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Pop Aye与中年大叔》/彭怡云(台湾)


新加坡导演陈敬音首部长片《亲爱的大笨象》(Pop Aye)入圍2017年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競賽,镜头从大象Pop Aye的脚和眼神所见中年失意的泰国建筑师Thana,神似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笔下的推销员威利(Willy Loman)。随1949年完成的《推销员之死》享誉国际,届龄退休的优秀汽车销售员威利遭老东家继承人资遣,最终选择自杀了结生命,作品讽刺历经1930年代经济萧条后人们不忍直视的美国梦。

《亲爱的大笨象》选择泰国演员、场景,并以泰语对白铺陈故事。Thana虽为泰国星设计集团资深且优秀的建筑师,但故事却以节目专访介绍曾让他三十年前扬名的建案(商城栀子花广场)将面临拆除的命运,预示了他在工作上的处境:集团年轻接班人(查努瓦)不倚重他,同事关系淡漠,若有电话联络只问工作。返家后,看似华丽的屋子里,除了不断讲电话的妻子没有其他可说的。想在床地间获得拥抱却被嫌臭,可悲的是妻子的性需求早已被按摩棒滿足。

处在失落与茫然的Thana,任性地选择翘家与罢工,带着误以为在曼谷重逢的童年玩伴Pop Aye,踏上返家(黎府)的旅程。这部公路电影诱人之处,是以突兀的画面与对白,提醒观影者需将汽车时速切换为大象脚程。这趟行程约有520公里,搭飞机只需65分钟;以google map估算,开车约需要7小时18分钟;换成大巴则需要8小时15分钟;换成人的脚程恐怕需要走5天左右。那么,一个失意的中年大叔不顾一切就想带着大象,从曼谷返回黎府的浪漫旅程,究竟需要多久呢?

当初将好友Pop Aye卖给马戏团的Thana,换得到曼谷求学和工作的机会,至今内心仍有愧疚。讽刺的是,剧情开头Thana与大象Pop Aye搭上选择开岔路的小货卡,途中Thana对满怀感激曼谷赐他财富的的司机说:“城市很快会接受你,也很快会踢开你。”似乎道出在新加坡出生,为了梦想到韩国学电影、曾在泰国生活,如今居住在纽约的导演陈敬音,内在最大的恐惧–回到家什么都没了!许多时候我们,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错过家里的重要时刻,当停下脚步回头再看,曾生活过的地方因现代化进程,原熟悉的景物、人事皆已不再的情况。

导演为记录匆匆飞逝的时光里,她对家乡的记忆。创作灵感源自她在泰国生活时,在乡下曾见一群男孩与大象到海边洗澡的纯真力量。作品选择以大象温柔的眼光注视中年建筑大叔,展开一段一人一象彼此相伴的归乡之旅。从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的曼谷缓缓前往童年记忆里的家乡,路途Thana经历生活在都市多年所不常见的人事物,与流浪汉坐在购物商场吃午餐时,被他锁在大卖场推车旁的Pop Aye闻著草的味道走了。接下來,无论是Thana无照畜養大象遭警察捕获,或是在小酒吧巧遇过气的变性女郎,还是坐在工厂外杂草中的管线上抽烟,画面皆呈现了人与大象在城市间移动的荒謬。

置身宛如战场的忙碌时光里,我们常无暇思考究竟走在对或错的道路上,当然也无暇享受沿途的风景和际遇。此部电影温馨之处,从大象温柔的眼所见看似失意的Thana,当他停顿回顾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同时也一路受到警察、变性女郎、流浪汉和他初恋女友的帮助,才能顺利返回脑海中的家乡。可抵达黎府后,才发现叔叔早已把家卖给建商,改建成新式的社区大楼,并从叔叔口中得知记忆里的Pop Aye早已在几年前因膝盖受伤被安乐死。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表明与过去某种曾存在过的生存形式已失去其完整性,然尾声当大象Pop Aye返回自然、Thana与妻子站在栀子花广场里话当年,为这趟充满想象的返乡旅途划上句号。是的,《亲爱的大笨象》为无法以量词计算的“匆匆”做了新诠释。回首昨日圣诞夜,走在没有一丝冬季味道的27度台北街头,热晕的脑在形形色色人群里,搜寻Pop Aye眼中的人类。匆匆,我们走著,但再过132小时将迎来新年,盼著自己及同行者能在执念中且行且珍惜。

附图:《亲爱的大笨象》海报,摘自《维基百科》。

《之乎者也》/彭怡云(台湾)


台湾内政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台湾廿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人口,有高达四百四十万人未婚;时至2017年七月结婚新人仅有八万八百七十四对,远较前年减少五‧二一%(摘自〈自由时报〉电子版:https://goo.gl/Nu37dA,2018/04/27)。量化数据趋势确实显示台湾社会遭遇“晚婚不生”和“不婚不生”的危机,然生儿育女,看似天然,对处在经济高压和自我实现的台湾现代女性却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通常想明白这件事时,往往得面对无法自然受孕的现实,更遑论,超过四十岁仍想当母亲的女性来说,已是一种身心的考验。就生理结构来说,男女没有公平或对等,然女性是否通过成长更了解自己的特质,并进而接纳自己,与在职场上的表现,皆是通过外界(含两性)的互动,来确立自我和寻找归属。可是,成长中的探索,如何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以及在人际关系中拥有归属感,又不失去做自己的平衡,实为面对存在的一体两面。

