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男是女,性别已经不是绝对》/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是男是女的性别问题,有时谁也说不清楚。小时候听妈妈唱歌谣:“观世音菩萨,一张女人脸,一双男人脚。观世音菩萨,一颗女人心,一身男人胆。观世音菩萨,……”。

佛经说观音是随释迦牟尼成佛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男神,被称为“善男子”,《华严经》里称其为“勇猛丈夫观世音”,观世音在藏传佛教中,是藏族的创始者,养育了藏族男女,又保护了藏族男女,地位非常高,担负了藏族儿女养育和保护的双重责任。我觉得观世音是即男即女。佛教在东汉,传到了中国大陆,中原大地的巾帼女子觉得应该有一个保护女人的菩萨,观世音长得那么漂亮,又慈悲为怀,她必定应该是个女的,于是观世音就纯然是个大慈大悲的女神了。在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如来佛像背后,还专门有块高高的壁画,阐述了观世音原是庄严施主的三女儿妙善,后来出家修行成佛的故事。观世音到底是男是女?庙里的和尚师父认为:菩萨是圣人,无所谓男性女性,无男女之别。你认为是男的,他就是男的;你认为是女的,她就是女的。所以你怎么想,观世音的性别就是怎么个了。多么随意的想象!宗教也很自由和浪漫!

化身性别的转变对万能的菩萨来说,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同性别功能的转换也一样天然的自由地在单个性别个体上存在着。比如歌手,几乎家喻户晓的歌坛上层出不穷的双声带歌手。如男唱女声的:台湾的黑白郎君凯文、大陆北有李玉刚、南有霍尊;女唱男声的:湖北的陈娟,安徽的李莉,山东的潘倩倩。只听他们的歌声,你就分不清楚他们的男女来。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你会以为是男女声对唱,其实是一个男人在唱,或者是一个女人在唱。

平时常听见大人埋怨孩子的话:怎么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怎么一点也不像个男孩子。其实,男孩子又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又应该怎么样?现在男人可以变性为女人,女人可以变性为男人,世界上的变性人数已经在五位数以上,所以性别这个词,是男是女,绝对是相对的了。

从前,比较男人能干还是女人能干时,女人总以男人不能生孩子而取胜。然而如今:托马斯(Thomas Betty)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怀孕生孩子的男人。托马斯20岁时,经过变性手术,告别了女儿身,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男人,与妻子南希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本德市。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南希的子宫已经切除。2008年7月,托马斯为了替代妻子怀孕,停止注射男性激素,并求助于人工授精,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叫苏珊。

托马斯的做法,引来了社会一阵舆论。有专家认为他破坏了生物本质意义,违背了伦理,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允许下的个性自由,托马斯是个伟大的父亲。听说,托马斯在2009年6月和2010年7月又分别生下两个儿子。

世界上男人生孩子不止一例,据说在英国、在德国都有生孩子的男人。

且不说这是违背了人类性别的本质意义、违背了人类伦理。就是男的、是女的这一性别本身来说,已经是没有绝对的性别区分了。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几个怀孕的男人倒都是由女性变性过来的的男人。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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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奇思异想》/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越来越……】
有了网络,世界小了。全世界的物质都可以收集到你的手掌,供你观看,全世界的精神文化都可以会合到你的眼底,供你欣赏。

有了网络,方便极了。买东西不用迈出家门一步,还有人会送上门来。看朋友、跟朋友聊天,打开视频即可。你整天可以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打开家门就有人送上吃的、穿的,插上插头就能看到全世界的美画,听到全世界的美曲。人活到这个时代,算是活出极致了。

然而,不知是不是井底之蛙?是不是在杞人忧天?先不说别的,就拿人的社交生活来说……

数一数手机上的微信群,虽然没有做过科学统计,但是一般人的微信群绝对不下于10个。同事群(跳槽以前的、以后的、第三个、第四个……),同学群(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现在还出现儿子女儿在校所在班的班级群,老邻居群、驴友群、艺术团队群(歌队、舞队)、不可或缺的亲友群(婆家的、娘家的),还有闺密群,不少了吧,还有呢……

在网络上社交圈越来越广阔,认识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然而你没觉得,人的感情外露形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独了吗?你始终面对着的是一款手机的屏幕,你的表情多数时间是呆板的。即使看到一个笑话,忍禁不住,但是很快就止住了,因为没有旁人的感染,你的笑声智慧戛然而止,是短暂的。

拜年在手机上,送礼物,请快递小哥,没有面对面的抱拳作揖、鞠躬弯腰,面对面的眼神交流、肢体交流会变得越来越难求,成为一种越来越奢侈的行为举动。从而肢体语言和脸部表情语言的功能会越来越弱化。于是宅男宅女会越来越多,会有更多的人不愿出门,不愿见人。然后呢?闭关自守,自闭的人会越来越多,在形体上和精神上,可能剩下的只是被长方形的屏幕围困的茕茕孑立的自己,而人的面对面的社交功能会渐行渐弱。

将来随着机器人的普及,人的部分生存功能将被逐渐剥夺,人的主动性将越来越削弱以致退化。所以,人类社会回被机器人代替吗?但愿是庸人自扰。

【老人的微信内容——老人生活的新压力】
自从给老爹添加了微信,他的朋友多了去了,我们父子俩的交流也比以前紧密多了,以致我在家几乎没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花在教他学微信上了。

但是一年后,他只学会了转发链接。别人的微信,他只会看,不会回。写字板上写字,因为手指头粗大,颤抖着,写出来的字,汉字行列内老是找不到,因为笔画不规范,形成不了汉字。好不容易形成一个字,又忘记去哪里找,教了他好几遍就是记不住。他干脆放弃了与人用汉字交流的功能,把全身心的力气、精力、时间都放在链接的点入、转发上。

开始,微信上热门转发有关老人如何把精力、时间、钱财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不要再被儿女骗去,所谓养老术的链接。这类链接,什么“老人七个重要”、“养老三大条件”、“七个老字歌”等等,让老人和儿女成了敌对面,把老人原来对儿女无私奉献的爱,演化成了恨,好像刚刚认识到自己以前一心一意对儿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原来是被剥削、被欺骗。于是在家里对儿女刮目相看,面对儿女多了无数唉声叹气,累了就怨天尤人,一家三代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噪音,硬硬地把儿女推到不孝之列。其实,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在40、50、60年代的老人身上可谓根深蒂固,有多少老人会把自己的儿女当贼一样防着。写这种微信链接的人实在有失天良。我老爹差点上了当,要把我推出门外。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老爹说,活了那么大,反倒连饭也不会吃了。原来微信上今天一个链接说老人要以素为主,预防三高;明天一个链接又说,老人营养不足,免疫力衰退,要多吃猪肉,多吃鸡蛋。我劝老爹,你以前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不高兴了:你不想我长寿?我吓死了,谁能背负这么大的罪名?连忙对老爹说:你看,自从微信上说生姜、大蒜是防癌治癌的食物,现在生姜大蒜涨了多少价?最近又有莴笋怎么好、怎么好,莴笋又涨价了。前段时间,微信上说三七粉如何、如何好,于是不管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许多老人都吃三七粉,接着有人流鼻血了,有人便秘了。我的意思,微信上的信息要有选择,不能全照着做。不然真的连饭也不会吃了。你说对不对?

