愿、积极认真地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在劳动中锻炼自己。他们本来素质就不低,后来到了社会上,是一群专业水平高,又很有品德素养的年轻人。然而,那时案件的审查人员才不管他们的品行如何,纷纷派了调查人员去了他们的工作单位,直接以“反革命组织”影响了他们在单位好不容易刚建立起来的形象。

案件审查了将近三个月,不了了之。直到1978年,中文系在L君不到场的系会议上,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算是给她平了反。这张平反的纸条辗转地交到了L君手上。L君看了一眼,就夹在了一本书页里。她觉得这“反革命案件”本来就是无中生有,这个平反也是虚幻的。这只是个历史传说。她现在就是现实中的一个事实教师,平反不平反,根本不在乎了。

L君只是觉得对因她而受到声誉影响的几个朋友内心有愧。如今,案件早就过去了几十年,但没有一个朋友在她面前说过一句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话,更不用说有半句责备她的话了。朋友们一句不提,那是他们给她的宽容、给她的尊严。几十年来,朋友们始终友爱温暖地伴随着她。面对这样的朋友,L君不知如何回报?改革开放以后,L君的朋友不是公司的第一翻译,就是有了名气的医生,不是保险公司的总裁,就是某中学的特级老师。他们什么也不缺,尤其是精神财富。L君除了珍惜与其的情谊,还能怎么做?

很多人都认同《百年孤独》中说的:人生无论如何,最后都要归于孤独、寂寞……。L君认为:不然。真挚、纯真,毫无功利的友情是永恒的。即使走到最后一步,L君的同学们会始终在她的身边,她是永远不会孤独落寞的;即使走上奈何桥,桥那边还有鸿儿、冠华在迎着呢!

跟你说说可爱的自欺/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这念头还少不了自欺,因为要不过别人。不会骗人、不会溜须、不会强横、又不会赚大钱,很想有点儿乐子,只能自欺,而且还不能欺人。

钱挣不了很多,但也想尝尝千岛湖的鱼头。去酒家山外山尝鱼头,大盆400元,半个鱼头也要300元。去农贸市场千岛湖鱼摊买活鱼吧,一个鱼头也要100多元。不吃了,忍不住。千岛湖的鱼摊老板说,你在一边等着吧,如果有刚死去的鱼,能便宜卖,一点儿腥味都没有。于是跟鱼老板说好,今天死鱼的鱼头就归我了。真的傻傻地站在一旁等吗?不啊,预定好了,就去边上的小公园玩一会儿扑克,到时间了再去取就是了。

死鱼头果然会便宜五分之二的价位。鱼老板还说了一番颇具科学意义的食鱼说,最记得的,是他说:你知道有的人说,鱼在死去八小时后,这时做的鱼最好吃。所以这不是在买死去的鱼,而是在买鲜,多大的便宜啊!日常系久,我家吃的鱼,都是千岛湖的,而且都是上名堂的品质鱼,什么白条啊、鳜鱼啊、黄尾巴鱼啊,甚至鳖啊,全是千岛湖的,科学几小时后,还是鲜,没一点儿腥味,千岛湖鱼就是这点硬!让人乐在其中,便宜又好吃!

说了吃的,再来说个住的吧!传统的、靠子女料理的居家养老模式正在慢慢地被家庭范围缩小的现代格式融化着。40、50、60三代老人心中很清楚,将来自己的养老,一靠自己的健康,二靠社会的服务。儿女的存在,对老人的作用更多的是精神力量的支持和家庭势力对外界力量介入的威慑。所以趁自己尚有能力,找一个环境、空气、设备皆说得过去的养老机构栖息下来应该是明智的选择。

于是在城西的一家老人公寓,尽自己能负担得起的财力与妹妹合作买下了195平米的双层顶楼,自己设计、自己选材,请了一个施工队进行了几乎一年的装修,一套屋内让人心仪、环保的晚年安养空间落成了。还195平方两层楼电梯房哎,说出去让人羡慕。顶楼带有一个八九平米大的露台,更是我缩小的梦中绿地。从小就想有一座四周是一片绿树草地的房屋,因为囊中羞涩,只能缩减成一个露台,不过可以由着我创建绿色,总算也是圆了梦中的一点绿。如今冬天有腊梅,春天有迎春,全年四季桂,只要自己高兴,一年四季都有花。此外,马兰头、丝瓜、茄子、辣椒、韭菜、西红柿、地瓜叶,比着长叶子、长花、长果子,时时给你新的惊喜。每天到楼上露台看那些植物们成了我的娱乐,数数今天开了几多丝瓜花,找找叶子下,哪儿又嘟噜出了一粒小番茄,辣椒又长了一寸啦,看在眼里比吃在嘴里还让人兴奋而有味道。

朋友来庆贺乔迁之喜,纷纷赞同室内的装饰,简约、大方、有品位。只是觉得公寓的外形实在显得简陋陈旧。后来了解了情况,原来公寓的董事长跟建筑方还在打官司,从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快十年了。当初甲方拖延了资金投入,乙方就偷工减料,承包给一个农村的建筑队,连外墙的防水砂浆都没刷,两三年以后外墙面上都是渗水的痕迹,难看。外面难看就难看吧,反正是别人看的,屋内舒服就得了。

但是好景不长,墙外面的水到里面来了,内墙上画起了地图,把墙面的硅藻泥鼓起了一个又一个小包,托起了高贵的硅藻泥墙面,接着就掉下来,摔得一片白灰。天花板也漏起水来了。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物业修了无数次,无效。内墙也难看了,说是给我刷刷内墙,若外墙不修好,内墙的涂涂、抹抹又有何用?好在不是天天下雨,湿了又干了。漏水呢?又在阳台顶板。漏水时,一个脸盆,水满了就倒掉,再接。六七块擦布填在地板上渗水,免得漏水流来流去,幸亏阳台的地板不是木头,是地砖,是不是有先见之明?书桌抬进卧室,不影响睡觉,也就管它春夏与秋冬了。有点烦,就是屋漏不给修,还要催缴物业费,说是等着官司打出个结果再统一安排修理,那我的物业费也应该等着官司出结果了再结算啰?有时想,索性让雨水冲垮了顶板,阳台倒了,那时老人公寓的物业总不会再拖延修理了吧。

不少老人在路上,碰面时总少不了抱怨。这有什么可抱怨的,房子是自己买的,钱是自己交给他们的,自己做的决定,怪谁?怪自己?何必呢?什么货色什么价,当初不就是因为便宜,自己才买的嘛,比比没买以前那套小房子,大了吧!比比城里那口满是灰尘味的空气,这里呼吸的是树香、草香,清新吧!推窗满眼是青山绿树,出门就是茶香农家乐。捡乐子吧,能在这山脚下再过十年八年的,就是你的福气了。

不少人说,你这是自欺欺人,不对,我这儿只有自欺,没有欺人。人哪,睡觉时,想想今天比昨天过得有意思,哪怕是一丁点儿,都是一种幸福。人要跟自己的昨天比,不要跟别人比。也许你又说,这又是自欺。自欺,实际上是很可贵的一种生活态度。它会让你一生快乐。不信,你试试自欺看,你还可能做不到呢!

  • 摄影:李嘉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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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沟”这个词语或许会消失/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我和母亲上街逛马路,是很难得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而且还真的只是逛逛。经过延安路新会酒家,母亲问我:“你肚子饿吗?”

“我不饿,你呢?”