渴望当母亲的女性,以及渴望拥有二胎的女性,常挤满生殖医学及试管婴儿的门诊处。无论是预备冻卵,或者是期待怀孕,总避免不了定时喷鼻药、排卵针的注射,还有抽血及照超音波观察卵子的流程。只是,试管比冻卵又多了植入受精卵的手续。游走在身体和情感抽离的生物反应,早就无法用辛苦二字形容,因例行的医疗行为,只为怀孕这一终极目标服务。然这趟旅程,也是连接自己与母亲,以及连接自己和儿女的脐带。

听了许多经历试管的母亲分享后,颇好奇当同处在实验室的孕妇和受精卵,可曾想过彼此的感受?说实话,二十岁的我,特别迷恋芥川龙之介在其短篇小品《河童》,所创造充满戏谑的河童文明。尤其是,尚在母亲肚中的河童,竟可以对父亲说:“我不想生出来。”然,预备成为高龄母亲的此刻,想以台湾歌手苏芮《奉献》的歌词: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来回应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和我未来的孩子。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你好吗?》/彭怡云(台湾)


因大陆与台湾两地惯用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不同,以致2012年旅居杭州时,常感自己进入与外界隔绝的桃花源。在没有亲友的环境里展开新生活,内在总渴望在忙碌后的片刻寻得熟悉的声音,却总在呼喊后,传来陌生的回音。彷佛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于1995年所完成电影《情书》(Love Letter)的高潮处,女主角渡边博子(中山美穗饰)站在未婚夫藤井树发生意外的山附近,虽有好多想说的话,可是只喊出“你好吗?、我很好!”(お元気ですか,私は元気です)

喊出“你好吗?、我很好!”时的博子,其实一点都不好吧?!电影开头,她因无法敞开心胸接受他人(秋叶)的爱,而来到已故未婚夫的故乡。寄出的信,其实是写给在天国的藤井树,却意外收到同名同姓的女性回覆。她,藤井树,不但是博子未婚夫的同班同学,更是未婚夫的初恋情人,此连结拉开与自己所不认识未婚夫的生命故事序幕。

随著科技的进步,21世纪的我们迅速拉近远在不同空间的彼此,可在真实生活里,其实依旧走在各自的真空环境。不管是,情侣、夫妻、亲子或朋友等等,总在脸书/Line/Wechat等虚拟空间,获知彼此的点点滴滴,甚至渴望通过声音或画面来缩短对彼此的陌生感。然,看得越多、听得越多,并没有改善短暂的穿越后的孤寂,因内心会感觉到自己并不真明白对方的心意,甚至对方也未必真正熟悉我在不同城市、不同环境的生命轨迹。

虚拟空间营造了另一个不再真实的自我,而我们也日渐习惯这样的真实,无法打破自己的假面,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管是生理帶來的疼痛,亦或者是失恋后、争执后、工作后的心理惆怅,总在进入虚拟世界后,宛如注入一股活泉甘霖,然离开后,却未必能填满肉体对真实情感的需求。循环的结果,让现代人营造了时空缩短后的错觉:对远在他方的亲友更加熟悉,反倒是对生活在一起的亲友陌生。可,坐在电脑前我,书写至此,莫名地想问,阅读著文字的您/你/你,一切都好吗?……

摄影:林明辉(瑞典)

《青春一去不回》/彭怡云(台湾)


由吕丽萍与孙海英联袂主演的明星版话剧《独自温暖》,2017年11年24日晚上随著全国巡演的脚步声来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引领现场观众走入一位阅历丰富、心地善良、性格难捉摸又独自生活的寂寞年长女性所在情境。故事围绕在吕丽萍所扮演的老妇人这一条主线,行动发展随儿子(李晔饰)、司机老楚(孙海英饰)与孙女小野(韩清饰)而成三条副线(老妇人-儿子-孙女小野;老妇人-司机老楚;前夫-老妇人-院士),通过演员肢体展现剧本中的对话、韵律、呼吸和节奏,自然地赋予角色独立的生命,让观众深刻体会离婚、独居的年长女性形象;中年为生活操烦,担忧女儿的父亲形象,以及照顾年迈父母的儿子形象;加上,急于奔向梦想却叛逆不拘的女儿形象。

舞台画面温馨呈现原本熟悉的中国文化里的问题意识,情节既要处理现代人最爱探询的存在的问题、自我本性的问题,可又非单纯挖掘另外一个自我,而是通过五感(形、声、闻、味、触)来让观众发现自身所缺少的东西。因中国现代戏剧的审美总面临戏剧理论、舞台实践和演员培训成三条平行线并进,却不兼容的现实困境,然这出小品的戏剧文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演出和打磨的过程里,因与资深演员的丰沛生命历练和艺术经历的交流,为青年演员作为典范的养成训练,未来将在他/她们的生命中奠定表演信心与思维观点。不仅启发青年演员的价值,也达到提升戏剧活力和振奋精神的功能,相对地也活化剧场中的观演关系,并拉近戏剧艺术与社会大众间的疏离感。