我真不明白,老人手机上关于养老、养生的微信链接是哪些人在制造?我叔叔婶婶、姑姑舅舅、七姑八婆们碰在一起,经常会谈起这些问题。自从有了这些微信社交,我觉得反而增加了老人们生活的压力,对生活的恐惧型。

虽然接受什么信息是每个老人自己的选择,但是老就老了,该享享清福了,反而被这样那样的信息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何来清福?

有点后悔教会了老爹看微信,还不如让他种种花儿养养鱼呢?

摄影:林明辉(瑞典)

2月28号贴文三之三 《不易理解的德国人》/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用“照片”作题目写文章,跳不出俗套——看到照片,想起某件事、某个人,于是将其写出一个故事,成为一篇文章。不过,现在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本相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德国人。他们是30年前曾在当时还存在的杭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第一批自费德国留学生。

联合国曾经在198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九月份大会常委开幕之日(9月21),“正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供所有各国和人民在自己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36/37号决议)。

1987年,杭州一个青年民间组织举办了国际和平日一分钟演讲的纪念活动,邀请我们学院的留学生参加。经过老师的说明和邀请,那天有一个日本学生、五个德国学生参加了活动。举办方没有对参加活动的留学生提出什么要求。

活动场地大约200平米左右,参加的人员大约100多人左右。但是当德国学生看到屋子中间搁着一架摄像机,就摆起了本来不甚开朗的脸,纷纷落在了后面两排座位上,不肯往前坐。

一分钟演讲开始了。主持人指定的一分钟发言人演讲很生动,有的演讲还催下了日本留学生的眼泪。自由演讲时,发言的朋友也此起彼落,没有出现冷场,活动进行的有井有序,带队老师(也就是德国班的上课老师)放松了心情,等着活动结束带同学们回校。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在街上还是稀罕物,就算是什么人碰撞一下,也可能会成为一件国际大事。

谁知这时候突然有人提出:请外国朋友也谈谈关于国际和平日的感想。不是不要什么准备吗?知道来参加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学生们看着带队老师,有的显现出疑惑的眼光,有的显现出怀疑的眼光,似乎在问:不是只要我们听吗?怎么又要我们说了呢?场内的掌声已经响了六七分钟,也许主持人悟到了什么,“说一说”变成了“唱一个”。日本学生是个很腼腆的大姑娘,始终埋着头,德国学生在带队老师的工作下,最后一起用德语唱了一首反复回还、似乎德国小孩子都会唱的民谣。德国人唱歌很少有高声叫喊,他们的歌声低回却悠扬,虽然只有五个人,但还化成两部和声,交相呼应,让全场人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歌声毕,迎来了长久不息的掌声。显然德国同学也有些激动了,脸开了,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活动总算圆满结束,留学生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学院。

但是,第二天德国班上课只到了一半学生。老师问了一个名叫艾拉的同学,为什么?艾拉说:他们觉得昨天被骗了,很不舒服。摄像了,一定去做什么宣传了。上课老师就是带队老师,已经与德国学生打了一年的交道,了解德国人的特性,说一不二。有什么与原来的决定不一样,一定会究根问底。这个民族说得好听是遵循规矩,说得难听是刻板。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参加不参加这个活动征求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同意后才去的。怎么被骗了?你们还是小孩子吗?这个活动是纪念全世界联合会决定的国际和平日,意义非常好。宣传世界和平是每个爱好和平人的权利和义务,你们参加了一个好活动,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会不舒服?艾拉,请你把老师的话告诉他们,还要告诉他们,不来上课,吃亏的是他们自己。这样拉下的课,老师不补。德国学生和其他欧美学生一样,凡是在学习问题上,比如学习时间长短、批改作业多少、一本书学到哪一课等等都可能斤斤计较,不肯吃亏。直到第三天,学生才全部到齐。不过还有两个学生似乎还心存芥蒂,不再与老师主动讲话。

一周以后,教学计划中要去千岛湖进行两天的教学实习,但是天不作美,一直下着雨。办公室想推迟时间,但是这群德国学生不让。下雨有下雨的趣味,计划中的,为什么推迟去?我们不怕下雨。于是教学实习如期进行。这群德国人顶着雨伞、披着雨披(编按:即和我们平时说的‘雨衣’差不多的东西,不过没有衣袖)上了去千岛湖的中巴车。千岛湖一直被雨丝披挂着,朦朦胧胧的,湖上的山顶就像漂浮着的海岛,时有时无。这群学生披着红的黄的绿的雨披,手里拿着老师给的教学实习讲义,一边看着,一边听着。昨天听老师指点山水,进行水上水下淳安县城的变迁;今天听老师解说清晨码头的鱼市,看黄尾巴鱼、红尾巴鱼在鱼篓中游动,挣扎;中午又在新安江电站的水坝内看转动着的,向华东六省市输送电力的六台大电机,丝毫不觉得下雨带给他们的不便,学得非常专心。

教学实习的第二天下午,在回学院的路上,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带队老师回头一看,只见大部分学生静静地低着头在摆弄着手中的相机。

三个学期过去了,上完最后一堂课,全班老师学生一个个地作了告别。最后剩下那两个不与老师讲话的学生。他们面带羞涩,期期艾艾地说:“老,老师,对不起!这是我们给你的留念。”说完,在讲台上放下一本相册,很快离开了教室。

这本相册不薄,几十张照片记录了他俩在杭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有那次国际和平日活动场所的照片,有千岛湖雨中实习的照片,有老师在黑板前上课的照片。最后是一张他俩脸上涂满白色,化妆成两个小丑的合照。老师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喃喃自语:含义深刻,含义非凡啊!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六十年前塔基山青春断面闪现(二)》/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2016年12月本文作者写了一篇《另类中学生——塔基山的回忆》(按这里),这里算是文章的下篇吧?(周)

〈“花儿与少年”没早恋〉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水(呀)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里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啊哥,/ 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 托一把手过来”。随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又称‘四季歌’)”轻松欢快的节奏,塔基山大草房礼堂砖搭的舞台上出现了一排身穿粉红小夹袄的少女,她们一手搭在前面女孩的肩上,一手拿着手绢在腰际甩着,踩着斜行的秧歌步,像水上行船,乘着波浪一起一伏又整齐划一地漂移了出来。当歌词唱到“小呀阿啊哥”时,从一排女孩后面钻出来一个少年,他手里拿着一根颤悠悠细细软软的竹竿,竹竿头上是一只花蝴蝶,一上一下地在空中跳动。随着蝴蝶在空中的飞动,少女们一边跳,一边变化着各种活泼的队形。《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节奏性很强,很有感染力。很快,台下的同学都唱了起来,为台上的同学伴奏。这是塔基山上一次文娱晚会的节目演出状况。《花儿与少年》几乎全校同学都会唱。歌词有春夏秋冬四段,演出以后,塔基山上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这首歌。按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可能会起到某种情感上的启示,但是塔基山的高中生似乎还没有情窦初开,对现在在初中生中就被视作洪水猛兽的早恋,好像一点没有感觉和动静。男女同学之间学习上互相帮助,平时互相起绰号、互相逗笑,相处得非常单纯、融洽又自然。现在我们想起来、谈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分析的原因是:家教好和信息的单纯。