“我也不饿。”

于是我俩又向前逛,看看这、看看那。我和母亲上了一趟街,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吃。

母亲已经故世。回忆母亲的性格时,想到这件事,心中颇为难受。母亲是个凡事首先想到对方感受的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出生在农村,那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接受的家庭教育还多是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母亲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唯他人所为是我外婆从她懂事开始就要她修炼的品质。外婆不识字,但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文化修养,那是太外婆、外婆、母亲,一代代言传身教,流传下来的。母亲因为一场大病,失去了街道工厂的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我呢,也只是有每个月维持孩子和我温饱的一点工资。囊中羞涩,没有逛街看店的奢望,更不敢轻易掏出袋底,去满足购物的欲望。上街没让母亲尝尝家里吃不到的味道,这事成了我的心病,以致晚上都做起梦来。我梦见母亲,问她:“你跟我上街,想吃什么,你就说嘛,为什么要问我‘饿不饿’?”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转身走了。我追啊,追,最后摔了一觉,醒了。

如今我自己做外婆了。女儿与我没有逛马路一说,要出门做什么事,目标很清楚——到某个印象城买衣服,去某个饭店吃饭,衣服的款式、颜色,什么招牌菜,特色菜,脑子里都已经选定,很清楚。我不会再像我母亲那样毫无定性地去问女儿“饿不饿”、“吃什么”这种问题。在我与女儿之间,在吃穿上没有这种问答式语言。

两代母女相处的代沟很大,非常明显。这代沟产生的原因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两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思维传统的不同而产生,是我母亲、我、女儿三代之间的经济收入不同和待人处事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

我的朋友最近有点苦恼,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孙子要升高中了,孙子对绘画艺术很有兴趣,老师也觉得他在绘画上有一定的水平,并且主动提出要帮助他提高绘画能力,鼓励他报考艺术学校。作为爷爷——我的朋友,觉得这很好啊,学习和兴趣难得一致。但是,孩子的父母不同意,一定要孩子报考普通高中,以后考大学。那孩子心虽不悦,但也拗不过爹娘。我的朋友就想不通了。

以前,只有在老一代人中,有的认为绘画啊、音乐啊,舞蹈和体育啊,只能作为余兴活动,不是正经的专业,常常不让孩子正经摆弄。后来这些艺术因素又成了报考名校的加分科目,慢慢地又变为成千上万中考生、高考生中艺术生的敲门砖,有个老师辅导,是许多家长求之不得的。怎么,自己的儿子、媳妇就不愿意,代沟颠倒了吗?在人们的习惯意识中,“代沟”中代表陈旧观念的常常是长辈,代表时尚观念的常常是小辈。

代沟,什么是代沟?其实“代沟”一词的意思是很狭义的。“沟”在这里是隔阂、距离的意思,“代”是指长辈、小辈两代人之间一二十年的年龄差别。词典上解释说:“代沟”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词典在这个词语所体现的隔阂、距离的沟壑里几乎填充了人生所有的内容。然而“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每个人跟别人都是有区别的,哪怕是同时代的人之间在认识和行动上,也会有各种隔阂和距离。如果追究为什么两代人之间会有隔阂、距离,年龄不是根本原因。

有一对父子,父亲总是嫌弃儿子用钱大手大脚。小时候儿子吃什么他就嫌什么:“我们省死省活地,连鱼也不敢多吃一条,你倒是,上午吃了冰砖,下午又吃冰淇淋。”儿子成家后,又嫌他:“我们那么大年纪,还自己拖地板、擦油烟机。你倒好,连洗碗洗衣服都叫家政。”其实他儿子在外资公司工作,年薪近百万。白天公司里管着几百个中国IT员工,晚上要跟地球对面的总部老板电话汇报工作什么的,总是不能好好地休息。

后来当爹的退休了,退休工资年年得到增加,儿子也常常给他钱。后来,他也觉得儿子工作确实辛苦,请一两个小时的家政也合情合理。不管什么原因,父与子的价值观念靠齐了,代沟没了。

当然,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

一般年轻人逛马路累了,就拐进咖啡店或者甜品店坐下来,要一杯咖啡或者甜品,全身放松地休闲一下。但大部分老人不会,不是在背包里重重地带一杯水,就是要忍到回家才喝。这也许就是在消费观念上的“代沟”。然而这个“代沟”也在渐渐地缩短。听说每天喝一两杯咖啡,对心脏有好处,老人们对这样的效果很能接受,再加上咖啡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的选泽范围越来越广,现在,老人喝咖啡不在少数。“代沟”是不是也在缩小?

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老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在改变,再说,老人与下一代各自独立,互相不再干涉,“代沟”是否也在渐行渐远?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主题: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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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责任性/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十一岁的雨默已经是个初中一年级生,又聪明又调皮,但是成绩还不错。学习也挺自觉。这天,从学校回来,照例吃了奶奶每天给他准备的点心后,他就开始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作业真是多,晚饭后又接着做。好不容易做到最后一项,写一篇作文。作文是雨默的强项,所以他安排到最后做。但是作文本找不到了。书包倒出来装进去,翻了两遍,没有。自己的书桌抽屉里也翻了两遍,没有。忘掉拿回家了?回忆起今天:上课时老师拿他的作文读给全班同学听。下课时,老师把作文本还给他时,有个同学要借去看看。同学看完还给他,就要吃午饭了。今天轮到雨默给同学分菜,他就随手把本子塞进了抽屉里。对了,平时有回家作业的练习本,雨默是直接放进书包的。今天没有放,忘在学校抽屉里了。

这下怎么办?明天第一节就是语文课。作业必须在今天做好。

告诉爸爸妈妈去学校拿,他们已经都在床上了,而且没准还要被骂一顿。自己做的错事只能自己负责,雨默心里已经心中有数怎么拿回作文本了。

雨默整理完书包,洗了脚,调好了闹钟,上床睡觉了。爷爷奶奶也睡了,全家安静下来了。只有楼下马路上的车流声,一阵阵地催着雨默入眠。

半夜一点半,雨默耳边的闹钟响了起来。雨默醒了,马上关闭了闹铃声。他轻轻地穿衣下床穿鞋,打开房门,走出房门先停下来,听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房间里的声音。没有。于是蹑手蹑脚地经过客厅,穿过走廊,来到大门前,他掌控好手上的力量,尽可能轻地拉锁、开门,在身后关上。楼道里静悄悄的,紧张的脚步总算可以放松一点了。电梯门开了,雨默很快钻进电梯,门关上了。电梯从21楼快速下降。

走出电梯,雨默快步跑出大楼门外。一阵冷风吹来,雨默拉了拉自己的帽子。快步跑起来。四周的大楼是黑黑的,道路两旁的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树影在路灯下飘忽不停。雨默这时候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只觉得自己很勇敢、很聪明,耳边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脚步声。跑出小区大门,雨默又熟悉地跑向公益自行车架,摸出棉衣口袋中早已藏入的奶奶的市民卡,咔哒一声,自行车的锁打开了。雨默跨上了车座,飞快地蹬着轮子,向学校骑去。

雨默的学校离家将近四公里路,自行车至少半个小时。马路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他的自行车毫无顾忌地向前冲去。看到学校了。雨默平时就注意到,因为地势,学校有一段围墙特别矮,可以爬进爬出,所以他直接骑车到这段围墙下,把自行车一搁,轻巧地爬过了围墙,跳进了学校里面,然后非快地跑到自己班的教室,推开教室门,来到自己的座位,两手伸进抽屉,果然,比一般练习本长出一截的作文本在抽屉里。雨默把作文本一卷,塞进棉衣的里面口袋。立刻走出教室,又爬过围墙。蹬上自行车,飞快回家。

家里还是静悄悄的。雨默庆幸自己没被人发现,急忙进了自己的房间,脱衣,钻进了被子,又伸出手,把枕头上的闹钟扭了几下。他要先睡一觉,然后再进行第二个计划。

其实这时奶奶房间里的两个老人听到了有人开门、进入客厅、进入孙子房间的声响,他们认定是雨默的行为,当然他们没想到是孙子在外面爬了墙回家来了。

想必有心事的人睡不成踏实的觉。雨默小朋友惊醒了。一看闹钟才三点多点,不过跟他设置好的四点相差了二十多分钟。他起来了,拿出作文本做起作文来了。写作文是雨默的拿手好戏,而且在计划如何完成这个作业大计划的间歇时间里,他不时地构思这篇作文的内容,所以写得挺顺利。不到半个小时,作文就完成了。看看时间才四点半,雨默又钻进了被窝。这下睡踏实了。直到妈妈来掀他的被子,雨默才撑开眼皮,嘴里嘟哝着:

“干嘛翻我的被子?你叫几声就是了。”

“还叫得醒你吗?叫了你十五分钟了。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了?”