回过头来思考作品的整体性与创新点,《独自温暖》演出时间(含中场休息)总长约为一百二十分钟,其中百分五十在音乐、舞台设计与演员行动的交织,对作品演出创新演绎占有重要意义。从戏剧一开头,儿子从放置在左下舞台的汽车进入情节,而且故事也因汽车串起老妇人、儿子和司机老楚的关系,然就剧场本身的局限是,镜框式舞台无法满足右舞台前方的观众视角,以致于演员们如何上下汽车,还有在汽车内的精彩肢体,直接导致舞台空间的使用被切割了。紧接著,音乐的安排源于营造幕与幕之间的流动性,无论是汽车发动的背景音效或借西洋古典乐来衬托老妇人的洋气,亦或者是老妇人与司机老楚的华尔兹舞曲,皆为观剧时间里营造的戏剧情节,使观众不仅只是旁观者。

然长年深受西方叙事结构影响的中国现代戏剧,无论是编剧或导演都需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那就是在戏剧呈现上,一方面在实质性和主题性,另一方面形式和语言,如何能够跳脱所谓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中国哲理的诗意呈现属于民族的戏剧美学,实为导演和编剧在艺术圣殿中,大胆在这部作品中尝试跨越/克服个体惯性理解世界的途径。通过导演的诠释,使得作品在当代剧场发展具有启发和推进意义,也让温馨小品的喜悦,弥漫在剧院舞台上的演员和舞台下观众的情感互动,实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价值。

剧场本身多元的世界观,总吸引拥有不同价值观的观众,跟着人物在梦境般的情境,转化现实中无法抒发的情感。作品打动人之处,在于它触及生活在中国的社会大众所面对婚姻、两性和自我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不同世代演员、观众思索和体验正在这个社会、自身发生的一切。因现代戏剧处理的正是我们所在世界的问题,里面存在的道德问题,既非简单表明是非、好与坏,而是通过情节揭示来反映人在不同年龄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迈过芳华岁月的知识女性,魅力是否还能像西沈的太阳再起,实为青春男女所不懂的空虚寂寞。

过去,惯于把“女性必然将妻子和母亲划上等号”,但吕丽萍所扮演的女主角跳脱一贯的现实逻辑和表现手法,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索单身的年长女性,面对身为母亲、奶奶的身份时,又该如何面对自我情感嬗变的心境转变。作品打破剧院中所熟的家庭伦理和婚姻神圣的团圆形式,通过与儿子、孙女的聊天、斗嘴塑造在舞台上所看不见的另外一个家庭(媳妇、儿子与孙女小野的家),触及陌生化的身体语言及自我价值,实为作品终极层面想回应的现代性。

尤其是,司机老楚与女主人公之间跨越年龄、雇佣的亲密关系,实为繁忙快速的都会生活中稀有的情感。尽管,老妇人的儿子尽力以行动表达对母亲的孝心,可是通过勤恳务实的老楚帮衬,形成两相对照的亲子关系,在情节中显得自然而不做作的情感。由此可见老楚的存在,在戏剧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老妇人面对前夫即将再婚的消息,以及前男友(院士)回头求婚的纠结情愫,老楚总能自在地面对老妇、她的儿子和电话另一头的院士,使得平铺直叙的戏剧情节正慢慢推向高潮。

直到故事的结尾,朝气蓬勃的小野在奶奶和父亲的鼓励下,选择不读大学而去展开不可知的人生冒险,而且儿子与媳妇也寻得新的相处之道,相形之下独自在客厅沈沈睡去的老妇显得青春不再。就算在儿子、孙女和老楚都积极鼓吹她再婚时,深感自己已像飞逝的光阴,无法再走遍天涯,甚至不知能否登上人生中的新高峰,所以她选择以理性化身的决定,让自己与院士间暧昧状态戛然中断。隽永之情随著昏黄的灯光在剧场中暗去,彷佛耳畔哼起《老情歌》的歌词:“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

摄影:Madalina Gheorghe李娜(罗马尼亚)

11月28号贴文二之一:《偷吃禁果后》/彭怡云(台湾)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从《爱情喜剧》起,就大胆在戏剧中埋下语境与文本自身的矛盾,以标题带着反讽意义揭示悖论重重的爱情与婚姻的内在矛盾性。阅读剧本时,常在看到两性三角关系(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的铺陈之后,忍不住对剧中女性所经历的爱情或婚姻提问——究竟这是讴歌还是哀悼呢?