塔基山上的课余娱乐活动,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单调,但是真的很文明。那时没有卡拉 OK,没有摇滚;没有大排挡,更没有酗酒。男同学玩儿的一般是下棋,象棋和军旗为多。女同学多为唱歌。很多外国抒情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唱的。女同学W 的歌声低回、柔曼,很好听。夜晚,我们常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坐在她四周,听她唱歌。望着头上的星星、月亮,或者视线穿流在夜色下的稻田,听她轻轻地哼起一首首外国民歌。其中有首意大利民歌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歌词与我们当时所处的境界是那么地和谐、那么地一致。记得两大段的歌词是这样的: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在银河下面,暮色苍茫,甜蜜的歌声,飘荡在远方。/看小船多美丽,漂浮在海上,随微波起伏,随清风荡漾;万籁皆寂静,大地入梦乡,幽静的深夜里,明月照四方。副歌词是: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在这黎明之前,快离开这岸边,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看到这里,你可能知道了,呵,原来是这首意大利民歌。你看,歌词看起来清丽幽美,唱起来如吟如诵。在夜色中,W同学的歌声圆润、柔滑,如丝如绸,围绕在我们四周。我们沉浸在夜色和歌声中,忘掉了还有要做的作业,忘掉了明天还要上课……

不知是一种偶然,还是环境与人的心理的默契,在塔基山上学的歌曲多为旋律优美抒情,而歌词是关于夜色的。记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不久,在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流行到了中国。其实这首歌是1956年前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插曲。班文娱委员F得到歌纸后,大家就说:赶快教,赶快教。那时没有复印机,F就把歌词、歌曲抄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大家唱歌的热情很高,但是学唱时也都是中规中距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像小学生。前段时间这首歌又流行了一番。而我听到这首熟悉的乐曲,就想到我们坐在教室里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如在昨天。

是否因为宁静的塔基山夜色和舒卷轻柔的乐曲、沉着思索的棋路,把很多塔基山上学生的性格陶冶得沉稳、从容和理智,没有浮躁,以致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气质和风度?

〈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

塔基山上没有运动场、没有体育课、没有球类、没有体操、没有体育器械,但是有个成立了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篮球教练是后来调到青年中学的赵老师。我们学校开始也没有体育老师,后来赵老师来了,听说是从杭州一中调来的。赵老师身材魁伟,肩膀特别宽。脸上皮肤呈现黑红色,比较粗糙,像个军人。后来传说,他真的是一个军人,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国民党,而是因为他能在天上飞。赵老师对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挂着一脸无奈或者是不屑一笑的神情,我想他是在感慨自己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吧。

不管怎么样,他带给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很爽:“跑步去,黄泥岭!”那是在公路上的越野跑,当然也是一种体育项目。于是我们大多是跑过去,走回来,如果要算体育课,一节课也就到了。所以在高中,我们都没有体育成绩。但是我们每天跑步。那时有个称为“四红”的运动(思想红、工作红、学习红和身体红),其中要做到“身体红”,就看你是不是每天参加跑步运动。争取做到“四红”全部内容是难的,因为里面会有很多人为因素。但是做到“身体红”是容易的,只要每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去跑一趟就可以了。也许就是这个“跑步黄泥岭”,开始了我的健康储蓄,一直到现在,除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则器质性的衰老,一生没有因为感冒挂盐水进过医院。我的儿子、女儿也比不过我的健康的韧劲儿,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有规律的体力锻炼,而这种体力锻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无论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有利无弊的。就为这点,我们得感谢这位脸上常常挂着各种各样笑容的赵老师。

突然有一天,赵老师叫了几个女同学,包括我。对我们说:要跟别的中学进行篮球比赛,时间还有半个月。我们七八个女同学成立了塔基山上青年中学女生篮球队。每个星期练球三四次。在女生宿舍下,稻田边的篮球场上,我们的手僵硬地触摸起篮球,开始进行拍球、运球跑、传球、三步上篮等基本动作的训练。一个星期练基本动作,一个星期练队形。那时全校只有两个篮球。有时篮球出界,滚到稻田的水沟里,赵老师就要我们赶快去捡起来擦干。训练完了,赵老师不会让篮球多留一分钟在我们手里,就把两个篮球锁进办公室。

两个星期后,我们跟别的中学开始比赛了。比赛的范围只是当时的余杭县内的中学。就是嘛,如果跟杭州市内的中学比,怎么也轮不上我们这所中学。六十年以前,县级中学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很简陋。篮球架的柱子、篮板和投篮圈,看上去都是摇摇欲坠的。我们参加比赛也没有任何兴奋的情绪,就好像要我们去菜地拔萝卜一样平静。看比赛的观众有时是五六个人,有时是七八个人,都是参赛学校有关的老师或者球队队员,没有广告、海报、没有包装、更没有泡沫。悄悄地去,悄悄地比,悄悄地回来。一切都在默默中朴实地进行。比了两场,得了个第三名。成绩不错吧!回到学校没人说我们不好,也没人说我们好,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只有赵老师,回到学校对我们说了一句:以后不用练球了。

我所以记住了这件事,是因为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也被选拔上为大学女子篮球队队员,训练几次就成了右锋队员之一,每次全队训练以后,教练还要我单独留下,再练150个篮板球。成为大学篮球队队员,与高中参加了篮球训练、参加了一次篮球赛的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虽然大学的篮球教练并不知道我们高中女生篮球队的情况。但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有塔基山上半个月的篮球训练,后来有了大学三年的篮球训练,因为有了篮球训练,所以有了规律的体育锻炼,所以有了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我感恩青年中学体育赵老师对我健康储蓄的启蒙。

〈番薯晚会〉

塔基山的高中班,每个班都拥有自己的绿色领地,那就是自己班里的番薯地或者南瓜地。这些绿色领地都在宿舍后面,分班划块,看看不大,但劳动起来,一垄一垄的没个完。一年四季种青菜呀,种胡萝卜、豆子呀,很丰富,但秋天收获得最多的是番薯。这块绿色领地,一个星期只少要去照料它两三次: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等。浇水、浇粪时要两个人抬一个粪桶。这种粪桶几乎快成了文物,现在的孩子看到过的可能很少。因为山上的地高低不平,又因为抬粪桶的两个同学个子长矮不齐,竹杠子上的粪桶,上坡时就滑到后面那个同学身前,下坡时就滑到前面那个同学的背后,粪桶里的水常常溅出来,溅得鞋子湿漉漉的。如果是粪水,还带点“香”味儿,好玩!

这块绿色领地给我们带来不少喜悦。播下去的种子长出绿绿的嫩芽了、插下去的番薯秧苗挺起身来了、刨开土,发现土里长出小番薯来了等等,都让我们惊喜半天,并且传来传去,在班里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于是没有轮到劳动的同学会在中饭后或者下午上课后,也去地里看看,在现场惊喜惊喜,真有点庄稼人那种总算有了回报,又继续期待、诚惶诚恐的心理。什么时候去劳动,什么人去劳动,那是班里劳动委员说了算的。青年中学的班干部中有个劳动委员,这可能是现在中学的学生没有听到过的。我们班的劳动委员CH 对农作物的种植很有一套。现在他就在杭州余杭区一个很幽静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农民的房子养老。我们去看望他时,也看望了他的菜地。

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这个班开番薯晚会,明天那个班开番薯晚会,塔基山上天天飘荡着番薯的香味儿,热闹极了。

我们班番薯晚会的那天下午,一部分同学把从地里挖出来的番薯到井边洗干净,送到厨房里。在厨房师傅的帮助下,装入大锅煮。一部分同学就把教室里的桌椅搬到教室外面排成一个圈,把电灯拉出来,这是晚会的光亮来源,还要洗干净八九个脸盆,准备装番薯。等到厨房里的同学上坡来叫:“番薯熟啦!来装番薯啊!”一群同学就一边敲着脸盆,一边喊着:“呵——吃番薯啦!吃番薯啦!”跑向坡下的厨房。另一群同学就到校长办公室、老师办公室请校长、老师到班里来参加番薯晚会。