雨默压根儿忘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听妈妈这么一问,记忆回来了。脸色一变,忙低下了头:

“我没干什么呀!”一边加快穿衣、下床、洗漱。

吃早饭时,爷爷问雨默:

“你昨天半夜三更为什么从外面回来?”

“你听见的?”

“我听到你是从外面进来,睡了,就没叫你。如果你是出去的,那我就要起床跟你一起去了。为什么从外面回来?不说,你就不要去学校了。”

不讲出来不行了,雨默就把事情都说了出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吃了一惊。

“你怎么胆子那么大?还爬墙!”

“我要完成作业,要对作业负责。”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雨默妈妈问。

“跟你们说,没准又要骂一顿。”

“你的责任性很强,要表扬。但是你想想,除了去学校拿本子,就没别的办法了?”爷爷说。雨默看着爷爷,没回答。那时,他怎么来得及想。

“要告诉老师的,爬墙的事儿迟早要被别人知道。”雨默爸爸说。

“雨默,你自己去对老师说,对吧?”爷爷说。雨默点点头。

老师在班会上让雨默自己讲述了爬墙取作文本的经过。最后老师说:

“洪雨默同学,为了按时完成作业回学校拿本子,这是要表扬的,他对学习很负责,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但是洪雨默同学爬墙这种行为是违反学校纪律的,必须严肃批评。洪雨默你要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写出检讨。”雨默点点头。老师接着说:

“但是同学们,大家想想,除了到学校来拿本子,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按时完成作文写作?”

教室里,立刻像炸了窝。有的说:另外拿一本作文本写;有的说先写在纸上,然后再抄在本子上;有的说也不用抄在本子上,贴到本子上就可以。

好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嘲笑洪雨默:你怎么那么笨呐

雨默也笑了:“是啊,我怎么那么笨呐!”。教室里一片欢笑!

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性,这个故事中的责任性满满的,称得上完美。

奶妈、蟑螂、随它、天地、马列/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幽暗的房间,地上有只圆圆的小蒲篮,粗粗一看,蒲篮里有一件衣服,细细看,衣服下有个刚出世不到两个月的婴儿。婴儿半遮着脸,手脚一动也不动,奄奄一息,半天没有任何声息,做母亲的,已经对她的生命失望、放弃了。她四年生养了三个孩子,全身的精血几乎已经被抚养前三个孩子所榨干。这是第四个孩子,瘦弱得像只伶仃的病猫,奶妈就叫她“猫猫”。母亲没有奶水,其他汤水小婴儿不开口,已经两天滴水不进了。母亲就把她装入了蒲篮,搁在地上,任其造化了。

房门被“呯”地一声推开,随着一连串的“奈格好什格?奈格好什格?”风风火火地进来一个高大壮实的妇人。她是主人刚为这个小婴孩请来的奶妈。奶妈叫阿三,是父亲老家的亲戚。她急忙从蒲篮里小心翼翼地抱起了猫猫,解开自己棉衣前襟的两个衣扣,把毛毛塞进她饱满的胸前。他对母亲说:“话好要我来带,猫猫就交给我。我的猫猫将来要读书、要做大事体,奈格好放在地上?从今朝开始,我跟猫猫睡在堂屋里。”说着她利索地收拾起猫猫的小棉衣、小棉被、尿布等衣物,打成一个包裹,走出了房门。

阿三先用糖水湿润猫猫的嘴唇,糖水渗进猫猫嘴里,紧紧闭着的小嘴蠕动了一下,“活着”,阿三脸上笑了。接着几天,阿三反复地用糖水、白开水,然后是自己的奶水,撬开了猫猫的双唇,阿三的奶水质地一定很好,猫猫开始吮吸、起死回生,但是她的体质是那样地羸弱,哭声像刚出生、又被母猫压在身下的小猫的哀叫,细声细气,断断续续。但是在阿三的吊样下,猫猫活下来了。

到了两三岁,猫猫的胃口仍然不好,饭不要吃,菜也吃不下,胃口很差。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总是烦躁地“咳、咳、咳”地想哭,但又哭不出来。

中医掰开她的两只手掌,灰白色的掌面,细细短短的手纹上有着点点滴滴的小白点。医生对母亲说:她脾胃虚弱,内有疳积,要把这些白点挑出来挤掉。可怜,猫猫的双手,一只只被医生的左手捏住并反掰着,被一根大针刺破手纹,挑出一粒粒像小米粒一样的疳积,然而她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只发出嘤嘤嘤的声音,往母亲怀里不断地缩着身子。

听说蟑螂能治疳积,母亲与父亲在晚上趁蟑螂出来寻食时抓它们。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两人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烫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猫猫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母亲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猫猫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这种蟑螂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中国的本地大蟑螂。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母亲不知从哪儿听来,就给猫猫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猫猫还的确吃得很香。厨房里的蟑螂被抓得没有了,猫猫也就不吃了。她的小儿疳积是不是蟑螂治好的?不知道。

猫猫五岁,她的家搬到了一套由一条割出来的幽暗的走廊、一间有个高高大天窗的底楼房间和一间靠在前马路房屋大墙的披舍组成的平房。下雨天,邻居家的外墙,即是我家的内墙,上面流淌着蛇形的水柱,房间又阴黑又潮湿,猫猫又患上了“百日咳”。每天都要咳嗽三四次,每次坐在小床边上,两只小手捂着嘴,连续地 “咳咳咳——欧——咳咳咳——欧——”不一会儿,眼泪鼻涕都挂了下来,只有几根黄头毛头发的小头随着咳声低下去、低下去,一直碰到她自己的肚子上,挂在床边的两只细瘦的小腿佝起来、佝起来,碰到低下来的头,全身佝偻着,直至翻倒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这样的咳嗽,总要十分钟之久。吃过各种药,没有效果。母亲想:百日咳、百日咳,总要咳一百多天吧,就不再用药,就这么咳着咳着。后来是怎么好的,谁也不清楚。想必一百天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有的病就不用药治,到时候自身免疫力就压制了病情?那就随它吧!当然咳起来很痛苦,然心情随意待之,或许也是很重要的治疗。大约到小学五六年级,猫猫的百日咳才慢慢消失殆尽。

那年,因为上有大哥、下有小弟都到了农村插队落户,瘦弱的猫猫被照顾派到了浙江建设兵团的四矿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是“战士”,其实战斗的对象仍是大片荒山野岭的土地。每年战士们为了让大地提供各色蔬菜、瓜果、水稻,玉米、地瓜,起早摸黑、除草松地。猫猫什么工种都做,做得很认真,而且还出其不意地会一手甩着鞭子,一手把持着木犁,在冬日板结的土地上,翻开了一大块、一大块黑黝黝波浪似的泥土,那是水稻要育秧,猫猫在做秧田了。

清晨的田野,时而白露出彩,时而朝阳闪烁,空气中夹杂着泥土和作物的芳香;傍晚横卧的山脊,山坡西边是下浓上淡的金红、桔红、玫红、粉红的晚霞,给人热情、温暖;山坡东边是深深浅浅的清灰、蓝灰、白灰、银灰,以致灰色淡到虚无。望着远远的、透明无垠的天色,使人安静、甚至空灵。

天地之气孕育了世界万物,当然也养护了整日拱背弯腰顶着太阳、风雨,甚至狂风暴雪中病态的猫猫。她的身体却比以前健壮了。

1978年的6月,猫猫又咳嗽了,于是去医院拍了个大片。医生告诉她,她的肺结核已经钙化了,没什么大问题。猫猫很惊奇,她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地患过肺结核,也没经过任何治疗却痊愈钙化了。猫猫感谢苍天大地、感谢三矿的空气山水、感谢大地提供的劳作。