尤其是,《玩偶之家》最后一笔,“传来关门的一声砰”这句舞台说明,表明娜拉决心打破“女人必然等于妻子和母亲的化身”这个魔咒,并试图找出另外一条路。她不想继续再当会走路的玩偶,只好断然离开丈夫海尔默为她及孩子们打造的游戏间,大胆投入以父权之名建构的男性社会。作品描写家庭受制于这个社会体制,而且易卜生安排结局的不确定性,让当时已习惯在剧院中所见普及的家庭伦理与婚姻神圣的团圆形式备受挑战。

以1889年《玩偶之家》在英国首演之后,参与演出娜拉一角而声名大噪的演员珍娜‧阿彻琪(Janet Achurch),在7月受访时的谈话,可为现代的男男女女在婚姻中找到某些道理:
“真正需要做的尽可能不鲁莽地踏入婚姻,如果双方只是一时热情冲昏头,而缺乏任何志趣与个性上相似之处,那么这样的草率婚姻,只是预备让你以后经历一场可怕的觉醒。”(Janet Acurch on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Nora, July 1889, in Michael Egan ed., Ibs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2),p.125.)

从易卜生笔下鲜明性格的新女性,看似皆被赋予反抗传统的觉醒解放精神,使得当时及日后的女性深受感动,并从他对自然“人性”的深刻反省中汲取丰富的启示。即便如此,她们在彻头彻尾的男性社会里,“解放”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由父亲启蒙或男性界定),尚未真正渗透到生命里。进一步观察,会注意到易卜生的女性角色呼应女性主义者所称,在父权社会受到压迫的不是女人,而是母亲。

把母性发扬光大的都是在生理意义上不是生育孩子的女人,像《玩偶之家》中的林德太太、《小艾欧夫》的艾欧夫;反倒是,真正具备母亲身份者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小艾欧夫》的瑞塔,反而因为自己备受压抑而寻求出口时放弃传统母亲的天职。易卜生有感于女性遭遇的精神冲突,所以在《玩偶之家》的创作笔记里,就曾这样描写母亲们:
“在现代社会中,一位母亲就像某种昆虫一样,当她完成了繁衍后代的职责之后,她就出走,死去了。爱生命,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偶尔温顺地放弃她自己的想法。突然又感到焦虑、恐惧。她必须独自承担那一切。灾难最后无可避免、冷酷无情地来临了。内心绝望,冲突,终至毁灭。”([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创作札记》,收入《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11-412页。)

女性身为母亲时,总游离在自我和母亲的角色里,然当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时,其实我们可能是以男性思维在考虑女性问题而不自知。而这源于十七世纪因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推动着现代文明开始以理性化解读世界的思维方式。导致当代观众在电影院或剧院里,也习惯以智性去观看和理解作品,自然无法忘却自身的存在,无法放松享受戏剧,更遑论与人类普遍的情感经验产生连结。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输,在人生的起跑线》/彭怡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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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是中国孩子最重要的高考日(每年六月七日和八日为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同时也是台湾和大陆的学生毕业季,所以平面、网路与自媒体几乎三句不离此话题。恰恰好本期主题与此相关,按捺不住想聊聊,让我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数学。因为本人的脑子只有“数字”,既未曾真正理解三维概念,当然也谈不上数“学”,然不得不承认它对我的生命转化,起了关键作用。华人社会中,特别爱引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为立志或广告标语,但对每一位拥有独立生命史的个体来说,到底哪儿是起跑线,哪儿是终点线,面对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算是输,或怎么样算是赢呢?

五育并行的学校教育,在升学主义引导下,人的价值竟体现在数字转化成的人际关系上,对尚未养成独立人格的孩童来说,实属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挑战。非优秀人才,却在15岁时意外考取地区明星高中,明知自己再怎么努力,大学联招都不可能突破台湾大学联招的数学高标线。虽然,能以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择一补足自己的学科弱项,可金牛座的执着,外加不知哪来的勇气,竟说服母亲别让个人爱好成为升学的工具。可想而知,高中三年数学的学期总成绩都不曾达到及格线,师长和爸妈为此头疼不已。然有谁在乎爸妈为了我花掉多少补习费和家教费,或者有谁在乎我为了搞懂简单的数学概念,平均一天得至少超过花四小时,一星期得花至少三十小时,与基本观念、其背后的数字、数算建立情感。同时,还得应付其他升学科目与日常作息,但成绩总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对数学习题举一反三。

可大学一年级的逻辑课程竟瞬间打通高中耗了三年光阴的问题,尽管错过挤进排名更前的学校机会,但当时的喜悦却已不足向外人道也。就读戏剧硕士期间,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的实力,自修参与台湾各类金融证照考试,发现当年原来数学成绩不佳,竟然是无法明白数字与数学符号结合后所要传达的数学概念。紧接着,好胜又胆小的性格,在硕士毕业后再度意外挤进在台湾排名稳健的金融集团上班,与一群拥有亮丽海外学历与商学背景的同事,开会学习市场经济、股票走势、金融衍生商品,终日追著数字绩效,顿时察觉热爱戏剧的自己,就算能日夜加班来填充基本常识,甚至工作成果能换得长官的称赞,办公室同仁的认可,但却迷失在社会期待与虚荣心作祟,完全遗忘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最终,按了暂停键,再次思索迟来的觉悟。如果一切重新来过,真的就会不一样吗?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假设确有其可能性,但明了在当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叶丙成在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拿掉标签,还剩下什么?”勉励台大毕业生“放下台大标签”,不要再为社会期待的头衔而活,而是活出个人价值。不禁想起,一再从数学不及格的挫折中爬起再来的经验,确实学会面对困难挑战的极大耐性。迎向挑战的第一步,巨大的不安和焦虑,往往超越真实的发生,然选择踏出就是争取改变的可能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青春待续之风尘三侠》/彭怡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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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陈玉珊以台湾1990年代校园爱情、青春怀旧为题材拍摄的喜剧电影《我的少女时代》(Our Times),勾起本人惨绿的青春岁月。苦闷的中学生活,每天拥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考卷和赶不完的补习班,然正在发育的花漾少女,不是只有长脑袋,还有长青春痘一类莫名奇妙的哀愁。被填满的时间表,常连吃饭、运动和睡眠都不规律,抽空阅读香港小说、日本漫画,以及周末泡二轮电影院,为终日纠缠于考卷分数、校内排名和升学压力的女孩打开了另一扇,看见不同世界的窗户。