一盆盆番薯端上来了,一个个热腾腾的番薯分到桌子上同学们的饭碗里。待校长、老师坐定,番薯晚会就开始了。既然是晚会,就要有个开场白,当然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革命,但是不刻板,还有才气,平时就与学生和谐相处。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啊,别的话不说了,我来念几句……”于是就产生了一首番薯诗:番薯大,/番薯甜。/要问番薯谁来种?/是我、是你,也是他。

晚会在星光下继续着,几个同学代表讲了话,当然少不了劳动委员,还有传花结果式的节目,嘻嘻哈哈的,番薯晚会是完全放松快乐的,番薯吃到不要吃为止。

番薯,现在被美国科学家誉为第一健康食品后,身价高贵起来,成了宴会上的一道点心,变成了老人去农贸市场必购的食物。而我们吃番薯,就是因为我们种了番薯。不过六十年前,一餐吃那么多的番薯,也是很奢侈的。因为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自己有一块土地,可以种出能填饱肚子的番薯,那是杭州城里人可望不可及、垂涎的福事。

〈 敲焦炭和吃粽子〉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和我们班的七八个同学夹着要拿回家换洗的衣服和被子,兴冲冲地下了塔基山,小心地踏上了只能一人通行的田埂路,朝公路上的6路车站走去。忽然前面的人停了下来。“怎么啦,快走啊!”后面的同学催促着。“前面的同学被老师拦住了。”前面的同学回答着。“同学们,今天不能回家,学校等一下要开大会,有重要的消息要传达。大家回转吧!”只见班主任站在公路和田埂路的交叉口,张开双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拦住了我们。他的响亮的声音被空旷的秋野扯成了一片片,似沉似浮地向四处飘荡。我们丧气地嘟哝着,却又都乖乖地向后转,回到了山上。不一会儿,学校上空响起了广播:“同学们快到大礼堂集合开大会,有重要报告”。哗——,说不上是千军万马冲下山吧,也是黑压压的一群群,向山下移动,一下子,空荡荡的大礼堂站满了人。书记给我们作了关于“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报告,并且宣布从今天开始不能回家。

回到宿舍里,有几个女同学就哭开了,其中有个女同学那天正好做了大人,想回家得到妈妈的帮助,没想到回不了家,哭个不停,嘴里不断地叫:不要啦,不要啦。不知是说不要做大人,还是在说不要不能回家。后来在两个比她大的女同学的安慰和帮助下,才平静了下来。

沮丧、郁闷、生气的情绪立刻被参加劳动要工种分组的新奇和热情替代了。在热热闹闹中,大部分男同学被分到闲林钢铁厂刨黄土层去了(闲林钢铁厂的铁矿,是露天铁矿,在钢铁厂旁边,男同学要把铁矿上的黄泥层挖掉);一部分同学去焦炭场敲焦炭。焦炭是炼钢铁时不能缺少的燃料,而且进入高炉有一定的大小规格。化学成绩好的同学分到学校的小高炉炼铁,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个班的同学被分成了四五摊,除了自己小组的几个同学以外,其他同学都见不上面了。大家都满怀激情地、有责任心地、忙碌地为“十五年赶超英、美”,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日夜奋斗着。这样的日子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左右。

我在焦炭组敲焦炭。高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停,因此敲焦炭的同学就得一天三班倒,我被分在夜班组。夜幕下,四周是黑黑的大焦炭堆和小焦炭堆的剪影,差不多有一人多高。把大焦炭敲到鸡蛋那么小的焦炭块,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没有量的要求。焦炭场上那些黑黑的剪影把我跟同学们都隔开了,互相看不到,也说不了话,耳朵边都是闲林钢铁厂炼铁炉发出的轰鸣声。我们的干劲很高,会一连四五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盘坐在地上,右手拿着弹性很足的竹柄小榔头,左手扶着刺手的焦炭块,一下下地捶打。没有手套,晚上又看不清楚,每天手上都被棱角尖锐的焦炭刺破皮、被小榔头敲出紫血泡。

到了晚上二点半左右,瞌睡来了,头怎么都止不住地往下瞌,榔头打在手上,有时打在自己腿上,脚上。惊醒一下,连眼皮也没睁一下,头很快又瞌下去了。这时只要有一声:“休息啦,吃粽子啦!”这一喊,瞌睡就全没了。只见昏暗中,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木桶走进了焦炭场。于是就像歌舞《在太行山上》中表演的一样,一下子从焦炭堆四周出现了很多“游击队员”,涌向了木桶边。一只只灰不拉几的手伸向桶里,从里面提出一只只粽子。手也不洗(没地方洗手),剥开棕叶就吃。不用钱,白吃的,每夜都有。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常常想:有多少人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每天要吃去多少粮食,再多的粮仓也要吃空。这两者前后有关系吗?

天亮后,我们就可以下班了。白天根本睡不着,开始几天,在迷迷糊糊之中,常常听到山脚下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呵——,出铁啦——出铁啦——,小高炉炼出钢铁啦!这时宿舍外发出一阵“踢踢嗒嗒”急促的脚步声,很多人跑下山去看小高炉出铁的壮观场面。

大炼钢铁的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复课了,可以回家了。回到家一看,爸妈睡的铁床不见了。我问妈妈铁床哪去了?妈妈说:炼钢铁去了。是呀,那时候是有铁出铁,有力出力!全国上下都在为增加钢铁产量做出贡献。当然,大炼钢铁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能参加这样的运动,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无论在体力上、智力上、思想上都受益不浅。

〈男的女的都在这和仓库睡觉〉

敲了几天焦炭以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我们班的女同学H。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明天去我们学校附近的联荣生产队参加秋收劳动去,还要帮助他们作宣传。这是你们要带去的钢板、刻字笔和油印机,你们要给他们出生产快报。你们的棉被要自己带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脸茫然,摸不着头脑,但是就会接受。老师又说:“具体工作明天到那个生产队,他们会布置的”。第二天早上,我和H同学打好了铺盖卷,用网线袋装好了脸盆等生活用品,在教室门口等来带我们去生产队的社员。一会儿,有个手里拿着一根扁担和一副绳子的社员(那时农村的行政组织有一级为人民公社,农民就叫社员)走上山来,在教室门口,老师就叫我们两人跟着他去。这是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农民,中等身材,不胖。脸上倒还清秀,只是脸色灰中透黄。他一声不响地挑起了我们的铺盖背包(那时候我们都学会了部队打铺盖的方法)和钢板、蜡纸、油印机,向山下走去。我和H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起了我们的网线袋,好像心照不宣地不问一下,也不讲话,默默地跟着他,离开了学校。

这个社员下了塔基山,走上了田埂路,往塔基山后面的水库方向走去。两边的稻田,这时候有的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头像围棋子儿,一行行一列列地凸现在潮潮的地上,已经脱了谷粒的稻草还散乱地堆在田头;有的稻田则在等着收割,黄黄的稻杆儿互相依靠地倒伏着,在微微的秋风中,发出萧瑟的声音。挑着担子的社员在前面走得很快,我们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跟着他,大约过了半小时,先左拐,然后又右拐,走进了一间屋子。我们紧接着跟进去,是生产队办公的地方。桌子那边有个人,听那个社员叫他,好像是书记,他让我们放下行李,跟着那个社员“去田畈割稻起”,晚上到这里出快报。快报的材料,下午会集中到这里来,我们会叫你们一起听汇报。

