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稳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热衷保健事业，购物清单中多了众多保健品，很多人不亦乐乎地大把大把吞下各种胶囊片剂，各大论坛都在讨论是液体还是固体保健品吸收更好。在中文中，保健品一词直接对应的就是保卫健康，大家对这一身体大业的格外关注，让我们觉得健康似乎是一个本来应该固若金汤却常常是不堪一击的城池，与传统中国的养生观念相比，保健的概念似乎更加积极有效，每个人都摩拳擦掌守卫在自己的城池上。
健康概念相对应的是不健康、疾病或者说污染，人们如此注重健康问题的缘由或许在于谁也不想被成为那个“污染的人”。就像玛丽•道格拉斯在她的《洁净与危险》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污染的人总是有过失的。他导致了某些错误的状态,或者仅仅是跨越了某些不应被跨越的界限,而这种跨越给某些人带来了危险。”（[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 柳博赟 卢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但是,污染虽然是一种危险,只要宇宙或社会的结构世界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它就不太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关于分隔、净化、划分界限以及惩罚违规的观念的主要功能所赋予系统的，只能是内在的混乱。只有通过夸大内在和外在,上面与下面,男性与女性,赞同与反对之间的差异,才能创造出整合的秩序的表象。这些有关污染的禁忌定义了什么是构成身体的适当界限、位置与交换模式。道格拉斯为身体赋予了原型意义,可以表示任何具有界限的体系。身体的边界可以代表任何受到威胁的或处于危险状态的边界。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不同部位的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为其他复杂结构提供了象征的源。她进一步指出,身体其实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身体的排泄物、乳汁、唾液等去理解仪式,把它的能力与危险看作是社会结构在身体上的小规模再现。朱迪斯•巴特勒由此得出:我们可以把身体的疆界理解为社会霸权体系的界限。（[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但问题是权力和危险为何偏偏中意这些身体的边缘地带?为何身体的健康成为了众多权力和利益的交集点？
很多人说我们要保持健康的原因就是不要去医院，我也清楚记得其实自己每次去医院的时候，全身的皮肤就像过敏一般不愿意碰触任何物品，而医院或许本来是最洁净卫生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去医院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带着某些恐惧的情绪,即使明明知道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消毒水清洗过,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轻易触碰任何医院中的东西。或者像道格拉斯提到的所谓“以进入精神病院为界限的宽容门槛”, 一个人无论有什么样奇特的行为,只要他还待在家里,没有从社会迁出而进入精神病院这个边缘地带,他的这些古怪行为就会被周围人最大限度地宽容下来。人们只会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心理来认为他只是有怪癖,是会改正过来的。但是一旦他被精神病院接纳,原先的宽容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
所有社会体系的边缘地带都是脆弱的,因此所有的边缘地带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如果身体对这个社会体系来说是一隅可代全体,或者,是开放的体系汇聚的一个场域,那么任何一种未受管控的可渗透性就构成了污染和危险的场域。身体的这座城池需要保卫！
比如说社会对手淫态度的变化，福柯指出：“对手淫的限制在 18 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突然之间,出现了焦虑:一种可怕的疾病在西方世界流传。儿童手淫,尽管家庭不是始作俑者,但却是通过家庭的媒介建立起对性进行控制的系统,对孩子的身体建立起一种与性结合在一道的肉体迫害。但是尽管性因此而变成了分析和关心、监禁和控制的对象,却同时为它的身体、在它的身体和对它的身体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欲望。”（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70 页）
身体由此一时间变成了父母和子女、儿童与管教之间冲突的问题。由此权力对身体的这种侵犯必然引起逆反:性的身体的反叛。但是,其中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权力做出的反响是经济上对色情主义的剥削,从防晒用品到色情电影。这种新的对付身体反叛的运作模式,不再是以压制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挑逗和刺激来进行控制。“你可以把身体脱光——但是要看上去苗条、漂亮、晒得黑黑的!”所以权力从来没有放过身体，“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生理的和肉体的了”, 在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演化中,我们更应该研究的是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 一个所谓健康的身体观念或许就是权力建构的新的禁忌循环。
（摄影：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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