阿瑟‧密勒曾说:“因失去了过幸福生活的机会,(剧作中)的主人公和他的观众们都试图运用崭新的现代生活材料去修复和重建它。”((美)阿瑟‧密勒著,郭继德等译:《阿瑟‧密勒论戏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65页)。对专注书写和创作者来说,作品既是他们的个体记忆,也是他们寻找回不去的青春印记。1993年,陈可辛和李志毅联合执导的香港电影《风尘三侠》(英文:Tom, Dick & Hairy),似乎就说着社会异化中,人无法在其中上找到自己满意角色的过程,也述说生活在香港尖沙咀的芸芸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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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音唱出凤飞飞原唱作品《说不出的快乐》带出陈大文(梁朝伟饰)的旁白
,即可察觉两位男性导演的手法。展开故事时间点(陈大文结婚当天)娓娓道来百日前的戏剧性变化。他与自小一块长大的程仁(梁家辉饰)、广东移居香港的表哥毛周朱(郑丹瑞饰)合租一唐(香港唐楼的居室),但三个大男生面对情感却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以男性生理欲望展开看似荒诞却真实的情感纠葛,在银行上班的阿文与女友Joyce(刘锦玲饰)19岁奠下的情感基础,却不敌外在的物质和虚荣,直到结婚当天都迟迟不敢拒绝女友的各种要求。不被好友们祝福的婚礼,加上逐渐变质的爱情,徘徊在现实的无奈,只好到夜总会寻欢发泄,却意外爱上夜总会女郎Cat(柏安妮饰),然婚期将近迫使阿文陷入抉择。

剧中另一主角,任职旅游业的程仁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特别享受有性无爱的无负担爱情,看似不拘泥世俗道德,与女友惠芳(袁咏仪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永远都在夜晚寻不得其他良伴时,阿仁才愿意打电话给惠芳。这样的关系就这样维系着,直到爱慕阿仁的珠珠(阿文妹,朱茵饰)从美返回香港后,才逐渐打破僵局。如单线观察会以为珠珠是单恋阿仁,可有意思之处,阿仁房里挂着唯一的女性个照即是珠珠,碍于她是好友妹妹不可逾举的情况,所以阿仁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爱情未曾真正表态。直到惠芳再也忍受不了他的态度,选择远去的那晚,阿仁与珠珠深谈后才知自己一直深爱女友,却从不知如何向喜欢的人表露埋藏心底的话语,当想表达爱意时惊觉依人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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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朱是本片三个男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也由我所欣赏的港星郑丹瑞饰演。他将单身想恋又带点乡巴佬的土样表现得惟妙惟肖,剧情安排毛周朱一直把学法文当成学英文,又喜欢像女神般的周慧敏,所以常被室友嘲笑;参加香港的相亲活动,认识失婚男人Michelle(周文健饰),每晚通两小时的电话,差点弄出同性恋疑云。最后,阿朱在某次高大尚的相亲聚会中,在众多炫耀出身、经济条件的男女面前,优雅地以法文向法国服务员点菜,获得长相与周慧敏十分相似的女性Francis(周慧敏饰)亲睐相恋,实在跌破众人的眼镜,当然也让他的另外两位室友阿文和阿仁艳羡。