那个社员给我们一人找了一把大镰刀,就走出门去了。我们又紧紧地跟着他,来到了一块稻田。他让我们单独割一块稻田。旁边的稻田上,有一群妇女在割稻,看见我们,就指指点点地,嘻嘻哈哈地说些什么,好像很开心。我们俩不能示后,弯下腰,低着头,唰——唰——地甩开大镰刀,一排稻子随着就倒在地上。这种劳动,我们已经熟悉了(从1958 年以后,中学生常常在暑假参加“双抢”劳动,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不过弯着腰,20分钟以后,我这个高个子的腰就酸痛起来,但只能直立一下,不能偷懒休息。大办农业跟大办钢铁一样,是要赶超速度的。上午我们割了大约60多平米的稻田。吃饭在大队的食堂里,也不要钱的。下午还是割稻。大约四点多的时候,那个社员来叫我们去生产大队办公室,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秋天的稻田没有水,所以不用洗脚穿鞋。我们拿着大镰刀,走上田坂,跟在他的后面,去大队办公室了。

没进大队办公室,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响。一进门,烟雾腾腾,一人手中一支烟,有的是烟杆儿上吊着烟袋。来的都是小队长和小队会计。大队书记见我们到了,开口说话:“现在各小队把进度报一报”。于是从第一小队开始,轮流报起了割稻的进度和冬种植物亩数的进度。我和H 同学意识到这些数字都是我们要记下来的材料,急忙掏出笔和本子记下来:东头两块三亩半已经都割完,种麦,田犁了一半;洋番薯田两亩已经收了一亩;油菜地有三亩籽撒下哉……接着他们又报了几个人名,说他们割稻快、犁田质量高、某某捡洋番薯很干净等等,这大约是要表扬的内容。我们俩就傻傻地听、傻傻地记,不知道问些什么问题。

汇报会结束了。大队书记就对我们俩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写出快报,晚上交给会计。“快报要写成什么样的?”我们问。“嘎!那是你们的事情啰。我们会写,就不叫你们来了,学生子,是不是?”说完他就要走,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来说:夜饭还在食堂吃。夜头,里桌子上那盏煤油灯好用的。说完,他也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

最难办的事情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写出来不符合他的意思,改来改去,吃力不讨好。现在让我们自己做主,那就好办。我们俩很高兴能独立自主做这件事,商量了一下,划一个进度表,再写出四五篇文章草稿来,然后排版刻字。晚饭以前,我们打好了草稿。草稿不用给什么人审查,爽快。晚饭后,点亮了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拿出钢板、刻笔,刻蜡纸,打开油印机调好油墨印刷。为了版面好看一点,活跃一点,我们还在蜡纸上插了画,画了花边。到十点左右,一张快报编写、油印出来了。我们自我欣赏了好久,然后对会计(晚上会计也在办公室,不知是不是陪我们,不过他一直在计算)说:好了。我们把油印快报交给他,他接过看了一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一搁,说:把铺盖拿上,我送你们去睡觉的地方。

外面已经很黑,看不清路面,也不知道在往哪里去。我们跟在他的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七拐八拐,拐到了一间外面看看像仓库的大草房门口,会计说:就这里。我们朝里一看,有很多男社员在里面。“这里是男的”,“男的、女的都在这个仓库睡。里边是女的,你们往里走就是”。这下,我们真吓得要晕倒了。塔基山的宿舍尽管也像大仓库,但毕竟男女有别。这里男的、女的都在一起,这怎么睡得着。“进去呀!”会计在后面催我们进屋。

这间大草房真的是大队仓库,还比较宽。没有电灯,只有两三盏煤油灯照亮。人睡在仓库地上靠泥墙的两边,两排人睡下,中间的距离大约还有12米。男的占了一排半,女的半排。我和H在女的半排中间,找了两个床位,坐了下来。我们靠在铺盖上,不知道该如何睡下去?难道在男人面前脱外衣?地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没有席子。这时候已经没工夫考虑稻草里有没有什么虫子的问题了。在晦暗的光线下,望不清楚对面半坐半躺的男社员的脸,但他们面前都一闪一闪地亮着烟头,屋子里没有空气,只有烟气。看看身边的女社员,除了是母女俩,女儿比较年轻以外,其他女社员的年纪,都要叫她们大嫂、大妈了。“快打开被子,睡下吧,没问题的,都是村子里的人。过一会儿灯就要吹熄了”,旁边的一个大妈看出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不行,这肯定睡不着。最后,我和H决定打开被子,不脱衣服、不睡下,打算半坐半躺地过夜。

灯熄灭了。屋子里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指。男的女的都睡进被子里去了,我们还是半坐半躺着。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难道这里离他们的家很远吗?难道明天要起得很早吗?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问,也不敢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男的女的要睡在一间仓库里。夜深了,外面起风了。树叶的声音、草的声音,远处还传来狗叫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屋子里开始冷起来了,我们把被子往肩膀上拉了拉。四周已经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噜声,有的呼噜声还转起了弯儿。让人听得心里很烦,干脆,我把被子蒙住了头。

突然旁边响起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猛地醒来,脑袋里转了一下:怎么?我还是睡着了。只见四周的人差不多都起来出去了。他们的被子卷起排在泥墙边。我和同学H轻轻说:难道今晚还在这里吗?走出仓库,有的社员已经捧着大碗在喝稀饭了。

是的,我们在这大队一共劳动了三天,割了三天稻子,出了两份生产快报。在这个大仓库里一共“半坐半躺”了三个晚上,平安无事。第四天早上,大队书记对我们说:我们的秋收完成了,你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回学校去吧。这次我们没有再跟在别人后面,而是自己背着铺盖回学校了。

虽然这次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不长,但大队仓库三个晚上的情景,清清楚楚地一直记忆到现在。

〈买菜学生帮〉

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大米饭也轮不到吃,只有黑黑的番薯馒头。同学们常常在吃完饭说:我好像没吃一样,吃了就饿。不久,生物老师让我们认识了金刚刺、狼蓟根(蕨菜根),要我们到附近山上去挖,挖来交到厨房。于是我们三五成群,抬着个箩筐漫山遍野地走着、找着,找那两类可以充饥的植物。毕竟是野生的,找半天也只有遮了个箩筐底,但是全校同学都在找,积少也成多了,合起来也有几箩筐。交到厨房,厨房师傅就把它们磨成粉,掺和到番薯粉中做成馒头,卖给我们吃。吃的菜,就更不用说,有菜就很幸运了。有时候去晚了,买菜的窗口只有一木盆酱油汤。买一勺酱油汤,也要2分钱。酱油汤淘饭就是一顿饭。

1960年春,虽然杭州好像没有什么天灾,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果的现象大面积地出现在每个大中学校的食堂里,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用餐上。虽然学生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二十柒斤米的粮票、几两油票、几两肉票、几两糖票、几块豆腐票、几张糕饼票,但是仍然是饥肠辘辘,吃不饱。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在生长发育的节骨眼上,妈妈常常拿着衣服去附近的郊区农村换蔬菜瓜果,尽可能让几个儿子吃得饱一点。每个星期,她都盼我回家,因为我能在闲林镇的集市上买一点刚上市的豌豆、蚕豆带回去。