1978年是猫猫的幸运年。春节刚过,县里的长兴中学向兵团领导借个政治老师,领导们脑子里就跳出了猫猫的身影。在学校里,猫猫很受校领导的赏识,也很受孩子们的欢迎。那个学期里,猫猫还参加了当时四个大学联合举办大学政治系师资班的招生考试。

一个学期结束,正好碰上知青大返城。城里出版系统向兵团要了三四十个知青,就猫猫一人被破格当了正式的编辑。编辑的起点要大学本科毕业,出版社背靠着猫猫,对她做了全方位考核,最后得到老编辑们一致好评,说猫猫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思维比文革前的大学本科生都扎实、老练。猫猫被出版社领导当做榜样到处宣说。他们哪知道猫猫在建设兵团是怎么艰苦劳动并坚持学习的。

猫猫在四矿的田野上,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单一循环的劳动生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活动。74年,离他们住处不远的一个嘉兴党校开办了马列原著学习班。猫猫和她参加宣传报道组的成员也去听了课。他们还求讲课的老师给额外的辅导,给他们改作业。那时候党校教员也是住校的,除了上课,时间也有空余。做教师的最喜欢学生喜爱他教的课,就答应了他们。在辅导和批改他们作业的过程中,这个老师发现猫猫的文笔底子好,对马列原著的理解和表述与众不同,并脱颖而出,就格外青睐,特地在私下收了猫猫为专门的学生。老师规定猫猫每天读原著两小时,看参考书不算数;10天半个月交一篇学习心得。老师要猫猫用长在自己头上的脑袋思考问题,不人云亦云。

每天十个小时的劳动,晚上还会有开会、总结工作、写报道文章……每天两个小时读马列,真的很难。但是猫猫为了完成2小时的读书规定,常常到凌晨才能睡觉。很多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为了坚持对老师的承诺,为了保证身体能够承受劳动关于学习的负荷,猫猫调整了作息安排,增加了早锻炼。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绕山坡跑步三四千米,然后神清气爽地在山坡上读原著。那里干扰少,效果挺好。离上工还有半个来小时,就回去洗漱吃早饭出工。晚上再看情况抽20分钟10分钟地读满2小时,不再熬夜。实在完不成,星期天补上。

在前后两年时间里,通过每天的2小时,猫猫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因为原著涉及而扩展阅读如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自不待言。

回程当编辑以后,猫猫保持了兵团学马列原著时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推自行车跑步到公园,在尚未熄灭的路灯下学英语,天大亮上班前骑上自行车,到出版社吃早饭上班。晚上下班后,在食堂吃饭后回办公室继续学习。那年秋季,大学开学前,录取猫猫上大学的通知书送到了出版社,但被出版社领导扣除,并劝说猫猫留在了出版社。从此,猫猫除了熟悉业务、学习英语,还要准备自学考试,去获得大学本科的文凭资格。为此她有做不完的笔记,看不完的书。

80年,出版社领导送猫猫去复旦大学外语系进修一年,

81出版社办了青年编辑培训班,请大学政治系、中文系最好的老师一门门讲课考试,通过考试的,出版社就承认本科同等学历。但是猫猫要拿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1984年她开始不脱产先参加汉语言文学大专自学考试。但她没时间去听自学考试辅导班的课,常常在考前,根据考试大纲翻书突击,然而,她每门课都是一次考过。88年她拿到大专毕业正式文凭。猫猫一定要让自己符合出版社用人的基本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本科毕业生,1991年她又参加大学教育系专升本考试,攻读学校教育管理专业,不脱产完成了普通高等教育(应全脱产)的全部课程学习和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学士学位。

虽然当时领导的意思是,通过了青年编辑培训班的考试,等于取得了本科同等学历,不用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自学考试。但后来评职称还是要凭国家承认的真文凭。如果没有那张本科文凭,猫猫就不可能最后评上正编审。

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转机,也不可能不需要转机。转机的性能有两大类,一类是别人给你的,一类是自己争取的。转机的因素又是各种各样的。上面这位名叫“猫猫”的姑娘,从生存——成长——求学——成功,一生的转机无数。但每个转机的获得都是要有前提条件,要不,转机来了,能抓住吗?能接受得了吗?

编按:昨天是猫猫写自己的故事,今天是刘姥姥的孙女儿写猫猫的故事。作者是两个人。

我感谢我的“当时年纪小”/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1943年2月13日的傍晚,我出生了。我妈说,于是我天天傍晚就哭,我妈竖抱、横抱,我就是哭,抱着我走前走后、上举下抖,我还是哭。给吃、给玩,都不要;给说、给哄,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哭。因为我出生的那天,从农历算来,是上天玉皇大帝的生日。怎么说,我都跟玉皇大帝有所牵连。我妈不敢让我哭,不敢大声呵斥怠慢我。我妈说,她的腿病,就是因为我哭她抱着走,心里又着急,这么走出来的。等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觉得我很对不起妈妈。妈!当时我还不是年纪小,而是没有年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请原谅我的哭。

跟我先后出生的邻居小孩,还有两个是男孩,我们这个墙门里有五个家庭,三家人生孩子,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只有我妈生了一个女孩。我妈觉得脸上无光,都不敢与我爸说话。有时她抱着我,做不了事,想让我爸换换手,抱我一下,也不敢高声叫唤。我爸把我往腋下一挟,我妈心里一抖,也不敢叫出声来,赶快做完事,把我抱到自己怀里拍着我,怕我受了惊吓。但不到一年时间,那两个男孩先后上天做天使去了。我妈才松了一口气:上天不要女孩。再说,她的女儿,有着玉皇大帝的魂魄所系,既下了凡尘,不了尘缘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我六个月大时,有一天,我妈抱我蹲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也许是我妈的身子不停地抖动,抖得我痒痒的,我乐了,以为妈妈在跟我玩儿呢,就不停地笑出声来。我妈压低声音一句又一句地对我说:“克笑!克响!”,我就笑得更厉害。这时,只看到桌子边出现了两条胖墩墩打着黄色绑腿布的腿脚,有人吆西吆西、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一把有刺刀尖的枪管还伸到了桌子下面。我妈用手压住我的头,猫着腰从桌子底下钻出了身子。她紧紧地搂着我,把我的脸贴在她胸前,浑身抖动着。我总是觉得我妈在逗我,还是笑个不停。突然我的腋下伸进了两只手,把我凌空举起,一直举我到我家的房间。那时,我刚认识我妈的脸,眼前不见了我妈的脸,就叫喊起来。我妈紧跟在我身后,“老爷、老爷!伊是小人,伊是小人”地叫着。

那个日本宪兵良心算是大大的好了,没有把我挑在他的刺刀尖上。他把我举到我家房间,然后把我扔在床里边。紧跟着,有两个日本宪兵也各自举着邻家的两个儿子走到我家,把两个儿子跟我扔在一起,三个小孩平时就常常见面,我见到他俩就捉摸起他们来,不哭不叫了,但他们俩却哭个不停,可能因为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家里。日本宪兵让大人站在一边不准走动。我妈说,她们四个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连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尤其是水珍妈全身抖动着,吓得在地上捣蒜似地叩头不止,因为她曾被日本鬼子奸污过,一见日本兵,往昔的屈辱、怨愤、惊悚又涌溢全身,水珍姐靠在她妈身边嘤嘤地哭。而另一些日本宪兵就如抢劫者一样,柜子里、箱子里、桌子的抽斗里,到处翻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她们看到马桶很好奇,以为里面藏着东西,掀起盖子就往里看,一股臭气冲上来,鬼子急忙把盖子扔回,嘀咕、嘀咕地骂骂咧咧。翻完了我们家,他们还是让所有的大人和小孩都集中在我们家,不让出去。他们呢,一家又一家地捣腾,整整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是宪兵司令部(后来的浙江日报馆处)丢了什么东西,四处搜查不已。丢了什么东西?找到了没有?我妈说不出来,我也就不知道了。

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宪兵正面“冲突”,也是妈妈讲给我听的。我的笑让妈妈受了惊吓。我当时刚刚有了一点年纪,什么也不懂,妈当然原谅我啊!