故事结束在陈大文的婚礼上,除好友程仁怂恿外,教堂牧师的脸转换成阿仁内心的欲望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大胆拒绝了娶Joyce的决定;三个男人分别选择自己所爱(阿仁单身),稳定的日子里仍定期相约上夜总会聚会,然后在一起藉捐血来检测自己是否得病。按戏剧手法安排,这部作品是香港通俗喜剧的老套路,但我总爱定时重温剧情。1990年代的台湾依旧非常保守,中学名校多半是男女分校,如有学生情侣手牵手走在路上,必会引来众人侧目和耳语。以我的母校为例,已毕业多年的学姐,学校于其结婚前夕,接获其未来婆婆请求调阅她在校成绩,在注重个资(编按:个人资料)的此刻校方必会回绝此请求。诡谲之处,当时师长竟以此事件为诫,殷殷教诲尚未成年的女孩们得端正品行和在学表现,避免在婚姻纪录表上留下差评。如今台湾新生代导演们,以诙谐幽默的表现形式呈现那个压抑年代的轻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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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和李志毅联合执导的香港叙事风格,冲击观影的台湾受众所处的社会价值,比如说剧情中谈到婚姻的抉择,选择一位自己所爱的烟花女子,还是世俗认定条件匹配但不爱的老情人呢;没条件的单身汉,与失恋男子间的暧昧关系;进出夜总会寻找性欢乐的男子需求等,几乎是潜藏在文化道统教条下的潜台词,尽全搬上台面来讨论。其他如《记得香蕉成熟时》、《金枝玉叶》等作品,皆看似嘻笑欢乐,却带着香港那一代人(导演、编剧和演员们)曾拥有的生存形式,挟带青春无限的完整性。当今创作尤其注重,他者(含观众等)的参与,尽管这一直是戏剧技巧中首重环节,然美妙之处,它不仅仅在说故事中人物的故事,也说着写故事者的故事和听故事者的故事,而这画面就宛如今年(2016)春季,美国女艺术家汉密尔顿在《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在西栅景区国乐戏院定制新作《唧唧复唧唧》,萦绕在灯光中的织布机/戏剧舞台/戏剧座椅/舞台上中走动群众的织线 。

摄影:彭怡云(中国)
照片说明:《唧唧复唧唧》的织线。

《风尘三侠》影片链接:按这里(youtube)或按这里(腾讯)

《一场108分14秒的恋爱–》/彭怡云(寄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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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饼侠》是1982年出生吉林省,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身兼音乐人、主持人、演员多重身份,董成鹏(又名大鹏)执导的电影作品,于2015年7月17日正式在中国上映。剧情描述人气爆红的屌丝男演员大鹏,预计向女友献上钻戒前晚,与助理同泡了夜店,返家前夕一副醉态遇上路人,竟被拍下激吻粉丝、扭打成团的丑态,一夜晒在网上,顿时跌落事业与人生的低谷。正值事业低谷,又搞丢钻戒的当口,既穷又窘的男主角,碰上原本就想以金钱诱惑他假借拍片追求女明星(杜潇潇)的黑道大哥,此时,名正言顺低胁迫他在短时间完成拍摄巨星云集的电影,一圆自己追求女星的私欲,否则得马上偿还钜额资金(一千万人民币)。迫于无奈的大鹏,只得想办法完成。

没资金、没人气、没公司援助的情况,原想靠著友情邀约圈内明星来拍片,但大家纷纷找了理由避之不及,唯恐深受丑闻波及,正不知如何是好,又灰头土脸低坐在路边小摊与助理尝著烤肉串,遇上长期偷拍他的狗仔记者来道别,因没拍到重大头条新闻画面丢工作而不能再见而心生感伤,却意外掀起大鹏借“偷拍”概念完成电影拍摄的念头。故事到此,聚集了所谓不成功又不出名的北漂寻梦的男导演、女演员、男狗仔(胡来)、男群演(马涛)。展开了电影拍摄的前置作业,紧接著是拍摄脚本、情景桥段、群众演员等等细节的安排,然戏中戏之精华,即是男主角爆料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卖煎饼的大妈,所以从小渴望成为英雄–“煎饼侠”,拯救世界,作为“北漂”和拍摄电影初衷的诠释。

电影时间53分钟57秒时,以英雄梦想,召唤剧中其他没没无名演员的心愿,当然也牵动著观影者的心思,连镜头画面都融入美国超人系列电影、周星驰式电影和2010年以来《人在囧途》系列叙事手法;运用戏剧圈人士略知一二的术语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吴君如、曾志伟等表演手法来引起共鸣。由于“假定性”是构成戏剧独特的审美形式(高行健、方梓勳,《论戏剧》(台北:联经出版社,2010年),页70),所以通过舞台剧、电视剧或电影等传播媒介,达到这项前提,皆需要靠观众的想象完成。观众的趣味就成为戏剧创作共性,连理论家威廉‧阿契尔(William Archer,1856-1924)都曾指出:“当剧作者把作品时间限制在两三小时之内,已在讨好观众了”((美)乔治‧贝克著,余上沅译:《戏剧技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页483)。为超越好莱坞电影模式,创作者纷纷学习用华人观众容易懂的话,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那么《煎饼侠》就是这样一部中国代表作品。

以(中国)网路用语“屌丝”嘲讽自己(导演、演员或观众)相对于“高富帅”、“白富美”的社会成功者,通过知名艺人的镜头烘托,反衬面对远大抱负的内心矛盾、惶恐和冲突,还有源自没有足够金钱来支撑自己的梦想和骨气,确实显得故事情节单一而异常简单。可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渴望搏命熬夜追梦、为爱燃烧生命,到头来,家境不够富裕,只得乖乖窝在看似稳定的工作岗位,支撑日常开销和成家基金;青年男女在校园里爱得死去活来,幸运者毕业即互定终生,不然就是掉入爱情漩涡不得自拔,再不然就是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抹去两人相视、热恋的甜蜜回忆,渐渐不敢回想年轻时的梦想,甚至不敢回想年轻时清瘦曼妙的身材,但戏剧可以为大家订制一场“恋爱”。