塔基山的学生仿佛都很有家庭责任感,特别是女同学,都想着办法帮助妈妈解决无米之炊的困难。于是,每天都有不少同学起个大早,轻轻地你叫醒我,我叫醒你,抑手抑脚地离开宿舍。然后在弥漫着淡蓝色薄雾的田野上,呼吸着时而夹着农家炊烟的清新空气,跑步下山、跑步去闲林镇的集市,搜寻各种能充饥、能放几天不会坏的豌豆、蚕豆和土豆。有时候也在回家的前一天,买几棵卷心菜。在集市上,买这些东西也要眼疾手快,不然就会买不到。常常是远远地看到农民的菜担来了,看上去像是我们要的东西,不等他走近,就迎上去。别的买菜的人还没回过神来,一担东西就被我们几个同学一分而光。当时在闲林镇的集市上,我们被称为买菜的“学生帮”。我们的动作快,跑到镇上小街时,街上人就会一边说:“学生帮来哉,学生买菜帮来哉”,一边侧过身子让我们。

买好菜,如果时间还早,我们会一边吁着长气,一边看着、摸着袋子里的豆啊、菜啊,婆婆妈妈地兴奋一阵,走回塔基山。如果时间不多了,就再跑步回塔基山,到宿舍把袋子往床下一塞,上课去。上完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大家围坐在一起剥豆子,然后把豆子晾在一个个窗台上。等到周末,收起来带回家。

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过得很艰难,但是也让我们初步实践了做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其中有紧张、有兴奋、有欢乐,看到妈妈的笑脸时,也有欣慰。过了那么一段苦难的日子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懂得了对家人的珍惜。

〈胡萝卜和高考复习〉

“吃胡萝卜啦”、“快来吃胡萝卜了”随着叫声,教室的窗台上出现了一脸盆一脸盆红黄的色彩。教室里的同学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脸盆说:“好事做到底吧,拿到我们旁边来!”于是劳动委员又把胡萝卜端到正在复习的一组、一群的同学身边。这是塔基山上的高中生进行高考复习时的一个情景。

三年的高中生活尽管有工业生产、农业上产、饥饿、艰难等丰富多彩内容,但是高中的学习进程仍然正常进行到了高中毕业考和高考复习阶段。塔基山上的高中生则进入了单一而紧张的迎考复习。除了每天上午老师的复习课,其它时间都是同学们自己复习。到后来几天,全天都是自己复习。同学们就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在一起做题目,有同学不懂的,懂得同学就再讲一遍,一起复习的同学都懂了,继续做下个题目。考工科的同学一起解数学、物理难题,常常是要得出两三种解法才肯罢休。考文科的同学则拿着一叠一叠的复习提纲和一本本的书,互相背题目。相比较,六十年前的复习比现在简单得多,没有那么多各省市的复习材料和考试题可参考、要过目;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要比现在的学生热情、无私,更没有你防着我一点,我防着你一点,为此常常说那种:“昨天我在看电影,看到半夜二点”、“我还没开始复习呢”等等的话来扰乱其他同学的复习心理。

复习都是在那座塔基山上进行的。那时的家长也没有要给高考的孩子补补身子的概念,我们还是一日三餐吃那朴实的食堂饭。要说营养品,也有,那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复习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同学到我们班自己的菜地上去挖胡萝卜。那时候,菜地里南瓜、番薯刚出芽,可以吃的就是胡萝卜。胡萝卜挖出来,洗干净后,一脸盆一脸盆地放在这群同学、那群同学身边。于是,一边做题目,一边伸手到脸盆里拿一根桔黄色的胡萝卜,“嘎嘣脆”地在嘴里咬一口,生生脆脆地细细咀嚼,很好吃。胡萝卜那股强烈的、特别的药性味儿,有的人不喜欢,但实际上胡萝卜的这股味儿既有营养又有赶走疲劳、醒脑的作用。在整个在校复习期间,教室里那几抹桔黄色的暖色彩、弥漫着的那股浓浓的富有刺激性的味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除了复习还是复习,但又充满着希望和紧张的日子。也有一些同学不参加复习,在宿舍里睡觉,闲谈。他们觉得自己复习了也没有用,考得再好也进不了大学。是的,现在回想,当时我们这批人,真的不在被高校录取的范围之内。当时,高校录取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这么几个录取杠杠:不宜录取、降级录取、不能录取。但对这种严峻的升学形势大多数同学并不很清楚。感谢当时的糊里糊涂,因为我们没有因此放弃对知识的复习和巩固,并且在复习中,加强了对真理追求的踏实精神。

复习阶段完了。同学们都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结果。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当时高考录取政策中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是因为不想伤我们的心吗? 是鼓励我们去与既定的命运抗争吗?就像不喜欢胡萝卜的味儿,但仍然往嘴里塞?

关于塔基山的故事,奶奶就写到这里。太好玩了!奶奶的高中生活多丰富、多有意思!不过——他们那一切都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没完没了的上课、辅导班,上课、辅导班。低着头,趴在桌子上没完没了地写写写,这一切好像也是别人让座什么就做什么。我和奶奶三代了呀,这青春的活力,到底怎样才能是自己释放的呢?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曾经走出一段迷惑》/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一夜之间,全国,至少是城市大学校园的角角落落掀起了纸和笔的文字革命。起来造反的师生向大专院校学校各系的教授专家贴出了他们在教学中向学生“贩卖”的封、资、修思想、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等内容的大字报。不久风向稍转,又出现了揭露校长书记、各系主任总支书记、各年级主任支部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贯彻资产阶级路线成批、成批的大字报。

很有幸,我的名字也与书记们、主任们排在一起,出现在大字报上。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拼股老板,属于资本家。我不是工农家庭子女,但是去年因学校来了十个班的越南留学生而被提前毕业当了汉语老师。全系100多个工农家庭出生的学生,为什么就把唯一一个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提前毕业?

是呀,自从我的名字频频地在大字报上飞扬,我也进行了平静的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我这个资产阶级子女是否也应该跟着父亲一样被专政、被革命?历代有父债子还,我是不是也应该背负资本家父亲家庭成份的社会之债?不是有可教育好子女这一阶级路线吗?这一路线错了?是谁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提前毕业做了大学老师?

说我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怎么才算红?我担任学习委员为班里的同学服务,又说是班里的领导权不在工农阶级手里,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刚开始,有人偷偷地把风声透露了给我。我辞去了学习委员这个班里的职务。让我怎么做才算是红呢?说我与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确实划不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能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我只能依靠家庭。

年级造反派到学校党委组织部造反,要求在24小时内取消我的教师资格,回到班里与同学们一起重新分配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显然这是对组织部,也是对我本人的警告。于是组织部给了我一份通知,说“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不力,把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资产阶级子女提前毕了业,现在要我到组织部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立即停了我的工资。接到这份通知,我又纳闷了:说我“表现不好”,这个表现不好是指提前毕业时的表现,还是毕业后一年的工作表现?怎么不好?半页纸的通知上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道如果不回班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其他们来扔出我的行李铺盖,把我赶出教师宿舍,还是我自己搬回原来的女生宿舍,反正现在也没有课可上,师不再师。我回到了班里,但是我没有办离职手续,而是向组织部提交了我的申述。我要求组织部说明“表现不好”的具体内容。但是组织部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在不置可否下,茫茫地过着一天天没有任何计划好内容的日子。

