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导演陈敬音首部长片《亲爱的大笨象》（Pop Aye）入圍2017年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競賽，镜头从大象Pop Aye的脚和眼神所见中年失意的泰国建筑师Thana，神似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笔下的推销员威利（Willy Loman）。随1949年完成的《推销员之死》享誉国际，届龄退休的优秀汽车销售员威利遭老东家继承人资遣，最终选择自杀了结生命，作品讽刺历经1930年代经济萧条后人们不忍直视的美国梦。

《亲爱的大笨象》选择泰国演员、场景，并以泰语对白铺陈故事。Thana虽为泰国星设计集团资深且优秀的建筑师，但故事却以节目专访介绍曾让他三十年前扬名的建案（商城栀子花广场）将面临拆除的命运，预示了他在工作上的处境：集团年轻接班人（查努瓦）不倚重他，同事关系淡漠，若有电话联络只问工作。返家后，看似华丽的屋子里，除了不断讲电话的妻子没有其他可说的。想在床地间获得拥抱却被嫌臭，可悲的是妻子的性需求早已被按摩棒滿足。

处在失落与茫然的Thana，任性地选择翘家与罢工，带着误以为在曼谷重逢的童年玩伴Pop Aye，踏上返家（黎府）的旅程。这部公路电影诱人之处，是以突兀的画面与对白，提醒观影者需将汽车时速切换为大象脚程。这趟行程约有520公里，搭飞机只需65分钟；以google map估算，开车约需要7小时18分钟；换成大巴则需要8小时15分钟；换成人的脚程恐怕需要走5天左右。那么，一个失意的中年大叔不顾一切就想带着大象，从曼谷返回黎府的浪漫旅程，究竟需要多久呢？

当初将好友Pop Aye卖给马戏团的Thana，换得到曼谷求学和工作的机会，至今内心仍有愧疚。讽刺的是，剧情开头Thana与大象Pop Aye搭上选择开岔路的小货卡，途中Thana对满怀感激曼谷赐他财富的的司机说：“城市很快会接受你，也很快会踢开你。”似乎道出在新加坡出生，为了梦想到韩国学电影、曾在泰国生活，如今居住在纽约的导演陈敬音，内在最大的恐惧–回到家什么都没了！许多时候我们，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错过家里的重要时刻，当停下脚步回头再看，曾生活过的地方因现代化进程，原熟悉的景物、人事皆已不再的情况。

导演为记录匆匆飞逝的时光里，她对家乡的记忆。创作灵感源自她在泰国生活时，在乡下曾见一群男孩与大象到海边洗澡的纯真力量。作品选择以大象温柔的眼光注视中年建筑大叔，展开一段一人一象彼此相伴的归乡之旅。从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的曼谷缓缓前往童年记忆里的家乡，路途Thana经历生活在都市多年所不常见的人事物，与流浪汉坐在购物商场吃午餐时，被他锁在大卖场推车旁的Pop Aye闻著草的味道走了。接下來，无论是Thana无照畜養大象遭警察捕获，或是在小酒吧巧遇过气的变性女郎，还是坐在工厂外杂草中的管线上抽烟，画面皆呈现了人与大象在城市间移动的荒謬。

置身宛如战场的忙碌时光里，我们常无暇思考究竟走在对或错的道路上，当然也无暇享受沿途的风景和际遇。此部电影温馨之处，从大象温柔的眼所见看似失意的Thana，当他停顿回顾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同时也一路受到警察、变性女郎、流浪汉和他初恋女友的帮助，才能顺利返回脑海中的家乡。可抵达黎府后，才发现叔叔早已把家卖给建商，改建成新式的社区大楼，并从叔叔口中得知记忆里的Pop Aye早已在几年前因膝盖受伤被安乐死。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表明与过去某种曾存在过的生存形式已失去其完整性，然尾声当大象Pop Aye返回自然、Thana与妻子站在栀子花广场里话当年，为这趟充满想象的返乡旅途划上句号。是的，《亲爱的大笨象》为无法以量词计算的“匆匆”做了新诠释。回首昨日圣诞夜，走在没有一丝冬季味道的27度台北街头，热晕的脑在形形色色人群里，搜寻Pop Aye眼中的人类。匆匆，我们走著，但再过132小时将迎来新年，盼著自己及同行者能在执念中且行且珍惜。

附图：《亲爱的大笨象》海报，摘自《维基百科》。

因大陆与台湾两地惯用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不同，以致2012年旅居杭州时，常感自己进入与外界隔绝的桃花源。在没有亲友的环境里展开新生活，内在总渴望在忙碌后的片刻寻得熟悉的声音，却总在呼喊后，传来陌生的回音。彷佛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于1995年所完成电影《情书》（Love Letter）的高潮处，女主角渡边博子（中山美穗饰）站在未婚夫藤井树发生意外的山附近，虽有好多想说的话，可是只喊出“你好吗？、我很好！”（お元気ですか，私は元気です）