在戏剧的世界里,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对象(专属明星),甚至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爱安排类型(悬疑、科幻、喜剧、武侠等),也可依据自己的时间挑选作品长度(短片、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等),更可以反覆播放、停格,满足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时想扮演超人、模特儿、外星人的欲望,不必等到歌手演唱会、明星见面会、动漫网游会,或者是万圣节,就能随时随地cosplay,感觉到既兴奋又显得悲伤。因为,现实环境、时空背景往往限制个人无限的可能性,仅能在戏剧世界里胡思乱想,但为“贺尔蒙”创造108分14秒的无限,远较刻意期待自己所爱的另一半为自己添购玫瑰花束、摆设圣诞烛光来得容易,套句电视剧台词:“没有爱,就没有恨。”生活中,常把个人的期待投射在另一人身上,导致无法达成的失落或争执,何不藉由戏剧,创造属于自己、两人或多人交流的浪漫时光呢?

(电影《煎饼侠》剧照,摘自网络)

附:《煎饼侠》在Youtube的链接:按这里

《心生活》/彭怡云(寄自中国)

270915 PL Tan 19
近几年,台湾艺术教育推广,“五感”成为其中重要环节。其意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压)觉,藉由刺激,增加人体对于眼、耳、鼻、口舌和皮肤对外界的感受。以“耳”为例,处在科技围绕的人们,已无一刻安静。乘载旅客货物的飞机商船声、缩短东西南北距离的高铁火车声、穿梭大街小巷的汽机车声、轻快都会节奏的捷运轻轨,踏入其中,有各种广播声、电视声、叫卖声、谈话声、唱歌声、跳舞声,不时还有工程维修声。想躲开,戴上耳机,其实只是假装存在于另外一种声音里。

是的,戴上耳机,几乎已成都会中潮流的另一种新打扮。下回,来台北搭捷运,你会发现里面热闹得无一刻安静。当人心处在运动状态,是无法真正“看见”、“听见”、“闻到”、“品尝”、“敏感”。如果,五感被麻痹了,那么就会对他人传递的讯息,反应迟钝。无法正确接收他者的善意,是否就变成“无礼”呢?所以,习惯越精致的美感,也就意味着现代人逐渐忽略原始本能,甚至不习惯未添加香料,无味、无色的所谓“天然”的表达呢?那么,也意味着解读者,对于传达者的原意自行添色加味,以达到所谓的“沟通”,或许转述的过程中已曲解了他者的用意。

然而,他者,是谁呢?在本文所指涉的他者,即是相对于自身以外的其他人,从同一语言的他者、不同语言的他者到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等元素所形成的他者。以居住在西部的台湾赛夏族(原住民部落)矮灵祭为例,现存族群大致分布在两大区域:一在五峰乡,称为北群;另一在南庄向天湖附近,称为南群。古老的神话传说,很久以前,有一群居住在Maybalay山(今新竹五峰乡上坪溪上游右岸)半山腰岩洞内的族人,身高虽仅有三尺,但臂力强,而且擅长巫术,所以与之为邻的赛夏族人很怕他们;不过,由于矮人能歌善舞,所以赛夏族人每年到了稻栗收获举行祭典时,都会邀请矮人一同唱歌跳舞。

只是,矮人在歌舞之余,经常借机侵犯夏赛族的妇女,而矮人又善于隐身之术,所以赛夏人不易查到证据,往往在祭典过后,才发现有许多赛夏族妇女都怀孕了。因此,赛夏族人对于矮人的怨恨便日益加深。直到有一年的祭典,矮人又在调戏夏赛族的妇女时,恰巧被赛夏族人看见,赛夏族人已忍无可忍了,乃绞尽脑汁设想计策,于是,他们暗中把矮人回途时,常爬上去休息的枇杷树先砍断一半,再用泥将树的缺口遮掩起来。果真,矮人们依着旧习惯,一个一个爬到枇杷树上休息,就在矮人们都来不及反应时,枇杷树便瞬间倒下,矮人们一个一个都跌落深渊内而淹死了,只有两个矮人幸免于难。这两位矮人虽知是赛夏族人设计害了他们的族人,但人单势薄也无可奈何,乃决定往东方离去,离开前,还将祭歌与舞步教授给赛夏族人。

只是,赛夏族人虽除去了心头大患,内心却感到不安,于是开始祭祀矮人,安抚他们的灵魂,以解彼此的仇恨。从此以后,就在秋收之后的月圆夜里,赛夏族人不断的唱着、跳着,邀请矮灵归来,再一次与赛夏族人同乐,并在歌声中请求矮灵的原谅与赐福。