没有力争、讨好地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时候真的,自由与无赖放肆没有区别。我也放肆了,跟造反派同学一样,大着胆儿与我的闺蜜同学,背起被包步行串连去四明山了。直到中央号令停止串联,我们才回到学校。这一段跋山涉水的步行,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要去做的事情是符合情理的,就没什么可怕,而且在实行时是一身轻松。那一段山水中的生活,无论是大雪天,无论是走在泥泞的山沟田坎,天是晴朗的,路是明朗的,山里碰到的老人小孩都是开朗的。最后我们凭着隐忍持久的耐力,终于踏上了佛岛普陀山。海岛小路上空旷无人,几百座寺庙林立,但都紧闭的庙门。面对灰蓝色的大海,犹如波浪涌入心中,荡涤着全身的血肉。眼亮了、心亮了、胆壮了、力强了。

回来后,年级造反派对原来的学生支部副书记、年级里的党员同学批斗不止。有一次我因妹妹发烧,在家照顾她。不知道有批斗会,没去参加。结果有两个同学连夜,深夜十二点了赶到我家严厉地通知,明天必须到中五(3)班文革领导小组报到。第二天回到学校,宿舍的床边、床头和我的书桌面上贴满了小字报,要我到文革小组报到,要我坦白交代。交代什么?一头雾水。当天晚上年级又召开批斗会,要我揭发保皇派同学。现在想想真是儿科,原来有个党员同学他带着几个同学去井冈山步行串联,造反派同学认为我也去了井冈山,要我揭发去井冈山干什么了?去井冈山能干什么呢?而且对我来说,真是无中生有啊!

批斗会上,造反派点名要我揭发。我能揭发什么呀?我只能澄清事实。我没去井冈山,我去了四明山;我没有为保皇派刻写反革命传单,我只是刻写了最高指示,仅此而已。批斗没有结果。我觉得这只是造反派在造反遥遥无期的无聊下寻寻开心而已。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可不能说出来。由此我又想起一个情景:有一次到农村劳动,休息时,造反派同学随便拉出一个古典文学老师批斗,问他为什么在小镇上买番薯吃,要他交代!这位古典文学老师是个很斯文的老先生,他坐在中间低着头喃喃地说:“我买地瓜以充饥”。话音刚落,四周一片吼声:“不老实!”,“深刻交代!”老先生上眼帘抬了抬,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顿了一下,“快交待!”“不交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老先生又喃喃地说了四个字“聊以解馋”。只见四周浮现了一个个窃窃私笑的脸庞,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一声“开工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四散走去。我看着老先生脸上毫无表情,一手支撑在地,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劳动的田头。我跟在后面,这是个日前轻易不能听到他上课、很有学术地位的老师啊,竟被如此戏弄取乐、侮辱尊严!

世道怎么啦?造反派可以任意拉人进行所谓的批斗,被批斗的人又毫无反抗地顺从。应该顺从吗?但不顺从难道又去承受更进一步的批斗,甚至殴打?……让人如何适从?

1967年秋季时节,应该在1966年6月就毕业分配的同学们终于等来了分配。分配前还要每个人写自己的志愿。我写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家乡是首选。于是“第一志愿杭州(那是我出生成长一直生活的家乡)、第二志愿绍兴(那是我祖辈的老家)、第三志愿诸暨(那是绍兴的邻居)”,造反派同学看着我的志愿书(其实就是一张小纸条上的三个地名,哪是什么书?)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这三个地方?”我疑惑了,回答说“不是说写分配志愿书吗?既然是志愿,那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我去什么地方,那还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不用出学费。有的贫困同学,连饭费也是国家给的。但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要服从学校的分配。文革中,学校是造反派的,那就是造反派分配了。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地大物博的“天府之国”四川,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到了报到的时候,接到了四川接受单位的电报说:四川在武斗,延迟报到。什么时候去,再听通知。

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学习,那所大学跟我的大学在文革中是对立派,他们几个一直认为我第二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一定要陪我去省军管会反映我的分配问题。暂时不去四川,有时间去军管的省教育厅了。省委会是地方军主持工作。我申述了自己的情况。他们进行了调查。十五天后,他们给学校下了文件。学校学生科老师把我叫去说:如果你服从二次分配就去四川报到。如果不愿意,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他还给我看了那份文件。没有犹豫,当然选择先不去四川,将来要去将来再去嘛。我看到那文件上,最后落款的是一个叫王祥镕的签名。我不知道自己头上罩了什么华盖运?冥冥之中碰到了这个一无所知的贵人。这份文件就像钱塘江的回头潮,把我从西北方,暂时冲了回来。

虽然将来还是一片阴沉沉的原始森林,但是眼前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把结果告诉了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在一旁说:像在做梦吧,梦还是要做的。如果你不去反映事实情况,能有这个结果吗?我回过神来:是的,这是一次努力,一次实事求是的努力。事实本来就是一点光亮,迷茫之中有盏灯是什么感觉?

走出了重新分配的迷惑,但是我深知前头仍有无数迷惑在等我去穿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迷惑编织成的一张网。你为什么出生在这样那样的家庭?长大为什么要进这样那样的学校?成人后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结婚?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会过这样那样的日子?你走的就是迷惑铺就的路,只有你穿过了一个个迷惑,你才知道你需要怎么做。但是你回得去吗?

摄影:李嘉永(台湾)

31号文章三之二 《一生为之心动的姑娘》/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我跟她从小一起在筒子楼长大。筒子楼有30几个房间,每个房间14平方米大。那时即使在大学做讲师、副教授,大都一家人也只有一个房间。她家住在西头的333号房间,我家住在楼中的319号房间。一家一个房间,一家人的吃住睡用,东西的收放贮存全在这个功能俱全的房间里。为了室内空气流通,每家大都开着南窗北门,房间里能听到楼道里发出的任何声响。一个楼层有两个厕所,分别在东西两头,一个大盥洗室在楼中间。所以她要洗脸刷牙、洗碗洗衣服都要经过我家。每天我都能在家门口看见她几次。

她家跟我家一样,都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只是她是长女,我是长子。听我妈妈说,小时候我常常到她家去。我叫她妈妈是杨(羊)妈妈,她叫我妈妈是朱(猪)妈妈。每次去,杨妈妈一定会给我吃东西,哪怕是盐萝卜干,我都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

我爸爸在远方工作。一年也就回家一个月。所以小时候,严厉的父亲,这个概念我是从西头传过来的她爸爸那声色俱厉地斥责声中得到的。每每那时,她那眼泪汪汪的脸就会在我家门口闪过。她叫小红,有一对大大的圆眼睛,笑起来整个脸都好看。

慢慢地,我们长大读高中了,我们也不太讲话了。待到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在盥洗室问她考哪里,她说北京。我的心沉了下来。

果然,她去北京读大学了。我希望她毕业后会回到家乡,继续发展我们筒子楼纯真的童年情谊。但是四年以后听说她留在了北京。又过了一年,我妈妈说,她在一个国家机关留职停薪,与寺庙伴在一起云游全国各地做义工了。而我却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我隐隐地痛感我们俩成了两条永远没有交汇点的平行线了,我把为她的动心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几十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情况,总能从我妈妈那里知道些星星点点。而她的消息总让我的内心掀起波澜。她与同班的一个男同学结了婚。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她的日常生活就靠她丈夫的薪金,两个人的衣食简单朴实。每年仅有的假期,夫妇俩不是在国内国外旅游,而是到某一个寺庙去居住,让自己过一周或十天简朴几乎如清教徒的生活,用她的话来说,让自己回归自然、清静梳理自己的思想,解脱凡人世间的俗气。

在这几十年中,她跟随一位名医自学了中医,如今已经是一方小有名气的义医。她不坐堂,不收费。问诊耐心,病因、病理、结果坦然相告,十分周到。诊病过程就像在跟你聊你的人生,不由得你不思考,不由得你不相信。朋友劝她去坐堂,她只微微一笑,报之好意。她没有功利。然而她周围有一群医粉。

在这几十年中,她还游走于福建、云南,为深山老林中的武夷红茶、云南普洱的茶农搭建茶商,开拓销路。她亲自采茶、炒茶,深得茶道,泡得一手好茶。被茶农誉为天上派来的“茶仙”、“茶姑”。她的这一切无一不为我心动。她是一个道人、她是一位仙者?如果我与她一起生活,我能适应她吗?我会如何适应她?