喊出“你好吗？、我很好！”时的博子，其实一点都不好吧？！电影开头，她因无法敞开心胸接受他人（秋叶）的爱，而来到已故未婚夫的故乡。寄出的信，其实是写给在天国的藤井树，却意外收到同名同姓的女性回覆。她，藤井树，不但是博子未婚夫的同班同学，更是未婚夫的初恋情人，此连结拉开与自己所不认识未婚夫的生命故事序幕。

随著科技的进步，21世纪的我们迅速拉近远在不同空间的彼此，可在真实生活里，其实依旧走在各自的真空环境。不管是，情侣、夫妻、亲子或朋友等等，总在脸书/Line/Wechat等虚拟空间，获知彼此的点点滴滴，甚至渴望通过声音或画面来缩短对彼此的陌生感。然，看得越多、听得越多，并没有改善短暂的穿越后的孤寂，因内心会感觉到自己并不真明白对方的心意，甚至对方也未必真正熟悉我在不同城市、不同环境的生命轨迹。

虚拟空间营造了另一个不再真实的自我，而我们也日渐习惯这样的真实，无法打破自己的假面，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管是生理帶來的疼痛，亦或者是失恋后、争执后、工作后的心理惆怅，总在进入虚拟世界后，宛如注入一股活泉甘霖，然离开后，却未必能填满肉体对真实情感的需求。循环的结果，让现代人营造了时空缩短后的错觉：对远在他方的亲友更加熟悉，反倒是对生活在一起的亲友陌生。可，坐在电脑前我，书写至此，莫名地想问，阅读著文字的您/你/你，一切都好吗？……

摄影：林明辉（瑞典）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从《爱情喜剧》起，就大胆在戏剧中埋下语境与文本自身的矛盾，以标题带着反讽意义揭示悖论重重的爱情与婚姻的内在矛盾性。阅读剧本时，常在看到两性三角关系（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的铺陈之后，忍不住对剧中女性所经历的爱情或婚姻提问——究竟这是讴歌还是哀悼呢？

尤其是，《玩偶之家》最后一笔，“传来关门的一声砰”这句舞台说明，表明娜拉决心打破“女人必然等于妻子和母亲的化身”这个魔咒，并试图找出另外一条路。她不想继续再当会走路的玩偶，只好断然离开丈夫海尔默为她及孩子们打造的游戏间，大胆投入以父权之名建构的男性社会。作品描写家庭受制于这个社会体制，而且易卜生安排结局的不确定性，让当时已习惯在剧院中所见普及的家庭伦理与婚姻神圣的团圆形式备受挑战。

以1889年《玩偶之家》在英国首演之后，参与演出娜拉一角而声名大噪的演员珍娜‧阿彻琪（Janet Achurch），在7月受访时的谈话，可为现代的男男女女在婚姻中找到某些道理：
“真正需要做的尽可能不鲁莽地踏入婚姻，如果双方只是一时热情冲昏头，而缺乏任何志趣与个性上相似之处，那么这样的草率婚姻，只是预备让你以后经历一场可怕的觉醒。”（Janet Acurch on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Nora, July 1889, in Michael Egan ed., Ibs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2）,p.125.）

从易卜生笔下鲜明性格的新女性，看似皆被赋予反抗传统的觉醒解放精神，使得当时及日后的女性深受感动，并从他对自然“人性”的深刻反省中汲取丰富的启示。即便如此，她们在彻头彻尾的男性社会里，“解放”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由父亲启蒙或男性界定），尚未真正渗透到生命里。进一步观察，会注意到易卜生的女性角色呼应女性主义者所称，在父权社会受到压迫的不是女人，而是母亲。

把母性发扬光大的都是在生理意义上不是生育孩子的女人，像《玩偶之家》中的林德太太、《小艾欧夫》的艾欧夫；反倒是，真正具备母亲身份者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小艾欧夫》的瑞塔，反而因为自己备受压抑而寻求出口时放弃传统母亲的天职。易卜生有感于女性遭遇的精神冲突，所以在《玩偶之家》的创作笔记里，就曾这样描写母亲们：
“在现代社会中，一位母亲就像某种昆虫一样，当她完成了繁衍后代的职责之后，她就出走，死去了。爱生命，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偶尔温顺地放弃她自己的想法。突然又感到焦虑、恐惧。她必须独自承担那一切。灾难最后无可避免、冷酷无情地来临了。内心绝望，冲突，终至毁灭。”（[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创作札记》，收入《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11-412页。）