矮灵祭原是每年举行一次,大约在农历十月十五日进行。每两年旱稻已收三分之一后所举行,在赛夏族人心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具有非常特殊的异质要素,是以异族矮灵为核心的祭仪。分为五部分,即迎灵、招灵、娱灵、逐灵、送灵。每一部份占一夜,正中的一夜娱灵为本祭,须排在秋割月之望夜,正值旱稻收获之时。在五段祭仪前后复有附加的仪节,每一段祭仪由日斜或日暮前开始,至翌日日出后完毕,故每段祭仪虽只占一夜,实刖跨于两天,所以全部祭期有六天。然而,日治时期,因政府明文禁止,遂改为每两年举行一小祭,每十年举行一大祭。部落祭典仪式,因经历不同的国家意识、族群政策,原意在保护逐渐流失的原住民文化,不可避免低活动已成为当地盛大的观光活动,不解活动初衷的观光客,还错把祭典当成“阿美族的丰年祭”。以为原住民的唱歌跳舞仪式,都只为了欢乐,这对赛夏族人而言,的确是很失礼的行为。

然而,五感的艺术推动,意图让身为现代人的我们,通过丰富的知识传递、情感交流,在快速流动的时间里,停下来聆听内心的状态,了解自己和他人真正的需要,避免采取语言、肢体等各种形式的暴力方式传递,因无法被满足的需要,而选择以愤怒的无礼行为宣泄。这是真正的礼貌,真正的心生活。

(摄影:PL Tan)

《神未必这样想》/彭怡云(寄自台湾)

120515 Clement
今年的母亲节,因弟弟与我都在外地生活,只能通过通讯软体line向母亲献上祝福。不禁想起2008年新加坡导演梁智强所拍攝的电影《钱不够用2》。剧中通过成家的兄弟三人与母亲在生活中互动,反映新加坡现代化社会因科技发达后延长的生命,是否能被有尊严地对待,以及终日操烦自身工作、家庭琐事的子女该如何回报亲恩。诙谐的悲喜剧,直白道出华人社会里,由于脱离家族制的生产工作模式,投入现代化城市的工业生产链,失去紧密的人际互动外,更重要的是,缺乏足够人力来安顿病痛缠身又年迈的母亲身心状态,所以观影后,总难免对照台湾青壮年陷入的最大生活焦虑。

以我家为例,已花甲的爸妈,两佬每天的生活重心,由于尚未有孙子或孙女可操烦,从早晨带著狗宝贝黑妞散步、细心浇灌花圃植栽展开,除三餐定时外,其馀时间就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至傍晚五点必定准时到舅舅家陪伴高龄95岁的外婆做晚课(念佛经)。然这般规律的生活节奏,听起来颇适合退休后的生涯规划,直到母亲最好的大学同学今年初,因脑癌被发现后两年病逝的噩耗传来。

不管是电话中,亦或者是面对面的谈话中,母亲总是叨叨絮絮低谈著同学们退休后,陆续生病的遗憾。跌落回忆,彷佛她们仍然是20来岁的小姑娘。身为子女,因无法常伴左右,就这样听著,心里再担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常口头邀请爸妈外出旅游转移注意力,然深知外婆年岁渐增,纵使看护随身陪伴,母亲依旧不愿意远行。特别是,她的同学过世时,年迈的母亲依旧健在,更强化了爸妈对身体保健和老年照护中心的关注。

台湾古语有言:“棺材装的是死人而非老人”。也印证现代人的居住环境、三餐饮食越加精致,外加作息不规律和运动量不足,引发的文明现象,导致社会需要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医药研发、机构增设和人才培训等庞杂的医疗网。苗栗县,既是童年成长的外婆家,也是爸妈退休选择常居的生活环境,位于台湾西北部的观光城市。没有庞大的工厂群,环山靠海暨蓝天绿地,此般曼妙的生活情调,如何不吸引忙碌的都会人前来度假?所谓鱼与熊掌无法兼得,那么也意味著,这儿缺少留住年轻人升学和就业的机会。

选择定居大都会的台湾青年,面向壮年时辛苦掙來的每一分錢,除了得應付房贷、车贷,还有尚未成年的子女所需的教育、医药等零零总总的费用。白日忙工作,夜晚忙家里,身心已如陀螺般旋转著。尚不知时间属于谁,如又面对习惯乡间生活又不愿意迁居都会狭小公寓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因年迈产生的身体机能退化或重大疾病等情况时,真是非常煎熬的状态。

为了解决上述因人力不足引发的家庭遗憾,开放远从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的外籍看护,已經成為台湾照顾高龄人群的解决方法之一。《钱不够用2》结尾因财力不足,陷入母亲和女儿只有一人能接受医疗的窘境。尽管,台湾高龄社会照护问题,金钱或许是一个环节,然身体和心灵的照顾的迫切远胜前者。返回苗栗时,总在社区与公园瞧见挤满外籍看护和她们照顾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从外地远来的台湾工作的看护们,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即是和其他同乡聚在一起闲聊,因语言不同,根本插不上话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只能傻坐在轮椅上发呆或晒太阳,远较住在有规划的安养中心或者高龄社区的长者缺乏足够的身心慰藉。尽管,长者住在熟悉的家里,因日常生活环境缺乏完善的健身设备、医护人员及社工,常引发长者跌倒、昏倒等重大伤害或者家人不堪疲惫照顾引发的心理压力。或许身处这样的生活情境里,母亲节前夕,当爸妈提及晚年如行动不便时,提出希望前往专业的养护中心时,心里陷入前所未有的纠结情绪,但也让我更加关注老年人健康问题最核心的身心关照。

(摄影:Clement)