六岁那年,亲戚二奶奶在绍兴城他们的新房子里做六十大寿。也请了我爸一家。去的那天,我妈带着大弟、二弟跟我家大伯一家坐车去了绍兴。让我跟着外婆家的周家小狗哥哥去绍兴。结果小狗哥哥晚到了,我和他没有坐上当天最后一班到绍兴的车。小狗哥哥又把我带回家。但是房门被妈妈锁了,我进不了自己的家。小狗哥哥把我放下就出去另想办法。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哭了起来。邻居家水珍姐姐听到后,来到我面前,拿出一根线搓成的细绳跟我说:我跟你挑花花线吧!然后,我就一边抽泣着流着眼泪,一边跟水珍姐姐玩起了花花线。过了一会儿,小狗哥哥回来了。他说我们要坐当天的夜航船去绍兴。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而且是晚上坐船。夜航船比一般的船长一点,而且真的是晚上才开船。一上船,小狗哥哥就安排我睡下。反正四周是黑簇簇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躺在船板上,觉得身子侧到左,然后又侧到右地向两边摇晃,一会儿头就有点儿晕乎乎,睡着了。忽然耳朵边响起“唰——唰——”水流声,又听得“嗯啊——吱——,嗯啊——吱——”的声音,我坐起身,看看前面黑黑的,后面也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嗯啊——吱——”的声音是从船后传进来的。接着又传来压低的说话声:三更过哉,快哉!我爬过去,用手一摸,是一块布帘,撩开一看,两个人两支长橹,“嗯啊——吱——”是摇橹的声音。我妈告诉我,船是绍兴人的小包车。绍兴人都会划船,划水的有船桨和船橹。船桨是坐着划小船用的,船橹是站着划大船用的。我妈也会划船,划的是小船。小船就是现在说的绍兴乌篷船。我正趴在船板上看他们一前一后地摇橹,突然有个人说:“小人,睏觉去,再睏一觉就到了。”我忙缩回身子,躺下了。躺在船板上,睡不着了。耳朵里都是船板下唰——唰——轻柔的流水声和船尾“嗯啊——吱——”的摇橹声。但是慢慢地,我又迷迷糊糊了。

船头和船尾的两块布帘外透进来清新明朗的晨光。懵懵懂懂中,小狗哥哥拉我上了岸。没有船码头,只有一条油菜田旁边的石板路。小狗哥哥拉着我爬上斜斜的河坎泥坡,踏上了石板路,又拽着我急急忙忙地穿过油菜地的田垄,进入了一个村子,绕过几排房子,出了村,在一条大路上,我俩坐上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带我们到了城西西小路二奶奶家。小狗哥哥几乎是拖着我急急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子,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那么多的房间,那么长的通道,最后把我领到妈妈身边。小狗哥哥吐出了一口气,别过妈妈就走了。妈妈抱着二弟,大弟依在她的身边。我都要哭出来了,妈妈却让我见过坐在中间的二奶奶,二奶奶矮矮的,我叫了一声,拜了几拜。我没哭出来,因为被身后这座大房子,跟它的天井吸引住了。天井里铺着石板,中间有个圆圈,圆圈里是土,土里长着树。见妈妈忙着照料两个弟弟,我绕着树转了几个圈。就转房子去了。房屋一进又一进,一共有五进。后面有块大空地,阳光灿烂,显得很开阔。那么大的房子!我问妈妈,她告诉我:大屋二娘娘的五个儿子都在上海赚钞票。噢——

我非常感谢妈妈给我的这次旅行,非常感谢小狗哥哥的迟到,让我一生中有了唯一一次夜航船的经历。现在还有谁能坐上摇橹的夜航船?我很幸运当时我年纪小的时候有夜航船。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搬了家。新家对面有座红色大门的金华将军庙,庙很小。听说里面供奉着梁山好汉张顺。张顺是《水浒传》中水寨的第三位头领,在水里有一身好功夫,绰号“浪里白条”。张顺曾率水鬼营凿沉海鳅大战船并活捉高俅,威震天下。后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张顺在镇压农民军方腊时战死在涌金门。其实,庙里供的是曹杲。曹杲曾是吴越王钱元瓘时期(936年)的金华县令。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叫金华庙的原因。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去汴京参见宋太祖赵匡胤(976年),委托曹杲临时主持国事。那一段时间,曹杲为解决杭城百姓吃咸水之苦,凿沟渠过城墙,筑涌金水门,引西湖水入城,建得一池,便是涌金池,解了杭城老百姓的饮水之难,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建造金华庙的原因。而张顺呢?现在站在1999年重新筑成的涌金池水中,是浔阳江中打鱼的装束,也算是回归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金华庙里有一方水池,水池里有脊背碧绿碧绿的青蛙,那种绿色像玉石中的祖母绿,绿得诡异,发着光,让我惊讶、起敬。当时我把神秘的青蛙当做是金华将军,常去金华庙看青蛙。出了家门,穿过马路,跨进庙门,直到水池边,只要一分钟。因为水池在屋内,水是黑黑的,青蛙就特别绿。看得到青蛙,我就觉得今天特别运气。我从没看供在那里的菩萨,因为很黑,那时也不知道曹杲和张顺。现在,这个金华庙的位置已经成了杭州索菲特酒店的一部分了。

庙旁边有家理发店,理发店后面有个窝棚,住着一个膝盖以下没有小腿和脚的中年汉子,我们叫他“大伯伯”。妈妈告诉我说,他是北方人,打仗时,他的腿被日本军的炸弹炸掉了,走路就靠在膝盖下绑着一点棉花、布头和着地的一块汽车车胎上的橡皮,移动时必须用手帮着按地,两条大腿才能一并向前甩动前进。看他粗眉大眼的国字脸、很显体魄的上半身,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高大、强有力的男子汉。他靠给别人劈柴、打杂工过日子。男孩子常常到他的窝棚前叫他“没脚佬”,惹他,想引他出来追逐他们。“大伯伯”生气地红着脸,拿着一根竹竿,想追打他们,这怎么追得上?妈妈听到外面小孩子跟他打闹的声音,常常对我说:你千万别跟他们一样叫,独手独脚的,也回不了家,真可怜。

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涌金门直街,东边直通是中山中路的羊坝头。涌金门直街的西头就是南山路,原来称为膺白路,是为纪念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要黄郛(字膺白)而命名。黄郛是个誉毁天下,极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南山路口大华饭店地段曾有黄郛故居。解放后,膺白路改名南山路。不过我觉得“膺白”两个字很好听。路两旁高大梧桐树荫下、人烟稀少的马路,加上“膺白”两个字音,膺白路是杭城最漂亮最有诗意的马路。

1950年5月。一天,街上多了很多穿黄军装的士兵。说是解放军打到杭州了。但是在西湖边的人家没有听到枪响。那天下午,我家的客厅住进来一队背着各种大小军鼓、洋号的解放军。他们不跟我们说话,每天在下午吹号打鼓,进行练习。那时我和弟妹们就坐在厨房和客厅通道口的阶梯上看他们练习。有一个人专门打拍子,后来知道那人就是这个鼓乐队的指挥。二弟很喜欢,几乎每次都去看他们打鼓,还跟着那个指挥,两只手挥上挥下、横过来竖过去地学着打拍子。没几天他们就走了,好像住进了南山路上,后来是浙江军区政治部的大院子里。