女性身为母亲时，总游离在自我和母亲的角色里，然当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时，其实我们可能是以男性思维在考虑女性问题而不自知。而这源于十七世纪因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推动着现代文明开始以理性化解读世界的思维方式。导致当代观众在电影院或剧院里，也习惯以智性去观看和理解作品，自然无法忘却自身的存在，无法放松享受戏剧，更遑论与人类普遍的情感经验产生连结。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此刻，是中国孩子最重要的高考日（每年六月七日和八日为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同时也是台湾和大陆的学生毕业季，所以平面、网路与自媒体几乎三句不离此话题。恰恰好本期主题与此相关，按捺不住想聊聊，让我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数学。因为本人的脑子只有“数字”，既未曾真正理解三维概念，当然也谈不上数“学”，然不得不承认它对我的生命转化，起了关键作用。华人社会中，特别爱引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为立志或广告标语，但对每一位拥有独立生命史的个体来说，到底哪儿是起跑线，哪儿是终点线，面对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算是输，或怎么样算是赢呢？

五育并行的学校教育，在升学主义引导下，人的价值竟体现在数字转化成的人际关系上，对尚未养成独立人格的孩童来说，实属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挑战。非优秀人才，却在15岁时意外考取地区明星高中，明知自己再怎么努力，大学联招都不可能突破台湾大学联招的数学高标线。虽然，能以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择一补足自己的学科弱项，可金牛座的执着，外加不知哪来的勇气，竟说服母亲别让个人爱好成为升学的工具。可想而知，高中三年数学的学期总成绩都不曾达到及格线，师长和爸妈为此头疼不已。然有谁在乎爸妈为了我花掉多少补习费和家教费，或者有谁在乎我为了搞懂简单的数学概念，平均一天得至少超过花四小时，一星期得花至少三十小时，与基本观念、其背后的数字、数算建立情感。同时，还得应付其他升学科目与日常作息，但成绩总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对数学习题举一反三。

可大学一年级的逻辑课程竟瞬间打通高中耗了三年光阴的问题，尽管错过挤进排名更前的学校机会，但当时的喜悦却已不足向外人道也。就读戏剧硕士期间，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的实力，自修参与台湾各类金融证照考试，发现当年原来数学成绩不佳，竟然是无法明白数字与数学符号结合后所要传达的数学概念。紧接着，好胜又胆小的性格，在硕士毕业后再度意外挤进在台湾排名稳健的金融集团上班，与一群拥有亮丽海外学历与商学背景的同事，开会学习市场经济、股票走势、金融衍生商品，终日追著数字绩效，顿时察觉热爱戏剧的自己，就算能日夜加班来填充基本常识，甚至工作成果能换得长官的称赞，办公室同仁的认可，但却迷失在社会期待与虚荣心作祟，完全遗忘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最终，按了暂停键，再次思索迟来的觉悟。如果一切重新来过，真的就会不一样吗？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假设确有其可能性，但明了在当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叶丙成在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拿掉标签，还剩下什么？”勉励台大毕业生“放下台大标签”，不要再为社会期待的头衔而活，而是活出个人价值。不禁想起，一再从数学不及格的挫折中爬起再来的经验，确实学会面对困难挑战的极大耐性。迎向挑战的第一步，巨大的不安和焦虑，往往超越真实的发生，然选择踏出就是争取改变的可能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2015年陈玉珊以台湾1990年代校园爱情、青春怀旧为题材拍摄的喜剧电影《我的少女时代》（Our Times），勾起本人惨绿的青春岁月。苦闷的中学生活，每天拥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考卷和赶不完的补习班，然正在发育的花漾少女，不是只有长脑袋，还有长青春痘一类莫名奇妙的哀愁。被填满的时间表，常连吃饭、运动和睡眠都不规律，抽空阅读香港小说、日本漫画，以及周末泡二轮电影院，为终日纠缠于考卷分数、校内排名和升学压力的女孩打开了另一扇，看见不同世界的窗户。

阿瑟‧密勒曾说：“因失去了过幸福生活的机会，（剧作中）的主人公和他的观众们都试图运用崭新的现代生活材料去修复和重建它。”（（美）阿瑟‧密勒著，郭继德等译：《阿瑟‧密勒论戏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65页）。对专注书写和创作者来说，作品既是他们的个体记忆，也是他们寻找回不去的青春印记。1993年，陈可辛和李志毅联合执导的香港电影《风尘三侠》（英文：Tom, Dick & Hairy），似乎就说着社会异化中，人无法在其中上找到自己满意角色的过程，也述说生活在香港尖沙咀的芸芸男女。