总是我家与她家缘分不尽。我妈与她妈又住到了同一个老人公寓,做了邻居。今年小红为了给她妈妈庆生80周年,回来了。一米七五的身高,一袭紫红色拖到脚背的长袖斜襟连衣裙,头上一个道姑发结,真有一股仙气。她五十了,谁能看得出。她说他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并且为了能在五十岁退休,她把自己的干部编制换成了企业的工人编制。在这企业退休老人总与事业退休老人处处时时决一退休金高低的年代,竟有放弃事业编制,改为企业编制退休的人,还真的不是人间凡人!她这一举动又深深地触动了我。

晚上,我在妈妈的床边谈起了她。妈妈说:心静如水,顺应四周,什么生活不是生活?何况现在不愁衣食,吃饱穿暖足矣。小红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她活得可畅快呢。这个社会里的常人是明白不了她的。

可是,无论如何,她是会羁绊我一生的姑娘。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心痛·痛心·心疼》/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住在筒子楼的时候。隔壁郑太太的母亲周婆婆虽然不是小脚,但听说她穿过袜船。袜船是什么?周婆婆曾经讲给我听过。她六岁的时候,被家中几个老女人抱住,按的按,抓的抓,尽管郑太太如何叫喊,几个老人就是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给她缠脚。紧紧地缠上布条,还拉着她在晒谷场上走,目的是要把压在大脚拇指下的四个脚趾骨压折。那样小脚才能成形。但周婆婆的父亲在城里做事,虽然只是打更,但也见识多了,开了眼界。只要他回到乡下,看到女儿被裹得尖尖的小脚,听到女儿扯心的哭叫声,他就扯掉裹脚布给她放脚。几次下来,周婆婆的母亲无可奈何,不再给女儿裹脚了,但是要她穿上尖尖头,穿在脚上紧紧的布袜子,限制脚生长的速度和体积,不让周婆婆的脚无拘无束地胀大、发展。这就是穿袜船。曾经听过郑太太跟她母亲用家乡话的交谈:

“姆嫫,你裹脚时直叫皇天,我外婆不心痛啊?”

“奈个不心痛!不过,如果不裹脚,以后嫁不出去,侬外婆就越加痛心了”

听她们对话,我就想,她们两个人倒是蛮会用词,一个说“心痛”,一个说“痛心”。这两个词的意义侧重不一样啊!

郑太太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就在春节回来一次,住上一个来月再回去上班。有一年春节前郑太太接到一个电报后,急急忙忙把两个孩子交代给周婆婆,自己去了丈夫那里。原来丈夫在那里出了车祸。过了差不多一个月,郑太太和郑先生一起回来了。从外表看上去,郑先生已经恢复健康。郑太太说,外伤是好了不少,但他的脑子受了伤,不知会有什么后果。这一次,郑先生在家里整整住了一年,想必是疗伤来着。这一年,郑太太家比以前热闹了。

每到吃饭的时候,尤其是中午饭。郑太太家不时会传出郑先生责骂孩子的声音。

“吃饭不准讲话!谁讲话,就用针戳谁的嘴!”

“都给我吃下去!什么菜都要吃,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有一天,郑太太拉着儿子出来洗脸,摸着儿子头上鼓出的两个包:

“痛吧!?以后爸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免得挨打。”

“我想告诉他我的想法。他说不准回嘴,就打了我。我的脑袋打笨了要他赔!等我长大,我也打他!”

周婆婆擦着眼睛,一边说:“我真当心痛煞哉,心痛煞哉!”周婆婆是隔代亲得不忍心啊!

十年来,郑太太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非常心疼孩子。希望孩子在快乐中成长,一直像朋友一样对待孩子。两个孩子对妈妈无话不说,吃饭时是与妈妈高谈学校趣闻的黄金时段。自从来了爸爸,吃饭沉默以待,没有了乐趣,还多了不少生硬的抹杀个性自由的什么老规矩。郑太太觉得丈夫因为脑伤,有时控制不住。她只能劝孩子们以后听爸爸的话,少挨骂,少挨打。另一方面,郑太太怕刺激丈夫,尽可能忍着,不跟丈夫争吵,只能背着孩子流着眼泪劝丈夫:你难得回家,不要打孩子。好好控制住自己情绪。

但是丈夫这样打骂孩子不只是情绪控制问题,他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这是千古以来教育孩子的经典,他还认为“子不孝,父之过”。他确实在执行这个纲常。几年以后,有一次,又是吃饭时候(因为一旦孩子上学,他们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丈夫又骂女儿,女儿没有回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正在骂她的爸爸的脸(后来知道,她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有关于爸爸骂人时脸上神情、动作的描述)。丈夫认为女儿应该低头垂脸听训,看着他就是不孝的表现。于是一个巴掌使劲地打过去。女儿没有哭。丈夫还想打,这次郑太太出手了。她赶快夹入丈夫和女儿之间,随手拉开女儿,让女儿赶快上学去。

女儿已经是个初中生了,做父亲的还会这样打她,真的不可思议!郑太太实在忍不住,跟丈夫理论了起来:

我一个人带了十来年的孩子。没有父亲的照顾,我做他们的朋友,让他们自由自在健康地成长,让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现在孩子大了,是让你来打骂的吗?你让孩子们受委屈了,我真的很心痛。孩子们哪里不好,你可以就事论事,讲道理。你从来没有带孩子,没经历孩子长大的过程,你的父爱也没有得到滋长。几千年了,你心里还抱着一根“棍棒”,用棍棒来成就你认为的“孝子”?你不知道对孩子的教育,还有“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吗?你希望将来你的儿子也像你这样鞭打你的孙子?那根朽木要传到何时?有你这样做父亲的?我真为你感到痛心。

筒子楼的房间,如果说话人的情绪稍有激动,声音都是相通的。那天,郑先生没有声音。郑太太哭了很长时间。

我知道郑太太真的心痛极了。孩子们是由她的血肉铸成,连着她的心、她的筋。孩子们的委屈就是她的委屈。但是她为郑先生那种教育方法感到的却是痛心?而不是“心痛”?

我对郑太太家上下三代所使用的两个词“痛心、心痛”很感兴趣,特意查了汉语词典。发现词典上有“痛心、心疼”两词,没有“心痛”一词。显然“心痛”不是词而是语。但是“心痛”一语运用得很广泛,尤其是南方人。是否北方人的“心疼”就是南方人的“心痛”?我感到“心痛”比“心疼”更为深刻。“痛心”,词典上解释为“极端的伤心”。“心疼”,词典上解释为①疼爱②舍不得、惋惜。我以为“心痛”是连着心脏血肉的伤心,是一种情状最深层次的陈述。“痛心”是伤心到内心深处,是伤心的最大程度。如果是这样,周婆婆和郑太太用这两个词语太精确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