过了两天,邻居施伯伯家来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看刘庄。说西湖里的刘庄可以公开参观了。妈妈没时间,就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要去,邻居们把我拉上了施伯伯家的大卡车。卡车开在一条我不认识的、两旁都是绿树的土路上(现在是杨公堤)。第一次坐敞篷卡车,最大的感受就是迎面有力度的风,吹在脸上,睁不开眼睛,耳朵边是风力快速掠过的呼呼声。一路上听车上的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那个老板姓刘,所以叫刘庄”、“房东已经逃到香港去了”、说那里“是杭州西湖边最好的园林别墅”……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时我对刘庄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挤在大人中间凑热闹的小伢儿。我记得那次我只看了一栋房子,留有深刻印象的是那栋房子里五颜六色的玻璃,那种深深的红绿黄蓝紫雕花的玻璃那么奇特,世界上竟然有宝石般的玻璃,多想得到一块。又跟着大人去庭院里挠“痒痒树”。有的人说,你在下面挠挠树干,树痒痒了,上面的树干和树叶就会动起来。那时这种树很难得看见。我挠了,树枝和树叶也动了,但谁知是我挠动的还是风吹动的。其实,就是紫荆花树。那种树干光溜溜的、油亮亮的树皮,春天先爆出紫色的像珍珠一样缀在树干上的花,后长叶子、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

没几天刘庄又不能随便进人了。杭州的解放,在七八岁的我,脑子里留下的痕迹,就是上面这两件事。

也在那年春天,我进了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南山第二小学,成了小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的教室在湖滨一公园,据说是那时的澄庐。对那里的教室已经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记得的是我从学校回家路上最热衷、最愚蠢的游戏。回家的路右边是澄庐别墅的围墙。从一公园到涌金门,无聊的放学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回家。我总是喜欢伸出手指,摸着墙,随着脚步的走动,手指在墙上跳动,麻麻的,不一会儿,五个手指头上都是灰白的墙灰。围墙没了,回家的路就走了一半。手指在裤子边上擦擦、拍拍,也看不出什么灰来。如果是秋天,秋风一起,空中一片片小折扇样子、黄黄的银杏叶随风飘飘洒洒,我就看它们飘到地上,我再从地上捡起它们。总要捡上满满的一把,从中拣几片,把它们夹在书本里。余下的,再从我的手指间向空中撒出去。快到家时,拍拍衣服,拉拉书包带,进了家门,也没东西吃。我妈也不要我洗手。

一年级下,教室搬回到杭州师范学校南山二小的本校,就是现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位置。后来杭州师范学校,搬到玉皇山脚下海军疗养院旁边。二小暂时还没搬出。我不用穿马路走到一公园上学了,但是我要经过中药号胡庆余堂库房高高的黑瓦白墙。墙上那硕大无比、漆黑油亮,看上去每个笔画都有些凸显“胡庆余堂”那四个招牌大字对我很有吸引力,总觉得那高高的白墙,黑黑的大字很了不起。高墙里面是什么?有的说是药店的仓库,有的说里面养着梅花鹿。我很喜欢这面墙,气派、神秘,还因为我放学后还是可以摸着白白的墙面回家。

墙面摸没了,是转弯角,就快到家了。路的转弯角有一家小糖果店,还有蜜饯。开始时我常常去糖果店门口站一会儿,看看这个瓶子里五颜六色包着糖纸的水果糖,看看那个瓶子里的芒果干或者甘草梅。老板或者老板娘走过来,看看我没伸出捏着钱的手,连问也不问。我妈从来不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向妈要钱买零食吃的胆子。看了几次,没有新鲜感了,我就不去看了。

我在南山二小读了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刚开学时学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中有个“莉”字,三部分组成,常常上的上,下的下,左的左、右的右,很难挤到小小的方格里。那时,汉字还没简化,“云”字上面有个“雨”,两个字上下相叠就变长了,怎么写都挤不到一个格子里。父亲只会要我写十遍、再写十遍、再写十遍,写得我都不认识是什么字了。我写字的桌子是大人坐的方凳,我坐在小竹椅上,两条不短的腿蜷在凳子下,动也动不得,很累。最后写得我都哭了,父亲还要我写十遍。我妈在一边心痛了,快步走到我身后把我拉起,把凳子推向墙边。说:“我们不写了。我一生一世不认得字,照样活得好好的”父亲听了妈妈的话,没说话,但他看妈妈那一眼,我有点怕。之后,老师在我写的名字上进行了修改,我才明白怎样才能写好“云”的繁体字。后来,我又写了十几遍,终于写好了。

从写名字一事中,我想到很多:字是一定要写好的;有时父母要我们做到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喉咙响;云是一定和下雨连在一起的东西,一个空间里,大东西放不下,如果把它们变小了,就放下了,两样东西,变不了这个就变那个。

第二件事就是回家路上摸墙、捡树叶的游戏。我觉得寂寞的路途上,仍然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可做,就看自己寻找乐趣的心力了。

第三件事是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那天,解放军叔叔送我们吃橘子的事。我们学校对面是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二年级上学期,六一节那天,政治部的解放军叔叔抬着一箩筐橘子,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把橘子对堆到讲台上。我们班分得了一堆。老师先分给我们一人一个,还多出几个,老师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每人半个,分给班里一部分同学。我也多得了半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会让我多吃半个橘子。我多吃得莫名其妙,也高兴得莫名奇妙。

除了这三件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是怎么做作业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不过我知道我的书包是个单层布的手拎布包,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两个练习本,一支铅笔。拎着书包带,可以把书包在空中甩圆圈,没有重量。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妹妹两岁半,但是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吃不下东西,得了什么小儿疳积。疳积病的人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明显脾胃功能失调,还饮食异常,烦躁易哭,她都具有。提起饮食异常,说出来,大家都要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妹妹吃蟑螂吃得很香。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有翅膀会飞的本地蟑螂。晚上爸妈在厨房里抓蟑螂,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爸妈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妈妈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热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妈妈把蟑螂倒在小碗里。妹妹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妈妈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妹妹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妈妈不知从哪儿听来,给妹妹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妹妹呢?还的确吃得很有味道。我感到奇怪,活蟑螂那味道真难闻,炒蟑螂却那么香,但我不要吃。站在妹妹旁边,看她一只一只地往嘴里塞,心里奇奇怪怪的,她怎么会要吃蟑螂?

办了房子后,我家的乡下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都是妈妈娘家的亲戚。客人大多通过爸爸给他们介绍了工作。妈妈有个表弟,我们叫他寿舅舅,他和小狗哥哥都进了染坊厂。后来大姨一家四口人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间。我的姨表哥,爸爸就介绍他去百货商店做了学徒。大姨和大姨夫就做起了卖汤番薯的生意。每天很早起床,在大门口的天井里洗番薯、切番薯,然后装进一只大铁锅,搁到用汽油桶改制的煤炉上烧。烧熟以后,抬到膺白路马路对面的行人道上摆摊。那时没有城管,没人赶。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大锅番薯就卖得差不多,只剩下锅底的一点汤,大姨他们就抬着锅灶回家了。

我想吃番薯的话,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吃完嘴就有点苦。

小时候,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寿舅舅住在我家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他。他会讲故事给我们听,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围住他,要他讲故事。他就讲关公、张飞等很多《三国演义》的故事。有一天,他讲完赵子龙单枪匹马闯入曹营救出刘备儿子阿斗的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小孩阿斗的故事,缠着寿舅舅再讲下去。寿舅舅最后说:“好,我再讲一个十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故事”。于是寿舅舅闭着眼睛讲:“话说张飞,听说赵子龙一个人去曹营救阿斗,就带领十万大军去接应。十万大军一路上啊啊啊——地飞快行军。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没有船,只找到一座独木桥,怎么办?只好一个一个过。你们数好了:一个过去了,二个过去了,三个过去了,现在你们数下去……”寿舅舅不讲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睡着了。我们把他摇醒,让他讲下去。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过了独木桥了?十万大军过完了没有?我们才知道寿舅舅是在搞我们。我们就有的爬上他的肩膀,有的就摇他的膝盖,吵个不停。妈妈叫我们睡觉了,寿舅舅才得以脱身。