从男音唱出凤飞飞原唱作品《说不出的快乐》带出陈大文(梁朝伟饰)的旁白
，即可察觉两位男性导演的手法。展开故事时间点（陈大文结婚当天）娓娓道来百日前的戏剧性变化。他与自小一块长大的程仁(梁家辉饰)、广东移居香港的表哥毛周朱(郑丹瑞饰)合租一唐（香港唐楼的居室），但三个大男生面对情感却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以男性生理欲望展开看似荒诞却真实的情感纠葛，在银行上班的阿文与女友Joyce(刘锦玲饰)19岁奠下的情感基础，却不敌外在的物质和虚荣，直到结婚当天都迟迟不敢拒绝女友的各种要求。不被好友们祝福的婚礼，加上逐渐变质的爱情，徘徊在现实的无奈，只好到夜总会寻欢发泄，却意外爱上夜总会女郎Cat(柏安妮饰)，然婚期将近迫使阿文陷入抉择。

剧中另一主角，任职旅游业的程仁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特别享受有性无爱的无负担爱情，看似不拘泥世俗道德，与女友惠芳(袁咏仪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永远都在夜晚寻不得其他良伴时，阿仁才愿意打电话给惠芳。这样的关系就这样维系着，直到爱慕阿仁的珠珠（阿文妹，朱茵饰)从美返回香港后，才逐渐打破僵局。如单线观察会以为珠珠是单恋阿仁，可有意思之处，阿仁房里挂着唯一的女性个照即是珠珠，碍于她是好友妹妹不可逾举的情况，所以阿仁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爱情未曾真正表态。直到惠芳再也忍受不了他的态度，选择远去的那晚，阿仁与珠珠深谈后才知自己一直深爱女友，却从不知如何向喜欢的人表露埋藏心底的话语，当想表达爱意时惊觉依人早已不在。

毛周朱是本片三个男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也由我所欣赏的港星郑丹瑞饰演。他将单身想恋又带点乡巴佬的土样表现得惟妙惟肖，剧情安排毛周朱一直把学法文当成学英文，又喜欢像女神般的周慧敏，所以常被室友嘲笑；参加香港的相亲活动，认识失婚男人Michelle(周文健饰)，每晚通两小时的电话，差点弄出同性恋疑云。最后，阿朱在某次高大尚的相亲聚会中，在众多炫耀出身、经济条件的男女面前，优雅地以法文向法国服务员点菜，获得长相与周慧敏十分相似的女性Francis(周慧敏饰)亲睐相恋，实在跌破众人的眼镜，当然也让他的另外两位室友阿文和阿仁艳羡。

故事结束在陈大文的婚礼上，除好友程仁怂恿外，教堂牧师的脸转换成阿仁内心的欲望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大胆拒绝了娶Joyce的决定；三个男人分别选择自己所爱（阿仁单身），稳定的日子里仍定期相约上夜总会聚会，然后在一起藉捐血来检测自己是否得病。按戏剧手法安排，这部作品是香港通俗喜剧的老套路，但我总爱定时重温剧情。1990年代的台湾依旧非常保守，中学名校多半是男女分校，如有学生情侣手牵手走在路上，必会引来众人侧目和耳语。以我的母校为例，已毕业多年的学姐，学校于其结婚前夕，接获其未来婆婆请求调阅她在校成绩，在注重个资（编按：个人资料）的此刻校方必会回绝此请求。诡谲之处，当时师长竟以此事件为诫，殷殷教诲尚未成年的女孩们得端正品行和在学表现，避免在婚姻纪录表上留下差评。如今台湾新生代导演们，以诙谐幽默的表现形式呈现那个压抑年代的轻狂岁月。

陈可辛和李志毅联合执导的香港叙事风格，冲击观影的台湾受众所处的社会价值，比如说剧情中谈到婚姻的抉择，选择一位自己所爱的烟花女子，还是世俗认定条件匹配但不爱的老情人呢；没条件的单身汉，与失恋男子间的暧昧关系；进出夜总会寻找性欢乐的男子需求等，几乎是潜藏在文化道统教条下的潜台词，尽全搬上台面来讨论。其他如《记得香蕉成熟时》、《金枝玉叶》等作品，皆看似嘻笑欢乐，却带着香港那一代人（导演、编剧和演员们）曾拥有的生存形式，挟带青春无限的完整性。当今创作尤其注重，他者（含观众等）的参与，尽管这一直是戏剧技巧中首重环节，然美妙之处，它不仅仅在说故事中人物的故事，也说着写故事者的故事和听故事者的故事，而这画面就宛如今年（2016）春季，美国女艺术家汉密尔顿在《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在西栅景区国乐戏院定制新作《唧唧复唧唧》，萦绕在灯光中的织布机/戏剧舞台/戏剧座椅/舞台上中走动群众的织线 。

摄影：彭怡云（中国）
照片说明：《唧唧复唧唧》的织线。

《风尘三侠》影片链接：按这里（youtube）或按这里（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