小时候,妈妈会在清明、中元、冬至和过年前,带着我们去二舅家祭祖走亲戚。在他们家里待上一天,吃两顿饭,晚上才回家。那一天是我们最高兴自由的日子。在二舅家,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个人跪着,一个人坐着。走近仔细一看,是二舅跪着、双手拜着坐在椅子上的二舅。我看不懂这张照片,后来再想想,自己拜自己——就是自己求自己,就是说有什么事,不用求别人,求自己最好。这张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还记小时候第一次生病发烧的情境。小床靠着窗户,白天的光线很好。隔着蚊帐望着窗外,只看到长方形的窗格子,没有树叶子,也没有小鸟的叫声。发烧使得我的手脚没了力气,手脚动弹不得,脑袋很重,抬不起头来。努力睁开眼睛,病床上白色的蚊帐,整帘整帘地一会儿飘过去,飘过去,飘得得很远很远,越来越小,像远远山顶迷漫的一片白雾;一会儿又飘过来,飘过来,很近很近,像一张白色的、有万千细孔的渔网,一直压到我的头上、身上,透不过气来。记不得病是怎么好的,但会飘移的蚊帐变成渔网至今没忘。

“那时年纪小”,是我人生最新奇、纯真、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对任何事就是一个客观认识,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深入复杂的关于原因、结果的逻辑思虑。高兴就是高兴、喜欢就是喜欢,奇怪就是奇怪、哭就是哭,可以哭着玩游戏,一切都很单纯。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痛苦。能穿越在一段带给我全新感受、自由自在、毫无遮掩并令人轻松愉快的过去。我感谢我的“那时年纪小”。

  • 附图摘自网络:杭州 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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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一定有遗憾/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人的一生,从小到老,不知有多少遗憾的事情,而且你总是到后来才能认识到,当时你回避不了造成遗憾的过程、认识不到造成遗憾的原因。人们常常会说“如果”,然而“如果”永远是虚拟的。作为过来人,想说的话常常被认为是陈年八股,然而一代代不屑于这陈年八股的人,却仍然在历经这陈年八股的一生,尤其是恋爱婚姻的过程。

当代已经有不少人为了防止这些陈年八股的经历,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着婚姻,但这只是一条消极之路。最近在电视剧《不惑之旅》,编剧引用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一句话:“人们是在人生的选择当中确定自己的生命本质,并最终决定自己的生命本质。”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本人以为应该完成人的一生的全过程,才算体现了自己一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的生命价值,而结婚生子是人实现价值必有的过程之一,不能躲避。

可是婚姻伴随着很多无法避免的遗憾。恋爱与婚姻是两个性质绝然不同的人生过程。恋爱时,男女双方都自觉不自觉地掩饰着、忍耐着自己缺陷的放纵,把尽可能好的态度、脾气通过尽善尽美的言行呈现在对方面前,对方接受的信息都是最漂亮英俊的外表、最体贴入微的誓言、最热情温暖的举动等等。这可以由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的女士和先生们相亲的镜头佐证。其实呢?这只是情感表达的伪真实。

婚礼过后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是早饭怎么吃?谁去做?当然你可以不吃早饭,但毕竟多数人是要吃早饭的。也可以点外卖,但外卖不可能是永远的选择。所以有了家庭,就要考虑开门七件事,那么谁来履行、如何履行?这些都是保证两个人的日子继续向前的必需和必须,而又是很实际很琐碎的家务。如果还没从恋爱的浪漫中走出来,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转换了角色,是一个家庭的主妇或者是个有家室的男人了,那么矛盾就会从你们家庭生活的任何角落萌生,钻出来。因为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情是虚幻的,重在心理感受;婚姻是实在的,重在生活享受。也许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事实就是这样。

成家的两个人,首先要明白各自对家庭的责任。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责,就不明白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履行的义务。比如经济负担上的、家务劳动上的、人情来往关系处理上等等。不理解,矛盾丛生就很难避免。

成家的两个人,来自两个家庭。不同家庭出生长大,各自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而且习惯和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如果不协调双方饮食上的喜好、不宽容双方生活细节上的缺陷,两个人的生活很可能渐行渐远。

成家的两个人,如果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常规教育程度不同,在志同道合上差别较大,如果各自没有继续学习的上进心,两个人的文化层次、性格脾气,甚至处事待人、举止谈吐礼仪上的不同追求就会产生距离,而且会越来越大。

邻居曾尤幸在初中时就一见钟情苏姑娘,一定要与其恋爱。苏姑娘不愿意,其父母也不同意,因为曾的工作在远洋轮上,一年有半年不能见面。但曾尤幸锲而不舍,经历了一番不算轰轰烈烈的追求。苏姑娘为其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曾尤幸终于如愿与之恋爱,最后结了婚。

对分居两地的生活,苏姑娘还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她没想到的是曾尤幸居然想不到行使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不给妻子和孩子足够的抚养费,对改变家庭的装备、设施等生活条件等等经营没有丝毫的设想和付出,胸怀不宽阔,眼光不远大,还反问妻子“你有兄弟几个,为什么要你给母亲生活费?”苏姑娘是个自尊性很强的女孩,从此不再向曾尤幸伸手要钱。

曾尤幸家境贫寒,但因为是长子,且自他以后都是女孩,父母很宠爱他,尽可能地不让儿子受苦,家里的活儿皆由他下面四个妹妹承包。曾尤幸十六岁离家服役海军,复员后又在海轮上工作。可以说他从小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家庭生活的规矩仪式感,在待人接物方面随心所欲。起初夫妻俩,一年见不到几个月,大家都还客客气气。50岁退休后,曾尤幸彻底回家了。刚回到家,他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手脚,就整日在棋牌室过日子,苏姑娘理解他长期不在家,不知道该干哪些家务活,劝他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长时间坐着打牌,对身体健康不利,他不听。家里的事呢?不会干。他做的菜,孩子们不喜欢吃。教他该怎样做,他不学,连洗衣机怎么开也不肯学,说:“学会了,多一件事。”他就喜欢买东西,买回来的东西往家里任何一个空间上一搁,不顾房间的整洁和干净是否,也不跟人说一下,今天买,明天还买,不管家人爱吃不爱吃,不管吃完没吃完,他想着买就买。一家人吃饭时,原来都是苏姑娘跟孩子们交流学校生活的时间,而曾尤幸不准孩子们说话,不准发出声音,谁发出声音,就用针,刺谁的嘴。自己呢?却吧唧吧唧地嚼个满饭桌响,让人烦躁。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苏姑娘对曾尤幸越来越不满意。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越来越不相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两人争个不休。苏姑娘对自己的婚姻何止是遗憾,简直是后悔。

苏姑娘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自责自己当初为什么没看出他是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人在恋爱时,想不到这种问题,因为不到时间,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表象。俗话说,人在恋爱时,智力最底下。恋爱由情感掌控,很少有理智,恋爱时,选择对方的标准其实是很低很狭窄。我们总是听到女孩子们说:“他都听我的”、“他对我很好”。然而,这些不是对方的全部,不是完全的真实。很多生活问题的本质只有在生活现实面前才会暴露,而婚姻生活现实的现象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呈现的。

别说人有区域文化的差异,就是生活在相同城市的人,也因为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不同,人的性格脾气就不同。老话说:“人无完人”、“本性难移”。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成了亲,如果不深入了解,很可能连饭也吃不到一锅,电视也看不到一个屏幕。随着年龄增长,性格中的顽劣面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顽固。到了晚年,也许连话也说不到一个层面上。

苏姑娘审视自己从被动地进入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她感到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爱形象思维的女孩,因为年纪不大、因为没有阅历,很容易看不透,而且还放大对方恋爱中甜蜜的言行,以为这就是全部,还以为一生能与之持久,然而不是。

离婚吧,苏姑娘又觉得婚姻之所以与恋爱不同,是因为婚姻是裹挟着责任和道义一起来的,有对丈夫的责任和道义,有了孩子又有了对孩子的责任和道义,还有对对方父母兄弟姐妹伦理道德的责任和道义。有人说:婚姻就像一张网,你若进去,就会被各种各样网结钩住而挣脱不出。

离婚再找个伴侣吗?不用了,估计再来一个,也是大同小异,不能让生活再重复往返。苏格拉底说过吧: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苏姑娘理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对你的生活,你首先要有理性的思考,二是其中所说的“价值”,应该是指个人生活的价值。

一个人,尤其是女生,不能被婚姻所困囿,无论是你觉得幸福的婚姻,还是有麻烦的婚姻,总之一个人的生活一定要有价值,对社会有价值,对家人有价值,而尤其要对自己有价值。既然恋爱时,没有进行认真理性的思考,那么对婚姻就不能随性地放弃理性的思考。纵观中国传统婚姻,离婚率不高,那是因为夫妻双方都比较理性,不是率性而为,都比较有家庭的责任感,对双方的缺陷都进行了宽容。不对,这里说“宽容”并不合适,应该说是“忍受”——压抑的“忍受”。

于是,当今的婚姻,离婚率提高了,是不是说明人的个性解放了,应该给以支持?不能,因为离婚的同时,可以说,人也抛弃了绝大部分对家庭的责任和道义,给家庭,尤其是给孩子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以致失去了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性。

当今,不少人(多数为知识分子)又创建了最新型的理智的婚姻状态:即在不违背婚姻道德的宽容的大原则之下,夫妻双方在家庭内营建自己私人的精神空间。在尽可能趋同化的前提下,夫妻双方尽可能减少控制对方的欲望,互相不要求对自己的亦步亦趋;允许对方缺点的存在,允许对方向自己说“不”;尊重对方、不干涉对方的爱好兴趣,像朋友、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地一起相伴到老。

婚姻是一所学校,男女双方一旦结了婚,就成了婚姻和家庭的学生。抱着小心认真的态度,你慢慢地学会了婚后的生活。婚姻经营得好,就能减少很多遗憾,甚至可能使身边的爱变得持久,使爱情里的诗和远方变成现实。所以:

  • 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为了去爱,还是因为爱了就要结婚?
  • 一定要认识到婚姻一定有遗憾,改变不了对方,就改变自己;不能建造完全的两人世界就增加个人空间进行弥补;
  • 一定要带着责任和道义走进婚姻殿堂,一定要有宽广的心胸去拥抱你似乎熟悉又很生疏的对方;
  • 一定要有坚定的毅力去坚持你的宽容,婚姻不可能没有遗憾,婚姻与责任、道义同在一个屋檐下。

婚姻应该是理智的产物。

  • 摄影:Nick Wu(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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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聊“站在巨人肩膀上”/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不管牛顿说的那句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是谦虚还是讽刺,“巨人的肩膀”是始终存在的。这个巨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无论是国家、社会、个人,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头顶上,别说是肩膀了。只是前者和后者选择和搭配的不同罢了。

这个话题的范围太大了,只能检点儿身边零星之事,聊发感触。

其一,去年疫情稍有松懈,与家人一起去良渚文化遗址公园。有一间宽大的茅草披所内,看到良渚历史文化土层的实景模型。5000年以前的良渚文化层压在最下面,据考古专家比对,那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正好是夏王朝,但是良渚已经有了王朝都城,有了成系统的水利工程,有了成熟的水稻田间管理。在那时代,良渚文化绝对是个天地间的巨人。在良渚文化层上面有文字标明的就是吴越文化层,再上去就是宋代的文化层,后面的文化层就更清楚了。面对叠加的文化层,普通人也能一眼看穿文化层是后一个朝压在前一个朝代,是后代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叠加和顶升上去的,于是,文化层在时间隧道中,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类历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时代,你能在当下存在,履行人生的一切,你必定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其二,在西安临摹碑林,在西安穿越博物馆,在西安注目兵马俑,在西安浴游华清宫,在西安信步城墙,走遍东南西北,从内心感到西安的文物俯拾皆是。在西安回坊内大皮院的李家巷吃最纯粹的西安味道酸汤饺子、biangbiang面,以及花奶奶家的酸梅汤时,看到钉在墙上的木板上,除了财神爷,还有秦始皇和唐明皇。我跟摊上的店小二闲聊。我说:你家还供着秦始皇、唐明皇呐!西安现在富了,全国人民都来西安摔钱。你们也发财了吧?忠厚朴实的店小二面露愧色连连说:“吃先人哪,吃先人!”这个底层的西安老百姓很明白,现在的西安人不用站在秦始皇、唐明皇等先人的肩膀上,只要躺在秦始皇、唐明皇的怀抱里,就能吃现成,能不好好地供奉先人吗?

其三,古今中外,成千上万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的论文,当然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抄袭。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要让自己的论文出新,有创造。必定要了解之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以,哪一篇论文都有“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是什么?是即将形成新论文的作者搜集、分析前人在他所研究话题范围内已经有的研究成果的概述;“参考文献”是跟这个话题研究有关的各种角度、各种内容的外围论文。新论文的作者当然不能抄袭前者论文,但新论文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前论文,因为“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就是新论文的“肩膀”。

其四,当今的孩子们,尤其是00后一十年代后半期出生的部分孩子,那个飞扬跋扈啊!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使,可以任意在天空飞翔,愿意在哪儿停留就在哪儿停留,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过,他们确实聪明,领悟能力很强,只要他们感兴趣,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在校内,一般不是差生。他们也参加校外培训,从早上到晚上九点也乐此不疲。但他们还能挤出时间来弹钢琴、给自己写的歌词谱曲、画卡通、还写小说,虽然都是尝试,但也有模有样。他们还能挤出打游戏的时间,把游戏打得风生水起。他们真像是一群蓝精灵。他们自认为很了不起,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心中无人,

他们在家里都是独生子女,没有理由地吃好的穿好的,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没有别人。碰上好吃的,他们不会想着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先吃一口;他们大声歌唱,不管别人是否在休息;他们很少说“你好!”“请!”“谢谢!”如果长辈们跟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样做,他们会说:那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事。如果长辈们向他们请教电脑、手机怎么用,他们就把电脑手机一把拿过去,边前后左右地点击边说:“这种事情我们比你们懂,我们帮你们搞定就是了,你们不用学”。他们就那么狂妄。然而你要他们整理床铺,叠被洗衣,找扫把打扫房间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傻眼了。在基础生活能力上,他们不屑一学,又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不会做没关系,可以叫外卖,可以上饭店,不会做家务没关系,可以叫家政,所以他们又像是一群脚不踏地的蜉蝣,美丽、优雅,但是没有根底。

问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初中生,怎样看“巨人的肩膀”?回答说:哥白尼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说》发明的“日心说”,让他成为了“日心说”的创始人,他又站在了哪个巨人的肩膀上了?一时语塞。这个初中生刚刚看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日心说创始人惊世骇俗的哥白尼》,信手拈来,一个反问句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呀,既然是“创始人”,就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踩。可爱的孩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哥白尼只是创造了“日心说”这个词语,但“日心说”这个学说,不只是哥白尼一个人研究出来的。为了得出“日心说”这个结论,哥白尼不但夜夜辛苦地观察天体星辰,作艰难烦琐的数学计算,而且还努力研读古代的典籍,目的是为“太阳中心学说”寻求参考资料。他几乎读遍了能够弄到手的各种文献。连哥白尼自己都说:“我愈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求帮助,就愈是把时间花在那些创立这门学科的人身上。我愿意把我的发现和他们的发现结成一个整体。”教育下一代的父母和老师,还有写书的作者,要让孩子们接受客观真实的科学知识,要让孩子们懂得传承,词语是不能随意运用的。

“巨人的肩膀”无处不在,没准你现在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有一颗利国利民的心,无人无有“巨人的肩膀”。你应该也有!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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